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药物治疗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效果观察（论文文献综述）
陈连凤,陈文雄,李小晶,高媛媛,彭炳蔚,杨思达[1]（2019）在《儿童脑寄生虫病9例临床分析》文中提出目的探讨儿童脑寄生虫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分析2014年12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9例脑寄生虫病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男6例、女3例,平均发病年龄（2.81±1.53）岁。5例有流行病学接触史。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8例,精神疲倦7例,呕吐5例,头痛2例,抽搐2例,左下肢瘫痪1例,共济失调1例,意识模糊伴精神行为异常1例,右上肢痛觉敏感1例。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8例;脑脊液常规和生化异常8例,其中5例嗜酸性粒细胞增高;血清和脑脊液寄生虫抗体均阳性5例。脑脊液二代测序检出广州管圆线虫2例。头颅MRI显示软脑膜强化2例,脑实质信号异常4例。最终7例确诊脑寄生虫病,分别为广州管圆线虫病5例、脑弓形虫病1例、脑裂头蚴病1例;临床疑诊2例。7例给予阿苯达唑治疗,1例先后经乙酰螺旋霉素、复方新诺明治疗,另1例手术治疗。7例痊愈无后遗症,1例遗留左下肢跛行,1例失访。结论伴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的儿童颅内感染性疾病应警惕脑寄生虫病,广东地区尤其应注意广州管圆线虫病。
岳志远[2]（2019）在《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前后差异表达基因的筛选及免疫、生长相关基因的表达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对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前后差异表达基因的筛选,探究这些差异表达基因的时空变化,初步了解广州管圆线虫与其中间宿主福寿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方法:1.基于前期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转录组测序结果与分析,筛选与感染有关的差异表达基因。取感染广州管圆线虫1、10、20d的福寿螺肝胰腺和血淋巴样本,提取总RNA后反转录,用于荧光定量PCR,对3个时期的基因表达变化进行定量分析和进一步探究。2.以实验室饲养的小管福寿螺为实验材料,经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分别于感染后1、10、20、30 d取其肝胰腺、头足部、肾脏、肠道和鳃组织,提取RNA反转录成cDNA,并设置空白对照。挑取免疫和细胞生长相关基因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用荧光定量PCR方法探究其在福寿螺各组织中的表达、分布以及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后的时空表达差异。3.以实验室饲养的成年和幼年小管福寿螺为实验材料,用不同广州管圆线虫虫量（设置3个虫量:1500条、2500条、3500条）感染螺,分别于感染后1、10、20、30 d取幼年和成年小管福寿螺的血淋巴样本,提取RNA反转录成cDNA,并设置空白对照。挑取免疫和细胞生长相关基因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用荧光定量PCR探究其在血淋巴中的表达差异。结果:1.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的转录组结果分析及差异基因的筛选和定量验证中筛选获得感染后3个时期（1d、10 d、20 d）的差异表达基因,在肝组织和血淋巴中分别挑选20个和18个基因逐个进行荧光定量分析,基因多涉及小管福寿螺的细胞生长代谢、信号传导、免疫应答、应激反应几个方面。其中表达上调的基因主要有转化生长因子基因、纤维素酶基因、鸟氨酸脱羧酶基因等;表达下调的基因主要有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壳三糖酶基因、G型溶菌酶基因、α-微管蛋白基因等。2.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后生长和免疫相关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及时空表达分析显示小管福寿螺G型溶菌酶cDNA共990 bp,包含一段828bp的ORF框,275个氨基酸,进化关系上与尖膀胱螺最为相近。基因定量结果显示,G型溶菌酶g-lys基因在正常螺体内肝胰腺中表达最高,而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后,各组织中表达均有下降,鳃组织作为广州管圆线虫最适寄生部位下调最多,可达1180.1±426.4倍;肾脏下调最少,为2.7±0.8倍,g-lys的下调意味小管福寿螺的抗感染机制部分受到抑制。α-微管蛋白cDNA共1452bp,为一段完整的ORF框,编码483个氨基酸序列,进化关系上与虾夷扇贝、长牡蛎软体贝类独自聚为一大类。α-tubutin基因在正常螺体内肝胰腺中表达最高,在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后也是肝胰腺下调最多,相比对照下降倍数为14.8±1.4,α-微管蛋白基因表达的下降势必会对肝胰腺解毒、防御、代谢激素的功能产生影响。3.小管福寿螺感染不同数量广州管圆线虫后,对血淋巴内免疫和生长相关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和表达分析显示钙网蛋白基因cDNA共1787bp,包含一段1212bp的完整开放读码框,编码403个氨基酸,进化关系上和盘鲍等软体动物最为相近:基因定量表达结果显示钙网蛋白基因在各感染组中1-20 d相比空白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而到了感染第30 d,基因表达和空白对照组持平,其变化可能与钙网蛋白在前期参与免疫应答反应有关,而到后期可能由于广州管圆线虫的逃避机制,隐藏在机体内环境中以避免被消除,从而逃避了部分免疫杀伤。鸟氨酸脱羧酶基因1224bp,为一段完整的开放读码框翻译得到407个氨基酸,进化关系上与光滑双脐螺最为接近;成年螺在低感染度和中感染度组中,鸟氨酸脱羧酶基因表达在各个时期均有所上调,在高感染度组中,基因的表达和对照组相比维持在同一水平,成螺几乎没有死亡;幼螺在低、中、高3个感染度组中,有不同程度的死亡,ODC基因的表达量均下调,而ODC表达上调加快多胺的合成,参与机体的生长和受损后修复,ODC的表达降低意味着机体细胞增殖、分化降低、生长减缓,导致修复功能受损。因此,对于后期的研究,ODC基因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灭螺药物作用的分子位点。结论:1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后体内多个基因发生表达变化,涉及免疫反应、细胞生长、信号传导等方面。2小管福寿螺感染后,G型溶菌酶基因和α-微管蛋白在多个组织中较空白对照组表达下调。3小管福寿螺在不同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度下,血淋巴中钙网蛋白基因的表达在前期均有所上调,其变化可能是由于钙网蛋白基因在螺体内参与免疫反应。4成年和幼年福寿螺在不同感染度下,血淋巴中鸟氨酸脱羧酶基因的表达变化有差异,其变化可能与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度以及螺的生长状况有关。
