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LIMATIC JUMP FROM LATE 1970S TO EARLY 1980S AND ITS EFFECT（论文文献综述）
蒲诗璐[1]（2021）在《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文中认为毋庸讳言,政府债务已成为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融资手段或者调控工具,无论是为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还是为调整经济结构、熨平经济周期,抑或改善融资渠道,政府债务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政府债务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累积水平过高以致于超过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就可能成为引爆经济动荡甚至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据国际金融协会报告,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达到281万亿美元的新高,全球债务与GDP之比超过355%,这表明债务高企已成为困扰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Covid-2019疫情却又使全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全球经济正在债务上走钢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组织纷纷预测,爆发世界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印度是新兴发展中大国,近年来其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经济增长明显提速。但是,伴随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印度政府债务规模也在持续攀升,在当前全球债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印度政府债务究竟有没有风险,其可持续性状况到底如何?是否真正潜伏着危机?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加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加强财政管理和债务管理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选择印度政府债务的演变、风险及可持续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弄清印度政府债务演变的特征、问题及其成因。更重要的是试图探讨印度政府债务演变过程中所遵循的一般性规律,以期为中国政府如何防范债务风险、增强债务可持续性、提升债务资金的效率提供参考和借鉴。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结论如下。绪论部分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明确指出了本选题的研究对象、研究边界和研究意义。在全球债务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以印度政府债务的风险及可持续性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丰富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有关政府债务风险及可持续性问题的理论探索,还可以在实践上为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债务管理工作提供借鉴。第二章从政府债务的内涵、特征、分类与功能,政府债务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政府债务风险理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等几个方面构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并进行了文献梳理。逻辑上层层递进,既明确了本文关于印度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和范围,也界定了本文研究的思路、任务和目标,为全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思路引导、以及方法（论）指导。第三章从宏观上对印度政府治理体制、财政分权关系、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演进进行了详细梳理,同时还对印度近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莫迪政府财税改革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剖析,旨在为本文关于印度政府债务风险及可持续性演变特征提供制度维度的解释。研究认为,财权和事权不断从中央向地方分散;政府债务积累是长期推行扩张性投资政策、快速增加非生产性支出、对各邦援助、以及国内外非债务性资源动员不足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融资管制不断放松;为防范债务危机政府也加强了关于财政和债务管理的制度建设。第四章研究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从总量和结构上对印度内债和外债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分别揭示了印度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变化特征;二是采用债务评估单一指标法分别对印度政府内债和外债的风险进行了评估。结论认为:（1）内债。快速增长开始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达到峰值后开始呈下降趋势;内债始终是拉动政府债务变化的主导力量;主要原因可能有经济增长缓慢、税收和非税收入的拓展空间有限、五年发展计划对资金的需求过大、财政支出中非发展性支出占比过高等等;内债风险主要集中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2003年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三个时段。（2）外债。快速增长集中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峰值16.3%出现在1991年）;外债增长不仅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而且跟对外贸易状况有直接关系;主权外债占比较低、多边主权债务占比较高、币种安排较为分散表明印度外债的潜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控;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大多数样本年份里外债风险相对较小,而外债风险相对较大年份主要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即印度债务危机爆发时期。第五章以Romer（2005）跨期预算约束理论为基础,构建政府内债动态方程（35）b（28）pd-s（10）b（r-g）和政府外债动态方程Df（28）z（10）（ex-i）*e,分别从“质”和“量”的维度对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1）内债的不可持续性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从“质”来看,经济增速慢于债务利率导致内债的不可持续;从“量”来看,财政赤字规模的持续扩大导致内债的不可持续。（2）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较好和可持续性较差的年份大体相当,可持续性较差的时段集中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90年代末到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3）外债的不可持续也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从“质”来看,外贸出口增长率（外债资金的出口创汇能力）小于美元外债的利率;从“量”来看,外贸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状态。（4）1970-2018年间大多数年份里印度外债可持续性较差,而80年代初到1992年前后又是印度外债可持续性最差的时段,导致印度外债可持续性较差的主要因素是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第六章依据“财政疲劳”理论构建印度财政反应函数,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测算出印度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上限及财政空间,进而设计四种研究情境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模拟。研究结论认为:（1）印度政府负债率的理论上限为80.3%,历年实际负债率处于37.7%-82.1%之间,多数年份实际负债率低于负债率的理论上限,这表明印度政府债务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1990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实际债务率超过债务率理论上限的年份较多,表明这两个时段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最差。（2）采用工具变量数值情境模拟方法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缺口、债务偿付利率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之间成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率、经济产出缺口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之间成正相关关系。第七章根据前文研究得出五点结论,即印度财权和事权分权趋势明显但监管力度加大,债务扩张导致其风险放大但态势总体可控,债务规模和资金效率共同作用债务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财政支出规模、债务利率水平等因素及其波动情况等宏观变量对债务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提出对中国的启示或建议:加强财政支出和赤字管理,合理确定债务规模,防范债务风险或危机;防范政府债务因经济下滑而出现较大风险;推动金融和债务管理改革,降低政府债务成本和风险;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当以防范政治风险而非债务风险为主。本文的创新工作主要表现在:第一,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债务可持续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单一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无法对一国债务可持续性与否作出准确的判断,本文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研究,既有描述性分析,也有单一指标评估,还通过自建模型对其可持续性进行测度,此外还从相关政策或制度维度对其可持续性的演变特征进行解释,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研究任务同时发力和研究结论相互佐证,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第二,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全新的政府内债可持续性动态测度模型:（35）b（28）pd-s（10）b（r-g）和外债可持续性动态测度模型:Df（28）z（10）（ex-i）*e,从“质”和“量”的维度对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测度。又以跨期预算约束理论、财政反应函数理论、“疲劳财政”思想为基础,构建了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上限阈值测度和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识别的实证模型,是对债务可持续性指标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第三,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如,本文认为带给印度政府债务风险最大的是外债而不是内债;又如,本文认为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较好与较差的年份大体相当,目前印度政府债务具有一定可持续性,风险总体可控,但政府进一步提高债务水平的财政空间越来越小。
