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项肿瘤标志物联检对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郑俊超[1]（2020）在《NSCLC合并恶性胸腔积液患者中医证型和客观指标及miRNA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1.临床研究在中医辨证理论指导下,研究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合并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局部辨证为“寒湿毒证”和“湿热毒证”两种中医证型患者临床理化指标、治疗模式及生存期的差异,为NSCLC合并MPE患者的中医辨证提供客观依据,并探讨中医证型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2.实验研究研究“寒湿毒证”和“湿热毒证”患者胸腔积液中miRNA表达谱的差异,对筛选出的差异表达的miRNA分子行靶基因预测,进一步对预测的靶基因行KEGG Pathway生物通路分析及GO基因功能富集分析,找出靶基因的富集功能及其调控的信号通路,发现用于辅助诊断的生物标记物,为中医辨证提供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客观依据。[研究方法]1.临床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收集2013年6月1日-2019年11月30日就诊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符合纳入标准的NSCLC合并MPE的患者资料。比较“寒湿毒证”组和“湿热毒证”患者一般资料、胸水引流时临床理化指标（包括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血清肿瘤标记物、胸水常规、胸水生化、胸水肿瘤标记物）检测结果、胸水引流后采用的治疗方案（包括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治疗、西医治疗、维持治疗）、生存期（平均生存期、1、6、12、24个月生存率）差异。2.实验研究收集2019年1月1日-2019年11月30日就诊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NSCLC合并MPE的患者初次行闭式胸腔引流术时的胸水标本,根据纳入标准分为湿热毒证组和寒湿毒证组,每组各4例。提取胸水中miRNA,采用高通量测序方法测定两组胸水中miRNA表达谱,筛选出差异表达的miRNA分子并进行靶基因预测,进一步对预测的靶基因进行GO基因功能富集分析和KEGG Pathway生物通路分析。[研究结果]1.临床研究（1）一般资料及肿瘤相关信息共纳入241例病例,湿热毒证组为90（37.34%）例,寒湿毒证组为151（62.66%）例,占比高于湿热毒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吸烟史、肿瘤家族史、KPS评分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肿瘤相关信息方面,两组均为右肺、肺腺癌、低分化、肺和淋巴转移占比最高。两组共有101例患者进行了基因检测,湿热毒证组19外显子突变占比高,寒湿毒证组21外显子突变占比高,两组基因突变位点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2）理化指标1)血常规:两组患者RBC和HGB值均低于标准值,MONO值高于标准值。湿热毒证组WBC、LYM、PLT、MONO值高于寒湿毒证组,HGB值低于寒湿毒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血生化:两组患者TP、ALB和A/G值均低于标准值。湿热毒证组ALT、AST、ALP、LDH高于寒湿毒证组,IBIL、ADA、GLU值低于寒湿毒证组。两组ALT、AST值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3)凝血功能:两组患者FIB和D-d值均高于标准值。湿热毒证组FIB、D-d值高于寒湿毒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血肿瘤标记物:两组患者CEA和Cyfra21-1值均高于标准值。两组患者比较,湿热毒证组CEA、Cyfra21-1值高于寒湿毒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胸水指标（常规、生化、肿瘤标记物）:湿热毒证组细胞总数、RBC、WBC、蛋白、ADA、LDH、NSE、Cyfra21-1值高于寒湿毒证组;GLU、CEA值低于寒湿毒证组;两组细胞总数、RBC、WBC、GLU、蛋白、ADA、LDH、NSE、Cyfra2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治疗方案湿热毒证组和寒湿毒证组均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占比最高,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湿热毒证采用胸腔灌注中药注射液的患者占比高于寒湿毒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生存期湿热毒证组平均生存期为7.76个月;寒湿毒证组平均生存期为9.24个月。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湿热毒证组的1、6、12、24个月生存率分别为73.33%、38.89%、13.33%、3.33%;寒湿毒证组的1、6、12、24个月生存率分别为80.13%、41.72%、20.53%、2.65%。