刘菊梅[3]（2019）在《miR-181α-5p对广州管圆线虫排泄分泌蛋白所致小鼠小胶质细胞凋亡的调控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一、研究背景广州管圆线虫（Awgiostrowgylus cantowensis,AC）是1935年由陈心陶教授在广州家鼠体内首次发现并命名。该虫于1945年确定为人类病原体,其幼虫能打破血脑屏障进入脑内,造成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例如嗜酸性粒细胞性脑膜炎或脑膜脑炎（Eosinophilic meningitis,EM）。广州管圆线虫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主要流行于东南亚地区、太平洋岛屿、日本和美国。我国主要在台湾、香港、广东、浙江、福建、海南、天津、黑龙江、辽宁、上海、湖南、北京和云南等地流行。广州管圆线虫的终宿主为鼠类,中间宿主主要是软体动物,如褐云玛瑙螺或蛞蝓。广州管圆线虫1期幼虫可在中间宿主发育至感染期幼虫。人类和小鼠是其非适宜宿主,通过生食或半生食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的螺肉或有寄生虫污染的蔬菜感染。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3000多例病例报道,多数呈散在分布,但也有群体暴发流行的报道。近年来人们饮食习惯改变,加之淡水螺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区域性扩散,广州管圆线虫病已成为我国部分地区最具潜在危险的食源性寄生虫病之一。广州管圆线虫病是一种幼虫移行症,能引起多个器官损伤。其幼虫在体内移行,通过肠壁、肝、肺、脑时可引起一系列机械性损伤,此外,其分泌物、代谢产物具有毒性作用。最严重的是3期幼虫可侵犯中枢神经系统,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脑炎或脑膜炎。此病以脑脊液中嗜酸性粒细胞显着升高为特征,病变可发生在大脑,脑膜,还可波及小脑,脑干和脊髓,脑神经和脊神经也可受累。研究表明,虫体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后,小胶质细胞被激活,并下调免疫系统反应,分泌抗炎症因子,从而调节其自身的凋亡。进一步研究小胶质细胞在嗜酸性粒细胞性脑膜炎或脑膜脑炎中的作用,将为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策略。MicroRNAs是一种非常丰富的保守的小型非编码RNA,它通过与信使RNA的抑制性结合或加速信使RNA的降解来调控基因的转录后表达。据报道,在感染性疾病中（包括寄生虫疾病）,一些miRNAs在宿主免疫反应中通过调节凋亡发挥作用。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总共有25个miRNA在对照组和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组之间有差异表达,其中miR-181a-5p是唯一下调的。miR-181a-5p,是大多数脊椎动物中高度保守的miRNA,脑中含量丰富,在海马神经元的成熟过程中表达量增加。miR-181a-5p参与了细胞生物学的许多过程,如细胞命运决定和细胞侵袭。本研究中,我们检测了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后小鼠脑组织和广州管圆线虫幼虫的排泄分泌蛋白（ESP）刺激小胶质细胞后miR-181a-5p及其预测靶基因bcl-2的表达水平,并通过上调或下调其表达来进行验证。同时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发现: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和ESP刺激后,小鼠脑组织和小胶质细胞内miR-181a-5p的表达下调,其靶基因bcl-2的表达上调;ESP能促进小胶质细胞的凋亡,且与bcl-2/bax的比值呈负相关;转染miR-181a-5pantagomir能增加小胶质细胞bcl-2的表达,同时抑制由ESP引起的细胞凋亡。二、目的研究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后是如何通过miR-181a-5p来调节其靶基因,从而调控细胞凋亡,进而影响感染性疾病的进程,为更好了解广州管圆线虫感染致的分子机制提供基础。三、方法1.实验动物及ESP的准备实验室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的SD大鼠在实验室经双岐螺和大鼠之间两代循环成为稳定的实验室虫株。6-8周BALA/c小鼠每只灌胃30条三期（感染期）幼虫,其中一部分小鼠21天后从感染小鼠脑内获取幼虫,经培养获得广州管圆线虫排泄分泌蛋白。另一部分分别在感染0天、7天、14天、21天、24天后处死,获得脑组织并提取RNA和蛋白。2.miR-181a-5p agomir/antagomir转染miR-181a-5pagomir/antagomir及其阴性对照转染小鼠小胶质细胞MG-N9,采用瞬时转染的方法。3.ESP刺激小胶质细胞通过培养获得幼虫的排泄分泌蛋白ESP,用含有50μg/ml ESP的培养基培养小胶质细胞,并同时进行转染处理,收集不同刺激时间后的细胞,提取细胞总RNA和蛋白。4.Real-time PCR检测miR-181a-5 表达水平本实验采用SYBR Grenn染色法在Applied Biosystem 7500检测系统上对样品进行相对定量Real-time PCR,U6作为内参。5.Real-time PCR检测bcl-2表达水平本实验采用GoScriptTMReverse Transcription System合成试剂盒进行逆转录,用 SYBRTM Select Master Mix 检测 bcl-2 的表达水平,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GAPDH）作为内参。6.Westerm Blot检测Bcl-2和Bax蛋白的表达小鼠脑组织蛋白质通过液氮研磨法获得,小胶质细胞总蛋白通过细胞裂解法获得,表达量用Westerm Blot检测,用GAPDH作为内参。7.细胞免疫化学检测细胞内Bcl-2蛋白的表达水平收集ESP刺激后细胞,用细胞免疫化学检测小胶质细胞内Bcl-2蛋白的表达水平。8.流式细胞术检测小胶质细胞凋亡收集转染和ESP刺激后小胶质细胞,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凋亡率。9.数据分析本研究所得的结果是至少3次单独的实验,每次实验都有三个重复。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用双侧t检验和kruskal-wallis ANOVA进行统计分析。用Pearson相关和线性回归分析miR-181a-5p和bcl-2 mRNA在感染和ESP刺激后脑组织和小胶质细胞中的相关性。P<0.05为显着性差异。四、结果1.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和ESP刺激后miR-181a-5p负调控bcl-2广州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小鼠后脑组织miR-181a-5p表达量下调而bcl-2上调。本研究用ESP刺激小胶质细胞来作为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的体外验证模式。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和ESP刺激后,脑组织和小胶质细胞miR-181a-5p表达量下调,而bcl-2的表达量上调。当上调小胶质细胞miR-181a-5p的表达,细胞中bcl-2表达水平降低;而当下调miR-181a-5p的表达,细胞中bcl-2的表达升高。2.ESP刺激和转染对小胶质细胞凋亡的影响Bcl-2是抗凋亡蛋白,本研究收集了转染和ESP刺激后的小胶质细胞,流式细后胞术显示,相对于对照组,ESP刺激后,细胞凋亡率增加;ESP刺激并转染agomir后凋亡率增加,而转染antagomir后,凋亡率降低。同时我们检测了凋亡蛋白Bax的表达,并计算bcl-2/bax比值,结果显示bcl-2/bax比值与小胶质细胞凋亡率呈负相关。五、结论1.在广州管圆线虫排泄分泌蛋白ESP刺激后的小胶质细胞中,miR-181a-5p及其预测靶基因bcl-2的表达呈负相关。2.ESP能促进小胶质细胞的凋亡,转染miR-181a-5p antagomir能上调小胶质细胞bcl-2的表达,同时减轻由ESP引起的细胞凋亡,提示miR-181a-5p可能是EM致病相关因子。
邢维媚,芦亚君[4]（2018）在《1968—2017年我国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及流行因素分析》文中指出目的了解我国广州管圆线虫感染情况,分析其流行因素及流行特点。方法从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中获取相关文献全文,遵循纳入和排出标准筛选文献,按流行情况、地区分布、年龄、性别、职业、病史行为、住院时间、误诊情况、检查方法、治疗手段、死亡情况和动物宿主感染情况等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968—2017年全国患有广州管圆线虫病共521例,分别来自于台湾、云南、四川等13个省、市、自治区;误诊病例29例;中间宿主中褐云玛瑙螺的感染率最高（25.88%）,终宿主中青毛鼠的感染率最高（25.00%）,中间宿主和终宿主感染情况呈显着性相关（r=0.969,P<0.001）。结论广州管圆线虫可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病例多发生于沿海地区,与食入未熟的中间宿主密切相关;我国许多地区是广州管圆线虫病的自然疫源地,且近年两次出现暴发性流行;加强卫生宣传教育、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对防控广州管圆线虫病十分必要。
