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冰箱并非绝对保险（论文文献综述）
宋颜群[1]（2021）在《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近些年逐渐形成了以政府扶贫为主、其他部门联合扶贫的多方扶贫格局。从扶贫资金来源上看,中国的扶贫资金分为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等,财政资金是众多扶贫资金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形式,这也表明了中国扶贫工作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财政扶贫成为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财政扶贫政策一方面直接给予贫困人口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或给予贫困地区一定数量的财政扶贫资金,以期直接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教育补助、技能培训、文化下乡等途径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和脱贫志向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可见,财政扶贫政策不仅包含直接财政扶贫政策,还包含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输血”功能,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造血”功能。鉴于财政扶贫在消除贫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两种政策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发挥功能的不同,本文将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探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厘清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解决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提出财政扶贫政策优化路径。本文的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贫困和财政扶贫的相关理论,还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基于宏微观数据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厘清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机理。其次,本文对中国的相对贫困以及财政扶贫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再次,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论文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了财政扶贫的政策优化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财政扶贫效果的具体政策建议,以期解决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目标、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文主要从相对贫困和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对相对贫困而言,本文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进行了相关回顾。对财政扶贫而言,本文从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对财政扶贫的减贫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三章是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最终目的相同,但作用机制却存在差异。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作用于个体收入从而达到减贫目的,但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则通过影响个体的志向水平和脱贫能力来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两者还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对收入水平不同的个体进行补助以及不同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都会影响最终的减贫效果;瞄准偏误对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构建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模型,模型中涉及人力资本、志向水平（努力程度）、家庭教育支出等变量,志向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财政扶志政策旨在提升子代的努力程度,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财政扶智政策旨在通过教育补助提升家庭教育支出,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可能会对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志向水平和家庭教育支出均会影响子代人力资本,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家庭不愿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这将造成代际贫困;不管是否包含外生冲击,财政扶志政策（提高努力程度）和财政扶智政策（提供教育补贴）均能起到减贫作用,只是财政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大于财政扶志政策的减贫效应,且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联合减贫效应优于两者单独作用下的减贫结果;与不含外生冲击相比,含外生冲击情况下需要更强的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才能发挥减贫作用。第四章是典型化事实分析。本文使用现有宏微观调查数据库对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扶贫办等部门的扶贫资料整理了财政扶贫现状。结果发现: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两级分化现象也较为严重;从城乡和东中西部来看,城镇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农村地区,东部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省份层面来看,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规模近些年稳步增加,财政扶贫资金在不同省份的分配存在差异,不同类别的财政扶贫资金数额也存在差异,中国政府近些年逐渐重视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这为脱贫成果可持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中国财政扶贫政策近些年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财政扶贫政策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诸如财政扶贫资金存在瞄准偏差、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分散、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有待提升等等。第五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扶贫效率以及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本文的扶贫效率从微观层面展开,涉及政府转移支付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等指标,而扶贫绩效则从宏观层面展开,主要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估算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是否达到有效率状态以及效率动态演化趋势。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瞄准方式影响减贫效应;与等比例分配方式相比,等额资金分配方式的减贫效应更大;随着贫困线的上升,特困户补助和五保的减贫效应先上升后下降。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结果显示:五保、低保、特困户补助和失业救济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相对更高,将养老金看作市场收入结果变化不大;各项政府转移支付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存在差别。财政资金的扶贫绩效结果显示:财政资金扶贫绩效在近些年整体上呈现出递增趋势,但扶贫绩效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扶贫绩效相对更高;不同省份的扶贫绩效和扶贫绩效增长速度差异较大,个别省份的扶贫绩效亟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可促进扶贫绩效提升,基尼系数对扶贫绩效的影响为负。第六章是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财政扶志政策紧迫性（囿于财政扶志政策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直接实证研究财政扶志政策的增志效应）、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以及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邻里效应和福利依赖现象;贫困存在邻里效应且贫困环境对个体志向水平的影响显着为负,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也存在邻里效应,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对收入带来负向影响;获得转移支付的家庭子女志向水平更低;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亟须实施。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扶智政策（财政教育支出）可显着提高个体学历水平,财政教育支出对个体学历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财政扶智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较显着,对极低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不显着。