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上海到瑞金——临时中央秘密大转移纪实（论文文献综述）
严淡如[1]（2022）在《严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文中研究指明严朴同志在无锡地区的革命事迹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三少爷舍家闹革命的事迹,尽人皆知"。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严朴只身来到上海,此时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上海,是他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上海入党"五卅"先锋严朴在上海考入上海西门专科师范学校,后又进入私立上海专科大学（南方大学）专修国学。
刘飘[2]（2021）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选题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领域,属于该领域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成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阶段,无线电通讯技术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得以涅盘重生的重要工具之一,但目前国内外专门研究无线电通讯技术的革命作用的着作还鲜有闻见,相关的研究也大多是散见于通讯情报相关的论文中。就总体情况来看,现有的相关成果还不足以理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斗争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无线电通讯技术在沟通联络和情报侦察方面的帮助得以保存军事实力的史实脉络;于此同时,从无线电通讯这一技术层面出发去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史,对重点历史事件的考察和研究也提供了继续思考的空间。本文就以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实力变化作为根本脉络进行叙述和研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顺势接掌统治政权。而被迫面对分裂局面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由于建党时间短,党派规模比较有限;另一方面,右倾机会主义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导致中共始终缺少独立的革命武装队伍。因此,仅掌握一小部分国民革命军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残酷打击和严密封锁的紧张局势下,既要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又要开辟根据地实现政权重建。然而,全国各地之间的通讯受阻十分严重。在此背景下就凸显出通讯在开展军事、政治较量的重要地位,通过无线电通讯技术不仅能够建立起党内有效的联络关系,同时还能进行积极的情报侦察,对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化被动剿杀为主动迎击有着关键性作用。本文重在考究各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发展过程,包括引进背景、发展模式和应用情况。通过深度剖析重要战场和历史事件的演变逻辑,肯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战略地位。同时从中共党史这一领域中着眼到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研究,既能从学术层面丰富现有的党史研究成果,也能对新时期的军事工作和党建工作有所启示。
秦正[3]（2021）在《建立在“刀锋”上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钱壮飞挽救党中央的传奇,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和骨干,包括挽救了党中央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怎样从上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是怎样毫发未损地出现在中央苏区的?这便是故事之其二。那场惊天大转移得以顺利实施,靠的就是"行走于刀锋之上"的中央红色交通线。
李凯[4]（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政党文化体现着一个政党最深层的精神积淀和最持久的价值追求,是政党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和开展以史资政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孕育成熟的重要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华民族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孕育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本论文以文化自信为政治视角、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视角、以古鉴今为透视视角、对策路径为阐释视角,从发展历程、发展源泉、发展成果、建设经验、现实启示5个方面构建论文框架,梳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脉络、实践成果和建设经验,着眼厘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困境、不利因素和优势条件,着力探寻推动新时代执政党建设和政党文化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政党文化是政党活动历史积淀的结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经历了萌芽、孕育、发展和成熟4个阶段,实现了从幼稚懵懂向成熟自信、革命型政党文化向执政型政党文化的质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民族独立和党际党内斗争的革命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孕育成熟的理论源泉、思想源泉和政治源泉,实现了政党文化从理论探索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质的飞跃。历经长期孕育、反复提炼、逐步强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思想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4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革命精神的成果体系。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以史资政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既是新时代夯实政党文化根基、守护政党文化命脉、筑牢政党文化理论基础和提升政党文化建设能力的现实需求,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经验对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创新发展的现实启示。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经验,突出问题导向、求解思维和实践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推进集中教育制度化规范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经验总结,是推动新时代执政党建设以及政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启示。聚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古鉴今开展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对于深化政党文化发展建设规律、发挥民族振兴精神指引作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新水平和开辟宣传思想工作新境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余玮[5]（2020）在《瑞金：治国理政的红色试验田》文中提出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这里是大国治理的红色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管理国家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探索,为此后各个历史时期乃至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瑞金,江西东南边陲的一个小城。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主力部队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来到这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反抗国民党反
