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企业需求为根本 突出鲜明的职业性——对设置铁道信号函授专业的一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张根健[1]（2019）在《幼儿教育师资有效供给研究 ——以D省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为例》文中认为学前教育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幼儿园教师岗位是一个拥有专业特质的职业,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则要求幼儿园教师应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段教师的专业素养。但是就目前的现实而言,学前教育仍是整个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幼儿师范教育的基础相对薄弱。从本研究的调查来看,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地表现在:规模供给满足不了学前教育发展对师资的需求;结构质量和过程质量不高成为实现幼儿教育师资专业化目标的瓶颈;城乡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加剧了师资供需的结构矛盾。特别是供给不足和不良供给同时存在,供给问题与需求因素相互交织,幼儿教育师资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通过对D省幼儿教育师资供给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分析发现:师资供给的要素水平不高,要素配置整体处于低水平状态;师资供给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地域结构、资源配置结构不能适应师资有效供给的要求。究其原因,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人才培养过程呈现封闭性,供需结构未能实现有效对接;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师资供给体制不顺运行机制不健全,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不合理,供给主体内生动力不足。总之,幼儿教育师资现实的供需矛盾与国家为学前教育规划的蓝图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如何缓解幼儿教育师资供需矛盾,怎样配置好幼儿师范教育资源,实现院校与幼儿园高质量的协同育人?成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和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共同面临的课题,也是本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本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在对D省幼儿教育师资的供与需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当前国家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运用的方法论为指导,形成自身的理论框架,围绕实现幼儿教育师资有效供给的目标展开问题分析,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拓宽了理论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应用价值。本研究坚持从供需关系出发,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为支持,建构幼儿教育师资供需合作共同体模型,重构供给主体体系,提出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体制改革方案,进行了幼儿教育师资供给机制创新设计,以回应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对当前进行的幼儿师范教育改革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依据上述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本研究的详细过程和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梳理了相关概念与观点,提出了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并据此建立了幼儿教育师资有效供给研究的理论框架。其次,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调查研究法对全国和D省幼教师资供需问题进行了现实透视,为本研究提出了问题指向。接着具体从供需两个视角对幼儿教育师资供给现状进行深入剖析,一方面对D省12个县市区的幼儿教育师资供给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结构分析,获取到本研究所需的重要数据;另一方面通过对师范生、新教师、园长三类群体的调查,从需求方评价的视角对师资供给的过程质量进行分析。第三,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调查研究法分别就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中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进行了结构性分析,进一步发现影响师资有效供给的深层次问题及其成因,为提出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提供了建构思路。第四,从基本需求、有效需求和未来需求三个层面探寻了幼儿教育师资需求侧对幼教师资有效供给的影响,为提出幼教师资有效供给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供需矛盾体中另一矛盾主要方面的依据。第五,在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框架的指导和多元理论的支持下,提出了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建构了幼儿教育师资供需合作共同体模型,对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制进行了体制创新设计。第六,探讨了与供给新体制相适应的幼儿教育师资供给机制创新设计,从有效供给的三个本质特征与要求出发分别提出了建立完善幼儿教育师资供给规划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构想与建议。最后,在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和自我评价,提出了后续研究的设想和展望。
刘晓莉[2]（2018）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就业质量作为就业的主要内容和更高要求,是反映国家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面临当前国内外的机遇与挑战,我国政府对就业质量给予了高度重视,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高职院校学生作为技能人才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永续动力。然而,相关数据显示,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低、薪酬低、离职率高、就业满意度低等现象普遍存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企业和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高效运行。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将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作为研究主题,运用管理学相关理论围绕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及对策展开深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借鉴质量管理学中质量的概念,从需求角度重新解读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内涵,将其界定为企业和高职院校学生对就业的满足程度,具有全面性、动态性、经济性、适宜性四大特征。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的生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划分为毕业前的培养、毕业时的求职、毕业后的职业发展三个阶段,本研究以企业和学生利益需求为宗旨,以三阶段为主线构建分析框架,展开系统研究。第二,培养阶段是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的基础阶段。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是决定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人才培养是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经分析发现,该阶段导致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高职院校服务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对接以及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下高职院校的就业能力培养与学生需求不对接。通过构建高职院校服务动态能力以及学生就业能力的理论模型,使高职院校与企业和学生发生良好互动,弥补服务供给功能的缺失,供给契合产业动态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和学生的就业能力需求。第三,求职阶段是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的关键环节。用人单位专业技能信息甄别机制不完善以及学生专业技能信号弱,造成企业与学生之间存在严重的专业技能信息不对称,进而引发学生就业能力与薪酬匹配效率低,是该阶段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水平的主要原因。针对该原因,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从企业和学生两个角度出发,在劳动合同中分别设计信息甄别和信号发送两种薪酬机制。效用分析结果表明,在求职过程中,企业首先考虑高职院校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是否达到用人标准,再考量关键能力,通过在合同中设计不同薪酬方案,能够有效地规避专业技能信息不对称,筛选出具有不同就业能力的学生,实现就业能力与薪酬的高度匹配;信号发送机制印证了职业资格证书能够真正反映出高职院校学生的专业化程度以及其对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水平,是高职院校学生彰显高技能水平并区别于其它层次教育人才的有效手段,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能力信号作用。第四,职业发展阶段是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的主要阶段。一方面,在后期职业发展中,高职院校学生隐性职业素养是除了显性就业能力之外的企业所关注的潜在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职位晋升、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就业满意度等;另一方面,企业所提供的职业发展空间是高职院校学生实现更高需求的有力保障,是学生判断就业质量高低的重要依据。但由于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及企业所提供的职业发展空间均难以满足彼此需求,制约了就业质量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本研究明晰了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三个关键要素为职业道德、职业行为习惯和职业精神,阐释了职业发展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即公平的晋升机制,定期的在职培训,正确的择业观念,完善的社会就业保障。针对以上分析和结论,本研究提出了实现高职院校学生高质量就业的行动路径。首先,高职院校要培育自身感知环境能力、柔性决策能力和重构资源能力契合企业服务动态需求,加强学生信息能力、跨界融合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绿色技能的培养,满足新时代学生就业需求。其次,企业要建立灵活的薪酬机制,政府要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高职院校要积极开展就业指导,并行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关键能力,提高市场人力资源匹配效率。再次,企业、高职院校和学生三方共同参与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并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举办多样化的职业培训形式,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健全社会就业保障制度,进一步拓宽学生职业发展空间。通过对生成过程中各阶段的管理与控制,满足企业和学生双方利益需求,提升、优化和保障就业质量,最终确保高职院校学生高质量就业的顺利实现。