李金凤[2]（2021）在《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突出的就业模式是M型就业模式,其中M型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内逐渐加深,很多日本研究者都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虽然逐渐上升右移,但是到2020年依然是中间凹陷的M型曲线。对于日本女性一直维持M型就业模式的原因,以及M型就业曲线所代表的女性主妇化的变迁情况,中日学界目前尚无研究能够回答。本论文尝试基于压缩现代化、顺序颠倒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国际比较,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分析其一直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剖析主妇化模式变迁的相关社会结构,以及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中的离职时机变化和个人影响因素。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把主妇化定义作了进一步的明晰。主妇化具体是指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等生活事件的前1年就职,到这些生活事件发生后的1年之间离职,之后或终身不再就职,或保持一段时期内无职后再就职的生命历程成为趋势,并且该生命历程模式在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中占一半及以上的社会现象即为主妇化。根据结婚后保持无职时间的长短,又细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种类型,其中阶段性主妇化又根据不同的离职时机分为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和育儿期离职模式主妇化。基于以上主妇化的分类,本论文对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国际比较视野的宏观层面,基于压缩现代化理论、顺序颠倒的现代化理论和福利体制论,通过分析美、法、英、德四国的主妇化过程,对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解释日本迟迟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论述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时空特征。其次,在日本国内的中观层面,将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分为四个阶段,并基于富永健一的社会结构变动论和社会性别分工意识的变迁,分析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结构。最后,在个人因素的微观层面上,运用人力资本论、统计性歧视论、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等相关理论,通过对《SSM调查》和《消费生活面板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战后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离职时机变化及相关的个人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研究,本论文有以下主要观点:1.美、法、英、德四个国家的主妇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个阶段。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阶段性主妇化时期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1980、1990年代。对比分析欧美四个国家的主妇化变迁,因日本女性就业模式自日本主妇在大正时代诞生以来,直接形成的是阶段性主妇化的标志-M型就业曲线,并且到1955年都一直保持着平缓的M型就业曲线,未有大的变化,所以日本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另外,欧美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女性劳动率是50%以下,已婚女性劳动率也大多是在30%以下,而日本因压缩式的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转换时间晚且速度快,女性劳动率自1900年到1970年左右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即便在1970年以后女性劳动率出现了下降,已婚女性就业率也保持在50%前后不变,因此与欧美四个国家的生涯性主妇化时期相比,日本女性劳动率和已婚女性劳动率都非常高,生涯性家庭主妇比例较小,没有形成生涯性主妇化时期。日本女性1955-1975年的M型就业曲线,中间山谷部分加深,右山峰更加突出。分析这种曲线变化的原因,山谷部分的不断加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转换太快,女性雇用率的上升速度没有超过家庭从业者、自营者等就业率的下降速度,两者效果抵消,结果就是女性的就业率逐渐下降;右山峰更加突出是因为育儿期结束后的已婚女性短期被雇用者比例上升。因此1955-1975年这个时期,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阶段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趋势没有大变化,只是离职后再就职比例上升显着,使阶段性主妇化更为凸显.1975年至2010年,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逐渐上升右移,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未婚化、晚婚化、晚育化等造成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就业率变化不大,所以日本依旧处于阶段性主妇化时期。2010年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上升,主要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升高引起的,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逐渐弱化。总体而看,与欧美四个国家相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时间上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又延长了阶段性主妇化时期。这种时间上的特征与日本独特的压缩现代化模式、顺序颠倒的现代化模式、产业结构转换、1970年代以后的福利体制改革以及男女性别平等政策迟缓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空间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时代的元素压缩杂糅在一个空间内,如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与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战后日本女性政策的复杂矛盾等。2.战后日本女性整体上维持着阶段性主妇化,但内部的主妇化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根据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从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方面等多方面探究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变动。战后日本女性具体的主妇化模式变迁是:1950年代之前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1960年代-197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为主,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为辅;1980年代-200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变强;2010年以后是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比例增加。因此,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整体上逐渐弱化,但也出现了新模式的阶段性家庭主妇。伴随着主妇化模式的变化,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及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各方面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3.利用《SSM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出生队列来看,1930-1934年出生队列开始,日本女性初次离职与结婚有关,到1950-1954年出生队列,初次离职与结婚的关系最强,说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结婚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达到峰值;从1955-1959年出生队列开始,结婚后离职增加,初次离职与第1子生育关联变强,也就是说,1955-1959年出生队列的第1子生育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升高。其二,从结婚队列和第1子生育队列来看,从1960年代以前开始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增强,持续上升至1986年后达到顶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在1981-1985年开始上升,1986年以后增强幅度明显.由此看来,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并没有走向去主妇化,尤其是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主妇化,在1975年之后只是主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从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转换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其三,从初次离职成为家庭主妇后,再就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出出生年龄、结婚队列、第1子生育队列、本人学历、丈夫学历、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都对再就职有显着影响,从侧面证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不是一结婚就离职,之后终身不再就职的生涯性主妇化,是阶段性主妇化.进一步利用《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对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模式变化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越来越少,同时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有弱化倾向,而“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已经出现,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其二,分析女性在第1子生育前后、第1子小学入学前后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结果得出性别角色分工、丈夫收入、与父母同居·准同居·近居、高学历等都有显着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各个阶段的影响力有所不同,说明女性的个人因素在面临选择是否离职成为家庭主妇时有重要影响.