王若伊[6]（2019）在《乡土语境中的革命艺术传播（1927-1937） ——以中央苏区为研究中心》文中提出论文以中央苏区为研究中心,采用艺术传播学理论路径考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艺术发展史,力图阐释我国1927-1937年间革命艺术活动在闽赣边境乡土社会进行传播时所遭遇的历史问题、所形成的苏区模式及其特征与影响,尝试为革命艺术研究、苏区文化研究和艺术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论文主体含绪论、正文、结论三大部分,其中正文分三个篇章展开论述。第一章通过对我国革命艺术传播的历史演进做全景式的回溯与评述,再现1927-1937年间在闽赣乡土社会中生存发展的苏区艺术传播生态。第一节首先评述了革命艺术传播在我国的萌发背景,并对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研究的时空概念进行了必要的界定。其次根据艺术传播的发展特征将其传播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进行观察。第一阶段是诞生与雏形期,这一阶段中央苏区革命艺术的雏形正在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中诞生,论文强调了井冈山时期革命艺术传播的早期尝试,并揭示了闽西苏区对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重要影响;第二阶段是发展与成熟期,主要分析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不断发育并到达鼎盛的时期在传播条件和体制发育等方面出现的变化;第三阶段是危机与沉潜期,阐述了中央苏区革命形势由盛转衰之后革命艺术传播活动的特点,重点论述沉潜时期艺术传播形式的转变和艺术素材的积累。第二节语境分析主要从乡土语境和文艺语境两个角度入手展开论述。乡土语境分别从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方面展开,论述了闽赣乡土为苏区革命艺术传播预设的发展条件。苏区内外的文艺语境则共同对苏区革命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社会文化现代化发展趋势、国统区左翼文艺先驱的努力都对苏区革命文艺的发展形成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苏维埃文化的引入、苏区自身文化建设的起步也力图为革命文艺的快速发展扫除了障碍。第三节道路探索,深入阐释中央苏区革命艺术在传播话语、传播类型与群体构成方面做出的探索和尝试。苏区革命艺术传播历程既推动了传统艺术话语现代化和精英艺术话语大众化,也亲历了两种话语转向进程中的实践困境。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苏区艺术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类型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型,独具苏区艺术传播特色。艺术传播的群体构成可以分为“传播引领者”和“传播跟随者”,前者可细分为理论领袖、艺术人才、传播先驱三类,后者则以部队士兵、工农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通过具体论述对这些传播群体的构成特性进行分析。第二章分别从形态、景观、风格角度聚焦苏区革命艺术的时代表征。第一节形态研究,将苏区革命艺术的传播形态分为静态艺术形态与动态艺术形态两大类别进行全面梳理。前者包括绘画、书法、石刻与篆刻、建筑、摄影、美术设计六大类;后者包括:音乐、舞蹈和歌舞、歌剧和歌舞剧三大类。研究认为,苏区革命艺术传播形态具有种类丰富多样、传播力强、时代特征凸显、革命性强等特征。第二节景观研究,从传统乡土社会向苏区革命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革命艺术传播施展综合的视听手段,通过工农兵群体易于理解的艺术主题和表现方式,塑造了独特的土地景观、身体景观、战争景观,在传播媒介中营造了立体可感的革命氛围。第三节风格研究,阐述苏区革命艺术在传播中形成的风格特色,并论述这种风格对革命艺术后续发展的影响。苏区革命艺术风格突出表现为“战斗艺术”和“红色艺术”两种个性特征。苏区革命艺术的“战斗”特性切实地践行了审美政治化与功利化;对“红色”题材的发掘和表现是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重大成果,苏区时期“红色艺术”着重于刻画与阐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出色地实现了艺术传播活动的社会价值。第三章从模式、效果、评价方面提炼总结革命艺术传播的苏区经验。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在乡土社会现实中形成了苏区经典传播模式,可以归纳为操作模式和调控模式两大类。操作模式包括:传播内容“简明化”、传播渠道“组织化”、传播群体“集合化”、传播场域“开放化”;调控模式包括:传播策略“大众化”、传播身份“互融化”、传播过程“仪式化”。传播效果研究方面,首先从“革命议题”的提出和“红军神话”的塑造,阐释苏区艺术传播如何服务于苏区社会的革命运动。其次分别以社会、个体为对象,论证苏区艺术传播对革命社会的整合功能。另外,分别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对苏区艺术传播效果做出双面性评价。价值评析方面,研究认为苏区革命艺术传播活动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与宝贵的经验教训,当代艺术作品继续传承革命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艺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我们解读当前的红色艺术传播生态以及把握我国艺术发展的方向。论文认为,乡土语境下诉诸视听感官的艺术传播与革命社会的发展之间构成了相互影响的张力关系。当发展滞后的乡土社会遇上先锋前卫的革命艺术,土地革命中的乡土社会展现出一派奇特的革命视听景观。艺术传播不仅发挥了为革命运动推波助澜的造势功能,同时也履行着稳定新型秩序的社会职责。在适应土地革命社会生态的过程中,苏区革命艺术发展出独特的传播经验,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个性。
张家豪[7]（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蒋沫沫[8]（2018）在《刘仲华生平及相关史事考论》文中研究说明刘仲华是山西社会主义共青团组织的早期参加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央特科情报工作负责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其经历隐秘而复杂,且有些经历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史事相关联,但囿于资料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记录和评价。本文在多方面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刘仲华的生平进行了考察、考订,并结合相关史事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和意义,综述学术界研究动态和探讨研究的空间、创新和不足,简述思路和框架以及介绍主要参考文献等。第二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五章,对刘仲华的生平进行系统考察,在必要的环节综合运用各种资料进行考证,展示刘仲华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活动的轨迹。其中,第一章主要考察刘仲华的家世及他早期参与革命的经历。在利用新发掘的档案资料基础上,还原了刘仲华领导山西省立一中学生运动,梳理了刘仲华在冯玉祥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军运工作的基本史实,客观反映刘仲华在早期阶段的革命历程。第二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进入上海中央军委以后至上海临时中央局结束期间的经历。这一时期是刘仲华从事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工作的重要时期,他的工作包括交通、军事、情报、破坏等活动。在领导中央特科期间,刘仲华曾掩护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云等重要领导人;负责联络吉鸿昌、邓宝珊、陈离、黄申芗、刘仲容等爱国人士;领导王世英、谢甫生、项与年、靖任秋、卢志英、张育民等情报人员;多次获取有关国民党“围剿”苏区中央的重要情报。根据共产国际驻沪代表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刘仲华临危受命,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重建组织机构,恢复对白区各省党组织的领导关系,恢复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络。在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期间,刘仲华还具体领导特科及电台的工作,负责与共产国际代表及全总、青年团代表的联络。此时正值国民党特务组织对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大肆破坏之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最终难以为继,刘仲华竭力安排重要人员疏散撤退。第三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期间的工作。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刘仲华返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职务。刘仲华在帮助李宗仁整肃军纪、配合李宗仁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同时,不忘利用公开身份对第五战区内面临暴露危险的中共秘密党员及组织施以保护。刘仲华忍辱负重、忘却自身安危地帮助刘少奇、李先念开展对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帮助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提供物资上的帮助。在屡次申请恢复中共党员身份未获批准后,刘仲华加入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采取另一种形式促进共同抗战的胜利。第四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9年北平和谈期间的工作。