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显示,个体志向水平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为正,个体志向水平通过学习时间（努力程度）影响学业成绩,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能够促进财政扶智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七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给予家户过度的政府转移支付可能会带来福利依赖现象的发生,财政扶贫资金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个体人力资本产生外溢效应,个体人力资本和志向水平反过来影响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本文从财政扶贫瞄准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优化和其他公共政策配套统筹三方面阐述了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路径。第八章是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第七章的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与第八章的政策建议不同,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主要是指财政扶贫政策本身,想要提升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首先应当提高政策的瞄准效率,其次应当合理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最后还应当使得其他公共政策与财政扶贫政策相互配套。而政策建议则主要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给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提升减贫效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本文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理论模型。以往财政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鲜有学者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分析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主要机理,尤其是财政扶志扶智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将志向水平纳入人力资本累积方程,设计财政扶志扶智政策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从理论上比较两种政策的减贫效果差异,研究方法较为科学。其次,本文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和扶贫效率。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也即财政扶贫政策是否能够减少贫困,很少有学者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本文系统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剖析财政扶贫的各个方面,为财政扶贫工作提供实践指导。最后,本文关注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政府转移支付等）的减贫效果,鲜有学者研究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果,更少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财政扶志扶智政策以及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相互作用。
田野[2]（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说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张海群[3]（2020）在《深度贫困地区妇女人文贫困及减贫对策研究 ——基于D县S乡的实地调查》文中认为深度贫困地区妇女的贫困已不仅是传统单一的收入贫困,更是一种人文贫困。虽然国家现行的以“户”为单位的精准扶贫一定程度提高了对妇女的扶贫救助,但妇女主体多方面的发展需求仍有待重视。本研究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聚焦于深度贫困地区妇女群体,旨在通过客观分析其能力贫困、知识贫困和权利贫困现状,挖掘其人文贫困形成背后的症结所在,以探讨相关减贫对策。本研究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法、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在甘肃省D县S乡收集了有效问卷130份,对19名妇女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文拟在问卷客观数据统计下,通过受访妇女的主体视角,从她们的话语世界对其生活贫困进行深入了解。调查发现,由于生活地区具有区域地缘特殊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妇女主体发展基础薄弱,加上政治、经济、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和防护性保障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受访妇女存在生存能力、发展能力不足的能力贫困问题,以信息资源的获取、理解和使用为主的知识贫困问题及综合政治、经济、资源、家庭地位各方面的权利贫困问题,而导致这多方面贫困的根源在于妇女可行能力的不足。因此,本研究认为应对人文贫困需要着眼于主体基本可行能力、内在可行能力和综合可行能力的培育发展。首先,解决能力贫困需要从改善受访妇女家庭生活条件和培育主体的基础发展能力入手,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基奠。其次,需要通过提升妇女内在可行能力以支持其应对知识贫困。再教育、知识信息渠道设施建设和从源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解决知识贫困的关键。最后,要密切联系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创造有利于妇女可行能力实践的环境。针对受访妇女的人文贫困减贫对策,本研究认为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要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发展,营造良好的社区参与机会环境,提高妇女的社区参与能力;第二,要增加妇女就业机会,以提高妇女的经济自主力;第三,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第四,要通过挖掘地方特色资源,打造妇女独特发展优势,为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取发展主动权;第五,要充分发展民族社会工作者在妇女减贫中的协助、引路功能,少绕弯路的同时避免资源浪费,以增加妇女自信直面减贫发展。
孙晓宇[4]（2020）在《20世纪中后期西裔美国人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初,美国西裔美国人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集团。但近年来西裔人口贫困程度不断加深,贫困问题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西裔美国人的贫困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原因。西裔美国人的贫困主要受教育程度、文化认同感、西裔家庭的男权观念以及失业率等方面的因素影响。生活贫困的西裔美国人家庭不仅要应付自身的贫困状况,还要面对社会环境造成的自身劣势。美国社会政府政策上的疏漏也加重了西裔美国人贫困问题的严重性。西裔美国人被掠夺资本的同时又处于社会的底层。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对西裔美国人贫困问题的内外成因做出解析。文章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正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西裔美国人溯源。阐述西裔美国人由墨西哥裔、古巴裔、波多黎各裔、多米尼加裔、哥伦比亚裔美国人以及其他西裔美国人的构成,其来源地不同、来源性质不同、人口年龄段不同、出生地不同的构成特点。西裔美国人群体由于战争问题、“政治流亡”等等原因来到美国的形成过程。第二部分,探究20世纪中后期西裔美国人的贫困状况。结合国际上及美国社会状况对贫困进行定义,重点探究20世纪中后期美国整体贫穷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西裔美国人的贫困状况及其高失业率、低端就业与收入低下的特点。第三部分,进一步分析西裔美国人贫困的原因。论述美国政府对于西裔贫困问题的福利和就业方面政策,西裔美国人受教育程度低、男权社会、年龄层序、强烈的家庭观念以及美国社会对于西裔美国人贫困的影响,说明西裔美国人贫困的多方面原因。根据20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的发展情况,西裔美国人的生存条件以及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西裔美国人的贫困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美国的贫困不仅仅是西裔美国人问题更是少数族裔的问题,无论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对少数族裔造成了很大伤害。目前来看贫困问题尤其是由此造成的心理伤害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所以难以实现真正的救助和消除贫困。
刘冰[5]（2020）在《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探讨一定时期内家庭的演变,是探讨社会文化变迁的视角之一。战后日本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七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生活最基本单元的家庭,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含义都发生了一系列潜在的变化。同时,伴随着一系列涉及家庭的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和深刻化,日本的家庭逐渐成为全社会注目的焦点。家庭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个人所处的初始集团,家庭也通过对个人的影响,进而对整个国家国民性格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家庭为切入点,考察战后日本家庭的变迁,可以宏观地把握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动向,加深对日本国民性的理解,而且对未雨绸缪地处理好我国在未来有可能同样面临的家庭社会问题,亦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本文从社会意识的角度入手,以反映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家庭观念为焦点,结合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分战后经济恢复期、增长期和低迷期三个阶段分别考察战后日本婚姻观念、生育观念及亲子观念的变迁历程。通过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婚姻观念方面,以个人为本位的独立自主的婚姻观取代了以家庭为本位的家族主义婚姻观,在实现“夫妻同权”的基础上向着“夫妻平权”的方向发展,“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模式经历了从形成走向衰落的过程,且家庭中的个体化倾向越发明显。在生育观念方面,主客观因素持续削弱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先后经历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和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在亲子观念方面,家庭中父权主导地位日益下降,育儿方面父亲角色缺失,母亲的丧偶式育儿现象延续,养老方面传统的父权子责的孝道观日渐式微,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纽带日渐松散。