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工业总会来访（论文文献综述）
魏晓敏[1]（2020）在《二战后中缅关系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缅关系与缅甸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变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当中缅关系良好时,缅甸华侨华人社团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经济机会和政策环境就会比较宽松,其发展就会比较兴旺;反之则比较萧条。二战后,中缅关系对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战后初期,两国迅速建交,胞波友谊逐渐升温,缅甸采取了宽松的华人政策,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经济活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成效显着;奈温军政府时期,恰逢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缅两国关系跌至低谷,华侨华人群体成为被缅甸当局针对的对象,众多粤籍华侨华人在排华事件中丧失性命,社团的各项事业也在混乱的时局中被迫中断;中缅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重获生机,展现良好的势头。
张沁兰[2]（2019）在《琉球久米村研究》文中提出琉球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自明代初期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后,作为最初“闽人三十六姓”移民的聚居地久米村,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琉球王国给予了种种的免税、官职与教育特权。久米村遂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向琉球传播的中心,而久米村人则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传播琉球的最主要使者之一。因此,琉球久米村在中琉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为琉球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方面发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多将“闽人三十六姓”或久米村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或仅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加以讨论,第一次立足于久米村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程,全面涉及到与久米村紧密相关的: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与久米村的形成、久米村人与中琉关系、“萨摩入侵”与久米村的“补籍”、琉球对外关系中的久米村人、久米村的行政管理与文化传统、琉球复国运动与久米村的衰亡、久米“崇圣会”与“门中会”等内容。叙事的时限,始自明初的“闽人三十六姓”移居,迄于当今的久米村各宗亲“门中会”赴福建寻根访祖。旨在对琉球久米村作出多维度、整体性的探讨,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久米村的发展脉络,还原其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和完整面貌,重新阐述其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同时还在结合个别专题的研究上,力争能为弥补解决琉球王国及中琉关系中的一些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或原本以为文献无徵的史实问题,作些必要的辨析与考证。本文立足于学术界的前期成果,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与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具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通过较大规模的东海海域移民——久米村人,东被琉球王国,成为当时琉球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琉球久米村的宗亲组织,至今依然活跃在冲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成了冲绳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且明显保留着带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习俗文化传统,从而对在海外、尤其是东亚地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强与琉球久米村宗亲组织的联系,福建与冲绳的友好往来,使之能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成为本文在认真客观阐释琉球久米村人功绩的同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作用与影响,以彰显中国人的和平理念,使之能够成为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的促进力量。