未予中药注射液胸腔灌注治疗的两组患者平均生存期结果分别是,湿热毒证组平均生存期6.14个月;寒湿毒证组平均生存期9.38个月。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实验研究（1）两组miRNA表达差异分析两种证型间差异表达miRNA共有100个,其中湿热毒证组较寒湿度毒整组上调表达的miRNA有56个,主要与miR-200家族等有关;下调表达的miRNA有44个。（2）两组差异表达miRNA靶基因GO富集分析对湿热毒证组较寒湿毒证组上调表达miRNA靶基因进行GO富集分析,结果显示主要涉及血管生成、细胞发育、mRNA代谢过程、信号转导蛋白磷酸化、离子跨膜转运的调节、细胞外结构、血管形态发生等过程;下调表达miRNA靶基因进行GO富集分析,结果显示涉及生物学过程有细胞发育的负调控、信号转导蛋白磷酸化、T细胞活化的调节、细胞外结构、离子跨膜运输、白细胞分化、细胞蛋白定位的正向调控、有丝分裂细胞周期的负调控等。（3）两组差异表达miRNA靶基因KEGG富集分析湿热毒证较寒湿毒证上调靶基因KEGG富集结果与染色体及相关蛋白、蛋白聚糖、磷脂酶D信号通路、cAMP信号通路、血小板激活等相关;下调靶基因KEGG富集结果与蛋白聚糖、磷酸肌醇代谢、磷脂酰肌醇信号系统、鞘脂类信号通路、磷脂酶D信号通路、cAMP信号通路、自噬等相关。[研究结论]1.临床研究本研究发现,NSCLC合并MPE的患者中医局部辨证分型以“寒湿毒证”多见,病理类型以肺腺癌为主。两种证型的差异与性别、年龄、病理类型、肿瘤家族史、吸烟史、KPS评分、基因突变类型无明显相关性。理化指标、治疗方式、生存期的研究结果提示,胸水指标中细胞总数、RBC、WBC、GLU、蛋白、ADA、LDH、NSE、Cyfra21-1值与NSCLC合并MPE患者局部辨证分型有一定相关性,可作为局部辨证分型客观依据,湿热毒证组较寒湿毒证组预后差。中西医结合治疗有利于提高生存期,采用中医局部辨证、中药局部灌注治疗也使患者受益,值得今后在临床进一步推广。2.实验研究湿热毒证较寒湿毒证在基因层面存在miRNA表达水平的差异,其中上调表达的miRNA大多与患者的预后不良有关,下调表达的miRNA主要与抑制肿瘤的进展和耐药发生相关。GO分析结果提示,两组差异表达miRNA涉及的生物学过程主要包括血管形成、T细胞活化的调节、白细胞分化等作用。KEGG分析结果提示,两组差异表达miRNA涉及的KEGG信号通路主要与PI3K-Akt相关。
张海晨[2]（2018）在《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医疗资源有限,卫生投入巨大,但过度医疗造成的严重浪费却同时存在。其中,过度检查尤其是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TM）的不适宜检验（inappropriate request,IR）国内外都具有普遍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过度医疗,从而更合理地使用宝贵的医疗经费,遂成为各国医疗改革的重点,中国也不例外。本文以肺部疾病TM检测为研究对象,以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急性加重期（acute exacerbation,AE）和原发性支气管肺癌（primary lung cancer,PLC）两个病种为例,通过文献检索、专家咨询和回顾性分析研究,对上海市三家综合性医院的入院诊断为AE-COPD和PLC的4191份病例资料进行分析,建立这两种疾病TM检测的最优策略,作为TM检测适宜与否的判断标准。然后对三家医院肺部疾病TMIR的现况进行了评价,并初步探讨了临床路径干预对肺部疾病TM检测适宜性的影响。以此为基础,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究临床医生IR行为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经济学、管理学理论,深入剖析临床医生肺部疾病TMIR的原因,进而提出降低临床IR的可行干预路径,为改善肺部疾病TMIR现况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 21-1）、CEA+CYFRA 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CEA+CYFRA 21-1+NSE+鳞状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组合,可作为AE-COPD和PLC的TM检测最优策略。若以该策略作为两种肺部疾病TM检测申请适宜与否的判断标准,被调查的三家医院中,97.0%的患者存在TMIR现象,可见肺部疾病TMIR具有普遍性。此外,临床路径干预对肺部疾病TM检测的适宜性影响效果显示,临床路径能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支出,对COPD患者还能改善疗效。而通过三家医院临床医生深度访谈,以及以北京和上海为主的各级医院有处方权的224位临床医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生在近一个月的肺部疾病TM检测方案的适宜概率未超过50%,且对问卷中两个病例所作TM检测方案的适宜率也仅39.7%,进一步印证了肺病疾病TMIR现象的严峻性。不适宜检验的产生,既有临床医生保护自身利益、避免医疗纠纷以及缺乏主动学习卫生经济学知识的动力对其医疗行为的间接原因,也有医务人员自身技术水平不高和医患沟通能力不强等直接原因。而疾病既往信息的完整性、疾病的复杂性、患者经济条件的好坏、患者及其家属的主观意愿或依从性、对病情的焦虑程度、以及临床医生所处的医院、政策和社会环境因素,均增加了临床医生的执业压力,使其在与患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更多地选择了不适宜的TM检测方案。