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韩中贸易纠纷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柳承址（SEUNGJI RYU）[2]（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指出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姜泰元（KANG TAEWON）[3]（2021）在《新流通发展对中韩贸易的影响及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关系不断发展,今天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国。但中韩贸易关系从2012年开始发展速度变慢,目前因韩国部署萨德、中美贸易矛盾、新冠疫情等原因出现负增长。在流通产业不断发展过程中,2016年10月阿里巴巴的前CEO马云提出了“新流通”的概念。新流通定义为消费者体验的数据中心基础的流通,流通的核心将从流通渠道中心改变消费者中心。随着新流通的发展,将对中国和韩国之间的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本研究,可以深化中国和韩国的贸易发展理论认识,也有利于促进中韩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文献法和比较分析法利用中韩两国的先进互联网数据、国家统计局文献资料、图书馆相关书籍,然后用多种数据和资料比较分析中韩两国的贸易现状和流通物流现状。为了研究新流通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贸易发展和新流通的先行研究进行了评述整理。通过确立贸易基本理论和流通物流基本理论,具备基本知识,为研究新流通与中国和韩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奠定理论基础。分析中国和韩国贸易关系现状,比较中韩物流绩效指数,掌握中韩流通物流现状。另外,分析新流通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新流通发展对中韩贸易关系产生的影响。为了中国和韩国的贸易关系发展和新流通的发展,以中国和韩国的典型新流通企业为中心,分析新流通活用案例。选取中国阿里巴巴和京东的新流通案例,韩国乐天和新世界。目前新流通存在的问题有物流基础设施不足、顾客新流通概念意识不足、技术有限等。基于全文的分析,最后提出解决对策建议。第一,发展物流基础设施,第二,要改善消费者的新流通意识,第三,应对手机技术环境和产业合作。本文研究中国和韩国新流通发展的比较分析和由此对两国贸易关系发展的影响,为今后两国更进一步的流通业发展和贸易关系发展做出贡献。虽然对中国和韩国贸易关系发展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对新流通的两国比较分析和由此产生的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及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今后两国的流通业和贸易研究具有一些参考价值,将为解决当前中韩贸易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新的流通问题提供帮助。
赵嗣远[4]（2021）在《日韩贸易争端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日韩两国在2019年起持续进行的贸易对抗是两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其影响已越出经济领域,成为影响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事件。日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多个领域龃龉不断,不仅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还将损害全球贸易供应链并对中日韩经济合作造成消极影响。本文研究日韩贸易争端的原因和发展趋势,分析其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为中国在新环境下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参考。日韩关系自2016年起持续恶化,日韩贸易争端的暴发是日韩关系长期恶化趋势的新谷底而非稳定关系的转折点。日韩关系仍然受到殖民时代的负面遗产影响,日韩两国对历史的认识存在根本区别,目前不具备和解的基础。日韩两国合作关系的维持依赖美国的维护,但美国处理三国间关系的方式存在结构性不公正,难以遏制日韩关系的恶化趋势。日韩间的对抗和摩擦不仅局限于贸易和历史问题,更涵盖改了政治、安全和军事等领域。未来,日韩贸易争端将持续并扩大,但不会剧烈升级。本轮日韩关系恶化中韩国政府的反应和对日本采取的措施有着深刻的国内背景,虽然这些因素在以往的韩国对外战略中蔽而不彰,此次却是理解冲突逻辑的关键。这些因素包括韩国政坛的权威主义和人物中心主义传统、韩国的政党文化、韩国的财阀经济模式及韩国左翼复兴带来的进步诉求等。长期来看,经济因素是日韩关系变化的结构性原因。韩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综合国力提升导致了日韩力量对比的变化。韩国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一直在追赶日本,这种卓有成效的追赶使得近年来两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实力接近,两国经贸合作即将迎来新时代。未来日韩间的同质化竞争将愈演愈烈,而中国在这些领域虽然进步明显,较日韩仍将保持一定差距。中国的产业结构与日韩互补性强且中国在未来将成为日韩产品最重要的市场,日韩贸易关系的变化将对中日韩经济合作产生深远影响。中日韩经济合作符合中日韩三国的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最终都会回到前进的道路上。目前,中日韩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受到众多不稳定因素的干扰。中日韩三国间合作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合作,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需要重视经济对其它领域的溢出效应。在日韩贸易争端背景下,中日和中韩贸易关系维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在日韩经贸关系平行化和贸易竞争激烈化的新环境中,在中韩、中日贸易关系等距化且地位上升的现实面前,中国应利用自己的优势,以补全产业链环节提升在东亚价值链地位和建设东亚主要商品市场为抓手,以加快推进地区经济整合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为路径,推动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世界贸易格局的转变。