苏哲[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归侨社团研究 ——以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为例》文中提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华侨或受到新中国成立的感召回国参加建设和求学,或因东南亚等国家的排华影响,大规模的突发性回国,这些归侨在国内经历了艰难生活的调试过程。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侨务政策的恢复,归侨及其社团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契机,全国各地的归侨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据统计,目前国内的归侨社团已超过一百多个,归侨社团背后强大的世界性的民间社会关系网络在信息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今社会,体现出其特有的功能与社会意义。研究归侨社团的形成、演变及生存状况,可以明了归侨在国内特殊制度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和选择,拓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史研究的视域。通过对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的个案研究表明,归侨社团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大规模兴起的,自下而上,独立运作,为侨服务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归侨利用改革开放为其提供的社会空间,以原侨居地华校精英为骨干,继承和发扬自侨居地形成的“联谊互助”精神,通过内外活动的展开,不仅能使归侨群体受到组织的关爱,营造家庭的氛围,增强归侨的归属感,进一步凝聚侨心。还能发挥桥梁作用,争取侨益,充当政府和社会的润滑剂,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改善了政府形象。特别是在与世界各地的归侨社团密切的互动中,建构并强化跨国网络,为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服务。这种强大的民间跨国网络具有超越国界的特点,可以迅速凝聚海内外的资源,不但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间互动和文化交流,更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进程的重要民间力量。当然,受制于国内政府对于社团“双重管理”的严格制度,社团发展出一套特殊的生存策略,一方面借助侨联的官方组织使社团获得合法开展活动的资质,另一方面,通过选举侨联干部为理事长,依附政府获取一定的资源。然而这种策略逐渐催生出对侨联这种“自上而下”官方组织的体制性依赖。社团登记制度对侨联一级人民团体差异化的制度安排,造成国家行政力量体制性地嵌入侨联的管理运作,进而影响纳入其下管理的归侨社团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改革不断要求社会组织进行组织机构的改革。社团改革有赖于政府从上到下的政策驱动,将归侨社团从侨联僵化的行政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社会化的运作,给予归侨社团以正常的定位;改革侨联的行政体制,强化侨联的社会性;并通过修订《社团管理条例》,放宽社团的准入门槛等方式,促使归侨社团走上良性发展的光明之路。
王杨红[4]（2018）在《从朝贡到早期订约交涉：中—暹关系的变迁（1782-1914）》文中研究说明1782-1914年是中—暹关系由传统朝贡体制向近现代外交变迁的时期。对这一转变历程的研究,不仅是深刻明晰、探讨两国关系的需要,还是抚今追古,继往开来,为当下两国乃至中国—东南亚关系提供借鉴的应有之义。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不断遣使清廷,使中—暹传统朝贡关系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此后直至鸦片战争前,拉玛二世、三世先后遵照执行,努力维持朝贡关系,不曾更易。但鸦片战争后,两国朝贡关系面临变局,开始疏离、中衰。1853年6月使团遇劫事件后不及两年,包令条约签订,暹罗被西方列强敲开大门,而蒙固王对中—暹关系的看法亦有所转变,两国朝贡关系就此中断。对于1862-1888年广东、福建地方官的数次催贡,暹廷均采取模棱两可的拖延策略,为此甚至提出并坚持改道天津进贡的建议。但这一路线与传统朝贡体例不符,为清廷所拒绝。至1893年,在北榄事变的催化下,清廷以承认暹罗独立的方式,终结了两国的朝贡关系。两国朝贡关系中断后,订约设领之议亦在中国萌芽、成形。受1906年那空猜西亲王访华影响,基于彼此互为独立国的中—暹订约呼声开始高涨,其目的在于保护华人。1907年杨士琦访暹拉开了中—暹订约交涉的序幕。杨氏返国后,1908年两国驻法公使开始交涉订约事宜。但双方在华人问题上针锋相对,清廷欲设领保护华人,暹廷却认为华人乃本国国民,无需中国保护,订约交涉遂陷入僵局。1909年3月28日,清廷颁布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1913年4月10日,暹廷颁布同时采用血统主义与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法,与中国国籍法存在根本差异。这使得暹罗华人“双重国籍”问题明朗化。1910年曼谷华人罢工、1910-1913年暹罗中华总商会申请立案,均让暹罗政府意识到中国势力介入的可怕。1914年拉玛六世所着《东方犹太》的问世,则意味着暹罗政府强力管理、同化华人的肇始。“华人问题”自此成为两国订约交涉的焦点和痼疾所在。
张光润[5]（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陈永华（Chan Wing Wah）[6]（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沈亮[7]（2016）在《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黎照寰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人生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相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交通大学校长、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长、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协副主席,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位值得纪念与研究的风云人物。黎照寰的一生历经坎坷,精彩纷呈。他早年接触进步思想,在清政府无故取消其留学资格后,与之坚决斗争,此后远渡重洋,参加革命;他曾撰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中国国民党政策》等书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任职,但无意发展仕途,转而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兼容并包,锐意改革,一手开创了建国前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时代精英特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参与了当时社会的多个重要团体组织,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流、社会服务、宗教慈善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晚年的黎照寰选择留在新中国,通过在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努力实现其爱国理想;他的人生经历是近代历史人物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黎照寰的个人成长背景,之后结合时代特征阐述其参加革命与从政的活动,分析其革命思想,并将其着作与戴季陶的着作进行比较。