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通过对肺部疾病的TMIR现象的揭示,反映了目前临床诊疗中过度医疗的普遍存在;AE-COPD和PLC的TM临床检测最优策略,既符合专家共识,也得到了调查数据的验证;临床路径是控制IR的有效途径;支付类型差异和病情轻重不同是导致IR的重要影响因素;IR原因分析表明,医疗体制、医院运行和医生教育的改善是形成最佳诊断治疗决策的关键。本文创新点主要为以下两方面:第一,正确区分适宜和不适宜检验,是对IR现象进行有效干预的第一步。然而,迄今有关检验适宜性的判断标准,多基于临床指南、行业规范和诊疗习惯,常局限于某些医疗机构和某些特定项目,结论也多是定性的,不同研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缺乏大规模定量的令人信服的临床研究。本文以AE-COPD和PLC为研究对象,通过专家咨询,结合临床数据论证,最终获得了两种疾病诊断最优TM检测策略,为判断这两种疾病的TM检测行为是否适宜奠定了基础;第二,本论文聚焦临床检验的关键决策人——有处方权的医生,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了解其在肺部疾病TM检测方案制定时所受到的来自医院、政策、社会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以及临床医生自身在肺部疾病TM检测动机和行为技巧方面的表现,并进一步借助经济学、管理学、行为干预理论中的信息-动机-行为技巧（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IMB）模型,对临床医生肺部疾病TMIR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和实证验证,从而为有效干预的实施指明了方向。
杨小兵,何晗,苏湘敏,李世立[3]（2017）在《探讨血清与胸水LDH、CRA、SF检测联合胸水染色体检查在良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文中研究说明胸腔积液（PE）是临床呼吸内科常见的胸膜病变之一,发病的病因多种多样且复杂。恶性肿瘤、结核和细菌感染是引起PE的主要病因,目前主要依靠胸水沉渣涂片中的脱落细胞学检查、细菌学检查、胸膜活检等传统检查方法来确诊,但这些方法在敏感性,检出率或阳性率等方面较低,组织活检存在一定程度的创伤,回报时间相对较长,不利于临床对PE良恶性鉴别的早期诊断[1]。临床上不同病因引发PE的治疗方案和预后截然不同,因此对PE良恶性鉴别诊断就显得极
孙春霞[4]（2015）在《CYFRA21-1、CA19-9、CEA及其联合检测在鉴别良恶性胸腔积液中的临床价值》文中指出目的探讨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片段（cytokeratin fragment antigen 21-1,CYFRA21-1）、糖链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及其联合检测在鉴别良恶性胸腔积液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2013年10月-2015年10月于我院就诊的80例胸腔积液患者,其中良性胸腔积液患者30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50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CYFRA21-1、CA19-9和CEA,并对其水平及阳性率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50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的CYFRA21-1、CA19-9和CEA水平及阳性率均显着高于良性胸腔积液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三项指标联合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Youden指数均高于各项指标单独检测。结论肿瘤标志物CYFRA21-1、CA19-9、CEA可作为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指标,联合检测对于鉴别良恶性胸腔积液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可为临床制定合理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张虹,钟英豪,邓睿,黄兰卿[5]（2015）在《NSE、CYFRA21-1与CEA联合检测对胸腔积液性质的鉴别诊断价值》文中提出目的评价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癌胚抗原（CEA）联合检测对胸腔积液性质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选取确诊的恶性胸腔积液患者（恶性组）与良性胸腔积液患者（良性组）各50例,检测胸腔积液NSE、CYFRA21-1与CEA浓度。结果恶性组NSE、CYFRA21-1与CEA浓度均高于良性组（P<0.01）;NSE、CYFRA21-1与CEA单项检测敏感性分别为22.00%、24.00%、32.00%,特异性分别为96.00%、96.00%、98.00%,三项联合检测时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48.00%、86.00%,NSE、CYFRA21-1单项检测敏感性低于三项联合检测（P<0.01或P<0.05）。