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传染病杂志》2004年第22卷作者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1]（2021）在《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文中认为博物馆不仅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展示、教育和休闲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它是现代语境下文化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场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数字化的生物医学的21世纪,博物馆正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构建和提升博物馆公共性和民主性方面。博物馆的公共性是现代博物馆进行各项工作的基础,如何创生和提高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就成为了本论文研究讨论的重点。全文主要以艺术的亲和性与数字科技的传播性为视角,以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进、展览藏品、公众教育和公共空间的多重维度为切入点,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讨。首先,从回顾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开始,以医学知识的传承记载、人体标本的收藏保存和医学教育为主轴,总结医学博物馆在历史各个阶段的里程碑事件和重要医学发现。接着从回顾艺术与医学的交融演绎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艺术对医学的发展进步和传承的历史贡献,艺术品本身和博物馆治疗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疾病的疗愈功效。其次,结合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拓展了医学博物馆改革的思维模式,讨论了如何在展品和展览空间的设计中注入艺术审美概念,探索运用多媒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来提升医学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改善公众教育的可能性。然后,借鉴最前沿的重组教育的理念,分析了在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普及教育中如何形成新的学习生态系统,以自主导向的体验式、社会性和分散式学习为特征,创造出特殊的文化景观和开放的公共场域的新型医学博物馆空间,有效地达成普及健康卫生教育的重要职能。探究了在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后真相时代,医学博物馆在公众健康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提出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策略。接着结合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公众化的视角,阐述了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从而打破现有文化区隔的可能性,推演了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将极大程度地推动医学博物馆的健康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最后,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作为理论原点,首次提出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结合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究在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再生产模式、路径及其在公众教育方面的策略,展望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对社会福祉和健康文化的贡献。希望该研究结果能为传统医学博物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对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和公众健康教育的发展和未来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孔祥参[2]（2020）在《论刑法谦抑性的司法实现》文中研究说明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基于刑法限制公权力的本质要求和功能两重性的基本判断,谦抑性成为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刑法谦抑性由理念变成现实有赖于立法和司法的共同作用。有关刑法谦抑性的研究多为宏大叙事,主要集中在谦抑性的思想渊源、内涵及功能定位等方面,对刑法谦抑性的实现尤其是在司法中的实现问题重视不够、研究不足,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指导规则,导致刑法谦抑性的搁置状态,使其成为一种标签性理论。本文以刑法谦抑性的司法实现为主题,从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理论、刑法谦抑性在司法中贯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刑法谦抑性在司法贯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司法中实现刑法谦抑性的主要路径即定罪谦抑和量刑谦抑等五个方面展开研究,试图从犯罪论和刑罚论体系内寻找司法上刑法谦抑性实现的理论依据和技术路径。第一章,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理论。对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是研究谦抑性司法实现的前提。谦抑源于中国古代汉语,将谦抑性引入刑法并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有关谦抑性具体称谓的争论主要是研究角度和探讨问题层面的不同造成的,并不能表达学者对谦抑性认识的本质区别。理论界关于刑法谦抑性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从限制刑法发动的角度,从谦抑性特点的角度以及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等,对基于不同视角形成的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将谦抑性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刑法的补充性、宽容性和经济性。刑法谦抑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近代启蒙思想和古典学派的谦抑思想以及中国古代的慎刑、恤刑思想。近代启蒙思想为谦抑性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古典学派的谦抑思想是刑法谦抑性的直接思想渊源,中国古代的慎刑、恤刑思想与刑法谦抑性在限制严厉的刑罚和刑法宽容性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致性。理论界对刑法谦抑性的定位主要有根本原则说、价值说、刑法机能内在限制说、基本原则说等观点,刑法谦抑性在理论定位上应属于刑法的基本理念,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等刑法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第二章,司法中的刑法谦抑性。立法上的谦抑规定只有转化为司法上的谦抑效果才能实现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在司法中实现刑法谦抑性的主要要求包括定罪谦抑和量刑谦抑两个方面。在司法中贯彻刑法谦抑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源于立法关于犯罪的规定模式以及司法三段论的刑法适用过程。