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后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聂世坤[2](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卢晓菲[3](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李洋[4](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赵美娜,郭力[5](2013)在《WTO框架下黑龙江省优化对俄贸易结构的路径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龙江省是对俄贸易大省,俄罗斯入世后将会使黑龙江省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长期以来黑龙江省对俄贸易以互补性为主,对俄贸易结构升级速度较慢,对外贸易与产业发展的互动效果不显着。黑龙江省应以俄罗斯入世为契机,加强与俄罗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合作和产业合作,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进而通过面向产业化的科技合作,增强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实现黑龙江省由对俄贸易大省向对俄贸易强省的转变。
王静[6](2013)在《入世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的调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本文首先写出了越南加入WTO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入世有利于越南更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也能分享更多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有利于改善越南一直存在的体制性问题,能够促使越南更充分地利用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加入WTO对越南经济的作用是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入世可以称为越南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但与此同时,越南也要适应WTO的相关要求和接受WTO的挑战。其次,本文叙述了越南为加入WTO所作出的努力,包括关税、法制建设和市场环境的改善,本文也对越南正式加入WTO所作出的承诺进行了说明,然后写出越南为了实现入世承诺所作出包括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市场环境建设等各方面的努力。第三,本文分析越南为了履行入世承诺和适应WTO的要求,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关于对外贸易政策作出的调整。最后本文试图从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的调适为出发点,通过入世前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对比,看出越南入世前后关于外贸政策的调整与适应,通过定性定量的绩效分析,分析出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的调适所产生的绩效,也就是它对越南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
肖文兴[7](2012)在《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近九亿农业人口的生存问题和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对农业进行保护,确保入世后的农业产业安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紧迫。农业产业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农业在经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能够基本上不受威胁、干扰和破坏而保持正常的运行和发展,不会引发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业竞争力是保障农业安全的基本手段。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挑战,如外资对我国农业的控制增强,潜在风险增加;国际农产品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不容乐观;我国农业产业链不发达,产业整体竞争力受到制约等。经济全球化通过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投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农业产业的竞争。一些开放度高、缺乏有效调控手段的产品受贸易和外资进入影响大,产业安全状况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其中羊毛、棉花、大豆是较为典型的三个品种。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作物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一些,包括棉花、糖料作物和油料作物;在粮食作物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玉米、大豆和大麦。而小麦和大米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入世会对水果、蔬菜和畜产品带来有利影响。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冲击大于机遇。根据何维达和何昌(2002)的研究,中国农业在2001前基本安全,本文改进研究方法,借鉴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机构IMD和WEF在整合国际竞争力的多指标体系时的方法,建立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模型。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探索性的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加入“WTO”后,2002-2009年,中国农业的安全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农业仍然是“基本安全”,接近“不安全”的边缘,因为有一些不安全因素增加,需要建立预警机制,采取防范措施。与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结论基本一致。而且,首次对湖南农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同时,编写了附录一的案例:“中国反贸易壁垒第一案”。根据农业产业安全评价的五个安全度区域及其状态标识本研究创新地设置相应的预警灯信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它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启示我们:应完善我国的合规性贸易壁垒体系,有效保护我国农业;产业保护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扩大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应并重,重视对农业的合理支持;保护手段力求多样化和灵活性;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程序性规定,加强国内农业保护;运用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和规定,加强对本国地方名特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下,我国要全面深化农业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建立农业创新体系;建立农业保障体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行乡镇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村城市化建设;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推进农业税制改革和国家财政支持,合理利用外资。我们必须要构筑起确保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防火墙”,树立“大开放”、“大发展”、“大安全”的农业产业安全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于扩大开放的相互依存中促进大发展,于大发展的相互合作过程中谋求大安全。但是,农业产业安全具有其产业特色所要求的特殊性,应采取如下保障措施:树立新的国家产业安全观;健全相关法规体系,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统一规划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建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建立灵敏有效的安全预警系统,防范产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利用决策机制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用好用足WTO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积极进行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充分利用WTO贸易救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出口国家、出口产品多元化;中国农业企业要做大做强,建立完整自主的产业链条,形成自主品牌,自主定价体系,降低对外依存度,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抵御外部冲击,保障产业安全。