孔玉方[5]（2018）在《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抗原筛选及血清学诊断的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制备广州管圆线虫幼虫粗抗原、排泄分泌粗抗原、成虫粗抗原、幼虫纯化抗原和成虫纯化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筛选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诊断抗原及最适宜浓度,证实功能化纳米金棒能够检测早期或低度感染的广州管圆线虫血清抗体。方法1.金晶种子生长法聚合径长比可控的纳米金棒。2.液氮研磨法制备广州管圆线虫幼虫粗抗原和成虫粗抗原、RPMI-1640培养法制备排泄分泌粗抗原、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制备幼虫纯化抗原和成虫纯化抗原。巯基化粗抗原、纯化抗原与纳米金棒结合,制备功能化纳米金棒。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扫描,通过比较表面等离子共振吸收峰的红峰移位大小,优选出功能化纳米金棒最适包被浓度。3.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不同感染时间、不同感染度及不同稀释度的大鼠血清抗体,根据表面等离子共振吸收峰红峰移位的变化筛选出广州管圆线虫的优势诊断抗原。4.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不同感染时间、不同感染度、不同稀释度血清抗体与ELISA检测的结果进行比较,探索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的敏感性和灵敏度。结果1.成功制备广州管圆线虫幼虫粗抗原、成虫粗抗原、排泄分泌粗抗原、幼虫纯化抗原和成虫纯化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并优选其最适包被浓度和对应的最大红峰移位:幼虫粗抗原包被浓度为30μg/mL,对应纵向等离子共振（LSPR）吸收峰最大红峰移位为35nm;成虫粗抗原最适包被浓度为40μg/mL,对应最大的红峰移位为35nm;排泄分泌粗抗原包被浓度为30μg/mL,包被前后表面等离子共振吸收峰出现了最大红峰移位为35nm;幼虫纯化抗原最优蛋白分子量为43kD,相应的抗原浓度为20μg/mL时,包被前后表面等离子共振吸收峰出现了最大程度的红移为25nm;成虫纯化抗原最优蛋白分子量为45kD,对应的抗原浓度为10μg/mL时,相应的LSPR吸收峰最大程度的红峰移位为40nm。2.广州管圆线虫幼虫粗抗原、成虫粗抗原、排泄分泌粗抗原、幼虫纯化抗原和成虫纯化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不同感染时间、不同感染度的血清抗体,均可识别不同感染度第5d血清抗体为阳性,最低感染量为50条Ⅲ期幼虫。在轻度感染时比大鼠血清抗体ELISA试剂盒提前9d检测到阳性血清抗体,在中、重度感染时比大鼠血清抗体ELISA试剂盒提前2d检测到阳性血清抗体。其中成虫纯化抗原功能化的纳米金棒识别广州管圆线虫早期感染血清抗体的敏感性更高,比传统ELISA检测法灵敏度高,检测大鼠阳性血清抗体最大稀释度可达1:600。结论获得晶种生长法径长比可控、产量高的纳米金棒;优选出广州管圆线虫优势诊断抗原为成虫纯化抗原;广州管圆线虫粗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抗原制备简单,成本低,检测血清抗体敏感性好,特异性强,比传统的ELISA法更具有检测抗体时间早、稀释度高、感染度低的优势,为广州管圆线虫病感染早期及低度感染检测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技术支持。有望应用于动态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试剂盒的研发。
胡求安[6]（2017）在《广东南澳广州管圆线虫宿主小尺度空间分析及虫体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掌握广东省南澳岛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小管福寿螺和褐云玛瑙螺以及终末宿主鼠的密度及其感染状况、基于村级小尺度研究宿主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律,探索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建模技术在广州管圆线虫宿主空间分析中的适用性。同时分析南澳地区广州管圆线虫的遗传多样性,探讨虫株类型及其来源,并研究我国不同地区广州管圆线虫虫株间的亲缘关系,从而为广州管圆线虫及其宿主的防控提供方法学参考和理论依据。方法1.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从广东省南澳岛抽取3个行政村作为研究区域,分别于2015年12月～2016年9月每个季度对研究区域内广州管圆线虫的中间宿主小管福寿螺和褐云玛瑙螺以及终末宿主鼠的密度及其感染状况进行现场调查。采用肺检法结合酶消化法和匀浆法检测小管福寿螺体内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感染情况,褐云玛瑙螺采用酶消化法和匀浆法检测。鼠类采用鼠笼法捕获,将捕获的鼠鉴定鼠种后,水淹法处死并解剖其心肺组织,检查虫体感染情况。用 GPS 仪（GPS map 60CS,Garmin Corp.,Kansas,USA）记录各采样点的经纬度和高程,同时收集季节、孳生环境、水系分布、离居民区距离等数据。2.借助于Arc GIS10.2（ESRI Corp.,USA）及其空间分析技术拟合半变异函数对宿主感染率数据基于村级小尺度进行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同时运用SatScan9.4（NCI,USA）基于Possion模型对小管福寿螺和鼠的空间分布进行空间聚集性分析,并基于蒙特卡洛模拟法构建统计量对数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LLR）来判断其最大可能聚集区,最后运用Arc GIS10.2（ESRI Corp.,USA）中地理统计工具分别构建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odel,OLS）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GWR）来研究宿主感染率空间分布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并比较这两种模型的拟合效果。3.解剖从广东南澳捕获的鼠,从其心肺组织（包括肺血管）收集广州管圆线虫成虫;同时从采获的小管福寿螺和玛瑙螺中收集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实验室接种SD大鼠6周后从中收集成虫。提取成虫基因组DNA,PCR特异性扩增核糖体DNA内转录间隔区2（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2,ITS2）和线粒体DNA细胞色素氧化酶Ⅰ亚基（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I,COI）基因序列并测序,运用ClustalX1.83比对序列,DnaSP5.10分析序列特征及遗传多样性。从GenBank和文献报道上获取我国部分地区广州管圆线虫相应基因序列,运用Mega6.06基于Kumara双参数模型计算各地区虫株间的遗传距离,并分别基于邻接法和最大似然法构建系统进化树分析各地区虫株间亲缘关系。结果1.共采获小管福寿螺2191只,随机抽取1190只用于检测,检测到感染性螺72只,平均感染率为6.05%（72/1190）。采获褐云玛瑙螺24只,检测到感染性螺20只,感染率为83.33%（20/24）。共捕获鼠110只,包括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黄胸鼠（Rattus flavipectus）、臭鼩鼱（Suncus murinus）和黄毛鼠（Rattuslosea）4种,分别为85、10、14和1只。共检查到感染性鼠32只（31只褐家鼠,1只黄胸鼠）,平均感染率为29.09%（32/110）,其中褐家鼠感染率为36.47%（31/85）,黄胸鼠感染率10%（1/10）,黄毛鼠和臭驹鼱均为阴性,不同鼠种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s Exact Test,P=0.0051）。不同季节小管福寿螺密度（P=0.0089）和感染率（P<0.0001）都有显着性差异,不同季节鼠密度也有统计学差异（P=0.0002）。沟渠型孳生环境中小管福寿螺和废品站附近捕获的鼠感染率最高,且不同环境类型间鼠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6）。小管福寿螺和鼠感染率与离居民区远近密切相关,呈现离居民区越近感染率越高的趋势。2.小管福寿螺感染率所拟合的半变异函数中,块金值（Nugget）、偏基台值（Partial sill）和基台值（Sill）分别为0.008833、0.014418和0.023251,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值为37.99%,偏基台值与基台值的比值为62.01%。鼠感染率拟合的半变异函数中,块金值（Nugget）、偏基台值（Partial sill）和基台值（Sill）分别为0.032829、0.093567和0.093567,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值为25.97%,偏基台值与基台值的比值为74.03%。两者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动态窗口聚集性扫描统计探测到9个小管福寿螺感染率聚集区和2个鼠感染率聚集区,其中小管福寿螺感染率聚集区最大半径为0.049 km,鼠感染率聚集区最大半径为0.069 km,且小管福寿螺感染率聚集区大多位于离居民区较近的河道沟渠等地方,鼠感染率集聚区主要在垃圾堆、废品回收站等地方。