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献词（论文文献综述）
吴侃[1]（2021）在《苏中苏皖《生活》杂志与青年教育改造研究（1945-1946）》文中研究指明
石一冰[2]（2020）在《铁军战歌震江淮——新四军的合唱活动与合唱创作》文中研究指明新四军的歌咏活动（合唱活动）是新四军区别于其活动区域内其他武装力量的"名片",其合唱活动日常化、仪式化,对根据地民众影响较大。新四军歌咏团体高度组织化,师属及以上合唱组织训练较严格。新四军的合唱创作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和失衡性。
彭露[3]（2020）在《吕其明影视歌曲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吕其明是我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优秀电影音乐作曲家之一,他的创作涉及电影音乐、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等多个领域。吕其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探索期与改革开放三大历史时期,历经了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历程。影视歌曲作为吕其明音乐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直观的体现了他的创作特征与艺术理念,特别是作品中所彰显对民族风韵不断的探索精神。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促使他创作出符合当下时代的优秀作品,并为中国影视歌曲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资源。本文以吕其明影视歌曲创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做更为整体客观的分析,从中梳理出他对于影视音乐创作践行一生的理念,以及对当下影视音乐创作的启示作用。
胡雪莲[4]（2020）在《论20世纪中国“音乐节”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以四个音乐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音乐文化产业展现出多元化,“音乐节”也迎来了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民众的关注。但是相关文献对“音乐节”这一术语的解释较为模糊,人们对什么是音乐节缺乏一个统一且明确的定义。对中国“音乐节”近代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世纪的产生缺乏了解。笔者通过查阅不同中西方音乐词典及相关文献资料,梳理“音乐节”的释义并试图为术语“音乐节”下定义;通过梳理中国20世纪“音乐节”的发展,从而探索20世纪中国“音乐节”的作用。
王锐[5]（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张文[6]（2018）在《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有七十多年。加强对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重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警醒世人,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和平,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引人注目,取得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如史料形式的编着不少,但还有许多研究领域尚待开拓。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抗战文化城为切入点,以1937至1944年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文化运动为主线,以国共两党有关抗战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重要领导人关于文化抗战的重要论述为根本立论依据,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探讨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时代背景、主客观条件、发展繁荣的表现与原因,桂林抗战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和发展于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之际,有其一定时代背景和独特的主客观条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国的文化重心被迫西移,文化机构和文化人士纷纷内迁,桂林因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地理等因素,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创造了辉煌的抗战文化,使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和闻名于世的“文化城”。一时间,文人荟萃,书店、出版社林立,报刊、图书琳琅满目,文艺活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新闻出版战线呐喊呼号,社会科学有声有色,教育与科技艰难前行,成为桂林文化城辉煌的抗战文化史诗。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和桂林抗战文化的繁荣,绝非偶然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早期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全国抗战文化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二是桂林的特殊地位开启了大门;三是文化重心西移和文化人内迁构筑了平台;四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指引了航向;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并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正确的策略,通过直接掌舵、理论导航、统战护航、“借力”助航、“斗争”引航等一系列高超的艺术领导着抗战文化运动,使桂林文化城和桂林抗战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五是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提供了空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民族危难之际,亦使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桂系地方实力派给桂林抗战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环境和土壤。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文化战线服务于抗战作了一些开明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对进步文化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围剿”政策,采取了某些民主和相对开明、进步的政策措施。新桂系在抗战初期抗日的态度比较坚决,他们借“抗日反蒋”旗帜罗致人才,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进步文化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对抗日民主运动持比较宽容和积极的态度。六是广大进步文化人的抗争和奉献唤醒了民众;七是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动力,爱国主义是文化战线团结抗日的基石。