朱东北[3]（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何谐[4]（2017）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构建研究》文中指出学位是一种制度化的身份象征,展示出持有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的类型与规格。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发展,知识学习和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往熟练操作的基层职业岗位需要更强的知识行动者,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知识、技能和素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此映射到高等教育及其学位上表现为:高等教育职业化和职业教育高等化并存,出现多种面向职业的学位制度,逐步形成以“应用型学位与学术型学位”为主体架构的学位格局。我国虽然已实施面向职业领域的专业学位,但以职业岗位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却没有实施学位制度。2014年始,为搭建应用型人才接续培养制度、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国家相继出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等文件,皆提出要探索与建立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特别是专科层次学位。不仅在国家层面上而且一些高职院校早已自发性地掀起了践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热潮。如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尝试授予的“工士学位”,还有上海、北京、珠海、厦门等地以联合办学的方式授予境外和中国香港的“副学士学位”。基于此,本研究以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为主要研究目标,兼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实施后,应该从法律完善、组织建设和文化—认知形成三方面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化、合法化进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是专科层次的应用型学位,它具有实践知识评价属性、实践文化属性和职业权力属性。这一点可以从学位的一般属性、职业教育文凭功能的历史演变和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推理和得到印证。高等职业教育学位与职业资格证书不同,它是系统化、有计划、有目标的应用技术人才评价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安排必须以其本质属性为理论指导,以明确的角色定位为前提,通过访谈调查、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获得各结构要素设计的支撑性依据,进而构建出基于理论样态的、完整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具体而言,这一学位制度分为“学位点设置、授予标准、管理机制以及衔接机制”四个要素,得出以下结论:设置服务于区域产业和行业发展的高职学位点。众所周知,普通高等教育学位在学科目录体系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申报和授权,学位点设置受到严格的学科规训。然而高职学位点区别于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它面向更加灵活和动态的市场需求,因此学位点建设与评估需要机制创新。高职学位点建设要突破传统学科目录的规训,在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范围内遴选达标建设的专业设立学位点,组建非政府部门的专业咨询与指导委员会,实施以产业和行业区域性需求为导向的学位点设置与评估机制。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将更快速地变革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因而高职学位点设置要在稳定和变革中取得平衡,一方面要发挥制度规约的优势,但同时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设计高职学位国家层面的统一授予标准。高职学位授予的国家标准起到最低质量保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由省级政府（直辖市、自治区）制定与审批各专业的区域标准。从标准体系的宏观层面将高职学位授予标准分为目标、过程、结果三个维度。第一,高职学位授予的目标标准实质是高职学位教育目标,其立足于高等职业教育目标,体现国家和社会的期待。高职学位的目标标准不同于科学研究专家的人才培养目标,这类岗位的人才规格指向具体的执业知识、职业技能与技术伦理,并有能力升入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毕业生。第二是过程标准维度,即高职学位教育的培养过程,应注重“目标—情境—对策”的岗位模拟实践教学法的运用,设计出以传授实践知识、培养执业核心技能、塑造具有职业道德规范和技术伦理的学位课程体系。第三是结果标准维度,即学位考核项目及其标准,主要涉及学制、学业成绩、实习结果、毕业设计及其他的标准,关键是通过职场模拟考核学生技能形成、使用及其熟练度是否达标。建立以省级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参与授权审核和授予决策的学位管理机制。当前存在两种学位管理的典型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三方机构专业审核与认证模式;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主管部门审核与评估模式。我国实行国家学位,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管理宜采用英国模式。从授权审核的主体及其运行上,高职学位的最高授权主体是代表国家意识和权力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但其作为委托人并不直接行使该权力,仅发挥着整体规划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高职学位授权与审批的权力执行主体是省级（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主管部门,由各行业、企业、专业协会和高职院校的专家代表组成的“审核与评估委员会”是审核与评定提出高职学位授予权申请的高职院校是否具备资格的专门机构。从授权标准上,应从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和培育职业人两个方面制定授权的具体标准。从学位授予工作上,在高职院校建立由相关行业的专家、一线教师（教授或专业技术高级职称者）、以及学校管理人员组成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建设高职学位与学士学位、职业资格的衔接融通机制。高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学位衔接是同类型学位体系间的升学衔接,应该采用学分认证与转换机制,在高职院校与应用型高校形成合作联盟的基础上,共同研制学分评估与认定办法,并着力发展与完善专业学士学位制度。高职学位与学术型学士学位的衔接是不同类型学位体系间的升学衔接,应该采用考试考核的招生选拔机制,由大学组织试题命题和考试活动等,以笔试和面试的方式选拔具有学术研究兴趣和潜力的、对不同学科具有有一定认识的学生。而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对接,应该明晰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关系,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以知识、技能和能力为维度制定各资历等级标准,以此为常模参照,实现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等级的衔接。从制度创建的实质意义上讲,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本体设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希望该制度投入运行后能够扩散、持久、最终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制度内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内化实质是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合法化、社会化的过程。本研究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提出三条合法化途径:第一,在法律层面上,应该处理好高职学位授予权中行政属性和行业属性的关系,在现有的《学位条例》和《职业教育法》中补充制订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内容。第二,在组织层面上,重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组织目标,各高职院校加大力度制定与完善学校章程,选拔具有变革能力的领导者。第三,在文化—认知层面上,培育以学生和教师为制度核心主体“精益求精”的价值认同,完善互补性制度以诱致技术文化实践,打破学科文化,建构高职学位制度的技术文化,最终升华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文化。
