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洪涛[1]（2020）在《《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是韩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中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想充分理解韩国《资本论》的翻译与传播发展,就离不开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总体把握。介于此,本文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首次提出了三大阶段的区划分期: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而作为本文主题内容的《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发展,依次放在上述韩国马克思主义三大阶段分期的历史背景之中。到目前为止,韩国翻译出版或正在翻译出版的《资本论》共有七种:首尔版、理论与实践版、白衣版、比峰版、道路版、工社研版和Raum版。第一章概述了全文的前提背景,主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的传入及其相关的翻译情况。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正式开始传入韩国是在20世纪初期,到1919年汉城爆发三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当时韩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最早翻译的两部马克思经济学着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原着翻译史上的起点,而《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在当时条件下替代《资本论》一书的最好途径。第二章,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新闻报纸中有关七则《资本论》的原始资料——在韩国理论界都不太清楚首尔版《资本论》的翻译与出版的情况下,掌握第一手资料成为研究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首要问题。其次,对首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解放时局时期韩文版《资本论》原书的去向和遗存情况给出一个由来说明。再次,我们依据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它各种相关信息,对韩国第一个正式出版的《资本论》做了一个历史的还原,从而填补了首尔版《资本论》在版本学、文献学与理论研究上的空白,并修正了韩国学者在《资本论》出版问题上的错误推论。最后,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本论》在韩国的状况做一个必要的梳理前提下,通过说明这段时期韩国出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等现象,分析了韩国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近三十年沉寂时期的状况。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比较的是目前韩国国内通行的金秀行的“比峰版”和姜信俊的“道路版”、以及两个人各自的学术研究情况。首先,通过段落句子的举例和概念统计,比较了《资本论》“序、跋”和“第一章、商品”中两个《资本论》韩文版的翻译情况。再次,金秀行危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及其内部矛盾中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以这一矛盾性趋向的展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契机和状况来说明这个原因。此外,金秀行在《资本论》翻译中的货币度量本土化,是世界各国翻译的《资本论》版本中唯一采用的一种方式。最后,姜信俊提出了以马克思实现变革的三重要素来重建《资本论》解决方案的总体性结构,而对于两个马克思论战出发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焦点不在于理念目标,而在于达到目标的策略手段。本文首次把当代韩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划分为: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的“正统期”、苏联解体后失去理念目标的“徘徊期”、和朝鲜半岛《南北共同宣言》为契机的“开放期”。由此,在第四章,阐述了韩国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复兴和《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现状与新动态。1980年代“正统期”的左翼进步阵营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展开的三次大争论,是韩国左翼知识分子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最早的有益尝试。之后1990年代“徘徊期”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为主的转向,虽然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一种倒退,但是从根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探索的层面上依然具有肯定性的积极意义。而从2000年代开始,韩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文献翻译、学术阵地、研究队伍、经典翻译、学科建设、以及实践运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其中,“中韩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作为中韩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高端对话平台,为促进中韩两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流与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庄巍[2]（2020）在《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随即台湾光复,重归祖国怀抱,民国以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延续至台,使我国台湾地区正式走上现代建筑之路。在国际上冷战东西方阵营对立、国内海峡两岸对峙的特殊时空背景下,中国台湾地区属于欧美阵营,客观上与西方战后现代建筑运动直接相通,使之成为战后风起云涌的现代建筑运动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基地,台湾建筑界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承担了西方现代建筑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有诸多成就。而1990年代之后,社会多元思潮泛起,台湾地区逐渐走向本土化,以现代化、地域化为创新特征的建筑设计,成为中国当代地域建筑发展的先行样本之一。中国近代建筑是中国与西方建筑文化的相融进程,“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二元要素构成了1949年之前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核心动力。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台湾地区战后现代建筑发展和创新进程,是中国近代建筑脉络后续发展的重要分支,是中国战后现代建筑探索、发展历程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了现代建筑设计与理论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篇章,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塔夫里曾言,“建筑是一种布满意识形态的体制”,台湾现代建筑错综复杂的创新叙事及其内涵,唯有放置于中国两岸乃至世界历史时空中,方能得其要义。