整体上看,战后日本家庭先后经历了战后家庭模式的探索期、战后“标准”家庭的形成期,以及战后“标准”家庭的崩溃期,即来到新一轮的家庭模式探索期。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所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标准”家庭模式中,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传统家族制度的残留使其带有保守的一面,现代化高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又为其带来激进的一面,呈现出既传统又现代、既保守又激进的两重性特征。这对矛盾决定了战后日本家庭的演变进程,同时也是导致当下阶段日本家庭矛盾凸显的根本原因。战后日本家庭观念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葛中向前演进,对家庭、社会和国民性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日本家庭的未来,可以说家庭的亲情融合要素依然是维系家庭的重要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个体价值观愈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家庭也将呈现出愈发多样的形式。在新一轮的家庭模式探索期,“标准”家庭模式中现代性的因素必将战胜封建性的因素,平等协商的现代婚姻观念终将取代夫权主导的传统婚姻观念,随着人们对社会、对关系、对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家庭观念的各个要素也必将不断完善并跃进到更为高级的形态。
田洲宇[6]（2019）在《产出效率视角下农民工人力资本测度及其决定机制 ——基于对J-F终生收入法的改进》文中研究指明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身上所蕴藏的人力资本无疑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在不断下降,随着人口红利的缩减,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已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厘清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打破其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均衡陷阱”,无疑对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在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自身特征的基础上,对国际上通用的J-F终生收入法进行了改进,运用改进的J-F终生收入法对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将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人力资本决定机制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出农民工低人力资本水平的成因,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本文在对农民工总体特征及演变的分析中,有如下发现:（1）农民工的规模仍在逐渐扩大,但增幅趋缓;（2）农民工迁移模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已从短期迁移转变为长期迁移,从跨省迁移转变为省内迁移,行业分布也更为离散。（3）随着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4）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提高较快,已呈现出老龄化趋势。（5）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仍然不容乐观,这主要表现为农民工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仍然较高（40%）,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低（30%）,参加培训的机会有限,社保覆盖率仍然与城镇劳动力有较大的差距。本文在对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比较与改进的研究中,有如下发现:同成本法、教育指标法这两种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相比,J-F终生收入法具备了理论契合度高、与产出效率更为密切、测度方法严谨和应用更为广泛的优势。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受雇群体因为受到了户口歧视、信号显示效应和长期合同效应的干扰,使其收入与产出效率之间出现了背离,这会导致使用J-F终生收入法对受雇群体人力资本进行测度的结果出现偏误。为对农民工受雇群体收入与产出效率之间的背离关系进行修正,本文采用部门比对法与Heckman二阶段法对自雇和受雇部门的自选择效应进行了控制,通过将农民工受雇群体教育收益率的反事实回归结果代入到测度方程,有效消除了受雇群体人力资本的测度偏误,完成了对J-F终生收入法的改进。在测度过程中,本文结合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对人力资本测度方程的设定和相关参数的选择进行了讨论,按照性别、就业部门、地区进行分组,对各组群的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了测度。最后,本文按空间价格指数对测度结果进行了调整,使其在地区之间具备可比性。本文通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区域分布及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有如下发现:（1）农民工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总体排序呈现出东、中、西部阶梯状分布的特征。（2）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大于各地区人均GDP的差异,该统计指标有较高的灵敏度。（3）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不断下降,其中云南省下降较为明显。（4）农民工人力资本在北方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北方个别省份（如内蒙古、甘肃）农民工人力资本始终保持低-低集聚（LL）状态。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内部群体人力资本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有如下发现:（1）农民工受雇群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幅度高于自雇群体,且两者差距不断扩大。（2）农民工受雇与自雇群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向关系,呈现出东中西递减的趋势。（3）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性别差距在东部最大,西部最小,且在各地区都呈现收敛趋势。（4）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更高,这拉大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差距。（5）大专以上农民工群体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其他教育水平群体。（6）年轻农民工群体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可达老年群体的百倍以上,且差距在测度期间不断扩大。从群体交互分布特征来看,部门性别交叉分析的结论有以下两点:（1）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性别差距在自雇部门中较小,在受雇部门中较大,但性别差距在两部门中都在缩小。（2）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农民工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性别差距更大。部门教育交叉分析的结论有以下两点:（1）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自雇群体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幅大于受雇群体。（2）在经济更为发达的省份,无论在自雇还是受雇部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群体之间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差异更大。性别教育交叉分析的结论有以下两点:（1）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农民工与男性之间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差距不断缩小。（2）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男女农民工之间,均呈现收敛趋势。为进一步对造成农民工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原因进行解释,本文对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人力资本决定机制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以下实证结论:（1）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导致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这也是造成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产出效率差距的主要原因。（2）较低的培训概率和更高的失业频率导致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性低于城镇劳动力,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3）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无效性对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产出效率差距给予了解释。（4）较低的社会资本水平,减少了农民工就业的渠道,并降低了其就业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其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性。（5）合同类型和是否加入工会通过影响就业稳定性和培训的概率,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产出效率的差距,而行业和企业类别对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产出效率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最后,本文分别从制度调整、产业规划、教育政策、就业保护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并希望国家统计局尽快构建出相关的统计指标,定期对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测度。