隋国成[5]（2017）在《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本科师范后高层次应用型师资的培养形式,已逐渐成为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于1996年设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收具有本科学历和三年以上基础教育工作经历的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运用高校的教育教学资源,提高其应用实践能力。2009年,教育硕士的招生范围从在职人员扩大到应届本科毕业生,形成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双轨并行的格局。随着招生政策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强,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数量逐年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来源。鉴于此,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教研等应用能力,日益受到高校、中小学校等教育机构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高校（University）与中小学校（School）合作的U-S,以及高校、政府部门（Government）和中小学校三方协调的U-G-S等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然而,基于对10所大学、6所中小学校和2所教师进修学校（院）教师及管理人员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高校、政府部门和中小学校之间缺乏顺畅有效的沟通;各主体间没有建立统一的考核评价方式;高校导师群体偏重理论研究,难以兼顾实践指导;中小学导师群体缺乏系统化的实践指导方法,难以提高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培养的硕士生教学能力相对较弱,教研能力不强等问题。这与教育硕士培养目标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如何提高教育硕士的教学、教研等重要能力的培养水平,是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提高教育硕士教学和教研能力,2010年以来,国内已有师范类大学联合地方教师进修学校（院）等基础教育研训机构探索实施了“高校-基础教育研训机构-中小学校”（U-T-S）共同培养教育硕士的新型模式。该模式以教师进修学校（院）作为教育硕士的专业实践平台,介入高校和中小学校之间,为教育硕士的应用能力培养引进实践指导水平较高的校外导师、提供专门的教研能力提升场所,综合管理教育硕士的实习实践,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育硕士教学和教研等应用能力。相比于“高校-中小学校”（U-S）和“高校-政府-中小学校”（U-G-S）,该模式充分利用和发挥教师进修学校（院）集基础教育教研、培训功能与一身,兼具业务指导、教育行政管理等职能的优势,整合辖区内的教育资源,为教育硕士提供教学实践、教学研究的有效平台。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U-T-S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第一,三方主体对异质资源缺乏重视,且整合力度较低;第二,三方主体间的组织边界不明、利益诉求及沟通存在障碍;第三,三方主体联合培养的合作组织机构不健全、彼此地位不平等、角色认知与分工不合理、评价机制不完善;第四,三方主体内外协调机制缺失与内部管理协调机制缺位。完善U-T-S模式,可有选择性的参考国外经验,并从理论基础和运行机理等角度确立现有模式优化发展的总体思路。美国和日本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设立较早的国家,在教育硕士的培养中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形成“资源共享的共同体合作机制”,“针对培养环节协调共商的过程培养机制”和“相互参与的立体化评价体系”等。这些经验都对我国完善U-T-S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战略合作理论观之,U-T-S联合培养模式以高校、基础教育研训机构与中小学校等三方主体的合作为基础,强调主体之间建立长期的稳定关系形成纵向的战略联盟,并且要从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角度出发,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建立合作培养机制;基于博弈论视角分析,在战略合作的基础上,三方主体在教育硕士的联合培养中存在着多方的博弈,各方主体都应以整体利益为重,认真履行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合作博弈的共赢;从协同理论来看,三方主体尽管相对独立,但是在合作博弈中彼此相互开放,共享各自的优势资源,相互支持、相互协调,共同提高教育硕士培养水平。基于以上认识,U-T-S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其各主体的功能分别是:高校重点培养教育硕士的理论和科研整体素质;基础教育研训机构侧重于结合中小学工作的实际,强化教育硕士生的教学和教研等重要能力;中小学校主要为教育硕士参与教学和教研工作实践提供条件和指导。高校的教育硕士培养管理者群体主要参与制定培养方案和建设管理体系;高校导师群体重在提高研究生的学术科研整体素质;研训机构的教研员群体主要负责教育硕士的教研实践指导以及相关实习实训协调工作;中小学校方面的参与者主要在实际工作中深入指导教育硕士的教学实习。从整体来看,U-T-S的运行动力主要来自高校实力强劲的学术力量、研究生自身实习和参与科研的需求、中小学校优化师资队伍并争取同高校建立密切合作的意愿、研训机构对资质和社会影响力的追求等四个方面;同时,U-T-S运行的“制动力量”主要是各方主体共同约定并遵守的多种保障制度。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理论分析,围绕提升培养水平的目标,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U-T-S联合培养模式的优化发展应从五个方面实施。第一,优化U-T-S联合培养的资源开发机制,通过多种手段,整合异质资源,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三方资源的有机整合和深度融通。第二,理清U-T-S三方运行动力机理,明细U-T-S动力源,通过事业导向的内部精神驱动与合作共赢的外部利益驱动,激发U-T-S联动培养的合作动力。第三,建立健全U-T-S联合培养的保障制度,强化U-T-S联合培养的合法性认同。第四,构建三方产学研一体化、文化交融的互通互融创新合作机制;由政府部门组织协调,打破三方制度壁垒,建立利益分配合理的U-T-S长效联动培养机制;明晰U-T-S三方联动培养教育硕士的职权、责任,建立互动、互利、互惠的三方协同的制度创新机制。
占雪梅,张甄[6]（2017）在《铁道信号联锁设备的故障诊断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不断的发展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铁路领域的发展进步,人们对于铁道信号也逐渐增强对其的重视度,本文主要立足于铁道信号联锁设备的故障诊断,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此期望为我国今后在对于铁道信号联锁设备的故障诊断分析问题上,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张慧青[7]（2017）在《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指出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对接,被视为区域职业教育形成和特色发展的标志,而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接常常转化为区域产业结构与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之间的匹配与调适。本文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出发,教育领域聚焦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经济领域聚焦中观产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视角研究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产业人才结构与之相适应;就业结构又决定了高职教育的专业结构,因为各个领域所需的专门技术技能人才又是通过不同的"专业"培养来实现的。而实际情况是我国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问题还相当突出,已严重影响到高职院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严重影响到高职的生存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也必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呈现了怎样的规律和特征?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如何跟随产业结构发展实现科学动态调整的?由这些追问引发出问题意识,研究者试图从纵向的历史视角和横向的国别（地区）视角,通过策略的解读,来认识、发现、反思产业结构演进和专业结构调整的互动规律及国外专业结构调整路径,以便为后续专业结构调整策略的提出提供更可靠的依据。由此,论文沿着专业结构调整什么?（调整的内容）和怎么调整?（调整机制）的主线,回溯了建国后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和专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国外研究则从内容和机制两大方面归纳了专业结构调整的特征,并以山东省为例对山东省的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结构间的现状、问题及高职专业招生预测作了系统的数理统计分析和深入研究,提出了山东省专业结构调整的策略。理论和实践从来都是双向建构的过程,实证研究范式的运用旨在通过数据分析透析事物的本质,并归纳发展的一般规律。论文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利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对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结构的适应性做出了综合评价,并利用产业-高职偏离程度和高职-就业偏离程度两个指标对山东省产业结构、高职专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结构的吻合度做了分析,进而归纳了山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厘清问题,旨在预测。论文采用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和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求得2016-2020年高职专业大类的招生比率预计值,从而为山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调整提供数据支撑。基于以上研究基础,论文尽可能的避免经验主义,总结归纳出了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五大原则,从经验借鉴、科学规划、行动框架和具体措施四个层面提出了山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并依据统计分析数据指出了山东省专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上便是论文的几个主要章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专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国（境）外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教育结构适应性分析与评价""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职专业大类招生比率预测""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原则和策略"的主要内容和行文逻辑。总体上,论文的研究过程是基于问题的不断追问,研究者的思维贯穿其中。因此,相对于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本研究也呈现了一种研究的方法论,以期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向大家提供可相互交流和启发的研究范式。