尹钰润[5]（2021）在《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文中研究说明自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韩-中两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势头。为了顺利推进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进程,韩国需要中国;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则需要韩国。这种相互需要的紧密关系,为韩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由于韩国政府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政治立场缺乏理解,韩国对华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出现僵化趋势。李明博政府未能有效利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固守偏重韩美同盟的外交政策,导致韩中关系的恶化;朴槿惠政府未能将就任初期表现出的均衡原则对华外交政策坚持到底,重蹈覆辙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其执政后半期,为了应对朝鲜的核挑衅、强化韩美同盟,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推进萨德部署,导致韩中关系降至冰点。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未能充分考虑国际局势这个重大变量,仍然过多采用了传统的解决方式。韩中关系的恶化被经济贸易增量掩蔽,急需解决的政治、安全合作问题,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战略问题,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问题,民间近而不亲问题等并未得到韩国政府的充分重视。韩中两国关系虽然实现了量的强化,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也随之增加。韩国的外交取向是维护本国利益的战略性行为,但谋求本国的利益的同时,需要客观分析对方国家的利益。不充分考虑韩国外交政策重点对象国之一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与立场,只重视韩国立场或韩美同盟的外交政策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案例在韩国历届政府中屡见不鲜。韩中两国关系的好转,最重要的是充实和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以此为基础开展有“原则”的对华外交。这里的“原则”是指通过客观分析韩国政府对华政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加强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制定对华外交政策方案,尽可能不夹在中美之间左右为难,通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促进韩中关系、维护韩国国家利益。由此,本文首先回顾了 21世纪初韩国历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分析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理念与原则、目标、主要途径、制约因素、特征与效果,预测了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趋势与走向,并为韩国对华政策今后需要解决的课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张文琦[6]（2020）在《韩国在TPP/CPTPP和“一带一路”之间的选择 ——基于GTAP模型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韩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出口导向是其经济的显着特点。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权力格局正经历深刻的调整和变革,加之WTO搁浅,各主要国家纷纷战略性地推动区域一体化合作,TPP/CPTPP和“一带一路”是当前和未来亚太经贸合作的两种主要力量和路径。置身美、中、日三大政经伙伴角力的两种路径,韩国的抉择艰难而又在所难免。本研究在分析韩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及其竞合制擎关系的基础上,运用GTAP模型量化模拟韩国的各种抉择及一体化程度下的经济福利和产业冲击,从而判断其在两种路径之间的选择,研究发现:（1）美韩同盟是韩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且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但韩中关系受韩美关系影响,政治互信不足。日本主导CPTPP,但日韩贸易竞争关系及历史纠葛影响其合作。（2）在区域层面,韩国加入TPP/CPTPP或“一带一路”均有良好的经贸合作基础,但韩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结合度高于TPP/CPTPP国家,也高于原TPP主导国美国。在产业层面,韩国最具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业——机械及运输设备、化学品及相关产品与重要贸易伙伴及TPP/CPTPP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补性减弱,而韩-TPP/CPTPP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互补性更强,韩-“一带一路”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互补性更强。在出口竞争层面,韩-TPP/CPTPP大于韩-“一带一路”,但出口竞争性差异正在收窄,特别地,若美国重返TPP则出口竞争关系大幅改善。（3）韩国加入TPP/CPTPP或“一带一路”均有其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动因——改善与主导国的双边关系、增强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绕过与产业财阀的正面交锋等,也均存在掣肘因素——历史和现代纠葛带来的谈判难度、产业互补性低可能遭受的冲击、政治互信不足导致的警惕戒备等。（4）运用GTAP模型模拟TPP/CPTPP和“一带一路”不同推进程度下,韩国加入/不加入TPP/CPTPP和“一带一路”对其经济总体（GDP、国民福利、贸易规模、贸易余额和贸易条件）及各产业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总体层面的最优策略是既加入TPP/CPTPP又加入“一带一路”,仅加入“一带一路”次之;产业层面对其支柱产业——汽车及零部件、机械电子设备产业而言,最优策略是仅加入“一带一路”,加入TPP/CPTPP或两者均加入将产生负效应。（5）综合考量,韩国可以选择短期内先加入“一带一路”,在长期再加入TPP/CPTPP的策略。中国也应以此为基点,考量促进韩国对“一带一路”的加入和参与。