刑法谦抑性的司法实现在不同的犯罪规定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规定模式中,刑法谦抑性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司法;而在立法定性+定量的犯罪规定模式中,虽然立法从形式上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但是立法是否谦抑仍需对刑法规定本身进行考察,类型化犯罪行为模式的认定、罪量要素的确定均是在司法中完成的。司法三段论的适用过程是一个从事实到规范反复印证的过程,作为大前提的刑法规范需要在司法中进行解释,作为小前提的具体刑事案件事实的概括受到司法者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影响,而对大前提和小前提进行符合性判断时需要对案件事实进行重新归纳提炼。强调在司法中实现刑法谦抑性的重要性,源于刑事立法的扩张所导致的犯罪圈的扩大,刑事立法的扩张方式如抽象危险犯和大量行政犯的设立所导致的司法裁量权的扩张以及除死刑的大量废除外刑罚配置上的趋重化倾向。刑事立法上的这些问题,对在司法中贯彻刑法谦抑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章,刑法谦抑性在司法贯彻中存在的问题。司法上对刑法谦抑性的悖离,主要存在于犯罪认定和刑罚裁量中。犯罪认定上对刑法谦抑性的悖离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对兜底条款的扩大解释导致口袋罪的形成。针对刑法中存在的大量兜底条款,不仅没有秉持限制解释的基本立场,反而悖离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理念,不断进行扩大解释,导致口袋罪的形成。二是正当化事由适用困境导致出罪困难。正当化事由承担着出罪功能,但是司法适用中混淆违法阻却与责任阻却,导致正当化事由的出罪功能受到限缩。三是部分犯罪罪量要素的虚无化导致轻微行为入罪。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罪量要素的部分犯罪未能以总则但书的规定进行限制,导致大量情节轻微的行为被定罪处刑。刑罚裁量上对谦抑性的悖离主要表现为,一是刑罚裁量中的重刑化倾向,缓刑的适用率较低并且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导向,罚金刑的数额较高等。二是混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二者的混淆导致定罪和量刑的混乱。三是未区分预防刑和责任刑,未树立以责任刑限制预防刑的量刑理念,基于预防尤其是一般预防的需要超出责任的限制,导致量刑过重。第四章,刑事司法中的定罪谦抑。定罪谦抑是刑法谦抑性司法实现的关键,定罪谦抑要求在犯罪认定中将犯罪圈控制在必要的最小范围,实现一定范围的非犯罪化。无论是从犯罪论体系出发,还是基于对司法实践的现实考察,对构成要件要素的限制解释、对正当化事由的合理扩张以及对罪量要素的规范适用,都是实现定罪谦抑的题中之义和必由之路。首先,通过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限制解释实现对犯罪圈的实质限缩。在对这类需要司法者价值判断的构成要素进行司法诠释时应秉持谦抑理念,对法律的评价要素、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和社会的评价要素进行限制解释,在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具体案件事实的符合性判断中贯彻刑法谦抑性要求。其次,通过对正当化事由的合理扩张实现其出罪的谦抑机能。正当化事由承担着刑法的出罪功能,正确适用正当化事由是刑法谦抑性中非犯罪化的要求。刑法规定的特殊防卫是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阻却责任的事由,而非基于法益权衡理论阻却不法的事由。我国刑法理论中缺乏对责任阻却正当化事由的研究,导致大量正当防卫案件被错误定性为防卫过当或不属于正当防卫,应充分发挥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特殊防卫的出罪机能。再次,通过对以客观处罚条件为代表的罪量要素的规范解释实现处罚范围的限缩。在客观处罚条件的认定中,严格区分中立性客观处罚条件与构成要件要素,从实行行为与客观处罚条件具有条件关系、行为人对客观处罚条件的发生具有一般人的经验认识、不得类推适用等方面限制对中立性客观处罚条件的司法认定。政策性客观处罚条件本身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要注意政策性客观处罚条件的优先适用地位。第五章,刑事司法中的量刑谦抑。量刑谦抑是刑法谦抑性对刑罚裁量的具体要求,应将刑罚限定为实现刑罚功能的最小刑罚量,其主要要求为轻刑化和非刑罚化。实现量刑谦抑,要将比例原则、并合主义和责任主义作为具体的量刑指导原则;确立以消极责任主义为指导的量刑方法;区分预防刑与责任刑,将责任刑作为预防刑的限制。具体而言,在法定刑的选择中,要准确识别法定刑升格条件,不能将不能归责于不法行为的结果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运用同类解释规则限制解释兜底条款,适当放宽减轻法定刑的适用条件。区分影响预防刑的量刑情节与影响责任刑的量刑情节,既不用责任刑否定预防刑,也不使预防刑超越责任刑,不能将犯罪人单纯作为威慑一般人的手段或改造犯罪人的唯一方法而超越责任刑的限制。在责任刑的裁量中合理确定量刑起点,不能将刑法保护范围之外的结果作为责任刑增加的根据,避免对同一情节的重复评价。在预防刑的裁量中要重点考量特殊预防的需要,限制考量一般预防的需要,对影响预防刑的情节进行实质判断。
黄成希[3]（2020）在《“共识”理论下二战时期中法报刊的镜像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战时期,中法两国作为东西方大国,却都遭受到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两国都处在生死存亡之际。中法两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共同的反法西斯立场和救亡图存的局面,中法两国可以说互为镜像。本文利用芝加哥学派着名学者沃斯于1947年提出的“共识”理论,通过研究中法两国报刊在二战时期报道对方时的镜像报道,分析其呈现镜像报道的原因,并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分析“共识”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一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二是介绍“共识”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内涵、“共识”理论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三是介绍中法两国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总结中国《时事月报》《时与潮》《东方杂志》这三大期刊上的法国形象和法国左派报纸《人道报》、右派报纸《法兰西行动报》和中间派报纸《小巴黎人报》上的中国形象,并归纳两国报刊呈现出报道数量、报道态度和报道对象这三个方面的镜像报道;四是运用沃斯的“共识”理论中所提及的共同经验、领袖魅力、民意和媒介环境这四个方面,分析第二章里面归纳的中法两国报刊呈现的镜像报道;五是分析“共识”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紧密的关系,强调利益和道义这两个关键词;六是结语,对全文的归纳总结,强调自己的观点,反思本论文存在的资料搜集难和翻译问题,对学界发出重视的呼吁和渴求得到完善的心声。总之,本文选择了在二战中同气相求的中国和法国,运用二战结束后提出的“共识”理论分析二战时期中法两国报刊的镜像报道是十分合适的,是一种创新性的研究;同时,本文将上个世纪的理论与本世纪的“中国方案”相结合,更是兼具了研究的实用性。