结论胸腔积液采用NSE、CYFRA21-1与CEA联合检测能明显提高鉴别诊断良、恶性性质的敏感性,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朋[6]（2015）在《肿瘤标志物检测对癌性和结核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文中提出目的探讨肿瘤标志物检测对癌性、结核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收集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间收治的110例胸腔积液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癌性组52例,结核性组58例,对两组患者的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CA199、CA153）测定结果进行比较。结果癌性组患者血清及胸腔积液中CEA、CA199、CA153水平明显高于结核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检测CEA、CA199、CA153对恶性胸腔积液的敏感度均明显高于单独检测CEA和糖类抗原CA199、CA1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肿瘤标志物CEA、CA199、CA153对癌性、结核性胸腔积液具有鉴别诊断价值,且两者联合检测能够明显提高癌性胸腔积液的诊断敏感度。
张佩佩[7]（2015）在《肺癌胸腔积液中挥发性有机物的SPME-冷阱聚焦-GC/MS分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胸腔积液是机体内多种疾病在胸膜上的反映,主要由肺部病变直接产生,是肺部疾病患者最为特异的人体体液,与疾病发展密切相关。其中,50%左右的肺癌患者在其发病过程中都会伴随胸腔积液的产生,所以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对肺癌的临床治疗具有重大的价值。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广泛存在于人体体液和组织中,其存在与否与含量多少是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信息,可能与疾病发展有关。前期研究表明,通过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SPME-GC/MS）技术可以观测到胸腔积液中含有许多挥发性有机物,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表达。但是通过该技术检测到的低沸点有机物灵敏度较低,分离比较困难,因此为了得到完整的小分子代谢物谱图,仍需要对分析方法进行适当的改进。首先,本实验建立了一种固相微萃取-冷阱聚焦-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的方法来分析胸腔积液中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是高挥发性有机物。结果表明,采取自制的冷阱聚焦进样（Cooled Injection,CI）方式并且优化色谱程序升温条件后,丙酮、二氯甲烷、乙酸乙酯等低沸点有机物不但成功进行了分离,还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使更小的取样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满足分析要求。然后,采用优化后的SPME-冷阱聚焦-GC/MS方法分析了28例胸腔积液（11例恶性和17例良性）样品中的挥发性有机物,通过谱库检测结合人工解析对65个VOCs进行结构鉴定,并将其分为醇类、醛类、酮类、酯类、烷烯烃类、苯及其衍生物、杂环化合物、萜类以及未分类的其他化合物。根据质谱特征离子峰的绝对峰面积值,比较了这九大化学类别的差异,发现恶性胸腔积液组中醇类、酮类、醛类和酯类的平均峰强度明显高于良性胸腔积液组。最后,为了筛查差异性较大的物质,对18例肺部疾病（9例肺癌和9例肺部良性疾病）相关的胸腔积液样本中检出率和质谱匹配度均较高的21种挥发性有机物的平均峰强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二氯甲烷、乙酸乙酯、环己醇、环己酮和2-乙基-1-己醇这5种有机物在肺癌组和肺部炎症组间有较大的差异。
闫瑛,陶书超,陶怡然[8]（2015）在《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临床价值探讨》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42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为试验组,同时选择同期检查的42例良性胸腔积液患者作为对照组,分别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来对这些患者的CA125和CA153以及CA199、CEA水平进行联合检测,并对这些肿瘤标志物的水平与单独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试验组患者的肿瘤标志物CA125和CA153以及CA199、CEA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此外,试验组单项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敏感度要明显低于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P<0.05）。试验组中CEA、CA199、CA153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而2组CA125阳性率比较,P>0.05。结论临床上,采用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能够有效地提高临床诊断敏感度,为患者合理地选择治疗方案以及及早、及时治疗,避免患者病情恶化。