于京婉[7]（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6年,因“萨德”风波中韩外交出现危机,导致两国关系跌至历史低谷。文在寅上任后对华如何施政,中韩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事关两国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发展,而且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与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为选项,基于三层考量:从中韩关系层面看,两国是搬不走的近邻,拥有广泛共识与利益契合。对其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韩了解,扩大双边合作领域,有效落实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从半岛安全层面看,韩国是朝鲜半岛属地国,而中国始终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参与国。对其研究有助于两国寻求共识,求同解疑,更好地推动半岛和平和地区安全与繁荣。从中美战略竞争层面看,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地区和半岛事务中受美国牵制。对其研究有助于增进双方政治和安全互信,增强共同维系半岛及地区安全稳定的信心。鉴于上述动因,本文试从五个方面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第一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外部环境是引发内部思考与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文在寅上任正值韩国“内忧外患”的政治乱局,诸多焦点问题成为文在寅政府的必答题。本章选择“由外至内”为视角,即地区、双边、国内,以三个新变化为焦点,对文在寅上任后韩国的时局背景进行剖析。三个新变化:一、东北亚地区局势新变化。其突出表现为韩国在中美两国战略竞争背景下面临的窘境、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对话的新气象、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冲击韩国外交,日韩争端持续升级双边关系不断恶化等四个方面。二、中韩关系新变化。主要论述了“萨德”问题重创中韩关系和贸易往来受挫刺激中韩关系,以及渔业纠纷问题激化中韩关系这三个痛点。三、韩国国内政局新变化。主要围绕韩国执政党的变化、领导人更迭、韩国国内对华态度的新变化这三个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上述内外局势的新变化,无疑对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导向产生重大影响。第二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政策目标是国家行为主体通过政策实施为获得某种效果或达到某种标准。文在寅政府执政初期,东北亚地区局势不断恶化、中韩因“萨德”问题出现外交危机、韩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文在寅政府为摆脱这一政治乱局,积极调整了韩国的对华政策。笔者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从政治、安全及经济层面,归纳梳理出其对华政策的三大目标。在政治层面上,文在寅政府试图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施平衡外交来稳定中韩关系,并借助中国提升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在安全层面上,首要目标是缓解中韩两国“萨德”危机,在此基础上争取中国共同应对朝核问题,同时要加强两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在经济层面上,文在寅政府为获取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红利,携手中国共同抵御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继续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不过,其也在试图通过扩大韩国多元经济发展布局,进而适当降低韩国对华经济的过度依赖。第三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和手段。政策资源是实施政策的先前条件,而政策手段是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与方法,两者相辅相成,均是实现其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依托,本章主要通过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美韩同盟三个视角,审视文在寅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可以利用的“抓手”和有利“王牌”。其一、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政治价值。其二、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经济价值。其三、美韩同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筹码。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方法,笔者以政策资源要素为铺垫,重点论述了文在寅政府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对华政策手段。政治手段重点是通过两国高层互动增强政治互信和适当拉开与美国距离的方式,实现快速修复与巩固中韩关系。安全手段主要通过对“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管控的方式,达到缓和与加强中韩关系。经济手段则侧重于“合作+防范”的方式,来深化与发展中韩关系。第四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政策实施是运用综合手段实现政策目标的行为过程。本章基于对文在寅政府对华各项主张和举措的综合分析,着重从政治、安全、经济三大层面论述了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其中,政治和经济层面是本章论述的重点。在政治层面上,文在寅政府旨在修复与巩固中韩政治互信。举措一、为恢复两国政治关系,通过双边高层互动、提升中国战略地位、加强领导人沟通等措施,积极向中国示善示好。