吕天石[7]（2019）在《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天津自1860年开埠以来,逐渐成长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至民国时期,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洋货进口港。天津港的贸易数据成为反映华北地区经济的重要晴雨表。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梳理了1912年至1937年间的天津港进口贸易的各项有关数据,以洋货为抓手深入研究了其在津的进口转运情形、销售流程、售价、商家、消费群体等多种因素,探讨了天津港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的互动关系。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的洋货涵盖了纺织品、食品、五金、工业制品、建筑材料、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燃油类等几大类。本文的研究主体部分按衣、食、住、行这民众日常生活的四方面来分别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进口商品,且多为近代工业制成品作为研究抓手。同时运用大量档案、报刊广告与图表等资料加以阐释民国时期天津港洋货贸易与民众生活变迁之间的关系。在“衣”部分,笔者研究了天津港进口的纺织品、成衣、鞋帽与日化用品,探究了这些商品与民众身体变迁的关系。“食”部分则通过研究天津港的进口食品与药品贸易,从而探究这些商品与民众餐饮习俗变迁的关系。“住”的部分通过研究一些与民众居住空间有关的近代特色洋货产品在天津港的进口情形及华北地区的销运情况,探讨了天津港进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行”的部分研究民众出行与沟通。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交通工具、通讯传媒设备与民国时期华北民众的交通方式与沟通方式的变迁。观察进口商品货物类型的变化,则呈现出以纺织品、食品为重点向以工业制成品、交通工具为重点的转变趋势。而进口来源国别的变化趋势更是非常明显,即由英、德、法等老牌欧洲国家向日、美、苏等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转变。纵观1912年至1937年二十余年间天津港进口贸易,棉布、成衣、日化产品等生活用品改变了民众的衣着与穿戴;面粉、糖类等食品原料或制成制品的进口改变了民众的餐饮习惯与消费意识;五金、机器、电料等则改善了民众的居住空间与生存条件;车辆与通讯工具的进口更是显而易见的提高了民众的沟通效率。然而港口贸易的繁盛之下还有许多幻象。首先就是关税主权的丧失使得海外贸易收入并不能用来改善民生,而正常的中外贸易本身就已经是外国压迫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再辉煌的贸易数额都只能是虚假的繁荣。其次在华北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洋货所带来的影响都存在着显着的差别。大部分普通民众不可能享受到所有进口产品的红利,只能停留在个别进口货品的使用这一层次。第三个幻象来自于洋货与国货的竞争关系。洋货的进口对于民族工业而言有两方面作用:从正面驱动力而言,各类进口产品先进的技术启发了国货的改良,进口机器与外国技师的到来更是直接提升了民族工业的生产力;而从反面来看,摧毁民族产业的罪魁正是大量倾销的外国货品。最后,日本因素不容忽视,日本势力在华北地区先倾销后走私的经济侵蚀政策严重破坏了天津港口正常的洋货贸易。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天津港进口的商品已经全面呈现了由欧美货品向日本货品的趋势。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与华北民众的生活变迁有很大关联性。虽然还存在很多幻象,但这些商品毕竟能够开一时风气之先,为华北地区的民众打开了近代化生活的大门。
戴佳朋[8]（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绘就了一部恢弘的史诗巨着。这部巨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叙事,而且更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这部巨着中,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占据重要位置,彰显出伟大的历史意义。在这四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创新发展,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一切在有力地反驳西方“历史的终结”之类的悖论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望未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化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是当代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因而,总结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就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与逻辑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上,本文主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分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进行了研究。第一,明确改革的方向是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说明了改革不是改旗易帜,而是破除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社会主义制度更有生机活力。第二,明确改革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而且也防止改革跑偏方向。第三,明确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改革的举措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去制定和落实,否则改革就会走上邪路。第四,明确改革的策略是正确处理变与稳的关系。改革是向旧体制机制“动刀”,冲破的是思想障碍,突破的是利益藩篱,处理不好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做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坚持中有发展,在发展中有坚持,才能确保社会发展在稳中有变和变中求稳。认识指导实践,有了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才会有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创新,主要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的方法归结于“结合”二字。结合就是不断寻找矛盾的平衡点和结合点,促成矛盾的良性转化,避免发展的“片面性”,进而确保发展的平稳性和全面性。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创新主要在于实现了五大结合:即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本文在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在此部分中,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此外,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进行分析基础上,本文还针对一些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的某些疑虑,提出了未来改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七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和界定,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是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改革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提供的理论基础、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行的有益探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认识等,以此说明社会主义改革的源头在哪里,从而论证了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第二章是概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本章首先通过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艰辛起步的国际国内背景,间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改革的问题。其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通过“启动”、“推进”和“深化”三个关键词对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进程进行总结概括,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不仅更加明确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命题的深刻含义,而且凸显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三章是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本章主要从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分析改革的方向、实质、目的和策略,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革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本章为下一章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作了较好的铺垫。第四章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本章主要用“五个结合”从不同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进行总结。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三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四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五是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这“五个结合”较好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为什么既快又稳。第五章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启示。本章主要在分析社会主义改革“两个创新”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只有把握好这四点,社会主义才会风景这边独好。结语是关于我国改革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章作为本文的收官之作,从宏观层面分析当前人们对改革的疑惑以及新时代社会主义改革如何开启新的窗口问题,并阐释了改革的中国特色。