毕斯斯,石瑞正,张国刚[9]（2014）在《恶性胸腔积液中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表明胸腔积液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基于诊断或治疗的目的,常需对胸腔积液患者行胸膜腔穿刺术,并对采集到的胸腔积液进行常规、生化、细菌培养及细胞学等检查。根据病因及性质不同可将胸腔积液分为漏出液和渗出液,但其局限性会导致对胸腔积液性质的误判,所以更加灵敏和特异的检查项目亟需确立。正确判断胸腔积液的性质是疾病治疗有效的前提,目前除了常规检查项目之外,对一些胸腔积液中的生物标志物进行检测作为辅助手段也被用于一些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近年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生物标志物被发现并运用于临床,这些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对病因学的认识、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预后评估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对数个胸腔积液中生物标志物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张淑艳[10]（2014）在《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对肺癌的诊断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胸腔积液和血清中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将127例胸腔积液患者分为两组,良性组58例,恶性组69例,分别对两组患者胸腔积液和血清中的CEA,NSE和CYFRA21-1进行测定,并对两组的测定结果进行比对分析。结果恶性组患者胸腔积液中的CEA,NSE和CYFRA21-1浓度均明显高于良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6.3,5.9,8.5,P均<0.01）;恶性组患者胸腔积液中的CEA,NSE和CYFRA21-1浓度均明显高于血清中的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91,5.23,6.11,P均<0.05）;CEA,NSE和CYFRA21-1的联合检测在诊断肺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明显高于单独某一项的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胸腔积液和血清中CEA,NSE和CYFRA21-1的检测对肺癌有一定的临床诊断价值,且三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能够明显提高肺癌诊断的特异度和敏感度。
二、三项肿瘤标志物联检对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项肿瘤标志物联检对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NSCLC合并恶性胸腔积液患者中医证型和客观指标及miRNA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综述 |
| 综述一 肺癌合并恶性胸腔积液的中医研究进展 |
| 一、病名 |
| 二、病因病机 |
| 三、辨证分型 |
| 四、中医治疗进展 |
| 五、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证型与临床客观指标相关性研究进展 |
| 一、中医证型与病理类型、分化、分期、转移、基因突变相关性的研究 |
| 二、中医证型与临床理化指标相关性的研究 |
| 三、中医证型与生存期的研究 |
| 四、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三 临床理化指标及miRNA在恶性胸腔积液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
| 一、临床理化指标 |
| 二、miRNA |
| 三、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临床研究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病例来源 |
| 二、诊断标准 |
| 三、纳入标准 |
| 四、排除标准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结果 |
| 一、一般资料 |
| 二、肿瘤相关信息 |
| 三、理化指标 |
| 四、治疗方案 |
| 五、生存期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讨论 |
| 一、一般资料及肿瘤相关信息 |
| 二、临床理化指标 |
| 三、治疗方案 |
| 四、生存期 |
| 第三章 实验研究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实验材料与方法 |
| 三、测序数据分析流程 |
| 第二节 研究结果 |