举措二、为缓和两国安全关系,通过加强双边高层对话和对“萨德”进行环境评估并作出“三不”声明,积极向中国发出和好声音。举措三、为平衡中美关系,主要通过在美国“印太战略”立场上采取模糊态度,在半岛问题上强调韩国主导作用,在美日韩三边发展军事同盟关系上持否定态度,在“反华为”事件上持保留态度,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等诸多之举,有意向中国做出倾斜。在安全层面上,文在寅政府力求拓展中韩安全合作的新增长点。主要体现在协调处理朝鲜半岛事务和提升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方面。在经济层面上,文在寅政府谨慎深化中韩经贸依存关系。主要包括: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扩大韩国多元经济发展布局。这些都是文在寅政府顺应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之举。第五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估、展望与应对。本章的重点是对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结果进行效能评估,对其执政后期中韩关系走势做出研判,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中国政策应对。效能评估是对应政策目标的三个层面,即政治、安全、经济层面开展的。通过逐项分析和综合考量,笔者认为,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实施的“上半场”,总体来看取得的成效较为显着。其主要表现:中韩关系开始转圜,聚焦的“萨德”问题按下了“暂停键”,经贸合作总体恢复元气,这充分体现了文在寅政府对华的诚意和努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也看到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局限性,解决朝核问题仍任重道远,美韩同盟仍是中韩关系的“夹心层”。展望文在寅政府后期的中韩关系,笔者综合各种复杂因素,作出以下判断:两国趋稳向好的势头有望得到维持,但短期内中韩关系难以再现“蜜月期”,其局部风险仍不容忽视。本章最后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中国政策应对:第一、明晰战略定位。第二、深化战略互信。第三、扩大共同利益。第四、增强危机管控。第五、推动多边合作。
谢斌[8]（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指出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朱新荣[9]（2017）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大潮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相互协商制定经济贸易政策和措施,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定,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贸易联合体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涌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浪潮。这股新浪潮推进之迅速,合作之深入,内容之广泛,机制之灵活,形式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不仅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特点,而且反映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中韩建交25年来,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由“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两国经济合作更是令世人瞩目,双方贸易额增长40倍,往返中韩两国的航班和轮船每天超过100班次,两国公费派遣留学生年约6万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投资对象国。韩国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对象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完成双边贸易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日之间用了30年,中韩之间只用了13年。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典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为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中韩两国于2012年5月正式启动中韩自贸区谈判,旨在为两国货物贸易提供制度保障,拓展电子商务、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等新兴战略服务领域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规范稳定可预期的框架。建立中韩自贸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将有力促进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域的一体化。2015年2月25日,中韩双方完成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对协定内容进行了确认。至此,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2015年6月1日,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标志着中韩自贸区建设正式完成制度设计,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中韩自贸协定创新性地引入了地方经济合作条款,明确将中国威海市和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作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2015年12月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与韩国驻华大使金章洙交换外交照会,中韩双方共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将于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并第一次降税,2016年1月1日第二次降税。中韩自贸协定（FTA）终于落地生根。中韩自贸区的建立将会极大刺激双边贸易,专家预计五年内双方的贸易规模就会突破4000亿美元。