这一阶段,刘仲华进行了在中共及李宗仁之间的联络工作,促进双方沟通的同时还向中共报告李宗仁部的重要情报,帮助中共掌握李宗仁专用的电台号码及密码,帮助转移和谈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的家属。通过刘仲华的努力安排,和谈破裂后,为代表团中国民党方面人士弃暗投明解除了后顾之忧。第五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建国后参与的建设工作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刘仲华利用政务院参事、各界人民代表会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等一系列民主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在担任地政局局长、房管局局长、园林局局长的十几年间,刘仲华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李宗仁归国一事对于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刘仲华参与了李宗仁归国的前期筹备工作、机场迎接、出席记者招待会等。第三部分为第六章,主要考察刘仲华生平中被“误会”、怀疑及“文革”受迫害等相关史事,同时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包括刘仲华被认定发表违反“联蒋抗日”方针的文件,特科被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怀疑并认定已经由国民党特务掌握,领导特科的刘仲华等人曾遭到立案审查并被组织“割断关系”的过程和成因。这些事情成为刘仲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部分“罪名”。同时,刘仲华参与原上海地下组织成员写信反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也成为刘仲华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重要原因。第四部分是结论,在前文考察、考证、评析的基础上对刘仲华的生平进行总结。刘仲华从事革命活动的年代正处于中国剧烈变革的时代,他的一生遭遇过误解、冤屈,但他始终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中国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中国革命的利益为出发点。作为一名从事秘密战线的人员,刘仲华做过的工作大多未获披露,但是他为党的贡献、为革命事业的付出应得到合理的记录和评价。
刘小文[9]（2018）在《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文中认为王稼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重大开拓者。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而且把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不仅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而且还与他从事宣传工作及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主要包括形成、成熟、丰富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王稼祥对“巩固党的绝对领导”、不同对象的因材施教、“建立红军与地方的联系制度”的理论阐述,标志着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在第二阶段,王稼祥对“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的党性”“毛泽东思想”科学概论等方面的理论阐述,标志着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成熟;在第三阶段,王稼祥对“调查研究”的理论诠释、对“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理论阐述、对“在群众中工作是普遍真理”的理论认识,标志着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丰富。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诸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内容、基本原则、重要方法等方面。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王稼祥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重要论断,并为发展和深化“生命线”理论作出了重要努力。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王稼祥着重从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革命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回答;对于其原则,王稼祥主要从党的绝对领导与具体领导相结合、提高思想认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于其方法,王稼祥着重从灌输教育法、调查研究法、主题活动教育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不仅形成了一套系统而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而且还贯穿到党建、军队、统一战线、外交等重点实践领域之中,从而为积累和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及推进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的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也进一步接受实践的检验,使之不断深化和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色,具体体现在层次性和整体性相结合、务实性和前瞻性相伴生、继承性和开拓性相统一等三个方面,从而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丰富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宝库,而且还对当今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背景下,我们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着重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要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就要求一方面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二是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着重于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提高普通党员的质量及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三是要努力增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着重于从提高认识和转变观念上下功夫。四是要切实提高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差异化、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丰富化、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多样化。
闻君宝[10]（2018）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就是指从中国共产党内那些最有影响、最有威望、最有经验的先进党员中所选拔出来的、担任党内最重要职务的人们（即那些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一个比较稳定的领导集团,其实际承担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方法的指导、经验的总结、理论成果的构建、实践的监管和偏差的纠正等的多项历史重任,在马克主义中国化主体层级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党的领袖人物、领导核心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代表。领袖主体作为党的最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其相对应的组织表现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党的中央组织”或“党中央”。党中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组织和全国性的领导机关,拥有着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组织体系结构,实际包括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按照党的各项法规,经过选举后所构建起来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其他中央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正是领袖主体实现其自身核心作用的重要实践平台。因此,能否将党内“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选拔出来担任党的最重要职务,推进领袖主体各层级与其在党内的相应组织形态的匹配,真正形成一个有威信、有能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即领袖主体）,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为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其成熟核心领导的形成,是从遵义会议上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基本上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开始的。