赵红霞[4]（2020）在《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文中提出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绥远特别行政区萨拉齐、五原两县以及包头镇,此后鼠疫沿京绥、正太、京汉、津浦等铁路蔓延八个月之久,影响绥远、察哈尔、山西、直隶、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省市,直至1918年4月消灭,共造成16000余人死亡。论文运用历史学、计量史学、灾害史、疾病史等方法,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个案研究和宏观叙述结合起来,试图探究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发生与近代边疆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1910—1911年东北鼠疫对比,进一步探讨民国初年社会、政治、卫生制度的变化。同时,希冀通过对绥远鼠疫的研究,加深对传染病的现代思考。绥远鼠疫爆发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在跳蚤、空气等媒介的传播下,鼠间鼠疫发展为人间鼠疫。当年的暖冬也为鼠疫的发生提供了条件。鼠疫爆发后,随着各类人口流动逐渐扩大了传播范围,而当地的风俗、卫生习惯也为鼠疫的扩散提供了隐性条件。绥远鼠疫除造成全国人口的逃亡和减少外,对民众的心理也是一次极大冲击,同时间接导致了部分地区社会动荡和经济凋敝。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成为绥远鼠疫防治的纲领性文件。从中央防疫来说,北京政府接收到绥远爆发鼠疫的消息后,1918年1月开始布置相关的防疫工作,成立防疫委员会,并将疫情严重的地区分为四个区域:绥远、察哈尔、晋北、晋南,分别指定伍连德、何守仁和陈祀邦负责。同时颁布《火车检疫规则》、《检疫委员设置规则》以及《清洁及消毒方法》等一系列防疫相关规则。对政府的防疫举措,民众呈现出由抵抗到接受,再到配合的改变。民众的心理随着防疫工作的推进在不断变化。绥远鼠疫传染和防治过程中反映出如下问题。第一,政治局面的混乱造成政府反应迟钝。第二,绥远自身的复杂性影响防疫效果。第三,国人对边疆地区重要性认识不足。第四,防疫近代化过程的坎坷与复杂。综上,防疫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除了有赖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撑外,还需要经济近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科学化的不断推进。
张梦莹[5]（2020）在《《东方杂志》儿童体育传播》文中认为在近代,儿童被看作成人的“附属品”,依附于成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但随着中国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的开展,大量出版物的引介,社会思想逐渐开化,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儿童的重要性,纷纷提出要解放儿童。在儿童地位逐渐提高的背景下,《东方杂志》也开始关注儿童体育。《东方杂志》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刊,终刊于1948年,历时45年,共出版44卷,在学术界有“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杂志界的重镇”、“杂志的杂志”等称号,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近代不可忽视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新闻传播、教育等多个方面,但对于儿童体育的研究,还鲜少有人涉猎,但当时的《东方杂志》对儿童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也有大量体育史料散见其中。因此,《东方杂志》中的儿童体育内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以《东方杂志》中所刊载的儿童体育文本、广告和作者群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传播者与传播内容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对《东方杂志》儿童体育文本内容进行梳理,分类后,从健康卫生、教育、军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儿童卫生分为生理卫生和心理卫生两个方面,是近代儿童体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生理卫生包含儿童日常卫生、传染病防护、产妇分娩及产前护理和家庭卫生等多个方面,体育对儿童心理卫生健康也作用颇大,主要体现在对儿童性格和良好品质的养成。但相比于儿童心理卫生,《东方杂志》给予儿童生理卫生的关注更多,仅刊登了一些儿童心理卫生的相关书籍广告。在教育层面,本文学校、家庭、社会这三个环境出发,分析《东方杂志》对儿童体育教育的传播,在学校教育方面,主张体育与德育、智育并重,家庭教育也受到重视。《东方杂志》十分关注当时社会时兴的儿童公育思想,但它也未给出明确的态度,而是刊登了支持与反对双方的意见,让读者自行评判。在儿童军事体育层面,《东方杂志》鼓吹童子军训练,并且在“东方画报”栏目刊登童子军训练的图片。对于儿童军事体育的目的,《东方杂志》在不同的时期态度也有有所转变,在1916年前后,军事体育目的主要围绕强国强种展开,而到40年代中期,转为了为军事战争服务。除文本外,《东方杂志》的儿童体育广告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内容。儿童体育广告主要可分为图书广告和商业广告,图书广告大部分板式简单,并且只介绍了书名、作者、价格以及书的主要内容。商业广告则不同,它呈现出图文并茂,受众明确的特点。从传播者来看,《东方杂志》的作者群并不局限于教育界或是体育界,而是涉及报刊编辑、军事将领、教育学家等。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儿童体育确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二是儿童体育未形成系统的学说,整个学界仍在探索之中。为当代儿童体育能更好发展,本文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儿童体育不应局限于单一学科;二是儿童体育应结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三是让儿童能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
赵士第[6]（2020）在《明清徽州医者与地方社会》文中认为徽州“新安医学流派”自南宋肇始,至明代大发展,到清代达到顶峰,名医辈出、医籍丰富,至今已在中国中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明清时期的徽州医者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四个方面对医者群体进行剖析。徽州能形成强大医者群体的原因,包括徽州地区的自然因素、文化因素、商业因素、教育因素、政治因素等。这些因素汇集导致民间医者兴起,徽州中医逐渐成为强大的医学流派。明清时期徽州医者从医的原因,包括世代为医,维持生计;明清鼎革,拒不仕清;异人授业,得其秘方;隐居不仕,厌倦政治;儒（宦）而好医,养生行善;科举不售,弃儒就医;家庭变故,习医奉亲;立志学医,救济天下等八种原因,并且将医者分为主动习医和被动习医,分析习医的动机,从而考察明清时期医者的社会地位。医者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很难上升,与儒有着较大的差距,医者从医大部分只是为了谋生,类似“功同良相”之类的话语不过是文人为医者贴金的溢美之词。徽州医者的社会网络,即医士和医商两个社交圈的形成。医者通过结社、探讨文学、切磋医术、诊病等方式结交士大夫,为其医名流传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医者通过结交商人,为其医籍刊刻和患者资源、医名传播也争取了主动。医者的社会网络对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医者在地方事业中的贡献和功用,包括诊治疾病、救灾、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施米给药、促进正确的医疗观念、医学教育等,并且在徽州千年不遇的咸同兵燹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可以说在地方上有名望的“儒医”阶层的兴起,促使其在地方事务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宋业臻[7]（2020）在《腐败犯罪思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主要体现在我国腐败现象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形成腐败现象成因的复杂性上。采用腐败的主观测量方法、客观测量方法并引入传染病学的传播动力学模型,计算、估计十八大之后,我国腐败与反腐败发展趋势的“三高悖论”现象,对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高、查处绩效高以及个别地区和行业系统性腐败发生风险高。在“牛顿——实证主义”范式指导下的“方法论中心主义”心理学研究,由于缺失“本体论问题”,个体层面解释腐败现象时,难以形成与政治社会环境层面的呼应,故在解释系统性腐败成因方面面临宏观政治社会层面解释与微观个人层面解释的“两层隔离”困局。