目前双边贸易规模已经达到3000亿美元。中韩自贸协定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外签署的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同时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领域最多的自贸协定。今天的中韩关系已经不是20年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扩大对外开放而吸引“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兴工业国家”韩国的资本和技术输出那种简单的互利互惠关系,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得到巨大的提升,两国经济互补空间不断缩小,经济竞争态势越发明显,因此,两国围绕历史、领土争端、捕鱼权、对待“脱北者”的态度以及跨境犯罪问题,加上美、俄、日、朝等国的牵制,近年来龃龉不断,从而给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趋于复杂化。中韩之间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投资不仅在山东威海十分顺利,在江苏苏州也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不少经验。不断推进中韩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符合中韩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为此,应深化中韩自贸区建设,积聚区域经济合作经验;推进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是韩国长期以来的国家战略,也是韩国朝野达成的共识。从李明博政府到朴槿惠政府,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与中美两国同时交好,使韩国左右逢源,符合韩国的最大利益,也是中韩经济合作的最大动因。然而,2016年1月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在此前后还试射了一系列导弹,且放言,导弹试射的目标包括韩国领海和主要机场,韩国再次感受到了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朝鲜的不断挑衅终于耗尽了韩国的耐心,2016年6月,韩国宣布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威胁到中国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萨德”反导系统,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中韩关系急转直下。韩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破坏了中韩经济合作的基础,中韩经济合作面临严峻考验。
丁明真[10]（2014）在《韩中贸易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的影响来越大,2007年进出口总额突破2万亿,2011年突破3万亿,2013年突破4万亿。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量剧增,中韩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韩国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性。从1992年韩中正式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发频繁,同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韩中贸易的发展又有了很好地外在条件。韩中贸易额稳步扩大,1992年之后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从间接手段转为直接手段。当前,中韩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韩国变成中国第三大贸易来往国家。韩中之间贸易如此迅速的增长,必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了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中国历来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以及韩中之间的贸易往来历史的基础上,找出韩中贸易当下存在的显着性问题,分别是韩中贸易的持续不均衡、韩中贸易商品的结构不合理、汇率变化风险、韩中对外贸易产品相似度越来越高竞争加剧、韩中贸易摩擦等。进而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的对策,比如双方在经济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去加强制度设计,从双赢的角度去改善各自的贸易商品结构,共同致力于建立韩中自由贸易区等等。
二、对韩中贸易纠纷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韩中贸易纠纷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 致谢 |
（3）新流通发展对中韩贸易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贸易的相关概念 |
| (二)新流通的相关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一)贸易相关理论 |
| (二)新流通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中韩贸易关系和新流通分析 |
| 一、中韩贸易关系分析 |
| (一)中韩贸易发展历史进程 |
| (二)中韩贸易结构分析 |
| (三)中韩FTA |
| 二、中韩新流通比较分析 |
| (一)中韩新流通现状 |
| (二)中韩新流通的差异 |
| (三)中韩新流通的共同目标 |
| 注释 |
| 第四章 新流通对中韩贸易影响分析 |
| 一、新流通创新智慧化贸易方式 |
| (一)中韩建设智能物流园区 |
| (二)中韩建设智能港口 |
| 二、新流通构建国际电子商务供应网系统 |
| (一)电子商务供应链的产品个性化 |
| (二)电子商务供应链的线上和线下无界限化 |
| (三)电子商务物流机制的变化 |
| 三、新流通改变中韩流通产业链 |
| (一)新流通促进了生鲜产业迅速发展 |
| (二)新流通对企业的产业链管理意识影响 |
| 四、新流通对中韩国际贸易的影响 |
| (一)新流通对中韩贸易规模影响 |
| (二)新流通对贸易成本影响 |
| (三)新流通对中韩电子商务贸易影响 |
| 第五章 中韩新流通企业案例及存在的问题 |
| 一、中国新流通企业案例 |
| (一)阿里巴巴 |
| (二)京东 |
| (三)阿里巴巴和京东比较分析 |
| 二、韩国新流通企业案例 |
| (一)乐天 |
| (二)新世界 |
| (三)乐天和新世界比较分析 |