邓婷鹤[9]（2019）在《家庭养老模式转变与农村老年人贫困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相对而言,老年群体贫困问题逐步显化。由于老人生理机能退化,适应和调整能力下降以及社会参与的减少,容易沦为贫困阶层。不仅如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生育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老人能够与之同住的子女数量在减少,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也在逐渐削弱,对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支持越来越不足,所有这些将进一步增加老人陷入贫困的风险。因此,虽然老年群体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如果以阿玛尼亚森提出的贫困内涵审视该群体,仍有相当数量的老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贫困。那么,在经济发展、传统养老模式弱化的社会转型期,老年群体福利会如何变化?这期间家庭养老模式转变在其间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本报告立足传统家庭养老逐渐弱化的事实,以农村老人为研究对象,从家庭养老资源差异视角分析养老模式转变对老年群体贫困的影响。首先,在总结不同家庭养老模式的老人贫困变化特点的基础上,构建家庭养老模式对老年贫困影响的分析框架;其次,基于CHARLS（2011-2015）追踪数据进行检验,重点分析家庭养老模式转变带来养老资源差异对老年人贫困的影响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上述影响在不同特征老年群体中的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发掘适合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减少老年人贫困、改善其福利的政策建议。报告通过严谨的方法论证家庭养老模式转变对老年人贫困的影响及影响途经,丰富了农村老年人贫困的研究内容,为该群体贫困干预政策的制定以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依据。研究发现:（1）相比客观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考虑主观福利的主、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I）的贫困发生率更高,其中,主观福利维度的贡献更大;（2）空巢增加了主观福利维度的被剥夺比例,降低了收入和健康维度的被剥夺比例,综合作用下空巢并没有显着增加老年人多维贫困发生率,且该影响存在显着的性别、年龄和地域差异。（3）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空巢通过影响老人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获得作用于老人贫困:子女的经济支持和配偶的非经济支持保障了空巢老人在收入和健康维度免于被剥夺;子女的非经济支持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空巢对老人主观福利维度的剥夺。这表明,在养老资源有限情况下需更多关注独居空巢老人,在鼓励子女关爱老人的同时,还可以鼓励老人通过社会参与弥补缺失的精神慰藉,改善主观福利。
周媛也[10]（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龙头,而解决绝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方略,着力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提高贫困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庄严承诺。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总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献计献策。首先,本研究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遵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文献法和历史研究法追溯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渊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回顾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进程,为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打下坚实基础;然后,用规范分析法、质性分析法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进行具体研究,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论述和科学观点进行分析,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背景和过程,归纳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科学体系,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成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再者,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和观察法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精准扶贫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并运用质性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等对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用政治保障筑牢扶贫组织基础、用精神保障营造健康脱贫氛围、用制度保障完善扶贫工作构架、用政策保障切实推进精准扶贫的多维举措。党在带领人民脱贫攻坚的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骤降、贫困地区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展现出新特点:重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着重走可持续共生发展道路、清晰区分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着力解决特殊贫困与深度贫困、注重权责清晰与规划整合式扶贫。最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坚持多因素共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电冰箱并非绝对保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冰箱并非绝对保险（论文提纲范文）
（1）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相对贫困 |
| 1.2.2 财政扶贫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及目标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贫困的内涵和测度 |
| 2.1.1 贫困的内涵 |
| 2.1.2 贫困的测度 |
| 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2.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应 |
| 2.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扶贫效率 |
| 2.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3.1 财政扶志政策减贫研究 |
| 2.3.2 财政扶智政策减贫研究 |
| 2.4 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机制 |
| 3.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2.1 理论框架 |
| 3.2.2 数值模拟 |
| 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3.1 不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2 包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 |
| 3.3.4 数值模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典型化事实分析 |
| 4.1 相对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
| 4.1.1 全样本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2 城乡和东中西部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3 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2 财政扶贫现状 |
| 4.2.1 财政扶贫基本事实 |
| 4.2.2 财政扶贫成效 |
| 4.2.3 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5.1 政府转移支付减贫效应 |
| 5.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1.3 贫困线对减贫效应的影响 |
| 5.2 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5.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3 养老金视作市场收入 |
| 5.3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5.3.1 理论分析框架 |
| 5.3.2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4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6.1 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 |
| 6.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 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 |
| 6.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 |
| 6.3.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政扶贫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优化 |
| 7.1 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
| 7.1.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1.2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 |
| 7.2.1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理论模型 |
| 7.2.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实施方案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8.2.2 提升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8.2.3 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8.2.4 促进财政与扶志扶智政策深度融合 |