为了破解“三高悖论”之谜,突破“两层隔离”困境,本研究在吸纳心理学前沿理论的基础上,重塑了犯罪思维概念,采用“整体关联主义”范式指导下的质性量化混合研究方法的“探索式”、“解释式”与“嵌入式”设计,分别得出了以“权力”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权力型”、以“风险”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风险型”、以“利益是否合理”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利益合理性”型腐败犯罪思维三类型模型。从政治社会背景与个体差异性两层结合的角度分析,“功能性分权”背景下的“结构赋权”与“关系赋权”生成了“权力的心理效应”,进而塑造了“权力型”腐败犯罪思维,“心理补偿”机制与“时代性焦虑”构成了“权力型”腐败犯罪思维的生成动力。“政治资源经营化”的多重运作机制与“重监督、轻制约”权力安排、“运动式廉政治理”塑造了“环境风险信息线索”加工机制,进而塑造了“风险型”腐败犯罪思维,“公平交易”、“上级庇护”的风险信息线索加工机制,与“相对随机”结构、体制结构组织化的腐败网络形态与政治资源经营化交易机制互相对应。社会转型造成的多元价值混合、“道德价值一元论”、“常识理性”推理机制与社会关系网络的耦合系统塑造了“利益合理性型”腐败犯罪思维,“合理”的腐败犯罪思维与腐败网络共同组成了利益交换的信任机制。在揭示出腐败犯罪思维的三类型理论及其多层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其特征、成因与前沿科技成果,提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技术支撑建议。在“不敢腐”层次上,应当加强“执法威慑”与“技术威慑”,改变腐败分子的腐败决策衡量标准;在“不能腐”层次上,应当借助信息公开平台与协同办公系统断绝腐败分子的腐败机会;在“不想腐”层次上,应当从源头上通过先进技术辅助杜绝“带病提拔”,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党员干部心理健康、心理平衡的辅助配套措施。
李梦云[8]（2019）在《“异域”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CLC）研究》文中指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外学术期刊是海外文学批评的重要载体。异域视角下的文学批评研究,是我们研究海外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途径和参照系。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本方法,重点考察二十世纪后半期北美最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系统展现了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西方学者以《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为学术平台进行的译介和批评活动,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同理解及不同阐释视角,进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现代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意义。具体章节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分别对世界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作为“被遗忘的文学史”的现代文学与文化英文期刊的研究以及学术期刊《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详述已有成果。第二章为刊物基本情况介绍。梳理刊物创办的历史,详细介绍编委背景、刊物的栏目设置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第三章为刊物文本主题分析。根据期刊批评文章的主题,将文本分为政治与美学、女性主义、城乡与两岸、视觉中国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第四章为刊物的传播与接受。通过场域理论来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期刊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从研究情况、翻译情况、中国学者对海外研究的论争来发掘《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并从中西文论比较与对话的角度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理论资源,进而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角度点明本研究的意义。
牛晨越[9]（2019）在《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出版业多元化发展现象已经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是,目前关于出版业多元化的研究,多以当代出版机构作为研究重点和出发点,很少涉及到民国前期的出版多元化发展。论文以此为切入点,对1912-1931年间的出版多元化发展现象进行了研究,本选题属于断代出版史的专题研究。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多元化发展进行了界定,介绍了研究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正文部分,论文研究了出版机构的主业多元化,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为例,研究了三大书局出主业多元化特征,并对三者的主业多元化发展方式进行了比较。接下来,论文从出版物形态和出版物内容类型入手,研究了三大书局“书——刊”交融的发展模式;又对当时的报馆和杂志社出版图书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了除书局外,其他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多元化现象。论文对出版机构的跨界多元化做了重点的分析。论文发现,商务印书馆不仅拍摄电影,还在教育培训、制造业等领域有嘱目的成就,跨界多元化发展程度最高。中华书局的跨界多元化发展紧紧围绕主业展开,主要拓展教育领域的产业;世界书局的跨界多元化发展与主业的关联程度最低,主要从事信托事业和地产事业。论文最后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理论方面,论文首先根据媒介生态学理论,对1912年-1931年的出版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借用媒介环境学理论中的补偿媒介理论,对出版业多元化对出版内容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史料方面,论文将1912年-1931年的出版业多元化现象进行了划分,将民国前期出版业的多元化现象划分为主业的多元化、出版物形态的多元化以及跨界多元化三种。最后,文章对1912-1931年间出版业多元化发展现象进行了提炼、总结和归纳。
胡小京[10]（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提出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二、《中华传染病杂志》2004年第22卷作者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传染病杂志》2004年第22卷作者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世界博物馆学的研究趋势 |
| (二)早期的医学博物馆馆藏研究推动了人文自然科学发展 |
| (三)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概况 |
| (四)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文献综述 |
| (五)艺术和医学的交融促进医学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传播 |
| 三、研究方法和论文构架 |
| 第一章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西方医学和医学史的记录和传承 |
| (一)史前医学时期 |
| (二)远古文明中的医学时期 |
| (三)古希腊医学时期 |
| (四、五、六)古罗马医学、中世纪医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时期 |
| (七)近现代医学时期 |
| (八)后现代医学时代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
| 一、早期西方医学博物馆 |