| 三、中韩新流通存在的问题 |
| (一)物流基础设施不足 |
| (二)消费者对新流通的意识不足 |
| (三)技术能力局限 |
| 第六章 促进新流通发展推进中韩贸易的对策 |
| 一、国际物流和物流基础设施发展 |
| (一)提高中韩国际物流海关效率 |
| (二)促进物流基础设施发展 |
| (三)物流服务质量改善 |
| 二、消费者对新流通意识改善 |
| (一)新流通企业加大广告宣传力度 |
| (二)新流通企业保持价格优势和提供体验营销 |
| 三、新流通企业应对手机技术环境和产业合作 |
| (一)优化手机技术环境 |
| (二)与高新科技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日韩贸易争端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日韩贸易争端的发展历程 |
| (一)日韩贸易争端的背景 |
| (二)日韩贸易争端的暴发 |
| (三)日韩贸易争端的持续 |
| 二、日韩贸易争端的原因分析 |
| (一)历史恩怨:以韩国为视角的日韩贸易争端原因分析 |
| (二)安全威胁:以日本为视角的日韩贸易争端原因分析 |
| (三)政治痼疾:日韩贸易争端的外部根源 |
| (四)经济调整:日韩贸易争端的内生动力 |
| 三、日韩贸易争端影响下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形势分析 |
| (一)贸易争端背景下日韩两国内部的变化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 |
| (二)贸易争端背景下日韩周边国家的调整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 |
| 四、日韩贸易争端影响下中日韩经济合作的策略分析 |
| (一)日韩贸易争端背景下中日韩经济合作的现状 |
| (二)日韩贸易争端背景下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困难 |
| (三)日韩贸易争端背景下中国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21 世纪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回顾 |
| 1.1 卢武铉政府对华政策 ( 2003 - 2008 ) |
| 1.2 李明博政府对华政策 (2008 -2013) |
| 1.3 朴槿惠政府对华政策 (2013 -2017) |
| 第2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研究 |
| 2.1 东北亚地区局势新变化 |
| 2.2 韩国国内政局新变化 |
| 第3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特征与实施 |
| 3.1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特征 |
| 3.2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 |
| 3.3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意义 |
| 第4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估与展望 |
| 4.1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估 |
| 4.2 文在寅政府对华关系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资料 |
| 致谢 |
（6）韩国在TPP/CPTPP和“一带一路”之间的选择 ——基于GTAP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内容、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主要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1 韩国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关研究综述 |
| 2.2 韩国在TPP/CPTPP上选择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3 韩国在“一带一路”上选择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 总结性评论 |
| 第3章 韩国国际政治与经贸关系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
| 3.1 美韩同盟:韩国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石 |
| 3.1.1 美韩同盟的历史成因 |
| 3.1.2 美韩同盟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
| 3.2 韩中之间:依赖与疏离 |
| 3.2.1 韩中关系概况 |
| 3.2.2 韩中关系发展分析 |
| 3.3 韩日之间:放不下的历史纠葛与三角关系的现代竞合 |
| 3.4 韩俄之间:因东北亚共同利益走在一起 |
| 3.5 韩国与东盟之间:为促进经济、抵御大国风险而加深合作 |
| 第4章 韩国在TPP/CPTPP和“一带一路”之间的选择:国际经贸与政治分析 |
| 4.1 韩国与TPP/CPTPP、“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结合度及出口比较优势 |
| 4.1.1 韩国主要贸易伙伴加入TPP(CPTPP)/“一带一路”情况 |
| 4.1.2 贸易结合度分析 |
| 4.1.3 出口比较优势分析 |
| 4.2 韩国与TPP/CPTPP、“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和相似性 |
| 4.2.1 贸易互补性分析 |
| 4.2.2 出口相似性分析 |
| 4.3 韩国在TPP/CPTPP和“一带一路”之间选择的动因与阻碍 |
| 4.3.1 韩国在TPP/CPTPP选择上的动因与阻碍 |
| 4.3.2 韩国在“一带一路”选择上的动因与阻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韩国在TPP/CPTPP和“一带一路”之间的选择:基于GTAP模型的经济效应模拟 |
| 5.1 GTAP模型及模拟方案设计 |
| 5.1.1 GTAP模型 |
| 5.1.2 模拟方案设计 |
| 5.2 模拟结果分析 |
| 5.2.1 各区域GDP变化及比较 |
| 5.2.2 各区域福利变化及比较 |
| 5.2.3 各区域进出口贸易变化及比较 |
| 5.2.4 各情景下韩国和中国各部门产出变化及比较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对既有文献的反思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 |
| 一、东北亚地区局势新变化 |
| (一)韩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面临的窘境 |
| (二)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对话的新气象 |
