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着名大学系列介绍之四 麻省理工学院(论文文献综述)
李恒[1](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唐玲珊[2](2021)在《回归工程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工程教育变革研究》文中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高等工程教育陷入危机。二战后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在工程教育中的过度入侵,使得工程的本质属性——实践被遗忘。面对这一困境,美国工程教育界审时度势,主动开展了大型的工程教育调查活动,并发表众多研究报告,提出改革建议。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工程教育范式的转变,并开始探索新的教育范式。20世纪80年代,工程教育中的实践和科学不平衡带来的问题开始显现,致使美国人开始反思,不断调整课程计划,从注重科学研究能力向实践能力转变。20世纪90年代,在大工程观、整体工程观等现代工程观的指引下,美国工程教育的引领机构麻省理工学院率先对学校的工程教育进行了反思,并积极探索新工程教育模式,最终开发了CDIO教育模式,强调培养学生面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进入21世纪,美国颁布了“2020工程师计划”,并大范围地开展改革,在强调实践能力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才能、创新才能和领导才能。剖析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变革历史,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以产业和社会需要定位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满足社会需求、促进产业发展和创新的各类工程人才;第二,强调平衡工程教育中不同类型课程之间的关系,加强跨学科和跨专业的教育研究,构建一体化的工程本科课程体系;第三,以学习者为中心,鼓励教师采用基于问题或项目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真实且完整的工程体验;第四,以持续改进的认证哲学影响工程教育改革,采用多种人才培养的计划标准,更加注重教育的输出而非投入。
姜雪[3](2021)在《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政府创建的国家重点学院典型代表,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重要创新和改革的产物。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教育在印度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高级计算机人才,成为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竞相招揽的对象。计算机人才从诞生、成长再到壮大的培养过程与其计算机学科从创立、发展再到崛起并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学科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国情和历史发展背景方面较为相似,与欧美发达国家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相比,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长路径对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学科,成功进行计算机教育,有效发挥计算机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文献研究法,由点到面,从纵向到横向尝试对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立体化、系统化的梳理与剖析。从学科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探寻其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体制及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必要要素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建设经验,指出学科建设中的不足之处,明确对我国建设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以1963年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为主要标志,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正式创立。1963年至1982年是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计算机中心、电气工程系和数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教育与研究活动。1983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正式成立,由此,计算机学科拥有了规范化的学术平台,学术项目更加丰富。同时,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也推动了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快速崛起。从计算机学科创立伊始,印度政府就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家政策方面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在财政及政策的双重保障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在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建设举措,迅速成长为印度国内一流的计算机学科。1992年,“创新与技术转移基金会”在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正式成立,标志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进入产教融合、产学研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查,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积极承担国家级政府资助及企业咨询项目的举措不但与国家科技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还促进了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校企协同育人的学科发展新模式的产生。在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及印度政府制定的建设信息技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稳步提升,培养的尖端计算机人才在国际知名计算机企业崭露头角。从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学科的快速发展无外乎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环境中有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革命浪潮的推动,国内环境有印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科技战略,特别是建设计算机超级大国目标的指引;就内部因素而言,印度理工学院从学科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科制度以及社会服务等若干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本文最后总结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促进以计算机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近年来,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学术自治权;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然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黄文武[4](2021)在《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是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发展都处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大变革时代需要对大学革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大学过去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没落、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统筹思考。基于对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为改革而改革”、“为政府政策背书而改革”以及“以排名为导向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大学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与推动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发展。论文选择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大学革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视野,重新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彰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解释力,进而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大学革新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在实践层面对大学革新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强调为了创造大学的未来需要特别重视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革新,唯有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以推动大学革新才能塑造大学的未来。研究首先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基于历史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于以革新求生存图发展的大学而言,企业家精神不是外在于大学这一组织的,而是其本身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特征和品质。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后,研究依据现实情景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革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立足时代变革的大环境,强调当下的大学革新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范式革命的重要性。