| 8.2.5 推动扶贫与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有机结合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深度贫困地区妇女人文贫困及减贫对策研究 ——基于D县S乡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人文贫困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妇女贫困的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理论基础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概念的具体操作化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田野点的选择 |
| 五、调研过程简介 |
| 六、样本基本概况 |
| 第二章 受访妇女人文贫困现状分析 |
| 一、田野点概况 |
| 二、能力贫困状况 |
| (一)生存能力贫困的表现 |
| (二)发展能力贫困的表现 |
| 三、知识贫困状况 |
| (一)人力资本匮乏 |
| (二)知识信息获取渠道窄 |
| (三)知识信息理解能力不足 |
| (四)知识信息再生产能力缺失 |
| 四、权利贫困状况 |
| (一)社区参与状况 |
| (二)经济权利状况 |
| (三)社区资源使用状况 |
| (四)个体家庭地位状况 |
| 第三章 受访妇女人文贫困致因分析 |
| 一、生活的区域地缘条件艰苦 |
| 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
| 三、妇女主体发展基础薄弱 |
| (一)教育资本缺失限制发展可能性 |
| (二)传统生育及性别文化影响妇女可行能力发展 |
| (三)家庭照料对妇女发展空间形成挤压 |
| (四)主体意识发展受约束 |
| 四、工具性自由发展受限 |
| (一)社区政治参与不足 |
| (二)经济条件不佳 |
| (三)社会机会缺失 |
| (四)透明性保证缺乏 |
| (五)防护性保障不健全 |
| 第四章 妇女人文贫困减贫对策探讨 |
| 一、保障妇女基本可行能力,解决能力贫困 |
| (一)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是解决生存能力贫困的根本 |
| (二)着眼于妇女基本的发展能力培育 |
| 二、提升妇女内在可行能力,应对知识贫困 |
| (一)加大知识扶贫工作力度 |
| (二)加快地区知识信息渠道建设 |
| (三)关注子代特别是女童教育 |
| 三、培育妇女综合可行能力,消减权利贫困 |
| (一)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调动妇女社区参与积极性 |
| (二)增加就业机会,鼓励妇女开展创收生产 |
| (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推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事业发展 |
| (四)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塑造妇女特色发展优势 |
| (五)引入民族社会工作,助力妇女人文贫困减贫 |
| 第五章 结论与反思 |
| 一、结论 |
| 二、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调查问卷 |
| 附录2:访谈提纲 |
| 附录3:深度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
| 附录4:实地调研照片 |
| 附录5:在校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4）20世纪中后期西裔美国人贫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二)国内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二、选题意义、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裔美国人溯源 |
| 一、西裔美国人构成及其特点 |
| (一)西裔美国人的构成 |
| (二)西裔美国人的构成特点 |
| 二、西裔美国人主要群体的形成过程 |
| (一)墨西哥裔美国人 |
| (二)古巴裔美国人 |
| 第二章 西裔美国人的贫困状况 |
| 一、贫困的界定 |
| (一)绝对贫困 |
| (二)相对贫困 |
| 二、20世纪中后期西裔美国人的贫困状况 |
| (一)20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总体贫困状况 |
| (二)20世纪中后期西裔美国人的贫困状况 |
| 三、西裔美国人贫困的特点 |
| (一)高失业率、低端就业与收入低下 |
| (二)美国白人对西裔美国人文化上的排斥 |
| 第三章 西裔美国人贫困原因 |
| 一、西裔美国人的自身原因 |
| (一)受教育方面的缺失 |
| (二)西裔家庭的传统习俗 |
| 二、政府政策原因 |
| (一)政府福利政策的不足 |
| (二)政府就业政策的偏颇 |
| 三、美国社会原因 |
| (一)美国社会对于西裔美国人的歧视 |
| (二)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对于西裔美国人的消极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家”、“家族”与“家庭” |
| (二)“家庭观念”、“家庭伦理”与“家庭价值观” |
| (三)“家庭观念”、“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基本思路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创新点、难点及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经济恢复期的家庭观念(1945年~1955年) |
| 第一节 经济恢复期的社会背景 |
| 一、战后民主改革 |
| (一)政治改革 |
| (二)经济改革 |
| (三)文化改革 |
| 二、“家”制度的解体 |
| (一)新民法的修订 |
| (二)“家”制度的瓦解 |
| 第二节 经济恢复期的婚姻观念 |
| 一、择偶观:摆脱家长束缚 |
| 二、角色观:实现夫妻同权 |
| 三、经济观:保障妻子财产权 |
| 四、离婚观:离婚原因合理化 |
| 第三节 经济恢复期的生育观念 |
| 一、生育意愿:经济困难降低生育动机 |
| 二、生育行为:国家政策引导优生少生 |
| 第四节 经济恢复期的亲子观念 |
| 一、父辈对子辈的抚育:父权崩塌 |
| 二、子辈对父辈的赡养:亲权子责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经济增长期的家庭观念(1955年~1991年)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期的社会背景 |
|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
| (一)1955~1973年:高速增长期 |
| (二)1973~1991年:低速增长期和泡沫期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
| (一)1955~1973年:制度扩充期 |
| (二)1973~1991年:制度调整期 |
| 三、女性思想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经济增长期的婚姻观念 |
| 一、婚恋观:爱情至上·晚婚显现 |
| (一)自由恋爱 |
| (二)择偶标准 |
| (三)晚婚显现 |
| 二、角色观:“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由固化向松动 |
| (一)50~7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强化 |
| (二)70~9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松动 |
| 三、经济观:“三千万家总中流” |
| 四、离婚观:婚姻由稳定向动荡 |
| 第三节 经济增长期的生育观念 |
| 一、生育意愿:功利意愿消退接近情感需求 |
| 二、生育行为:生养成本增加抑制生育行为 |
| 第四节 战后增长期的亲子观念 |
| 一、父辈对子辈的抚育:父权失坠·幼者本位 |
| (一)“父亲丧失的一代” |
| (二)“以孩子为中心” |
| (三)“教育妈妈” |
| 二、子辈对父辈的赡养:子女实质平等·父母自食其力 |
| (一)继承观 |
| (二)先祖观 |
| (三)赡养观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低迷期的家庭观念(1991年~2019年) |
| 第一节 经济低迷期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低迷期的婚姻观念 |
| 一、婚恋观:“三低”“三手”·晚婚不婚 |
| (一)择偶观念 |
| (二)晚婚不婚 |
| 二、角色观:夫权弱化·女性维权 |
| (一)家务观念 |
| (二)女性维权 |
| 1.再婚禁止期制度 |
| 2.选择性夫妇别氏制度 |
| 三、经济观:实用主义家庭消费 |
| 四、离婚观:家庭动荡·离婚剧增 |
| (一)女性独立导致离婚增加 |
| (二)出轨家暴加剧家庭动荡 |
| 第三节 经济低迷期的生育观念 |
| 一、生育意愿:生育成本、生育理念降低生育动机 |
| 二、生育行为:晚婚不婚、女性就业削弱生育基础 |
| 第四节 经济低迷期的亲子观念 |
| 一、父辈对子辈的抚育:母亲的丧偶式育儿 |
| 二、子辈对父辈的赡养:子女赡养意识淡薄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日本家庭观念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战后日本家庭观念变迁的特征 |
| 第二节 战后家庭观念的变迁对家庭的影响 |
| 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 |
| 二、家庭功能的专门化 |
| 第三节 战后家庭观念的变迁对社会的影响 |
| 一、少子社会 |
| 二、无缘社会 |
| (一)老年人的无缘化 |
| (二)青年人的无缘化 |
| 三、隐性贫困 |
| (一)女性贫困 |
| (二)老年贫困 |
| 第四节 战后家庭观念的变迁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 |
| 一、集团主义的动摇 |
| 二、等级秩序的动摇 |
| 结语 |
| 第一节 战后日本家庭观念变迁的特点概述 |
| 第二节 日本家庭的未来走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产出效率视角下农民工人力资本测度及其决定机制 ——基于对J-F终生收入法的改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现实意义 |
| 1.1.4 理论意义 |
| 1.2 研究问题、目标和内容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3.3 论文的分析框架 |
| 1.4 论文创新点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信号显示理论 |
| 2.1.3 长期合同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人力资本测度相关研究 |
| 2.2.2 人力资本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农民工总体特征及演变 |
| 3.1 政策演变历程 |
| 3.2 流动规模与特征 |
| 3.2.1 流动规模 |
| 3.2.2 流动特征 |
| 3.3 就业特征 |
| 3.3.1 个体特征 |
| 3.3.2 劳动合同 |
| 3.3.3 工资与社会保障 |
| 3.3.4 就业分布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比较与改进 |
| 4.1 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比较与评价 |
| 4.2 对J-F终生收入法的改进 |
| 4.2.1 收入与产出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
| 4.2.2 部门比对分析法 |
| 4.2.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4.2.4 描述统计 |
| 4.2.5 实证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产出效率视角下农民工人力资本测度 |
| 5.1 农民工人力资本测度方程 |
| 5.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组 |
| 5.3 组群收入与相关参数的估计 |