宿主感染率空间建模分析中构建的GWR模型的AICc、R2、R2 adjusted和σ2等指标均优于OLS模型。3.扩增广州管圆线虫ITS2和COI获得片段长度分别为693 bp和1 174 bp,位点变异率分别为4.7%和1.0%。ITS2单倍型多样性指数为0.927,核苷酸多样性指数为0.007,平均核苷酸差异指数为4.549;COI单倍型多样性指数为0.440,核苷酸多样性指数0.004,平均核苷酸差异指数为3.743。4.不同地区广州管圆线虫ITS2序列平均遗传距离在0.000～0.797之间,COI序列平均遗传距离在0.003～0.051之间。基于ITS2建立的系统发育树表明来自广东深圳、广东清远、广东江门、云南普洱、广西南宁、海南琼中、浙江温州的广州管圆线虫虫株聚成一个大分枝,福建福清和台湾花莲的虫体序列与其他地区序列差异较大,分别单独形成了两个分枝。基于COI建立的系统发育树显示来自广东南澳的广州管圆线虫虫株与广西玉林、广西南宁的虫株亲缘关系较近,聚成一大分枝,而来自浙江温州和台湾的虫株序列则分别单独成枝。5.比较广东南澳捕获的鼠体内直接获得的广州管圆线虫和通过从当地采获的感染性褐云玛瑙螺、小管福寿螺接种SD大鼠后获取的广州管圆线虫,其ITS2和COI序列均有部分差异。结论1.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螺类和终末宿主鼠在广东南澳广泛分布,且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感染,因此该岛存在广州管圆线虫病流行和传播的风险,需要加强对该地区广州管圆线虫及其宿主的监测工作。2.小管福寿螺和鼠感染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聚集性,且鼠感染率最大聚集区半径与鼠活动范围基本一致。在广州管圆线虫宿主空间分析建模应用中GWR模型优于OLS模型。3.广州管圆线虫在我国可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地理株或地理亚株,其可能至少存在三种地理株或地理亚株,分别为福清株、温州株和台湾株。4.广东南澳广州管圆线虫种群内存在一定程度的遗传分化和遗传多样性,其可能存在多种类型和来源,但其种群在进化过程中仍遵循中性进化理论。5.从广东南澳捕获的鼠体内获取的广州管圆线虫和通过从当地采获的感染性福寿螺、褐云玛瑙螺接种SD大鼠后获取的虫体序列存在一定差异,说明虫体对宿主可能存在选择性。
刘明远,刘全,方维焕,尹继刚,王学林,李建华,姜宁,张西臣,白雪,吴秀萍[7]（2014）在《我国的食源性寄生虫病及其相关研究进展》文中研究指明1食源性寄生虫病在食品安全中的战略作用和地位食源性寄生虫病是指所有能够经口随食物（水源）感染的寄生虫病的总称,分为食物寄生性（内源性）寄生虫病与食物污染性（外源性）寄生虫病。根据食物种类可分为六大类,包括肉源性寄生虫病、植物源性寄生虫病、淡水甲壳动物源性寄生虫病、鱼源性寄生虫病、螺源性寄生虫病、水源性寄生虫病。在我国流行和危害严重的食源性寄生虫病有包虫病、肉孢子虫病、带绦虫/囊尾蚴病、弓形虫病、旋毛虫
邓健,邹节新,周宪民,吴忠道[8]（2012）在《广州管圆线虫及广州管圆线虫病研究概况——对PubMed中相关文献的分析》文中指出广州管圆线虫是一种寄生于鼠肺动脉系统的蠕虫,人类是其非正常宿主,因生食含有广州管圆线虫III期幼虫的螺肉而感染。幼虫侵入人体后,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可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性脑膜炎、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性脑炎或眼部广州管圆线虫病。本综述通过对PubMed中有关广州管圆线虫及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文献进行检索,着重分析了近10年来有关广州管圆线虫及广州管圆线虫病的研究概况,对广州管圆线虫病原学、致病机制、诊断技术、治疗药物及方案、流行病学和预防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李军建[9]（2011）在《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调查及单克隆抗12D5保护性效果的研究》文中指出广州管圆线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该病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因进食了未煮熟的含有广州管圆线虫（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三期幼虫（L3）的螺肉而感染。许多螺,如福寿螺、皱疤坚螺、中国圆田螺、褐云玛瑙螺、东风螺,都是A. cantonensis的中间宿主。终宿主大鼠进食了受感染的螺后,L3幼虫会随着血液循环系统移动到脑部,最终到达肺部,并生长为成虫。故A. cantonensis又称为广州肺线虫。若A. cantonensis感染了人,其L3幼虫寄生在脑部可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与脑膜脑炎,寄生在脑脊液中可引起头痛、头晕、发热、颈部强硬和面神经瘫痪等症状,严重者可致痴呆,甚至死亡。自2006年北京大规模爆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来,各地相关部门都加强了对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检测与预防。因此,对A. cantonensis的疫源地调查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对广管圆线虫病的预防与治疗也被广泛研究。本文对深圳A. cantonensis的疫源地进行了调查,并对A. cantonensis的单克隆抗体12D5对感染小鼠的脑部嗜酸性粒细胞的抑制作用进行了研究。主要结果如下:亚热带气候的深圳具有气温温和、多雨,土壤腐殖质含量丰富和灌木植被覆盖面积广泛等特点,而这些都为A. cantonensis的中间宿主褐云玛瑙螺、福寿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其成为深圳主要的两栖和陆生淡水贝类软件动物,并广泛分布在常年积水的菜地、池塘、荒野和公园。通过对褐云玛瑙螺、福寿螺感染A. cantonensis幼虫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受感染的中间宿主主要分布在深圳的西南部且其滋生地多为灌木植被,而且多分布在潮湿、腐殖质含量高的地带。同时还发现A. cantonensis幼虫对≥55g的褐云玛瑙螺的感染度显着高于<55g的褐云玛瑙螺。对A. cantonensis终宿主感染情况的调查发现,褐家鼠的感染率最高,且雌鼠的感染率高于雄鼠。嗜酸性粒细胞是白细胞的一种,在抗寄生虫感染和Ⅰ型超敏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嗜酸性粒细胞在脑部的聚积和激活是A. cantonensis感染人和小鼠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研究了A. cantonensis可溶性抗原单克隆抗体12D5对A. cantonensis引起的小鼠脑部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的抑制作用和小鼠生存情况。根据各组小鼠的生存情况,我们发现,相对于感染组,单克隆抗体12D5能够显着地延长小鼠的生存时间,缓解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各种病症,如竖毛、厌食、少动等。这说明,单克隆抗体12D5对于治疗广州管圆线虫病并延长生存时间可能有积极地作用。同时还对Eotaxin、IL-4和IL-5等细胞因子在脾脏中的表达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单克隆抗体12D5能降低IL-5在脾脏中的表达,从而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的生存。虽然Eotaxin的表达量增加,但由于IL-5的表达水平降低,使嗜酸性粒细胞未能在脑部募集,并降低了嗜酸性脑膜炎的发生或减轻脑膜炎的症状。
