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的自在和文学作品的非自在(论文文献综述)
张译丹[1](2021)在《影视人类学的感官转向与策略更革——以中国节日影像志为中心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影视人类学近年来发生的"感官转向",是学术观念、研究范式的转型,也是表征策略、叙事手法的更易,对此"转向"不仅需要理论的探讨,也需要依据实践范例考察其新变的表征策略,但学界对后者尚疏于具体深究,显然有必要拾遗补缺。中国节日影像志近十余年的摄制实践,在感官化的表征策略上颇有探路之功,其对人类学的基本内容(田野环境、田野人事、田野文化)的表征,融汇了现象学与中国诗学的理念、方法,是具有特色和开拓性的表征策略。
樊智华[2](2021)在《论孙犁小说中的风景书写》文中指出孙犁小说情景交融的诗意风格使其步入文坛伊始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风景描写在其小说创作实践中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可以说是其文本的核心构成要素。同时期其他解放区作家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对风景作如此细致的描写:赵树理将创作重点放在人物言行与农村风俗的刻画;康濯作品偶有涉及自然风景,一般也只作粗线条整体勾勒;王林《腹地》同样描写冀中地区生活,其风景书写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背景;孙犁作品中的风景却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蕴。孙犁早期小说以抗日题材为主,文本中前景却并非硝烟战火,而是碧波荷塘,菱藕芦荡。这类风景书写决定了孙犁作品的整体格调。不同历史时期风景中的各种形象元素特别是那些自然元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阐释系统中意义截然不同。对于孙犁作品风景书写的意义阐释,在于揭示长久以来被研究者经验阈限或既成观念遮蔽的审美元素,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并产生新的认识。综合对风景的认知,本文所要论述的孙犁小说中的风景,其所辖范围不仅包括作为审美意义的自然风景,还包含着人文风景,是一个集人文、地域、自然于一体的概念。风景的诗意书写与政治话语形态在孙犁的文本中是和谐共生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孙犁在把风景作为其小说重要组成要素这一过程中,在寻求意识形态和文学性的平衡时所作的努力调试。自然风景与主观意识的交融,形成孙犁小说风景书写极具张力的审美空间。柄谷行人提出,风景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面的人”那里才得以被发现。孙犁的风景书写是中国文学开始向现代趋近的巨大转变的表征,将人的主体性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小说中的风景是融入了人的意识之后的文学产物,蕴含了人的思想,文本中风景的缔造是为了重塑人的现代主体性,记录抗战历程和历史发展中人的意识觉醒,借由“风景的主体化”和“主体的风景化”映现时代、文化和社会。孙犁小说中地形学意义上的风景形成一种文化、地域连结,打造出人民群体集体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形塑其民族意识。本质上是对于抗战背景下的革命、文化、政治等更广范畴的隐喻意义表征,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孙犁小说中的风景承载了文学宣传、动员和信念建立的热望,在这一机制中风景与革命话语同质,被用来置换宏大的民族国家意识,显示出作者对于家国命运的忧思。“进入权”成为形塑民族风景和建构身份认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道路交通权和区域建筑权的控制隐喻着孙犁“破除”和“立新”的想象;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不断变化的、“非固定”风景的进入成为一种集体心理学下的革命意识写照。在民族矛盾空前严重的社会现实境况中,文化、权力和政治要素必然附着风景之上,在孙犁精心打造的隐喻机制中,革命话语巧妙地糅合与中风景中,建立起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渗透其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被探寻和领悟,最终实现读者体验与孙犁创作意识和小说意蕴的合谋。现代国家往往会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生产机制将风景形塑为民族认同,在这一层面上“风景”不仅是一个名词,更具有动词意味,在逐步被发现的这一过程中,风景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现出了极高的参与度,通过“书写”这一动词性的方式进入到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建构层面,呈现出其历史复杂性。20世纪孙犁文学创作的实践是迎合时代使命的救世之作,从来都不是观瞻鉴赏,更多的是承载着历史担当与时代诉求,将文学实践转化为现实实践,赋予读者极高的参与性,以具有不确定性的开放地域空间给予人民以光明的憧憬和无限美好的想象,重新打造了一个属于人民大众的理想国。因此孙犁小说中的风景书写有其独特性、必然性,复杂性及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指向,在文学创作的文本建构和文学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邓经儒[3](2021)在《“妥协”的美育 ——以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活动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美育”的历史线索的审视下,本身怀着极大差异的画学理念的蔡元培和陈师曾,为了促成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下略称:画法研究会)的合作,两者分别在会中的教学实践上修正自身本来的理念,成为一种共融的合作模式。此被笔者称之为“妥协”的教学行径。文中尝试提出的“美育”概念是蔡元培与陈师曾得以在画法研究会共同合作的重要因素,这因素在过往的美术史研究中隐而不显,受到忽视。陈师曾离任该研究会的“专门导师”正是因为陈氏与蔡氏之间对于民国的图画教育发展意见的分歧,其中包括了“中国画”与“西洋画”之间的讨论。在他们的合作过程中,他们在图画和艺术教育的见解与实践,展现他们在响应“美育”认知概念下所进行的思考和行动。简言之,蔡元培的绘画教育的理念是基于结合欧洲启蒙时期的美学思想与富国强兵的“实利主义”的美育思想;陈师曾的绘画教育及艺术实践则是一种坚持“传统”和同时建构“传统”的“传统主义者”。为此,本文尝试从陈师曾“文人情结”、其对于“艺术”的理解及其对于中国绘画历史见解的三个角度认识陈氏何以建构“传统”,以更进一步地认识陈氏与蔡氏在画法研究会时他们的画学思想之间的张力。因此,本文希望以跨国族(transnationalism)与跨文化的角度,尝试提出两个要点:一,陈氏的“文人画”理论的诞生不但跟画法研究会有关,也与“东洋”(日本)关系密切;二,指出陈氏推崇文人画是一种跨国族的文化实践,以展现在陈师曾与蔡元培在绘画教学上之争是非常复杂的全球化网络下的历史事件,而非单纯的“传统-现代”与“东方-西方”的二元逻辑之争。