| 二、大众人体解剖博物馆 |
| 三、卫生博物馆与健康博物馆 |
| 四、医学相关专科博物馆 |
| 五、西方医学史和医学博物馆沿革的历史时间轴 |
| 第三节 欧美医学博物馆的现状和困境 |
| 一、博物馆在当代被赋予了新的发展内涵 |
| 二、欧美医学博物馆现状 |
| 三、欧美医学博物馆困境成因分析 |
| 四、欧美医学博物馆发展状况对中国医学博物馆发展的启示 |
| 第四节 欧美博物馆与其瘟疫主题展 |
| 一、20 世纪流行传染性疾病的主题教育展与其博物馆 |
| 二、古老的黑死病与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的建立 |
| 三、其它博物馆的瘟疫教育展 |
| 第二章 艺术和医学的共同演绎 |
| 第一节 对人体的研究是艺术与医学的永恒话题 |
| 一、艺术与医学的交融与萌芽:人体 |
| 二、艺术与医学的交汇与探究:人体解剖学 |
| 三、人体艺术的西方具象写实与东方抽象写意 |
| 第二节 世界名画里的人体和医学 |
| 一、名画中人物的疾病和健康状况 |
| 二、名画里反映出画家本人的身体疾病 |
| 三、名画里反映的医护病患关系 |
| 四、名画里记录着医学史中的重要事件 |
| 五、名画里记录的瘟疫 |
| 第三节 人体疾病和心理健康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
| 一、身疾心病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
| 二、疾病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作用机制 |
| 第四节 艺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博物馆处方与艺术治疗 |
| 一、博物馆处方和博物馆治疗 |
| 二、艺术是一种新型的古老治疗工具 |
| 三、艺术治疗的形式与主要方法 |
| 四、绘画治疗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五、艺术博物馆艺术治疗的有效性评估 |
| 第五节 艺术在医院和临床医学的应用 |
| 一、艺术有助于提升医务人员的人文修养 |
| 二、艺术在现代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 三、医院空间环境的艺术化:绘画、雕塑、色彩和绿化等的治疗效果 |
| 第六节 生物医学艺术:艺术与医学融合的新趋势 |
| 一、欧美生物艺术的萌芽时期 |
| 二、欧美生物艺术的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路径 |
| 第一节 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
| 第二节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重要手段:高新科技的应用 |
| 一、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内涵 |
| 二、医学博物馆的艺术化离不开科技化 |
| 第三节 人体和医学展品的标本固定和保存的艺术化 |
| 一、制成木乃伊(Mummification) |
| 二、蜜渍法(Mellification) |
| 三、古代防腐剂和福尔马林固定保存法(Formalin fixation) |
| 四、现代防腐剂:化学和物理方法综合使用(Embalming) |
| 五、人体冷冻(Cryogenics) |
| 六、塑化技术保存人体标本(Plastination) |
| 第四节 电子科技发展衍生人体艺术品:数字人体和数字解剖标本 |
| 一、人体生物医学标本的数字化 |
| 二、数码人体:电脑合成的三维人体 |
| 三、人体虚拟尸体解剖 |
| 四、3D-打印的人体器官标本 |
| 五、医学数字产品和数字艺术品 |
| 六、生物医学艺术作品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展陈设计的艺术科技化 |
| 一、围绕展品医学内涵和展览主题,强调知识性并突出审美感 |
| 二、展陈空间中的科技、医学和艺术的融合 |
| 三、应用数字医学标本和增强现实及虚拟空间:创造艺术化的虚拟场景 |
| 四、虚拟艺术的传播作用与意义 |
| 第六节 未来科技化的医学博物馆的表征 |
| 一、博物馆的线上数字展览 |
| 二、虚拟医学博物馆 |
| 三、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和医学智能博物馆 |
| 第七节 人体艺术标本和生物艺术品之伦理问题 |
| 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讨论 |
| 二、海根斯塑化人体艺术的伦理道德问题 |
| 三、生物医学艺术的伦理问题与特点 |
| 第四章 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及公众教育 |
| 第一节 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与博物馆教育改革 |
| 一、当代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挑战 |
| 二、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和学习网格模式 |
| 三、后真相时代博物馆教育的公信力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 |
| 一、传授医学知识是医生的重要职责 |
| 二、医学博物馆是医学教学的重要课堂 |
| 三、人体解剖也是早期艺术家的专业课 |
| 四、医学博物馆专业教育的现状 |
| 第三节 西方医学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一、早期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和公众卫生健康教育普及 |
| 三、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内容 |
| 四、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的现状与策略 |
| 第四节 医学博物馆不可替代的的公众教育特色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挑战 |
| 一、传统医学博物馆和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差别 |
| 二、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问题 |
| 三、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的意义 |
| 第六节 现代医学健康公众教育有关主题展的实例解析 |
| 一、心脏主题展 |
| 二、大脑主题展 |
| 三、人体解剖生理的公众教育:玻璃人和透明人人体模型 |
| 四、灵活机动的博物馆公众教育:微型主题展 |
| 五、人体生物科学技术内容主题展 |
| 第五章 拓展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 |
| 第一节 消失的边界: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与边界拓容 |
|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与博物馆公共性的创生 |
| 二、当代艺术和博物馆的公共性 |
| 三、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价值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当代医学博物馆公共性应有的审美表征 |
| 一、生物艺术品和新标本艺术赋予新的审美特征 |
| 二、艺术再造医学博物馆现代展陈语境 |
| 三、艺术融入医学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 |
| 四、医学和艺术并行:医学艺术混合展 |
| 五、医学和艺术的融合:医学专家和艺术家合作 |
| 第三节 医学美术在传播医学知识和拓展公共性上的作用 |
| 一、医学美术的传播力:一图胜过千百字 |
| 二、医学插图展现艺术家和医学的完美融汇 |
| 三、超级写实主义雕塑表现人体医学的科学细节 |
| 四、医学三维动画展示生命和疾病的机制 |
| 第四节 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一、用普惠美学思想指导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建设 |
| 二、医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多学科专业的培训 |
| 三、数字时代展陈设计中文化再生产的新模式 |
| 四、建构新型博物馆教育模式与加强公众健康知识的传播 |
| 五、医学博物馆需融合市场经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运营模式 |