李莹[10]（2011）在《阿苯达唑联合甘草酸二铵治疗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小鼠体液和细胞免疫机制的研究》文中认为广州管圆线虫（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隶属于圆线虫目、后圆线虫科、后圆线虫亚科、管圆线虫属,由我国学者陈心陶于1933年发现。其在中间宿主、转续宿主、终末宿主和自然界中循环迁徙的过程就是其发育、繁衍的过程。人摄食生的或未完全熟的中间宿主,或被污染的水和食物可致血管圆线虫病（angiostrongliasis）。感染后虫体迁徙途经的乙状结肠、肝、心、肺、脑等器官均可能受到损伤,甚至脾、肾等虫体并未接触的部位都有可能因为免疫反应受损。患者临床表现多样,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脑膜脑炎、脑（脊膜）脊髓炎、脑（脊）膜神经根炎等,也可以累及其他部位和器官,如肺部、眼部、乙状结肠等,只是发病例数极少。广州管圆线虫病全球散发,目前已报告3000多个病例,主要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各岛屿流行,中国大陆、美洲大陆及加勒比海各岛屿有少量报道。我国以广西、海南、福建、台湾为主的南方7个省份为主要流行区域。多种淡水螺作为中间宿主在更多地方的养殖和销售,使得广州管圆线虫病成为我国最具潜在危险的食源性寄生虫病,研究认为广州管圆线虫幼虫入侵中枢神经系统是其发育的关键阶段,其入侵宿主造成损伤的机制与多种因素有关。除虫体迁徙引起组织机械性损伤、虫体占位导致组织挤压损伤及颅内高压、虫体分泌的代谢物质或死亡虫体释放的物质对神经细胞的毒性等外,机体对虫体的防御、杀伤机制大多与免疫系统有关。据文献报道,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后,嗜酸粒细胞迅速升高；多克隆B细胞激活迅速发生,产生大量IgE、IgM、IgG、IgA；体内CD4+、CD8+T细胞增多；外周血IL-4、IL-5、IL-10、IL-13等Th2类细胞因子明显升高,而IL-2、IFN-γ、TNF-α等Thl类细胞因子则无明显变化,Th1/Th2细胞因子比例失衡。免疫网络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T淋巴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因此仅仅归结为Th1/Th2细胞因子失衡,或许简化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发病机制,除了Th1、Th2淋巴细胞参与外,其它亚群T淋巴细胞也很有可能参与了发病。那么与Th1、Th2产生于同一前体细胞,且功能上有密切关系的CD4+CD25+ Treg亚群是否也参与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发病呢?它们在发病及治疗过程中有何变化?这些问题目前还未见报道。T细胞重要组成部分——CD4+CD25+ T辅助细胞,又称天然调节细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由胸腺T细胞或外周naive T细胞发育而来,被某些特异抗原或特定因素激活后,主要通过细胞接触机制和分泌抑制性细胞因子IL-10和TGF-β等方式发挥对CD4+/CD8+ T细胞的非特异性抑制效应,在炎症反应中避免过强的免疫应答造成的机体组织损伤,但如果抑制过度则可能减弱机体抗感染作用,导致感染迁延不愈。该细胞亚群具有的免疫抑制和免疫无反应两大特征,在感染免疫、肿瘤免疫、免疫病理、移植物耐受、阻止自身免疫反应和维持机体免疫平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成为目前研究最为深入的调节性T细胞。近年来发现多种寄生虫感染过程中都有Treg的参与,目前尚无其在广州管圆线虫病发病中作用的相关文献报道。阿苯达唑联合地塞米松是目前我国用用最广泛的广州管圆线虫病治疗方法。由于对长期大量使用地塞米松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的担心,多项研究提出多种替代治疗方法,但未见与地塞米松疗效的比较研究。甘草酸又称甘草甜素,是甘草中的主要活性成分。其中的甾体部分与肾上腺皮质激素结构相似,因此具有较强的抗炎、抗过敏、解毒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而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无明显影响,故无明显糖皮质激素的不良反应。近年来发现它还具有抗病毒、抗肿瘤、抑制MMP-9及免疫调节等作用。甘草酸可诱导干扰素产生、活化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纠正Th1/Th2失衡,从而发挥其免疫调节作用。甘草酸二铵是甘草酸的二铵盐,具有更稳定的结构和更强的生物活性,据其功能推测可以使用在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治疗中,或许能代替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但其是否真能发挥作用?疗效如何?发挥治疗作用的机制具体有哪些?与嗜酸粒细胞、IgE、Th1/Th2平衡、CD4+CD25+ Treg细胞是否有关?这些问题尚不明确。本项目拟通过对不同感染时间广州管圆线虫病小鼠模型相关免疫指标的检测,了解免疫反应在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及具体机制；通过对不同方式治疗小鼠免疫指标的检测及比较,了解治疗机制,进一步认识免疫发病机制在广州管圆线虫病发病中所占的地位。本项目选取了广州管圆线虫病这一我国最具威胁的食源性传染病的发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并拟通过对发病机制的进一步认识,找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具体步骤如下：（1）观察并详细记录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小鼠模型发病不同阶段的基础状况、临床表现、预后及生存时间。（2）比较小鼠感染后发病不同阶段外周血、脑脊液中嗜酸粒细胞比例、IgE、IgA、IgM、IgG、IL-5、eotaxin水平。（3）比较小鼠感染后发病不同阶段外周血Treg亚群数量及其中Foxp3表达。从比较结果中认识体液免疫、嗜酸粒细胞、Th2炎症反应、Treg细胞和组织病理变化在广州管圆线虫病发病中的作用。（4）分别以阿苯达唑联合地塞米松（AD）和阿苯达唑联合甘草酸二铵（AG）治疗感染小鼠,观察以上指标,探讨甘草酸二铵的治疗作用和可能机制。通过实验优化了用以获取广州管圆线虫的人工消化法,最优实验流程为：人工消化液中含2g胃蛋白酶,37℃消化2小时后,过滤去除组织碎屑,以PBS洗涤滤液3次,自然沉淀后收集沉渣中幼虫。以50条广州管圆线虫感染期幼虫成功建立广州管圆线虫病小鼠模型。初步观察到E50模型小鼠约自13dpi开始逐渐出现毛发湿润、脊柱后凸、偏瘫和打转等体征,持续并到约16dpi全部死亡,确定生存时间、体征和体重作为疗效观察指标。以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和IgE的观察确定10和15dpi两个观察时间点；通过多个脏器的病理改变的观察,确认脑部是做显着病理损伤的部位,出现脑膜炎、蛛网膜下腔出血、炎症,嗜酸粒细胞广泛浸润,适宜用于疗效观察。实验观察感染和AD、AG治疗小鼠生存时间、体重和外貌体征,发现AD治疗能够治愈部分小鼠,使其生存时间延长、体重恢复、体征缓解,但对其余大多小鼠并不能改变死亡预后,只能稍延长生存时间,并不能改善体重减低和体征出现；AG疗效优于AD治疗,能够治愈全部小鼠,使其生存时间延长、体重恢复、完全不出现脊柱后凸、偏瘫和打转等严重体征,毛发湿润延后出现但能很快恢复。观察感染小鼠和AD、AG治疗小鼠10和15dpi时体征、嗜酸粒细胞比例、IgE、IgA、IgM、IgG、IL-5、eotaxin、IFN-γ、IFN-γ/ IL-5、CD4+CD25+、CD4+Foxp3+和CD4+CD25+Foxp3+细胞比例、颅内虫数、脑部病理变化,发现：（1）小鼠感染后外周血和脑脊液嗜酸粒细胞比例升高,AD和AG治疗都能抑制外周血和脑脊液嗜酸粒细胞,但AD停药后脑脊液嗜酸粒细胞比例反跳；（2）小鼠感染后血清和脑脊液IgE、IgA、IgM、IgG升高,AD能抑制血清和脑脊液IgE、脑脊液IgA、血清IgM和IgG,停药后均反跳；AG治疗与AD一样可以抑制脑脊液IgG,甚至能够更好抑制血清和脑脊液IgE和脑脊液IgA,但对脑脊液IgM无影响；（3）小鼠感染后血清和脑脊液IL-5和eotaxin升高,AD治疗能够抑制血清、脑脊液中的IL-5和eotaxin,停药无反跳,AG治疗不能抑制血清IL-5和eotaxin,甚至使得水平高于感染组,但能较AD更好抑制脑脊液IL-5和eotaxin;（4）小鼠感染后血清和脑脊液IFN-γ和IFN-γ/IL-5降低,AD治疗能够恢复血清、脑脊液中的IFN-γ和IFN-γ/IL-5,停药后仍继续恢复,AG治疗能更好恢复血清、脑脊液IFN-γ和IFN-γ/IL-5;（5）小鼠感染后外周血CD4+CD25+细胞比例升高、CD4+Foxp3+和CD4+CD25+Foxp3+细胞比例无变化,AD治疗与AG治疗一样能抑制这三种细胞的比例；（6）上述指标中与体征出现和加重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脑脊液嗜酸粒细胞比例、血清和脑脊液IgE水平、外周血CD4+CD25+细胞比例,嗜酸粒细胞、IgE、IgG、eotaxin相互间关系密切,IL-5与eotaxin关系密切,IFN-γ和IFN-γ/IL-5与嗜酸粒细胞比例、IgE、IgG、IL-5和eotaxin负相关,外周血CD4+CD25+细胞比例与IgE关系密切,CD4+Foxp3+和CD4+CD25+Foxp3+细胞比例间关系密切；（7）感染小鼠脑部病理变化多样,以脑膜水肿,嗜酸粒及其他炎症细胞浸润和蛛网膜下腔嗜酸粒细胞浸润最为典型。AD能缓解部分小鼠的脑部病理损伤,其余则轻度改善；AG能够更好改善全部小鼠脑部病理损伤。总结以上结果,推测广州管圆线虫病体液与细胞免疫发病机制如下：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后虫体代谢分泌抗原及被杀死后释放的组织抗原激活抗原提呈细胞——淋巴系树突状细胞DC2,两者共同作用选择性活化Th2细胞。