桂林抗战文化的发展繁荣呈现出几个历史阶段和特征:随着大批名流入桂,文人荟萃,文化团体蓬勃发展,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前奏;随之而来是如火如茶的抗战文艺运动、新闻出版战线的呐喊呼号,社会科学空前繁荣,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高潮兴起;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广大文化人在迂回曲折中作战,教育与科技艰难前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大批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大营救,辗转来到桂林,加入到文化抗战的大潮中,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抗战文化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桂林抗战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二是服务救亡图存,致力团结抗战;三是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四是传播、集聚正能量。在特征上,桂林抗战文化除了具备一般抗战文化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即政治性、群众性、批判性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突出特征:如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宣传抗战主题;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内容唤醒民众;以广泛多样的形式鼓舞人民斗志;以团结进步民主包容为价值取向,等等。桂林抗战文化在抗战文化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构筑了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增强了抗战的文化力量;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面抗战与持久抗战;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斗争艰辛、成绩卓着的光辉一页,它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作为我国抗战文化的缩影,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经验实际上也是抗战文化的经验。如: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爱国主义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精神支柱;统一战线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法宝;面对艰险、勇往直前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因,等;桂林抗战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硕成果,是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是中国抗战文化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色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所形成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抗战文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内容,丰富了现代文学艺术宝库。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因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或不足之处。如:报刊宣传偶尔出现过偏右现象;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革命文化阵营内的争论民主性不够;偶尔出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现象。回顾抗战历史,研究抗战文化,探讨其当代价值,是当代中国应有的责任。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发掘抗战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促进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一、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二、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三、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资源;四、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五、唤醒历史记忆,警惕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桂林抗战文化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迪,如,必须坚信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领导和引领;必须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主体作用;必须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人类应该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蒋沫沫[7]（2018）在《刘仲华生平及相关史事考论》文中研究说明刘仲华是山西社会主义共青团组织的早期参加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央特科情报工作负责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其经历隐秘而复杂,且有些经历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史事相关联,但囿于资料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记录和评价。本文在多方面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刘仲华的生平进行了考察、考订,并结合相关史事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和意义,综述学术界研究动态和探讨研究的空间、创新和不足,简述思路和框架以及介绍主要参考文献等。第二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五章,对刘仲华的生平进行系统考察,在必要的环节综合运用各种资料进行考证,展示刘仲华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活动的轨迹。其中,第一章主要考察刘仲华的家世及他早期参与革命的经历。在利用新发掘的档案资料基础上,还原了刘仲华领导山西省立一中学生运动,梳理了刘仲华在冯玉祥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军运工作的基本史实,客观反映刘仲华在早期阶段的革命历程。第二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进入上海中央军委以后至上海临时中央局结束期间的经历。这一时期是刘仲华从事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工作的重要时期,他的工作包括交通、军事、情报、破坏等活动。在领导中央特科期间,刘仲华曾掩护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云等重要领导人;负责联络吉鸿昌、邓宝珊、陈离、黄申芗、刘仲容等爱国人士;领导王世英、谢甫生、项与年、靖任秋、卢志英、张育民等情报人员;多次获取有关国民党“围剿”苏区中央的重要情报。