本研究以建筑设计创新学为工具,基于大量原始文献和实地调研,联结两岸,承续历史,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活动（1950s-2010s）的全面研究,提出了该时期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承续了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发展脉络、具有“三重维度”下的创新价值特征,发现了该时期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具有“三个时段”创新时段特征、“四条脉络”的创新源流特征、“五种动力”的创新动力特征,认为该时期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具有“九大板块”的创新结构特征。同时本文重点发掘1949年后台湾地区对我国自晚清民国所发展的近现代建筑脉络的延续叙事,重点书写了台湾地区作为1950-1970年代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与西方现代建筑思潮直接碰撞的特殊地区其建筑设计活动在中国建筑现代化与战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创新叙事与价值意义,补充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发展整体图景中的“台湾拼图”。
朱富强[3]（2020）在《数理经济分析何以滥用:基于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的剖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形式逻辑和数理模型是现代经济理论分析的重要工具,但在现实应用过程中,工具却成了价值,形式替代了目的。在这种情势下,众多经济学人越来越沉迷于展示智力的逻辑游戏,不仅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而且使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被割裂开来。一些经济学人并无力在数理建模或逻辑演绎上有实质性创新,而主要只是机械地模仿和搬用西方经济学界的模型与分析,或者是对其中的变量进行稍许调整。正是在这种庸俗化的数理取向下,一些经济学理论研究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乃至蜕变成为一种"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纯逻辑体系。
杨春学[4]（2019）在《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一种历史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形成源于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学习,其后的发展也与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传播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和拓展,另一方面,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点也因体制和时代主题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且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为救亡图强,学者们对西方经济学说的主流态度,从晚清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向民国时期的"体用一致",其所学和宣传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间,出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原因,除英国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学说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和排斥。最近40年,市场化改革促使各界在争论中逐渐接受和运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分析方法。但是,如何剔除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始终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武志[5]（2019）在《对索洛模型数理逻辑与方法论的批判》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索洛模型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定假设出发构建经济增长理论模型,通过数学"证明"得出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增长和最优化的结论,全要素生产率A只是该特定假设生产函数的"副产品"。对索洛模型的分析可以表明,数理逻辑上是通过特定的生产函数假设和求偏导数来得出经济学的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结论,方法论上存在数学和计量工具的错用滥用,经济学研究范式上采用波普的证伪主义和科学哲学范式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索洛模型结论中对于经济增长提出的减少甚至否定政府干预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是错误的,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朱玉[6]（2018）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的批判与反思》文中研究表明当下国际社会对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数学滥用"对经济学研究百害而无一利,不利于经济学思想的进步与创新。大量数据表明,我国的经济学界其实也存在"数学滥用"现象。对此中国经济学界积极讨论对策,致力解决"数学滥用"现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为实现我国经济长远且平稳发展,达到中国经济学科"双一流"的建设目标,我国经济学研究不能忽视"数学滥用"现象所带来的危害,必须重视培养独立思考经济问题的能力,坚持正确的因果关系,严谨、合理、适度地运用数学方法。
李金华[7]（2016）在《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文中指出从1980年起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中国是按两条主线发展的: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其间,主要的学术纷争有三个,即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数量经济学的范式,数量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迄今,数量经济学的范式没有形成,知识体系框架不清晰,学科发展方向多元化,主要方向不明确;数量模型应用泛化,研究结果常常受到质疑;方法的创新性研究滞后,已有成果中创造发明的少;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许多新问题理论上不能给出答案,方法上没有破解之策。