| 第五节 解析公共性的典型案例:惠康医学博物馆 |
| 一、惠康信托基金会和惠康典藏博物馆 |
| 二、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一:公众参与共建文化民主 |
| 三、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二:当代艺术融合医学艺术 |
| 四、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三:分享主义与资源共享 |
| 五、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四:公共性和精英性共存 |
| 第六章 走向未来的大医学艺术博物馆 |
| 第一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的界定与意义 |
|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溯源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形成的背景 |
| 三、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多元化的特点 |
| 第二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作为公共性的文化空间生产 |
| 一、增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公众影响力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公众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
| 三、加强医学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审美表征 |
| 第三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线上线下的运作机制 |
| 一、线上大医学博物馆的运作机制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
| 三、医学健康普及的不仅是医学科学也是社会文化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为中心的社区文化健康与福祉联盟 |
| 第四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建设的(SWOT)可行性分析 |
| 一、机会与威胁分析(OT)主要是对环境和时势的分析 |
| 二、优势与劣势分析(SW)主要是对自身优势和劣势的评估 |
| 三、博物馆企业家在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作用与职能 |
| 第五节 构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策略 |
| 一、打造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特色品牌 |
| 二、寻求艺术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三、寻求医学专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与医学机构及博物馆的合作 |
| 五、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主题展要围绕公众关心的健康话题 |
| 六、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社教部门的规划要反映新时代的述求 |
| 七、大医学艺术博物馆要应用在多元文化空间生产的管理思维 |
| 八、大医学艺术博物馆需要寻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国际合作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欧美十大医学博物馆 |
| 附录二、图版索引(按前后顺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 后记与致谢 |
| 附件 |
（2）论刑法谦抑性的司法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刑法谦抑性概说 |
| 一、谦抑的语言学含义 |
| 二、刑法谦抑具体称谓的争论 |
| 三、刑法谦抑性的内涵 |
| 第二节 刑法谦抑性的思想渊源 |
| 一、我国古代的慎刑恤刑思想 |
| 二、近代启蒙运动中的谦抑思想 |
| 三、古典学派的刑法谦抑思想 |
| 四、本文的观点 |
| 第三节 刑法谦抑性的理论定位 |
| 一、刑法谦抑性理论定位的不同观点 |
| 二、谦抑性应为刑法的基本理念 |
| 第二章 司法中的刑法谦抑性 |
| 第一节 犯罪规定模式与司法中的刑法谦抑性 |
| 一、两种不同的犯罪规定模式 |
| 二、犯罪规定模式对谦抑性司法实现的影响 |
| 三、刑事司法中对罪量要素的进一步认定 |
| 第二节 司法三段论的刑法适用过程 |
| 一、作为大前提的刑法规范的解释 |
| 二、作为小前提的具体案件事实的认定 |
| 三、大前提和小前提符合性判断 |
| 第三节 刑事立法的扩张对谦抑性司法实现的影响 |
| 一、犯罪圈的不断扩大 |
| 二、刑事立法扩张的主要方式 |
| 三、罪刑结构的调整 |
| 第三章 刑法谦抑性在司法贯彻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犯罪认定中对刑法谦抑性的悖离 |
| 一、兜底条款的扩大解释导致口袋罪的形成 |
| 二、正当化事由适用困境导致出罪困难 |
| 三、罪量要素的虚无化导致轻微行为入罪 |
| 第二节 刑罚裁量中对刑法谦抑性的悖离 |
| 一、刑罚裁量中的重刑化倾向 |
| 二、混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 |
| 三、未区分责任刑和预防刑 |
| 第四章 刑事司法中的定罪谦抑 |
| 第一节 定罪谦抑概说 |
| 一、定罪谦抑的界定 |
| 二、定罪谦抑的重点问题 |
| 第二节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定中的谦抑性 |
| 一、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概述 |
| 二、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定中的谦抑要求 |
| 三、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谦抑认定的具体方法 |
| 第三节 正当化事由认定中的谦抑性 |
| 一、特殊防卫适用的法理难题 |
| 二、特殊防卫作为法律拟制的规范属性 |
| 三、特殊防卫应为责任阻却事由 |
| 第四节 客观处罚条件认定中的谦抑性 |
| 一、客观处罚条件的界定 |
| 二、中立性客观处罚条件认定的谦抑要求 |
| 三、政策性客观处罚条件认定的谦抑要求 |
| 第五章 刑事司法中的量刑谦抑 |
| 第一节 量刑谦抑的基本原则及其实现路径 |
| 一、量刑谦抑概说 |
| 二、量刑谦抑的基本原则 |
| 三、量刑谦抑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法定刑选择中的量刑谦抑 |
| 一、法定刑的刑法机能 |
| 二、量刑谦抑对法定刑选择的具体要求 |
| 第三节 责任刑裁量中的量刑谦抑 |
| 一、责任刑裁量概说 |
| 二、量刑谦抑对责任刑裁量的具体要求 |
| 第四节 预防刑裁量中的量刑谦抑 |
| 一、预防刑裁量概说 |
| 二、量刑谦抑对预防刑裁量的具体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共识”理论下二战时期中法报刊的镜像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共识”理论的综述 |
| 二、二战时期中法两国报刊镜像报道的研究综述 |
| 三、媒体报道与国家形象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共识”理论与塑造国家形象的媒介维度 |
| 第一节 “共识”理论提出的背景与内涵 |
| 一、“共识”理论提出的背景 |
| 二、“共识”理论的内涵 |
| 第二节 “共识”理论与大众传播的关系 |
| 一、大众传播与“共识”的形成 |
| 二、达成共识有利于媒体传播 |
| 第三节 媒介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
| 一、国家形象的定义 |
| 二、媒介塑造的国家形象类型 |
| 第二章 二战时期中法两国报刊媒体的镜像报道 |
| 第一节 二战时中法两国共同的历史处境 |
| 一、二战时救亡图存的中国 |
| 二、二战时惨遭占领的法国 |
| 第二节 中国报刊上的法国形象 |
| 一、《时事月报》对法国的报道 |
| 二、《时与潮》报道下的法国 |
| 三、《东方杂志》与法国形象 |