在明确了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重要性,并对大学革新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加以阐述后,需要追问的是大学革新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则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横向上从大学革新的丰富事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说明这三种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即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学发展的未来,需要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在理论层面充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大学革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研究的重点在于凸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在组织结构、制度、管理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革新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既超越组织发展历史/传统的范畴,又突破校园的围墙。企业家精神引领和推动大学革新实践就体现在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以及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实践,分析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驱动,强调走向卓越的大学更应该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并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阐明了“企业家精神”之于“双一流”建设的作用。
孙建辉[5](2021)在《全日制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以化学工程专业硕士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应用需求”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成为工科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在人才培养层面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工程硕士招生规模的不断增长及对工程硕士实践能力的日益关注。如何真正提升工程硕士的实践能力,不仅是高校,也是全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因此,对国内外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我国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实践能力培养为研究对象,依据“四螺旋”理论(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PDCA”(Plan、Do、Check、Act)理论与系统理论,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以化学工程专业硕士为例,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外部协作与支撑条件、评价与监督四个维度出发,对国内外5所高校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实践能力培养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以E大学的全日制工程硕士为具体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实证调研,发现其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案例研究和实证调研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通过比较发现,国内外高校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外部协作与支撑条件和评价监督四个维度都明确了实践能力的重要意义,各高校在不同维度都拥有值得借鉴的优势,如模块化的实践课程设置、以“项目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以高校带动区域协同创新、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第二,通过实证调研发现,E大学全日制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的效果整体满意度较好,但还存在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双导师制职责不清、实践基地利用率不高、考核与专业实践相关性不大、忽视社会组织的功能等不足;第三,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政府应当明确工程硕士的法律地位、完善学位质量评价监督机制、鼓励组织多层面的交流活动;其次,高校应当完善工程硕士培养方案、提高课程实践性与跨学科性、打造“双师同堂”授课模式、构建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建立“带教”制度提升同伴学习效果;再次,企业应加强实践效果的评价信度、为高校模块化课程提供支持、构建网络化的专业实践教学和管理考核体系、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指导作用;最后,社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其在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中的作用,完善问题评价与反馈机制。
任慈[6](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刘帅[7](2020)在《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演进研究》文中认为美国是全球范围内最早开始实施创业教育的国家,特别是在高校创业教育课程领域具有鲜明的特色。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演进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194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成功开创世界范围内第一门创业教育课程,为创业教育课程在高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战争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50-80年代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进入了缓慢发展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起,创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开始出现并发展,到21世纪,初步建立起跨学科、重实战、多要素联动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经过70年的探索与发展,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我国创业教育课程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的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与美国相比,在课程设置、项目管理、师资水平、实战化演练等方面仍需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通过对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演变的历史过程的分析,以期为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提供建设性的建议。本论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部分是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并结合已有研究进行相关评述,了解现阶段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为本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做好准备工作。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包含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在美国兴起的历史背景,和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在美国的发端及缓慢发展时期的概况,分析了初创时期美国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二章主要介绍了90年代美国在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调整改革,包括课程目标的设定,“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的出现与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创业教育中心的课程设置,和调整改革时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发展与逐步完善的过程。从课程数量的增多、跨学科课程体系的建立、多样化实践课程的实施、学术研究的发展、专业型师资的补充等方面分析创业教育课程的发展特点,和发展时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影响美国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演进的内外部因素。第五章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对我国完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启示。第三部分是结语部分。在学习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演进的历史过程中,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自身实际,不断完善中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乔昳玥[8](2019)在《民国前期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文中提出本文借助个案分析,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环节等方面展开对民国前期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历史考察,以期形成规律性认识,进而为当下新工科背景下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优化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第一,通过发掘与解读相关史料,梳理民国以前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演进过程。