朱君奇[8]（2014）在《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苏同盟”仅仅存在了十余年，而真正的“蜜月期”更不过是数年而已，但苏联之于现当代中国的影响则是极为广泛且深远的。直到市场化改革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从党政机关的建制及名称，到政府干预角色突出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再到老一辈人耳熟能详的苏联红歌《喀秋莎》，乃至城市规划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苏联模式的痕迹都还依稀可见。但苏联之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并非起始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而是早在民国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就掀起了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思潮。可以说，中国走计划经济道路几乎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一致共识。而且并非光说不练，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战后都对发展计划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历史是割不断的，中国近现代史更是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新中国继承了民国的计划经济遗产，并系统引进了正统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万余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一五计划的锤炼打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中国初步的搭建了起来，但其统的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1958年之后，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毛泽东主导的两次矫枉过正的大规模“放权”改革运动，把刚刚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破坏殆尽。虽然在随后的两次经济“整顿”中有所恢复，但已经不复当年。取代苏式理性计划经济的是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运动经济”，即通过诉诸革命激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推动中国经济跃进式发展。计划经济是与集约型的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经济，而运动经济则是脱胎于根据地经济的、与分散的小农生产相适应的农业社会传统经济。中式运动经济和苏式计划经济的大异其趣，其实质便是“中央集权、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专家治国”与“各自为政、浪漫主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群众运动”的分野和对立。两种体制处处针锋相对，它们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关于改革前经济体制的定性，本文没有因循旧说，而是认为“外生”的真正的计划经济在中国甫一建立就被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冲毁了，“内生”的运动经济只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外观”而已。苏式理性计划经济在中国“幼年早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毛泽东个人的好恶是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真正的计划经济在1958年之后便被抛弃了，以致中国最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改革的实质，与苏联、东欧迥然不同，不是破除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是告别运动经济，恢复苏联长期坚持、在中国“一五”时期也一度建立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正是由于改革前经济体制（即改革起点）的根本不同，决定了中苏两国改革的难易程度和实际效果的差异。正所谓“反者道之动”，苏东的计划经济运行得还算成功，这反而增加了转轨的难度，使得苏东的改革就像“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运动经济所造成的混乱和低效，反而使得改革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运动经济既反市场又反计划，因此相较于苏联、东欧、印度，中国的改革具有“恢复市场”和“重建计划”的双重优势。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得以在中国恢复重建，市场经济也在体制外潜滋暗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计划和市场此消彼长的“双轨并行”期之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中国的改革才完全倒向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才走向根本性的衰败，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本文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经历了“三起三落”：1930年-1957年，计划经济从思潮的勃兴到体制的建构，此为一“起”；1958年-1961年，第一次“放权”改革严重破坏了计划经济，此为一“落”；1962年-1965年，经济整顿重新“收权”，部分恢复计划经济，此为二“起”；1966年-1974年，第二次“放权”改革再次重创脆弱的计划经济，此为二“落”；1975年-1991年，计划经济得以恢复重建，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此为三“起”；1992年-2005年，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入，计划经济逐渐式微，此为三“落”。我们从计划经济在中国“兴起、变异、衰败”的“三起三落”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近现代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脉络——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运动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韩晨平[9]（2013）在《基于数理经济学视角的建筑设计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筑设计创新研究是建筑学理论研究与设计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品社会向着知识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下研究建筑设计创新，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建筑设计创新如何转化为经济力量以及社会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建筑设计创新。要在经济学中研究建筑学，在建筑学中研究经济学。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还不充分。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而产生的。通过相关研究发现建筑学与经济学具有良好的相互交叉融合的基础，建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性研究可以为建筑设计创新提供有益的、更具深度的发展远景。以此为基础，以建筑设计创新研究为中心，利用经济学尤其是数理经济学的相关方法，重点研究以下四个问题并取得了有益的理论成果：建筑设计创新的经济特征。经济特征是研究建筑设计创新的经济特性和经济价值。建筑设计创新活动的经济特性包含经济目的、商品属性和生产特征。建筑设计创新的社会经济价值——优化配置资源、满足社会需求、推动行业发展、催生新的技术与发明、固化人类的文明（丰富经济软环境）。这为进一步深入理解建筑设计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机制。产生机制是研究建筑设计创新产生的经济环境与条件。通过研究建筑设计创新产生的经济环境因素（社会需求与供给，思想与科技变化的影响，个体性动力，与政治经济制度、市场及服务，以及与经济基础、环境资源的关系），并归纳、提炼以上因素提出了建筑设计创新产生的数理模型，应用这些理论和模型可以切实可行、科学理性地探研一定社会区域中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能力和提高改进的方向。建筑设计创新的策略。创新策略是运用数理经济学原理寻找新的建筑设计创新的可能途径和方向。文章由建筑设计创新的目的与策略之间的关系入手，首先分析了建筑设计创新的经济性目的，以及建筑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建筑要素目的，论证并提出了“空间形象、功能、经济”三个建筑要素，提出并解释了“建筑效用”这一概念。