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的机遇和必要的反思——周光召副委员长在《中国基础科学》杂志首发式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赵小平[3]（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提出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黄仁国[4]（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认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刘新芳[5]（2010）在《当代中国科普史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对科普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随着科普事业的发展,研究不断深入。然而,对科普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建国以来科普史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现有研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粗略的描述阶段,缺乏理论的和定量的分析。科普史研究是科普研究的基础。从建国以来我国科普的发展规模与历史积淀来看,科普史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对于科普事业的发展,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主要基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运用语境分析方法和传播学理论,将科普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进行研究。本文以科普内容的变化为线索,将建国以来我国科普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开创与探索阶段（1949-1976）,恢复与发展阶段（1977-1994）,反思探索阶段（1995-2001）,创新发展阶段（2002-至今）;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与比较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以及口述史方法等,具体分析了每个阶段科普语境、科普观以及科普的发展情况;从科普主体、科普内容、科普对象等方面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科普的特点。同时,以科普图书和科普期刊为研究依据,在综合分析基础上,选择典型文本运用计量分析法进行案例分析。最后,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科普创新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以科普内容为依据进行科普史的阶段划分。以往研究对形式关注太多,而内容才是科普的核心要素,一定历史时期的科普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且相对集中。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内容由侧重科技知识到科技知识与科学思想并重到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技知识（简称“四科”）为主,再到“四科+两能力”为主,“两能力”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参与公共决策能力,有着鲜明的历史线索。这种划分方法,更加有利于科普特征的深入分析。二是阶段性案例分析。针对每一历史阶段科普内容的特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科普期刊和科普图书进行计量分析,从而揭示科普的层次与特点。三是科普与其语境的关联性研究。根据每一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分析了科普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科普政治语境侧重于政策分析,经济语境更多从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论述,文化语境侧重于科普观的分析。四是科普观历史演进研究。在历史阶段划分的基础上,考察了每一阶段科普观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尤其是科普政策语境对科普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崔永华[6]（2008）在《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文中指出科技规划,作为从国家层次促进和引导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20世纪20年代首次在前苏联成功实施以来,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世界范围的科技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普遍改变了过去长期采取的对科技发展不干预政策,纷纷制定科技规划或科技计划,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了八次重大科技规划。从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看,这些相继制定的“科技规划”虽反映着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和战略选择,但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相差很大,相比之下,1956年和1986年颁布的科技规划较为成功。但是,关于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较多的是侧重在对科技史（包括政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而对科技规划的研究却很少。因此,本文尝试突破科技史的研究范围,采用“线上串珠”方式,以历史进程为线索,在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四个系统的框架下,对建国以来五个时期的科技规划递嬗和个案进行历史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资益于我国当代。科技发展规划是以科技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科技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勾画未来科技发展以及以科技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蓝图,并通过规划的实施来推动这一蓝图的实现。科技规划的目标、期限、涉及范围、组织实施的机构和方法、评估与调整是构成科技规划的五大要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科技规划体制基本上是因循前苏联的科技规划模式。但是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科技规划体系从未达到与前苏联同等周密完善的程度。“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双百”方针,制定了第一个科技规划（1956-1967）,推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56年科技规划成功实施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化的科学建制、高效的动员机制、留学生的作用、前苏联的援助、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忱和艰苦奋斗精神。这次科技规划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突出国防重工业、轻视基础研究、农业付出沉重代价等局限性。自1957年夏起,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波及到科技规划的实施。一是来自国内。反右扩大化,使被错划为右派的科技人员受到压抑,“双百”方针受到损害；“大跃进”运动中大闹技术革命使科技事业元气大伤。