洋务时期应国家军用工业需要,中国初步建立了以模仿英、法工程职业教育模式为发展起点的工程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形成了“学用一体化”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清末新政时期,随着大学教育系统的建立,工程教育层次提升,扭转了偏重于国防军事的倾向,开始转向为经济建设的各领域培养各种类型的“通达时务”的高级专门人才。学科和专业设置扩展到工、矿、交通等备行业的诸多工程领域,课程建设与教学活动也开始朝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第二,以茅以升主持领导的国立东南大学工科为研究案例,分析民国前期的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东大工科在茅以升的主持下,通过吸纳美国高等工程教育理念,形成了“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了“培植工程上之有为人才”的培养目标;构建了以主辅修制为基础,全面综合工程、科学、人文、经济教育的工科课程设置;形成了以考先生教学法、课外研究辅导制度为特色的教学方式;在教学环节中,重视实验、实习、实地考察;在课外活动中,强调学生自主,教师指导,发展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依托专业化的专职教师队伍与完备的图书资料、实验器材,构筑起培养高级工程人才的硬环境,为工科师生学术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第三,总结民国前期大学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特征及其启示。研究以为:民国前期高等工程教育以规训化建制为内容,以人才培养作为发展的中心,形成了这一时期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1)以“通专结合”为培养理念,重视工程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2)实施主辅修制,全面综合工程、科学、人文、经济教育;(3)重视实践训练,强调学生工程实干能力的培养、训练和形成;(4)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注重学生自力能力的培养。其对我国当前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启示:(1)树立“大工程”的教育观念,强化工程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2)优化课程结构,推进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3)突出工程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使工程教育真正面向“工程实际”;(4)引研入学,以学辅研,加强学生创新思维与自主能力的训练。
刘欣[9](2019)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文中指出有关科技精英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国科技精英的规模逐渐扩大,有关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但从学科角度进行科技精英的研究相对偏少;物理学是推动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整个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较高地位,同时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密切关联,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学科之一;中国物理学院士是物理学精英的代表,探讨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路径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技精英的成长和培养提供相关借鉴;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这一问题,按照“变量——特征——要素——路径”的研究思路,引入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物理学院士这一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计量研究,文章主体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以“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1955年和1957年遴选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届物理学学部委员、1980年和1991年增补的物理学学部委员、1993年后推选产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1994年后的中国科学院外籍物理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的搜集整理,筛选出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构成本次计量研究的样本来源。第二部分(第二至九章)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进行计量研究。首先,以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归国工作,学科分布、获得国内外重大科技奖励等情况为变量,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分支交叉学科分类,主要对中国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高能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这五个分支学科的院士群体特征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计量分析,对其他一些分支交叉学科,诸如天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工程热物理、地球物理学、电子物理学、声学、物理力学和量子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院士群体的典型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性别比例,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发展趋势和师承关系等;再次,在对各分支交叉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领域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科间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进行趋势分析。第三部分(第十章)在第二部分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呈现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近些年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同时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他们科技贡献突出,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这种“集聚性”逐渐被打破等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等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代际演化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理学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政策支持相得益彰,21世纪以来物理学院士个体对从事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等趋势特征。第四部分(第十一章)通过分析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特征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宏观层面,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观层面,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微观层面,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可见中国物理学院士受社会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受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导向影响有所减弱,而受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和物理学家个人研究兴趣的导向逐渐增强,进而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社会分层总体符合科学“普遍主义”原则的结论。最后,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发展展望中,提出须优化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结构和培养跨学科物理科技人才,辩证看待中国物理学院士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和师承效应,发挥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优势弥补研究领域的不足,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和完善科技奖励机制,不断加强国家对物理学的支持力度等建议,以促进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良性发展和推动我国从物理学大国发展为物理学强国。
刘艳琴[10](2019)在《法治视野下美国顶尖高校惩戒违纪学生研究 ——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文中认为高校应如何惩戒违纪学生一直是教育法规与政策领域的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双一流”大学建设和依法治校工作的深入推进,高校迫切需要完善学生违纪惩戒制度,不断加强法治化管理。完备的学生违纪惩戒制度对于规范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推动高校管理法治化起着关键性的支撑作用。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国高校在惩戒违纪学生方面存在着诸如惩戒权力滥用、惩戒方式单一、惩戒程序不正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阻碍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美国顶尖高校在惩戒违纪学生方面的制度体系已相对完备。虽然各国高等教育制度有所不同,但在高校惩戒违纪学生层面依然存在共通之处。其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可能的借鉴和参考。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选取美国顶尖高校之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为研究个案,基于法治视角,从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对该校惩戒违纪学生的情况作了具体详细的分析与介绍。美国校生间的法律关系经历了“替代父母理论”、“特权理论”、“宪法理论”和“契约理论”几个不同的理论学说。