因而,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即特指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及其无限威信下,大批久经锻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足以担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事业的党的主要领导,所构成的一个稳定的政治领导集团。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袖主体的塑造,与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大革命失败后,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毛泽东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建党、建军、建立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有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也实际推进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正是因为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有毛泽东的领导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指导,才有中国红军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一系列军事“围剿”,胜利完成了红军北上战略大转移,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大转变,开辟了抗日民族战争新局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实现了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也推进了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核心领导地位的实际确认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塑造格局的形成;抗日战争中后期,面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艰难形势,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对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游击战争,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全党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等革命实践的独特创造,成功渡过了抗战的艰难时期、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随后,又成功打破了国民党全面内战的阴谋,快速实现了从自卫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转变,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直接推进了毛泽东在全党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袖主体塑造的完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为研究概念,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研究时限,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思维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方法为基础并综合运用党史、政治学、哲学、领导学、组织行为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从整体上把握领袖主体塑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关系,试图从以下五章着重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问题。第一章以领袖主体基本概念理析为抓手,着重分析了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基本概念,并围绕领袖主体自身的层级关系和领袖主体与其他主体间的关系进行延伸,进一步讨论了领袖主体内部的组织层级,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相关概念、地位和作用,以及领袖主体与领袖个体、政党主体、人民群众主体、理论工作者主体等主体关系。第二章以领袖主体塑造的历史轨迹为线索,分别围绕领袖主体塑造的准备、开启与困局、转折与推进再到基本完成等四个阶段展开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或标志性事件（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兴起、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形成、遵义会议的召开、红军北上战略大转移、国内和平局面的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延安整风、中共七大等）为主要研究节点,以期宏观地展现领袖主体塑造的纵向演进过程。第三章以领袖主体塑造的主要平台为研究基础,着重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袖主体是如何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关乎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集中展现了领袖主体在正确领导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实现从工农民主联合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领导武装斗争中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再到全国解放战争、在党的建设中实现从农村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到抗战条件下全国大党建设再到夺取全国政权条件下党的建设等主体认识的转变和发展过程。第四章以领袖主体塑造的创新成果为主要研究内容,即领袖主体塑造的理论创新成果,主要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指导地位的确立等;领袖主体塑造的制度创新成果,包括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抗日民主政权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等;领袖主体塑造的实践创新成果,主要包括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大转变、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和全国抗战的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转折和最终胜利等,以期较为完整地展现领袖主体塑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重大贡献。第五章从三个方面集中阐述了领袖主体塑造的当代启示,主要说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加强和巩固党的各级组织在领袖主体塑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了领袖主体塑造的基本思想标识、思想依归和思想方向,政治前提、政治要求和政治特点,组织制度、组织核心和组织保证等重要内容。
二、从上海到瑞金——临时中央秘密大转移纪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上海到瑞金——临时中央秘密大转移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1）严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上海入党“五卅”先锋 |
| 紧随陈云举炬淞浦 |
| “特科”坚持掩护转移 |
| 长征返沪赴苏使命 |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红军发展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理论渊源及实践概况 |
| 2.1 红军发展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理论渊源 |
| 2.2 红军发展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现实背景 |
| 2.3 红军发展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历史进程 |
| 第三章 红军对无线电通讯人才的发掘与培养 |
| 3.1 红军发掘培养无线电通讯人才的现实背景 |
| 3.1.1 审时度势:进入无线电时代 |
| 3.1.2 恩怨聚离:身处革命绝境 |
| 3.1.3 函矢相攻:人机一度相悖 |
| 3.2 红军网罗培养无线电通讯人才的主要方式 |
| 3.2.1 苦心孤诣:改造原国民党技术人员 |
| 3.2.2 千方百计:网罗无线电通讯人才 |
| 3.2.3 因地制宜:自主开办训练班和通信学校 |
| 3.3 红军着力培养无线电通讯人才的战略意义 |
| 3.3.1 培养造就对党忠诚的无线电专业通讯人才 |
| 3.3.2 保证无线电技侦、破译工作的高效开展 |