张林超[8](2008)在《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安全研究 ——基于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产业安全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核心内容。在我国中央政府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宏观背景下,本文以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为基础对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进行系统研究。国外关于产业安全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条主线,一是考察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产业安全的研究,大致上形成了产业国民控制论、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国民产业权益论、外资影响及抵御和抗衡能力论以及综合产业安全论等五类观点和见解。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成因,主要可以从外商直接投资论、制度非均衡论、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论及产业结构论等不同方面作出解释。本文对产业安全的理解,更加强调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产业安全的核心,只有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才能够从根本上维护产业安全,并由此形成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据此对产业安全概念作出如下新的定义:产业安全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重要的国民产业在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其生存与发展不受来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威胁而保持一国的经济安全。该定义基本上概况了目前学术界对产业安全的各种不同观点所表达的含义,并揭示出产业安全的本质是产业国际竞争力高低的状态。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的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指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开放条件下来自国外的资本、技术和产品对产业安全形成影响;内部因素包括国内产业的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对产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影响,产业国内生存环境包括金融环境、生产要素环境和市场需求环境三个方面,其决定了产业在国内生存的可能性;竞争环境主要是指过度竞争或垄断问题。从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出发,可以把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分为产业组织因素、产业结构因素、产业布局因素和产业政策因素。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的各种因素构成产业安全的评价模型和分析基础。世界各国把维护产业安全、进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即使是国际竞争力十分强大的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采取各项措施维护本国的战略性产业的产业安全,进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于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维护更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利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产业安全的理论及研究方法,选择作为战略性产业的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进行产业安全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综合国力,是衡量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是决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装备制造业是工业体系的支柱,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装备制造业的安全发展,关系到整个工业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发展。而重大装备是装备制造业中“技术难度大、关联面广、成套性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需要组织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才能完成的重大成套技术装备”①,重大装备产业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象征,尤其是强国必须要有水平相当的重大装备制造业。我国对发展民族装备制造业十分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战略任务;2006年8月国务院又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并召开了国务院振兴装备制造业工作会议;党的十七大再一次强调了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提出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明确要求②。我国的装备制造业经过5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显着成就,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产业体系,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包括电力装备在内的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推动新型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装备,部分重大装备产品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重大装备生产大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是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及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发电设备设计制造和电站工程建设工业体系,基本满足了我国电力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7.2亿千瓦电力装机中,自给率接近90%。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代表了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前沿水平,选择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作为基础对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我国在几年前就已成为发电设备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具备了水电、火电、核电、重型燃气轮机、风电等各个领域高端装备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能力。