一、加入WTO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邵冰[1]（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孙舒[2]（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蒋鹏飞[3]（2020）在《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文中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开放、贸易壁垒减少、交通和通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生产和销售成本降低,以全球垂直生产网络扩大为特征的生产新模式出现,全球经济日益围绕全球价值链构建。跨国公司通过FDI和外包将达到一定程度标准化的活动环节配置到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国家或地区。FDI、外包和全球采购构建起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大量引进外资并发展加工贸易,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贸易规模很大,但由于加工贸易占比较高,中国整体上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转移至中国的同时,许多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进入中国,污染转移,加重中国生态环境的负担。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逆全球化趋势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引进外资的困难进一步加大。面临这样的形势,正确认识FDI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GVC分工地位有助于中国制定合理的FDI政策、优化引资结构、提升FDI质量、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扩大经济收入和促进经济增长。GVC分工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FDI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的融合与发展中有关FDI影响国际分工的分析,在GVC背景下,基本仍是适用的,只是由对最终品分工转变为对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分工。各国或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影响国际分工,FDI通过各国或各地区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国际分工产生影响。根据比较优势的定义,一国或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受本国和外国因素影响,如一国在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比较优势受该国和外国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影响,一国在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受该国和外国要素禀赋影响。在静态分析中,FDI东道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和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水平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FDI不会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在动态分析中,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高端和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改变东道国具有生产率比较优势的活动环节,从而改变东道国GVC分工地位。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改变东道国具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活动环节,从而改变东道国GVC分工地位。以往有关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影响的研究主要考虑FDI通过改变东道国技术进而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鲜有文献基于国际分工的基础比较优势分析FDI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本文分析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四条渠道影响东道国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FDI平均项目规模、技术水平、出口能力显示中国FDI主要流向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中国比较优势、全球消费主体为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力资本较低三方面解释了FDI主要流向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的原因。本文使用2004-2011年的行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FDI总体上提高了中国GVC分工地位。具体机制而言,FDI通过提高中国高端活动环节与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之比,使中国的GVC分工地位提高。2004-2011年,FDI主要集中于低端活动环节,FDI主要采取垂直无形资产转移而非水平无形资产转移提高了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并且FDI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使得中国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趋于一致,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逐步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提高。FDI通过提高母国高端活动环节与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之比,使中国的GVC分工地位下降。跨国公司通过FDI将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转移到中国,跨国公司母公司主要从事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由于出口学习效应,母国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降低。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使得母国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提高,中国的GVC分工地位下降。FDI通过中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对中国GVC分工地位影响不显着。由于FDI主要流入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使母国资本减少的同时,使母国就业减少,导致母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变,进而对中国GVC分工地位没有影响。FDI主要流入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使中国资本增加的同时,使中国就业增加,导致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变,进而对中国GVC分工地位没有影响。本文进一步对不同生产率水平和不同GVC参与度的行业进行分组面板回归,发现FDI对中国较低生产率水平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FDI对中国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负向影响但不显着。FDI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中国行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同,可能是由于相对于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较低生产率水平的行业中,FDI更容易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使中国和母国的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逐步提高,且FDI对前者影响大于后者,从而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与低和中等GVC参与度的行业相比,FDI对中国高GVC参与度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正向影响更显着。这一结果表明只有在GVC参与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才会使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逐步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提高。只有在GVC参与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才会促进母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使中国GVC分工地位降低。且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的作用,因此FDI对中国高GVC参与度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若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FDI的类型则主要是市场寻求型,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使得母国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的下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趋于一致。