| 3.3.3 提供给无线电教育事业以切实有效的重要参考 |
| 第四章 红军无线电台的发展及其运行实践 |
| 4.1 电台器材的获取方式 |
| 4.1.1 战争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电台 |
| 4.1.2 白区采购无线电设备及其配件 |
| 4.1.3 接收第三方的经济和物质援助 |
| 4.2 无线电通讯相关工作的开展 |
| 4.2.1 无线电台的管理制度 |
| 4.2.2 无线电通讯加强内部联系 |
| 4.2.3 着力侦察和破译敌方情报 |
| 4.3 无线电通讯与红军革命事业的发展 |
| 4.3.1 点面合力:中共中央对苏区指挥控制权的分散与集中 |
| 4.3.2 纵横联动:红、白两军的交互试探与行动谋略 |
| 4.3.3 比权量力:长征路上的内部博弈与会师大计 |
| 第五章 党和红军建设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成效及其历史局限性 |
| 5.1 党和红军建设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成效 |
| 5.1.1 便利苏区党政军之间的相互联络,有效地联通内外 |
| 5.1.2 保障部队前后方的及时沟通,高效进行战略部署和作战指挥 |
| 5.1.3 积极对敌进行技术情报侦察,打破党和红军消息闭塞滞后局面 |
| 5.2 党和红军推动无线电通讯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电台器材来源始终受限 |
| 5.2.2 无线电通讯工作在革命斗争事业中的认知与定位问题 |
| 5.2.3 保密工作不彻底的隐患在抗日战争中的延续 |
| 第六章 党和红军建设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历史意义和经验分析 |
| 6.1 党和红军建设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历史意义 |
| 6.1.1 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技术保障 |
| 6.1.2 为建国后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
| 6.1.3 为建国后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
| 6.2 党和红军建设无线电通讯事业的现实经验 |
| 6.2.1 党的全面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途径 |
| 6.2.2 通讯兵精神:推动党的革命建设事业稳步发展的思想内核 |
| 6.2.3 科学技术:促进党和人民事业稳步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3）建立在“刀锋”上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论文提纲范文）
| 与党同源共生的红色交通 |
| 三个文件推动“红色交通”三次跨越 |
| 一条不曾中断的“红色交通线” |
| 三次大规模护送行动 |
| 延安岁月建奇功 |
| 永不荒芜的路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政党文化 |
| 1.3.2 政治文化 |
| 1.3.3 党内文化 |
| 1.3.4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 |
| 1.3.5 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 |
| 1.3.6 政权意识 |
| 1.3.7 文化软实力 |
| 1.4 研究思路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历程 |
| 2.1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萌芽 |
| 2.1.1 资产阶级革命唤醒中国民众政党意识 |
| 2.1.2 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萌生 |
| 2.1.3 马克思主义奠定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根基 |
| 2.2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孕育 |
| 2.2.1 中国资产阶级政权意识的理论探索 |
| 2.2.2 中国无产阶级政权意识对资产阶级政权意识的超越 |
| 2.2.3 中国无产阶级政权意识的实践演进 |
| 2.3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发展 |
| 2.3.1 俄国十月革命成为国共党际合作契机 |
| 2.3.2 共产国际主导国共党际合作形式 |
| 2.3.3 独立性和先进性是决定政党文化存续的核心问题 |
| 2.3.4 属性差异是导致政党文化曲折发展的根本原因 |
| 2.4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成熟 |
| 2.4.1 革命根据地文化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建设发挥先导作用 |
| 2.4.2 思想建党为确立无产阶级政党文化提供思想保证 |
| 2.4.3 文化“反围剿”的胜利标志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 |
| 2.4.4 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成熟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源泉 |
| 3.1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理论源泉 |
| 3.1.1 《共产党宣言》成为政党文化的理论基石 |
| 3.1.2 党报党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 |
| 3.1.3 外国媒体成为宣介政党文化的重要途径 |
| 3.1.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政党文化形成的理论保障 |
| 3.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思想源泉 |
| 3.2.1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与超越 |
| 3.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精神命脉 |
| 3.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政思想成为革命路线政策的重要来源 |
| 3.3 政治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政治源泉 |
| 3.3.1 扞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生成政党文化实践环境 |
| 3.3.2 国共党际斗争造成政党文化政治分野 |
| 3.3.3 中共党内斗争推动政党文化成熟自信 |
| 3.3.4 无产阶级国际利益斗争推动政党文化独立自主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成果 |
| 4.1 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发展成果 |
| 4.1.1 思想政治工作培育思想文化“生命线” |
| 4.1.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厚植思想文化价值取向 |
| 4.1.3 毛泽东思想标志中国共产党理论和政党文化成熟 |
| 4.2 中国共产党制度文化发展成果 |
| 4.2.1 修订完善党章夯实政党文化制度根基 |
| 4.2.2 民主集中制构建政党文化团结统一原则 |
| 4.2.3 党规制度筑牢政党文化规矩意识 |
| 4.3 中国共产党行为文化发展成果 |
| 4.3.1 倡廉反贪运动厚植苏维埃政权廉政行为文化基础 |
| 4.3.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厚植纪律行为文化基础 |
| 4.3.3 延安整风运动厚植党内集中教育行为文化基础 |
| 4.4 中国共产党精神文化发展成果 |
| 4.4.1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文化的逻辑起点 |
| 4.4.2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文化的源头活水 |
| 4.4.3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动力 |
| 4.4.4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根基命脉 |
| 4.4.5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时代强音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 |
| 5.1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夯实政党文化根基 |
| 5.1.1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政党文化建设的“硬核” |
| 5.1.2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新时代政党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 |
| 5.1.3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新时代政党文化自信的政治立场 |
| 5.1.4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 |
| 5.2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守护政党文化命脉 |
| 5.2.1 从严治党是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 |
| 5.2.2 “四种危险”危及政党文化生命 |
| 5.2.3 政治建设是推动政党文化发展的强劲动力 |