我国的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如何?产业竞争力状况如何?哪些是制约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影响我国发电设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否引发产业安全问题?政府层面和产业内企业层面如何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动包括发电设备在内的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进一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保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势头,维护产业安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基本逻辑。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并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基于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分析和国际竞争力评价,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安全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综合评价。总体来看,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二、三、四章,即理论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对与产业安全相关的产业保护和贸易保护思想、产业安全的基本理论以及产业国际竞争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该部分构成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即第五章,深入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对制造业、装备制造业、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上,扼要分析了重大装备产业所具有的战略性产业特征;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并特别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的代表性行业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为下一步关于产业安全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为第六、七章,根据产业安全相关理论,重点以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为出发点,在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的基础上,直接利用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结论,从产业国内生存与竞争环境、产业控制力、产业对外依存度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并在扼要分析影响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就提高中国发电设备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产业安全提出了一些建议思路。本文利用产业安全评价模型,构建比交完整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定量的方式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安全状态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程度的估算值为67.75。根据本文设定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及对应的五种不同产业安全状态,得出了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为“安全”的结论。因而从总体上说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是安全的,产业安全问题基本不存在。同时,由于评价值接近安全状态区间的底线,表明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因素影响中国发电设备的产业安全,因而存在潜在的产业安全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维护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保持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产业由大变强的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介绍本文的逻辑结构;归纳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及主要观点;客观评价本文的创新与突破;指出研究难点、存在的不足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二章:产业安全基本理论。本章首先简要梳理古典经济学前后以及当代最新的关于贸易保护、产业安全的经济思想和主要理论;然后再阐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关系;并重点研究产业安全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以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产业安全观和研究的基本逻辑。第三章:产业安全的影响因素及评价体系。本章在深入分析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的基础上,引入产业安全评价方法及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为后面的针对特定产业的产业安全研究提供研究方法和指导。本章还选择美国、日本、韩国扼要介绍国外维护产业安全的实践及经验。第四章:产业国际竞争力基本理论。本文推崇竞争力导向的产业安全观。本章对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相关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作简要介绍,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模型作初步研究,为将要进行的包括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进而对产业安全状况评价在内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第五章:实证研究一:重大装备产业与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本章在界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概念的基础上,对重大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性产业特征以及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作出简要分析,并从发展历程、产业规模及产品产量、产业主导产品、产业内厂商结构、进入和退出壁垒、产业市场前景以及产业“走出去”情况等各个方面对作为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代表性行业的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作深入系统的研究,为将要进行的产业安全实证研究做准备。第六章:实证研究二: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估是产业安全状况评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竞争力导向的产业安全观及相关理论,本章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最重要的代表性行业发电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专门研究,为下一章的产业安全综合评价研究奠定基础。结合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及重大装备产业的产业特征,构建专门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专门对业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评价,为产业安全总体评价提供有关结论和数据。