本论文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认为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与欧美四个国家不同,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是欧美四个国家二战后才出现的阶段性主妇化,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目前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依旧存在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出现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的家庭主妇,更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继续完善育儿休业制度、保育所、儿童俱乐部和家庭育儿支援等更加综合性的支援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应对这种现象。以上政策措施只是促进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的继续就业,并不等于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女性的作用。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在以上支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女性相关政策、企业雇用、劳动市场等方面实施彻底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尤其是大力改革企业的长时间劳动等雇用习惯和劳动市场的多维度二元结构,为女性提供更为自由的选择环境。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与日本相同的压缩现代化模式,加上当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和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完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生育、育儿期离职的家庭主妇。了解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相关情况,可以为我国应对生育、育儿期的家庭主妇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杨鸿雁[3]（2020）在《湖泊浮游植物演替历史与流域人类活动的关系分析 ——以杞麓湖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湖泊流域内的人类活动可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影响湖泊生态系统。在过去100年中,人类活动（如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活动）引起湖泊水质恶化、富营养化,是湖泊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富营养化过程与浮游植物群落演替密切相关,因此深入了解人为活动与浮游植物群落演替的关系是必要的。自1970s末以来,云贵高原湖泊由贫中营养状态为主逐步向富营养状态转变,富营养化湖泊的数量、面积和富营养化程度呈现增长的趋势。然而,云贵湖区重度富营养化湖泊的浮游植物群落演替过程与人为活动的关系尚未完全阐明。杞麓湖是云贵高原湖区重度富营养化湖泊的典型代表,经历了低—中—富—重富营养过程,湖泊流域面积小,人为活动干扰相对简单,有利于认识浮游植物群落演替的规律及驱动因子。以杞麓湖为例,阐明生态系统脆弱区域的重度富营养化湖泊浮游植物群落演替过程及其驱动机制可为湖泊生态系统修复提供依据。本研究通过提取和分析来自杞麓湖沉积柱芯的地化指标、色素、硅藻,并在以210Pb/137Cs测年方法建立的沉积深度—年代时间序列的基础上,重建近百年来杞麓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演替过程,结合人类活动相关因子,进一步分析在人为活动作用下,浮游植物群落演替的过程及其驱动因子。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2017年4月～2018年1月对杞麓湖水质及浮游植物进行季节调查发现,杞麓湖全湖年平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68.05,处于中度-重度富营养水平。杞麓湖在研究期间为V类和劣V类水体,其中夏季和春季水质较差,其水质季节变化受外源和内源污染的共同影响。全年共检出浮游植物163种,浮游植物群落季节演替明显,优势种较为单一,各季节均以丝状藻类占优势。春季以绿藻门微细转板藻为优势,夏秋冬季均以丝状蓝藻占绝对优势。孟氏浮丝藻对低温较为敏感,水温下降不利于其生长。因此,夏季以喜低透明度富营养水体生长的孟氏浮丝藻为绝对优势种。秋季,孟氏浮丝藻优势度显着下降,优势种演替为能容忍低温低光照,溶解性总氮较高,溶解性总磷较低的富营养化水体的阿氏浮丝藻。冬季优势种仍为阿氏浮丝藻,而湖生假鱼腥藻代替孟氏浮丝藻成为次优势种。磷、CODMn、NH3-N和水温是影响杞麓湖浮游植物群落季节演替的主要驱动因子。2)根据210Pb测年CIC模式计算结果,在杞麓湖最深处采集的沉积岩柱芯代表了约130年来沉积结果,计算获得杞麓湖沉积柱样平均沉积速率为0.485 cm/a,沉积速率高。沉积物平均粒径范围在0.43～1.40μm之间,中值粒径在0.46～1.11 μm区间波动,属细粉砂黏土。且具有“细—粗—细”交替变化的模式。杞麓湖沉积粒度的变化趋势与流域的降雨量不呈同步波动变化,且沉积速率较高,这与流域内强烈的人类活动有关。杞麓湖沉积物中TN、TP、TOC和LOI550百年来均呈增长趋势,表明杞麓湖及其流域初级生产力的增加。整个沉积岩芯C/N 比值范围在9.91～30.86之间,呈内源——内外混合来源——外源——内外混合来源的变化方式,有机质来源复杂。C/N比值在1950s末期后呈持续下降趋势,而TN和TOC含量却呈增加趋势,表明杞麓湖流域大面积的农业活动及生活污水排放等人为活动的增强,造成了杞麓湖营养不断富集,浮游植物增殖加快,初级生产力提高,杞麓湖水体富营养化程度逐渐增加。3)沉积物金属元素可作为流域人为活动的代用指标。近百年来,杞麓湖各种金属元素含量、富集指数、地累积指数变化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与湖泊流域人为活动及其强度变化有关。以自然来源为主的金属元素（Fe、Al、Zn、Ni、Cr）,由于受当地水利设施的修建及流域内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大,导致流域面积地表径流入湖量的减少,而使得Fe、Al、Zn、Ni、Cr的含量和累积程度呈下降趋势。人为来源金属元素（Cd、Pb、As、Cu、Hg）受流域外的长距离大气传输及流域内产业结构改变及强度的增加,使其富集程度呈增长趋势,但增加的起始时间有明显的差异。研究认为化肥的施用,黑色金属的冶炼和制造业产生的废气排放和粉尘沉降是杞麓湖沉积物金属元素输入的主要贡献者,但对于能在大气中停留时间较长的金属元素,流域外的长距离大气传输也是不容忽视的来源。杞麓湖沉积物中Cd、Pb和As主要与农业活动相关,Hg主要与工业活动相关,Cu可能与黑色金属冶炼和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机器轴承磨损、制动衬片磨损产生的废气排放和粉尘沉降有关。4)沉积物色素和化石硅藻记录反映了杞麓湖浮游植物群落演变的过程:近百年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出现了多次明显转变。硅藻群落结构演变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约1889～1893 AD,1895～1935AD,1937～1968 AD,1970～1998 AD和2001～2014 AD）,分别代表5次规模大小不等的群落结构演变,硅藻群落结构演变结果显示为底栖硅藻（包括附生硅藻）相对丰度呈逐渐下降直至消失,优势种从贫营养到富营养种的转变,第一阶段以贫营养种Fragilariapinnata相对丰度最高;第二阶段Aulacoseira ambigua相对丰度最高,只pinnata相对丰度下降,成为次优势种;第三阶段浮游喜营养种A.ambigua相对丰度持续增加,喜清洁水体底栖硅藻为次优势种;第四阶段浮游性喜营养种类占绝对优势;第五阶段,中富营养水体种类占绝对优势,喜清洁水体底栖种类相对丰度几乎为零。杞麓湖沉积物色素含量在1930s初以前无明显变化,1970s初开始增加,约从2003年开始,所有色素含量几乎呈直线式增加。色素含量的演变与湖泊流域人类活动持续增加及杞麓湖富营养的现代过程基本一致。5)通过执行Change-point软件,分析硅藻群落和浮游植物历史数据变化趋势及其群落结构变化点。结果显示,杞麓湖硅藻群落结构及沉积物色素代表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均出现多次明显转变,建国前的转变主要与极端气候（水灾）引起的湖泊水动力条件的改变有关。与农业有关的如围湖造田、水利工程建设、流域产业调整（大规模种植耗肥的经济作物）等人为活动造成的水体富营养化及水文改造是导致建国后硅藻群落和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发生明显转变的主要驱动力。6)沉积硅藻与环境因子进行CCA和RDA分析,结果显示,中富营养物种如A.ambigua、Cyclotella comta、Cyclotella meneghiniana、Synedra acus与人类干扰相关的环境因子（TN、TP、TOC）呈正相关关系,喜贫营养水体的Fragilaria属则多与人类干扰相关的环境因子呈负相关性,表明人为干扰及其强度是杞麓湖硅藻群落组合演变主要驱动因子。沉积物色素与沉积物金属元素进行RDA分析,结果显示,沉积色素含量与人为来源金属元素Cd、Pb、Hg和As含量变化呈正相关关系,特别是与Cd和Pb的相关性最高。总之,人为活动是杞麓湖百年来浮游植物群落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将不同人为活动的环境因子的代用指标与化石硅藻和沉积物色素进行多元分析,结果显示,杞麓湖浮游植物群落演变主要受农业活动中化肥农药的施用及工业活动驱动。综上所述,近百年来杞麓湖浮游植物群落发生了显着演变,从1970s开始浮游植物密度明显增加,中富营养浮游硅藻相对丰度增加,贫营养底栖硅藻相对丰度减小。农业活动中化肥农药的施用、流域人口的增加、工业活动及制造业活动是杞麓湖浮游植物群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人为对水资源利用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导致的湖泊水文改变和气候条件起到叠加的作用。因此,控制和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及提高其利用率、控制和减少人为对水资源的利用及流域内土地利用的变化等人类活动干扰仍然是控制浮游植物密度增加、控制湖泊富营养化加剧和水生态退化的主要方法。