| 第三节 法国报刊上的中国形象 |
| 一、左派报纸《人道报》对中国的报道 |
| 二、右派报纸《法兰西行动报》对中国的报道 |
| 三、中派报纸《小巴黎人报》对中国的报道 |
| 第四节 中法两国报刊上的镜像报道归纳 |
| 一、报道数量反映彼此重视程度 |
| 二、报道的用词体现媒体态度 |
| 三、镜像的报道对象 |
| 第三章 “共识”理论下中法两国镜像报道成因的分析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的共同经验 |
| 第二节 意见领袖的作用 |
| 一、政府领袖的魅力 |
| 二、有识之士的呼吁 |
| 第三节 媒体凝聚民意 |
| 一、媒体引导民众舆论 |
| 二、媒体凝聚战斗意志 |
| 第四节 媒介技术发展改变传播环境 |
| 一、媒介技术不断进步 |
| 二、媒介传播环境改变 |
| 第四章 “共识”理论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 第一节 “共识”理论与新闻报道构建的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共识”理论下的“利”、“义”同构 |
| 一、道义促进共识 |
| 二、利益促成共识 |
| 第三节 “共识”理论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 一、世界“共识”蕴含的早期命运共同体思想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识”理论的拓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基本史料 |
| 三、相关概念的介绍 |
| 四、研究概况 |
| 五、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传播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传染病概况 |
| 第二节 鼠疫在绥远的爆发及传播 |
| 第三节 绥远鼠疫在全国的蔓延 |
| 第四节 鼠疫爆发及传播的因素 |
| 一、引发鼠疫的因素 |
| 二、鼠疫传播的因素 |
| 第五节 鼠疫的影响 |
| 一、人口的逃亡和减少 |
| 二、社会动荡 |
| 三、经济凋敝 |
| 四、民众心理的波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防治工作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防疫 |
| 一、防疫背景 |
| 二、中央防疫措施 |
| 三、防疫经费 |
| 四、交通管制 |
| 五、近代医学防疫 |
| 六、外国的介入 |
| 第二节 地方的防疫措施 |
| 一、绥远特别行政区的措施 |
| 二、绥远以外地区的措施 |
| 第三节 民众对官方防疫的反应 |
| 一、鼠疫初期的民众反应 |
| 二、鼠疫过渡期的民众反应 |
| 三、鼠疫后期的民众反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绥远鼠疫与防疫制度化进程 |
| 第一节 绥远鼠疫及其反映的问题 |
| 一、政局混乱与官方反应 |
| 二、绥远的复杂性与防疫效果 |
| 三、当局对边疆地区的认知 |
| 四、防疫及其近代化 |
| 第二节 与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比较 |
| 一、鼠疫的传播与扩散 |
| 二、防疫事务 |
| 三、两次鼠疫差异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防疫的警示 |
| 小结 |
| 结语 |
| 图表索引 |
| 图目 |
| 表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1917-1918年绥远鼠疫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绥远灾害大事记(1912-1948年) |
| 附录三 1917-1918年鼠疫山西死亡人口统计表 |
| 附录四 《中国传染病条例》 |
| 附录五 1917-1918年绥远鼠疫相关图片 |
| 后记 |
（5）《东方杂志》儿童体育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2.文献综述 |
| 2.1 关于杂志的研究 |
| 2.1.1“杂志”的来源 |
| 2.1.2 杂志的定义 |
| 2.1.3 杂志的发展史研究 |
| 2.1.4 近代杂志的体育传播研究 |
| 2.2 关于《东方杂志》的研究 |
| 2.3 关于儿童体育的研究 |
| 2.3.1 近代关于儿童体育的研究 |
| 2.3.2 现代关于儿童体育的研究 |
| 3.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文本分析法 |
| 4.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东方杂志》儿童体育内容研究 |
| 4.1.1 儿童健康卫生与强民保种 |
| 4.1.2 儿童军事体育与强种救国 |
| 4.1.3 儿童体育教育与育儿强国 |
| 4.2《东方杂志》儿童体育广告分析 |
| 4.2.1 图书广告 |
| 4.2.2 商业广告 |
| 4.3《东方杂志》儿童体育作者群分析 |
| 5.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6.致谢 |
| 7.参考文献 |
| 附录 |
（6）明清徽州医者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与材料说明 |
| 一、何以成医:明清徽州医者群体形成条件 |
|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
| (二)文化因素影响 |
| (三)徽商兴起与徽医发展 |
| (四)家族传承兴盛、医学教育兴旺 |
| (五)医政败坏与民间医者兴起 |
| 本章小结 |
| 二、明清徽州医者从医原因及现实的社会地位 |
| (一)明清徽州医者从医原因 |
| (二)从医背后折射的医者社会地位 |
| 本章小结 |
| 三、明清徽州医者的社交网络及其影响 |
| (一)医士社交圈的形成及影响 |
| (二)医商社交圈的形成及影响 |
| 本章小结 |
| 四、徽州医者在地方上的功用 |
| (一)徽州医者与地方疾病救治 |
| (二)徽州医者与地方公共、慈善事业 |
| (三)咸同兵燹与徽州医者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图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腐败犯罪思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 第一节 腐败现象发展的复杂性:“三高悖论” |
| 第二节 腐败成因解释的复杂性:“两层隔离”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腐败概念分析 |
| 第二节 犯罪思维概念分析 |
| 一、传统犯罪思维概念分析 |
| 二、系统梳理并重新界定犯罪思维概念 |
| 三、犯罪思维的影响因素 |
| 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混合研究方法的科学哲学讨论 |
| 一、“第三波方法论”运动与从“牛顿-实证主义”到“整体关联主义”范式变迁 |
| 二、“三高悖论”、“两层隔离”、话语多元性与心理学“本体论问题”丢失 |
| 第二节 采用怎样的混合设计模式 |
| 一、总体混合设计模式 |
| 二、具体混合设计方法1:“探索式”部分的混合设计 |
| 三、具体混合设计方法2:“解释式”部分的混合设计 |
| 第四章 腐败认知表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参与者 |
| 第二节 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络类型的“探索式”混合设计研究 |
| 一、研究工具 |
| 二、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均衡性”分析 |
| 三、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中心性”分析 |
| 四、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凝聚子群”分析 |
| 第三节 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络类型的“解释式”混合设计研究 |
| 一、研究工具 |
| 二、研究结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腐败决策表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工具 |
| 一、腐败决策表征维度探索 |
| 二、腐败决策表征工具设计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结果 |
| 小结 |