黎照寰是建国前交通大学“黄金时期”的缔造者,自1929年来到交通大学后,他连续14年执掌交大,这段校长生涯是其人生的巅峰时刻,他的教育思想理念成熟,成绩斐然,且具有抗日爱国情怀。黎照寰热衷民国社会活动,曾担任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形成了具有个人特点的思想和主张。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黎照寰选择走向新中国,积极参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人民政协工作,继续弘扬传承孙中山的精神。黎照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与诚挚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这些特质使得黎照寰能在中国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敏锐地把握时代机遇,不断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施展才华,虽不时受到时局的困扰,却依然与时俱进,奋勇前行。黎照寰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人生轨迹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精英活动的一个缩影,他的兴奋与激进、彷徨与无奈都是时代的反映。
吕晶[8]（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指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袁西玲[9]（2014）在《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国内现有的延安学研究对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关照缺乏,致使目前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涵盖和反映延安时期社会文化的全貌。从翻译角度而言,国内众多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对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也鲜有提及,致使延安时期的翻译命题成为中国翻译史研究中一个缺失的环节。本论文以延安时期翻译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翻译史研究常规的描述性、社会性和“翻译考古”的方法,以翻译政治、翻译生态学、翻译伦理三大理论为支撑,从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社会需求问题入手,宏观考察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语境、翻译活动的整体特征、影响与学术意义；并对此时期的翻译现象、翻译类型,翻译机构、译者群体与翻译作品从翻译对于国际话语权、宣传与外交的作用进行历史的评价与跨文化解释,归纳这些翻译活动起到的社会功能与发挥的历史作用。论文指出研究延安时期翻译专题史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对新中国的对外编译局、外交部门、高等外语学校的发展都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翻译史研究、口译史研究、应用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对象。论文强调延安时期的翻译者们作为历史见证者和文化创造者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性；指出延安时期翻译实践的时代特征,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翻译政治学和社会学特征与意义；论文最后以史为鉴,提出了延安时期翻译活动对当前中国外宣翻译的借鉴意义。论文对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政治性、跨文化性进行综合考察与深入分析,并以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建设、外交的大视野,观照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政策、困境与成就,指出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对中国应用翻译研究的特殊贡献。延安时期的马列着作翻译、外电国际新闻翻译、对外英语广播和外宣文稿翻译、国际友人采访的口译翻译活动、战地军事翻译等活动都具有显着的战争时代视域下的应用翻译特征,不仅在内宣上成为延安时期马列思想与国外文化输入的主流渠道,在外宣传播上也促进了当时延安与国际世界的交流,还对塑造与提升延安的国际化形象以及形成积极正面的舆论宣传起到推动作用。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经验对当前国际化语境下做好中国形象与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李翔[10]（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国上下思想解放，进入了波澜壮阔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其中，中国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成就的缩影，是由“边缘化”到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典型代表。中国体育取得的成就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一定意义上，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成就决定了中国体育的成就。