目前,“宪法理论”和“契约理论”成为美国法院处理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法院依据这两大理论对高校惩戒违纪学生的行为进行正当程序审查,而权利的三大权能(防御权能、受益权能和救济权能)也为审查提供了支撑。美国法院可以帮助权利主体——学生对抗学校的惩戒权,同时也能够平衡私主体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为学生提供司法救济,保护其权益免受侵害。权利抗衡权力、权利平衡权利成为美国顶尖高校惩戒违纪学生重要的法治化路径。美国顶尖高校将学生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学校利益以及政府利益作为界定违纪行为的主要原则。麻省理工学院依据这些原则从学术违纪行为和非学术违纪行为两个方面界定了学生违纪行为的具体标准,并设立了专门的职能部门负责学生违纪行为的处理。针对学术违纪行为、非学术违纪行为以及其他的违纪情形,麻省理工学院从指控程序、认定程序和处罚程序三个层面对违纪行为的处理程序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而且,该校有着完善的校内救济制度处理学生不服惩戒的情形,并采取了积极的举措来防范学生的违纪行为。协调诉讼实现利益平衡、职能分工界清具体职责、内容周到促进处理效率、细化程序提高可操作性、信息公开促进惩戒公正以及教育惩戒强调育人为本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惩戒违纪学生的主要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可以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惩戒违纪学生的经验中得到的启示包括:厘清高校校生间的法律关系、设立专门的违纪行为处理机构、构建精细的学生工作管理体系、制定规范的违纪行为处理程序、倡导违纪处理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坚持惩戒活动育生为本的原则。
二、世界着名大学系列介绍之四 麻省理工学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着名大学系列介绍之四 麻省理工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1)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问题工程”的频发引起人们对工程伦理的广泛关注 |
1.1.2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1.1.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框架 |
1.3.1 章节安排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关键概念解读 |
2.1.1 伦理与道德的辨析 |
2.1.2 工程伦理的内涵 |
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演绎: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分析 |
2.2.1 研究方法 |
2.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Q1) |
2.2.3 工程伦理的教学策略(Q2) |
2.2.4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评估手段(Q3) |
2.2.5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Q4) |
2.2.6 本节述评 |
2.3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的主题聚类: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
2.3.1 文献计量方法概述 |
2.3.2 资料收集 |
2.3.3 共词分析 |
2.3.4 共词网络分析 |
2.3.5 多维尺度分析 |
2.3.6 本节述评 |
2.4 文献述评 |
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构成 |
3.1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流程 |
3.1.2 资料采集 |
3.2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 |
3.2.1 开放式编码 |
3.2.2 主轴式编码 |
3.2.3 选择性编码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3.2.5 本节小结 |
3.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现路径 |
3.3.1 微观维度的培养机制:以认知发展为指导再造教育要素 |
3.3.2 中观维度的协同机制:以协同优势为指导赋能中介对象 |
3.3.3 宏观维度的情境机制:以现象学为指导调适多元场域 |
3.4 本章小结 |
4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案例分析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4.2 培养机制的案例分析 |
4.2.1 知识生成:聚焦伦理教育知识建构者的职能重构 |
4.2.2 具身认知:创设面向真实世界的“开放式”学习情境 |
4.2.3 学习进阶:用“全周期”课程序列搭建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梯 |
4.2.4 伦理体验:强化解决工程伦理现实困境的实践基质 |
4.2.5 案例分析讨论 |
4.3 协同机制的案例分析 |
4.3.1 工程社团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4.3.2 政府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4.3.3 案例分析讨论 |
4.4 情境机制的案例分析 |
4.4.1 美英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职业主义催化的路径选择 |
4.4.2 德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对技术负责的民族传统 |
4.4.3 法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消解”在精英工程师的培养中 |
4.4.4 中日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二元构造”下的层序互补 |
4.4.5 案例分析讨论 |
5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 |
5.1 调研对象 |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5.2.2 初始评估指标的选取 |
5.2.3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
5.3 现状的实证评估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赋值 |
5.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
5.4 结果与讨论 |
5.4.1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结论 |
5.4.2 延伸讨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潜在障碍 |
5.5 本章小结 |
6 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 |
6.1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规范性审视 |
6.1.1 合理性的审视 |
6.1.2 合规律性的审视 |
6.2 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 |
6.3 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 |
6.4 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访谈提纲 |
附录2 评估问卷 |
附录3 评估指标赋权表 |
附录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课程大纲 |
附录5 弗吉尼亚大学课程大纲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2)回归工程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工程教育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 |
2 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的美国高等工程教育历史 |
2.1 面向实践的美国工程教育技术范式时期(1950 年以前) |
2.1.1 美国工程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
2.1.2 面向实践的课程理念 |
2.1.3 实践导向的课程设置 |
2.2 偏离实践的工程教育科学范式时期(1950—1980 年) |
2.2.1 美国工程教育的领先和科学化 |
2.2.2 偏离实践的课程理念 |
2.2.3 科学导向的课程设置 |
2.3 本章小结 |
3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培养目标的转型:从基础科学人才到实践综合性人才 |
3.1 工程教育改革的开端 |
3.2 人才培养理念的更新 |
3.3 培养目标的变迁 |
3.4 本章小结 |
4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课程体系的改革:从科学主导走向科学和实践平衡 |
4.1 课程思想的更新 |
4.2 课程内容的重构 |
4.3 课程结构的优化 |
4.4 课程体系的改革:以MIT的 CDIO课程模式为例 |
4.4.1 一体化课程设置 |
4.4.2 以设计-实现经验为导向的课程计划 |
4.5 本章小结 |
5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教学方法的改变:从围绕知识到聚焦体验 |
5.1 教学观的转变 |
5.2 多样的教学方法 |
5.3 本章小结 |
6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认证体系的改变:投入导向转为产出导向 |
6.1 美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历史沿革 |
6.2 专业认证标准的变迁 |
6.3 本章小结 |
7 经验与趋势 |
7.1 美国高等工程教育变革的基本经验 |
7.1.1 社会需求导向人才目标定位 |
7.1.2 构建一体化的本科课程体系 |
7.1.3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
7.1.4 熔铸国家特色文化的认证体系 |
7.2 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趋势 |
7.2.1 工程教育国际化程度提高 |
7.2.2 工程教育跨界融合程度提升 |
7.2.3 扩大化工程教育体系 |
7.2.4 工程领域的性别差异性降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发端奠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与早期发展(1963—1982 年)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的背景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的举措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逐步扩展与完善 |
二、汇集国内外优秀学者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