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建筑设计创新的重要问题——“适合”的研究，提出了“适合”就是在建筑设计创新中建筑效用与设计手段的适合，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更进一步的解释；并且借鉴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推导建筑设计创新要素适合状态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建筑设计创新适合策略”，为建筑设计创新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可能途径。建筑设计创新的应用。研究现实应用是为了揭示实现建筑设计创新所面临的现实经济环境及经济现实复杂性。针对创新策略的应用，研究了在实际设计中影响建筑设计创新实现的经济现实，重点归纳研究了：创新风险、经济外部性、创新交流、选择机制（公共选择机制与民主参与机制）、信息不对称（预期效用、有限理性、信号作用）五个方面，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影响建筑设计创新应用的数理模型，为建筑设计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在经济社会中，建筑设计创新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现并研究这些显性或隐性的关联性，再运用科学理性的方式加以探讨和表达，对于建筑设计创新的进一步深入探研十分重要，对于建筑设计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建筑学与经济学交集的这一领域相关研究不很充分的情况下，本文跨出了探索性的一步。
梁建洪[10]（2013）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文中研究指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实证方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对它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研究在科学形式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本文旨在对该方法的不足方面做出一点尝试性探索,已冀对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本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基础和外围领域做出了分析和梳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为参照,从基本逻辑、对待现实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实证原则进行分析,从两种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差异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论原则的特征作出比较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与实证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本文就此作出专门探讨,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理出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过程,从中对其研究方法上的随附性问题作出探讨。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之一。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拜物教性质。实证方法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工具,无所谓缺陷与否,而这一方法一旦置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之下,就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成了西方经济学本身拜物教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思维形式从根本上是服从于资产阶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日常经济活动需要的。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拜物教性质的揭示,应当深入到它的基础领域,即资本家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中。在这一基本思路下,本文就从资本家孤立化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孤立化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做出研究：从资本家数量化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数量化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做出探讨。第三部分同样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实证方法进行了反思,通过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来弥补孤立化研究的不足；通过博弈论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来弥补人与人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对经济学实证方法功能的重新地位,以尽可能弥补这一方法拜物教性质的缺陷。虽然这些反思丰富了研究方法的形式和内容,但从技术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偏微分的锁定方法以及博弈论的转换方法,完成了上述研究内容与其已有方法的对接,实质上依然是用老办法研究新问题。经济学实证方法功能的重新定位,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拜物教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重构,可以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那里得到启示。本文最后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放在中国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从诺斯对中国经济走向的暗示与罗素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中,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拜物教前途的局限,更加坚定中国特色发展方向的信念。本文的创新点是：从经验的角度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述了西方经济学实证方法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依附附性及其困境；揭示了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物性转变方法；揭示了计量经济学利用偏导数进行孤立化研究的实质。
二、数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数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体例 |
| 第1章 殖民时期《资本论》的考察及其相关翻译 |
| 1.1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 |
| 1.1.1 1920 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翻译 |
| 1.1.2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局限性 |
| 1.2 马克思经济学着作的早期翻译 |
| 1.2.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唯物史观 |
| 1.2.2 《赁金劳动与资本》与日本要素 |