目前，关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研究甚少，特别是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进行史料性研究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意义深远的鸿篇巨着的基本时代背景、结合30多年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对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情况进行描述，运用文献资料法、史学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中国与区域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中国与各个国家的双边体育关系为基本架构，以重大事件、主要人物为基本素材和索引，系统梳理，形成特定历史阶段的专题性文献。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史料系统梳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而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本身而言，改革开放是原始动力，世界变化是历史机遇，中国体育的自身努力是根本原因。在今天，中国体育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扎实基础、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体育领域获得的制高点与话语权，应该也能够在体育本质的回归、人类共同社会理想追求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诠释，从而影响其他，满足国家与世界的和谐发展需求，引领人类文化的大同。
二、香港工业总会来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香港工业总会来访（论文提纲范文）
（1）二战后中缅关系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现状评述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五、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中缅关系发展回顾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中缅关系发展回顾 |
| 一、中缅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 二、缅甸政策与在缅华侨华人 |
| 第二节 缅甸粤籍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组织的形成发展 |
| 一、缅甸粤籍华侨华人数量 |
| 二、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章 二战后中缅建交对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缅高层互访助推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活动正常化 |
| 一、修缮庙宇会馆,完善章程机制 |
| 二、从家乡认同转为民族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中缅经济关系发展促进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迅速发展 |
| 一、粤籍华侨华人由商转工 |
| 二、超越“三缘”的社团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缅甸对华友好政策促使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办学、办刊热潮兴起 |
| 一、兴办华校、华刊热潮 |
| 二、中华习俗与粤地民俗的传承 |
| 第三章 1964年以来中缅关系恶化对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有化运动”导致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丧失原有功能 |
| 一、缅甸的“国有化运动” |
| 二、粤籍工商社团丧失原有功能 |
| 第二节 “大排华事件”导致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数量锐减 |
| 一、“文化大革命”与“大排华事件” |
| 二、华文学校成为斗争中心 |
| 第三节 “缅人化”政策打断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正常更替 |
| 一、缅甸的“缅人化”入籍政策 |
| 二、粤籍华团的正常更替被打断 |
| 第四章 中缅关系正常化对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缅政治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
| 一、缅甸粤籍华团桥梁作用日益凸显 |
| 二、全球粤籍华团网络形成 |
| 第二节 中缅经济关系恢复与加深强化粤籍华团经济功能 |
| 一、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经济功能加强 |
| 二、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经济活动国际化 |
| 第三节 友善的华人政策促进缅甸华文教育发展 |
| 一、华文教育的作用发生变化 |
| 二、粤籍华团承载的华文教育功能增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重建瓦城观音古庙 广东同乡会碑文 |
| 附录二 瓦城建筑广东仁济古庙重建碑文 |
| 附录三 武帝庙重建纪功碑 |
| 附录四 缅甸仰光梅氏书室章程 |
| 附录五 缅甸华商商会章程及备忘录 |
| 附录六 瓦城朱家馆章程 |
| 后记 |
（2）琉球久米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本选题的学术史回顾与梳理 |
| 三、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与核心资料 |
| 四、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与久米村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 |
| 一、明太祖谕遣特使杨载赍诏入琉与泰期奉表入贡 |
| 二、琉球三山王入贡与明琉宗藩关系的确立 |
| 第二节 “闽人三十六姓”移居久米村 |