三、确立以计算机基础理论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四、以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为中心的人才培养 |
五、争取国际援助为学科发展提供硬件与资金支持 |
六、开展学科治理体制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
七、积极开展计算机社会咨询服务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存在的问题 |
第二章 国内一流: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崛起(1983—1991 年)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背景 |
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开展 |
二、“计算机总理”拉吉夫·甘地带领印度迈向信息时代的决心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举措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的专业化发展 |
二、构建以学术认同为基础的内聚性学术团队 |
三、确立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四、以实践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五、不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
六、完善五级管理体制确保管理自治与学术自由 |
七、实施学校计算机素养与学习提升计划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第三章 国际知名: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稳步提升(1992 年—至今)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背景 |
一、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 |
二、印度领导人建立信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举措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及设施的现代化更新 |
二、构建以探索学科核心领域为目标的传承性学术团队 |
三、确立以计算机前沿领域研究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四、以创新性复合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五、积极提升计算机学科国际学术交流话语权 |
六、实施旨在提升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本科学术项目审查评估 |
七、承担国家级计算机系统和程序研发项目,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一、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取得的成效 |
二、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的省思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 |
一、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 |
二、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学科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
三、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计算机学科可持续发展 |
四、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
五、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
一、学科发展后期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了学术自治权 |
二、学科发展后期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 |
三、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 |
附录1 专有名词简称、全称及中译表 |
附录2 信息技术领域印度理工学院知名校友代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1. 关于创新创业时代大学转型发展的审视 |
2. 对高等教育整体改革的再思考 |
3. 对“双一流”建设的反思 |
(二) 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实践意义 |
二、 研究现状 |
(一)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
1.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整体性概述 |
2.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内涵和类型研究的述评 |
(二) 关于大学革新的相关研究 |
三、 基本概念 |
(一)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
(二) 大学革新 |
四、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一) 研究目标 |
(二) 研究内容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五、 研究方法 |
(一) 方法论基础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大学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与企业家精神 |
一、 中世纪大学的制度构建 |
二、 中世纪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 |
三、 作为社会性组织的中世纪大学 |
第二节 现代大学的创立与企业家精神 |
一、 现代大学的早期发展 |
二、 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创建 |
三、 后洪堡时代现代大学的持续变革 |
第三节 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企业家精神 |
一、 科研的兴盛与研究型大学典型模式的确立 |
二、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改革 |
三、 走向服务社会的研究型大学 |
第四节 创业型大学的繁荣与企业家精神 |
一、 创业型大学中的商业性企业家精神 |
二、 制度性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大学革新为什么需要企业家精神 |
第一节 技术变革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一、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 |
二、 教育技术革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三、 外部技术环境变革与大学的企业家精神 |
第二节 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一、 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企业家精神 |
二、 大学多重制度逻辑整合中的企业家精神 |
第三节 大学范式革命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一、 范式与大学范式革命 |
二、 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
三、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范式革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大学革新需要何种企业家精神 |
第一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一、 哈珀的企业家精神与芝加哥大学的创建 |
二、 艾略特的企业家精神与哈佛大学的转型 |
三、 蔡元培的企业家精神与北京大学的再造 |
四、 特曼的企业家精神与斯坦福大学的崛起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
二、 香港科技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全球性知识企业”的塑造 |
第三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一、 美国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积聚 |
二、 以色列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国度中的大学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大学革新 |
第一节 以企业家精神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 |
一、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建设中“学术创业”的兴起 |
二、 学科建设中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的统筹 |
三、 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学科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整合 |
第二节 以企业家精神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 |
一、 企业家精神助推学科-专业-产业链创建 |
二、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协同治理 |
三、 大学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
第三节 以企业家精神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 |
一、 大学治理:从正当到绩效 |
二、 创新创业能力建设: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
三、 为创新创业而治理: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
第四节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一、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内涵及其演进 |
二、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 |
三、 以企业家精神协同推进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双一流”建设 |
第一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一、 提升政府政策运行效能:政策工具的动态整合 |
二、 掌舵而不是划桨:包容性治理理念下的“府-学”关系重塑 |
三、 建设创新创业型国家:创建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
四、 重塑高等教育系统: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五、 塑造企业家式政府角色:从官僚主义行为转向企业家行为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一、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