第七章:实证研究三: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在上一章专门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章节关于产业安全的影响因素的论述,本章利用现存的评价模型和方法,构建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产业对外依存度以及产业控制力等几个方面对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状况进行总体评估,并在对影响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作出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高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产业安全的建议思路。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试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结论上有所创新:在研究对象方面:关于产业安全的系统研究本来就起步很晚,在我国则是随着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才开始对产业安全问题予以关注,因而相关的文献并不多,更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国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大背景下,本文专门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进而对重大装备产业的产业安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产业安全角度研究我国重大装备产业,在国内尚属首次,该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并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直接调查,专家咨询,引用大量的第一手最新数据,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第一次进行系统的定量研究。根据发电设备这样的重大装备产业所具有的产业特征,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构建了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产业安全评价模型和最新数据,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客观的评估,并得出了由价值的结论。在观点创新方面: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观点,得出了一些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发展有价值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新思路、新建议。(1)突破传统的以产业保护为重点的产业安全观,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是维护产业安全、推动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2)根据产业国际竞争力导向的产业安全观,对产业安全的概念做了重新界定:产业安全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重要的国民产业在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其生存与发展不受来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威胁而保持一国的经济安全。(3)基于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综合评价,认为,以发电设备制造为代表的我国重大装备产业总体上是安全的,但安全的程度接近评价值范围的底线,因而仍然存在一些引发产业安全问题的潜在重要因素。(4)虽然我国重大装备产业面对开放经济具有较强的产业控制力,但随着我国金融及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重大装备产业内主要企业纷纷进入境内外资本市场,仍然存在外资并购而引发产业安全问题的潜在威胁。(5)随着我国重大装备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实力,认为有选择的并购国外研发机构,是提高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6)随着我国重大装备产业的市场需求逐步趋于理性,进一步推动产业国际化经营,实施包括扩大产品出口、技术出口及部分产能逐步向国外转移的“走出去”战略,是维护产业安全、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刘光溪[9](2006)在《共赢性博弈论 ——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进程加快,国家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相互认同。国际间经济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在趋同,共同的利益面在扩大,“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国际关系中日渐发挥重要作用。国际贸易博弈因此正日益摆脱基于“丛林法则”的非合作无序竞争。作为有效治理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就是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流体制,其核心价值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法则,是经过谈判博弈形成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与规则。WTO成员之间的国际贸易博弈,就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则约束的合作性有序博弈,这种博弈不仅受到国家利益的驱使,而且也要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要求。每个成员的涉外经济发展战略制定都要体现这种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变动、完善与强化。在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约束下,各成员博弈的结果是社会总得益趋向扩大,各方得益多寡虽有所不同但总体趋向于不为零的正数,所以,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本质上是合作的共赢性博弈。这种博弈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博弈,是共赢的结局。各博弈方就要致力于通过提高内在竞争力而取得竞争优势,间接造福于各博弈主体,对这种博弈的研究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简要概述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艰难历程入手,系统分析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本质,寻找该体制下各成员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并博弈制胜的基本规律,进而提出了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是共赢性博弈的理论观点。国际贸易共赢性博弈是指: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中,各成员为了实现共赢性的利益格局,进行着激烈的政治与经济较量,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增大加深,参与各方在制度设定中和规则约束下,均能得到博弈收益,完成这一过程并达到共赢性博弈的结局。WTO成员鉴于共同的长远与战略利益,其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是一种辨证互动,加之多边贸易体制近半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一整套规则体制、约束保障机制、利益促进与扩大机制,为WTO成员实现共赢性博弈提供必备的内生性制度条件。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变革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入发展,客观上为实现共赢性博弈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主客观条件的具备,充分说明共赢性博弈论不仅对进一步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本身与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人格,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纵深发展,而且对引导人类社会沿着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路径,把“和谐社会”的理念运用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未来和谐大同世界,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与现实意义。