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有利于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提高。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往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若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母国的资本减少量远远超过就业,阻碍母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有利于中国资本积累,促进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因此,高端环节的FDI通过中国和母国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FDI作为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利用FDI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既要“顺势而为”,也要“造势而为”。中国应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吸引FDI、提高低端环节FDI的利用、促进高端环节FDI的吸收、调整税收制度引导外资流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等。
那振芳[4]（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提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周金凯[5]（2019）在《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中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经贸关系更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发展和失衡问题并存,但贸易失衡问题更为敏感突出。特朗普执政后,尤其对此问题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政策加以解决。中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共识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深入研究中美贸易失衡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但贸易竞争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恰恰正是产业竞争对一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逆差这个总量概念上,以两国间产业竞争为视角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以及美国单纯以贸易逆差的表象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忽略产业竞争因素,是否是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等等,这些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从产业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不仅扩展了贸易失衡的理论研究,为中美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贸易格局战略提供政策制定、评估和改进依据。本文从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参考美国产业就业率、选举政治、中美贸易逆差程度和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等因素选定代表性产业,包括纺织业、塑料和橡胶业、金属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接下来,文章对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代表性产业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与中国全球代表性产业的贸易差额同步变化,二者的比重整体保持平稳,中美贸易逆差变化是相对的。究其原因,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主要是美方贸易统计数据高估、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中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贸易与就业、贸易与产出、贸易与工资的回归模型,通过贸易与利润关系的经验分析,研判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及其分类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产业差异性,以正向影响为主,并未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对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为了佐证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232调查”的主要产品——钢铁和高新技术产品——苹果手机两个典型产业案例,详细剖析了中美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失衡的本质和中美钢铁贸易是否对美国钢铁产业构成竞争与冲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本文通过中美与日美对比分析,以历史事实阐释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客观事实,还是有意为之。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美国以日美贸易失衡冲击其产业为由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要求减少双方贸易差额。当前中国与日本面临的情形看似一样,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包括: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美与日美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日美产业结构以竞争为主,中美产业结构以互补为主;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涉及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主要是日本本土企业;日美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有意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结果表明: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主导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本质不同。因此,美国大肆宣扬中美贸易失衡对其构成“产业冲击”即存在夸大其词,又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论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夸大其词,还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都是为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服务。在中美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产业界不仅鼓吹中美贸易失衡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且直接游说政府和国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此,本文以美国产业界（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为联结,基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美国产业界的态度分析得出:一方面,在美国企业界中,传统“夕阳产业”企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受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较重,是“中国产业冲击”言论的主要制造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则很少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利益集团中,主要关注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如美国劳联-产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纺织产业委员会等。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商会、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等则很少提及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基于美国产业界的态度,本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交往”为主向以“遏制”为主的转变。其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以“交往”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倾向奉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一转变与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即长期以来,美国很难通过“贸易交往政策”全面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发展置于“美国规则”约束下。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改变现有局面,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话题正好成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托辞。综合本文分析,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以“产业冲击”为由,对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并非真的构筑在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基础上。美国有意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一方面为迎合利益集团的诉求,以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大肆炒作该问题,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多措并举应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防止中美金融战等建议。