二是来自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中央在1960年冬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科技战线也随即进行调整,颁布“科技宪法”,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十年规划》（1963-1972）确定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的观点。规划方向明确,目标、任务合理,切实可行,执行措施有力,对指导我国科技事业的稳定发展,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国防科技规划特别是“两弹一星”取得巨大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规划的执行基本陷入停顿,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和为实现《十年科学规划》所制定的一些措施,其发生作用的时间并不局限在执行规划的那三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十年科学规划》一直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技规划由“冒进”与调整逐步转变为比较完善的规划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78年,面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邓小平成为科技事业的领路人,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拔乱反正,唤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反映出的浮躁和不切实际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人对于现实认识的深入,1982年对于“八年规划”的全面调整,也就不难理解了。回溯“八年规划”的制定及其调整。从八年规划的制定情况来看,科技和经济互相脱节,没有很好倾听经济专家的意见,没有真正吸收经济专家来参与科技规划制定,也就难以搞好科技规划。只有经济和科技部门共同努力,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规划,才能真正做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世纪80年代,国家确立了“依靠”、“面向”和攀高峰的科技发展方针。90年代,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这一战略。世纪之交,面对知识经济浪潮,我国科技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与完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时期制定实施了多个科学规划,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把科技工作部署为四个层次,真正形成了全面而趋于完善的科技规划体系,即远景规划（15年）→5年滚动计划→专项科技计划→年度计划。其中,《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影响深远,较为成功。这一规划摒弃“赶超”战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突出特点：一是强调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了科技体制改革；二是技术政策的颁布实施,促进了科技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三是相继出台了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面向农村的星火计划、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保证了规划的实施,为国家管理科技活动、配置科技资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科学和技术R&D活动的全球化也在不断加快。加入WTO后,中国的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需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己的创新和突破,从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特点包括：第一,明确国家目标,即为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支持。第二,突出战略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第三,重视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第四,强化制度创新。第五,体现区域特色。第六,注重开放环境,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中找到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位置。同时,规划制定的过程面向国际开放。第七,鼓励公众参与,使得规划制定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本文最后从共性与变化、时间维度、偏误现象等几个角度对建国以来重大科技规划进行整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技规划制定、实施、评估等方面的几点建议：重视技术预见在科技规划中的作用,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要服务国家目标,构建基于Web Services的科技规划专家咨询系统,加强科技规划法制化和程序化建设,建立和完善评估体系和评估制度等。
李庆刚[7]（2002）在《“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跃进”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人们对“大跃进”本身及这一时期所涵盖的诸多历史现象的思索、研究与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并不表明这段历史中已没有问题值得重新检讨、没有新的领域可以开拓。“大跃进”时期的“教育革命”，就是一个久已被人忽视却又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课题。这一时期的“教育革命”，是一教育改革、“跃进”发展的时期，但教育的改革、“跃进”发展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结果。研究这一时期“教育革命”的兴衰发展，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今日教育发展的警示与借鉴，很有意义。论文由导言和正文七章组成。导言部分主要是引出研究对象，界定研究对象并概述国内外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构建论文的框架。 第一章，“教育革命”的提出及“大跃进”前的初步开展。首先，对“教育革命”口号的由来作一概说；其次，分析进行“教育革命”的原因；第三，简述“大跃进”前“教育革命”的初步开展情况。第二章，教育走上“大跃进”之途及“教育革命”的纲领。首先指出1958年4月与6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标志着“教育革命”的开端；然后将“教育革命”中的纲领性文件，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作一简析，指出其对“教育革命”的影响及其经验教训。第三、四、五章是论文的核心。集中论述“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第三章，“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一部分是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考察。首先是考察经典作家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其次考察“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第三是分析建国后重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由及其偏差。第二部分是“拔白旗、插红旗”。简要评述一下反右斗争扩大化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认识与做法；对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观点及实践进行论述；论述红专大辩论，对红专关系作一评析；对“拔白旗、插红旗”的发展线索作一梳理，由于对知识分子打击过多、过大，使师生关系出现了不良发展倾向，学生编写教材、教学大纲和讲义成为是当时一个很大的潮流。