陈阳[4]（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指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李波[5]（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戎卿文[6]（2020）在《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文中指出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自1950年代由布兰迪（Cesare Brandi）引介入建筑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始终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预防性保护理论自2009年左右引介入中国学界,历经十年的发展与实践,目前在政策制定、科研和工程实践层面逐渐成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然而,国内存在的问题亦比较显着,包括:对预防性保护概念的片面化、碎片化认识,重技术、轻理念,重硬件、轻软件,重单体、轻区域,更有因时髦而冠“预防性”之名者。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文化遗产政策和基础科研投入面临着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历史地、科学地、系统地重新认识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藉此建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第1章首先系统整理和深入阐述了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历程,基本廓清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揭示出相关话语体系与国际实践网络的生成过程。第2、3章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研究评述的解读,结合在欧洲相关国家与学术组织的实地调研与观摩,发现并提炼了1950年代以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2条主要原生路径:1.以科学归纳、区域巡检与整体规划为特征的规划式保护;2.以高频度巡检与反馈行动为特征的预防性维护。本文考证发现,前者主要以意大利学者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反映了意大利城市、建筑遗产思想的整体观;后者则主要以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深层动因来自荷兰的社区联结运作模式和文化传统。1990年代以来,预防性保护与当代保护理论语境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更显着地呈现出其科学面向和工具理性的特点。在第4章,笔者洞悉到近三十年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重构,其背后的趋势在于原生路径的交融与整合,以及对建筑保护运动在现当代发展的回应。本文提出并建构了P-MMI模式（P规划式—M监测、M日常维护、I巡检）,对欧洲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评价,有效提炼出其发展路径与趋势;通过该模式观察到,1970年代的两条原生路径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交融,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性项目模式,包括:“风险地图”模式、“文化区”模式等,对中国形成了启发。面向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第5章回顾指出,预防性保护引介入中国十年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性的学习和推广,但由于理念新颖、科技色彩浓厚,且与国内偏重硬件投入的科研运作模式相契合,预防性保护在重点建筑的监测领域有了较大发展。目前中国的预防性保护以对重点建筑的“科学保护”和预防监测见长,但忽视了区域面上的计划性预防,因此虽然在一些局部已具有“预防性”,但在宏观层面仍然是一种“应激性”保护;第5章后半部分进而以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行机制为基础,吸收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规律与进展,根据P-MMI模式,初步建构了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第6章以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结语总结了本文提出并建构的当前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路径:加强整体观,参照P-MMI模式,发展区域规划式预防性体系,保持硬件监测的优势,推动软件建设,强化巡检与日常维护行动,促使目前的“科技——应激——预防”模式向“科技——计划——预防”模式转化。本文成果既响应了国家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也为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黄庄巍[7]（2020）在《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文中指出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随即台湾光复,重归祖国怀抱,民国以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延续至台,使我国台湾地区正式走上现代建筑之路。在国际上冷战东西方阵营对立、国内海峡两岸对峙的特殊时空背景下,中国台湾地区属于欧美阵营,客观上与西方战后现代建筑运动直接相通,使之成为战后风起云涌的现代建筑运动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基地,台湾建筑界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承担了西方现代建筑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有诸多成就。而1990年代之后,社会多元思潮泛起,台湾地区逐渐走向本土化,以现代化、地域化为创新特征的建筑设计,成为中国当代地域建筑发展的先行样本之一。中国近代建筑是中国与西方建筑文化的相融进程,“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二元要素构成了1949年之前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核心动力。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台湾地区战后现代建筑发展和创新进程,是中国近代建筑脉络后续发展的重要分支,是中国战后现代建筑探索、发展历程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了现代建筑设计与理论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篇章,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塔夫里曾言,“建筑是一种布满意识形态的体制”,台湾现代建筑错综复杂的创新叙事及其内涵,唯有放置于中国两岸乃至世界历史时空中,方能得其要义。本研究以建筑设计创新学为工具,基于大量原始文献和实地调研,联结两岸,承续历史,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活动（1950s-2010s）的全面研究,提出了该时期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承续了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发展脉络、具有“三重维度”下的创新价值特征,发现了该时期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具有“三个时段”创新时段特征、“四条脉络”的创新源流特征、“五种动力”的创新动力特征,认为该时期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具有“九大板块”的创新结构特征。同时本文重点发掘1949年后台湾地区对我国自晚清民国所发展的近现代建筑脉络的延续叙事,重点书写了台湾地区作为1950-1970年代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与西方现代建筑思潮直接碰撞的特殊地区其建筑设计活动在中国建筑现代化与战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创新叙事与价值意义,补充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发展整体图景中的“台湾拼图”。
候启[8]（2020）在《华北温度异常引起的寒潮和热浪灾害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气温作为一项重要的天气指标,其异常变化会对局部气候产生重要影响,与寒冷和热浪等恶劣天气事件相关的区域极端气候事件是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本研究选用华北及周边地区169个气象站1960-2018年逐日气象数据,利用适用于本地区的寒潮和热浪指标国家标准,甄别华北历年寒潮和热浪灾害;采用地统计学等方法,对灾害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小尺度局地气象因子和大尺度环流因子对灾害的影响,探究华北寒潮和热浪灾害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关系。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华北单站寒潮空间分布受纬度和海拔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为由南向北逐渐增多,各区域中冀北山地和辽东丘陵发生频次最高,山东丘陵频次较低。年际变化上,单站寒潮、强寒潮和特强寒潮呈减少趋势,年际倾向率分别为-0.38站次/10a、-0.23站次/10a和-0.13站次/10a,寒潮在1960年代发生频次最高、影响范围最大;在发生时间上,单站寒潮11月发生次数最多,其次是1月和12月,各月寒潮均呈减少趋势,季节分布上冬季发生频次最高,其次是秋季和春季。近59年寒潮开始时间推迟而结束时间提前,推迟和提前趋势分别为1.7d/10a和2.4d/10a。不同尺度的区域性寒潮在1960年代发生最多,年际变化上呈减少趋势,11月华北地区大范围降温过程次数最多。（2）华北单站热浪日数、强度和持续时长空间分布高值区均在黄淮海平原和黄土高原东南部,发生日数与纬度和海拔均呈负相关。年际变化上热浪日数呈多-少-多的分布态势,热浪总体增多,年际倾向率为0.41/10a,1990年代后热浪日数明显增多,影响范围明显扩大。发生时间上,热浪主要发生在夏季,7月发生最多,其次是6月和8月。热浪持续时间在年际变化上先减短、后增长,2000年后持续时间明显增长;热浪结束日期比开始日期日序分布更稳定,开始和结束日期受纬度影响较大,开始日序呈先推迟、后提前的趋势,结束日序则相反。区域性热浪过程在年代际变化上先减少、后增多的趋势,在时间分布上,热浪在7月中旬和下旬发生频次最高,影响范围最广。（3）对比华北寒潮与热浪气候特征,寒潮和热浪在年际变化上均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60至1970年代初,寒潮与热浪均较多;1970至1980年代末,寒潮异常偏多的年份较多而热浪在此时段均异常偏少;1990年代后寒潮频次均异常偏少而热浪日数多数年份异常偏多。5a滑动平均变化曲线显示,1984年之前,寒潮与热浪变化趋势相似,呈极显着正相关,1984年之后两者变化趋势则呈极显着负相关。（4）寒潮与气温多呈负相关,与平均风速呈正相关,各气象要要素中平均气温、最低气温和平均风速变化对寒潮影响较大。各气象要素与寒潮相关系数在华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分布较高,西部黄土高原寒潮与各气象要素的相关性较差。大尺度环流因子与寒潮的关系上,近59年北极涛动指数呈升高趋势,年际倾向率为0.11/10a,1990年后冬季北极涛动指数呈正位相年份明显增多。单站寒潮频次与北极涛动指数呈正相关,寒潮多发月份与同期北极涛动指数呈极显着负相关;华北区域性寒潮与北极涛动指数呈显着负相关,1月和2月的北极涛动对区域性寒潮影响最大。（5）热浪与气温多呈正相关,与相对湿度变化呈负相关,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和相对湿度变化对热浪日数影响较大。1960年代黄淮海平原热浪日数较多是由于其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均较高,2000年之后该区域相对湿度降低,但热浪日数却有增多,表明2000年之后该区域热浪增多主要受最高气温升高的影响。热浪与大尺度环流因子相关关系上,近几十年夏季西太副高面积增大、强度增强、西伸脊点西移,夏季西太副高对山东、辽东丘陵热浪影响相对较大。7月热浪与同、前期副高强度相关性在华北西部多呈正相关,东部多呈负相关,与脊线位置在黄淮海平原南部呈显着正相关,当脊线位置偏北时,黄淮海平原南部受副高控制,使其热浪日数增多。8月热浪与脊线位置多呈正相关,8月脊线偏北时控制华北地区,使得热浪日数增多、强度增强。当西太副高处于负位相时,区域性热浪发生日数更多。