王升远[4](2020)在《“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文中认为战争、战败作为一种堪称"反应装置"的特殊历史空间,为我们提供了验视日本文学家精神质地、考察日本文学根本属性的极端语境。对昭和初期和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史的价值判定应警惕单一的审美尺度,兼治"去神化"之后、形而下层面的"人"的问题和江湖问题,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在思考文学、思想文本中的战争问题、战败问题时,过于强调1945年8月15日的断代价值则有凸显政治、军事、民族尊严意义上的胜败结果之虞,却易使战争亲历者和后来者们淡忘了战争在个体生命层面上带来的"痛与苦",在某些国内、国际情势的综合刺激下易催生出修宪冲动,甚至转化为因败而战的新事态;唯有以"跨战争"视野,对"战败体验"文本给予充分的重视、呈现和论述,让人们记住因战而败的历史真实,才能在其心中夯实好战必亡的认知基础,培养出扞卫和平主义的坚定信念。"战败体验"所提供的"实感"为战后文学与思想提供了必要的"主体性"精神。在1970年代日本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潮流之中,一些有良知的知识人以其个人的战争体验和战败体验来回应美化侵略历史、玄虚饶舌的诡辩,以个人"体验"拯救了日渐危急的战争叙事。而如何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带着"活的历史学"感觉给予"不可靠"的情感以必要的尊重,并将其有效地历史化,则是今后处理"战败体验"相关文学文本、思想文本须注意的问题。
蔡林翰[5](2020)在《琦君小说的主题意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台湾作家琦君的散文受到较多关注,小说尚待系统开掘。琦君的小说创作有深远与切近的多方面背景。在新旧文化激荡交汇的时代,琦君生于浙江温州有儒学背景的家庭,自幼浸淫古典文学,亦受民间佛教文化与区域文化的熏染,后又学习新文化与新思想。1949年赴台后,琦君进行小说创作。据笔者在两岸搜集考索,共有69篇,多数未为学界论及,具有史料价值。琦君小说多以现实生活为原型,涉及转型时代的婚恋爱情、乡土追怀、现代社会问题等。因此,基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意识,借鉴现代性、性别文化、佛教学、区域文化等理论,运用考证法、文献法、文本分析、跨学科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等方法,系统开掘琦君小说的主题意蕴,是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从现代社会转型与文学转型的视角看,琦君小说的主题意蕴有现代性,亦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构成了鲜明的反现代性,两方面亦时见交织融合,构成复调特点。就现代性而言,主要体现为感性欲望释放与启蒙理性两方面,前者主要是小说中物欲、情欲的体现,并不明显;后者体现为制衡感性欲望、批判封建思想、开显现代女性意识。反现代性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从女性独立视角反思启蒙理性的悖反困境;二是继承传统儒学、佛学等文化资源反思现代社会诸问题,儒学方面,主要是以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制衡现代物欲、情欲;佛学方面,主要是以慈悲情感、因果之理、心性拷问传达感化与教诲,落实现实关怀和终极关切。复调特点主要体现为小说叙述者在旧式家庭亲情与反封建中犹豫徘徊,小说中的人物亦常处于传统与现代、情感与道德的冲突中,皆呈现出复杂的情感心理状态。琦君小说的主题意蕴以传统为根基,同时融合现代,对当代文学有丰富补益之功,具体有三:一是台湾文学方面,丰富了小说题材,其反现代的传统文化意蕴与台湾社会构成审美对话与文化互补,增强了台湾文学对母体文化的归属感,丰富了文学的现代化经验。二是女性文学方面,琦君结合自身经历见闻,真切而有深度地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为女性寻找话语权,反思女性解放,为女性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思想与价值。三是佛教文学方面,琦君小说的佛学意蕴并不深奥和突兀,而是通过日常生活叙事中的人物性格与情感蕴藉传达,较少见宗教文学强烈的目的性与观念化,而且与儒学时有融合,更接近以善为美的审美理想,易为读者所感受。三方面价值在琦君小说中总体呈交织融合形态。
蓝红军[6](2020)在《翻译批评何为:重塑批评的话语力量》文中研究指明相较于翻译学科的整体发展,翻译批评正日渐式微,翻译批评失语问题的存在已成为共识。但批评失语并不是广义上翻译批评的缺失,而是具有批评精神的翻译批评的缺失,是翻译批评失却了自身应有的话语力量。翻译批评失语是伴随着翻译行业化和翻译研究科学化发展而产生的,其中有世俗化力量的驱使,也有科学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让批评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首先需要澄清对翻译批评的科学性的认识,让批评者明确自身的民族利益立场、学术思想立场、翻译伦理立场和文本审美立场等价值立场;其次需要提升翻译批评的理论品质,祛除批评中套用、滥用和误用理论的弊病;另外,还需适时回应新时代的需求,加强对当下的翻译实践问题的关注。