根据共产国际驻沪代表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刘仲华临危受命,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重建组织机构,恢复对白区各省党组织的领导关系,恢复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络。在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期间,刘仲华还具体领导特科及电台的工作,负责与共产国际代表及全总、青年团代表的联络。此时正值国民党特务组织对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大肆破坏之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最终难以为继,刘仲华竭力安排重要人员疏散撤退。第三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期间的工作。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刘仲华返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职务。刘仲华在帮助李宗仁整肃军纪、配合李宗仁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同时,不忘利用公开身份对第五战区内面临暴露危险的中共秘密党员及组织施以保护。刘仲华忍辱负重、忘却自身安危地帮助刘少奇、李先念开展对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帮助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提供物资上的帮助。在屡次申请恢复中共党员身份未获批准后,刘仲华加入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采取另一种形式促进共同抗战的胜利。第四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9年北平和谈期间的工作。这一阶段,刘仲华进行了在中共及李宗仁之间的联络工作,促进双方沟通的同时还向中共报告李宗仁部的重要情报,帮助中共掌握李宗仁专用的电台号码及密码,帮助转移和谈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的家属。通过刘仲华的努力安排,和谈破裂后,为代表团中国民党方面人士弃暗投明解除了后顾之忧。第五章主要考察刘仲华在建国后参与的建设工作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刘仲华利用政务院参事、各界人民代表会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等一系列民主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在担任地政局局长、房管局局长、园林局局长的十几年间,刘仲华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李宗仁归国一事对于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刘仲华参与了李宗仁归国的前期筹备工作、机场迎接、出席记者招待会等。第三部分为第六章,主要考察刘仲华生平中被“误会”、怀疑及“文革”受迫害等相关史事,同时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包括刘仲华被认定发表违反“联蒋抗日”方针的文件,特科被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怀疑并认定已经由国民党特务掌握,领导特科的刘仲华等人曾遭到立案审查并被组织“割断关系”的过程和成因。这些事情成为刘仲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部分“罪名”。同时,刘仲华参与原上海地下组织成员写信反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也成为刘仲华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重要原因。第四部分是结论,在前文考察、考证、评析的基础上对刘仲华的生平进行总结。刘仲华从事革命活动的年代正处于中国剧烈变革的时代,他的一生遭遇过误解、冤屈,但他始终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中国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中国革命的利益为出发点。作为一名从事秘密战线的人员,刘仲华做过的工作大多未获披露,但是他为党的贡献、为革命事业的付出应得到合理的记录和评价。
周玉文[8]（2018）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反投降斗争是抗日战争的一体两面,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担当精神,敏锐观察抗战形势,着手反投降斗争理论的构建,用以指导打击投降主义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的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与中华民族发扬民族气节的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原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创立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最高形式,谴责资产阶级丧失民族气节投降的可耻行为,批判各种庸俗的爱国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地主、资本家及走狗和小资产阶级投降采取分类施策的策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气节的精神元素,主要包括威武不屈、反抗侵略、和合统一、忧国忧民等,这些基本元素通过数千年的沉淀,已经深深的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抗战时期反投降斗争缘于三方面的因素,日寇的侵略和诱降,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和劝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致使亡国灭种阴霾笼罩中国,抗战局势时刻处于危险境地,因此必须开展反投降斗争。毛泽东的反投降斗争理论包括了六个方面,第一,构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投降派。第二,主张以军事和法制手段打击、威慑和教育投降分子。第三,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反投降斗争提供组织保证。第四,毛泽东提出了构建心防,占领道德制高点,从精神上鞑伐投降分子。第五,开展外交反投降斗争。第六,发动群众是反投降斗争的最好形式。在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投降斗争有序推进,成效斐然。反投降斗争实践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从1935年1月开始到武汉会战结束,此阶段主要是为反投降斗争做准备,形成反投降斗争形势的基本认识,对投降主义的表现形式、对反投降的基本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第二阶段是汪精卫公开投降至汪精卫建政前夕。此阶段是反投降斗争实践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方位的反投降斗争。第一,毛泽东对反投降斗争形势的研判与部署。第二,驳斥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言论。第三,开展军事反投降工作,消灭死心塌地的汉奸,重点开展对伪军的政治攻势。