于占江[9]（2019）在《气候变化对京津冀水资源的影响及对策》文中研究表明京津冀地缘相接、水脉相连,同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受自然环境演变、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区域水资源匮乏已成为阻碍京津冀协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系统分析了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京津冀区域水循环和水资源演变特征,以及气候变化对京津冀区域水资源变化量的影响,提出了该区域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对策,对实现京津冀水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1960～2015年共56年京津冀区域内站点的气象、水文及地质的实测资料、NCEP/NCAR再分析资料以及高时空分辨率的ESA CCI SM卫星遥感资料,采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评价指标及评估、预估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气温和降水的变化特征、蒸（散）发和土壤湿度的变化及影响因子;研究了京津冀区域水资源的演变趋势和水循环变化过程;定量评估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京津冀水资源变化的影响;利用最新的Reg CM4区域气候模式,预估了在RCP4.5中等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21世纪近期的京津冀平均气温和降水的变化;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式对京津冀地表及地下水资源未来的变化进行分析,提出未来气候变化下京津冀应采取的适应性对策。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京津冀区域近56年来气温呈显着上升趋势,各气候分区也呈现和全区域一致的上升趋势;90年代初发生突变上升;炎热日数年代际变化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日最低气温≤0℃和≤-10℃日数的年际变化均呈下降趋势。与气温变化不同是该区域降水呈弱下降趋势且存在比较显着的区域非均一性,冀北高原区无明显变化,冀东平原区降水下降趋势显着于京津冀全区和其他气候分区。（2）验证了彭曼、高桥公式在计算京津冀区域潜在、实际蒸发量的可适用性。通过实际计算指出了京津冀区域存在“蒸发悖论”现象:蒸发皿蒸发量和潜在蒸发量呈下降趋势,而实际蒸发量呈弱上升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上升趋势明显,与当前学术界蒸发互补理论相一致;实际蒸发与地表、地下水资源呈正相关,与气温呈负相关。（3）京津冀区域空中水汽总量分析表明,近56年来水汽总量呈减少趋势;水汽收支分析表明水汽含量主要集中在中低层700 h Pa以下,850-700 h Pa水汽总量最为丰富,总水汽收支基本平衡,有弱水汽流出;夏季水汽净收支为正值,春季、秋季和冬季水汽收支均为负值。（4）京津冀区域近56年地表、地下水资源均呈减少趋势,地表水资源减少趋势尤为显着,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减少比山区要快;气候因子降水和气温是影响京津冀区域地表及地下水资源变化的主要因素,但降水影响更为明显;分析表明,京津冀区域人类活动对地表水资源的影响大于气候变化对地表水资源的影响。（5）京津冀区域土壤湿度空间分布不均,且存在明显季节性变化,夏季呈上升趋势,冬季呈下降趋势;土壤湿度与气温、蒸发呈负相关,与降水呈正相关,降水是影响土壤湿度变化的主要因素。（6）预估结果表明了京津冀区域面临增暖和增湿的风险。年平均气温及冬、夏季气温都呈一致上升趋势,尤其夏季升温幅度较大,高达1.2℃左右;21世纪近期京津冀区域年平均降水和夏季降水呈增加趋势,冬季则是增加和减少相间的区域性分布;21世纪近期京津冀区域地表水资源呈弱增加趋势,地下水资源呈减少趋势。
覃卫坚[10]（2019）在《广西暴雨气候变化异常特征及其成因研究》文中提出广西位于华南西部,地形复杂,具有独特的气候特征,是我国暴雨的多发地区,每年因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给广西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在广西暴雨气候变化及其异常成因方面仍有很多重要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因此研究广西暴雨多尺度变化异常特征及其成因,加深对暴雨事件频发物理机制的认识,提高广西洪涝灾害预测水平以及防灾减灾非常重要。本文利用1961～2016年广西地面气象观测站逐日降水等资料,使用统计诊断方法,分析了广西暴雨年际和年代际变化、区域性、相关性、同时性气候特征,研究了暴雨年内非均匀性分布气候异常成因、大气季节内振荡对暴雨的调制作用、大范围暴雨大气环流异常变化特征及对太平洋海温年代际振荡（PDO）的响应,揭示了广西暴雨气候变化异常特征及其成因。主要结论如下:揭示了广西暴雨气候变化新特征:以柳州市北部为中心的桂东北地区、以“东巴凤”为中心的桂西山区、沿海地区三个多暴雨中心,既是暴雨雨量占总降水量百分率的大值区,又是暴雨高度集中发生区,夏季桂林和柳州市北部为同时发生暴雨频率高的区域;广西暴雨日数和大范围暴雨具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且呈显着增多的趋势,尤其夏季的桂东北和桂东南、秋季的贺州—桂东南发生大范围暴雨的趋势增大。大范围暴雨日数在1970年代最少,最多出现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1983年发生了由少到多的显着突变;1980年代中期以后广西区域持续性暴雨的年际异常增大,1989年、2011年异常偏少,1994年、2008年异常偏多。揭示了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和PDO与广西暴雨的关系。前期冬季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强度偏弱,夏季青藏高原东部高空上升速度减弱,中太平洋上空下沉气流增强,副热带高压和贝加尔湖阻塞高压强度偏强,有利于水汽、不稳定能量向广西输送和冷空气南下影响广西,澳大利亚北部越赤道南风偏强,大陆南风偏弱,中国汛期雨带位置偏南,有利于广西暴雨集中度偏大。PDO处于冷位相,高纬度地区槽脊波动增大、定常波强度增强,贝加尔湖阻高偏强,中纬度定常波强度减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脊线偏北、西伸脊点偏西,赤道西太平洋地区上空风垂直切变增强,澳大利亚高压偏强,索马里越赤道气流带明显增强,形成新几内亚岛东北部沿海的上空为反气旋性环流、菲律宾东南部海域上空为气旋性环流、菲律宾东北部海域上空为反气旋性环流、广西到华南沿海地区为气旋环流的波列,造成广西大范围暴雨偏多。广西暴雨受南海夏季风爆发时间、热带季节内振荡（MJO）等影响显着。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早,南海到中国东部地区和中南半岛到中国中部地区高空温度由冬季“北冷南暖”转为夏季“北暖南冷”的时间异常偏早,中国中部850 h Pa南北风交汇位置随季节变化有明显的波动及前汛期北风最南端位置偏南,广西暴雨集中度偏大。5～7月MJO明显东移,到达菲律宾以东地区或新几内亚岛附近,形成向西北方向传播的波列,经过南海到达广西,从而导致广西暴雨的多发。MJO位于西太平洋-马来西亚海洋性大陆时,影响广西的热带气旋频数和暴雨日数偏多。
二、CLIMATIC JUMP FROM LATE 1970S TO EARLY 1980S AND ITS EFFECT（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CLIMATIC JUMP FROM LATE 1970S TO EARLY 1980S AND ITS EFFECT（论文提纲范文）
（1）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及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政府债务的内涵、特征、分类与功能 |
| 2.1.1 政府债务的内涵 |
| 2.1.2 政府债务的特征 |
| 2.1.3 政府债务的类型 |
| 2.1.4 政府债务的功能 |
| 2.2 政府债务与财政的关系 |
| 2.2.1 政府债务的形成机理 |
| 2.2.2 政府债务与财政的关系以及“财政疲劳”理论 |
| 2.3 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 |
| 2.3.1 政府债务有害论 |
| 2.3.2 政府债务中性论 |
| 2.3.3 政府债务有益论 |
| 2.3.4 政府债务的非线性效应论 |
| 2.4 政府债务风险理论 |
| 2.4.1 政府支出扩张及预算约束理论 |
| 2.4.2 债务危机风险 |
| 2.4.3 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估 |
| 2.5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 |
| 2.5.1 政府债务可持续的内涵 |
| 2.5.2 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 |
| 2.5.3 一般均衡条件下政府债务跨期预算理论 |
| 2.5.4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测度 |
| 2.5.5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
| 2.6 文献综述 |
| 2.6.1 政府债务理论沿革综述 |
| 2.6.2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研究综述 |
| 2.6.3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证研究综述 |
| 2.6.4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综述 |
| 2.6.5 文献评析 |
| 2.7 核心概念界定 |
| 2.7.1 财政赤字 |
| 2.7.2 赤字财政政策 |
| 2.7.3 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 |
| 2.7.4 发展性支出与非发展性支出 |
| 2.8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印度财政体制及债务管理制度的变迁 |
| 3.1 印度国家治理体系 |
| 3.1.1 宪法及政治体制 |
| 3.1.2 国家权力三权分治 |
| 3.2 印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
| 3.2.1 央、地事权划分 |
| 3.2.2 央、地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
| 3.2.3 央、地税收权力划分 |
| 3.3 财政收支运行状况 |
| 3.3.1 央、地财政收入情况 |
| 3.3.2 央、地政府财政支出状况 |
| 3.3.3 财政盈余/赤字及债务状况 |
| 3.4 印度政府债务管理 |
| 3.4.1 政府债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及职能 |
| 3.4.2 政府债务管理的目标 |
| 3.4.3 印度国债市场的演变 |
| 3.4.4 《财政责任与预算管理法(2003)》 |
| 3.5 莫迪政府财税改革 |
| 3.5.1 财税改革背景 |
| 3.5.2 财税改革目标 |
| 3.5.3 财税政策及改革措施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印度政府债务、演变趋势及风险描述性分析 |
| 4.1 印度政府内债及其演变趋势与特征 |
| 4.1.1 印度政府内债的规模分析 |
| 4.1.2 印度政府内债的结构分析 |
| 4.2 印度政府外债及其演变趋势与特征 |
| 4.2.1 印度政府外债规模分析 |
| 4.2.2 印度政府对外债务结构分析 |
| 4.3 印度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
| 4.3.1 印度内债风险分析 |
| 4.3.2 印度外债风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1 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5.1.1 理论分析框架 |
| 5.1.2 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方法 |
| 5.1.3 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方法 |
| 5.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2.1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 |
| 5.2.2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分析 |
| 5.2.3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3.1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 |
| 5.3.2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分析 |
| 5.3.3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
| 6.1 “财政疲劳”及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研究 |
| 6.1.1 “财政疲劳”与政府债务可持续 |
| 6.1.2 基于“财政疲劳”理论的债务上限问题研究 |
| 6.2 研究模型构建 |
| 6.2.1 理论模型构建与推导 |
| 6.2.2 实证模型构建及标准设定 |