黄金宇[6]（2018）在《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多边体制的支持者,但最近十多年来日本明显加快了签署FTA的步伐。截止到2018年7月,日本已经完成了17个FTA的签署,8个FTA正在谈判,其中日本-哥伦比亚FTA实质性达成一致,RCEP、日本-加拿大FTA均表示要在2018年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土耳其FTA和中日韩FTA正加紧谈判,实际上只有与海合会和韩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中,尤其是日本-欧盟FTA的签订使日本从落后的状态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排头兵”,与韩国并肩领跑。在FTA谈判中,农业议题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随着FTA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面对日本这样巨大且贸易保护水平很高的农产品市场时FTA谈判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当前国际贸易自由化大潮中,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巨大考验,在不断加强的保护中日益衰落的日本农业已经无力经受自由化的冲击。日本FTA谈判在两难困境下取得了显着效果,既推动了本国FTA谈判进程,又较好地保护了农产品市场,因此对其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值得进行研究。文章以日本FTA进程中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运用“双层博弈”模型总结了五种谈判模式的建立、构成和推广,分析了五种模式产生的历史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现实根源,在对谈判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2006-2015年十年间的农业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形成了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经验。文章认为,日本深入地思考并灵活运用关税手段,通过设置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文章提出了中国在FTA进程中农业议题谈判以及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的建议,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对象国,中国耕地少、农产品竞争力弱等特点与日本类似,如何借鉴日本谈判模式推进FTA值得思考,做到有的放矢,占据有利地位,既保证谈判结果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扩大中国农产品出口。文章分为7章展开。第一章是绪论。说明了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研究意义和目的,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梳理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简要评价。第二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制定等相关理论,建立了FTA协定签署或不签署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国际政治学关于“国家利益至上”理论要求保护农业贸易与国际主流经济学要求建立自由贸易体系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建立了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第三章是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梳理了日本FTA的签订过程,总结了日本FTA的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等五个主要特点,并从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决策体制之间的分歧、国际上的美日同盟以及日本农业保护现状等方面对日本FTA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的谈判模式分析。归纳了日本十多年来在外务省、经产省、农水省等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在FTA具体谈判实践中的五种谈判模式,即: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在双层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上述模式的建立、“赢集”的构成、谈判的探索与实现及复制与推广。第五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日本悠久的农业保护政策构成了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持续低迷、粮食依赖进口、利益集团博弈等经济、外交、政治因素是现实根源。通过对全球化、区域化两个阶段分析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的三个FTA农产品贸易降税模式的比较,直观地说明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讨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第六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和实证分析。在建立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日本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若做出较大让步将面临巨大的农业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因此遵循着尽量不做让步、尽量保护农业核心利益、尽力争取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安全等方面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实证方面,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日本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东盟等12个国家或地区在2006-2015十年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人口规模、贸易距离、人均GDP、实际GDP增长率、农产品生产总额、汇率、物价增长率、是否同盟国、FTA是否生效对日本农产品贸易额和对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影响。在分析中发现关税税率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既对进口价格、数量产生影响,又对进口、出口产生影响,尤其是与FTA是否生效交互发生影响。分析表明农业议题尤其是关税谈判在FTA进程中起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日本通过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谈判经验。第七章是启示与建议。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了中国FTA进展现状和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比较详尽地提出了中国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同时就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分别提出了建议。