| 一、两组miRNA表达差异分析 |
| 二、两组差异表达miRNA靶基因GO富集分析 |
| 三、两组差异表达miRNA靶基因KEGG富集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讨论 |
| 一、两组miRNA表达差异分析 |
| 二、两组差异表达miRNA靶基因GO富集分析 |
| 三、两组差异表达miRNA靶基因KEGG富集分析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的创新性 |
| 三、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2）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导言 |
| 2.2 不适宜检验的国外研究现状 |
| 2.2.1 过度医疗 |
| 2.2.2 过度治疗 |
| 2.2.3 不适宜检验的定义 |
| 2.2.4 不适宜检验的标准研究 |
| 2.2.5 不适宜检验的不良后果 |
| 2.2.7 不适宜检验的干预 |
| 2.2.8 临床路径的干预 |
| 2.3 不适宜检验的国内研究现状 |
| 2.3.1 过度医疗 |
| 2.3.2 过度治疗 |
| 2.3.3 不适宜检验的定义 |
| 2.3.4 不适宜检验的标准研究 |
| 2.3.5 不适宜检验的影响因素 |
| 2.4 国内外不适宜检验研究的不足与困惑 |
| 2.5 肿瘤标志物的不适宜检验 |
| 2.5.1 肿瘤标志物的定义 |
| 2.5.2 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 |
| 2.5.3 肿瘤标志物的不适宜检验 |
| 2.5.4 肿瘤标志物不适宜检验的标准研究 |
| 2.6 肿瘤标志物临床适宜检验方案的评价与判断 |
| 2.6.1 肿瘤标志物诊断价值的评价指标 |
| 2.6.2 肿瘤标志物临床适宜检验方案的获得路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临床肿瘤标志物不适宜检验的现状研究与优化策略 |
| 3.1 导言 |
| 3.2 数据来源和方法 |
| 3.2.1 临床数据采集 |
| 3.2.2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方案的获得 |
| 3.2.3 医疗机构肿瘤标志物不适宜检验的实证研究 |
| 3.3 TM临床检验适宜方案 |
| 3.3.1 医疗机构基本情况 |
| 3.3.2 单项肿瘤标志物指标诊断价值测算 |
| 3.3.3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判定 |
| 3.4 医疗机构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现状 |
| 3.4.1 医疗机构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分布 |
| 3.4.2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人群差异 |
| 3.4.3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费用分布情况 |
| 3.4.4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转归差异 |
| 3.4.5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费用分析 |
| 3.5 基于PLC预测模型的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优化策略 |
| 3.5.1 临床数据采集 |
| 3.5.2 基于PLC预测模型的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优化策略获得 |
| 3.5.3 基于PLC预测模型的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优化策略优势 |
| 3.6 临床路径实施的疾病和费用情况 |
| 3.6.1 COPD和 PLC的比较 |
| 3.6.2 按肿瘤类型比较 |
| 3.7 本章小结 |
| 3.7.1 针对COPD和 PLC早期诊断的肿瘤标志物检验方案的适宜性 |
| 3.7.2 医疗机构临床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的现状分析 |
| 3.7.3 对策与建议 |
| 第四章 临床不适宜检验影响因素研究 |
| 4.1 导言 |
| 4.2 数据来源和方法 |
| 4.2.1 研究对象 |
| 4.2.2 样本选择 |
| 4.2.3 数据来源 |
| 4.2.4 主要研究指标及研究假设 |
| 4.2.5 主要研究指标的测量工具 |
| 4.3 主要研究结果 |
| 4.3.1 样本纳入情况 |
| 4.3.2 临床医生的人口社会学特征 |
| 4.3.3 主要研究指标的信效度分析 |
| 4.3.4 主要研究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
| 4.3.5 人口社会学因素对各主要研究指标的简单效应 |
| 4.3.6 临床不适宜检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临床不适宜检验的原因分析 |
| 5.1 导言 |
| 5.2 相关理论基础 |
| 5.2.1 委托代理理论 |
| 5.2.2 供给诱导需求理论 |
| 5.2.3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 |
| 5.3 基于IMB模型的临床医生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的传导通路分析 |