活化的Th2细胞介导体液免疫分泌免疫球蛋白的同时,分泌特异细胞因子,趋化嗜酸粒细胞进入虫体入侵组织。在免疫球蛋白的协助和活化作用下,嗜酸粒细胞发生脱颗粒,杀伤虫体。过强的Th2应答和嗜酸粒细胞分泌性毒素除杀伤虫体外,还可能造成宿主组织损伤。幼虫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抑制宿主免疫反应从而保护自身延长寄生时间的能力,虫体某些抗原激活DC2的同时,另一些进化了的分泌性抗原或通过死虫释放的抗原激活了另一群树突状细胞DCreg。在外周血特殊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DCreg激活Treg细胞,Treg细胞发挥广谱免疫抑制作用,使Th2应答被控制在适度的程度,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和细胞因子的释放都被抑制,嗜酸粒细胞的趋化和杀伤作用就被适度抑制。另外,虫体某些抗原在体液免疫整体被抑制的同时,能够激活一些非特异性B细胞克隆,产生大量非特异性IgE,以封闭嗜酸粒细胞上的IgE受体,进一步抑制嗜酸粒细胞杀虫作用。这些抑制作用的结果就是宿主对虫体的杀伤作用减低,但又不是完全无应答,这样就使幼虫不被过多杀死,宿主也不会由于杀伤能力太弱致虫数过多消耗过大而死亡；同时免疫反应对宿主机体造成的损伤减轻,这样就不会由于针对虫体的免疫反应过于强烈导致宿主死亡。最终目的是使得宿主在带虫的同时能够更长时间、更好的存活,有利于虫体长期寄生。AD和AG都对广州管圆线虫病有治疗作用,AG疗效更好。阿苯达唑杀死幼虫,活虫抗原诱发的DC的激活减少,待已激活的DC代谢减少后体液免疫、Th2应答和Treg活化均减轻,但用药后死亡虫体却可能释放抗原物质引发不同的免疫应答,这一应答除包括激活Th2应答、体液免疫甚至Treg应答外,似乎并不抑制Th1应答。地塞米松这时发挥免疫抑制作用,除Th2应答以外,地塞米松还可以直接抑制嗜酸粒细胞、体液免疫、Thl应答和DC,或许还可能通过增多Treg来进一步抑制Th2应答,同时恢复血脑屏障功能。但这一抑制作用使得免疫损伤减轻的同时,不利于残存活虫的杀伤,且地塞米松直接诱导免疫细胞凋亡发挥抑制作用,并不清除抗原,故7天疗程结束后残存活虫分泌抗原和尚未完全清除的死虫抗原仍能引发免疫反应,导致嗜酸粒细胞、免疫球蛋白和Treg反跳。可能由于Treg反跳后的抑制作用,Th2应答并没有反跳,但少了地塞米松的抑制,Th1进一步回升,Th1/Th2因此回升。虽然具体机制不明,但甘草酸二铵与阿苯达唑联合治疗可能具有更好的杀虫作用,待已活化的DC代谢清除后,活虫分泌抗原引发的嗜酸粒细胞、体液免疫、Th2和Treg应答都将更轻微,但死虫抗原诱发的免疫反应却可能更早、更强烈或时间更长。而甘草酸二铵是通过增加Thl,改善Th1/Th2平衡来抑制Th2应答的,故作用缓慢而持久,10dpi时虽有作用但还不足以完全抑制Th2, Th1已经逐渐恢复。停药后在残余抗原物质的刺激下,Thl进一步回升,Treg也有反跳,使Th2逐渐降低,Th1/Th2恢复。两种治疗对Treg的作用没有差异,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实验验证。甘草酸二铵或许能够更好恢复血脑屏障功能,使得脑脊液中各项免疫指标都有较好恢复。总之甘草酸二铵联合阿苯达唑用于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治疗时疗效好于地塞米松联合阿苯达唑,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更好的杀虫作用和血脑屏障功能恢复和免疫抑制有关。本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广州管圆线虫非适宜宿主免疫发病机制的认识；找到一种更好的治疗方式,并探讨了它的治疗机制,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依据。
二、两种药物治疗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效果观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种药物治疗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效果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1）儿童脑寄生虫病9例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临床资料 |
| 3讨论 |
（2）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前后差异表达基因的筛选及免疫、生长相关基因的表达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引言 |
| 1.2 福寿螺的生物学特性和我国福寿螺分布现状 |
| 1.3 广州管圆线虫及其传播的危害 |
| 1.4 螺感染寄生虫后的差异表达基因研究进展 |
| 2 研究目的及研究内容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的转录组结果分析及差异基因的筛选和定量验证 |
| 1 测序数据量汇总分析 |
| 2 差异表达基因筛选 |
| 3 差异表达基因的定量分析 |
| 3.1 实验材料 |
| 3.2 实验方法 |
| 3.3 结果 |
| 第二部分 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后生长和免疫相关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及时空表达分析 |
| 1 引言 |
|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仪器和试剂 |
| 2.2 实验材料 |
| 2.3 实验方法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G型溶菌酶和α-微管蛋白基因的生物学分析 |
| 3.2 G型溶菌酶基因和微管蛋白基因表达的组织差异性 |
| 3.3 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对G型溶菌酶和α-微管蛋白基因表达的影响 |
| 4 讨论 |
| 第三部分 小管福寿螺感染不同广州管圆线虫量后免疫和生长相关基因的表达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
| 1 引言 |
|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2 实验材料 |
| 2.3 实验方法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钙网蛋白和鸟氨酸脱羧酶基因的生物学信息分析 |
| 3.2 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后血淋巴中基因表达 |
| 4 讨论 |
| 研究总结 |
| 1 全文总结 |
| 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附录 |
（3）miR-181α-5p对广州管圆线虫排泄分泌蛋白所致小鼠小胶质细胞凋亡的调控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小鼠脑内miR-181a-5p及其靶基因bcl-2的表达水平 |
| 1.1 引言 |
| 1.2 材料 |
| 1.3 方法 |
| 1.4 结果 |
| 1.5 讨论 |
| 第二章 广州管圆线虫ESP刺激前后小鼠小胶质细胞miR-181a-5p及其靶基因bcl－2的表达水平 |
| 2.1 引言 |
| 2.2 实验材料 |
| 2.3 方法 |
| 2.4 结果 |
| 2.5 讨论 |
| 第三章 miR-181a-5p对广州管圆线虫ESP所致小鼠小胶质细胞凋亡的调控机制 |
| 3.1 引言 |
| 3.2 实验材料 |
| 3.3 方法 |
| 3.4 结果 |
| 3.5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4）1968—2017年我国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及流行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来源 |
| 1.2 筛选文献 |
| 1.2.1纳入标准 |
| 1.2.2 排除标准 |
| 1.3 数据处理 |
| 1.3.1 流行病学调查 |
| 1.3.2 医院病例分析 |
| 1.3.3 中间宿主、终宿主及转续宿主等动物宿主感染调查 |
| 1.3.4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2.1 文献评价 |
| 2.2 流行病学调查 |
| 2.3 医院诊断病例 |
| 2.3.1 地区分布 |
| 2.3.2 人群分布 |
| 2.3.2. 1 年龄 |
| 2.3.2. 2 性别 |
| 2.3.2. 3 职业 |
| 2.3.3 病史行为 |
| 2.3.4 住院时间 |
| 2.3.5 误诊与检查方法 |
| 2.3.6 治疗手段 |
| 2.3.7 死亡情况 |
| 2.4 动物宿主感染情况 |
| 2.4.1 中间宿主 |
| 2.4.2 终宿主 |
| 2.4.3 转续宿主 |