| 5.3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筑牢政党文化理论基础 |
| 5.3.1 思想政治教育是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 |
| 5.3.2 吏治思想教育是新时代政党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 |
| 5.3.3 政治伦理观教育是新时代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
| 5.3.4 忠诚干净担当教育是新时代政党文化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 |
| 5.4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提升政党文化建设能力 |
| 5.4.1 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是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 |
| 5.4.2 理论逻辑是提升新时代政党文化建设能力的理论思维方式 |
| 5.4.3 历史逻辑是提升新时代政党文化建设能力的历史思维方式 |
| 5.4.4 实践逻辑是提升新时代政党文化建设能力的实践思维方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文化对推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启示 |
| 6.1 意识形态领导权对推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启示 |
| 6.1.1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决定政党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问题 |
| 6.1.2 意识形态领导权发展规律是引领政党文化发展的政治保障 |
| 6.1.3 坚持意识形态根本制度是引领政党文化发展的制度保证 |
| 6.2 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对推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启示 |
| 6.2.1 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是推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
| 6.2.2 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是推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
| 6.2.3 统一战线实践创新是推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实践基础 |
| 6.3 党内集中教育对推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启示 |
| 6.3.1 党内集中教育是助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优良传统 |
| 6.3.2 党内集中教育是助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机制 |
| 6.3.3 党内集中教育是助推新时代政党文化发展的政治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瑞金：治国理政的红色试验田（论文提纲范文）
| 中共首个国家形态红色政权的创建 |
| 共和国建设的伟大探索与预演 |
| 从瑞金到北京那血与火的淬炼 |
（6）乡土语境中的革命艺术传播（1927-1937） ——以中央苏区为研究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视角 |
| 1.艺术学视角 |
| 2.传播学视角 |
| 三、研究综述 |
| 1.苏区文艺史料汇编成果 |
| 2.苏区艺术理论研究成果 |
| 3.研究成果的评价与趋势 |
| 四、研究设计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框架 |
| 3.研究范围 |
| 4.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嬗变·语境·探索: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嬗变历程 |
| 一、革命艺术传播的萌发 |
| (一)社会现实与推动力量 |
| (二)苏区的建立与革命文艺的发展 |
| 二、诞生与雏形(1927.10-1931.10) |
| (一)井冈山的早期革命艺术传播活动 |
| (二)闽西苏区对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重要贡献 |
| 三、发展与成熟(1931.11-1934.09) |
| (一)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条件的提升 |
| (二)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体制发育 |
| 四、危机与沉潜(1934.10-1937.10) |
| (一)红色割据处境的恶化 |
| (二)艺术传播的形式转变与素材积累 |
| 第二节 语境分析 |
| 一、乡土语境 |
| (一)不利因素的预设 |
| (二)优势条件的利用 |
| 二、文艺语境 |
| (一)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 |
| (二)苏区内部的文艺语境 |
| 第三节 道路探索 |
| 一、话语困局的突围 |
| (一)艺术传播话语的“双重困局” |
| (二)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话语突围 |
| 二、革命艺术传播类型的变化 |
| (一)大众传播的特殊变型 |
| (二)组织传播的强化发展 |
| (三)人际传播的转化运用 |
| 三、革命艺术传播的群体构成 |
| (一)“传播引领者”的特殊身份 |
| (二)“传播跟随者”的主动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形态·景观·风格:苏区革命艺术的时代表征 |
| 第一节 苏区革命艺术的传播形态 |
| 一、静态艺术形态 |
| (一)革命绘画 |
| (二)革命书法 |
| (三)革命石刻与篆刻 |
| (四)革命建筑 |
| (五)革命摄影 |
| (六)革命美术设计 |
| 二、动态艺术形态 |
| (一)革命音乐 |
| (二)革命舞蹈和歌舞 |
| (三)革命戏剧 |
| 三、艺术传播的形态特征 |
| 第二节 革命乡土社会的艺术景观 |
| 一、土地景观:从土地渴求到领地扞卫 |
| 二、身体景观:从革命解放到革命规训 |
| 三、战争景观:从武器描绘到战争呈现 |
| 第三节 苏区革命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
| 一、苏区革命艺术风格的形成 |
| (一)“战斗艺术”的生成 |
| (二)“红色艺术”的开创 |
| 二、苏区革命艺术风格的延续 |
| (一)延安对苏区革命艺术的扬弃 |
| (二)建国后的革命艺术的深入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模式·效果·评价:革命艺术传播的苏区经验 |
| 第一节 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典型模式 |
| 一、艺术传播操作模式 |
| (一)传播内容“简明化” |
| (二)传播群体“集合化” |
| (三)传播场域“开放化” |
| 二、艺术传播调控模式 |
| (一)传播策略“大众化” |
| (二)传播身份“互融化” |
| (三)传播过程“仪式化” |
| 第二节 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社会效果 |
| 一、服务社会革命 |
| (一)革命议题的设置 |
| (二)红军神话的诞生 |
| 二、整合革命社会 |
| (一)以社会为对象的传播作用 |
| (二)以个体为对象的传播作用 |
| 三、效果判断的两种向度 |
| (一)共时性向度的强力效果 |
| (二)历时性向度的有限效果 |
| 第三节 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历史评价 |
| 一、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价值评价 |
| (一)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成就 |
| (二)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教训 |
| 二、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时代意义 |
| (一)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历史经验 |
| (二)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当代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乡土社会与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互动关系 |
| 二、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时代特质 |
| 三、研究启示 |
| 附录:苏区《红色中华》报发表的漫画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8）刘仲华生平及相关史事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三、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四、本文的思路和框架 |
| 五、参考文献概述 |
| 第一章 早期革命经历 |
| 第一节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 一、家世与成长 |
| 二、青年学会干事 |
| 三、学生运动领袖 |
| 四、经李大钊介绍入党 |
| 第二节 在冯玉祥部的军运工作 |
| 一、在冯部的经历 |