| 5.3.1 信息因素、动机因素对临床医生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的作用分析 |
| 5.3.2 行为技巧对信息因素、动机因素在临床医生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作用中的中介作用 |
| 5.3.3 临床医生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的IMB理论模型的提出 |
| 5.4 临床医生肺部疾病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的IMB模型验证分析 |
| 5.4.1 IMB模型的验证方法 |
| 5.4.2 变量设置 |
| 5.4.3 模型的验证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降低临床不适宜检验的讨论与建议 |
| 6.1 当前的问题与挑战 |
| 6.1.1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医患博弈现状 |
| 6.1.2 绩效支付带来医务人员的行为倾向 |
| 6.1.3 临床数据缺乏统一管理 |
| 6.2 进一步避免临床不适宜检验的建议 |
| 6.2.1 以卫生决策数据分析为基础构建临床路径 |
| 6.2.2 加强检验临床合作,控制不适宜检验 |
| 6.2.3 加强医患沟通,避免医患不当博弈 |
| 6.2.4 促进医生绩效模式的改变,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 |
| 6.2.5 改革支付制度,促进医疗模式转变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1.1 临床不适宜检验普遍存在 |
| 7.1.2 不适宜检验的标准制定 |
| 7.1.3 临床路径是控制不适宜检验的有效途径 |
| 7.1.4 支付类型和临床病情是临床不适宜检验的重要影响因素 |
| 7.1.5 临床不适宜检验的原因分析表明,医疗体制、医院运行和医生教育的改善是形成最佳诊断治疗决策的关键 |
| 7.2 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展望 |
| 7.2.1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 7.2.2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一:肺部疾病肿瘤标志物检测方案影响因素调研工具 |
| 附二:信息因素的得分统计 |
| 附三:动机因素的得分统计及差异性分析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3）探讨血清与胸水LDH、CRA、SF检测联合胸水染色体检查在良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方法、仪器与试剂 |
| 1.3 判断标准 |
| 1.4 统计学处理 |
| 2 结果 |
| 2.1 两组检测血清与胸水LDH、CEA和SF结果比较 |
| 2.2两组胸水染色体检查结果分析 |
| 2.3 恶性PE患者的血清/胸水LDH、CRA、SF和胸水染色体联合检测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比较 |
| 3 讨论 |
（5）NSE、CYFRA21-1与CEA联合检测对胸腔积液性质的鉴别诊断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方法 |
| 1.2.1 标本采集 |
| 1.2.2 NSE、CYFRA21-1与CEA检测 |
| 1.3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两组患者NSE、CYFRA21-1与CEA浓度及阳性率比较 |
| 2.2 NSE、CYFRA21-1与CEA联合检测良、恶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
| 3 讨论 |
（6）肿瘤标志物检测对癌性和结核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7）肺癌胸腔积液中挥发性有机物的SPME-冷阱聚焦-GC/MS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的研究现状 |
| 1.3 肿瘤标志物研究中的关键挑战 |
| 1.4 GC/MS预处理技术在生物样品中的应用 |
| 1.4.1 提取技术 |
| 1.4.2 富集技术 |
| 1.4.3 衍生化技术 |
| 1.4.4 进样技术 |
| 1.5 本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和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胸腔积液中挥发性有机物的SPME-冷阱聚焦-GC/MS分析方法的建立 |
| 2.1 引言 |
| 2.2 实验部分 |
| 2.2.1 仪器与试剂 |
| 2.2.2 胸腔积液样品的采集与预处理 |
| 2.2.3 胸腔积液样品的SPME-冷阱聚焦-GC/MS分析 |
| 2.2.4 GC/MS分析条件 |
| 2.3 结果与讨论 |
| 2.3.1 实验基础 |
| 2.3.2 冷阱聚焦方法的建立 |
| 2.3.3 柱温的优化 |
| 2.3.4 样品用量的选择 |
| 2.3.5 重现性试验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胸腔积液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的SPME-冷阱聚焦-GC/MS法分析 |