樊勇明,贺平[10](2006)在《经贸摩擦与大国崛起——日美经济战对中国的启示》文中提出中国已进入战略性贸易摩擦期。20世纪后半叶的日美经济战与入世后中美经贸摩擦具有较大相似性。本文系统回顾了日美经贸摩擦中“贸易摩擦———汇率摩擦———体制摩擦”的发展演变轨迹,厘清了三者的内在递进关系,并分析了入世后中国对外特别是对美经贸摩擦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战略性贸易摩擦是正在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主导国之间在经贸领域冲突博弈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结合对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对比分析,简要概括这一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基本特点。
二、入世后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3.1 创新点 |
1.3.2 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2.2.1 关税测算法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2.2.3 文本提取法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4.1.2 出口升级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4.2.1 基本假设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5.1.1 数据来源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5.3 稳健性检验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5.3.2 非关税壁垒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5.5 机制分析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5.5.2 沉没成本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6.1.1 数据说明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6.3 稳健性检验 |
6.3.1 序列相关 |
6.3.2 逆向因果 |
6.3.3 入世效应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6.4 企业异质性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6.5 行业异质性 |
6.5.1 价值链嵌入 |
6.5.2 技术水平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6.6.1 国家差异性 |
6.6.2 收入水平 |
6.7 机制检验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6.8 本章小结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7.1.1 数据来源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7.3 稳健性检验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7.4 异质性影响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7.5 机制检验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4)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二、搭便车问题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一、政策机遇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一、党的领导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WTO框架下黑龙江省优化对俄贸易结构的路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入世后俄罗斯对外贸易战略的变化 |
(一) 创新型贸易战略 |
(二)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经贸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 |
1、俄罗斯市场准入的变化将拓宽双方的合作领域 |
2、黑龙江省对俄的传统商品贸易将面临压力 |
二、黑龙江省优化对俄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 |
(一) 俄罗斯的创新经济模式为双方合作指明方向 |
(二) 俄罗斯东部的科技条件将为双方的科技合作提供保障 |
(三) 黑龙江省和俄罗斯有利的政策保障 |
三、黑龙江省优化对俄贸易结构的路径选择 |
(一) 通过投资合作和产业合作相结合, 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
1、促进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合作和产业合作 |
2、扩大黑龙江省对俄的产业内贸易规模 |
(二) 开展面向产业化的科技合作, 增强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
(三) 开创原始品牌设计制造的贸易方式 |
(6)入世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的调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点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 对外贸易政策演变过程及基本政策原理研究 |
二、 全球化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研究文献 |
三、 越南贸易政策相关文献研究 |
第一章 国际贸易理论新进展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调整的启示 |
第一节 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新进展 |
一、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二、 管理贸易理论 |
三、 其他贸易政策理论影响 |
第二节 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调整的影响 |
一、 贸易政策调整背景 |
二、 贸易政策调整的内容和方向 |
三、 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调整的评价 |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调整启示 |
第二章 入世前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 |
第一节 入世前越南对外贸易政策概述 |
一、 革新开放前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简述 |
二、 1986—2006 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简述 |
三、 越南加入 WTO 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
四、 越南加入 WTO 应调整的关于对外贸易的政策 |
第二节 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的适应性调整 |
一、 越南入世的承诺 |
二、 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的适应性调整 |
三、 越南入世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具体表现 |
第三节 小结 |
第三章 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调适的绩效分析 |
第一节 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
第二节 入世后越南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 |
一、 出口贸易商品结构 |
二、 进口贸易商品结构 |
三、 小结 |
第三节 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市场结构的优化 |
一、 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市场结构优化的整体评价 |
二、 越南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 |
三、 入世后越南外贸依存度分析 |