| 二、随鹿钟麟访苏 |
| 三、东路军司令部俱乐部任主任 |
| 四、杨虎城部政治军事学校教官 |
| 五、秘密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 |
| 第三节 参与组织皖北阜阳起义 |
| 一、到皖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
| 二、皖北特委委员 |
| 三、离开皖北 |
| 第二章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
| 第一节 在中央军委的交通与情报工作 |
| 一、初涉交通与情报工作 |
| 二、负责军委情报工作 |
| 第二节 领导特科和上海临时中央局 |
| 一、恢复电台和领导特科 |
| 二、出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 |
| 三、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 |
| 第三节 上海时期具体的情报和保卫工作 |
| 一、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
| 二、上海地下交通和保卫工作 |
| 第三章 在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 |
| 第一节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徐州时期 |
| 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 |
| 二、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委员 |
| 三、青年干部训练班教官 |
| 四、被迫离开徐州 |
| 第二节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老河口时期 |
| 一、重任李部参议 |
| 二、战区军纪督察处督察官 |
| 三、“阵中小学”理事 |
| 第三节 身在李营心在党 |
| 一、帮助中原局与李部建立统战关系 |
| 二、联系与配合李先念部 |
| 三、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
| 四、处理杜石公叛变事件 |
| 第四章 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中的多重身份 |
| 一、从汉中行营到北平行营 |
| 二、利用官方身份参与经商 |
| 三、协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
| 第二节 为国共和谈而奔走 |
| 一、为和谈初探消息 |
| 二、接待“南京人民代表团”和“上海和平代表团” |
| 三、“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 |
| 第三节 和谈背后的工作 |
| 一、帮助中共秘密掌握电台 |
| 二、安排和谈代表家属转移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 |
| 第一节 从政务院参事到人大代表 |
| 一、政务院参事 |
| 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
| 三、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 第二节 从地政局到房产局 |
| 一、地政局局长 |
| 二、房地产管理局局长 |
| 三、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及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 |
| 第三节 在园林局的十年 |
| 一、园林局局长 |
| 二、重新入党 |
| 三、北京市政协常委 |
| 第四节 迎接李宗仁归国与“文革”遭受迫害 |
| 一、迎接李宗仁回国事宜 |
| 二、“文革”遭受迫害含冤病逝 |
| 第六章 刘仲华被组织“割断关系”、受迫害及相关史事考析 |
| 第一节 刘仲华被“误会”与“反蒋抗日”方针转变的时间和路径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反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
| 三、中共中央关于“反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
| 四、上海临时中央局关于“反蒋抗日”的文件与刘仲华“误会”的由来 |
| 第二节 “莫须有”的上海特科和刘仲华“叛变案” |
| 一、事情的由来 |
| 二、上海地下党组织和特科受到严重怀疑 |
| 三、刘仲华等人被立案审查和错误定性 |
| 第三节 “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原因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条件 |
| 第一节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
|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王稼祥的影响 |
| 三、毛泽东思想对王稼祥的影响 |
| 第二节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从事宣传工作初步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思路 |
| 二、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 |
| 三、主持城建和外交工作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领域 |
| 第二章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 |
| 一、“巩固党的绝对领导”的理论阐发 |
| 二、针对不同对象而施教的理论见解 |
| 三、“建立红军与地方的联系制度”的理论阐述 |
| 第二节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成熟 |
| 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论断的明确表述 |
| 二、“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要点的系统阐明 |
| 三、“提高党员的党性”理论的反复强调 |
| 四、“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次提出 |
| 第三节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丰富 |
| 一、“调查研究”的理论诠释 |
| 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理论阐述 |
| 三、“在群众中工作是普遍真理”的理论认识 |
| 第三章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内容体系 |
| 第一节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
| 一、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
| 二、政治工作是完成战斗任务的重要保障 |
| 三、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与工农群众积极性的有力武器 |
| 四、政治工作是提升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
| 第二节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 |
| 一、思想教育 |
| 二、政治教育 |
| 三、革命道德教育 |
| 四、纪律教育 |
| 第三节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原则 |
| 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与具体领导相结合 |
| 二、坚持提高思想认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
| 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 四、坚持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
| 第四节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
| 一、灌输教育法 |
| 二、调查研究法 |
| 三、主题活动教育法 |
|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 |
| 第四章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实践应用 |
| 第一节 全面巩固党建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一、不断深化对党的领导地位的认识 |
| 二、积极开展党内教育 |
| 三、切实加强党员队伍管理 |
| 第二节 积极推进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一、土地革命时期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改进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推进 |
| 第三节 大力加强统一战线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一、积极吸收知识分子 |
| 二、广泛争取地主阶级 |
| 三、灵活对待顽固势力 |
| 第四节 高度重视外交领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一、加强部门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 |
| 二、尝试纠正国内外交战线上的“左”倾思想 |
| 第五章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基本特征 |
| 一、层次性和整体性相结合 |
| 二、务实性和前瞻性相伴生 |
| 三、继承性和开拓性相统一 |