第三部分是学校加强党的领导的措施与领导体制的变化。第四部分对当时开始的学制改革作一说明，认为其中包含有多快好省地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很强的政治因素。第四章，“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第一部分是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考察。首先是把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主旨原意弄清楚；然后对新民主主义教育中的教劳结合问题作一史的回顾；再考察建国以来由勤工俭学活动到教劳结合的发展。第二部分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做法进行论述。以当时较流行的“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口号为题，分“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两部分进行分析。同时对教劳结合中发生的劳动<WP=3>过多现象进行考察与评价。第三部分对当时教劳结合引起的问题作剖析。首先概述领导人对教劳结合的理解及偏差，其次主要对当时普遍认为的教劳结合提高了教育质量和促进了学生健康问题进行探究，认为当时劳动占用时间过多，降低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学生健康。第五章，“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三--教育事业的“跃进”发展。第一部分是教育事业“跃进”发展。从纵的及横的两方面对教育的“跃进”发展作一概述；考察人民公社的建立对教育“跃进”发展的影响；分析教育“跃进”发展产生的问题。第二部分是论述教育结构的变化。主要论述毛泽东非正规化教育思想及“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教育结构变化的前提保证；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思想是教育结构变化的思想基础；教育管理权的下放是教育结构改革的体制保证；教育结构变化是科技发展引起的一种潮流；对改变教育结构起关键作用的农业中学大发展的情况作一重点考察。第六章，“教育革命”的调整。第一部分对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对教育革命的“降温”情况作一叙述；主要涉及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纠“左”及教育领域的反映；1月至3月的教育工作会议及纠“左”内容等。第二部分是1959年到1960年的反复。对“反右倾”运动下的教育再次“跃进”及由此引起的1960年教育发展的混乱作一叙述。第三部分概述1961年到1963年的调整。这一过程分两步来说明：教育领域调整的轨迹；调整的主要内容。第七章，“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的经验教训。第一部分对“教育革命”的得失作一总体评价，认为“教育革命”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教育改革，失误大于成绩，教训多于经验。第二部分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教训。主要涉及教育改革要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教育改革要顺应先进教育的前进方向；教育改革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等。
二、我们的机遇和必要的反思——周光召副委员长在《中国基础科学》杂志首发式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们的机遇和必要的反思——周光召副委员长在《中国基础科学》杂志首发式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第一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第一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第二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第三节 |
|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第四节 |
|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第二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第一节 |
|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第二节 |
| 中国代表团访美 第三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第一节 |
|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二节 |
|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三节 |
|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第四节 |
|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第五节 |
|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第六节 |
|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第四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第一节 |
|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第二节 |
|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第三节 |
|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第四节 |
|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第五节 |
|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第六节 |
|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第五章 |
|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第一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第二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第三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第四节 |
|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5）当代中国科普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2 当代中国科普史研究现状与思考 |
| 1.3 本文研究范围 |
| 1.3.1 "科普"的概念界定 |
| 1.3.2 本文研究范围 |
| 1.4 研究架构与方法 |
| 1.4.1 研究架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科普事业的开创与探索阶段(1949-1976) |
| 2.1 共和国科普事业复兴的新语境 |
| 2.1.1 政治语境 |
| 2.1.2 经济语境 |
| 2.1.3 文化语境 |
| 2.2 科普工作的开创与探索 |
| 2.2.1 科普组织的开拓 |
| 2.2.1.1 科普局的探索 |
| 2.2.1.2 全国科普协会的推动 |
| 2.2.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工作 |
| 2.2.2 科普读物的多样性 |
| 2.2.2.1 科普期刊统计分析 |
| 2.2.2.2 科普图书统计研究 |
| 2.2.2.3 《十万个为什么》个案分析 |
| 2.3 1949-1976中国科普特征分析 |
| 2.3.1 科普内容以基本科学技术知识为主 |
| 2.3.2 科普的受众以工人和农民为主 |
| 2.3.3 科普的主体以政府、中国科协与科技工作者为主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科普事业的恢复与发展阶段(1977-1994) |
| 3.1 共和国科普语境的转换 |
| 3.1.1 政治语境 |
| 3.1.2 经济语境 |
| 3.1.3 文化语境 |
| 3.2 科普工作的发展 |
| 3.2.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普及 |