| 3.1 引言 |
| 3.2 胸腔积液样品和临床资料的收集 |
| 3.3 胸腔积液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的定性分析 |
| 3.4 胸腔积液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检出结果分析 |
| 3.4.1 检出频率的比较 |
| 3.4.2 物质类别的比较 |
| 3.4.3 可能来源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肺癌及肺部良性疾病胸腔积液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比较分析 |
| 4.1 引言 |
| 4.2 胸腔积液样本及病人资料统计 |
| 4.3 肺癌组和炎症组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比较分析 |
| 4.3.1 各挥发性有机物的比较分析 |
| 4.3.2 差异性有机物的箱形图分析 |
| 4.3.3 剔除疑似异常样本后的比较分析 |
| 4.3.4 腺癌和结核性胸膜炎胸腔积液样本的比较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果与讨论 |
| 5.1 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 |
| 5.2 论文的不足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专利 |
（8）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临床价值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1材料与方法 |
| 1. 1一般资料 |
| 1. 2方法 |
| 1. 3观察指标 |
| 1. 4统计学方法 |
| 2结果 |
| 2. 1 2组患者肿瘤标志物检测水平情况 |
| 2. 2单项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敏感度与联合检测敏感情况 |
| 2. 3 2组患者肿瘤标志物阳性检出情况 |
| 3讨论 |
（9）恶性胸腔积液中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人附睾蛋白4 |
| 2 输入蛋白α2 |
| 3 泛素偶联酶Ubc H10 |
| 4 肠凝集素1 |
| 5 缺血修饰白蛋白 |
| 6 髓过氧化物酶 |
| 7 结语 |
（10）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对肺癌的诊断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仪器与试剂 |
| 1.3 方法 |
| 1.4 阳性标准 |
| 1.5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两组患者胸腔积液中CEA、NSE、CYFRA21-1测定结果 |
| 2.2 恶性组患者胸腔积液与血清中CEA、NSE、CYFRA21-1测定结果 |
| 2.3 恶性组胸腔积液中 |
| 3 讨论 |
四、三项肿瘤标志物联检对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NSCLC合并恶性胸腔积液患者中医证型和客观指标及miRNA的相关性研究[D]. 郑俊超.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2]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张海晨.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3]探讨血清与胸水LDH、CRA、SF检测联合胸水染色体检查在良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价值[J]. 杨小兵,何晗,苏湘敏,李世立. 中国实验诊断学, 2017(01)
- [4]CYFRA21-1、CA19-9、CEA及其联合检测在鉴别良恶性胸腔积液中的临床价值[J]. 孙春霞. 实用检验医师杂志, 2015(04)
- [5]NSE、CYFRA21-1与CEA联合检测对胸腔积液性质的鉴别诊断价值[J]. 张虹,钟英豪,邓睿,黄兰卿. 白求恩医学杂志, 2015(02)
- [6]肿瘤标志物检测对癌性和结核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J]. 张朋. 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 2015(04)
- [7]肺癌胸腔积液中挥发性有机物的SPME-冷阱聚焦-GC/MS分析研究[D]. 张佩佩. 浙江工业大学, 2015(01)
- [8]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临床价值探讨[J]. 闫瑛,陶书超,陶怡然. 实用癌症杂志, 2015(01)
- [9]恶性胸腔积液中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J]. 毕斯斯,石瑞正,张国刚. 临床与病理杂志, 2014(06)
- [10]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对肺癌的诊断价值[J]. 张淑艳. 临床军医杂志, 2014(10)
标签：肿瘤标志物论文; 胸腔积液论文; cyfra21-1论文; cea论文; 肺部疾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