聂永成[8]（2016）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推动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教育转型分流势在必行。当前,新建本科院校普遍存在的招生难、就业难与劳动力市场频频出现的招工难的矛盾,以及新建本科院校愈演愈烈的更改校名之风和面临的诸多发展困境等现实说明,推动新建本科院校顺利转型分流,首先必须明确各利益主体在转型分流中的价值取向,并协调利益主体间的价值取向冲突。为此,本研究主要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进行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探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与分流密不可分,转型是分流的背景和目的,分流是转型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手段,因此本研究把二者合称为“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特指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新建本科院校对学校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间的关系进行分化和调整,使学校办学类型发生根本性的质变,进而实现学校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平衡,促进人的发展、学校系统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是指转型分流的主体依据自身的本性、目的、需要或能力,在面对和处理转型分流中的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性,它主要体现在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师资队伍、办学资源等转型分流的六个关键性要素中。实证调查表明,新建本科院校对转型分流政策抱有较为矛盾的心态,并出现了“积极拥护型”、“功利支持型”、“左右观望型”、“暗中抵制型”和“明确反对型”等五种不同的类型;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及其家长、企业等对转型分流政策均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调查发现,新建本科院校表面上均确立了应用型的办学定位,但实际定位趋同于学术型大学;普遍重视并积极推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但办学实践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明显,应用性特征突出不够;普遍重视科研工作,但由于科研定位不合理和缺乏应用性科研能力,应用性科研工作难以深入开展;大部分院校服务面向定位过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亟待提高,服务社会的深度和力度均不够;普遍重视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但现实中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障碍,师资队伍建设流于形式;普遍缺乏办学资源,但资源管理能力更为欠缺,资源来源渠道单一,内部资源开发不够,使用不合理,同时,政校企合作缺乏沟通、协调,产教融合推进困难。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中的价值取向冲突表现在不同层面:其一,在转型分流问题上,省级政府和一些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市级政府持有的是以地方政治、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功利性或效率性价值取向,这与主要追求政治合法性的中央政府产生价值冲突;其二,政府的转型分流政策导向经历了由中央政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地方政府实际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嬗变过程,而资源分配政策和转型分流配套政策则分别体现了地方政府注重效率和投机性的价值取向,相互矛盾的政策导向既导致新建本科院校进一步丧失办学自主权,也可能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同质化”;其三,社会公众朴素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导致其不支持政府的转型分流政策,并对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分流政策选择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其四,新建本科院校希望通过校企合作实现以促进教育质量提高为中心的多重价值诉求,这与行业企业希望通过校企合作实现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诉求产生一定的价值冲突,并影响了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其五,高校既期待享受转型分流的政策红利,又担忧政策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专业教师既希望通过转型分流实现自主发展和收获名利,又对转型分流政策存在较多思想顾虑,学生从自身的发展利益出发,对转型分流持有既担忧又有所期待的矛盾心态,这些因素均导致新建本科院校内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产生价值取向冲突。导致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价值取向冲突的原因多样:首先,由于政府转型分流政策顶层设计不够与统筹协调不力,各利益主体间未能实现价值互认,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贯彻、落实政策不到位甚至出现政策“变形”,以及社会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缺位”和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游离”状态,进而削弱了转型分流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其次,理论界对转型分流政策研究不足,社会评估中介组织监督主体缺位,新闻媒介未能及时引导社会舆论,社会公众深受传统文化观念制约,这些社会因素也是导致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再次,过度看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长期投资,以及校企合作的高成本和高风险,这些因素均影响了企业积极履行校企合作的社会责任,同时,行业协会尴尬的现实地位也限制了其在校企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由于办学自主权未得到完全落实,新建本科院校不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同时,受惯性思维发展观和制度惯性的双重影响,院校的办学模式趋同综合性大学,发展动力严重不足。总结欧洲创业型大学和欧洲应用科技大学转型分流中的价值取向,前者在办学定位上将学术机构与商业公司合二为一,后者则坚持“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前者注重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比翼齐飞,后者则强调实践导向与政社企积极参与;在科学研究上,前者力求实现创造价值与反哺学术两全其美,后者则坚持应用导向下的教学与科研相互融合;在社会服务上,前者重视政府引导与校企合作和协有序,后者则坚持在服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前者重视专业能力市场能力内外兼修,后者则坚持教学科研能力与实践经验并重,专兼职结合;在办学资源方面,前者坚持多方筹集与内部调节相结合,后者则坚持政府拨款与学校多方争取相结合。二者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指导我国新建本科院校更好地协调转型分流中各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协调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中的价值冲突必须坚持以“质量公平”为核心价值取向,兼顾转型分流中的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问题,并坚持尊重规律与促进发展相结合原则、自主选择与差别对待相结合原则、宏观统筹与微观优化相结合原则,灵活运用平等合作机制、协商谈判机制、立法规范机制、行政协调机制、利益诱导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完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其中,中央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作用,优化转型分流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应完善省级统筹与区域联动机制,促进产教融合与协同育人。社会层面的专家学者应加强相关政策研究,夯实中国特色应用型教育理论基础;新闻媒体则应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促进观念变迁与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第三方评估机构则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参与构建应用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企业则应增强主体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形成“资源共享、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用、责任共担”的深度合作模式,行业组织则要提升责任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新建本科院校则应更新办学理念,着力进行内涵建设与外部协调,具体来说,即应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和“特色化”的办学定位;创新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和教学模式改革,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转变科研导向,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并坚持科研服务教学;坚持面向地方,瞄准市场,强化社会服务职能;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拓展师资来源渠道,提升教师的能力素质,完善师资管理制度;拓展办学资源,实现资源来源的多元化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毛晓君[9]（2016）在《浅析站改工程中信号系统施工》文中提出随着铁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铁路客货运布局不断调整优化,铁路站改工程逐年增多,改造范围也不断扩大,铁路站改工程的实施在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信号系统是铁路核心系统之一,是控制铁路列车运行,保证行车安全,实现行车指挥自动化,提高运输效率,改善行车组织的关键系统。站改工程铁道信号施工均要在既有设备不能全面停止使用的情况下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度远远大于新开车站。
龚森[10]（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研究（1979-2011）》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福建高等职业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历经了创办兴起、整顿充实、跨越发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历程,高等职业教育在曲折中奋斗,在奋斗中成长,在成长中壮大,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为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福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从而以史为鉴,充分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推进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本论文采取文献研究法、因素分析法、访谈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根据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特点和标志性事件,将其分为初步发展（1979-1989年）、整顿充实（1990-1999年）、跨越发展（2000-2011年）三个阶段进行研究,系统探讨每个历史阶段福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各种动因和历史背景,全面考察了各个历史阶段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情况,并反思总结了每个阶段福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贡献、存在问题与主要不足。最后,通过系统探究改革开放以来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历程,概括总结出六大特点和八条基本启示,并在国际国内高职改革发展宏观背景下分析了福建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加快福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对策措施。