| 6.3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检验 |
| 6.3.1 变量、样本与数据说明 |
| 6.3.2 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3 政府债务上限测度 |
| 6.4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子识别 |
| 6.4.1 研究情境设计 |
| 6.4.2 影响因子识别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财权和事权分权趋势明显但监管力度加大 |
| 7.1.2 债务扩张导致其风险放大但态势总体可控 |
| 7.1.3 债务规模和资金效率共同作用债务可持续性 |
| 7.1.4 宏观经济变量与债务可持续性的关联 |
| 7.2 对中国的几点启示或建议 |
| 7.2.1 加强财政支出和赤字管理 |
| 7.2.2 防范政府债务因经济下滑而出现较大风险 |
| 7.2.3 推动金融和债务管理改革 |
| 7.2.4 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应主要防范和规避政治风险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要旨 |
| 序章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日本国内对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1.1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形成的社会结构研究和主妇化走向研究 |
| 1.1.2 日本1980年代以后的女性相关政策对女性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1.3 战后日本女性个人因素对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2 中国对日本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3 遗留问题 |
| 第2章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 2.1 本论文的理论框架 |
| 2.1.1 宏观理论框架 |
| 2.1.2 中观理论框架 |
| 2.1.3 微观理论框架 |
| 2.2 主妇化概念界定 |
| 2.3 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研究数据 |
| 2.4 研究内容、框架结构及创新之处 |
| 2.4.1 研究内容 |
| 2.4.2 框架结构 |
| 2.4.3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3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和时空特征 |
| 3.1 欧美国家的主妇化变迁 |
| 3.1.1 美国和法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1.2 英国和德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2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及持续时间特征 |
| 3.2.1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 |
| 3.2.2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持续时间特征及相关原因 |
| 3.3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空间压缩特征 |
| 3.3.1 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 |
| 3.3.2 男女性别角色分工意识和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 |
| 3.3.3 战后日本政府女性政策间的相互矛盾 |
| 第4章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的阶段性变迁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1 战前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1 战前的女性劳动及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2 战后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2.1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3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3.1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3.2 1980年代至2000年代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4 2010年至2019女性年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4.1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 |
| 4.4.2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的社会结构 |
| 第5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时机及相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SSM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1.2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3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后再就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消费生活面板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2.2 女性结婚、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女性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终章 |
| 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2.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与今后的课题 |
| 3. 本论文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
| 二 日文文献(按姓氏五十音图排序) |
| 三 英文文献 |
| 四 政府统计数据 |
| 五 网站资料 |
| 附录 |
| 附录1《SSM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3）湖泊浮游植物演替历史与流域人类活动的关系分析 ——以杞麓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云贵高原湖区概述 |
| 1.2.2 湖泊浮游植物群落演替研究 |
| 1.2.3 云南湖泊浮游植物群落演替 |
| 1.2.4 浮游植物群落演替及环境变化历史反演方法 |
| 1.3 杞麓湖及其流域概况 |
| 1.3.1 自然概况 |
| 1.3.2 社会经济概况 |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杞麓湖浮游植物现状及季节演替 |
| 2.1 前言 |
| 2.2 研究区域与样点设置 |
| 2.3 材料与方法 |
| 2.3.1 水质理化指标 |
| 2.3.2 浮游植物样品 |
| 2.3.3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2.4 结果与分析 |
| 2.4.1 杞麓湖水质的季节变化 |
| 2.4.2 浮游植物群落季节演替 |
| 2.4.3 浮游植物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分析 |
| 2.5 讨论 |
| 2.5.1 杞麓湖水质的季节变化 |
| 2.5.2 浮游植物群落季节演替 |
| 2.5.3 浮游植物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杞麓湖流域近百年人类活动变化的反演 |
| 3.1 前言 |
| 3.2 研究地概况 |
| 3.3 材料与方法 |
| 3.3.1 样品处理与测定 |
| 3.3.2 沉积柱年代测定 |
| 3.3.3 沉积物粒度测定 |
| 3.3.4 沉积物总氮(TN)、总磷(TP)和碳氮比(C/N)测定 |
| 3.3.5 沉积物有机质(OM)测定及污染评价 |
| 3.3.6 污染指数计算及评价 |
| 3.3.7 沉积物金属元素含量测定 |
| 3.3.8 沉积物金属元素污染评价和生态风险评估的计算 |
| 3.3.9 土地利用类型分析 |
| 3.3.10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3.4 结果与分析 |
| 3.4.1 沉积岩芯柱 |
| 3.4.2 沉积物柱芯高分辨率年代分析 |
| 3.4.3 近百年杞麓湖沉积速率分析 |
| 3.4.4 近百年杞麓湖沉积物粒度变化分析 |
| 3.4.5 地化指标百年变化分析 |
| 3.4.6 近百年杞麓湖氮磷营养物质变化分析 |
| 3.4.7 近百年杞麓湖TOC和LOI_(550)变化分析 |
| 3.4.8 近百年杞麓湖C/N和TN/TP变化分析 |
| 3.4.9 金属元素含量变化 |
| 3.4.10 金属元素含量与沉积物理化性质关系分析 |
| 3.4.11 近百年杞麓湖金属元素污染分析 |
| 3.4.12 金属元素的来源分析 |
| 3.4.13 土地利用历史变化分析 |
| 3.4.14 历史社会经济数据与地化指标相关分析 |
| 3.5 讨论 |
| 3.5.1 沉积岩芯湖泊水质环境 |
| 3.5.2 沉积岩芯沉积速率的环境意义 |
| 3.5.3 沉积物粒度百年变化的驱动因子 |
| 3.5.4 沉积物地球化学指标百年变化的环境指示意义及驱动因素 |
| 3.5.5 沉积物金属元素历史变化及其成因分析 |
| 3.5.6 沉积物人为来源金属元素历史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杞麓湖近百年浮游植物演替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
| 4.1 前言 |
| 4.2 研究地概况 |
| 4.3 材料与方法 |
| 4.3.1 沉积物采集及年代测定 |
| 4.3.2 沉积物化石硅藻的提取与分析方法 |
| 4.3.3 沉积物化石硅藻群落结构特征分析方法 |
| 4.3.4 沉积物色素的提取与分析 |
| 4.3.5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4.4 结果与分析 |
| 4.4.1 近百年杞麓湖沉积硅藻群落组合特征 |
| 4.4.2 近百年杞麓湖沉积硅藻优势属种的生态习性 |
| 4.4.3 近百年杞麓湖沉积硅藻多样性指数演变过程 |
| 4.4.4 近百年硅藻群落演变的驱动因素分析 |
| 4.4.5 沉积色素重建浮游植物的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分析 |
| 4.5 讨论 |
| 4.5.1 化石硅藻及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突变点探讨 |
| 4.5.2 硅藻群落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
| 4.5.3 沉积物色素变化及驱动因子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杞麓湖浮游植物名录 |
| 附录2: 杞麓湖沉积物化石硅藻植物名录 |
| 附录3: 杞麓湖沉积物化石硅藻优势种版图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旧城中心区 |
| 1.4.1.1 概念定义 |
| 1.4.1.2 范围界定 |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 1.4.3 可持续更新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 1.5.3 研究评述 |
| 1.6 研究目标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1.1 跨学科综合 |
| 1.7.1.2 历史研究 |