朱政[7]（2016）在《论《中国入世议定书》下的“超WTO义务”》文中指出《入世议定书》作为入世谈判的成果,记载了新成员履行多边贸易协议的具体承诺。这些具体承诺不仅包括新成员在现行WTO规则下要遵循的义务,还包括超出现行WTO多边规则标准或范围的“超WTO义务”。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这在国际贸易体制的发展历史上堪称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中国入世议定书》也因包含诸多“超WTO义务”条款一度成为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中国的“超WTO义务”条款开启了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承担“超WTO义务”的新模式,因为在中国入世之前,只有极少数新加入成员承担着极其有限的“超WTO义务”。《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包含的“超WTO义务”条款最多,范围最广,歧视性最强,对国内体制以及WTO法律制度的潜在影响也最深。因此,进一步深化对这些“超WTO义务”条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WTO体制下的“超WTO义务”。该部分分析了与“超WTO义务”相关的重要问题,为下文展开具体分析作铺垫。文章首先对“超WTO义务”的含义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产生“超WTO义务”的原因以及中国入世后“超WTO义务”的新发展。第二部分:中国“超WTO义务”的主要内容。该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具体分析了中国一些重要的“超WTO义务”,通过比较《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具体条款与相应WTO具体协议条款之间的差异,归纳总结出中国“超WTO义务”的内容。第三部分:中国“超WTO义务”的特殊性——以与越南、俄罗斯的对比为例。该部分基于第二部的分析成果,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越南和俄罗斯的“超WTO义务”作为参照对象,分析出中国“超WTO义务”与这两个国家相应“超WTO义务”的差异,进而归纳出中国“超WTO义务”的特殊性。第四部分:中国“超WTO义务”所致影响。该部分又包括中国“超WTO义务”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超WTO义务”对WTO法律制度的影响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了“中国入世的三大核心利益”展开分析,第二部分结合了中国“超WTO义务”的相关内容和特殊性展开论证。第五部分:余论:高标准国际贸易新规则与中国应对。该部分首先对未来国际贸易规则走向进行分析,指出了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是必然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加强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过程中,对新议题和高标准提出自己的观点,努力推动贸易规则朝着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黄锦华[8]（2010）在《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策略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当前的中国已被普遍认为是新兴的“世界工厂”,许多产品上都出现了“中国制造”的标签,然而“在”中国制造并不意味着“由”中国制造。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的研究不难发现,当本土企业仍严重依赖于国外投资者的技术时,“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是不真实的。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跨国汽车公司及全球零部件供应商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中国汽车企业受到不同时期政策及市场需求的影响,选择了合资与自主创新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显现的生命力也不同。因此,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透过治理的视角,旨在回答不同发展模式下中国汽车企业应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问题。作为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全球价值链涉及全球范围内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者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当全球价值链理论用于分析价值链上各个环节以及不同价值链之间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时,它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结构,为研究数据的产生提供一个启发性的框架；当它用于解释全球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以及确定缓解不平等趋势的政策杠杆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因此,全球价值链也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Kaplinsky and Morris,2001）,被广泛用于分析全球价值产业转移、利润分配、产业升级、产业集群、产业政策、扶贫就业等全球化下的热点问题。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全球价值链理论从产业视角重点研究治理和升级问题。升级是价值链分析的重要概念,即通过获取技术能力和市场联系,以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并转移到更高价值的活动。而治理则是价值链分析的核心概念,指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协调,它强调价值链中权力关系及其形成和使用该权力的机构,是讨论升级策略的前提。在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总有某些企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全球生产、物流和分销的组织过程,这些主导企业通过它们构建的治理结构制定各种重要决策,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市场准入与活动范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汽车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装配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相应发生变化,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由此重新解构。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产业一方面因此获得了进入全球汽车生产体系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遇到阻碍价值链升级的困境。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由不同产业政策所驱动,并受全球化和市场需求因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合资模式与自主创新模式。经济发展的内生模型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FDI会为本土企业带来技术溢出,然而,中国的合资汽车企业在嵌入由跨国汽车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后,只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技术能力,在全球市场上获取技术优势仍非常困难,面临着溢出拦截。自主创新企业构建了由自己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但在核心技术、营销、物流及风险资本等高级要素发展能力的培育上,仍需要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作为汽车产业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大多只能以二级或三级供应商的身份嵌入全球价值链,其升级应以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变更为基础,从企业、协会和政府三个层面进行努力。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意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主要梳理了全球价值链治理及升级的相关研究,为全文的分析提供理论框架和基础。第三章探讨了汽车产业全球化生产格局的特征、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第四章首先回顾了中国汽车企业合资模式与自主创新模式的形成过程,然后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对现阶段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第五、第六章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通过跨案例研究和文献研究,分别探讨了中国汽车企业及零部件企业的升级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中国汽车产业升级应重点把握汽车全球价值链的零部件供应与研发环节。从价值链的附加值构成比例中可看出汽车零部件环节在整个汽车价值链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产品研发是汽车工业技术结构的首要环节,在此基础上,汽车制造商才能对零部件进行统筹组装,考虑到研发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提升产业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而从财务的角度看,汽车产业研发环节的投入产出比远远高于制造环节的投入产出比。因此,无论是通过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研发环节都是汽车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掌控了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意味着能够拥有竞争优势,同时也代表了国际竞争力水平的高低。其次,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影响着知识的传递,进而影响升级。知识转移和升级主要受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链上主导企业的战略等制度设置的影响,它们决定了知识流动和升级的速度与方向。企业获取能力的方式可以是通过自身的积累和提高；也可以是在全球价值链上通过出口进行学习以及FDI的溢出效应等方式获得升级。中国汽车产业升级需要重点提高技术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在汽车产业中,产品开发是联结技术和市场的关键环节,只有通过产品开发（即整车开发）,汽车企业才能吸收、改进和应用大量相关技术。也就是说,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技术扩散一定会发生,但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并非是必然、自动、线性和没有成本的。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最主要取决于中国汽车企业为提升本土技术能力所做的努力。最后,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不一定遵循某种既定的路径,不同发展模式下的中国汽车企业所面临的升级困境与策略选择也不相同。事实上,无论是选择哪种发展模式都会遇到升级的阻碍或困境,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升级策略选择。在自主创新模式下,中国本土汽车企业能否在发展初期依靠本土市场所提供的空间来培育难以简单模仿复制、高进入壁垒的技术研发与创新等高级要素发展能力,成为其能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要素,这不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内市场的“保护”策略。而在合资模式下,中国合资汽车企业在俘获型治理关系中的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得到印证,功能升级比较困难,但通过日益明晰的专业化生产与劳动分工,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类产品生产的专业制造商,满足汽车市场需求日益多样化的需要。