| (三)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冲击韩国外交 |
| (四)日韩争端持续升级双边关系不断恶化 |
| 二、中韩两国关系新变化 |
| (一)“萨德”问题重创中韩关系 |
| (二)贸易往来受挫刺激中韩关系 |
| (三)渔业纠纷问题激化中韩关系 |
| 三、韩国国内政局新变化 |
| (一)韩国执政党的变化 |
| (二)领导人更迭 |
| (三)韩国国内对华态度的变化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目标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一)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 (二)实施平衡外交稳定中韩关系 |
| (三)提升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一)缓解“萨德”危机 |
| (二)中韩合作共同应对朝核问题 |
| (三)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一)最大获取中国崛起的经济红利 |
| (二)携手中国抵御逆全球化的经济冲击 |
| (三)适当降低对华经济依赖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 |
| (一)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政治价值 |
| (二)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经济价值 |
| (三)美韩同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筹码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手段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安全手段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手段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 |
| 一、修复与巩固中韩政治互信 |
| (一)恢复两国政治关系 |
| (二)缓和两国安全关系 |
| (三)平衡中美关系 |
| 二、拓展中韩关系的新增长点 |
| (一)协调处理朝鲜半岛事务 |
| (二)重视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 |
| 三、谨慎深化中韩经贸依存关系 |
| (一)积极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
| (二)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 |
| (三)扩大韩国多元经济发展布局 |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估、展望与应对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效能评估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效能评估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安全效能评估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效能评估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关系展望 |
| (一)两国趋稳向好的势头有望得到维持 |
| (二)短期内对华关系难以再现“蜜月期” |
| (三)局部风险不容忽视 |
| 三、中国的政策应对 |
| (一)明晰战略定位 |
| (二)深化战略互信 |
| (三)扩大共同利益 |
| (四)增强危机管控 |
| (五)推动多边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附录 |
| 后记 |
（8）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 小结 |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 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 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成果 |
| 后记 |
（9）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概述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特点 |
|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相互依存论 |
| 一、相互依存论的定义 |
| 二、相互依存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相互依存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地缘经济学 |
| 一、地缘经济学理论概述 |
| 二、地缘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理论观点 |
| 三、地缘经济学理论和缺陷与发展趋向 |
| 第二章 中韩经济合作及其成就与问题 |
| 第一节 中韩经济合作的意义 |
| 一、中韩经济合作是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 |
| 二、中韩经济合作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源 |
| 三、中韩经济合作是分化美日韩同盟关系的重要选项 |
| 四、中韩经济合作是倒逼台湾与大陆相向而行的有效手段 |
| 五、中韩经济合作是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推动半岛和平统一的基础 |
| 第二节 中韩经济合作的历程 |
| 一、中韩经济合作的萌芽阶段（1979--1984） |
| 二、中韩经济合作的初级阶段（1985--1991） |
| 三、中韩经济合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1992--1997） |
| 四、中韩经济合作的调整阶段（1998--2001） |
| 五、中韩经济合作的成熟阶段（2002--） |
| 第三节 中韩经济合作的成就和问题 |
| 一、双边贸易方面 |
| 二、相互投资方面 |
| 三、金融合作方面 |
| 四、旅游观光方面 |
| 五、产业合作方面 |
| 第四节 中韩自贸协定的谈判与中韩自贸区的建立 |
| 一、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提出 |
| 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的谈判与缔结 |