| 一、明初“赐闽人三十六姓” |
| 二、久米村的地理位置及其得名缘由 |
| 三、琉球国对久米村的优待政策 |
| 第二章 久米村人与中琉关系 |
| 第一节 久米村人与琉球王国的请封、迎封、谢恩 |
| 一、久米村人参与的请封前期活动 |
| 二、请封与迎封使团中的久米村人 |
| 第二节 久米村人与朝贡贸易 |
| 一、明清与琉球的朝贡贸易 |
| 二、入贡使团中的久米村人 |
| 第三节 久米村的来华留学生与精英学子 |
| 一、“官生”的派遣 |
| 二、来闽的“勤学生” |
| 三、精英学子 |
| 第三章 萨摩入侵与久米村的“补籍” |
| 第一节 萨摩藩入侵琉球与久米村人的抗争 |
| 一、萨摩岛津氏的入侵 |
| 二、三司官郑迵与久米村的顽强抵抗 |
| 三、郑迵密信明朝的最后抗争 |
| 四、萨摩藩的掌控与“隐蔽政策” |
| 第二节 久米村的衰落与“补籍”政策的实施 |
| 一、久米村的凋敝 |
| 二、琉球的“补籍”政策与久米村人口的增加 |
| 第四章 琉球对外关系中的久米村人 |
| 第一节 琉球与东南亚中介贸易中的久米村人 |
| 一、琉球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 |
| 二、“大航海时代”的久米村人 |
| 第二节 琉球与朝鲜关系中的久米村人 |
| 一、出使朝鲜的久米村人 |
| 二、琉朝使节北京交往中的久米村人 |
| 第三节 萨、琉、日关系与久米村人 |
| 一、久米村人出使萨摩藩 |
| 二、“上江户”使团中的久米村人 |
| 第四节 久米村人与“异国船”来访交涉 |
| 一、欧美“异国船”的强行入琉 |
| 二、久米村人参与“异国船”的交涉 |
| 第五章 久米村的行政管理与文化传统 |
| 第一节 久米村的行政与文教 |
| 一、久米村人的官职 |
| 二、孔庙的建立与明伦堂的设置 |
| 第二节 久米村系家谱的编纂及其特色 |
| 一、久米村家谱编纂的源流 |
| 二、久米村系家谱的特色 |
| 第三节 久米村的宗教信仰 |
| 一、佛教寺庙林立 |
| 二、天妃信仰盛行 |
| 三、祖先祭祀崇拜 |
| 四、琉球与日本本土宗教信仰对久米村的影响 |
| 第四节 久米村人的生活习俗 |
| 一、年节习俗 |
| 二、婚葬习俗 |
| 三、饮食习俗 |
| 四、茶道与饮酒 |
| 第六章 琉球复国运动与久米村的衰亡 |
| 第一节 日本册封琉球藩王与强行阻贡 |
| 一、明治政府蓄谋吞并琉球 |
| 二、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册封琉球藩王 |
| 三、日本明治政府吞并琉球 |
| 第二节 久米村人在华的救亡复国运动及其失败 |
| 一、琉球密使赴华请愿与久米村人在华救亡活动 |
| 二、林世功的大义殉国与复国运动的失败 |
| 三、琉球亡国后的久米村衰败 |
| 第七章 久米崇圣会与门中会 |
| 第一节 久米崇圣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
| 一、久米崇圣会的建立与发展 |
| 二、至圣庙的兴建 |
| 三、至圣庙的祭孔活动 |
| 四、“久米孔子塾”讲座 |
| 五、人才培育与崇圣会文库的设立 |
| 第二节 门中会的建立与发展 |
| 一、阮氏我华会 |
| 二、毛氏国鼎会 |
| 三、陈氏华源会 |
| 四、王氏槐王会 |
| 五、梁氏吴江会 |
| 六、久米林氏会 |
| 第三节 久米村“闽人三十六姓”后裔赴福建寻根访祖 |
| 一、阮氏我华会的寻访 |
| 二、毛氏国鼎会的寻访 |
| 三、陈氏华源会的寻访 |
| 四、王氏槐王会的寻访 |
| 五、梁氏吴江会的寻访 |
| 结语 |
| 附录1 久米村主要姓氏一览表 |
| 附录2 历代久米村总役(总理唐荣司)一览表 |
| 附录3 近世久米村的位阶及官位 |
| 附录4 久米村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归侨社团研究 ——以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研究动态 |
| 二、关于归侨社团的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归侨”、“归侨社团”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国内归侨社团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归侨构成 |
| 一、三次回国浪潮 |
| 二、职业分布 |
| 三、社会生活 |
| 第二节 侨务机构与归侨 |
| 第三节 国内归侨社团 |
| 一、组建动因 |
| 二、发展现状 |
| 第三章 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的发展及运作 |
| 第一节 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的创立及组织结构 |
| 一、厦门缅侨 |
| 二、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的创立 |
| 三、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的组织结构 |
| 第二节 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的社团活动 |
| 一、联络联谊 |
| 二、互帮互助 |
| 第三节 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的跨国网络 |
| 一、跨国网络的建构方式 |
| 二、跨国网络的作用 |
| 第四章 归侨社团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第一节 当前社团面临的问题 |
| 第二节 政策调控及社团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期归侨社团发展思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田野调查图片 |
| 附录B：归侨口述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从朝贡到早期订约交涉：中—暹关系的变迁（1782-19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史料说明 |
| 第一章 中—暹朝贡关系的恢复(1767-1782) |
| 第一节 缅甸入侵与郑信复国 |
| 第二节 郑信遣使清廷 |
| 一、郑信首次遣使受挫(1767-1771) |
| 二、郑信第二次遣使与中—暹关系的发展(1771-1777) |
| 三、郑信第三次遣使及1781年进贡(1777-1782) |
| 第二章 中—暹朝贡关系的延续、发展与中衰(1782-1851) |
| 第一节 拉玛一世与清廷的关系(1782-1809) |
| 一、拉玛一世的即位与请封(1782-1788) |
| 二、两国朝贡关系的密切——拉玛一世的其他遣使(1788-1809) |
| 第二节 拉玛二世、三世维系朝贡关系的努力(1810-1839) |