陈东[9]（2011）在《评《手把手地教导中国:GATT究竟为何物》——兼论“基督教治下”的WTO法律文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以"有限政府"、"透明度"、"司法审查"、"国民待遇"等核心理念为基石的WTO的规则、体制及价值观根植于"基督教治下的"法律文化,此种文化在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不受大损的前提下已经在中国法治的各个层面获得了某种程度"成功的入侵"。《手把手地教导中国:GATT究竟为何物》一文以典型的西方主流法律职业文风和尖刻辛辣的语言从某个侧面隐晦地展示了这样的"入侵"。WTO对中国法治影响的实质体现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撞,此种对撞在转型期的中国还将长期持续。
刘明[10]（2010）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根本特征。二战以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科学技术大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国际贸易的日趋繁荣,使沟通全球经济的传统桥梁更为牢固、宽广。当它渗入到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势必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今,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题。它对各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拉动作用日益增强,它为全球贸易及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的环境,是经济全球化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具体体现。为此,各国都在顺应发展趋势积极应对,只有在自由贸易中提升本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才能在全球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最大利益。汽车产业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的附加值高、关联度大,对发展我国经济、提高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提高家庭生活水平都有着深远影响。随着中国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汽车业已经融为一体,中国汽车市场已经成为世界汽车市场最重要和最具潜力的部分,我国汽车产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也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国际汽车产业的激烈竞争,如何提高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加快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的整体思路是,根据汽车产业特点、研究目的,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运用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指标评价体系；在搜集、整理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评价,对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国际比较与研究,揭示制约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因素；最后提出提高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对策。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五大部分加以论述：首先是前言部分,主要谈本课题研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为以后的论述做铺垫。第一章：关于二战后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的综述。阐述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过程和趋势、贸易自由化对世界经济及我国汽车业的影响。第二章：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及评价方法。明确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以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为理论研究基石,提出汽车产业竞争力主要研究的问题,以理论模型推导出可以量化的六个评价指标,为提出的观点打基础。第三章：首先介绍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概况。回顾我国汽车业发展历程,针对汽车业发展现状,结合我国汽车出口贸易特点,指出我国汽车出口存在诸如产品档次、价格偏低,出口缺乏一定的规模、市场混乱,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的问题。为进一步研究我国汽车出口竞争力打下基础。接着从我国汽车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出发,运用一些建立在进出口数据基础之上的指标,如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质量竞争力指数、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及产业地位比较等对我国汽车出口做量化分析,并进行国际对比,通过对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我国的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系统分析,找出我国汽车业在国际竞争力上的差距、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面临的障碍。第四章：从转变政府职能、自主创新发展、规模优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节能环保技术、国际化经营水平等六大方面提出提高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二、加入WTO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3）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跨国公司理论 |
| 1.3.2 FDI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
| 1.3.3 FDI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1.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 |
| 2.1.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 2.2 GVC分工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 |
| 2.2.1 GVC分工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GVC分工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GVC分工理论与规模经济理论 |
| 2.3 GVC分工地位的测算 |
| 2.3.1 基于出口产品价格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2 基于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3 侧重技术方面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4 侧重物理方面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4 FDI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的融合与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FDI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概述 |
| 3.1 中国吸引FDI的历史演进及主要特征 |
| 3.1.1 规模导向阶段(1979-1991年) |
| 3.1.2 效率导向阶段(1992-2011年) |
| 3.1.3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FDI流向 |
| 3.2.1 中国FDI主要流向低端环节 |
| 3.2.2 中国FDI主要流向低端环节的原因 |
| 3.3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历史进程 |
| 3.3.1 第一阶段(1979-1991年) |
| 3.3.2 第二阶段(1992-2001年) |
| 3.3.3 第三阶段(2002-2007年) |
| 3.3.4 第四阶段(2008至今) |
| 3.4 中国汽车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历史进程 |