陈疏石[7](2020)在《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具有其独特性,延安文学开始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而真正出现大量的文学创作,可能要延迟到1937年文艺团体陆续进驻延安之时。笔者仅以狭义的延安文学——以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为中心开展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延安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风景书写进行梳理和探究,并发掘风景书写的特质和内涵深意。本研究的关键词之一——“风景”一词远远超过了其表意的自然属性,而是基于“风景”+“书写”等文本建构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隐喻,从而让延安文学进入到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建构层面。研究认为,通过将“风景”及其相关的文学技术引入到文学研究之中,以风景书写、风景叙事的视角重新审视延安文学其内在的文化张力,从而呈现延安文学的历史复杂性、独特性。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发掘延安文学中的风景书写以及风景书写的特点,在自然风景中,主要以“大地”和“太阳”为重点关注对象,并阐释两者是如何进入人类的视线而成为风景的,两者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大地作为一种与人民劳动共同构成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景观,它承载着自然有机生命体和人类生存的希望,描写土地开荒和粮食丰收的景象在延安文学中大量存在,人们在改造大地景观中得知人类是与大地休戚与共的。太阳作为一种生来就具有光明和温暖的物质,它与大地共同构成一个良性生态的生命体,将光明和温暖照进人类生活,将生长的自然食物给予人类养料。在人文风景中,由于现代社会模式的出现,人民的日常活动和文化活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致使人文风景中新的关系链生成,风景书写的含义被扩大,人文风景在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中占据主要地位。基于现实主义的革命创作,延安文学有其历史使命,这时的风景书写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范式,走向了一种现实功能化表达,并且由原来自由的、多元的风景,转变为规范化、统一化的风景,风景书写在审美上由一种天然的人性感知变成一种政治性感知,风景的审美功能被弱化。第二章关注于风景作为非自在之物,其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叙事功能,特别是在“人物作为风景”之后,风景更加参与了叙事的全过程,此时的风景书写基本呈现一种“无风景”状态。在人的主体性审视之下,风景处在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之中。在女性叙事中,女性作为一道反抗封建、争取自由和毅然走向革命的风景,其实处在一种半光明的状态下,即女性获得自由的未来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叙事中,风景书写将人物形象的崇高性幻化为一种精神风景,用革命者的意志与精神构筑起一片祖国充满希望的神圣风景,通过塑造一系列英雄人物图景来弥补人民心中精神家园的缺失,并且通过人的主体性建构,将原本血腥的革命暴力风景转化为具有正义感的革命崇高风景。第三章分析延安作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是如何以其地域风景给予延安人民光明的憧憬和美好的想象,而延安文学正是在这样一座拥有权力机制的城市上重新打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属于人民大众的理想国。在这座理想国上,人民可以通过积极勤奋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粮食,人民可以通过新型社会的文化建设来改造自己。在延安文学中,文人努力打造了一座具有文化氛围和生命活力的延安风景图,而这些精神风景筑造起了人们对革命和生活的光明向往。
梅涛[8](2019)在《理查德·罗蒂的对话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罗蒂生前并未以专题研究的形式系统呈现自己的对话思想,并且,国内外学者尚未就此做体系化的爬梳与整理工作。然而,罗蒂的对话思想与其提出的后哲学文化思想主旨趋同,也氤氲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追求,因此,它是罗蒂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哲学思想的新维度与新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罗蒂的对话思想概念释义为起点来勾勒对话思想的全貌。罗蒂曾在着述中提出对话哲学的概念,这极易与本研究关注的对话思想概念相混淆。其实,他所谓的对话哲学是与分析哲学相对照的一个范畴,它脱胎于大陆哲学,却被罗蒂视为大陆哲学的替代者,因为它有助于修正长久以来世人对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形成的偏见。为此,罗蒂推崇对话哲学而疏离分析哲学。相形之下,罗蒂论域中的对话是指人们从历史的语境出发,以语词为载体,通过主体间自由的交流,促进视野融合进而达成有限共识的实践活动。对话思想则是指根据历史主义的哲学立场,对主体间开展的对话活动进行界说和阐释的理论。对镜式哲学的批判是对话的前提之一。罗蒂因循“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反基础主义”的解构路径,旨在证明本质主义的困境导致表象很难相符于本质,批判了符合论的真理观,驳斥了表象主义;进而动摇了认识论的基础地位,一并解构了哲学作为其它学科基础的特殊地位,体现了基础主义的溃退;最终将非人的、超越的、永恒的、独立的存在排除到认识之外。这间接表明,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中,包括对话在内的活动都是完全情景化的。罗蒂的种族中心论对这种完全情景化的状况予以理论支撑,可被视为对话的第二个前提。所谓的种族中心论是指人们难以祛除在社会生活里潜移默化习得的不同种族特性,只能从目前已获取的见识出发,代表自己的社群、民族或国家与其他人开展对话活动。它具有开放性、约定性和宽容性,三者为对话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对话的开展离不开途径的沟通与衔接。对话的宏观途径是文学,因为文学能够帮助读者拓展对自我的描述,塑造更优秀的对话主体;文学还能够帮助读者感知残酷,有利于实现对话目标。更进一步讲,对话的中观途径是小说和诗歌。理由在于,小说能够为对话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增强对话者的共通感、夯实对话活动的伦理基础、为对话提供价值观保证。而诗歌能够丰富对话的语言工具箱,对话语言工具箱的充实又能够增强对话的开放性。进而言之,对话的微观途径是纳博科夫、奥威尔和普鲁斯特的小说,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人们认识漠不关心所造成的残酷、理解外在的社会制度强加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残酷、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可促成对话目标的实现。