四、 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主要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调适绩效的实证分析 |
一、 数据选择与处理 |
二、 建立理论模型 |
三、 模型回归 |
四、 实证结果分析 |
第五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附图索引 |
附表索引 |
第一章 绪论 |
1 本文研究的目的,对国民经济或学术上的意义,国内外动态和发展趋势 |
1.1 研究目的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
1.4 当前研究的缺陷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2 本文研究的内容,设计方案、预期效果 |
2.1 论文的结构及研究内容 |
2.2 研究方法 |
2.3 研究思路和效果 |
2.4 研究框架 |
2.5 本研究的创新和局限 |
第二章 产业安全与农业产业安全 |
1 产业安全的内涵 |
2 用模型诠释产业安全 |
2.1 基本假设 |
2.2 基本理论模型 |
2.3 最佳产业安全状态的确定 |
2.4 产业安全水平的测度 |
3 农业产业安全 |
3.1 农业产业安全的定义 |
3.2 农业产业安全的决定因素 |
3.3 农业产业安全体系的基本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产业的影响 |
1 按照“WTO”规则,调整农业政策 |
1.1 调整农业法律法规 |
1.2 调整国内支持政策 |
1.3 农产品关税配额管理 |
1.4 调整农产品食品卫生安全政策 |
1.5 减让农产品进口关税 |
2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生产的变化 |
2.1 我国粮食生产的变化 |
2.2 其它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状况 |
3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贸易的影响 |
3.1 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变化情况 |
3.2 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伙伴的影响 |
4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生产者的影响 |
5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及产生的安全风险 |
5.1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 |
5.2 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的风险 |
6 展望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与新一轮WTO谈判 |
6.1 展望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 |
6.2 中国如何应对新一轮WTO谈判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评估与预警 |
1 中国农业现状 |
1.1 食物与社会生态平衡系统中面临5个方面的矛盾 |
1.2 食物社会生态平衡系统中存在的“三个不可逆转” |
1.3 中国农业资源的优势与劣势 |
2 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状况及竞争因素分析 |
2.1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状况 |
2.2 价格竞争因素分析 |
2.3 质量竞争因素分析 |
3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评估 |
3.1 产业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
3.2 对中国农业安全度的估算 |
3.3 湖南农业产业安全度的初步估算 |
4 农业产业安全预警 |
4.1 产业安全预警的涵义 |
4.2 建立农业产业安全预警系统的紧迫性 |
4.3 农业产业安全预警的阶段 |
4.4 农业产业安全预警系统的执行 |
5 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危机的事发、事后管理 |
5.1 中国产业安全危机的特征 |
5.2 政府是产业安全危机管理的主体 |
5.3 农业产业安全危机事发、事后管理的构想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国际经验 |
1 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何保护农业 |
1.1 欧盟、美国、日本等对农业的扶持政策 |
1.2 欧盟、美国、日本等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 |
2 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措施 |
2.1 创造条件,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
2.2 大量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关税等措施保护国内农业 |
2.3 实行适度的政府配售和购销价格政策,保护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
2.4 建立产供销一体化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出口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外向型发展 |
2.5 加大农业投资和补贴,提供农业信贷优惠,支持农业发展 |
3 世界各国农业保护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3.1 完善合规性贸易壁垒体系,有效保护农业 |
3.2 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内需并重 |
3.3 重视对农业的合理支持,利用世贸组织程序性规定,加强国内农业保护 |
3.4 加强对本国地方名特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加强农业人才的培养 |
3.5 应用灵活性和多样化的保护手段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构建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防火墙” |
1 在WTO《农业协议》条件下,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
1.1 全面深化农业体制改革 |
1.2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
1.3 增加国家财政支持和农业税制改革的力度,合理利用外资 |
1.4 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 |
1.5 建立农业创新体系 |
1.6 实行乡镇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村城市化建设 |
1.7 建立农业保障体系 |
1.8 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
2 维护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政策保障 |
2.1 树立新的国家产业安全观 |
2.2 健全法规体系,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 |
2.3 统一规划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建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 |
2.4 做好农业产业损害风险评估工作,建立灵敏有效的产业安全预警系统 |
2.5 充分利用WTO贸易救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保障产业安全 |
2.6 用好用足WTO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积极进行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 |
2.7 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利用决策机制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
2.8 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出口国家、出口产品多元化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及研究趋势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案例:“中国反贸易壁垒第一案”—“中国紫菜出口日本案” |
附录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 |
在读期间科研学术成果目录 |
(8)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安全研究 ——基于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目录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的重大意义 |