| 第六章 腐败犯罪思维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腐败犯罪思维影响因素量化研究 |
| 一、研究工具 |
| 二、研究结果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思维影响因素质化研究 |
| 一、“权力型”不等于“一把手”:“功能型分权”下“结构赋权”与“关系赋权” |
| 二、““风险线索加工”与“政治资源经营化”的多重运作逻辑 |
| 三、“合理”与“常识理性-关系社会”耦合系统的“圈子”运行机制 |
| 小结 |
| 第七章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系的技术支撑 |
| 第一节 反腐败技术建议的制度基础 |
| 第二节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技术体系的建议 |
| 第八章 总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一、扩展“经济-社会结构”与“国家-社会”解释路径 |
| 二、扩展“个体差异性”解释路径 |
| 三、扩展反腐败技术支撑建议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异域”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CLC）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途径 |
| (三)研究综述 |
| 二、《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刊物介绍 |
| (一)创刊历史及编委背景 |
| (二)刊物栏目设置及史料性 |
| (三)研究者与作家研究频次基本情况 |
| 三、《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文本主题分析与研究 |
| (一)崇高的革命历史形象——政治与美学 |
| (二)跨性别的话语与“疾病”——女性与身体 |
| (三)城乡与两岸——文学地理的力学 |
| (四)视觉中国——批评重构与国族想象 |
| 小结 |
| 四、《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 (一)《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
| (二)《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
| (三)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书评作者及篇目一览表 |
| 附录二:入选篇目作者频数一览表 |
| 附录三:《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期刊目录翻译 |
| 致谢 |
（9）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论文提纲范文）
| 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性声明 |
|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主要工作（贡献）声明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1.1 出版业 |
| 1.1.2 出版业的多元化发展 |
| 1.1.3 研究起止点 |
| 1.2 研究理论 |
| 1.2.1 媒介生态理论 |
| 1.2.2 媒介补偿理论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出版多元化相关着作 |
| 1.3.2 出版多元化相关论文 |
| 1.3.3 研究现状小结 |
| 1.4 创新点 |
| 1.4.1 选题创新 |
| 1.4.2 视角创新 |
| 1.4.3 材料创新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为建立科学的完备的出版史提供资料 |
| 1.5.2 为今天的出版多元化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研究法 |
| 1.6.2 案例研究法 |
| 1.6.3 比较研究法 |
| 第2章 民国前期的出版产业链多元化 |
| 2.1 出版机构产业链 |
| 2.1.1 宋代以来印刷技术的发展 |
| 2.1.2 出版机构产业链多元化的萌芽 |
| 2.2 民国前期三大出版机构的产业链多元化 |
| 2.2.1 三大机构的典型特征 |
| 2.2.2 商务印书馆的产业链多元化 |
| 2.2.3 中华书局的产业链多元化 |
| 2.2.4 世界书局的产业链多元化 |
| 2.2.5 小结 |
| 2.3 三大出版机构的产业链多元化比较 |
| 2.3.1 相同之处 |
| 2.3.2 不同之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民国前期出版物的多元化 |
| 3.1 三大机构出版物的转型 |
| 3.1.1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新特点 |
| 3.1.2 中华书局的出版新特点 |
| 3.1.3 世界书局的出版新特点 |
| 3.1.4 小结 |
| 3.2 三大书局的出版多元化 |
| 3.2.1 商务印书馆的杂志出版 |
| 3.2.2 中华书局的杂志出版 |
| 3.2.3 世界书局的杂志出版 |
| 3.3 民国前期三大书局出版物多元化分析 |
| 3.3.1 “书——刊”出版时间交融 |
| 3.3.2 “书——刊”主题交融 |
| 3.4 报馆、杂志社的出版物多元化 |
| 3.4.1 报馆的图书出版 |
| 3.4.2 杂志社的图书出版 |
| 3.4.3 报馆和杂志社出版图书类型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出版机构的跨界多元化 |
| 4.1 商务印书馆的电影工作 |
| 4.1.1 购买电影器材 |
| 4.1.2 搭建影棚 |
| 4.1.3 搭建办公楼 |
| 4.1.4 拍摄影片 |
| 4.2 商务印书馆电影工作与出版工作的关联 |
| 4.2.1 图书内容成为电影内容的来源 |
| 4.2.2 电影丰富了图书和杂志的内容 |
| 4.2.3 小结 |
| 4.3 商务印书馆的其他跨界多元化 |
| 4.3.1 制造仪器 |
| 4.3.2 开设教育机构 |
| 4.3.3 开设广告公司 |
| 4.4 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的跨界多元化 |
| 4.4.1 中华书局开办制造厂 |
| 4.4.2 世界书局开展信托工作 |
| 4.4.3 世界书局开展地产工作 |
| 4.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1912-1931年图书出版机构统计表 |
| 附录二:1912年-1931年报馆/杂志社出版图书一览表 |
| 附录三:商务印书馆出品剧情片电影一览表 |
| 附录四:1931年前报刊中以“活动影戏“为标题文章一览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中华传染病杂志》2004年第22卷作者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D].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论刑法谦抑性的司法实现[D]. 孔祥参. 吉林大学, 2020(08)
- [3]“共识”理论下二战时期中法报刊的镜像报道研究[D]. 黄成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4]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D]. 赵红霞.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东方杂志》儿童体育传播[D]. 张梦莹. 上海体育学院, 2020(01)
- [6]明清徽州医者与地方社会[D]. 赵士第.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腐败犯罪思维研究[D]. 宋业臻.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8]“异域”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CLC）研究[D]. 李梦云.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9]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D]. 牛晨越.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10]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