原则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对话正常有序地进行。在自然科学家群体和哈贝马斯关于“说服”的相关论述的启发下,罗蒂认为,说服是对话的原则。较弱的理性为说服提供了哲学依据。与充当自然科学理论衡量标准的较强的理性不同,较弱的理性只意味着合情理的、清醒的、有教养的等道德美德,它相容于罗蒂的思想体系,与其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的哲学基本立场相一致,进而在其对话思想中演绎为说服原则。说服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对异议的存在怀有心理预期、对他人的看法始终抱有好奇心、有足够的耐心倾听他人的述说或论证、乐于接受更合理的见解并及时修正自己的认识、不采取武力压服的手段。在依次阐述对话的前提、途径和原则之后,还需明确对话的目标。从文化层面来看,后哲学文化是对话活动追求的目标,它反对将哲学视为文化的中心,不认为人们能与超越的存在建立各种联系。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对话也有社会层面的目标,那就是协同性与团结。其中,前者是指社会团体内部的一致性,后者是指我们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虽然人是社会成员,但也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所以,不能忽视对话活动在个人层面的目标——编织信念之网。此外,鉴于人具有伦理属性,罗蒂认为,对话活动还有伦理层面的目标,即道德进步。虽然罗蒂的对话思想厘清了对话活动的内在机制,但细究起来仍有一些局限性,突出表现为:非此即彼的激进思维模式、诸多不自洽的对话前提和言之过誉的文学描述。与此同时,它也启发我们:应当注重实践的哲学研究、文学可充盈未知的X、对话筑就社会团结。
郭友兵[9](2019)在《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永恒理想与普遍追求,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考构成人类自由理论的重要一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性质与文本特征,国内外学界关于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大量研究一方面具有多领域、多进路等优点,另一方面存在离散性、片面性等缺点,对黑格尔自由思想进行一种系统全面又准确彻底地理解诠释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研究旨在基于黑格尔之哲学观以及文本诠释、形上分析、“经验”还原等方法,对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做出一种有据可循的系统性诠释。首先,直面“自由是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黑格尔的自由具有如下形上规定。其一,“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的思辨定义构成黑格尔自由的基本公式。它表明自由本质上是一种“他我关系”,“他物”“自身”构成自由的两大前提,“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构成自由的关键要义,其反面则是无自由或不自由。其二,“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具有自我实现、相互承认、主客统一、“主体-实体”等四种主要实现模型。这四种模型相应地构成黑格尔自由思想之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存在论四种主要诠释进路。其三,自由具有具体性、必然性、无限性以及统一、和解等特性,且作为他我关系的合理解决构成价值本身及最高价值。然而,黑格尔所言自由的主体是精神,其自由主要指精神自由,因此,如何理解精神构成理解黑格尔自由的枢纽,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诠释必须深入考察其精神理论。考察发现,黑格尔具有一种成熟而复杂的精神理论,精神构成黑格尔哲学的标识并存在多种解读面向,精神自由的核心要义则在于人类自由。文本显示,精神具有“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之一大定义、“观念性”与“显示”之两大规定性、“运动”“统一”“自由”以及“非自然”“理性”等多种特性,本身代指“思维-概念-理念-精神”之内在逻辑经验与“存在-定在-理念-精神”之外在历史现象相统一的“事情本身”的存在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在形式上展现为“圆圈”之往复进展的结构,在内容上体现为“观念性-显示”或“思维-意志”之一体两面的结构,在本质上呈现为“观念性-显示-事情本身”或“思维-意志-理性”之“知-行-在”的三位一体结构。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精神具有认识论内涵与本体论内涵相统一、一般精神与作为人的精神相统一的基本内涵,而且,精神的本体论内涵以认识论内涵为基础、一般精神以作为人的精神为模型,因此,黑格尔的精神主要指人类,其精神自由义在人类自由。根据精神“知-行-在”的本质结构,黑格尔精神理论包含一个以“思维自由”“意志自由”“理性自由”为基本主题、以《小逻辑》《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为主要文本、以“理论理念”“实践理念”“历史实存”为重要形态的自由理论体系。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观,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一个思维与对象、内在与外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关于事情本身的“解释-规范”体系,“精神自由”一方面构成黑格尔解释世界的根本性概念,另一方面同时具有旨在人类自由的规范性内涵。本研究在此两大前提下详细诠释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内容。第一,“思维”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知”“普遍性”“辩证性”“真理性”“自由”等特性。“思维自由”是逻辑学的重要主题,《小逻辑》思辨地揭示了思维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大环节。