1.2 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基本思路 |
1.2.3 研究方法 |
1.3 论文结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1.3.1 论文逻辑结构与主要结论 |
1.3.2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1.3.3 研究难点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2. 产业安全基本理论 |
2.1 产业安全经济思想与理论溯源 |
2.1.1 重商主义时期及以前的经济与产业安全思想与理论 |
2.1.2 幼稚工业保护及国家经济学理论 |
2.1.3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贸易保护理论 |
2.1.4 新贸易保护理论的产业保护思想 |
2.2 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 |
2.2.1 国家安全及安全观的演进 |
2.2.2 国家经济安全及其主要内容 |
2.3 产业安全理论研究综述及概念探析 |
2.3.1 产业及其分类 |
2.3.2 国内关于产业安全研究的主要成果 |
2.3.3 关于产业安全的主要观点及简要述评 |
2.3.4 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成因 |
2.3.5 对产业安全进一步认识及本文的产业安全观 |
2.4 产业安全的模型解释 |
2.4.1 建立产业安全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 |
2.4.2 产业安全基本理论模型 |
2.4.3 最佳产业安全状态的确定 |
2.4.4 产业安全水平的测度 |
本章小结 |
3. 产业安全的影响因素及评价体系 |
3.1 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 |
3.1.1 基于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2 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影响因素分析 |
3.2 产业安全评价体系 |
3.2.1 产业安全评价的内涵与意义 |
3.2.2 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
3.3 国外维护产业安全的实践 |
3.3.1 美国的产业安全实践 |
3.3.2 日本的产业保护与产业安全实践 |
3.3.3 韩国以国内产业保护为特点的维护产业安全实践 |
3.3.4 国际经验及对我国产业安全实践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4. 产业国际竞争力基本理论 |
4.1 产业国际竞争力 |
4.1.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4.1.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4.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 |
4.2.1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
4.2.2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
4.2.3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的进展 |
4.3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竞争优势理论 |
4.3.1 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
4.3.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
4.4 后发优势理论及启示 |
4.4.1 后发优势论的提出 |
4.4.2 后发优势论的进一步研究及验证 |
本章小结 |
5. 实证研究一:重大装备制造产业与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 |
5.1 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与重大装备制造业 |
5.1.1 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界定 |
5.1.2 本文对重大装备制造业的界定 |
5.1.3 重大装备制造业战略性产业特征 |
5.1.4 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
5.1.5 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
5.2 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发展历程 |
5.2.1 本文对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界定 |
5.2.2 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发展历程 |
5.3 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现状分析 |
5.3.1 产业规模及产品产量 |
5.3.2 产业内厂商结构 |
5.3.3 进入和退出壁垒 |
5.3.4 “走出去”情况及成功的主要原因 |
5.3.5 产业市场前景 |
本章小结 |
6. 实证研究二: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6.1 相关理论及评价的说明 |
6.1.1 产业竞争力分析的相关理论模型 |
6.1.2 评价主体和范围 |
6.2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 |
6.2.1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模型 |
6.2.2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
6.2.3 基本数据 |
6.3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6.3.1 绩效竞争力评价 |
6.3.2 规模竞争力评价 |
6.3.3 潜在竞争力评价 |
6.3.4 产品竞争力评价 |
6.3.5 环境竞争力评价 |
6.3.6 综合评价及结论 |
6.4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内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6.4.1 绩效竞争力 |
6.4.2 规模竞争力 |
6.4.3 创新竞争力 |
6.4.4 服务竞争力 |
6.4.5 全球化竞争力 |
6.4.6 产品竞争力 |
6.4.7 综合评价及结论 |
本章小结 |
7. 实证研究三: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状况评价 |
7.1 产业安全评价模型及方法 |
7.1.1 评价模型 |
7.1.2 评价方法 |
7.2 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 |
7.2.1 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7.2.2 评价方法的说明 |
7.2.3 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7.2.4 产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评价 |
7.2.5 产业对外依存度评价 |
7.2.6 产业控制力评价 |
7.2.7 产业安全状况的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 |
7.3 影响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潜在因素 |
7.3.1 国外厂商垄断高端原材料形成对产业发展的瓶颈性制约 |
7.3.2 研发能力弱,自主创新能力不高 |
7.3.3 品牌弱势 |
7.3.4 系统集成能力差,服务能力弱 |
7.3.5 外资并购的潜在威胁 |
7.4 维护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建议思路 |
7.4.1 加快重大装备产业原材料国产化步伐 |
7.4.2 推动产业重组,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重工业集团 |
7.4.3 并购海外研发机构,加快产业自主技术创新 |
7.4.4 引导资源整合,培育工程公司,提高系统集成能力 |
7.4.5 发挥产业聚集效应,形成国际知名的重大装备制造基地 |
7.4.6 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
7.4.7 提高产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
7.4.8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继续实施重大装备产业扶持政策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共赢性博弈论 ——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研究的背景、思路与特点 |