第四,以党的宣传媒体为阵地开展宣传文化战线上的反投降斗争;党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开展反投降斗争,与日汪的奴化教育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五,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对反投降斗争的理解和支持。第六,开展反投降斗争的群众运动。第七,开展国民参政会平台的反投降斗争。第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力地打击了抗战阵营内的投降暗流。第三阶段汪精卫建政至抗战胜利期间的反投降斗争。汪精卫建政建军增加了反投降斗争的难度,中国共产党反投降斗争的重点有所调整。第一,加强宣传媒体、文艺战线、教育战线的反投降斗争。第二,利用日伪矛盾深入开展伪军工作,大大抵消了日伪的军事优势。第三,继续开展外交战线的反投降斗争,坚决反对美日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继续寻求苏联与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第四,加强打击投降暗流,使国民党投降反共均不能实现。第五,抗战胜利后坚持除恶务尽的原则揭发、抓捕、审判投降分子,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凸显了鲜明的特色。第一,鲜明的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及应用,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关于民族气节优秀传统文化在抗战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彻底的人民性。汪精卫因为叛国投降而被人民抛弃,蒋介石却因限制民众不能获得全面支持,只有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表现出驾驭各种反投降斗争的能力。第四,凸显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反投降对象混成难辨、各种矛盾纠缠交织。第五,彰显完美性。与近代史上历次反投降斗争相比、与蒋介石国民党反投降斗争相比均体现了完美性。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审视。第一,历史价值,保证了抗战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完美演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后来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第二,精神文化价值,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探询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精神沉沦与人格沉沦提供了一把钥匙。第三,当代价值,为应对美、日等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和潜在威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绝不妥协的创造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经典范例;为打击“台独”等各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卖国行径提供了历史启示和借鉴。
韩洪泉[9]（2017）在《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述略》文中指出发挥上海大城市的优势,全力支援人民抗日武装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赋予上海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支援工作,就内容而言是全面的,就时间而言是全程的,并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其中1938年初至1939年底是支援工作的起步与展开阶段,支援方向从江西到皖南,重点是全面支援新四军的建设;1940年初至1941年初是支援工作的转折与调整阶段,支援方向从江南到苏北,重点是人力和物力支援,并在皖南事变后为帮助新四军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作出了特殊贡献;1941年初至1945年8月是支援工作的深化与拓展阶段,支援方向从江淮到浙东,重点是支援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建设事业。鉴于上海的优越条件和特殊地位,其支援工作对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具有其他城市和地区难以替代的特殊意义。
韩洪泉[10]（2018）在《上海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阶段特征和特殊意义》文中认为全国抗战时期,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有力支援。这一支援工作,就内容而言是全面的,就时间而言是全程的,并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鉴于上海的优越条件和特殊地位,其支援工作对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具有其他城市和地区难以替代的特殊意义。
二、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献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献词（论文提纲范文）
（2）铁军战歌震江淮——新四军的合唱活动与合唱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四军的合唱活动 |
| 1. 合唱活动的日常化、仪式化 |
| (1）歌咏活动是新四军的“名片” |
| (2）新四军的歌咏活动日常化 |
| (3）新四军歌咏活动仪式化 |
| (4）新四军合唱活动对根据地民众影响较大 |
| 2. 歌咏团体高度组织化，师属及以上合唱组织训练较严格 |
| (1）歌咏团体高度组织化 |
| (2）师属及以上合唱组织训练较严格 |
| 二、新四军的合唱创作的阶段性、失衡性 |
| 1. 新四军合唱创作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见附表） |
| 2. 新四军合唱创作的失衡性 |
| 结语 |
（3）吕其明影视歌曲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音乐生涯 |
| 第一节 革命熔炉中成长 |
| 一、童稚从戎 |
| 二、幸逢名师 |
| 三、再遇伯乐 |
| 第二节 专业学习经历 |
| 一、启梦为现实 |
| 二、带职入校 |
| 第三节 音乐作品成就 |
| 一、影视音乐创作 |
| 二、交响乐的创作 |
| 第二章 吕其明影视歌曲作品综合分析 |
| 第一节 吕其明影视歌曲的题材 |
| 一、革命题材 |
| 二、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 |
| 三、爱情与艺术的交融 |
| 第二节 吕其明影视歌曲的音乐元素 |
| 一、扎根民间,汲取经典 |
| 二、织体思维 |
| 第三节 “画外乐”的呈现方式 |
| 第三章 吕其明影视歌曲的内涵与启示 |
| 第一节 鲜明的时代特征 |
| 一、传承战时革命精神 |
| 二、和平时代的追求与探索 |
| 第二节 特殊的地域性与群众意识 |
| 一、吕其明影视歌曲独特的地域性 |
| 二、为人民写作的意识 |
| 第三节 对影视歌曲创作的启示 |
| 一、民族元素在影视歌曲中的推广 |
| 二、不懈追求的精神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吕其明创作年谱总编 |
| 附录二 :访谈录整理 |
| 附录三 :冯灿文小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论20世纪中国“音乐节”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以四个音乐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范围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及布置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音乐节”概念的梳理 |