思维象征着“思维着的人”,思维自由具有相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思考”的思维方法的规定,具体为“‘概念’地思考”,亦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要来源的黑格尔之“概念思辨法”,包含五大原则: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历史的原则、总体的原则。另一方面,它蕴含着“成为一个人”的“主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超越自然性”“扬弃分裂性”“遵循总体性”。第二,“意志”是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行”“能动性”“层次性”“客观性”“自由”等特性。“意志自由”是法哲学的根本主题,《法哲学原理》理性地构筑了意志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环节。意志代指着“行动着的人”,意志自由包含重要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行动”的行为原则的规定,具体为“‘伦理’地行动”,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构成黑格尔的“五伦”,法哲学系统理性地阐述了五伦的具体规定。另一方面,它蕴含着“与他物共存”的“实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追求‘实体性’事业”“超越原子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理性”是历史哲学的灵魂,本身具有“在”“实存性”“阶段性”“具体性”“自由”等本性。“理性自由”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历史哲学》大致地描绘了理性自由的实现历程,本身包含“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等阶段。理性意味着“存在着的人”,理性自由包含着对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存在”的存在方式的规定,具体为“‘精神’地存在”,其以“自由”为根本目的、以“知”“行”为内外道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以“调和”为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具有质、量、度之具体规定的“实存的自由”,并具有如下启示:“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理想”,“实存的自由永远是具体特殊的”,“‘思辨逻辑’构成自由实现的实践智慧”。总之,以“知-行-在”为本质结构的精神表明人是“有思维”“有意志”的“历史性”的存在者,黑格尔的精神自由理论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系统而独特的人类自由理论,而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则构成一种重要的自由理论范式。
顾晓燕[10](2020)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文中研究说明翻译和哲学将目光投向彼此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哲学与翻译从诞生之初就因语言而密不可分。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问题系,即语言与不可还原于该语言的逻辑运作之间的关系,因此翻译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重要的部分,构成了语言学、文学和哲学三者内在关系的一种深度思考,对于书写和翻译、诗学建构中意义与形式的本体论上的追问。同时,翻译又将他者和思想的异质性纳入研究的范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相互开启,来自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对翻译经由实践上升至理论构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法国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哲学时刻”,它在接受欧洲大陆哲学以及英美哲学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众多法国哲学家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也往往对翻译有着特殊的关注,他们思考的问题恰恰也是翻译研究的关注焦点。本论文旨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家在“主体”、“意义”、“文本”、“空间”“伦理”、“他者”、“好客”等与翻译相关的关键概念的流变,将哲学概念的发展和对翻译学的影响结合起来,建立哲学和翻译学的对话,突出前者对后者的切实影响和启示。以“概念”为纲,以期纲举目张,将哲学思潮中的核心概念和翻译学中的关键词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两者之间的“对话”,避免哲学和翻译学各自的“独白”。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正文部分共有四章,分别为“翻译的主体”、“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和“翻译的伦理”。在绪论部分,首先强调了翻译学和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翻译学的构建需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翻译研究自古以来就有哲学话语介入的传统,构建翻译哲学也是目前翻译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法国哲学构成了哲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法国哲学家关注的主体、意义、语言、文本、自我和他者等问题都是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的主题。绪论部分对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以“概念”为主线索的思路,力图初步构建起法国哲学思想和翻译研究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第一章主要论述翻译的主体。