| 2.4.4 中间宿主与终宿主感染的相关性 |
| 3 讨论 |
（5）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抗原筛选及血清学诊断的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实验材料与仪器 |
| 1 生物材料 |
| 2 主要试剂和仪器 |
| 3 主要试剂配制 |
| 实验方法 |
| 1 优化抗原制备和血清收集 |
| 1.1 广州管圆线虫病动物模型建立 |
| 1.2 不同类型抗原制备 |
| 1.3 不同感染时间、不同感染度的血清样品收集 |
| 2 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制备与提纯 |
| 2.1 纳米金棒制备与提纯 |
| 2.2 不同抗原硫醇化 |
| 2.3 不同硫醇化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 |
| 3 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血清抗体 |
| 3.1 不同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血清抗体 |
| 3.2 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血清抗体结果与ELISA检测结果对比 |
| 实验结果 |
| 1 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抗原浓度筛选LSPR红峰移位变化 |
| 1.1 纳米金棒聚合图 |
| 1.2 功能化纳米金棒最适包被浓度筛选LSPR红峰移位光谱图 |
| 2 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广州管圆线虫血清抗体效果评价 |
| 2.1 幼虫粗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血清抗体 |
| 2.2 排泄分泌粗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血清抗体 |
| 2.3 幼虫纯化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血清抗体 |
| 2.4 成虫粗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血清抗体 |
| 2.5 成虫纯化抗原功能化纳米金棒检测血清抗体 |
| 3 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诊断抗原筛选 |
| 4 ELISA检测广州管圆线虫血清抗体评价 |
| 4.1 ELISA检测不同感染时间、不同感染度不同稀释度血清抗体 |
| 实验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广州管圆线虫病现代诊断技术的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中英文缩写词对照表 |
| 致谢 |
（6）广东南澳广州管圆线虫宿主小尺度空间分析及虫体遗传多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及研究区域 |
| 3.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 广东南澳广州管圆线虫宿主螺类和鼠类密度及其感染状况调查 |
| 概述 |
| 材料和方法 |
| 1. 调查区域 |
| 2. 实验材料 |
| 3. 现场采样调查 |
| 4. 物种鉴定与广州管圆线虫感染情况检测 |
| 5. 宿主密度和感染率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 1. PCR扩增电泳结果 |
| 2. PCR扩增产物测序结果 |
| 3. 宿主基本感染情况 |
| 4. 宿主密度与感染状况分析结果 |
| 4.1 宿主密度与感染率相关性 |
| 4.2 宿主密度与感染率季节性变化 |
| 4.3 不同孳生环境宿主密度及感染情况 |
| 4.4 离居民区距离与宿主密度及感染率的关系 |
| 4.5 鼠体重与感染率及虫密度关系 |
| 4.6 鼠性别与感染率关系 |
| 讨论 |
| 第二部 广州管圆线虫宿主小尺度空间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概述 |
| 材料和方法 |
| 1. 数据来源 |
| 2. 数据空间分析方法 |
| 2.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2.2 空间动态窗口聚集性扫描分析 |
| 2.3 空间建模分析 |
| 结果 |
| 1. 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
| 2. 空间动态窗口聚集性扫描分析结果 |
| 3. 感染率空间建模结果 |
| 讨论 |
| 第三部 广东南澳广州管圆线虫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学研究 |
| 概述 |
| 材料和方法 |
| 1. 样本来源 |
| 2. 主要试剂、仪器 |
| 3. 实验方法 |
| 3.1 广州管圆线虫基因组DNA提取 |
| 3.2 目的基因片段PCR扩增 |
| 3.3 PCR扩增产物电泳与测序 |
| 3.4 序列特征和遗传多样性分析 |
| 3.5 系统发育关系研究 |
| 结果 |
| 1. 现场调查情况 |
| 2. ITS2和COI序列PCR扩增产物电泳结果 |
| 3. 序列特征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 |
| 4. 遗传距离分析 |
| 4.1 基于ITS2基因序列遗传距离分析 |
| 4.2 基于COI基因序列遗传距离分析 |
| 5. 系统发育学研究 |
| 5.1 基于ITS2序列的系统发育学研究 |
| 5.2 基于COI序列的系统发育学研究 |
| 讨论 |
| 研究总结 |
| 1. 主要研究成果 |
| 2. 创新点 |
| 3.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文章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论着 |
（7）我国的食源性寄生虫病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食源性寄生虫病在食品安全中的战略作用和地位 |
| 1.1 造成大量原因不明公共卫生事件频发 |
| 1.2 隐性感染人数攀升 |
| 1.3 中间宿主广泛,感染率升高 |
| 1.3.1 包虫方面 |
| 1.3.2 肉孢子虫方面 |
| 1.3.3 带绦虫/囊尾蚴方面 |
| 1.3.4 弓形虫方面 |
| 1.3.5 旋毛虫方面 |
| 1.3.6 华支睾吸虫方面 |
| 1.3.7 异尖线虫方面 |
| 1.3.8 姜片吸虫方面 |
| 1.4 经济损失巨大 |
| 1.4.1 包虫病方面 |
| 1.4.2 带绦虫/囊尾蚴病方面 |
| 1.4.3 弓形虫病方面 |
| 1.4.4 旋毛虫病方面 |
| 1.5 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
| 1.5.1 包虫病 |
| 1.5.2 肉孢子虫病 |
| 1.5.3 囊尾蚴病与带状绦虫病 |
| 1.5.4 弓形虫病 |
| 1.5.5 旋毛虫病 |
| 1.5.6 华支睾吸虫病 |
| 1.5.7 广州管圆线虫病 |
| 1.5.8 异尖线虫病 |
| 1.5.9 姜片吸虫病 |
| 1.6造成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的主要原因 |
| 1.6.1 不良饮食习惯 |
| 1.6.2 食物种类的增加 |
| 1.6.3 气候环境的变化 |
| 1.6.4 独特的膳食习俗 |
| 1.7 研究投入与水平存在诸多短板 |
| 1.7.1 带绦虫/囊尾蚴病研究方面 |
| 1.7.2 弓形虫病研究方面 |
| 1.7.3 诊断检测方面 |
| 1.7.4 旋毛虫病研究方面 |
| 1.7.5 广州管圆线虫病研究方面 |
| 1.7.6 隐孢子虫病研究方面 2 发达国家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控策略 |
| 2.1 欧盟等发达国家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控的策略 |
| 2.1.1欧盟 |
| 2.1.2 美国 |
| 2.1.3 日本 |
| 2.1.4 澳大利亚 |
| 2.2 国外食源性寄生虫病总体控制策略 |
| 2.2.1 改善环境卫生条件 |
| 2.2.2 动物饲养及监督 |
| 2.2.3 腌制、浸酸、烟熏和发酵处理 |
| 2.2.4 烹调和加热处理 |
| 2.2.5 冷冻 |
| 2.2.6 过滤、氯化及其他消毒剂 |
| 2.2.7 其他的物理方式处理 |
| 2.2.8 破坏寄生虫的生活史 |
| 2.3 国外食源性吸虫病防控的战略 |
| 2.3.1 食源性吸虫病的诊断 |
| 2.3.2 食源性吸虫病的预防、治疗和控制 3 国内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控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