| 第二节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历史贡献 |
| 一、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丰富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宝库 |
| 第六章 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现实启迪 |
| 第一节 要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一、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
| 第二节 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
| 一、要着力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 |
| 二、要注重提高普通党员的质量,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 |
| 三、要着重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 |
| 第三节 要努力增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 |
| 一、要在提高认识上下功夫 |
| 二、要在转变观念上下功夫 |
| 第四节 要切实提高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
| 一、要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差异化 |
| 二、要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丰富化 |
| 三、要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多样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框架及重难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相关问题理析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概念界定 |
| （一）主体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组织层级 |
| （一）中央委员会 |
| （二）中央政治局 |
| （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相互关系 |
| （一）领袖个人与领袖主体 |
| （二）领袖主体与政党主体 |
| （三）领袖主体与人民群众主体 |
| （四）领袖主体与理论工作者主体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历史轨迹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准备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领袖主体塑造准备了组织条件 |
| （二）党在国民革命中领导地位的形成为领袖主体塑造准备了政治条件 |
| （三）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探索为领袖主体塑造准备了理论条件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开启与困局 |
|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启了领袖主体塑造的伟大进程 |
| （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兴起推进了领袖主体塑造核心力量的形成 |
| （三）“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形成使领袖主体的塑造深陷困局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转折与推进 |
| （一）遵义会议成为领袖主体的塑造从困局到重塑的重大转折 |
| （二）红军北上战略大转移的胜利实现了领袖主体的艰难重塑 |
| （三）国内和平局面的形成推进了领袖主体的全新塑造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展开与完成 |
| （一）全面抗战的实现奠定了领袖主体塑造的基本格局 |
| （二）延安整风运动推动了领袖主体塑造的全面展开 |
| （三）中共七大的召开标志着领袖主体塑造的正式完成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主要平台 |
| 一、统一战线是领袖主体塑造的政治平台 |
| （一）工农民主联合战线对领袖主体塑造的作用 |
|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领袖主体塑造的作用 |
| （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领袖主体塑造的作用 |
| 二、武装斗争是领袖主体塑造的军事平台 |
| （一）土地革命战争对领袖主体塑造的影响 |
| （二）抗日民族战争对领袖主体塑造的影响 |
| （三）全国解放战争对领袖主体塑造的影响 |
| 三、党的建设是领袖主体塑造的组织平台 |
| （一）农村游击战争条件下党的建设对领袖主体塑造的意义 |
| （二）全民族抗战条件下党的建设对领袖主体塑造的意义 |
| （三）夺取全国政权条件下党的建设对领袖主体塑造的意义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创新成果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理论成果 |
| （一）领袖主体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开创与发展 |
| （二）领袖主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阐述与形成 |
| （三）领袖主体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指导地位的确立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制度成果 |
| （一）领袖主体对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和实践 |
| （二）领袖主体对抗日民主政权制度的探索和创新 |
| （三）领袖主体对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创造与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实践成果 |
| （一）领袖主体对中国革命战略大转变的推动和完成 |
| （二）领袖主体对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和全国抗战的坚持 |
| （三）领袖主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和最终胜利的实现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领袖主体塑造的思想基础 |
| （一）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旗帜是领袖主体塑造的思想标识 |
|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领袖主体塑造的思想依归 |
| （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领袖主体塑造的思想方向 |
| 二、遵循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是领袖主体塑造的政治基础 |
| （一）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是领袖主体塑造的政治前提 |
| （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是领袖主体塑造的政治要求 |
| （三）践行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是领袖主体塑造的政治特点 |
| 三、加强和巩固党的各级组织是领袖主体塑造的组织基础 |
| （一）正确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领袖主体塑造的组织制度 |
| （二）树立和维护党的领导集体中的核心是领袖主体塑造的组织核心 |
| （三）加强和改善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是领袖主体塑造的组织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四、从上海到瑞金——临时中央秘密大转移纪实（论文参考文献）
- [1]严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J]. 严淡如. 世纪风采, 2022(01)
-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研究[D]. 刘飘.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3]建立在“刀锋”上的中央红色交通线[J]. 秦正. 炎黄春秋, 2021(02)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D]. 李凯.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5]瑞金：治国理政的红色试验田[J]. 余玮. 中华儿女, 2020(01)
- [6]乡土语境中的革命艺术传播（1927-1937） ——以中央苏区为研究中心[D]. 王若伊.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8]刘仲华生平及相关史事考论[D]. 蒋沫沫. 吉林大学, 2018(12)
- [9]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D]. 刘小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塑造研究[D]. 闻君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