以“主体”为关键词,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主体性”概念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其与翻译主体的认识联系起来,回顾翻译研究中主体性质的历史流变,并进行理性反思。普遍性主体的式微迎来的是主体间性的黎明,但主体间性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宏大叙事主体性的扬弃。本章侧重于讨论法国思想家对主体的设定和思考及其对翻译主体的定位的影响,其中包括利科思想中主体在阐释学中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中的主体特质以及从“看”到“听”的主体认识和思维模式的转变,由此带来翻译主体性研究中“迂回”、“分裂”和“利他”的三大趋势。第二章探讨翻译中涉及的“意义”问题。本章首先对比语言命名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系统论对“意义”定义产生的影响,随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化作为线索,梳理了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到巴特和拉康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理论中能指相对于所指逐步松动直至后来居上的历史流变过程,意义愈发呈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能指相对于所指的漂浮最终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那里演化为一场“延异”的游戏,意义之间的价值关系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播撒把文本带进文本性中,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然而,当“延异”的意义在对翻译合法性发出致命性一击的同时,德里达又悖论性地提出“必须翻译”的强烈诉求,指出翻译的失败就是整个哲学的失败。与此同时,我们在法国现象学的发展中看到梅洛-庞蒂将身体纳入意义的研究之中,与德里达一样,他的身体间性理论也显示出翻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悖论性特点,并使一种身体的翻译学成为可能。第三章着重讨论翻译的历史和空间。这一章首先基于福柯的“知识型”和“断裂”理论,分析从西方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直至现代,翻译话语是如何在历史中被构建的,不同时代的翻译思想是如何与它所处的时代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又呈现出怎样“断裂”的特征。其次,本论文将追溯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的形成脉络,分析空间-知识-权力的三元辩证的思想,主张在历史之外赋予翻译以空间的维度,并借用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对翻译空间进行具体的描述。福柯对权力和话语的研究将历史性带进了结构主义,证明翻译从来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从本质上它是话语增殖和权力运作的结果,翻译作为话语自诞生伊始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始终处在权力目光的凝视之下。空间维度对当代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在其后主要分析萨义德的“东方学”、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以及对布尔迪厄“场域”和“习性”等空间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第四章集中讨论“翻译的伦理”问题。这一章首先将在区分“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厘定“翻译伦理”的概念,并分析翻译作为一种理解本身凸显出来的“伦理”问题。其次论文将按翻译伦理思考中突出的三个关键词:“他者”、“好客”和“哀悼”逐一进行分析,主要涵盖了列维纳斯、利科和德里达三个哲学家的思想。论文将挖掘三个关键词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在不同哲学家理论中的阐释,并将其与翻译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在“他者”问题上,论文主要结合列维纳斯“绝对他者”的思想与贝尔曼的“存异”的翻译伦理进行联系,发掘其思想上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好客”和“哀悼”,论文将对比利科和德里达对于两个概念的不同看法,力图做出异同点之间的对比,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论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各个章节论述内容的总结,试图对翻译的主体性、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以及翻译的伦理总结出相应的规律和特征,勾勒出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翻译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趋势,并尝试对翻译理论的前景进行展望。
二、文本的自在和文学作品的非自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本的自在和文学作品的非自在(论文提纲范文)
(1)影视人类学的感官转向与策略更革——以中国节日影像志为中心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一、田野环境的“在场”之策 |
(一)以高权重景观营造具身环境 |
(二)人观、内观的“有我之境” |
(三)VR造境技术:受动观景变为能动在境 |
二、田野人事的“体感”之策 |
(一)“事在人为”法 |
(二)“体化视觉”法 |
1. 多种感觉综合编码的画面 |
2. 嵌身主位的“附体”运镜 |
3. 刻画细节营造质感影像 |
(三)声音传感法 |
1. 以“存在”之声营造“临场感” |
2. 以“联觉”之声唤起多感官共感 |
3. 以“写意”之声传情启思 |
三、田野文化的“亲知”之策 |
(一)“意境”策略:“一切景语皆情语” |
(二)以口述发出“嗓音” |
(三)论证性“标记”的适当运用 |
结语 |
(2)论孙犁小说中的风景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2、国内外研究现状 |