| 第2章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考证及其后续 |
| 2.1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韩文第一版的考证 |
| 2.1.1 七则关于《资本论》出版的信息:国家中央图书馆 |
| 2.1.2 寻找解放时局时期的《资本论》:首尔大学图书馆 |
| 2.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 |
| 2.2.1 1940 年代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资本论》韩文版的还原 |
| 2.2.2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资本论》及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沉寂 |
| 第3章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比照及其评述 |
| 3.1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对照 |
| 3.1.1 《资本论》“序、跋”的语句翻译比较 |
| 3.1.2 《资本论》“第一章、商品”的概念翻译对照 |
| 本节小结 |
| 3.2 对金秀行与姜信俊的学术评述 |
| 3.2.1 金秀行的《资本论》大众化与经济危机理论 |
| 3.2.2 姜信俊对《资本》的再建构与工联运动研究 |
| 本节小结 |
| 第4章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韩国马克思主义新动态 |
| 4.1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其新动态 |
| 4.1.1 三卷本《资本论》的出现 |
| 4.1.2 《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最新动态 |
| 本节小结 |
| 4.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及其新动态 |
| 4.2.1 1980 年代“正统期”与马克思主义大讨论 |
| 4.2.2 1990 年代“徘徊期”与韩国的进步阵营 |
| 4.2.3 2000 年代“开放期”与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动态 |
| 本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介 |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2）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概述与研究综述 |
| 1.2.1 建筑设计创新理论综述 |
| 1.2.2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思路:“三重维度”“三个时段”“四条脉络”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架构:九个创新板块 |
| 第2章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创新第一阶段(1950s-1970s) |
| 2.1 世界冷战与两岸对峙格局下的现代主义中国传播 |
| 2.2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分支的移植与发展创新(经典现代主义阶段) |
| 2.2.1 二战前后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传播 |
| 2.2.2 西方建筑师与大陆迁台建筑师群体 |
| 2.2.3 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现代建筑启蒙 |
| 2.2.4 西方与大陆迁台建筑师的现代主义创作 |
| 2.2.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2.3 基于“中国固有形式”的传承与发展创新(民族主义主导阶段) |
| 2.3.1 中国古典复兴脉络的边陲延续 |
| 2.3.2 中国建筑文化本位主义者们的执着与坚守 |
| 2.3.3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下的建筑理论建构 |
| 2.3.4 古典形态下的中国宫廷美学与现代空间发展 |
| 2.3.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2.4 基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融合与发展创新(人文主义主导阶段) |
| 2.4.1 现代空间与东方气韵的早期碰撞 |
| 2.4.2 不同源流背景下的闪耀群星 |
| 2.4.3 中国传统哲学、人文精神与西方现代理论的碰撞融合 |
| 2.4.4 一次现代中国建筑设计的创新高峰 |
| 2.4.5 本板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创新第二阶段(1970s-1990s) |
| 3.1 经济腾飞与矛盾政经形势下多种思潮的输入与发展 |
| 3.2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分支的移植与发展创新(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行阶段) |
| 3.2.1“美国化”与“中国化” |
| 3.2.2 汉宝德与高尔潘 |
| 3.2.3 后现代理论的引入与传播 |
| 3.2.4 西方思潮的进一步移植与发展 |
| 3.2.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3.3 基于“中国固有形式”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建筑商品化时期) |
| 3.3.1 中国古典复兴与建筑商品化的合流与发展 |
| 3.3.2 李祖原与王昭潘 |
| 3.3.3 中国哲学在商业化语境下的形式流变 |
| 3.3.4 后现代与商业化语境下中国元素的形式转译 |
| 3.3.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3.4 基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融合与发展创新(地域主义萌芽阶段) |
| 3.4.1 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与西方乡土运动 |
| 3.4.2 中国地域建筑的一支:台湾乡土建筑 |
| 3.4.3 王镇华、李乾朗与汉宝德 |
| 3.4.4 中国当代乡土建筑的先行实践 |
| 3.4.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创新第三阶段(1990s-2010s) |
| 4.1 多元思潮与政经形势下的嬗变 |
| 4.2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分支的移植与发展创新(多元思潮阶段) |
| 4.2.1“去中心”“去符号化”下的城乡地景营造 |
| 4.2.2 中生代建筑师的群体崛起 |
| 4.2.3 日常、公共与平民的建筑 |
| 4.2.4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4.3 中国地域建筑一支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多元思潮阶段) |
| 4.3.1 多元思潮下地方建筑文化传统的发展 |
| 4.3.2 闽南、客家、高山族与闽东海岛建筑传统的当代实践 |
| 4.3.3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4.4 基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融合与发展创新(多元化思潮阶段) |
| 4.4.1 意义的解构与中式美学的兴起 |
| 4.4.2 现代中式人文美学、空间形态的发展 |
| 4.4.3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我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1950s-2010s)维度、脉络、动力特征及研究展望 |
| 5.1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三重维度” |
| 5.1.1 世界维度 |
| 5.1.2 中国维度 |
| 5.1.3 地域维度 |
| 5.2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四条脉络” |
| 5.2.1 现代脉络 |
| 5.2.2 古典脉络 |