| 3.2.1.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普及成果统计 |
| 3.2.1.2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影响 |
| 3.2.2 科普读物的繁荣与波折 |
| 3.2.2.1 科普期刊的统计分析 |
| 3.2.2.2 科普图书分析 |
| 3.2.2.3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个案研究 |
| 3.3 1977-1994 科普工作特征分析 |
| 3.3.1 科普内容拓展为科技知识和科学思想的普及 |
| 3.3.2 科普主体以政府、科协和科技工作者为主 |
| 3.3.3 科普受众以农民、干部和青少年为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科普事业的反思探索阶段(1995-2001) |
| 4.1 传统科普向现代科普转型的动因 |
| 4.1.1 党和政府的推动 |
| 4.1.2 传统科普观的转型与创新 |
| 4.1.2.1 传统科普观的特征与现实困境 |
| 4.1.2.2 基于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科普观的形成 |
| 4.2 科普工作的创新 |
| 4.2.1 科学精神的宣传与普及 |
| 4.2.2 科普读物的新特点 |
| 4.2.2.1 引进科普期刊的思考 |
| 4.2.2.2 欧美译着的大量出版 |
| 4.2.2.3 "第一推动丛书"案例分析 |
| 4.3 1995-2001科普工作的特点分析 |
| 4.3.1 科普内容拓展为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 |
| 4.3.2 科普主体多样化 |
| 4.3.3 科普受众以青少年、农民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科普事业的创新发展阶段(2002-至今) |
| 5.1 科普创新发展的语境分析 |
| 5.1.1 政治语境:科普法制化 |
| 5.1.2 经济语境:建设创新型国家 |
| 5.1.3 文化语境:基于和谐发展意识科普观 |
| 5.2 科普事业的创新发展 |
| 5.2.1 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普及 |
| 5.2.2 科普读物的创新与不足 |
| 5.2.2.1 科普期刊的困境与出路 |
| 5.2.2.2 科普图书现状与特点分析 |
| 5.2.2.3 《万物简史》个案分析 |
| 5.3 2002-至今科普的特征分析 |
| 5.3.1 科普内容强调科技意识和科技能力的培养 |
| 5.3.2 科普主体呈现多元化与媒体化 |
| 5.3.3 科普受众的两极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大力推进科普事业,建设创新型国家 |
| 6.1.1 科普能够促进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
| 6.1.2 科普能够促进科技创新文化的建设 |
| 6.2 我国科普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2.1 完善科普政策体系 |
| 6.2.2 提高科普创作水平 |
| 6.2.3 加强科普队伍建设 |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相关成果 |
（6）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科技规划的概念 |
| 二、选题的论据及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五、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六、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首次科技规划成功实施 |
| 第一节 新中国首次科技规划的背景 |
| 一、冷战国际环境和“一边倒”外交政策 |
| 二、“一五”计划与大规模工业建设 |
| 三、现代技术革命和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迅速发展 |
| 第二节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与执行 |
| 一、中国科学院制定发展规划 |
| 二、“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 |
| 三、十二年规划的制定 |
| 四、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内容与特点 |
| 五、十二年规划的执行 |
| 第三节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成功因素分析 |
| 一、科学活动全面纳入国家目标 |
| 二、留学归国人员在科技规划中的作用 |
| 三、新体制下的奖励制度 |
| 四、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 |
| 第四节 十二年规划的历史贡献与几点反思 |
| 一、科学技术宏观管理的“规划模式” |
| 二、中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 |
| 三、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 |
| 四、几点反思 |
| 第二章 “文革”时期科技规划实施与中断 |
| 第一节 十年科技规划的背景 |
| 一、国内经济危机与中苏关系恶化 |
| 二、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与技术革命运动及其影响 |
| 三、“科学十四条”与“脱帽加冕”——科技战线的调整 |
| 第二节 十年科技规划的制定 |
| 第三节 十年科学规划的实施与中断 |
| 一、编制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
| 二、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若干政策条例 |
|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 |
| 四、十年规划实施取得的成绩 |
| 第四节 《十年科学规划》的特点及其影响 |
| 一、自力更生的思想 |
| 二、赶超战略的调整 |
| 三、强调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 |
| 第五节 “两弹一星”工程与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反思 |
| 一、“两弹一星”工程——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突出成果 |
| 二、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并非真正现代意义的“大科学”体制 |
| 第三章 1978年前后科技规划“冒进”与调整 |
| 第一节 1978年前后科技规划的内外环境 |
| 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 |
| 二、科学技术事业遭受严重摧残 |
| 三、国内经济建设的恢复与“新冒进” |
| 第二节 八年科技规划的制定 |
| 一、《汇报提纲》关于制定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设想 |
| 二、《八年规划》的制定过程 |
| 三、《八年规划》中提出的奋斗目标及其内容 |
| 四、《八年规划》承袭了“文革”前的赶超思想 |
| 第三节 八年科技规划的调整 |
| 一、国家经济目标的调整 |
| 二、对《八年规划》的批评和重新估价 |
| 三、确定科学技术发展新方针 |
| 四、1982年调整《八年规划》 |
| 第四节 八年科技规划的教训与反思 |
| 一、以科技工作者为主制定规划会带来局限 |
| 二、经济专家应参与科技规划的制定 |
| 第五节 科技规划对农业技术现代化的作用 |
| 第四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规划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规划体系形成的背景 |
| 一、政治精英主导下的改革 |
| 二、社会主义的挫折与市场化改革浪潮 |
| 三、从国防到经济的科技发展动力转变 |
|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战略转移和科技体制改革 |
|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 |
|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 |
|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规划体系构成分析 |
| 一、远景科技规划的制定与调整 |