二、 以商业性企业家精神塑造新型“产-学”关系,增强大学资源创生能力 |
三、 社会性企业家精神助推社会创业实践,突出大学社会责任感意识 |
四、 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自我建构与革新,实现组织创新创业范式转型 |
第三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一、 以企业家思维代替排名思维,促进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 |
二、 整合组织领导中的多重企业家角色,扩展大学社会关系网络 |
三、 创建组织特色发展模式,形成大学独特竞争优势 |
四、 科学制定组织战略规划,形塑大学未来发展愿景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一、 论文完成的主要工作 |
二、 创新之处、研究反思与展望 |
(一) 创新之处 |
(二) 研究反思与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致谢 |
(5)全日制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以化学工程专业硕士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 文献综述 |
(一) 关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 |
(二) 关于工程实践能力概念的研究 |
(三) 关于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模式研究 |
(四) 文献述评 |
三、 核心概念界定 |
(一) 工程硕士 |
(二) 工程实践能力 |
四、 理论基础 |
(一) 系统理论 |
(二) “四螺旋”理论 |
(三) “PDCA”理论 |
(四) 对本文的借鉴 |
五、 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思路 |
第二章 国内外高校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比较分析 |
一、案例选取 |
二、 案例介绍 |
(一) 麻省理工学院——突出工程实践的培养模式 |
(二) 苏黎世理工学院——基于学校主导的区域协同创新机制 |
(三) 东京工业大学——本研一体化的工程实践人才培养 |
(四) 北京化工大学——依托大化工行业背景的产学合作 |
(五) 华南理工大学——“量身定做”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
三、 国内外案例高校对比分析 |
(一) 培养目标比较分析 |
(二) 培养过程比较分析 |
(三) 外部协作与支撑条件比较分析 |
(四) 评价与监督比较分析 |
四、总结与经验借鉴 |
(一) 共同点 |
(二) 经验借鉴 |
第三章 E大学全日制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现状问卷调查 |
一、调查概况 |
(一) 调查对象 |
(二) 调查目的 |
(三) 调查形式与范围 |
(四) 问卷调查基本信息 |
(五) 数据分析处理 |
二、描述性数据分析 |
(一) 培养目标层面数据分析 |
(二) 培养过程层面数据分析 |
(三) 支撑与协作层面数据分析 |
(四) 评价及监督机制层面数据分析 |
(五) 整体评价数据分析 |
三、相关分析 |
四、回归分析 |
(一) 变量的选取 |
(二) 总体满意度回归分析 |
五、存在问题分析 |
(一) 计划阶段——培养目标定位模糊,未能突出重点 |
(二) 执行阶段——培养过程与学术硕士无区分度 |
(三) 检查和修正阶段——评价标准过于学术化、忽视社会组织的功能 |
第四章 全日制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 |
一、政府层面 |
(一) 明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法律地位 |
(二) 完善工程专业学位质量评价监督机制 |
(三) 鼓励组织多层面的交流活动 |
二、高校层面 |
(一) 完善工程硕士培养方案,明确复合实践型人才培养目标 |
(二) 提高课程的选择性和跨学科性,开设实践先修课程 |
(三) 创新实践教学方式,打造“双师同堂”授课模式 |
(四) 规整实践教学设计,提高实践基地利用率 |
(五) 开发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构建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
(六) 建立“带教”制度,提升同伴学习效果 |
三、企业层面 |
(一) 提升实践评价可信度,设计专业实践考核评价表 |
(二) 为高校模块化课程设计提供企业支持 |
(三) 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指导作用 |
(四) 构建网络化的实践管理体系,人工智能协助实践考勤监测 |
四、社会组织层面 |
(一)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中的作用 |
(二) 完善行业组织与评价机构的问题反馈机制 |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题旨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一、“华人问题”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小结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小结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二、争夺人才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小结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二、选择留学生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小结 |
余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 |
(一)全球视野: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成为各国共识 |
(二)国内视野:开展创业教育利于解决诸多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创业教育 |
(二)创业教育课程 |
(三)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
(四)美国高校 |
四、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历史分析法 |
(三)个案研究法 |
六、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初创与缓慢发展时期(1947-20世纪80年代末) |
一、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兴起的历史背景 |
(一)创业教育概念的不断涌现 |
(二)大企业发展催生创业教育 |
(三)创业精神的引导 |
(四)政府法案的助力 |
(五)就业压力的释放 |
二、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从初创到缓慢发展 |
(一)哈佛大学创业教育课程的开创 |
(二)麻省理工的初探 |
(三)斯坦福大学的探索 |
(四)其他高校的尝试 |
三、缓慢发展时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
(一)缺乏科学理论指导 |
(二)课程目标定位模糊 |
(三)课程实施范围单一 |
第二章 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调整改革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 |
一、历史背景 |
(一)经济发展对创业人才的渴求 |
(二)政府和学术界的热切关注 |
(三)高校学生对创业教育课程提出新要求 |
二、课程目标的设定 |
(一)知识目标 |
(二)技能目标 |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
三、“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开始兴起 |
(一)兴起的原因 |
(二)兴起的特点 |
四、麻省理工学院马丁信托创业中心的组建 |
(一)马丁信托创业中心的任务与使命 |
(二)马丁信托创业中心的运行与实施 |
(三)课程设置 |
五、调整改革时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一)调整改革时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成效 |
(二)调整改革时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
第三章 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发展与逐步完善时期(21世纪初至今) |
一、历史背景 |
(一)学生的强烈需要 |
(二)就业市场不稳定 |
(三)同类院校的激烈竞争 |
二、多样化的课程内容设置 |
(一)创业教育课程数量显着增加 |
(二)创业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融合 |
(三)跨学科的创业教育课程 |
(四)多元体验式活动平台的搭建 |
(五)课程类型结构日趋完善 |
三、完备的课程保障体系 |
(一)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的飞速发展 |
(二)美国国家创业教育标准的出台 |
(三)专业型师资队伍的建设 |
(四)“大学-企业-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 |
(五)较完善的创业教育课程评价机制 |
(六)创业教育课程地位不断提升 |
四、发展与逐步完善时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一)发展与逐步完善时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成效 |
(二)发展与逐步完善时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影响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演进的因素分析 |
一、外部因素 |
(一)政治因素 |
(二)经济因素 |
(三)社会文化因素 |
(四)科技因素 |
二、内部因素 |
(一)学界大师的引领 |
(二)学生因素 |
(三)教师因素 |
(四)高校竞争发展因素 |
第五章 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
一、中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现状 |
(一)革新教育理念,完善课程内容设置 |
(二)缺乏目标意识,思想认识不到位 |
(三)课程内容单一,学科综合性不强 |
(四)课程结构失衡,实战性训练不足 |
(五)课程保障缺失,缺少互动性机制 |
二、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
(一)完善跨学科课程体系 |
(二)举办实战性创业赛事 |
(三)建设多方面保障机制 |
(四)创建专业化管理平台 |
(五)打造专业型师资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民国前期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民国前期 |
1.2.2 高等工程教育 |
1.2.3 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 |
1.3.2 国外研究 |
1.3.3 研究述评 |
1.4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1.4.3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民国以前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概况 |