| 3.4.1 中国汽车行业价值链特征 |
| 3.4.2 中国汽车行业GVC分工地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 |
| 4.1 FDI、生产率差异与GVC分工 |
| 4.1.1 生产率差异与GVC分工 |
| 4.1.2 FDI与东道国生产率 |
| 4.1.3 FDI与母国生产率 |
| 4.1.4 FDI、生产率差异与东道国GVC分工地位 |
| 4.2 FDI、要素禀赋差异与GVC分工 |
| 4.2.1 要素禀赋差异与GVC分工 |
| 4.2.2 FDI与东道国要素禀赋 |
| 4.2.3 FDI与母国要素禀赋 |
| 4.2.4 FDI、要素禀赋差异与东道国GVC分工地位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DI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实证研究 |
| 5.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5.2.1 FDI对中国GVC分工地位和参与度的影响 |
| 5.2.2 FDI对中国GVC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2.4 异质性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
| 6.2.2 提高低端环节FDI的利用 |
| 6.2.3 促进高端环节FDI的吸收 |
| 6.2.4 调整税收制度 |
| 6.2.5 提高自主创新 |
| 6.2.6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研究 |
| 1.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
| 1.3.3 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研究 |
| 1.3.4 现有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 1.6 拟创新点 |
| 第2章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 2.1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 |
| 2.1.1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来自制造业 |
| 2.1.2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依据 |
| 2.2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 |
| 2.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差额整体呈上升态势 |
| 2.2.2 中美产业贸易差额占中国全球同类贸易差额的比重保持平稳 |
| 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
| 2.3.1 美方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存在严重高估 |
|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 |
| 2.3.3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美国逐步下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结构性冲击的分析 |
| 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影响 |
| 3.1.1 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现状 |
| 3.1.2 贸易与产出模型 |
| 3.1.3 实证分析 |
| 3.2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影响 |
| 3.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变化分析 |
| 3.2.2 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变化分析 |
| 3.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与产出利润的关系 |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影响 |
| 3.3.1 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现状 |
| 3.3.2 贸易与就业模型 |
| 3.3.3 实证分析 |
| 3.4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影响 |
| 3.4.1 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现状 |
| 3.4.2 贸易与工资模型 |
| 3.4.3 实证分析 |
| 3.5 中美贸易中的典型产业案例分析 |
| 3.5.1 中美钢铁贸易与产业竞争 |
| 3.5.2 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失衡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冲击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与日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 |
| 4.1 日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回顾 |
| 4.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 4.2.1 日美汽车贸易差额是双方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 |
| 4.2.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以直接竞争为主 |
| 4.2.3 日美汽车产业竞争与“自愿出口限制” |
| 4.3 日美半导体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 4.3.1 日美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 4.3.2 日美半导体协定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 |
| 4.4 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异于日美贸易失衡 |
| 4.4.1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日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 |
| 4.4.2 中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同 |
| 4.4.3 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
| 4.4.4 美国对于中日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
| 4.4.5 美国对中日的出口管制程度不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 5.1 美国产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1.1 美国企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1.2 产业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2 美国产业界态度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 5.2.1 美国产业界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路径 |
| 5.2.2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2.3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2.4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 6.1.2 美国宣扬的“产业冲击”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 |
| 6.1.3 日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本质异于中美 |
| 6.1.4 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托辞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 6.2.2 积极应对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为由制造的摩擦 |
| 6.2.3 做好应对美国金融战的准备 |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FTA进程研究 |
| 1.2.2 日本FTA农业贸易问题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 |
| 2.1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 |
| 2.1.1 博弈论 |
| 2.1.2 国际贸易谈判理论 |
| 2.1.3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的联系 |
| 2.2 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 |
| 2.2.1 国家利益理论 |
| 2.2.2 关于农业贸易的相关经济学理论 |
| 2.3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2.3.1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3.2 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第3章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
| 3.1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 |
| 3.2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特点 |
| 3.2.1 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 |