| 5.4 空间价格指数测度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农民工人力资本区域分布及发展动态 |
| 6.1 区域分布及演变 |
| 6.1.1 区域比较分析 |
| 6.1.2 空间布局分析 |
| 6.1.3 空间集聚分析 |
| 6.2 群体差异及演变 |
| 6.2.1 部门差异分析 |
| 6.2.2 性别差异分析 |
| 6.2.3 教育差异分析 |
| 6.2.4 年龄差异分析 |
| 6.3 交互分布及演变 |
| 6.3.1 部门与性别交叉分析 |
| 6.3.2 部门与教育交叉分析 |
| 6.3.3 性别与教育交叉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产出效率视角下农民工人力资本决定机制分析 |
| 7.1 人力资本决定机制的理论分析及模型构建 |
| 7.1.1 代际传递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理 |
| 7.1.2 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理 |
| 7.1.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分析 |
| 7.1.4 人力资本决定机制模型构建 |
| 7.2 实证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描述统计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全样本逐步回归 |
| 7.4.2 受雇群体Heckman二阶段回归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7）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路 |
| 四、概念界定 |
| 五、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北方洋货集散地:民国时期的天津港进口贸易总体情况 |
| 1.1 国际航运视域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港口与进口船舶情况 |
| 1.2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
| 1.2.1 进口洋货的总体情况 |
| 1.2.2 进口洋货的历年变化趋势 |
| 1.3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货品结构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穿戴与装扮 |
| 2.1 棉纱与棉布——天津港进口大宗纺织品情况 |
| 2.1.1 棉纱的情况 |
| 2.1.2 棉布的情况 |
| 2.1.3 纺织品的贸易——“西货”与“东货”的此消彼长 |
| 2.2 洋装在身——天津港进口洋装、洋帽及装饰物情况 |
| 2.2.1 洋装成衣与国产“机制洋装” |
| 2.2.2 进口洋帽及装饰物 |
| 2.3 从“多余物”到“必需品”——天津港进口日化用品情况 |
| 2.3.1 进口香皂与天津制皂工业 |
| 2.3.2 进口牙膏、香水和其他化妆品 |
| 小结 |
| 第三章 饮食与医药 |
| 3.1 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及相关商品情况 |
| 3.1.1 面粉与糖——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的规模化 |
| 3.1.2 农作物种子、肥料——农业相关产品的进口 |
| 3.1.3 从传统香料到味精——调味品的转变 |
| 3.2 天津港新式食品、饮料的进口与餐饮风气变迁 |
| 3.2.1 进口洋酒的销售与管控 |
| 3.2.2 西式汽水饮料与甜品的引进 |
| 3.2.3 罐头食品的进口与国产化 |
| 3.2.4 天津与世界非主要国家食品贸易情形 |
| 3.3 天津港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的进口与转运 |
| 小结 |
| 第四章 建筑工程与居住环境 |
| 4.1 天津近代住建材料的引进与使用 |
| 4.1.1 从木材到钢筋水泥——天津进口住建材料的新变化 |
| 4.1.2 从洋漆垄断到国货崛起——天津油漆工业的奇迹 |
| 4.2 天津港进口工程机器及设备的情况 |
| 4.2.1 精密建工仪器的引进 |
| 4.2.2 大型建工机器的引进 |
| 4.3 天津港进口贸易下的城市住宅内部空间变迁 |
| 4.3.1 新式室内用品的进口情形 |
| 4.3.2 冰箱——现代家用电器的出现 |
| 小结 |
| 第五章 交通工具与通讯传媒设备 |
| 5.1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 |
| 5.1.1 汽车入津与民众对汽车的认识 |
| 5.1.2 自行车的传入及在华北地区的推广 |
| 5.2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通讯设备的引进 |
| 5.2.1 无线电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2.2 电话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3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新型传媒设备及传媒技术的引进 |
| 5.3.1 照相机的引进与国产化 |
| 5.3.2 电影、电视技术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章 繁盛与幻象:对天津港口贸易与华北民众生活变迁的思考 |
| 6.1 洋货贸易影响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民众生活 |
| 6.2 数据繁盛的背后 |
| 6.2.1 关税与主权 |
| 6.2.2 城市与乡村 |
| 6.2.3 洋货与国货 |
| 6.3 日本因素与走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基本概念解析 |
| (一)改革 |
| (二)社会主义改革 |
|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
| (四)创新与启示 |
| 二、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有待提升之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成果有待提升之处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当性 |
|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行稳致远 |
| 第二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 |
| 一、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有益探索 |
| 二、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 |
| 第三节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 |
| 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方针 |
| 二、构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遭遇重大挫折 |
|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 |
| 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变质转向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历程 |
| 一、社会主义改革探索和试验期(1978.12—1992.2) |
| 二、社会主义改革推进和完善时期(1992.2—2013.11) |
| 三、社会主义改革深化和拓展期(2013.11—)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改革的方向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
| 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夙愿 |
| 二、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完善 |
| 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 第二节 改革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
| 二、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
| 三、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创举 |
| 第三节 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
| 一、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寻 |
|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
| 第四节 改革的策略是科学把握变与稳的关系 |
| 一、变中求稳 |
| 二、稳中有变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 |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 |
| 一、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力量 |
| 二、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党堪当改革历史重任 |
| 第二节 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 |
| 一、反思落后社会现实启动改革 |
| 二、再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推进改革 |
| 三、直面发展中的问题深化改革 |
| 第三节 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 |
|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确保稳定 |
| 二、采取渐进增量式改革实现稳中求变 |
| 三、制定正确改革标准保证改革顺利前行 |
| 第四节 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 |
| 一、基层群众创新推动改革开放 |
| 二、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优化改革开放格局 |
| 三、战略目标的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开放进程 |
| 四、战略举措的顶层设计保障改革开放质量 |
| 第五节 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
| 二、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全面改革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启示 |
|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一、本土化发展适应民族特色 |
| 二、时代化发展回应时代之问 |
| 三、大众化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
|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 |
| 一、社会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 二、社会主义与世界发展相结合 |
|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和法治相结合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 |
| 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 |
| 一、人的价值具有多维性特征 |