二、以企业需求为根本 突出鲜明的职业性——对设置铁道信号函授专业的一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企业需求为根本 突出鲜明的职业性——对设置铁道信号函授专业的一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幼儿教育师资有效供给研究 ——以D省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与意义 |
| (一) 研究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幼教师资有效供给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幼教师资有效供给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观点 |
| (一) 供给与有效供给 |
| (二) 幼教师资的有效供给 |
| (三) 幼教师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二、幼教师资有效供给研究的方法论指导 |
| (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
|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观点及其方法论 |
|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法论对于幼教师资供给的适用性 |
| (四) 幼教师资有效供给研究的方法论指导 |
| (五) 幼教师资有效供给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
| 第二章 幼教师资供需问题的现实透视 |
| 一、全国幼教师资供需现状分析 |
| (一) 总量不足和类别差异是师资供需的突出问题 |
| (二) 结构质量不高成为实现幼教师资专业化目标的瓶颈 |
| 二、D省幼教师资供需现状分析 |
| (一) 师资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
| (二) 不良供给制约了师资质量供给水平 |
| 三、基于三个维度的师资供给结构分析 |
| (一) 调查方案设计 |
| (二)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三) 调查结论 |
| 四、基于需求方评价的师资供给过程质量分析 |
| (一) 评价设计与组织 |
| (二)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三) 调查结论 |
| 第三章 幼教师资现实供给中的微观结构问题 |
| 一、供给方案要素的结构问题 |
| (一) 培养方案文本分析的依据 |
| (二) 方案要素存在的现实问题 |
| 二、供给条件要素的结构问题 |
| (一) 条件要素分析的依据 |
| (二) 条件要素存在的现实问题 |
| 三、供给侧背景下供给微观结构的问题分析 |
| (一) 供给微观结构问题呈现的特征 |
| (二) 供给微观结构问题的成因探析 |
| 第四章 幼教师资现实供给中的宏观结构问题 |
| 一、供给宏观结构中的现实问题 |
| (一) 类型结构不能与规模需求相适应 |
| (二) 层次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现象较严重 |
| (三) 科类结构对师资需求的适应性不强 |
| (四) 地域结构的不均衡性十分突出 |
| (五) 资源配置结构错位较为严重 |
| 二、供给侧背景下供给宏观结构的问题分析 |
| (一) 供给体制不顺运行机制不健全 |
| (二) 政府(部门)主体角色不到位 |
| (三) 院校主体内生动力不足 |
| (四) 其它主体的主体意识缺失 |
| 第五章 幼教师资需求侧对幼教师资有效供给的影响 |
| 一、需求侧的基本需求对师资有效供给的影响分析 |
| (一) 需求侧需求主体的基本诉求分析 |
| (二) 需求侧师资需求政策的影响分析 |
| 二、需求侧有效需求对幼教师资配置的影响分析 |
| (一) 标准需求导向下幼教师资配置存在的问题 |
| (二) 有效需求下幼教师资配置的影响因素及其模型构建 |
| 三、二孩政策对幼教师资未来需求的影响分析 |
| (一) 二孩政策下D省入园适龄人口预测分析 |
| (二) 二孩政策对D省幼教师资供给带来的影响 |
| 第六章 基于主体融合的幼教师资供给体制创新 |
| 一、幼教师资供给新体制架构 |
| (一) 幼教师资供给新体制的设计方案 |
| (二) 基于多元理论支持的供需合作体构成模型 |
| (三) 供给侧主体功能设计 |
| 二、幼教师资供给的办学体制设计 |
| (一) 坚持政府主导和省级统筹的体制 |
| (二) 强化师范院校的主体作用 |
| (三) 创新多元化的办学体制 |
| (四) 促进协同培养人才制度化 |
| 三、幼教师资供给的管理体制设计 |
| (一) 新型主体间的两种性质的关系 |
| (二) 幼教师资供给的宏观管理体制设计 |
| (三) 幼教师资供给的微观管理体制设计 |
| 四、幼教师资供给的人才培养体制设计 |
| (一) 落实师德养成教育的常规制度 |
| (二) 建立专业培养方案的编修评估制度 |
| (三) 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
| (四) 确立实践取向的专业培养模式 |
| 第七章 基于有效供给的幼教师资供给机制创新 |
| 一、适应需求的供给规划机制 |
| (一) 建立基于市场的师资供需预测机制 |
| (二) 强化政府统筹的供需预警机制 |
| (三) 完善省级统筹的分类规划机制 |
| (四) 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机动规划机制 |
| 二、服务需求的供给动力机制 |
| (一) 市场调节与竞争机制 |
| (二) 院校内部动力机制 |
| (三) 主体合作动力机制 |
| 三、引领需求的保障机制 |
| (一) 市场准入机制 |
| (二) 监督评估机制 |
| (三) 均衡供给机制 |
| (四) 投入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内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的内涵及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的内涵解析及特性 |
| 一、就业质量的内涵解析 |
| 二、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的内涵解析 |
| 三、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的特性 |
| 第二节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过程及研究框架 |
| 一、理论基础 |
| 二、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过程三阶段及其关系 |
| 三、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过程的关键要素及其关系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培养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分析及能力构建 |
| 第一节 培养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表征 |
| 一、招生人数与就业人数增长不协调 |
| 二、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低 |
| 第二节 培养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成因分析 |
| 一、高职院校服务供给与企业动态需求不对接 |
| 二、高职院校就业能力培养与学生需求不对接 |
| 第三节 高职院校服务企业动态能力 |
| 一、动态能力理论 |
| 二、高职院校服务企业动态能力的内涵 |
| 三、动态能力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中的重要性 |
| 四、产业结构升级下高职院校服务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 |
| 第四节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 |
| 一、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的内涵 |
| 二、就业能力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中的重要性 |
| 三、技术进步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的构建 |
| 第四章 求职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分析及机制设计 |
| 第一节 求职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表征 |
| 一、薪酬水平低 |
| 二、就业稳定性差 |
| 第二节 求职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成因分析 |
| 一、高职院校学生专业技能信息不对称 |
| 二、专业技能信息不对称下就业能力与薪酬匹配效率低 |
| 三、企业专业技能甄别机制不完善 |
| 四、高职院校学生专业技能信号弱 |
| 第三节 企业专业技能信息甄别机制设计与效用分析 |
| 一、信息甄别 |
| 二、企业专业技能信息甄别机制设计的必要性 |
| 三、企业专业技能信息甄别机制的设计 |
| 四、企业专业技能信息甄别机制的效用分析 |
| 第四节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资格证书信号发送机制设计与效用分析 |
| 一、信号发送 |
| 二、职业资格证书信号发送机制设计的必要性 |
| 三、职业资格证书信号发送机制的设计 |
| 四、职业资格证书信号发送机制的效用分析 |
| 第五章 职业发展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及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职业发展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表征 |
| 一、职业期待吻合度低 |
| 二、薪酬涨幅小 |
| 三、职业和行业转换率高 |
| 第二节 职业发展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成因分析 |
| 一、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不符合企业需求 |
| 二、职业发展空间未满足高职院校学生需求 |
| 第三节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主要内容 |
| 一、职业道德 |
| 二、职业行为习惯 |
| 三、职业精神 |
| 第四节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发展保障体系 |
| 一、职业发展保障的概念及目的 |
| 二、职业发展保障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中的重要性 |
| 三、高职院校学生职业发展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 |
| 第六章 高职院校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动态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育 |
| 一、高职院校服务企业动态能力的培育路径 |
| 二、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路径 |
| 第二节 薪酬机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一、薪酬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
| 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三、积极开展就业指导 |
| 四、专业技能与关键能力并行培养 |
| 第三节 职业素养提升及职业发展保障 |
| 一、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提升路径 |
| 二、高职院校学生职业发展保障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民国工会研究述评 |
| 1.2 史料、概念与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发轫：合法工会的蜕变 |