| 一、拉玛二世的遣使(1810-1824) |
| 二、鸦片战争前拉玛三世的遣使(1825-1839) |
|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中—暹朝贡关系的中衰(1840-1851) |
| 第三章 中—暹朝贡关系的中断与终结(1851-1893) |
| 第一节 蒙固王的遣使与使团遇劫事件(1851-1853) |
| 一、蒙固王的登基与第一次遣使(1851-1852) |
| 二、蒙固王第二次遣使与使团遇劫(1852-1853) |
| 第二节 蒙固王对中—暹关系看法的转变(1853-1868) |
| 一、暹使拜会包令与包令访暹的酝酿(1854-1855) |
| 二、包令条约的签订与清廷的反应(1855-1856) |
| 三、蒙固王1857年对中国时局的看法与清廷1862-1863年催贡 |
| 四、蒙固王1868年对华关系布告 |
| 第三节 中—暹传统朝贡关系的终结(1869-1893) |
| 一、天津路线的提出与僵持(1869-1880) |
| 二、1882年朱拉隆功正式拒绝进贡? |
| 三、温宗彦、郑观应、王荣和等访暹——朝贡关系的落日余晖(1884-1888) |
| 四、朝贡关系之终结——北榄事变的催化(1893) |
| 第四章 两国订约设领——从提议到早期交涉(1867-1914) |
| 第一节 订约设领之议的提出与演进(1867-1907) |
| 一、订约设领之议的萌芽与成形(1867-1906) |
| 二、那空猜西亲王访华与订约呼声的高涨(1906-1907) |
| 第二节 两国订约的早期交涉(1907-1914) |
| 一、杨士琦访暹与暹廷的因应(1907) |
| 二、两国订约交涉的起始与停顿(1908-1909) |
| 三、曼谷华人罢工与两国订约交涉的重启(1910-1914) |
| 第三节 华人问题——两国订约交涉的焦点与痼疾 |
| 一、暹罗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及其立案之曲折(1910-1913) |
| 二、暹罗华人问题与设领纷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7）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革命与从政 |
| 第一节 投身革命的原因 |
| 一、家庭背景 |
| 二、启蒙教育 |
| 三、留学经历 |
| 四、孙中山的引领 |
| 第二节 海内外的革命斗争 |
| 一、在美国的斗争 |
| 二、革命金融家 |
| 三、东江遇险 |
| 第三节 黎照寰的革命思想 |
| 一、黎照寰着书的历史背景 |
| 二、黎照寰书中的革命观 |
| 三、与戴季陶主义的比较 |
| 第四节 铁道部的从政经历 |
| 一、重返政坛的原因 |
| 二、履职实绩 |
| 三、时局制约下的转行 |
| 第二章 开创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 |
| 第一节 黎照寰的治校理念 |
| 一、交通大学的早期历史 |
| 二、治校理念 |
| 三、现实的困境 |
| 第二节 黎照寰的改革措施 |
| 一、行政管理改革 |
| 二、院系学科改革 |
| 三、招生教学改革 |
| 四、基础设施的扩充 |
| 第三节 黎照寰的创新举措 |
| 一、提高声誉：顶尖学者访校 |
| 二、扩大影响：举办重要会展 |
| 三、国际知名：拓展海外交流 |
| 四、培养精英：德、智、体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抗日救亡中的斗争与无奈 |
| 一、组织抗日斗争 |
| 二、理智研判与应对 |
| 三、“孤岛”治校的艰辛 |
| 第五节 黎照寰的教育思想 |
| 一、黎照寰的治校成就 |
| 二、“教育强国”的理念 |
| 三、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 |
| 四、“振兴国家”的责任 |
| 第三章 黎照寰的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 一、筹建同盟的背景 |
| 二、筹建同盟的活动 |
| 第二节 在上海社会的救亡活动 |
| 一、上海市地方协会的活动 |
| 二、国际问题研究会的斡旋 |
| 三、黎照寰的外交观 |
| 第三节 黎照寰的文化活动 |
| 一、创立中山文化教育馆 |
| 二、主持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 |
| 三、黎照寰的影响与贡献 |
| 第四节 黎照寰的宗教事业 |
| 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 |
| 二、宗教事业的国际交流 |
| 三、黎照寰的宗教观 |
| 第四章 建国后的活动与思想 |
| 第一节 留在大陆的原因 |
| 一、与旧政权的决裂 |
| 二、主观因素 |
| 三、客观因素 |
| 第二节 建国后的活动 |
| 一、执掌之江大学 |
| 二、支持“抗美援朝” |
| 三、推进公私合营 |
| 四、参与“三自”爱国运动 |
| 五、加入中苏友好协会 |
| 第三节 在人民政协的工作 |
| 一、亲力亲为，尽心履职 |
| 二、科学分析与研判 |
| 三、对政协工作的思考 |
| 第四节 传承孙中山的精神 |
| 一、与宋庆龄并肩协作 |
| 二、怀念与感悟 |
| 第五节 晚年的思想转变 |
| 一、自身思想的转变 |
| 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
| 三、期待与无奈 |
| 第六节 黎照寰与竺可桢之比较 |
| 一、黎照寰与竺可桢的交集 |
| 二、影响人生的求学历程 |
| 三、功勋卓着的治校业绩 |
| 四、殊途同归的爱国信念 |
| 结语 |
| 附录 黎照寰生平及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资料 |
| 二、报纸资料 |
| 三、期刊杂志 |
| 四、着作 |
| 五、研究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延安时期”的界定 |
| 1.1.2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研究现状 |
| 1.2 研究问题与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目的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意义 |
| 1.4.1 对翻译史学研究的意义 |
| 1.4.2 对延安学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翻译史研究方法与成果 |
| 2.1.1 国外翻译史研究 |
| 2.1.2 国内翻译史研究 |
| 2.2 翻译史的研究维度 |
| 2.2.1 翻译活动与政治权力 |
| 2.2.2 翻译活动与翻译生态环境 |
| 2.2.3 翻译活动与翻译伦理 第三章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生成语境 |