| 3.1 国内食源性寄生虫防控研究现状 |
| 3.1.1 流行病学现状 |
| 3.1.2 防控技术研究现状 |
| 3.1.3 政策法规 |
| 3.2 食源性寄生虫防控存在的问题 |
| 3.2.1 食源性寄生虫病分布的改变 |
| 3.2.2 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感染群体有较大的改变 |
| 3.2.3人们防范意识薄弱是导致食源性寄生虫病感染的主要因素 |
| 3.2.4 食源性寄生虫病的诊断技术有待创新 |
| 3.2.5 寄生虫病防治专业人才匮乏 |
| 3.2.6 防治经费紧缺 4 我国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4.1 挑战 |
| 4.1.1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需求 |
| 4.1.2 打破贸易壁垒的需要 |
| 4.1.3 技术层面的短板 |
| 4.2 机遇 |
| 4.2.1 政府高度重视 |
| 4.2.2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
| 4.2.3 科学技术发展有诸多突破 5 食源性寄生虫防控的科学发展方向 |
| 5.1 技术层面科学发展方向 |
| 5.1.1 深入开展全国范围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与分析、建立食源性寄生虫病数据库及地理信息系统 |
| 5.1.2大力推进食源性寄生虫快速、敏感和特异检测技术科技创新及应用 |
| 5.1.3 加强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控体系建设 |
| 5.1.4 加大食源性寄生虫基础研究 |
| 5.2 政策与管理层面科学发展方向 |
| 5.2.1 加大经费投入 |
| 5.2.2 建立有效的国家食源性寄生虫病监测和预警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措施 |
| 5.2.3 加强国际合作 |
| 5.2.4 培养一批食源性寄生虫病的监测及防治科研人才 |
| 5.2.5 做好宣传、教育和培训,多层次提高人民对食源性寄生虫病的认识 |
| 5.2.6 完善管理体制建设 6 建议与对策 |
| 6.1 技术层面 |
| 6.1.1 开展大规模全国性的、深入的流行病学调查,摸清本底 |
| 6.1.2 加大我国重要食源性寄生虫病检测与防控技术研究 |
| 6.2 政策与管理层面 |
| 6.2.1 设立重要病种参考实验室与工作实验室 |
| 6.2.2 建立完备及完善的监测、预警网络信息系统及上报制度 |
| 6.2.3 加强媒体教育 |
（8）广州管圆线虫及广州管圆线虫病研究概况——对PubMed中相关文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病原学和致病机制 |
| 2 诊断技术 |
| 3 治疗药物及方案 |
| 4 流行病学和预防 |
| 4.1 地理分布 |
| 4.2 流行环节和因素 |
| 4.3 预防措施 |
| 5 结语 |
（9）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调查及单克隆抗12D5保护性效果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第1章 引言 |
| 1.1 食源性寄生虫病 |
| 1.1.1 流行病学变化 |
| 1.1.1.1 感染人群的变化 |
| 1.1.1.2 感染地区的扩大 |
| 1.1.2 诊治与防控现状 |
| 1.1.3 防控策略 |
| 1.2 广州管圆线虫概述 |
| 1.2.1 病原学和病理学 |
| 1.2.2 临床特征 |
| 1.2.3 诊断和治疗 |
| 1.2.4 流行病学 |
| 1.2.5 预防控制 |
| 1.3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意义 |
| 第2章 深圳市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调查 |
| 2.1 研究样地、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
| 2.1.1 研究样地概况 |
| 2.1.2 研究材料 |
| 2.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的分布调查 |
| 2.2.2 褐云玛瑙螺体重与感染度的关系 |
| 2.2.3 广州管圆线虫终宿主的分布调查 |
| 2.2.4 广州管圆线虫的生活史循环 |
| 2.3 讨论 |
| 第3章 单克隆抗体12D5 抑制小鼠脑内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
| 3.1 简介 |
| 3.2 实验材料和方法 |
| 3.2.1 实验材料 |
| 3.2.2 方法 |
| 3.2.3 苏木精—伊红（HE）染色 |
| 3.2.4 组织病理学 |
| 3.2.5 脾脏中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 |
| 3.2.6 数据分析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生存曲线 |
| 3.3.2 苏木精-伊红（HE）染色 |
| 3.3.3 组织病理学 |
| 3.3.4 细胞因子在脾脏中的表达水平 |
| 3.4 讨论 |
| 总结和展望 |
| 总结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阿苯达唑联合甘草酸二铵治疗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小鼠体液和细胞免疫机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第一节 实验设计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实验涉及的试剂与仪器 |
| 第四节 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与结论 |
| 第一节 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小鼠模型的建立 |
| 第二节 小鼠感染和治疗中生存时间、体征和体重改变的观察 |
| 第三节 小鼠感染和治疗中机体免疫反应及损伤的检测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一节 广州管圆线虫病概况 |
| 第二节 广州管圆线虫病体液与细胞免疫发病机制 |
| 第三节 阿苯达哇联合地塞米松和阿苯达哇联合甘草酸二馁两种治 疗的疗效及其对广州管圆线虫病相关免疫指标的影响 |
| 全文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附录1 |
| 附录2 |
| 成果 |
| 致谢 |
| 统计学证明 |
四、两种药物治疗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效果观察（论文参考文献）
- [1]儿童脑寄生虫病9例临床分析[J]. 陈连凤,陈文雄,李小晶,高媛媛,彭炳蔚,杨思达. 临床儿科杂志, 2019(11)
- [2]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前后差异表达基因的筛选及免疫、生长相关基因的表达分析[D]. 岳志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11)
- [3]miR-181α-5p对广州管圆线虫排泄分泌蛋白所致小鼠小胶质细胞凋亡的调控机制研究[D]. 刘菊梅. 南方医科大学, 2019(09)
- [4]1968—2017年我国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及流行因素分析[J]. 邢维媚,芦亚君. 疾病预防控制通报, 2018(06)
- [5]广州管圆线虫功能化纳米金棒抗原筛选及血清学诊断的基础研究[D]. 孔玉方. 大理大学, 2018(12)
- [6]广东南澳广州管圆线虫宿主小尺度空间分析及虫体遗传多样性研究[D]. 胡求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7(01)
- [7]我国的食源性寄生虫病及其相关研究进展[J]. 刘明远,刘全,方维焕,尹继刚,王学林,李建华,姜宁,张西臣,白雪,吴秀萍. 中国兽医学报, 2014(07)
- [8]广州管圆线虫及广州管圆线虫病研究概况——对PubMed中相关文献的分析[J]. 邓健,邹节新,周宪民,吴忠道.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2(02)
- [9]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调查及单克隆抗12D5保护性效果的研究[D]. 李军建. 汕头大学, 2011(01)
- [10]阿苯达唑联合甘草酸二铵治疗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小鼠体液和细胞免疫机制的研究[D]. 李莹. 南方医科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