| 1.7.1.3 比较归纳 |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 7.2.1.3 小结 |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 7.2.2.3 小结 |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 7.4.1.3 小结 |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 7.4.3.3 小结 |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6）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背景与由来 |
| 0.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4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时空网络生成:概念、话语与定义 |
| 1.1 两个关键词:“预防性(preventive)”与“规划式(planned)” |
| 1.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与可移动文物、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区别 |
| 1.3 定义的认识变迁与内涵的进一步界定 |
| 1.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时间脉络 |
| 1.5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国际网络的生长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话语以及国际网络的生成 |
| 2 从整体规划控制出发:欧洲“规划式”预防性保护的原生路径 |
| 2.1 艺术作品的潜在统一性:布兰迪的艺术与史实评价 |
| 2.2 突破单一对象的保护思路:从布兰迪到乌勒巴尼 |
| 2.3 新世纪的可持续综合性设计方法:斯特法诺·戴拉·托雷的“文化区”理念与实践 |
| 2.4 1964和1975——意大利预防性保护思想与威尼斯宪章、整合式保护的时间耦合 |
| 小结:“规划式”——整体性思维下的预防性保护 |
| 3 从行动与反馈出发:欧洲预防性维护方法的原生路径及其多元求解 |
| 3.1 百年修复实践为根基:荷兰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期检查和维护 |
| 3.2 预防性维护与风险管理:英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3 文物古迹监护组织最成功的追随者:比利时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4 德国和丹麦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简述 |
| 3.5 预防性维护路径的适应性推行:“MOWA现象”与不同借鉴者 |
| 小结: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两条重要的原生路径 |
| 4 批判性反思: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4.1 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重构 |
| 4.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反思与转变 |
| 4.3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面向与工具理性 |
| 4.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模式建构与模式整合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P-MMI模式建构 |
| 5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初步建构的尝试 |
| 5.1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5.2 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的回顾:基于P-MMI模式的观察 |
| 5.3 规划式预防性保护(P)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与总体框架 |
| 5.4 巡检(I)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 |
| 5.5 培育日常维护(M)的制度与支撑体系 |
| 5.6 监测(M)体系的适应性建设策略 |
| 5.7 中国背景下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PPC)框架延展的思考 |
| 小结: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P-MMI框架初步建构的思考 |
| 6 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应用研究 |
| 6.1 北京昌平区作为预防性保护实践案例的意义和代表性 |
| 6.2 北京昌平区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框架构思 |
| 6.3 北京昌平区遗产风险地图绘制与生态敏感性初步评价 |
| 6.4 由北京昌平区推及一般情形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思考 |
| 小结:基于保护管理规划的预防性保护构思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的主要国际会议 |
| 附录2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1-8 中与建筑预防性保护或其强调的风险防范、监测等内容相关的研究项目 |
| 附录3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以外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主要研究项目 |
| 附录4 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研究与实践大事记 |
| 附录5 “全球战略”的提出到“5C”目标的确定 |
| 附录6 荷兰乌特勒支省文物古迹监护组织(MOWA-Utrecht)的检查记录样本(建筑平面标示) |
| 附录7 比利时MOWAv(安特卫普)和英国Maintain our Heritage使用的检查清单 |
| 附录8 比利时MOWAv的培训方案 |
| 附录9 译文: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 |
| 附录10 建筑遗产预防性与规划式维护典型工作流程 |
| 图表来源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德文文献 |
| 3 )英文文献 |
| 4 )意大利文文献 |
| 5 )荷兰文文献 |
| 6 )西班牙文文献 |
| 7 )法文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概述与研究综述 |
| 1.2.1 建筑设计创新理论综述 |
| 1.2.2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思路:“三重维度”“三个时段”“四条脉络”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架构:九个创新板块 |
| 第2章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创新第一阶段(1950s-1970s) |
| 2.1 世界冷战与两岸对峙格局下的现代主义中国传播 |
| 2.2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分支的移植与发展创新(经典现代主义阶段) |
| 2.2.1 二战前后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传播 |
| 2.2.2 西方建筑师与大陆迁台建筑师群体 |
| 2.2.3 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现代建筑启蒙 |
| 2.2.4 西方与大陆迁台建筑师的现代主义创作 |
| 2.2.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2.3 基于“中国固有形式”的传承与发展创新(民族主义主导阶段) |
| 2.3.1 中国古典复兴脉络的边陲延续 |
| 2.3.2 中国建筑文化本位主义者们的执着与坚守 |
| 2.3.3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下的建筑理论建构 |
| 2.3.4 古典形态下的中国宫廷美学与现代空间发展 |
| 2.3.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2.4 基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融合与发展创新(人文主义主导阶段) |
| 2.4.1 现代空间与东方气韵的早期碰撞 |
| 2.4.2 不同源流背景下的闪耀群星 |
| 2.4.3 中国传统哲学、人文精神与西方现代理论的碰撞融合 |
| 2.4.4 一次现代中国建筑设计的创新高峰 |
| 2.4.5 本板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创新第二阶段(1970s-1990s) |
| 3.1 经济腾飞与矛盾政经形势下多种思潮的输入与发展 |
| 3.2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分支的移植与发展创新(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行阶段) |
| 3.2.1“美国化”与“中国化” |
| 3.2.2 汉宝德与高尔潘 |
| 3.2.3 后现代理论的引入与传播 |
| 3.2.4 西方思潮的进一步移植与发展 |
| 3.2.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3.3 基于“中国固有形式”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建筑商品化时期) |
| 3.3.1 中国古典复兴与建筑商品化的合流与发展 |
| 3.3.2 李祖原与王昭潘 |
| 3.3.3 中国哲学在商业化语境下的形式流变 |
| 3.3.4 后现代与商业化语境下中国元素的形式转译 |
| 3.3.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3.4 基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融合与发展创新(地域主义萌芽阶段) |
| 3.4.1 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与西方乡土运动 |
| 3.4.2 中国地域建筑的一支:台湾乡土建筑 |
| 3.4.3 王镇华、李乾朗与汉宝德 |
| 3.4.4 中国当代乡土建筑的先行实践 |
| 3.4.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创新第三阶段(1990s-2010s) |
| 4.1 多元思潮与政经形势下的嬗变 |
| 4.2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分支的移植与发展创新(多元思潮阶段) |
| 4.2.1“去中心”“去符号化”下的城乡地景营造 |
| 4.2.2 中生代建筑师的群体崛起 |
| 4.2.3 日常、公共与平民的建筑 |
| 4.2.4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4.3 中国地域建筑一支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多元思潮阶段) |
| 4.3.1 多元思潮下地方建筑文化传统的发展 |
| 4.3.2 闽南、客家、高山族与闽东海岛建筑传统的当代实践 |
| 4.3.3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4.4 基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融合与发展创新(多元化思潮阶段) |
| 4.4.1 意义的解构与中式美学的兴起 |
| 4.4.2 现代中式人文美学、空间形态的发展 |
| 4.4.3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我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1950s-2010s)维度、脉络、动力特征及研究展望 |
| 5.1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三重维度” |
| 5.1.1 世界维度 |
| 5.1.2 中国维度 |
| 5.1.3 地域维度 |