| 三、中韩自贸区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三章 中韩经济合作卓有成效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政治外交良性互动 |
| 一、互相了解和探索 |
| 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 三、构建并打造“新的中韩关系” |
| 四、“萨德”入韩的考验 |
| 第二节 经贸投资迅猛发展 |
| 一、两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
| 二、两国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贸易逆差增大 |
| 三、韩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
| 四、中韩签署自贸协定 |
| 第三节 人文交流屡破新高 |
| 一、两国建交重启文化交流大门 |
| 二、“韩流”强劲，“汉风”渐起 |
| 三、人文交流进入常态化和制度化 |
| 第四节 军事合作不断深化 |
| 一、战略伙伴合作关系推动军事合作 |
| 二、联合军演深化军事合作 |
| 三、韩国归还志愿军遗骸 |
| 第四章 深化中韩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领土争议 |
| 一、苏岩礁归属 |
| 二、黄海划界 |
| 三、东海划界 |
| 四、防空识别区划设 |
| 第二节 渔业纠纷 |
| 一、中韩渔业纠纷由来 |
| 二、中韩渔业纠纷频发的原因 |
| 第三节 企业非法撤资 |
| 一、韩国企业非法撤资情况 |
| 二、韩国企业非法撤资的原因 |
| 第四节 民族宗教历史认识差异 |
| 一、韩国狭隘民族主义作祟 |
| 二、韩国民间宗教团体在中国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 |
| 三、韩国历史认识混乱 |
| 第五节 国际因素 |
| 一、美国因素 |
| 二、俄罗斯因素 |
| 三、日本因素 |
| 四、朝鲜因素 |
| 五、“萨德”问题 |
| 第五章 中韩经济合作在苏州的实践 |
| 第一节 中韩经济合作在苏州的成功实践 |
| 一、贸易合作 |
| 二、投资合作 |
| 三、经济活动平台合作 |
| 第二节 中韩经济合作在苏州取得成功的原因 |
| 一、良好的投资环境 |
| 二、齐全的产业配套 |
| 三、睦邻友好的两国关系 |
| 四、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推动 |
| 第三节 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
| 一、中韩经济合作的苏州经验 |
| 二、中韩经济合作在苏州存在的问题 |
| 第六章 推进中韩经济合作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深化中韩自贸区建设，积聚区域经济合作经验 |
| 一、加强政治互信，夯实深化中韩自贸区建设的政治基础 |
| 二、减少贸易摩擦，构建高效便捷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
| 三、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中韩两国人民的互相认同 |
| 第二节 推进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
| 一、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加强三国政治信任 |
| 二、充分认识中日韩自贸区的重要意义 |
| 三、完善磋商机制，缩小分歧形成共识 |
| 第三节 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 |
| 一、加快区域经济整合，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 |
| 二、强化体制机制建设，落实制度性保障 |
| 三、深耕人文社会交流，形成东亚认同意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大韩民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
| 附录二 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 |
|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
| 附录四 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 |
| 后记 |
（10）韩中贸易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及方法 |
| 二、中国经济现状、贸易体制、现状及经济增长动力 |
| (一) 中国经济现状 |
| (二)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 |
| (三) 中国贸易现状 |
| (四)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
| 三、韩中贸易现状 |
| (一) 韩国对外贸易状况 |
| (二) 韩中贸易由来已久 |
| (三) 韩中贸易规模 |
| (四) 韩中贸易特征 |
| 四、韩中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一) 韩中贸易问题 |
| (二) 韩中贸易问题对策 |
| 五、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对韩中贸易纠纷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3]新流通发展对中韩贸易的影响及对策[D]. 姜泰元（KANG TAEWON）.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日韩贸易争端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D]. 赵嗣远.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D]. 尹钰润. 吉林大学, 2021(01)
- [6]韩国在TPP/CPTPP和“一带一路”之间的选择 ——基于GTAP模型的分析[D]. 张文琦. 华侨大学, 2020(01)
- [7]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于京婉. 吉林大学, 2020(08)
- [8]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9]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D]. 朱新荣. 苏州大学, 2017(04)
- [10]韩中贸易问题及对策研究[D]. 丁明真. 复旦大学, 2014(01)
标签：中韩关系论文; 萨德论文;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中韩贸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