| 2.1 民初工会崛起的背景 |
| 2.2 从行会到工会 |
| 2.3 自发与党治：工会形成的轨迹 |
| 2.4 国家与工会的沟通形式 |
| 第3章 组织活动与现代事业 |
| 3.1 工会的组织形态初建 |
| 3.2 工会活动家的产生 |
| 3.3 社会援助的开展 |
| 3.4 越界、混乱与新秩序 |
| 第4章 重构：制度塑造和组织实态 |
| 4.1 国民党工运的停顿与重整 |
| 4.2 党治与整理：过渡性的转换机制 |
| 4.3 表与里：制度话语与地方秩序 |
| 第5章 变革的张力、技术与向度 |
| 5.1 工会化测评(一) |
| 5.2 会结构的演变 |
| 5.3 职工会、总工会及厂工会 |
| 第6章 从“人”到“群”的互动空间 |
| 6.1 工会及会员 |
| 6.2 会务运行状况 |
| 6.3 有限的公共空间 |
| 6.4 文娱活动 |
| 第7章 特别系统：特种工会的组织形态 |
| 7.1 组织网络的合法扩展 |
| 7.2 会员划归：以海员工会为例 |
| 7.3 基层实态：以“分事务所”为例 |
| 第8章 劳资争议处理(上) |
| 8.1 日常处理形态 |
| 8.2 重大调处机制 |
| 8.3 合法工会的“强”、“弱”转移 |
| 第9章 劳资争议处理(下) |
| 9.1 工潮与政府因应 |
| 9.2 合法化行为：新新公司工潮案 |
| 第10章 转型：战时工会反思与调适 |
| 10.1 工会化测评(二) |
| 10.2 出会与入会：工会“同群感”的量度 |
| 10.3 “趋上”抑或“附下”：工会走向的论争 |
| 10.4 “工合”与工会：互通与问题 |
| 第11章 国家意志与工人意愿的折冲 |
| 11.1 从工人教育到工人训练 |
| 11.2 战时调适：示范、奖励与福利 |
| 11.3 法外空间：异化与抵制 |
| 第12章 复建：结构变革与角色困境 |
| 12.1 工会管理体制调适 |
| 12.2 工会化测评(三) |
| 12.3 地方工会的重组及运行 |
| 12.4 战后工会的权威关系 |
| 第13章 经济社会中的工会作为 |
| 13.1 劳工政策的进展 |
| 13.2 工会的政治参与：以选举为例 |
| 13.3 程序化的代理：从“规约”到“世俗” |
| 第1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以职业为导向的学位体系不完善 |
| （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接续培养不畅的问题 |
| （三）高职学历文凭无法对接职业标准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学位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 |
|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相关研究 |
| （四）已有研究的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学位 |
| （二）学位制度 |
| （三）高等职业教育 |
| （四）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与结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价值与创新 |
| （一）研究价值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理论审视 |
| 一、职业教育文凭功能的历史脉络 |
| （一）中世纪行会组织中的身份符号 |
| （二）近代工业革命后学校组织的学力证明 |
| （三）当代多元证书与学位化文凭 |
| 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本质界说 |
| （一）学位的一般属性论说 |
| （二）高职学位的实践知识评价属性 |
| （三）高职学位的职业权力属性 |
| （四）高职学位的实践文化属性 |
| 三、学位系统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类型定位 |
| （一）基于高等教育分类实践的学位类型分化 |
| （二）基于理想类型的学位类型分化 |
| （三）高职学位的类型定位：应用型学位 |
| 四、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纵向层次定位 |
| （一）学位层次结构的变化路径 |
| （二）域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层次定位 |
| （三）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层次定位的影响因素 |
| （四）高职学位的层次定位：学士以下层次 |
| 第二章 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构建的实践动力 |
| 一、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构建的制度需求 |
| （一）个体层面：高职毕业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诉求 |
| （二）学校层面：转变高职“断头教育”身份的诉求 |
| （三）社会层面：对接与固化一线岗位的职业标准 |
| 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构建的制度供给 |
| （一）学位制度供给的变化 |
| （二）学位制度供给的变化特征与问题 |
| （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供给缺位的反思 |
| 三、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构建的政策环境 |
| （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构建的职业环境 |
| （三）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构建的市场环境 |
| 第三章 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与学位点设置 |
| 一、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审思 |
| （一）产业、就业结构与专业设置的关系 |
| （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变化特点 |
| （三）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问题分析 |
| 二、高职学位点设置的专业建设标准 |
| （一）高职学位点设置的专业类别遴选标准 |
| （二）高职学位点设置的课程建设标准 |
| （三）高职学位点设置的师资队伍建设标准 |
| （四）高职学位点设立的校企合作建设标准 |
| 三、高职学位点设置的评估体系 |
| （一）高职学位点设置的评估主体 |
| （二）高职学位点设置的评估方式与内容 |
| （三）高职学位点设置的评估运行 |
| 第四章 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授予标准设计 |
| 一、高职学位授予标准体系设计中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
| （一）高职学位授予标准的内涵 |
| （二）高职学位授予标准体系的设计原则 |
| （三）高职学位授予标准体系设计的困境 |
| 二、英美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授予标准的实践借鉴 |
| （一）以职业人为目标的学位标准设置 |
| （二）从业标准和科学理论标准相融合 |
| （三）多元的学位准入考评模式 |
| 三、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授予标准的开发 |
| （一）高职学位授予标准体系的维度结构 |
| （二）高职学位标准的目标维度设计 |
| （三）高职学位标准的过程维度设计 |
| （四）高职学位标准的结果维度设计 |
| 第五章 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管理机制建设 |
| 一、高等职业教育文凭管理的制度现状与阻力 |
| （一）高职学历文凭的授权管理与授予程序 |
| （二）高职院校获得学位授予资格的阻碍因素 |
| 二、国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管理的比较与启示 |
| （一）以专业认证为主导的美国学位管理制度 |
| （二）以国家审核为主导的英国学位管理制度 |
| （三）两种管理模式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
|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管理机制 |
| （一）国家授权视野下高职学位的授权与审核主体 |
| （二）高职学位授权审核的标准 |
| （三）高职学位授权与审核的运行 |
| （四）高职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组建 |
| 第六章 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衔接机制建立 |
| 一、高职教育在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内的衔接现状与问题 |
| （一）高职教育在教育系统内的衔接现状与问题 |
| （二）高职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衔接的现状与问题 |
| 二、域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融通与衔接经验 |
| （一）高职学位衔接机制建立的理念 |
| （二）高职学位在教育系统内的几种衔接机制 |
| （三）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认证对接的资历框架模式 |
| 三、高职学位与应用型大学学士学位的衔接 |
| （一）采用学分认证与转换的衔接方式 |
| （二）建立高职院校与应用型大学的联盟 |
| （三）制定学分评估与认定的运行系统 |
| （四）发展与完善专业学士学位制度 |
| 四、高职学位与学术型学士学位的衔接 |
| （一）采用考试考核的招生选拔方式 |
| （二）设计高职学位与学术型学士学位的共同课程 |
| （三）制定考试考核的招生选拔模式 |
| 五、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认证的衔接 |
| （一）学位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辨析 |
| （二）资历框架下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等级的对接 |
| 第七章 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化路径 |
| 一、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化的可能阻力 |
| （一）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立法滞后 |
| （二）高职学位教育与授予的组织桎梏 |
| （三）社会文化—认知层面的学术期待偏好 |
| 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化的法律完善 |
| （一）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法制化的法理分析 |
| （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授予权的性质 |
| （三）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实体法律 |
| （四）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程序法律 |
| 三、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化的院校组织转型 |
| （一）重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组织目标 |
| （二）加强学位治理的高职院校章程建设 |
| （三）选拔具有变革能力的领导者 |
| 四、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化的文化—认知建构 |
| （一）培育制度主体的精益求精的价值认同 |
| （二）完善互补性制度以诱致技术文化实践 |
| （三）建构高职学位制度的技术文化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5）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国外相关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价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假设（理论假设） |