| 3.2.2 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 |
| 3.2.3 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 |
| 3.2.4 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 |
| 3.2.5 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 |
| 3.3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 |
| 3.3.1 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
| 3.3.2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 3.3.3 来自美国因素的影响 |
| 3.3.4 农业保护政策因素的影响 |
| 第4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分析 |
| 4.1 主要政府部门对FTA战略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
| 4.1.1 外务省关于FTA战略的指导方针 |
| 4.1.2 经产省关于FTA战略的基本原则 |
| 4.1.3 农水省关于FTA战略的谈判要点 |
| 4.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一个双层博弈模型 |
| 4.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主要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
| 4.3.1 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2 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3 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 |
| 4.3.4 “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 |
| 4.3.5 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 |
| 第5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 |
| 5.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保护政策 |
| 5.1.1 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2 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一个横向对比 |
| 5.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2.1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 |
| 5.2.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现实根源:经济、外交、政治 |
| 5.3.1 农业持续低迷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经济根源 |
| 5.3.2 粮食依赖进口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外交根源 |
| 5.3.3 利益集团博弈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政治根源 |
| 5.4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未来将促进农业改革 |
| 第6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及实证分析 |
| 6.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分析 |
| 6.1.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建立 |
| 6.1.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的评价 |
| 6.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实证分析 |
| 6.2.1 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的说明 |
| 6.2.3 实证分析过程 |
| 6.2.4 主要结论 |
| 6.3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主要经验 |
| 第7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FTA战略进展情况 |
| 7.1.1 中国FTA战略现状 |
| 7.1.2 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 |
| 7.2 对中国继续推进FTA战略的启示与建议 |
| 7.2.1 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 |
| 7.2.2 推动RCEP进程的建议 |
| 7.2.3 推动中日韩FTA进程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论《中国入世议定书》下的“超WTO义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WTO体制下的“超WTO义务” |
| (一) “超WTO义务”的概念 |
| (二) “超WTO义务”产生的原因 |
| 1.法律层面 |
| 2.国际关系层面 |
| (三) 中国入世：“超WTO”义务的新发展 |
| 二、《中国入世议定书》下“超WTO义务”的主要内容 |
| (一) 市场准入 |
| 1.进出口关税 |
| 2.外商投资 |
| 3.贸易救济措施 |
| (二) 市场经济承诺 |
| 1.由市场力量决定价格 |
| 2.对国有及国家投资企业不施加干预 |
| 3.贸易权的放宽 |
| (三) 国内治理 |
| 1.统一管理 |
| 2.透明度 |
| 3.司法审查 |
| (四) 服务贸易的一般承诺 |
| (五) 知识产权 |
| 三、《中国入世议定书》下“超WTO义务”的特殊性——以与越南、俄罗斯的对比为例 |
| (一) 越南的“超WTO义务” |
| 1.市场准入 |
| 2.市场经济承诺 |
| 3.国内治理 |
| 4.服务贸易的一般承诺 |
| (二) 俄罗斯的“超WTO义务” |
| 1.市场准入 |
| 2.市场经济承诺 |
| 3.国内治理 |
| 4.服务贸易的一般承诺 |
| 5.知识产权 |
| (三) 中国的“超WTO义务”之特殊性 |
| 1.共有承诺的差异 |
| 2.中国独有的义务 |
| 3.中国义务的特殊性 |
| 四、《中国入世议定书》下“超WTO义务”所致影响 |
| (一) 对中国的影响 |
| 1.积极影响 |
| 2.消极影响 |
| (二) 对WTO法律制度的影响 |
| 1.积极影响 |
| 2.消极影响 |
| 五、余论：高标准国际贸易新规则与中国应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策略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基本概念 |
| 一、汽车产业 |
| 二、汽车产业价值链 |
| 三、汽车产业价值链治理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与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分析框架 |
| 二、理论拓展 |
| 三、升级策略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 |
| 一、治理的含义 |
| 二、治理产生的原因 |
| 三、治理的模式 |
| 四、治理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
| 五、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的理论溯源 |
| 一、经济学领域的解释 |
| 二、资源能力学说的观点 |
| 三、其他相关的学说 |
|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研究 |
| 一、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 |
|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的关系 |
| 第四节 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研究 |
| 一、现有研究状况 |
| 二、简要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下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汽车产业全球化的主要趋势 |
| 一、全球汽车产量的高速增长 |
| 二、核心市场依然重要 |
| 三、生产的区域整合日益增强 |
| 四、国家与本土因素的影响继续存在 |
| 第二节 汽车产业的全球价值链 |
| 一、一种嵌套结构 |
| 二、汽车产业中的全球价值链 |
| 第三节 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治理:解决企业间关系的难题 |
| 一、主要汽车生产国治理模式的变革 |
| 二、美国汽车产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变革 |
| 第四节 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
| 一、全球汽车产业中装配商与供应商关系变化的表现 |
| 二、汽车零部件产业的重构 |
| 三、零部件产业中的跟踪设计与跟踪采购 |
| 四、日益重要的全球供应网络 |
| 五、跟踪采购的局限性 |
| 六、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的主要问题 |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 |
| 一、1949年之前的"零起点" |
| 二、1949-1978年的中央计划经济时期 |
| 三、1978-1994年的初步增长阶段 |
| 四、1994-2004年的集中生产阶段 |
| 五、2004年以后的高速增长阶段 |
| 第三节 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判断 |
| 一、汽车产业价值链的构成分析 |
| 二、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判断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发展模式下中国汽车企业的升级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多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回顾 |