| 3.1 延安马列理论学习的需要 |
| 3.1.1 延安马列着作翻译机构 |
| 3.1.2 马列着作翻译政策 |
| 3.2 延安了解世界的需要 |
| 3.3 世界了解延安的需要 |
| 3.3.1 延安的外事与外交活动 |
| 3.3.2 外事外交翻译机构 |
| 3.4 延安的外宣需求 |
| 3.4.1 延安时期的外宣政策 |
| 3.4.2 延安时期的外宣机构 |
| 3.5 翻译人才的需求 |
| 3.5.1 军事翻译人才的需求 |
| 3.5.2 外事翻译人才的需求 |
| 3.6 延安时期的翻译生态环境 |
| 3.6.1 国际、国内的翻译生态环境 |
| 3.6.2 边区的翻译生态环境 第四章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译者主体 |
| 4.1 延安时期的翻译者群像 |
| 4.1.1 翻译群体的构成 |
| 4.1.2 翻译群体的整体特征 |
| 4.1.3 翻译群体的翻译伦理 |
| 4.2 译者主体的认可 |
| 4.2.1 译者主体的边区认可 |
| 4.2.2 译者主体的社会认可 |
| 4.3 译者主体的历史作用 第五章 延安时期的翻译人才培养 |
| 5.1 翻译人才培养的语种类型 |
| 5.1.1 日语军事翻译人才培养 |
| 5.1.2 俄语军事翻译人才培养 |
| 5.1.3 英语外事翻译人才培养 |
| 5.2 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与成效 |
| 5.2.1 应用型人材培养模式 |
| 5.2.2 翻译培养的成效 |
| 5.2.3 延安时期翻译培养的局限 |
| 5.3 延安翻译人才培养与新中国的外语教育 |
| 5.3.1 对新中国外语高校发展的影响 |
| 5.3.2 对新中国外语高校教学模式的影响 第六章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翻译产品 |
| 6.1 内宣翻译产品 |
| 6.1.1 马列经典译着 |
| 6.1.2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翻译文章 |
| 6.2 外宣翻译产品 |
| 6.2.1 日文翻译宣传品 |
| 6.2.2 外宣刊物 |
| 6.2.3 对外广播稿翻译 |
| 6.3 延安时期翻译产品的宣传价值 第七章 结语 |
| 7.1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特质 |
| 7.1.1 政治特质 |
| 7.1.2 宣传特质 |
| 7.1.3 生态化特质 |
| 7.1.4 军事口译特质 |
| 7.2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研究的学术价值 |
| 7.2.1 延安时期翻译专题史 |
| 7.2.2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与我国应用翻译研究 |
| 7.3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后续研究的可能性 |
| 7.4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
| 1. 对论文选题的说明 |
| 2. 毛泽东在陕北会见国际友人活动目录 |
| 3. 延安出版的马列着作和译着 |
| 4. 《新华周刊》注册表与查封训令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 相关概念与内容安排 |
| （一） 相关概念 |
| （二） 内容安排 |
| 上篇 1977-1992 年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变革与发展 |
| 第一章 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
| 一、 “奥运模式” |
| （一） 国际奥委会的努力 |
| （二） 中国的努力 |
| （三） “奥运模式”的意义 |
| （四） 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
| 二、 1977-1992 年，中国与奥运会 |
| （一） 1980 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
| （二） 抵制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 |
| （三） 洛杉矶、汉城、巴塞罗那 |
| （四） 萨拉热窝、卡尔加里、阿尔贝维尔 |
| 三、 受邀来访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
| 第二章 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 |
| 一、 积极争取重新加入相关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
| （一） 足球、羽毛球、田径 |
| （二） 其他项目 |
| 二、 广泛邀请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负责人访华 |
| （一） 1977-1984 年 |
| （二） 1985-1992 年 |
| 三、 全面参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事务 |
| （一） 亮相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
| （二） 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竞选 |
| 四、 参加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各项重要赛事 |
| （一） 1977-1984 年 |
| （二） 1985-1992 年 |
| 五、 承办单项国际体育赛事和承接国际体育组织会议与培训 |
| （一） 承办单项国际体育赛事 |
| （二） 承接国际体育组织会议与培训 |
| 第三章 中国与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 |
| 一、 亚洲运动会 |
| （一） 1978 年曼谷亚运会 |
| （二） 1982 年新德里亚运会 |
| （三） 1986 年汉城亚运动会 |
| 二、 成功举办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 |
| （一） 中国申办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 |
| （二） 第11 届亚洲运动会的筹办过程 |
| （三） 第11 届亚洲运动会的胜利召开 |
| 三、 努力在各种亚洲体育组织中发挥作用 |
| （一） 承担亚洲体育组织委托的任务 |
| （二） 争取在亚洲体育组织的话语权 |