| 二、5年科技攻关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三、专项科技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四、科技规划体系的完善 |
| 第四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第五章 21世纪初期中国科技发展规划与战略选择 |
| 第一节 当代科技规划发展的国际态势 |
| 第二节 2006-2020中长期科技规划背景与意义 |
| 一、整体发展目标：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二、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区间 |
| 三、总体判断：中国科技发展形势与任务 |
| 第三节 2006-2020中长期科技规划制定过程 |
| 一、制定程序的变化 |
| 二、《规划纲要》主要内容 |
| 三、规划制定前后的争议 |
| 第四节 2006-2020中长期科技规划与战略选择 |
| 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选择 |
| 二、“自主创新”：战略基点 |
| 三、重点突破：战略部署 |
| 四、政策要点：战略保障 |
| 第五节 关于如何实施《规划纲要》的思考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整体分析与建议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整体分析 |
| 一、科技规划共性与变化分析 |
| 二、科技规划时间维度分析 |
| 三、科技规划制定主体及模式分析 |
| 四、科技规划偏误现象分析 |
| 五、科技规划局限性分析 |
| 第二节 对未来科技规划的几点建议 |
| 一、重视技术预见在科技规划中的作用 |
| 二、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要服务国家目标 |
| 三、构建基于Web Services的科技规划专家咨询系统 |
| 四、加强科技规划法制化和程序化建设 |
| 五、建立中长期科技规划评估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读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研究的必要性及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教育革命”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论文的写作框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教育革命”的提出及“大跃进”前的初步开展 |
| 第一节 “教育革命”口号的提出 |
| 第二节 “教育革命”提出的原因 |
| 一 “教育革命”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探索走中国式教育 |
| 二 “教育革命”是为了解决经济,教育发展与就业之间的矛盾 |
| 三 “教育革命”与整风反右派运动存在密切的联系 |
| 第三节 “大跃进”前“教育革命”的初步开展 |
| 一 党的教育方针的提出 |
| 二 “大跃进”前“教育革命”的初步开展 |
| 第二章 教育走上“大跃进”之途及“教育革命”的纲领 |
| 第一节 1958年4月与6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
| 第二节 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 第三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
| 第三章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第一节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考察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
|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为政治服务功能的极大发挥 |
| 三 建国后重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由及其偏差 |
| 第二节 “拔白旗、插红旗” |
| 一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 二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
| 三 红专大辩论 |
| 四 “拔白旗、插红旗”和学术批判运动 |
| 五 教师地位的下降与学生编写教材，教学大纲和讲义 |
| 第三节 加强党的领导与学校领导体制的变化 |
| 第四节 学制改革 |
| 第四章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 第一节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考察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 |
| 二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劳结合 |
| 三 建国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发展轨迹 |
| 第二节 “教育革命”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一 劳动人民知识化 |
| 二 知识分子劳动化 |
| 第三节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产生的问题 |
| 一 对教劳结合的片面理解及影响 |
| 二 打乱教学秩序与教学质量问题 |
| 三 劳动过多与身体健康问题 |
| 第五章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三--教育事业的“跃进”发展 |
|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跃进”发展 |
| 一 从纵的教育结构角度看“教育大跃进” |
| 二 从横的全国各地角度看“教育大跃进” |
| 三 人民公社的建立与教育的“跃进”发展 |
| 四 “教育大跃进”带来的问题 |
| 第二节 教育结构的变动 |
| 一 毛泽东的非正规化办学思想与“两条腿走路”的教育发展方针 |
| 二 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思想 |
| 三 教育管理权限的下放 |
| 四 科技革命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及在中国的表现 |
| 五 农业中学的兴起 |
| 第六章 “教育革命”的调整 |
| 第一节 1958年底的纠“左”及1959年上半年的“降温” |
| 一 1958 年底教育领域的纠“左” |
| 二 1959 年1月至3月的教育工作会议 |
| 三 1959 年上半年纠正“教育革命”中“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1959年下半年与1960年的反复 |
| 一 “反右倾”条件下“教育革命”思潮的卷土重来 |
| 二 1960 年的混乱局面 |
| 三 认真调整的起步 |
| 第三节 1961年到1963年的调整 |
| 一 教育领域调的轨迹 |
| 二 总结经验与调整的重要内容 |
| 第七章 “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得失概述 |
|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 |
| 一 教育改革要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 |
| 二 教育改革要顺应中国先进教育的前进方向 |
| 三 教育改革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
| 论文参考文献与书目 |
| 后记 |
四、我们的机遇和必要的反思——周光召副委员长在《中国基础科学》杂志首发式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4]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5]当代中国科普史研究[D]. 刘新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0(10)
- [6]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D]. 崔永华. 南京农业大学, 2008(06)
- [7]“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D]. 李庆刚. 中共中央党校, 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