2.1 福建船政学堂与近代高等工程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起步 |
2.1.1 福建船政学堂和洋务时期一批工程技术学堂的创办 |
2.1.2 福建船政学堂“学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
2.2 北洋大学堂与近代大学工程人才培养的开始 |
2.2.1 癸卯学制与大学工程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 |
2.2.2 北洋大学堂“通达致用”的人才培养模式 |
第三章 民国前期社会历史的变化与东大工科的建立 |
3.1 民国前期社会历史的变化 |
3.1.1 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工业化 |
3.1.2 资本主义经济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
3.1.3 留美学生回国和美国高等工程教育培养理念的传播 |
3.2 东大工科的创立 |
3.3 茅以升回国与东大工科规模的形成 |
3.3.1 茅以升回国 |
3.3.2 东大工科规模的形成 |
3.4 茅以升的工程人才教育观 |
3.4.1 工程人才培养目标论 |
3.4.2 工程人才培养课程观 |
3.4.3 工程人才培养教学观 |
第四章 国立东南大学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
4.1 培养目标 |
4.2 课程设置 |
4.3 教学环节 |
4.4 教学方式 |
4.5 课外活动 |
4.6 师资与设备 |
4.6.1 专职教师队伍 |
4.6.2 图书资料、实验室设备 |
第五章 民国前期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与启示 |
5.1 特点 |
5.1.1 以“通专结合”为培养理念,重视工程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
5.1.2 实施主辅修制,全面综合工程、科学、人文与经济教育 |
5.1.3 重视实践训练,强调学生工程实干能力的培养、训练和形成 |
5.1.4 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注重学生自力能力的培养 |
5.2 启示 |
5.2.1 树立“大工程”的教育观念,强化工程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 |
5.2.2 优化课程结构,推进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 |
5.2.3 突出工程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使工程教育真正面向“工程实际” |
5.2.4 引研入学,以学辅研,加强学生创新思维与自主能力的训练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9)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献综述 |
二、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 |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与本土化 |
1.1 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 |
1.1.1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 |
1.1.2 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出与“院士”资格相当的物理学会员 |
1.2 当代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本土化 |
1.2.1 中国科学院推选产生物理学学部委员 |
1.2.2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与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的发展 |
1.3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 |
1.4 中国物理学院士名单与增选趋势分析 |
1.4.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名单汇总 |
1.4.2 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总体增选趋势 |
第二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总体特征的计量分析 |
2.1 中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2.1.1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 |
2.1.2 院士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 |
2.1.3 出生地域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
2.2 中国物理学院士教育经历的计量分析 |
2.2.1 学士学位结构 |
2.2.2 硕士学位结构 |
2.2.3 博士学位结构 |
2.3 中国物理学院士归国工作情况的计量分析 |
2.3.1 留学物理学院士的归国年代趋势 |
2.3.2 国内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2.3.3 物理学院士的国外工作单位 |
2.4 中国物理学院士从事物理学分支交叉学科的计量分析 |
2.4.1 物理学院士从事分支交叉学科的归类统计 |
2.4.2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2.4.3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第三章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3.1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3.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3.1.2 博士占比52.83%,地方高校理论物理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
3.2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3.2.1 主要分布于凝聚态理论和纯理论物理等领域 |
3.2.2 20 世纪后半叶当选的理论物理学院士内师承关系显着 |
3.3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3.3.1 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3.3.2 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3.4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4.1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4.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4.1.2 博士占比57.83%,国外博士学位占比将近80% |
4.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崭露头角 |
4.2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4.2.1 主要分布于半导体物理学、晶体学和超导物理学等领域 |
4.2.2 凝聚态物理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内师承关系显着 |
4.2.3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集聚于若干研究中心 |
4.3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4.3.1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4.3.2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4.4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光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5.1 中国光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5.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61—70 岁” |
5.1.2 博士占比54.84%,本土培养的光学博士逐渐增多 |
5.2 中国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5.2.1 研究领域集中分布于应用物理学和激光物理学 |
5.2.2 光学院士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5.3 光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5.3.1 光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5.3.2 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6.1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6.1.1 老龄化问题严重,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6.1.2 博士占比53.85%,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85% |
6.2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6.2.1 高能物理实验与基本粒子物理学分布较均衡 |
6.2.2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工作单位集聚性与分散性并存 |
6.3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6.3.1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趋势 |
6.3.2 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6.4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7.1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7.1.1 老龄化问题严重,80 岁以下院士仅有3 人 |
7.1.2 博士占比48.84%,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95% |
7.1.3 女性院士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
7.2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7.2.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
7.2.2 参与“两弹”研制的院士内部师承关系显着 |
7.3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7.3.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下降趋势 |
7.3.2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7.4 小结 |
第八章 其他物理学分支和部分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1 中国天体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1.1 天体物理学院士本土培养特征明显 |