| （二）变量说明 |
| （三）分析单位 |
| （四）研究思路 |
| （五）技术路线 |
| 五、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分析工具 |
| 六、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教育硕士培养调查及问题分析 |
| 一、教育硕士培养调查设计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问卷的设计、发放与回收 |
| （四）访谈提纲的设计与实施 |
| 二、教育硕士培养调查问卷的因素分析及检测 |
| （一）调查问卷的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 |
| （二）调查问卷的结构性因素分析及验证性因素分析 |
| （三）调查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
| 三、教育硕士培养的调查结果分析 |
| （一）基本信息统计 |
| （二）培养目标的调查与访谈分析 |
| （三）师资队伍的调查与访谈分析 |
| （四）学位论文的调查与访谈分析 |
| （五）实习实践的调查和访谈分析 |
| （六）课程设置的调查与访谈分析 |
| （七）考核评价的调查和访谈分析 |
| （八）培养效果的调查和访谈分析 |
| 四、教育硕士培养的问题与原因 |
| （一）教育硕士教研能力不强 |
| （二）教育硕士的教学能力相对较弱 |
| （三）教育硕士教研和教学能力的培养水平不高 |
| （四）教育硕士教研和教学能力培养主体间联合不足 |
| 第二章 教育硕士U-T-S培养的实践探索 |
| 一、国外教育硕士培养的经验启示 |
| （一）在多元主体之间确立了资源共享的共同体合作机制 |
| （二）在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了协调共商的过程培养机制 |
| （三）建立多元参与的立体化评价体系 |
| 二、国内教育硕士“U-T-S”培养的实践案例 |
| （一）成华区西南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 |
| （二）北碚区西南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 |
| 三、教育硕士“U-T-S”培养模式的特点 |
| （一）有利于提高教育硕士实践环节的工作质量 |
| （二）有利于基地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与培训能力 |
| （三）有利于中小学与教育硕士的互融 |
| （四）有利于教育硕士应用能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教育硕士U-T-S培养模式的现实困境 |
| 一、U-T-S联合培养中各方对异质资源依赖程度偏低 |
| （一）U-T-S各方认知偏狭，异质性资源整合不足 |
| （二）U-T-S三方对异质资源漠视 |
| （三）U-T-S各方的利益“至上”实践 |
| 二、非合作博弈增加U-T-S联动培养的风险系数 |
| （一）U-T-S联动培养模式中非合作博弈分析 |
| （二）U-T-S联合培养机制中非合作博弈风险 |
| 三、三方对合作行为的合法性认同不足 |
| （一）三方的组织边界影响其对合作行为的合法性认同 |
| （二）三方的沟通障碍影响其对合作行为的合法性认同 |
| 四、不健全合作机制致使运行效率低下 |
| （一）U-T-S合作中组织机构不健全 |
| （二）U-T-S合作中彼此地位不平等 |
| （三）角色认知失调与分工安排混淆 |
| （四）评价机制不完善 |
| 五、断续性的协调机制影响可持续发展 |
| （一）外部协调“不经济”与内部协调“不作为” |
| （二）U-T-S合作中内部管理协调机制缺位 |
| 第四章 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的理论基础和主体关系 |
| 一、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的理论基础 |
| （一）战略合作理论为多元培养主体的联合提供了思维范式 |
| （二）博弈论为U-T-S培养模式主体间的合作提供了问题解决思路 |
| （三）协同理论为U-T-S培养模式主体间的合作描绘了理论路径 |
| 二、U-T-S联合培养中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 |
| （一）U-T-S中各方主体的功能定位 |
| （二）U-T-S联合培养模式的整体优势 |
| 三、U-T-S联合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一）U-T-S联合培养模式的概念模型 |
| （二）U-T-S联合培养中相关执行者的作用 |
| 四、U-T-S联合培养过程中的博弈关系 |
| （一）U-T-S联合培养中博弈过程的基本要素 |
| （二）U-T-S联合培养中的合作博弈及其条件 |
| （三）U-T-S联合培养中各方主体的合作博弈 |
| 第五章 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模式的运行机理 |
| 一、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模式运行的利益机制 |
| （一）利益分配机制的内涵 |
| （二）利益分配的原则 |
| （三）利益分配的影响因素 |
| （四）利益分配的模式划分 |
| 二、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模式运行的合作机制 |
| （一）U-T-S三方合作的必要性 |
| （二）U-T-S三方合作的基础 |
| （三）U-T-S三方研究共同体的形成 |
| （四）U-T-S三方实训共同体的形成 |
| 三、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模式运行的动力机制 |
| （一）U-T-S三方联合的动力构成 |
| （二）U-T-S三方联合培养的制动 |
| （三）U-T-S三方联合培养的传动 |
| （四）U-T-S三方联合培养的受动 |
| 第六章 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模式的优化发展 |
| 一、优化U-T-S联合培养的资源开发机制 |
| （一）整合异质资源，提高配置效率 |
| （二）统筹财力资源，建立多层次多渠道资金投入体系 |
| 二、激发U-T-S联合培养的合作动力 |
| （一）厘清U-T-S动力发生元 |
| （二）事业导向的内部精神驱动 |
| （三）合作共赢的外部利益驱动 |
| 三、增强U-T-S联合培养的合法性认同 |
| （一）加强U-T-S联合培养的政策保障 |
| （二）增强“T”在U-T-S联合培养中的合法性认同 |
| 四、健全U-T-S联合培养的合作机制 |
| （一）构建三方互通互融的创新合作机制 |
| （二）打破三方制度壁垒，建立长效联动机制 |
| （三）建立U-T-S三方协同的制度创新机制 |
| 结束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一）教育硕士培养模式与培养目标失配导致培养质量不够理想 |
| （二）U-T-S联合培养模式可以促进教育硕士培养目标的实现 |
| （三）激发各方动力是“U-T-S”联合培养模式的运行前提 |
| （四）组建利益共同体是架构“U-T-S”联合培养模式的核心 |
| （五）协调各方利益保障“U-T-S”联合培养模式的实施 |
| 二、研究展望 |
| （一）优化U-T-S联合培养模式的内部因素 |
| （二）强化U-T-S联合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6）铁道信号联锁设备的故障诊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铁道信号联锁设备故障诊断分析方法 |
| 1.1 传统的故障诊断方法 |
| 1.2 信号处理方法 |
| 2 铁道信号联锁设备的故障诊断技术的具体应用分析概述 |
| 2.1 故障树分析方法 |
| 2.2 建立故障诊断专家系统 |
| 2.3 诊断故障与控制容错概述 |
| 2.4 信号联锁系统的具体运用概述 |
| 3 铁道信号联锁设备故障诊断未来的发展方向概述 |
| 4 结论 |
（7）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厘清 |
| 一、高等职业教育 |
| 二、专业结构 |
| 三、产业结构 |
| 四、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分析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系统论中的结构与功能理论 |
| 二、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三、教育内外部规律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演进与专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与高职教育的形式探索期(1949-1979年) |
| 一、1949-1979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 |
| 二、1949-1979年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的状况 |
| 三、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特征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与高职教育的兴起期(1980-1999年) |
| 一、1980-1999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 |
| 二、1980-1999年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的状况 |
| 三、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特征 |
| 第三节 经济新常态与高职教育的繁荣期(2000-2015年) |
| 一、2000-2015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 |
| 二、2000-2015年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的状况 |
| 三、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境)外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境)外专业结构调整要素分析 |
| 一、专业设置调整 |
| 二、专业建设口径 |
| 三、专业师资建设 |
| 四、专业衔接关系 |
| 第二节 国(境)外专业结构调整机制分析 |
| 一、政府的干预 |
| 二、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 |
| 三、内部机制 |
| 四、专业结构调整机制构建反思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教育结构适应性分析与评价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 一、山东省产业结构分析 |
| 二、三次产业结构概况 |
| 三、区域产业结构比较 |
| 五、三次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高等职业教育结构分析 |
| 一、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布局分析 |
| 二、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分析 |
| 三、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分析 |
| 四、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和高等职业教育结构的适应性评价分析 |
| 一、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原理介绍 |
| 二、山东省产业结构和高职教育适应性评价过程 |
| 三、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教育适应性综合分析 |
| 第四节 高职教育专业结构问题分析 |
| 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市场脱节、对口率不高 |
| 二、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校际重复化、同质化较严重 |
| 三、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与区域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吻合度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职专业大类招生比率预测研究 |
| 第一节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分析 |