| 第四章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西欧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东欧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美洲大洋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美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大洋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东亚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西亚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四）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四、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北非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西非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四） 中国与中部和南部非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上篇小结 |
| 下篇 1993-2008 年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 |
| 第一章 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
| 一、 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 |
| 二、 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 |
| （一） 不申办 2004 年奥运会 |
| （二） 酝酿申办 2008 年奥运会 |
| （三） 确定北京再次申奥 |
| （四） 北京获胜 |
| 三、 1993-2004 年，中国与奥运会 |
| （一） 亚特兰大、悉尼、雅典 |
| （二） 利勒哈默尔、长野、盐湖城、都灵 |
| 四、 北京成功举办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 |
| 第二章 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 |
| 一、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中国的往来 |
| （一）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负责人频繁来华 |
| （二）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的中国声音 |
| 二、 中国参加的国际单项体育比赛 |
| （一） 世界锦标赛 |
| （二） 世界杯赛 |
| （三）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
| 三、 中国承办的国际体育比赛和重要会议 |
| （一） 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 |
| （二）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及其他重要国际比赛 |
| （三） 国际重要体育会议和体育培训 |
| 第三章 中国与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 |
| 一、 中国在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二、 中国与亚洲运动会和东亚运动会 |
| （一） 中国与亚洲运动会 |
| （二） 中国与东亚运动会 |
| （三） 中国承办的亚洲锦标赛和亚洲杯赛 |
| 第四章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亚洲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美洲、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欧洲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四） 中国与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亚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大洋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下篇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香港工业总会来访（论文参考文献）
- [1]二战后中缅关系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D]. 魏晓敏. 暨南大学, 2020(07)
- [2]琉球久米村研究[D]. 张沁兰.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3]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归侨社团研究 ——以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为例[D]. 苏哲. 华侨大学, 2019(01)
- [4]从朝贡到早期订约交涉：中—暹关系的变迁（1782-1914）[D]. 王杨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6]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7]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D]. 沈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8]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9]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D]. 袁西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12)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研究[D]. 李翔. 苏州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