| 5.2.3 人文脉络 |
| 5.2.4 乡土脉络 |
| 5.3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五种动力” |
| 5.3.1 家国情怀之力 |
| 5.3.2 政治文化之力 |
| 5.3.3 外来思潮之力 |
| 5.3.4 技术革新之力 |
| 5.3.5 经济起伏之力 |
| 5.4 台湾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展望及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数理经济分析何以滥用:基于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的剖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经济数理模型潜含的逻辑缺陷 |
| 三、经济数理模型构建的知识要求 |
| 四、数理建模庸俗化的原因剖析 |
| (一)研究者的知识结构 |
| (二)学术界的功利学风 |
| 五、重审数理经济学的“高明” |
| 六、结语 |
（4）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一种历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晚清民国:西学东进 |
| 二、改革之前30年:“西学东进”的没落(9) |
| 三、改革40年:“西天取经”的繁荣 |
| 四、两点进一步讨论 |
| (一)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
| (二)“本土化”问题 |
（5）对索洛模型数理逻辑与方法论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索洛模型的数理逻辑缺陷 |
| 1. 假设条件中存在的数理逻辑问题 |
| 2. 推导过程中存在的数理逻辑问题 |
| 3. 结论和政策建议中存在的问题 |
| 三、索洛模型中数学和计量的错用和滥用 |
| 1. 数学在理论模型构建中的错用、滥用 |
| 2. 计量在实证检验中的错用、滥用 |
| 四、索洛模型在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哲学 |
| 1. 索洛模型中从假设到验证的证伪主义问题 |
| 2. 索洛模型中科学哲学的“范式”问题 |
| 3. 唯心主义的本质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
| 五、结论 |
（6）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的批判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数理经济学的历史及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
| (一) 数理经济学的历史 |
| 1. 数理经济学前史 (1838年以前) 。 |
| 2. 以微积分为典型数学工具的边际主义时期 (1838-1937) 。 |
| 3. 公理化数理经济学时期 (1937年以后) 。 |
| (二) 数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
| 1. 新中国成立前数理经济学的研究。 |
| 二、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的现象 |
| 三、“数学滥用”的不利影响 |
| (一) 对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不利影响 |
| (二) 对经济学教学的不利影响 |
| (三) 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利影响 |
| 四、对当今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
| (一) 合理推进当前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
| (二) 思想性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技术必须为思想服务 |
| (三) 数量经济学研究应更注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相关关系 |
| 五、结语 |
（7）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 |
| 二、理论方法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
| (一)关于数量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译作 |
| (二)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学术论文 |
| 三、应用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
| 四、数量经济学的学术纷争 |
| (一)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
| (二)数量经济学的学科范式 |
| (三)与相关学科的逻辑关系 |
| 五、挑战与前景 |
| (一)困境与挑战 |
| (二)前景研判 |
（8）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及展开 |
| （二） 研究现状分析 |
| （三）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
| 一、 倒转红轮：计划经济从理论模型到现实体制 |
| （一） 计划经济思潮的源起 |
| 1. “羊吃人”的社会 |
| 2. 计划经济“乌托邦” |
| （二）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构想及实践 |
| 1. 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 |
| 2. 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 |
| 3. “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确立 |
| 4. 计划经济的制度悖论 |
| 二、 1930-1957：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
| （一） 计划经济思潮的勃兴 |
| 1. 国际背景 |
| 2. 知识精英对计划经济的推崇 |
| 3. 国民党对计划经济也跃跃欲试 |
| （二） 国民政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 |
| 1. 战前的“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 |
| 2. 抗战期间的“国营工业三年建设计划” |
| 3. 战后的“国营工业三年建设计划” |
| （三） 跨越 1949：计划经济道路的延续性与继承性 |
| 1.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延续性 |
| 2. 新中国对民国计划经济资源的继承 |
| （四） 新中国“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
| 1. “三大改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扫清障碍 |
| 2. “一五计划”的实施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 |
| 三、 1958-1975：“放权”改革对计划经济的破坏 |
| （一） 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提出 |
| 1. 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 |
| 2. 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共识 |
| （二） 第一次“放权”改革 |
| 1. 毛泽东的“放权”思路 |
| 2. 中央经济权力的全面下放 |
| 3. “放权”改革被大跃进扭曲 |
| 4. “放权”对计划经济的破坏 |
| （三） 第一次“收权”整顿 |
| 1. “收权”整顿决议的形成 |
| 2. “收权”整顿的具体措施 |
| （四） 第二次“放权”改革 |
| 1. “哑铃型”经济领导体制的形成 |
| 2. 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越革命 |
| 3. “放权”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 |
| （五） 第二次“收权”整顿 |