| 一、相关分析原理 |
| 二、偏相关分析的简介 |
| 三、山东省高职院校19个专业大类招生比率与山东省重点产业GDP比率的相关与偏相关分析 |
| 第二节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回归分析 |
| 一、回归分析原理 |
| 二、部分专业大类招生比率与对应产业GDP比率的回归分析 |
| 第三节 高职院校专业大类招生比率预测 |
| 一、山东省重点产业GDP的时间序列分析 |
| 二、山东省部分高职教育大类招生比率的预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原则与策略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和高职专业结构失衡原因分析 |
| 一、产业结构方面原因 |
| 二、高职专业结构方面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
| 一、主动适应产业结构发展要求并适度超前 |
| 二、避免过于强调市场需求而趋于功利 |
| 三、坚持存量结构调整为主,以增量结构调整为辅 |
| 四、坚持高职院校自主调整、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监督相结合 |
| 五、置于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背景之中 |
| 第三节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策略 |
| 一、山东省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机制 |
| 二、山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调整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不足之处 |
| (一) 国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的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评价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价值取向的理论基础 |
| 一、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价值取向研究的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新建本科院校 |
| (二) 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分流 |
| (三) 价值取向 |
| (四)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 |
| 二、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构成要素与特征 |
| (一)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构成要素 |
| (二)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主要特征 |
| 三、合理的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标准 |
| (一) 办学定位合规律性 |
| (二) 人才培养合实践性 |
| (三) 科学研究合应用性 |
| (四) 社会服务合地方性 |
| (五) 师资队伍合发展性 |
| (六) 办学资源合开放性 |
| 四、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价值取向研究的理论依据 |
| (一) 价值理论 |
| (二) 生态位理论 |
| (三) 社会协调理论 |
| 第三章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价值取向的现状调查 |
| 一、调查目的与意义 |
| (一) 调查目的 |
| (二) 调查意义 |
|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
| (一) 问卷调查 |
| (二) 深度访谈 |
| (三) 实地调研 |
|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
| (一) 调查对象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认识和态度 |
| (二)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现状 |
| (三) 实证调查结果小结 |
| 第四章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冲突及其症因分析 |
| 一、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中的价值取向冲突 |
| (一) 各级政府之间的价值取向冲突 |
| (二) 政府与新建本科院校之间的价值取向冲突 |
| (三) 政府、高校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价值取向冲突 |
| (四) 新建本科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价值取向冲突 |
| (五) 新建本科院校内部的价值取向冲突 |
| 二、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价值取向冲突的症因分析 |
| (一) 政府:顶层设计不够与统筹协调不力,导致主体间未能实现价值互认 |
| (二) 社会:理论研究和社会评价缺位,导致社会舆论与传统观念制约改革 |
| (三) 企业:重短期利益而轻长期投资和社会责任,导致主体角色“游离” |
| (四) 高校:办学自主权受限与办学理念保守落后,导致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
| 第五章 国外大学转型分流价值取向的特征与启示 |
| 一、欧洲创业型大学建设价值取向的特征 |
| (一) 办学定位:学术机构与商业公司合二为一 |
| (二) 人才培养: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比翼齐飞 |
| (三) 科学研究:创造价值与反哺学术两全其美 |
| (四) 社会服务:政府引导与校企合作和协有序 |
| (五) 师资队伍:专业能力与市场能力内外兼修 |
| (六) 办学资源:多方筹集与内部调节相互结合 |
| 二、欧洲应用科技大学建设价值取向的特征 |
| (一) 办学定位: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 |
| (二) 人才培养:实践导向与政社企积极参与 |
| (三) 科学研究:应用导向下的教研相互融合 |
| (四) 社会服务:在服务地方中实现持续发展 |
| (五) 师资队伍:教研与经验并重,专兼结合 |
| (六) 办学资源:政府拨款与多方争取相结合 |
| 三、国外大学建设的共同经验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一) 政府:改善制度环境和发挥市场机制双管齐下 |
| (二) 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合作办学并实现共赢发展 |
| (三) 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参与教育质量保障 |
| (四) 高校:内部推行改革创新和外部践行市场理念 |
| 第六章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价值取向冲突的协调路径 |
| 一、协调转型分流冲突的核心价值取向:“质量公平” |
| (一) “质量公平”取向的内涵 |
| (二) “质量公平”取向是新形势下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的必然走向 |
| (三) “质量公平”取向协调转型分流冲突的具体体现 |
| 二、协调转型分流价值取向冲突的原则与机制 |
| (一) 协调转型分流价值取向冲突的原则 |
| (二) 协调转型分流价值取向冲突的机制 |
| 三、协调转型分流价值取向冲突的具体路径 |
| (一) 政府:切实转变职能,完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 |
| (二) 社会:加强理论研究,协力改善环境与保障质量 |
| (三) 企业:增强主体意识,兼顾社会责任与合作共赢 |
| (四) 高校:更新办学理念,着力内涵建设与外部协调 |
| 结语 |
| 一、基本结论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四、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9）浅析站改工程中信号系统施工（论文提纲范文）
| 1 编制科学严密的施工组织方案 |
| 2 大封锁中的施工过渡 |
| 3 严格的施工过程管理 |
| 4 结束语 |
（10）改革开放以来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研究（1979-20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第一章 引论 |
| 第二章 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初步发展(1979-1989年) |
| 第一节 短期职业大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短期职业大学的办学实践活动 |
| 第三节 短期职业大学的体制突破和制度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整顿充实(1990-1999年) |
| 第一节 整顿充实的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整顿充实与走出困境 |
| 第三节 “三教统筹”和“三改一补” |
| 第四节 “三多一改”和“三不一高” |
| 第五节 办学实践活动总体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跨越发展(2000-2011年) |
| 第一节 跨越发展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与规范办学 |
| 第三节 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 |
| 第四节 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 |
| 第五节 跨越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基本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挑战与对策 |
| 第一节 挑战 |
| 第二节 对策 |
| 本章小结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以企业需求为根本 突出鲜明的职业性——对设置铁道信号函授专业的一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幼儿教育师资有效供给研究 ——以D省幼儿教育师资供给为例[D]. 张根健.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2]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及对策研究[D]. 刘晓莉. 天津大学, 2018(06)
- [3]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4]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构建研究[D]. 何谐. 西南大学, 2017(04)
- [5]教育硕士U-T-S联合培养模式研究[D]. 隋国成. 西南大学, 2017(04)
- [6]铁道信号联锁设备的故障诊断分析[J]. 占雪梅,张甄.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2017(09)
- [7]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张慧青.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8]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研究[D]. 聂永成.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浅析站改工程中信号系统施工[J]. 毛晓君. 甘肃科技, 2016(07)
- [10]改革开放以来福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研究（1979-2011）[D]. 龚森. 福建师范大学,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