3、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4、核心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孙犁小说风景书写溯源 |
1.1 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现代继承 |
1.2 现代性风景观书写方式的意识自觉 |
1.3 外国小说风景创作的深刻影响 |
1.4 革命战争与文学实践的理想寄托 |
第二章 风景的发现:孙犁小说风景书写的文本呈现 |
2.1 风景的聚焦 |
2.1.1 风景的主体化 |
2.1.2 主体的风景化 |
2.2 对峙的风景:象征风景与事实风景 |
2.2.1 意象性的空间想象 |
2.2.2 剧场:写实主义场所 |
2.3 风景中的“进入权”问题 |
2.3.1 道路权与交通权 |
2.3.2 风景进入地方:乌托邦空间的现代建构 |
第三章 风景赋值:孙犁小说风景书写的内蕴指向 |
3.1 从“无人风景”到风景中“人的发现” |
3.1.1 男性主体:集体意志和革命力量的强调 |
3.1.2 女性主体:“美的极致”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
3.2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
3.2.1 晋察冀:地缘记忆 |
3.2.2 革命圣地延安:民族想象共同体 |
3.3 风景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与身份建构 |
第四章 风景书写之于孙犁小说的意义 |
4.1 风景书写的文本建构意义 |
4.1.1 风景书写使风景发声 |
4.1.2 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并存 |
4.1.3 象征隐喻的独特表征 |
4.2 风景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
4.2.1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协调 |
4.2.2 人与自然的双重显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3)“妥协”的美育 ——以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活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诸论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第二节 提出问题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不在场”的“妥协”:一次尝试共融的教学合作 |
第一节 “妥协”的图画教学 |
第二节 陈师曾的“不在场”:被“淡化”的导师角色 |
第三节 蔡元培的“不在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蔡元培 |
第三章 塑造与建构:美育观念与图画教学的关系 |
第一节 美育观念下蔡元培的图画教学的实用主义线索 |
第二节 蔡元培绘画教育的抱负 |
第三节 陈师曾画学的美育观念 |
第四节 “文人情结”:文人画的“美育化” |
第五节 何谓“艺术”:精神的价值 |
第六节 “艺能进步,比前不同”:以变化为进步的“中国画” |
第四章 跨国族的想象:陈师曾的“东方” |
第一节 《文人画之价值》的导火线:芬诺洛沙与渡辺晨亩 |
第二节 “同种同文”的焦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一、向下超越:从“鱼缸文学史”到“江湖文学史” |
二、“跨战争”视野:“战败体验”不等于“8·15体验” |
三、“不可靠”的情感:体验、实感如何拯救经验和失忆 |
(5)琦君小说的主题意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价值 |
1.1.1 选题背景 |
1.1.2 论题价值 |
1.2 研究综述与创新价值 |
1.2.1 研究综述 |
1.2.2 创新价值 |
1.3 理论方法与思路框架 |
1.3.1 理论方法 |
1.3.2 思路框架 |
第2章 琦君小说创作的背景考察 |
2.1 区域文化熏陶 |
2.2 古典文学教育 |
2.3 宗教文化影响 |
2.4 现代文化思潮 |
2.5 台湾社会环境 |
第3章 琦君小说主题意蕴的现代性 |
3.1 感性现代性 |
3.1.1 物欲的张扬 |
3.1.2 情欲的膨胀 |
3.2 启蒙现代性 |
3.2.1 制衡感性欲望 |
3.2.2 批判封建思想 |
3.2.3 开显女性意识 |
第4章 琦君小说主题意蕴的反现代性 |
4.1 反思女性解放 |
4.2 继承传统文化 |
4.2.1 儒家思想 |
4.2.2 佛家思想 |
第5章 琦君小说主题意蕴的复调特征 |
5.1 传统与现代 |
5.2 追怀与批判 |
第6章 琦君小说主题意蕴的价值考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琦君小说篇目年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翻译批评何为:重塑批评的话语力量(论文提纲范文)
1.引语:从冯唐事件说起 |
2.翻译批评话语力量的缺失 |
3.回归翻译批评的价值立场 |
4.提升翻译批评的理论品质 |
5.承担翻译批评的当下责任 |
6.结语 |
(7)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选题的意义、研究设想及创新 |
二 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的研究现状 |
三 现实主义文艺观下的风景书写 |
(一)现实主义及其叙事原则 |
(二)“风景”的诠释 |
(三)叙事中的风景 |
第一章 延安文学风景的文本呈现 |
一 风景的文本呈现 |
(一)自然风景的原始生命力 |
(二)人文风景的新型关系链 |
二 风景的叙事特质 |
(一)基于现实主义的风景书写 |
(二)风景书写的集体匮乏和简单化 |
第二章 风景书写中人的主体性审视 |
一 作为风景的女性叙事 |
(一)作为风景的女性:走向自由的光明 |
(二)作为风景的女性:光明中的不幸 |
二 作为风景的革命叙事 |
第三章 风景书写中风景的象征性意义 |
一 地域风景:“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
二 大地风景:唤醒欲望的自然空间 |
(一)大地:具有边界的自然空间 |
(二)大地:原始欲望的载体 |
三 精神风景:贫瘠中的希望和光明 |
(一)太阳及“火”意象的光明憧憬 |
(二)文化及“物”意象的精神富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8)理查德·罗蒂的对话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现状 |