| 1. 周恩来恢复计划经济的努力 |
| 2. 邓小平恢复计划经济的努力 |
| 四、 1958-1975：“计划经济”还是“运动经济” |
| （一） 苏联模式下的“中央计划经济” |
| 1. 计划经济的“完美”构想 |
| 2. 围绕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 |
| 3. 苏式中央计划经济的特点 |
| （二） “延安模式”与“运动经济” |
| 1. 延安模式：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 |
| 2. 运动经济：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 |
| 3. 运动治国：毛泽东的运动经济思想 |
| 4. 激情退潮：运动经济的“失灵” |
| （三） 从苏联专家在华境遇看计划经济的兴衰 |
| 1. 1958 年之前：苏联专家大显身手 |
| 2. 1958 年之后：苏联专家备受排挤 |
| 五、 苏式“计划经济”与中式“运动经济”之比较 |
| （一） 运行机制之比较 |
| 1.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
| 2. “马钢宪法”与“鞍钢宪法” |
| 3. “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 |
| 4. 现代性的“异化”与现代性的“反动” |
| （二） 运行效果之比较 |
| 1. 绩效比较 |
| 2. 质量比较 |
| 小结 |
| 六、 计划经济的“夭折”及其原因 |
| （一） 计划经济在中国甫一建立就被破坏 |
| 1. 中国徒有虚名的“五年计划” |
| 2. 中国没有认真搞过计划经济 |
| 3. 学界业已达成的基本共识 |
| （二） 计划经济“夭折”的原因 |
| 1. 计划经济在农耕社会“水土不服” |
| 2. 严酷的政治环境压抑理性的声音 |
| 3. 中央领导人在经济路线上存在分歧 |
| 4. 计划经济与毛泽东的赶超战略相抵牾 |
| 5.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格格不入 |
| 6. 强大“革命惯性”的冲击 |
| 小结 |
| 七、 中苏两种迥异的“计划经济”对转轨的影响 |
| （一） 两种“计划经济”的可逆性不同 |
| 1. 苏式计划经济的“不可逆性” |
| 2. 中式运动经济的灵活“可逆性” |
| （二） 两种“计划经济”的可放弃性不同 |
| 1. “效率”方面的可放弃性 |
| 2. “公平”方面的可放弃性 |
| 3. 中国改革初期高度一致的社会共识 |
| 八、 1975-2013：计划经济从“重建”到“谢幕” |
| （一） 1975-1978：计划经济的恢复重建 |
| 1. 改革的实质是恢复计划经济 |
| 2. 第三次经济“整顿” |
| 3. 重拾“马钢宪法” |
| 4. “大清朝、北大荒”现象 |
| （二） 1979-2013：从“双轨经济”到“市场经济” |
| 1. 1979-1984：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
| 2. 1984-1987：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3. 1987-1991：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
| 4. 1992 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基于数理经济学视角的建筑设计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的现状分析 |
| 1.2.1 创新学研究现状 |
| 1.2.2 建筑学的研究现状 |
| 1.2.3 经济学及数理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指导思想 |
| 1.3.1 研究的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与指导思想 |
| 1.4 论文框架及相关说明 |
| 1.4.1 论文框架 |
| 1.4.2 论文框架说明 |
| 第2章 建筑设计创新的数理经济学解析 |
| 2.1 建筑设计创新的概念与数理经济学研究 |
| 2.1.1 建筑设计创新的概念 |
| 2.1.2 建筑设计创新的数理经济学研究 |
| 2.2 建筑设计创新的经济特性 |
| 2.2.1 经济目的 |
| 2.2.2 商品属性 |
| 2.2.3 生产特征 |
| 2.3 建筑设计创新的社会经济价值 |
| 2.3.1 优化配置建设资源 |
| 2.3.2 满足社会建筑需求 |
| 2.3.3 推动建筑行业发展 |
| 2.3.4 催生新的建筑发明 |
| 2.3.5 固化文明与丰富经济软环境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数理经济学视角的建筑设计创新产生模型 |
| 3.1 建筑设计创新产生模型的经济条件 |
| 3.1.1 社会对建筑设计创新的需求与供给 |
| 3.1.2 建筑设计创新与科技、思想的变迁 |
| 3.1.3 建筑设计创新者的个体性动力 |
| 3.1.4 建筑设计创新与经济制度、市场及服务 |
| 3.1.5 建筑设计创新与经济基础、环境资源 |
| 3.2 建筑设计创新产生的数理经济模型 |
| 3.2.1 相关理论与研究视角 |
| 3.2.2 模型构建和计算方法 |
| 3.2.3 结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数理经济学视角的建筑设计创新策略 |
| 4.1 建筑设计创新的目标 |
| 4.1.1 经济目标 |
| 4.1.2 要素目标 |
| 4.2 建筑设计创新要素目标的实现 |
| 4.2.1 建筑设计创新的适合理论 |
| 4.2.2 建筑设计创新的要素适合 |
| 4.3 基于数理推导的建筑设计创新适合策略 |
| 4.3.1 要素适合的数理推导 |
| 4.3.2 建筑设计创新适合策略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数理经济学视角的影响建筑设计创新应用模型 |
| 5.1 经济环境制约下的建筑设计创新应用 |
| 5.1.1 创新与延续 |
| 5.1.2 创新的经济外部性 |
| 5.1.3 创新交流 |
| 5.2 社会选择机制作用下的建筑设计创新应用 |
| 5.2.1 公共选择机制 |
| 5.2.2 民主参与机制 |
| 5.3 信息不对称影响下的建筑设计创新应用 |
| 5.3.1 预期效用 |
| 5.3.2 有限理性 |
| 5.3.3 信号作用 |
| 5.4 影响建筑设计创新应用的数理模型 |
| 5.4.1 相关理论与研究视角 |
| 5.4.2 模型构建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实证方法的理论反思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主要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以往研究简评 |
| 第三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问题 |
| 一、在经验基础上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必要性 |
| 二、重视经验不等于经验主义 |
| 第四节 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一、拜物教的含义 |
| 二、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第五节 研究的主题和基本思路 |
| 一、论文主题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主要方法 |
| 四、基本思路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篇 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及西方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随附性 |
| 第二章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实践原则差异及其经验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规范原则探源 |
|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原则问题 |
| 二、实证与规范都无法涵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原则 |
| 三、以实证-规范方法的原则区分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归类的不合理性 |