| 第一节 “节”概念的梳理 |
| 第二节 中国“音乐节”概念梳理 |
| 第三节 西方“音乐节”概念梳理 |
| 第四节 “音乐节”释义 |
| 第二章 20世纪中国“音乐节”的发展 |
| 第一节 20世纪前的中国“音乐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国“音乐节”的发展 |
| 第三节 1949年至2000年中国“音乐节”的发展 |
| 第三章 20世纪中国“音乐节”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仪式 |
| 第二节 社会控制 |
| 第三节 乐教 |
| 结论 |
| 附录一:20世纪中国“音乐节”列表 |
| 附录二:“节”的对等翻译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海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与难点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主要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 |
| (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抗战文化等相关概念 |
| (二) 桂林抗战文化与桂林抗战文化精神等相关概念 |
| (三) 桂林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一)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 |
|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 |
| 第二章 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条件 |
| 一、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客观条件 |
| (一) 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影响 |
| (二) 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相继爆发 |
| (三)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
| (四)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比较宽松的政策影响 |
| (五) 地方实力派提供了较好的政治氛围 |
| (六) 桂林的文化和地理条件 |
| 二、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主观条件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 (二) 内迁文化人的特殊作用 |
| 第三章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阶段特色 |
| 一、桂林抗战文化发轫 |
| (一) 战前桂林的社会政治背景 |
| (二) 名流聚桂文人荟萃 |
| (三) 各种文化社团相继建立 |
| 二、初次高潮兴起 |
| (一) 抗战文艺运动勃兴 |
| (二) 新闻出版战线呐喊呼号 |
| (三) 社科阵地砥砺奋进 |
| 三、低潮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文化人在迂回曲折中作战 |
| (二) 杂文兴起为战斗檄文 |
| 四、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 |
| (一) 文艺作品异彩纷呈 |
| (二) 戏剧活动重新活跃 |
| (三) 最后的坚守与高歌 |
| 第四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基本内容 |
| (一) 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 |
| (二) 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 |
| (三) 服务救亡图存团结抗战 |
| (四) 传播集聚正能量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 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宣传抗战主题 |
| (二) 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内容唤醒民众 |
| (三) 以广泛多样的形式鼓舞人民斗志 |
| (四) 以团结进步民主包容为价值取向 |
| 第五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基本经验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作用 |
| (一) 构筑了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 |
| (二) 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
| (三) 强化了文化抗战的力量 |
| (四) 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五) 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
| (六) 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 |
| 二、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经验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 |
| (二) 爱国主义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精神支柱 |
| (三) 统一战线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法宝 |
| (四) 面对艰险勇往直前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因 |
| 第六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局限 |
| 一、桂林抗战文化上的历史地位 |
| (一) 红色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 |
| (二) 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
| (三) 中国抗战文化的缩影 |
| (四) 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局限或不足 |
| (一) 报刊宣传偶尔出现过偏右或者过激现象 |
| (二) 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 |
| (三) 革命文化阵营内的争论民主性不够 |
| (四) 偶尔出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 |
| 第七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及重要启迪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 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 |
| (二) 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 |
| (三) 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资源 |
| (四) 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
| (五) 唤醒历史记忆警惕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要启迪 |