| 二、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案例选择标准及数量 |
| 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
| 第三节 案例分析与研究发现 |
| 一、案例企业的基本情况 |
| 二、案例企业的价值链治理与升级实践 |
| 三、不同发展模式下汽车企业的升级困境与策略选择 |
| 第四节 引申讨论 |
| 一、理论启示 |
| 二、实践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球价值链治理下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升级研究 |
| 第一节 汽车全球价值链治理与中国零部件企业升级 |
| 一、汽车企业的配套体系与价值链治理模式 |
| 二、汽车零部件特性与价值链治理模式 |
| 三、不同治理模式下升级的政策支持 |
| 第二节 基于治理模式变更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升级策略 |
| 一、零部件企业能力的提高 |
| 二、行业协会的辅助作用 |
| 三、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的研究结论 |
| 二、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实证调研名单 |
| 附录二 课题调研(访谈)设计 |
| 附录三 典型中高级轿车(2.5-4.0L)零部件分类表 |
| 附录四 中国主要汽车总成和零部件生产企业数量及产量统计 |
| 附录五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评《手把手地教导中国:GATT究竟为何物》——兼论“基督教治下”的WTO法律文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引子:WTO与《马太福音》何干 |
| 一、 《手把手地教导中国:GATT究竟为何物》精要概览 |
| (一) “蜜月期的终结”和汽车零部件案 |
| 1. 案情的发端 |
| 2. 争端焦点 |
| (1) 中国被诉措施的税费性质:“普通关税” (16) 还是“国内税”? |
| (2) 进口汽车零部件的国民待遇/数量限制/当地成分问题。 |
| (二) 专家组及上诉机构报告的“鬼斧神工” |
| 1. 事实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对事实背后的法律信号的敏感度 |
| 2. “金科玉律”究竟该如何适用以及如何“精妙地将事实与法律适用相结合”以论证中国的主张缺乏说服力 |
| 3. 关于条约解释的方法和“基本逻辑” |
| 二、 “基督教治下”的WTO法律文化 |
| (一) 基督教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勾连 |
| 1. 有限政府与个人权利 |
| 2. 契约精神 |
| 3. 理性主义精神 |
| (二) WTO法律文化中的基督教精神 |
| 三、 新千禧年的“入侵” |
| (一)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撞 |
| (二) “有限政府”、“透明度”、“司法审查”及“国民待遇” |
| 1. “透明度” |
| 2. “司法审查” |
| 3. “国民待遇” |
（10）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产业竞争力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产业竞争力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2章 二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
| 2.1 贸易自由化的概念、产生的意义 |
| 2.2 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过程和趋势 |
| 2.2.1 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过程 |
| 2.2.2 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
| 2.3 贸易自由化对世界经济及我国汽车业的影响 |
| 2.3.1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
| 2.3.2 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汽车业的影响 |
| 第3章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及评价方法 |
| 3.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 |
| 3.1.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3.1.2 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石 |
| 3.2 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 |
| 第4章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状况的指标分析及国际比较 |
| 4.1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概况 |
| 4.1.1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汽车出口市场的发展概况 |
| 4.1.3 我国汽车出口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
| 4.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4.2.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国际比较 |
| 4.2.2 RCA指数变化分析 |
| 4.3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
| 4.3.1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国际比较 |
| 4.3.2 贸易竞争指数变化分析 |
| 4.4 国际市场占有率 |
| 4.4.1 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国际比较 |
| 4.4.2 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分析 |
| 4.5 质量竞争力分析 |
| 4.5.1 出口产品附加值大大低于进口产品 |
| 4.5.2 产品质量稳定性与可靠性不高 |
| 4.5.3 技术法规与标准与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 |
| 4.5.4 研发投入与技术改造能力偏低 |
| 4.6 汽车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分析 |
| 4.6.1 汽车产业生产集中度 |
| 4.6.2 汽车产业的生产规模 |
| 4.7 产业地位分析 |
| 4.7.1 在世界汽车生产总量中的地位比较 |
| 4.7.2 国际化地位比较 |
| 4.7.3 国内经济地位比较 |
| 第5章 提高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
| 5.1 自主创新发展战略 |
| 5.1.1 加强产业政策引导，构建技术创新平台 |
| 5.1.2 加大研发投入及财税扶持力度，促进技术研发以及创新成果产业化 |
| 5.1.3 依靠技术创新，实施品牌战略 |
| 5.1.4 建立健全汽车产业技术标准体系，汽车发展竞争与世界接轨 |
| 5.2 规模优化战略 |
| 5.2.1 整合汽车产业实现规模经济 |
| 5.2.2 通过战略联盟促进规模经济，提高汽车工业竞争能力 |
| 5.2.3 构筑有效的行业壁垒，通过制定法规保障规模经济 |
| 5.3 加快相关产业的发展 |
| 5.3.1 加快零部件等配套产业的发展，优化汽车产业供应链 |
| 5.3.2 加强汽车销售服务体系的建设 |
| 5.3.3 延伸汽车产业价值链，重视汽车增值服务 |
| 5.4 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技术，实现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
| 5.4.1 制定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国家战略 |
| 5.4.2 建立财税、金融激励政策体系 |
| 5.4.3 发挥政府采购的示范作用 |
| 5.5 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提升国际经营能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习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加入WTO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3]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D]. 蒋鹏飞. 辽宁大学, 2020(01)
-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5]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D]. 周金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6]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D]. 黄金宇. 辽宁大学, 2018(05)
- [7]论《中国入世议定书》下的“超WTO义务”[D]. 朱政. 南京大学, 2016(06)
- [8]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策略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D]. 黄锦华. 武汉大学, 2010(05)
- [9]评《手把手地教导中国:GATT究竟为何物》——兼论“基督教治下”的WTO法律文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J]. 陈东.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11(03)
- [10]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刘明. 安徽大学, 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