8.1.2 天体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 |
8.1.3 天体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2 中国生物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2.1 群体年龄较小,当选年龄集中于“41—50 岁” |
8.2.2 生物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3 中国工程热物理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3.1 工程热物理院士内部师承关系十分显着 |
8.3.2 工程热物理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4 中国地球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4.1 主要分布于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研究领域 |
8.4.2 地球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5 部分分支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5.1 电子物理学和声学院士的增选呈下降趋势 |
8.5.2 中国物理力学由应用走向理论 |
8.5.3 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呈迅速崛起之势 |
第九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计量分析的比较研究和趋势分析 |
9.1 各分支交叉学科间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比较研究 |
9.1.1 一些新兴研究领域物理学院士年轻化趋势明显 |
9.1.2 21世纪以来本土培养的物理学院士占比一半以上 |
9.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实验物理领域分布较多 |
9.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分析 |
9.2.1 各分支交叉学科内的横向发展趋势分析 |
9.2.2 各分支交叉学科的纵向年代发展趋势分析 |
9.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分析 |
9.3.1 第一代物理学院士初步完成了中国物理学的建制 |
9.3.2 第二代物理学院士完成了中国物理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奠基 |
9.3.3 第三代物理学院士在国防科技和物理学科拓展中有着突出贡献 |
9.3.4 第四代物理学院士在推进物理学深入发展方面贡献较大 |
9.3.5 新一代物理学院士科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显着增强 |
第十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特征 |
10.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 |
10.1.1 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 |
10.1.2 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 |
10.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科技贡献突出 |
10.1.4 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集聚性”逐渐被打破 |
10.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发展的趋势特征 |
10.2.1 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
10.2.2 物理学科中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 |
10.2.3 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 |
10.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 |
10.3.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 |
10.3.2 20世纪80 年代以来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支持政策相得益彰 |
10.3.3 21世纪以来院士个体对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 |
第十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成长路径 |
11.1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宏观要素 |
11.1.1 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 |
11.1.2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 |
11.1.3 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 |
11.1.4 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潜移默化的影响 |
11.2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中观要素 |
11.2.1 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 |
11.2.2 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 |
11.2.3 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 |
11.3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微观要素 |
11.3.1 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 |
11.3.2 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
11.3.3 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 |
11.4 结语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法治视野下美国顶尖高校惩戒违纪学生研究 ——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与评价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1.2.3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美国顶尖高校惩戒违纪学生的法治基础 |
2.1 法治的起源和概念 |
2.1.1 法治的起源 |
2.1.2 法治的概念 |
2.2 美国顶尖高校惩戒违纪学生的法治化路径 |
2.2.1 权利抗衡权力 |
2.2.2 权利平衡权利 |
2.3 美国顶尖高校惩戒违纪学生的法制确认 |
2.3.1 美国校生间法律关系的演变 |
2.3.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生间法律关系的现状 |
第3章 美国顶尖高校对学生违纪行为的界定 |
3.1 界定违纪行为的主要原则 |
3.1.1 不得危害压倒性公共利益 |
3.1.2 不得违背学校的教育目标 |
3.1.3 不得破坏学校的正常秩序 |
3.1.4 不得损害教育措施有效性 |
3.1.5 不得侵害政府的合法利益 |
3.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界定违纪行为的具体标准 |
3.2.1 学术违纪行为的具体标准 |
3.2.2 非学术违纪行为的具体标准 |
第4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学生违纪行为的处理 |
4.1 处理违纪行为的职能部门 |
4.1.1 学生行为办公室 |
4.1.2 纪律委员会 |
4.1.3 《第九条》办公室 |
4.1.4 偏见应对团队部门 |
4.2 处理违纪行为的主要程序 |
4.2.1 违纪行为的指控程序 |
4.2.2 违纪行为的认定程序 |
4.2.3 违纪行为的处罚程序 |
4.2.4 违纪行为处理程序的其他情形 |
4.3 不服违纪惩戒的校内救济 |
4.3.1 违纪惩戒的主要形式 |
4.3.2 不服惩戒的校内申诉 |
4.3.3 惩戒消极后果的积极补救 |
4.4 防范违纪行为的积极举措 |
4.4.1 及时公开相关信息 |
4.4.2 建立专司防范的部门 |
第5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惩戒违纪学生的经验与启示 |
5.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惩戒违纪学生的经验 |
5.1.1 协调诉求实现利益平衡 |
5.1.2 职能分工界清具体职责 |
5.1.3 内容周到促进处理效率 |
5.1.4 细化程序提升可操作性 |
5.1.5 信息公开促进惩戒公正 |
5.1.6 教育惩戒强调育人本位 |
5.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惩戒违纪学生的启示 |
5.2.1 厘清高校校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
5.2.2 设立专门的违纪行为处理机构 |
5.2.3 构建精细的学生工作管理体系 |
5.2.4 制定规范的违纪行为处理程序 |
5.2.5 倡导违纪处理信息的公开透明 |
5.2.6 坚持惩戒活动育生为本的原则 |
第6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附录 A:麻省理工学院对如何避免剽窃的指导性建议 |
附录 B:麻省理工学院校园警局预防犯罪的主要做法 |
四、世界着名大学系列介绍之四 麻省理工学院(论文参考文献)
- [1]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2]回归工程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工程教育变革研究[D]. 唐玲珊.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D]. 姜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4]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D].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全日制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以化学工程专业硕士为例[D]. 孙建辉.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6]“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演进研究[D]. 刘帅.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8]民国前期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D]. 乔昳玥. 南京邮电大学, 2019(02)
- [9]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D]. 刘欣. 山西大学, 2019(01)
- [10]法治视野下美国顶尖高校惩戒违纪学生研究 ——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D]. 刘艳琴.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