| 5.2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四条脉络” |
| 5.2.1 现代脉络 |
| 5.2.2 古典脉络 |
| 5.2.3 人文脉络 |
| 5.2.4 乡土脉络 |
| 5.3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五种动力” |
| 5.3.1 家国情怀之力 |
| 5.3.2 政治文化之力 |
| 5.3.3 外来思潮之力 |
| 5.3.4 技术革新之力 |
| 5.3.5 经济起伏之力 |
| 5.4 台湾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展望及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华北温度异常引起的寒潮和热浪灾害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极端气候变化研究 |
| 1.2.2 低温异常导致的寒潮灾害研究 |
| 1.2.3 高温异常导致的热浪灾害研究 |
| 1.2.4 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
| 1.3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与资料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质地貌 |
| 2.1.2 气象水文 |
| 2.1.3 土壤植被 |
| 2.2 数据来源 |
| 2.2.1 气象数据 |
| 2.2.2 其他数据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气象灾害指标计算方法 |
| 2.3.2 气象数据的质量控制 |
| 2.3.3 数据处理方法 |
| 3 寒潮与热浪灾害气候特征分析 |
| 3.1 寒潮灾害气候特征分析 |
| 3.1.1 单站寒潮空间分布 |
| 3.1.2 单站寒潮年际变化 |
| 3.1.3 单站寒潮初、终日变化 |
| 3.1.4 区域性寒潮气候特征 |
| 3.2 热浪灾害气候特征分析 |
| 3.2.1 单站热浪空间分布 |
| 3.2.2 单站热浪年际变化 |
| 3.2.3 单站热浪持续时长和初、终日变化 |
| 3.2.4 区域性热浪气候特征 |
| 3.3 寒潮和热浪灾害气候特征对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3.4.1 本章小结 |
| 3.4.2 本章讨论 |
| 4 寒潮与热浪灾害影响因子分析 |
| 4.1 局地气象因子对寒潮与热浪灾害的影响 |
| 4.1.1 相关气象要素变化特征 |
| 4.1.2 气温对寒潮和热浪灾害的影响 |
| 4.1.3 平均相对湿度对寒潮和热浪灾害的影响 |
| 4.1.4 风速对寒潮和热浪灾害的影响 |
| 4.2 大气环流因子对寒潮和热浪灾害的影响 |
| 4.2.1 北极涛动与寒潮灾害关系 |
| 4.2.2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与热浪灾害关系 |
| 4.3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4.3.1 本章小结 |
| 4.3.2 本章讨论 |
| 5 总结和展望 |
| 5.1 主要研究结果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气候变化对京津冀水资源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空中水资源 |
| 1.2.2 地表水资源 |
| 1.2.3 地下水资源 |
| 1.2.4 蒸散发 |
| 1.2.5 土壤湿度 |
| 1.2.6 水资源的预估 |
| 1.2.7 存在的问题 |
| 1.3 主要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主要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及资料说明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条件 |
| 2.1.2 主要气候特征 |
| 2.1.3 社会经济概况 |
| 2.1.4 水资源概况 |
| 2.2 资料说明 |
| 2.2.1 代表站的确定 |
| 2.2.2 资料来源 |
| 2.2.3 数据及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京津冀区域气候变化特征 |
| 3.1 引言 |
| 3.2 数据和方法 |
| 3.3 气温时空变化特征及极端气温事件 |
| 3.3.1 空间分布特征 |
| 3.3.2 气温变率 |
| 3.3.3 突变特征 |
| 3.3.4 周期性分析 |
| 3.3.5 极端气温事件变化特征 |
| 3.4 降水量时空变化特征 |
| 3.4.1 空间分布特征 |
| 3.4.2 降水的变率特征 |
| 3.4.3 突变特征 |
| 3.4.4 周期性分析 |
| 3.4.5 极端强降水变化趋势 |
| 3.4.6 夏季降水减少明显成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中水汽总量的变化特征及成因 |
| 4.1 引言 |
| 4.2 数据和方法 |
| 4.2.1 数据 |
| 4.2.2 方法 |
| 4.3 水汽总量的时空分布特征 |
| 4.3.1 水汽总量的年际变化 |
| 4.3.2 水汽总量的年内变化 |
| 4.3.3 水汽总量垂直分布 |
| 4.3.4 水汽总量空间分布 |
| 4.4 水汽输送与收支的时空分布 |
| 4.4.1 水汽输送的时空分布特征 |
| 4.4.2 水汽通量散度的时空分布特征 |
| 4.4.3 水汽收支的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蒸散发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数据和方法 |
| 5.2.1 数据 |
| 5.2.2 方法 |
| 5.3 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特征 |
| 5.3.1 蒸发皿蒸发量的年变化特征 |
| 5.3.2 蒸发量季节变化特征 |
| 5.3.3 影响因子分析 |
| 5.4 潜在蒸发量的变化特征 |
| 5.4.1 潜在蒸发量变化特征 |
| 5.4.2 潜在蒸散发对各气象要素敏感性分析 |
| 5.5 实际蒸发量的变化特征 |
| 5.5.1 实际蒸发量的估算 |
| 5.5.2 实际蒸发量变化特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陆地水资源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
| 6.1 引言 |
| 6.2 数据和方法 |
| 6.3 气候变化对地表水的影响 |
| 6.3.1 地表水资源基本特征 |
| 6.3.2 地表水资源变化趋势 |
| 6.3.3 典型水文站径流量变化趋势分析 |
| 6.3.4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地表水资源的影响 |
| 6.4 气候变化对地下水的影响 |
| 6.4.1 地下水资源量空间分布特征 |
| 6.4.2 地下水变化趋势 |
| 6.4.3 气候要素及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壤湿度时空变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
| 7.1 引言 |
| 7.2 数据和方法 |
| 7.3 实测土壤湿度变化特征及分析 |
| 7.3.1 土壤水分常数分布特征 |
| 7.3.2 实测土壤湿度变化特征 |
| 7.3.3 气候因子与实测土壤湿度的相关关系 |
| 7.4 ESA CCI土壤湿度变化特征及分析 |
| 7.4.1 CCI土壤湿度时间变化特征 |
| 7.4.2 CCI土壤湿度空间变化特征 |
| 7.4.3 土壤湿度与气候因子的相关关系 |
| 7.5 气候变化下土壤湿度的调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气候变化背景下京津冀水资源适应性对策 |
| 8.1 引言 |
| 8.2 数据和方法 |
| 8.3 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水资源效应 |
| 8.3.1 预测模式的建立 |
| 8.3.2 京津冀区域气候变化预估 |
| 8.3.3 京津冀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预估 |
| 8.4 气候变化下京津冀水资源面临的挑战及适应性对策 |
| 8.4.1 京津冀水资源总量及可利用降水量的变化特征 |
| 8.4.2 京津冀区域水资源现状及挑战 |
| 8.4.3 适应性对策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本文创新点 |
| 9.3 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10）广西暴雨气候变化异常特征及其成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背景 |
| 1.3 科学问题的提出 |
| 1.4 具体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资料 |
| 2.2 方法 |
| 第三章 广西暴雨气候变化新特征 |
| 3.1 暴雨空间分布特征 |
| 3.2 暴雨季节变化特征 |
| 3.3 暴雨年际及年代际气候变化特征 |
| 3.4 暴雨区域性特征 |
| 3.5 暴雨区域相关性特征 |
| 3.6 暴雨同时性特征 |
| 3.7 各站暴雨过程历史极端值 |
| 3.8 本章小结和讨论 |
| 第四章 广西暴雨年内非均匀性分布异常成因 |
| 4.1 广西暴雨集中度(期)气候特征 |
| 4.2 广西暴雨集中度(期)异常对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变化的响应 |
| 4.3 热带季节内振荡对广西暴雨集中度的调制作用 |
| 4.4 太平洋海温异常对暴雨集中度(期)的影响 |
| 4.5 季风对暴雨集中度异常的影响 |
| 4.6 冬季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对广西暴雨集中度的影响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气季节内振荡对广西暴雨的调制作用 |
| 5.1 MJO对广西暴雨的调制作用 |
| 5.2 MJO对影响广西热带气旋发生发展的调制作用 |
| 5.3 大气季节内振荡对广西区域持续性暴雨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广西大范围暴雨年代际增多的气候成因 |
| 6.1 广西典型大范围暴雨过程的天气形势 |
| 6.2 大气环流异常的年代际变化特征 |
| 6.3 广西大范围暴雨过程的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
| 6.4 广西大范围暴雨与太平洋海温年代际振荡(PDO)的关系 |
| 6.5 PDO对高度场的影响 |
| 6.6 PDO对风场的影响 |
| 6.7 PDO对大气对流运动的影响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和展望 |
| 7.1 全文总结 |
| 7.2 特色与创新 |
| 7.3 未来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四、CLIMATIC JUMP FROM LATE 1970S TO EARLY 1980S AND ITS EFFECT（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D]. 蒲诗璐. 四川大学, 2021(12)
- [2]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D]. 李金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湖泊浮游植物演替历史与流域人类活动的关系分析 ——以杞麓湖为例[D]. 杨鸿雁.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6]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D]. 戎卿文. 东南大学, 2020
- [7]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D]. 黄庄巍.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8]华北温度异常引起的寒潮和热浪灾害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D]. 候启.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气候变化对京津冀水资源的影响及对策[D]. 于占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9(01)
- [10]广西暴雨气候变化异常特征及其成因研究[D]. 覃卫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