| (一) 必须坚信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
| (二) 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民群众 |
| (三) 必须坚持党对先进文化的领导和引领 |
| (四) 必须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
| (五) 必须强化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7）刘仲华生平及相关史事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三、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四、本文的思路和框架 |
| 五、参考文献概述 |
| 第一章 早期革命经历 |
| 第一节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 一、家世与成长 |
| 二、青年学会干事 |
| 三、学生运动领袖 |
| 四、经李大钊介绍入党 |
| 第二节 在冯玉祥部的军运工作 |
| 一、在冯部的经历 |
| 二、随鹿钟麟访苏 |
| 三、东路军司令部俱乐部任主任 |
| 四、杨虎城部政治军事学校教官 |
| 五、秘密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 |
| 第三节 参与组织皖北阜阳起义 |
| 一、到皖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
| 二、皖北特委委员 |
| 三、离开皖北 |
| 第二章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
| 第一节 在中央军委的交通与情报工作 |
| 一、初涉交通与情报工作 |
| 二、负责军委情报工作 |
| 第二节 领导特科和上海临时中央局 |
| 一、恢复电台和领导特科 |
| 二、出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 |
| 三、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 |
| 第三节 上海时期具体的情报和保卫工作 |
| 一、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
| 二、上海地下交通和保卫工作 |
| 第三章 在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 |
| 第一节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徐州时期 |
| 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 |
| 二、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委员 |
| 三、青年干部训练班教官 |
| 四、被迫离开徐州 |
| 第二节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老河口时期 |
| 一、重任李部参议 |
| 二、战区军纪督察处督察官 |
| 三、“阵中小学”理事 |
| 第三节 身在李营心在党 |
| 一、帮助中原局与李部建立统战关系 |
| 二、联系与配合李先念部 |
| 三、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
| 四、处理杜石公叛变事件 |
| 第四章 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中的多重身份 |
| 一、从汉中行营到北平行营 |
| 二、利用官方身份参与经商 |
| 三、协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
| 第二节 为国共和谈而奔走 |
| 一、为和谈初探消息 |
| 二、接待“南京人民代表团”和“上海和平代表团” |
| 三、“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 |
| 第三节 和谈背后的工作 |
| 一、帮助中共秘密掌握电台 |
| 二、安排和谈代表家属转移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 |
| 第一节 从政务院参事到人大代表 |
| 一、政务院参事 |
| 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
| 三、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 第二节 从地政局到房产局 |
| 一、地政局局长 |
| 二、房地产管理局局长 |
| 三、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及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 |
| 第三节 在园林局的十年 |
| 一、园林局局长 |
| 二、重新入党 |
| 三、北京市政协常委 |
| 第四节 迎接李宗仁归国与“文革”遭受迫害 |
| 一、迎接李宗仁回国事宜 |
| 二、“文革”遭受迫害含冤病逝 |
| 第六章 刘仲华被组织“割断关系”、受迫害及相关史事考析 |
| 第一节 刘仲华被“误会”与“反蒋抗日”方针转变的时间和路径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反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
| 三、中共中央关于“反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
| 四、上海临时中央局关于“反蒋抗日”的文件与刘仲华“误会”的由来 |
| 第二节 “莫须有”的上海特科和刘仲华“叛变案” |
| 一、事情的由来 |
| 二、上海地下党组织和特科受到严重怀疑 |
| 三、刘仲华等人被立案审查和错误定性 |
| 第三节 “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原因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溯源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投降斗争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理论 |
| 2.1.2 列宁、斯大林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理论 |
| 2.2 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民族气节的优秀传统文化 |
| 2.2.1 威武不屈 |
| 2.2.2 反抗侵略 |
| 2.2.3 和合统一 |
| 2.2.4 忧国忧民 |
| 第三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缘起 |
| 3.1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诱降 |
| 3.2 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绥靖与劝降 |
| 3.3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与投降 |
| 第四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维度与内涵 |
| 4.1 夯稳基石:高举团结、抗战、进步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投降派 |
| 4.1.1 高举团结旗帜,巩固扩大抗战阵营 |
| 4.1.2 高举抗战旗帜,反对中途妥协投降 |
| 4.1.3 高举进步旗帜,勇当民族中流砥柱 |
| 4.2 强化保障:以军事与法制手段保障反投降斗争顺利开展 |
| 4.2.1 加强惩治汉奸的法制建设 |
| 4.2.2 加强军事打击震慑投降分子 |
| 4.3 整党建党: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反投降斗争领导权 |
| 4.3.1 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对于反投降斗争的重要性 |
| 4.3.2 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是反民族投降主义的重要前提 |