| 二、社会主义是人的价值最佳体现 |
| 三、社会主义实现人价值的优势所在 |
| 结语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 一、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道路 |
| 二、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后社会主义”道路 |
| 三、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新全球主义意识形态”道路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如何开启新窗口 |
| 五、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强调的是“中国特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家庭养老模式转变与农村老年人贫困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3 文献回顾及评论 |
| 1.3.1 老年人贫困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3.2 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及面临的挑战 |
| 1.3.3 未来养老模式的争论及老人减贫公共政策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的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论文的结构 |
| 1.7 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 |
| 2 家庭养老模式转变与老年贫困变化分析 |
| 2.1 家庭养老模式转变的特点 |
| 2.1.1 老年夫妇独居比例显着增长 |
| 2.1.2 老年人在直系类单位家庭生活的比例有降有升 |
| 2.1.3 老年人在隔代家庭生活比例明显增加 |
| 2.1.4 单人户波动上升,独居成为重要养老方式 |
| 2.1.5 与已婚子女同居总体水平降低 |
| 2.2 老年人贫困的测量 |
| 2.2.1 贫困测量的分析框架 |
| 2.2.2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2.2.3 测量结果 |
| 2.3 不同家庭养老模式下老年人贫困的变化 |
| 2.3.1 不同家庭养老模式下老年人贫困的动态变化 |
| 2.3.2 不同家庭养老模式老年人多维贫困贡献分解 |
| 2.4 小结 |
| 3 家庭养老模式转变对老年人贫困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
| 3.1 养老模式变化对老年人贫困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1 相关理论基础 |
| 3.1.2 家庭养老模式转变对老人贫困的理论分析 |
| 3.2 养老模式变化对老年人贫困影响的实证检验 |
| 3.2.1 分析方法与数据说明 |
| 3.2.2 合住到独居养老模式变化对老人贫困的影响 |
| 3.3 小结 |
| 4 家庭养老模式影响的再检验:异质性与影响路径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分析方法与数据说明 |
| 4.2.1 分析方法 |
| 4.2.2 数据说明 |
| 4.3 家庭养老模式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3.1 家庭养老模式转变对老年人贫困影响的年龄差异分析 |
| 4.3.2 家庭养老模式转变对老年人贫困影响性别差异分析 |
| 4.3.3 家庭养老模式转变对老年人贫困影响区域差异分析 |
| 4.4 家庭养老模式影响的路径分析 |
| 4.4.1 中介效应分析 |
| 4.4.2 居家养老资源差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5 小结 |
|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扶贫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 |
| 一、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
| 二、消除贫困必须首先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
| 第二节 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
| 一、全体劳动群众成为被剥削的对象是贫困化的根源 |
|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贫困的根本原因 |
|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
| 一、近代中国人民深陷屈辱与贫困的历史原因 |
| 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解决近代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
| 三、中央苏区依靠工农群众反贫困的历史功绩 |
| 四、新中国的建立成为中国反贫困事业的转折点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探时期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
|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引党的反贫困事业 |
|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反贫困事业迈上新台阶 |
| 三、“三面红旗”运动失误的深刻教训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扶贫理论与实践探索 |
| 一、体制改革带动扶贫探索阶段：1978-1985 年 |
| 二、开发式扶贫方针形成与摸索阶段：1986-1993 年 |
| 三、扶贫框架构建发展阶段：1994-2000 年 |
| 四、稳固扶贫成果并持续推进阶段：2001-2011 年 |
| 五、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的科学理论：精准扶贫理论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在探索与实践中形成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背景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过程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科学体系 |
| 一、战略目标：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必须脱贫攻坚 |
| 二、根本要求：全面实施“精准扶贫” |
| 三、实现路径：切实做好“五个一批” |
| 四、运行机制：党委负责，齐抓共管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是中国扶贫事业的科学指南 |
|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就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中国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实践：打赢脱贫攻坚战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多维举措 |
| 一、用政治保障筑牢扶贫组织基础 |
| 二、用精神保障营造健康脱贫氛围 |
| 三、用制度保障完善扶贫工作构架 |
| 四、用政策保障切实推进精准扶贫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取得的成就 |
| 一、贫困发生率逐年大幅下降 |
| 二、贫困地区经济水平稳步提高 |
| 三、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 |
| 四、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新特点 |
| 一、着眼绿色：保护和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 |
| 二、着眼长远：走可持续共生发展道路 |
| 三、着眼兜底：区分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 |
| 四、着眼少数：解决特殊贫困与深度贫困 |
| 五、着眼协同：统筹部门分工与规划整合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
| 一、严肃党内作风建设，夯实精准扶贫政治基础 |
| 二、建设好农村党支部，筑牢基层扶贫战斗堡垒 |
| 三、强化党员法治意识，保证扶贫政策依法推进 |
| 第二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一、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
| 二、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
| 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
| 第三节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
| 一、因时制宜创新扶贫方略 |
| 二、因地制宜把握精准要义 |
| 三、因人制宜落实精准扶贫 |
| 第四节 坚持多因素共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
| 一、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一体推进 |
| 二、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并驾齐驱 |
| 三、脱贫摘帽与区域发展相互促进 |
| 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齐头并进 |
| 五、精准扶贫与社会治理齐抓共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四、电冰箱并非绝对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 [1]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D]. 宋颜群. 山东大学, 2021(11)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3]深度贫困地区妇女人文贫困及减贫对策研究 ——基于D县S乡的实地调查[D]. 张海群.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4]20世纪中后期西裔美国人贫困问题研究[D]. 孙晓宇.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5]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D]. 刘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产出效率视角下农民工人力资本测度及其决定机制 ——基于对J-F终生收入法的改进[D]. 田洲宇. 沈阳农业大学, 2019(08)
- [7]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D]. 吕天石. 河北大学, 2019(05)
- [8]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D]. 戴佳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9]家庭养老模式转变与农村老年人贫困变化研究[D]. 邓婷鹤.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9(03)
- [10]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D]. 周媛也.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