1.1.1 罗蒂哲学研究现状 |
1.1.2 罗蒂对话思想研究现状 |
1.2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3 研究意义 |
第2章 罗蒂的对话思想释义 |
2.1 与分析哲学相呼应的对话哲学 |
2.2 聚焦于主体间交流的对话思想 |
第3章 对话的前提 |
3.1 对镜式哲学的批判 |
3.1.1 反本质主义 |
3.1.2 反表象主义 |
3.1.3 反基础主义 |
3.1.4 贯穿于对话环节的批判立场 |
3.2 种族中心论 |
3.2.1 种族中心论的理论基石 |
3.2.2 种族中心论的内涵 |
3.2.3 种族中心论为对话提供的支撑作用 |
第4章 对话的途径 |
4.1 宏观的途径 |
4.2 中观的途径 |
4.2.1 小说 |
4.2.2 诗歌 |
4.3 微观的途径 |
4.3.1 纳博科夫的小说 |
4.3.2 奥威尔的小说 |
4.3.3 普鲁斯特的小说 |
第5章 对话的原则 |
5.1 说服原则的来源 |
5.2 说服原则的哲学依据 |
5.3 说服原则的主要内容 |
第6章 对话的目标 |
6.1 文化层面的目标:后哲学文化 |
6.1.1 后哲学文化的涵义 |
6.1.2 文学文化的繁荣 |
6.2 社会层面的目标:协同性与团结 |
6.2.1 协同性 |
6.2.2 团结 |
6.3 个人层面的目标:编织信念之网 |
6.3.1 信念之网的理论来源 |
6.3.2 自我:无中心的信念之网 |
6.3.3 信念之网的融贯性 |
6.4 伦理层面的目标:道德进步 |
6.4.1 道德进步释义 |
6.4.2 道德进步的具象化 |
第7章 罗蒂对话思想的局限性和启示 |
7.1 罗蒂对话思想的局限性 |
7.1.1 非此即彼的激进思维模式 |
7.1.2 诸多不自洽的对话前提 |
7.1.3 言之过誉的文学描述 |
7.2 罗蒂对话思想的当代启示 |
7.2.1 注重实践的哲学研究 |
7.2.2 文学可充盈未知的X |
7.2.3 对话筑就社会团结 |
第8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9)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主题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概述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自由的形上分析 |
第一节 自由的定义 |
一、文本定义 |
二、定义的要件 |
三、定义的反面 |
第二节 自由的实现模型 |
一、自我实现模型 |
二、相互承认模型 |
三、主客统一模型 |
四、“主体-实体”模型 |
第三节 自由的特性 |
一、自由的一般特性 |
二、自由是被设定的 |
三、自由的主体是精神 |
第二章 精神的形上分析 |
第一节 精神的概念 |
一、定义 |
二、规定性 |
三、特性 |
第二节 精神的结构 |
一、“圆圈”结构 |
二、“思维-意志”结构 |
三、“知-行-在”结构 |
第三节 精神的自由体系 |
一、精神之“精神” |
二、精神的本性是自由 |
三、精神自由的形态及体系 |
第三章 自由的“思维”形态 |
第一节 思维的本性 |
一、“知” |
二、辩证性 |
三、自由 |
第二节 思维自由的三个环节 |
一、存在论 |
二、本质论 |
三、概念论 |
第三节 “思维”自由的规范性内涵 |
一、“概念”地思考 |
二、主体性自由及其规范 |
第四章 自由的“意志”形态 |
第一节 意志的本性 |
一、“行” |
二、层次性 |
三、自由 |
第二节 意志自由的三个环节 |
一、抽象法 |
二、道德 |
三、伦理 |
第三节 “意志”自由的规范性内涵 |
一、“伦理”地行动 |
二、实体性自由及其规范 |
第五章 自由的“理性”形态 |
第一节 理性的本性 |
一、“在” |
二、阶段性 |
三、自由 |
第二节 理性自由的实现历程 |
一、东方世界 |
二、希腊与罗马世界 |
三、日尔曼世界 |
第三节 “理性”自由的规范性内涵 |
一、“精神”地存在 |
二、实存的自由及其启示 |
结语 黑格尔自由观与人类自由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10)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摘要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
第三节 理论基础、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结构 |
第一章 翻译的主体性 |
第一节 “黄昏”下的翻译主体性 |
第二节 迂回的翻译主体 |
第三节 分裂的翻译主体 |
第四节 利他的翻译主体——从“看”到“听” |
第二章 翻译中的意义 |
第一节 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
第二节 被解构的意义 |
第三节 言语、身体与意义 |
第三章 翻译的历史和空间 |
第一节 一种翻译的考古学 |
第二节 翻译的空间性 |
第四章 翻译的伦理 |
第一节 理解的伦理 |
第二节 他者或另一个我(alter ego)? |
第三节 “好客”和“哀悼”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四、文本的自在和文学作品的非自在(论文参考文献)
- [1]影视人类学的感官转向与策略更革——以中国节日影像志为中心的探讨[J]. 张译丹.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1(07)
- [2]论孙犁小说中的风景书写[D]. 樊智华. 河北大学, 2021
- [3]“妥协”的美育 ——以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活动为例[D]. 邓经儒.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11)
- [4]“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J]. 王升远. 山东社会科学, 2020(06)
- [5]琦君小说的主题意蕴研究[D]. 蔡林翰. 湘潭大学, 2020(02)
- [6]翻译批评何为:重塑批评的话语力量[J]. 蓝红军. 外语教学, 2020(03)
- [7]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研究[D]. 陈疏石. 海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理查德·罗蒂的对话思想研究[D]. 梅涛. 吉林大学, 2019(02)
- [9]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D]. 郭友兵. 东南大学, 2019(06)
- [10]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D]. 顾晓燕. 南京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