| 4.3.3 巩固党组织是取得反投降斗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
| 4.4 构建心防:加强文化建设占领道德制高点保持对投降派精神打击 |
| 4.4.1 加强党的宣传媒体建设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降的活动 |
| 4.4.2 驳斥汪精卫的汉奸理论 |
| 4.4.3 加强抗战文艺建设铸就民族精神 |
| 4.4.4 反对日汪的奴化教育 |
| 4.5 争取外援:发挥国际正义力量的作用进行反投降斗争 |
| 4.5.1 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外交路线 |
| 4.5.2 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共产国际紧密配合开展反投降斗争 |
| 4.5.3 争取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援助开展反投降斗争 |
| 4.5.4 联合其他国家人民革命力量开展反投降斗争 |
| 4.6 组织群众:反投降斗争的根本方法 |
| 4.6.1 群众是取得反投降斗争胜利的决定力量 |
| 4.6.2 反投降与维护群众利益紧密集合 |
| 4.6.3 在反投降斗争中注重改进群众工作方法 |
| 第五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实践与成效 |
| 5.1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初起阶段(1935. 1——汪精卫出逃) |
| 5.1.1 对反投降斗争的基本认识 |
| 5.1.2 反投降斗争的初步尝试 |
| 5.2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高峰阶段(汪精卫出逃——汪伪政府成立) |
| 5.2.1 毛泽东对时局的研判与反投降斗争部署 |
| 5.2.2 驳斥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言论 |
| 5.2.3 开展反投降的军事斗争 |
| 5.2.4 开展反投降的宣传和文化斗争 |
| 5.2.5 开展反投降的外交斗争 |
| 5.2.6 开展反投降的群众运动 |
| 5.2.7 开展国民参政会内的反投降斗争 |
| 5.2.8 开展反投降暗流的斗争 |
| 5.3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后续发展阶段(汪伪政府成立——抗战胜利) |
| 5.3.1 强化反投降的宣传和文化斗争 |
| 5.3.2 强化伪军和伪组织工作 |
| 5.3.3 继续开展外交反投降斗争 |
| 5.3.4 强化反投降暗流的斗争 |
| 5.3.5 抗战胜利后对汉奸的揭发、逮捕与审判 |
| 第六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鲜明特色 |
| 6.1 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 |
| 6.1.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抗战反投降斗争实际相结合 |
| 6.1.2 对中华民族固有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6.1.3 注重对反投降主义传统性的扬弃 |
| 6.2 依靠群众:彰显人民性 |
| 6.2.1 汪精卫因充当日寇傀儡得不到群众 |
| 6.2.2 蒋介石因独裁专制限制群众运动 |
| 6.2.3 毛泽东因坚决抗日反投降能够彻底发动群众 |
| 6.3 宏大视野: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 |
| 6.3.1 驾驭反投降斗争各种力量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 6.3.2 指导思想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
| 6.3.3 审判投降分子方法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
| 6.4 云谲波诡:凸显复杂性 |
| 6.4.1 国际形势的变换扑朔迷离 |
| 6.4.2 反投降的对象浑成难辨 |
| 6.4.3 各种矛盾纠缠交织 |
| 6.5 惟精惟一:彰显完美性 |
| 6.5.1 与近代中国几次反投降斗争相比,彰显完美性 |
| 6.5.2 与国民党反投降斗争相比,彰显完美性 |
| 第七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价值” |
| 7.1.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的历史价值 |
| 7.1.1 确保抗战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 |
| 7.1.2 完美演绎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
| 7.1.3 为后来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 7.2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精神文化价值 |
| 7.2.1 铸就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战精神 |
| 7.2.2 为探询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提供了一把钥匙 |
| 7.3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当代价值 |
| 7.3.1 为应对美、日等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威胁和侵略提供了精神支撑 |
| 7.3.2 绝不屈服地创造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经典范例 |
| 7.3.3 为打击各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卖国行径提供了理论武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
（9）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江西到皖南:支援工作的起步与展开 (1938年初至1939年底) |
| 二、从江南到苏北:支援工作的转折与调整 (1940年初至1941年初) |
| 三、从江淮到浙东:支援工作的深化与拓展 (1941年初至1945年8月) |
| 四、结语 |
四、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献词（论文参考文献）
- [1]苏中苏皖《生活》杂志与青年教育改造研究（1945-1946）[D]. 吴侃.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铁军战歌震江淮——新四军的合唱活动与合唱创作[J]. 石一冰. 中国音乐, 2020(06)
- [3]吕其明影视歌曲创作研究[D]. 彭露.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4]论20世纪中国“音乐节”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以四个音乐节为例[D]. 胡雪莲. 西南大学, 2020(01)
-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文. 山东大学, 2018(02)
- [7]刘仲华生平及相关史事考论[D]. 蒋沫沫. 吉林大学, 2018(12)
- [8]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D]. 周玉文. 湘潭大学, 2018(04)
- [9]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述略[J]. 韩洪泉. 抗战史料研究, 2017(02)
- [10]上海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阶段特征和特殊意义[J]. 韩洪泉.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