| 第二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的基本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原则 |
| 二、经济学方法的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的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实践原则的经验差异 |
| 一、工人阶级的生成性经验 |
| 二、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经验的即成性 |
| 三、不同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差异 |
| 第三章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及其随附性困境 |
| 第一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 |
| 一、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科学错觉 |
| 二、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随附性 |
| 一、经济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早期借鉴 |
| 二、经济学方法的自然科学转向 |
| 三、经济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随附 |
| 四、经济学方法对证伪主义的随附 |
| 第三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随附性困境 |
| 一、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困境 |
| 二、依附主体的选择困境 |
| 三、论证过程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 第四章 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经验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内涵 |
| 一、经济学家鲁滨逊情结的孤立化方法意义 |
| 二、经济学孤立化方法的还原论含义 |
| 三、鲁滨逊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体现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经验基础 |
|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经验论基础 |
| 二资产阶级孤立化的现实经验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孤立化研究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一、孤立化方法的缺陷及其实质 |
| 二、西方经济学孤立化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 第一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历史演进 |
| 一、经济学的数学性 |
| 二、经济学和数学的早期呼应 |
| 三、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全面探索时期 |
| 四、经济学研究的数学方法全面运用时期 |
| 第二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内在依据 |
| 一、经济学数学化的内在依据 |
| 二、数学化是西方经济学根据资产阶级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结果 |
| 第三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 一、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技术中介 |
| 二、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 |
| 三、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探索 |
| 四、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
| 五、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拜物教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反思与变革 |
| 第六章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反思与局限 |
| 第一节 计量经济学对孤立化研究的反思与局限 |
| 一、偏微分的孤立化方法论含义 |
| 二、偏微分计量经济学运用的孤立化性质分析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转换方法 |
| 一、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转换方法 |
| 二、囚徒困境人与人关系研究的既有缺陷及其拜物教性质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功能转向及其局限 |
| 一、弗里德曼实证方法的功能转向 |
| 二、弗里德曼方法论观点的反思意义 |
| 三、弗里德曼实证方法预测的局限 |
| 四、弗里德曼实证方法预测失准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思考 |
| 第一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变革的原则和方向 |
| 一、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既有局限 |
| 二、把经济学实证方法建立在科学的经验之上 |
| 三、把经济学实证方法融入到实践原则之中 |
| 第二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预测功能的基础 |
| 一、现有经济学实证方法预测功能的不足 |
| 二、马克思未来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命题 |
| 第八章 诺斯的暗示和罗素的期待：中国经济走向启示录 |
| 第一节 诺斯的暗示及其理论实质 |
| 一、诺斯的暗示 |
| 二、非人格化交换的含义 |
| 三、非人格化交换经济形态的实质 |
| 第二节 罗素的期待及其启示 |
| 一、罗素的期待 |
| 二、诺斯的暗示与罗素期待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数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D]. 洪涛. 吉林大学, 2020(08)
- [2]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D]. 黄庄巍.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3]数理经济分析何以滥用:基于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的剖析[J]. 朱富强. 经济纵横, 2020(04)
- [4]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一种历史的考察[J]. 杨春学. 经济学动态, 2019(10)
- [5]对索洛模型数理逻辑与方法论的批判[J]. 武志.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01)
- [6]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的批判与反思[J]. 朱玉. 今日财富, 2018(05)
- [7]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J]. 李金华. 经济学动态, 2016(03)
- [8]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D]. 朱君奇. 曲阜师范大学, 2014(02)
- [9]基于数理经济学视角的建筑设计创新研究[D]. 韩晨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02)
- [10]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D]. 梁建洪. 南开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