二、问题的形成、探索与提出 |
三、相关研究的现状、成果与评述 |
四、研究的创新、突破与意义 |
五、研究方法与基本结构 |
第一章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程的博弈分析 |
一、复关入世的谈判背景、行为主体及组织协调 |
(一) 复关入世谈判的简要背景 |
(二) 复关入世谈判的主要对手 |
(三) 复关入世谈判的决策协调机构 |
二、复关入世四个谈判阶段的博弈内涵 |
(一) 谈判准备阶段 |
(二) 确定复关制度条件谈判阶段 |
(三) 完成双边市场准入谈判阶段 |
(四) 多边程序性谈判阶段 |
三、复关受阻与中美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的博弈分析 |
(一) 复关受阻的前因后果及其影响 |
(二) 美国阻挠中国复关的政治战略考虑 |
(三) 美国阻挠中国复关的具体表现及消极作用 |
(四) 美国阻挠中国复关的经济战略考虑 |
(五) 中国复关冲破阻挠的博弈策略 |
四、复关到入世与中美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的博弈分析 |
(一) 美国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 |
(二) 美国谈判政策与要价调整的表现与意图 |
五、复关入世谈判权利义务平衡的共赢性结局 |
(一) 中国承担的主要义务 |
(二) 中国享有的基本权利 |
(三) 复关入世谈判的基本性质:共赢性博弈 |
第二章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结构特点的博弈分析 |
一、复关入世谈判主体的复合博弈行为特点 |
二、复关入世谈判运行的规则约束特点 |
三、复关入世谈判策略的动态选择特点 |
四、复关入世谈判主体的得益诉求特点 |
(一) 政治主权上可能受到的损失 |
(二) 经济贸易方面可能受到的损失 |
(三) 恶化外部经济贸易环境 |
(四) 制约中国参与区域和洲际合作能力 |
五、复关入世谈判的秩序调整特点 |
六、复关入世谈判推进的双重博弈特点 |
第三章 一般博弈与共赢性博弈 |
一、一般博弈内涵的理论分析与类型划分 |
二、一般博弈形成的基本前提与理性分析 |
三、一般博弈结构的基本要素与功能分析 |
四、一般博弈进行的过程模式与次序分析 |
五、一般博弈得益的“纳什均衡”分析 |
六、一般博弈主体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分析 |
七、一般博弈向共赢性博弈转变的公共治理 |
八、一般博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第四章 国际贸易博弈治理与共赢性博弈 |
一、早期国际贸易博弈治理的发展演进 |
(一) 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博弈理念与行为 |
(二) 自由贸易政策的博弈理念与行为 |
(三) 保护贸易政策的博弈理念与行为 |
(四) 国际贸易政策低效博弈的政治后果 |
(五) 国际贸易政策高效博弈的探求与形成 |
二、国际贸易博弈的组成结构 |
(一) 国际贸易博弈的主体 |
(二) 国际贸易博弈的规则 |
(三) 国际贸易博弈的得益 |
(四) 国际贸易博弈的策略选择 |
(五) 国际贸易博弈的信息 |
(六) 国际贸易博弈的秩序 |
三、国际贸易博弈的内在机理 |
(一) 国际贸易博弈的基础是国民经济 |
(二) 国际贸易博弈的内在机制是市场经济 |
(三) 国际贸易博弈的本质是集体生产得益 |
四、国际贸易的博弈困局 |
(一) 国际贸易前中期的博弈困局 |
(二) 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政治极端 |
(三) 国别博弈的个体理性与国际博弈的非理性协调 |
五、国际贸易谈判的博弈理论分析 |
(一) 静态的结构主义博弈谈判理论 |
(二) 动态的博弈谈判理论 |
六、国际贸易博弈中的较优选择 |
(一) 国际贸易博弈与 WTO的目标选择 |
(二) 国际贸易博弈与 WTO的功能定位 |
(三) 国际贸易博弈与 WTO贸易谈判的运作机制与规则 |
(四) 国际贸易博弈与 WTO贸易谈判的战略 |
第五章 多边贸易体制与共赢性博弈 |
一、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贸易博弈治理的内涵 |
二、现代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贸易博弈治理的强化 |
(一) WTO国际贸易博弈方略的强化 |
(二) WTO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基本规则 |
(三) WTO实现共赢性博弈的运作机制 |
(四) WTO实现共赢性博弈的约束机制 |
(五) WTO实现共赢性博弈的促进机制 |
(六) WTO实现共赢性博弈的收益扩大机制 |
三、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及其主要内涵 |
(一) WTO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共赢性博弈” |
(二) 从互补性竞争到共赢性博弈的理论演进 |
第六章 共赢性博弈实现的内外条件 |
一、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内生条件 |
(一) 从双重博弈达到共赢性博弈的基本条件 |
(二) 共赢性博弈主体的行为能力基础 |
(三) 共赢性博弈的规则约束基础 |
(四) 共赢性博弈的法律保障机制 |
(五) 共赢性博弈的利益保障机制 |
(六) 共赢性博弈的外交战略考虑 |
二、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外部条件 |
(一) 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变化形成的环境条件 |
(二) 全球市场化改革形成的制度条件 |
(三)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动因条件 |
(四) 国家利益重新定位与主权让渡形成的心理条件 |
(五)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形成的客观条件 |
(六) 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关系格局新发展形成的积极条件 |
第七章 共赢性博弈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一、共赢性博弈论对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论意义 |
(一) 动摇了非合作博弈的主流地位 |
(二) 为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 |
(三) 为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出发点明确了定位 |
二、共赢性博弈论对健全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人格的现实意义 |
(一) 为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基于市场法则完善自我指明了方向 |
(二) 有助于提高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谈判能力 |
三、共赢性博弈对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意义 |
(一) 为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明确了方向 |
(二) 为实现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提出可行和可能的新路径 |
(三) 为“和谐社会”理念运用于国际关系提供理论线索 |
附件一: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早期历史 |
附件二:中国复关谈判的主要历程 |
附件三:中国入世谈判的主要历程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入世后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4]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WTO框架下黑龙江省优化对俄贸易结构的路径探析[J]. 赵美娜,郭力. 中国经贸导刊, 2013(14)
- [6]入世与越南对外贸易政策的调适研究[D]. 王静. 云南财经大学, 2013(05)
- [7]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D]. 肖文兴. 湖南农业大学, 2012(11)
- [8]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安全研究 ——基于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实证分析[D]. 张林超.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
- [9]共赢性博弈论 ——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D]. 刘光溪. 复旦大学, 2006(02)
- [10]经贸摩擦与大国崛起——日美经济战对中国的启示[J]. 樊勇明,贺平. 日本学刊, 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