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官要有三不怕——河北南宫市委书记王季冬的自述(论文文献综述)
岳宗霞[1](2021)在《明清广西全州蒋氏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明清时期广西全州的蒋氏宗族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全州几支蒋氏的家族建构,考察这一时期该地的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的状况。蒋氏在全州是一个大姓,人口占全县人数总额的四分之一。明中叶,借嘉靖“大礼议”提供的历史契机,曾任内阁首辅的全州籍蒋冕先行开启蒋氏宗族的建构活动,蒋氏各支也相以继之。因循着国家放宽祭祀之礼的大形势,蒋氏各支从修族谱、建祠堂、整坟茔等着手,“落实国家祭祖礼制”,并大致确立了本族支始迁全州的先祖,完成了本支宗族的建构。但明代蒋氏的宗族建构是各分支独自进行,各支的始祖追溯也未远及传说中全州蒋氏名义上的开基祖——蒋琬。明清易代,全州迭遭兵燹,田地、建筑、典籍俱遭损毁,明中后期繁盛起来的宗族建构活动亦转入低潮甚至停滞不前。至清,康熙、雍正时期,政府逐渐重视地方社会中宗族的社会统治功能,甚至从官府的层面设了族正,将政权和族权直接结合,借助宗族势力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而全州地方的世家大族迎合着国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在宗族建设中主动融入官方的意识形态,开始了自己新朝代下的创建。大形势的催动之下,蒋氏各族支逐渐有了联宗的意向。首先是确定一位共同的祖先,即以蒋琬为全州蒋氏之开基祖,于是各族支的谱书便顺利续接至开基祖蒋琬处;然后便是在城中置地修建了蒋琬祠堂,而且一起修建了明朝内阁首辅蒋冕的祠堂,这样,阖族祭祀或议事之时,便有了固定的地点;最后,联宗合谱,参考全州之外其他支蒋氏的族谱,从蒋琬往上追溯至蒋氏始祖周公第三子期思侯伯龄公。蒋氏大宗族建构完毕之后,或以个人一己之力、或以宗族集体之力开始对地方社会施以影响,这表现为三点:一是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通过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以及渗透地方官僚系统,开始全面参与地方社会的基层事务治理,直接或间接谋取有利于宗族的权益,尤其在与他族争夺自然资源时获得官府的佑护。二是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互动,在宗族中还体现为重视传统儒学教育,弘扬科举入仕的价值观,对外则表现为主动适应融入政府教育变革,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三是地方大族之间相互联姻及交游,通过婚姻结成有血缘关系的同盟,借助彼此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互援,广泛参与地方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事务。
曹雨杨[2](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提出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孙延青[3](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柴书毓[4](2019)在《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文中提出“乡贤”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在乡里社会德行高尚、声望远播的人被称为“乡贤”。明清时期乡贤文化发展较为鼎盛,突出表现在各地“乡贤祠”的设置,地方上品学兼优且得到民众推崇者死后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乡贤祠”是褒奖地方贤达人士在乡里社会所作贡献的一种方式,也是统治者对地方社会民众实行教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地方社会的乡贤文化应从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入手,明清时期阳城有着丰富的乡贤文化,乡贤典型代表众多,且多以家族的形式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乡贤家族中优秀族人如王国光、陈廷敬、张慎言、王重新、田从典等,构成了阳城明清乡贤群体,历史文化望族的身份也是传统乡贤身上的另一标签,贤人名士与文化家族成为明清时期阳城地方社会重要的人文景观,二者也促成阳城崇文重德、耕读传家的地方社会风气。在这背后,是乡贤进行家族建设与地方社会建设的努力,乡贤家族文化中蕴含着修身、齐家、处世、为官的生动内核,由此形成的优良家风浸润在家族成员的血脉中,对地方民众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地方社会的建设上,乡贤群体致力于教化民众,促进地方良风美俗的形成;参与到地方公共建设、地方救济事务和文教事务中;他们还为民请愿,在与官府的互动中构建起规范的地方秩序。乡贤作为地方社会德业、学业较突出者,人们对乡贤的崇尚不仅是用于祭祀的乡贤祠,更多的是对乡贤事迹的书面记录与口头传承,书面记录多以古今乡贤传记、墓志铭、序表以及碑刻等的方式进行,其中包含对乡贤事迹的描述及对乡贤的评价,口头传承主要以乡贤所在的地方社会为传播区域,通常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乡贤的事迹,以此称颂乡里贤达人士,彰显地方社会的乡贤风貌。传统乡贤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在这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得以形成,有为官清廉者、地方守护者,也有乐善好施者、教育传播者等,无论何种形象,均表现出乡贤身上的品质与修养,善行与义举。乡贤文化在阳城是传承着的一种文化现象。传统乡贤文化激励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成为新时期乡贤文化的历史依据。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等的背景下,阳城县挖掘本地的乡贤文化,依据德行、才能、声望的标准在退休教师、退休干部、普通民众等群体中寻找乡贤,建设“新乡贤文化”。与传统乡贤群体相比,新乡贤的群体具有多元化特征,也突破了性别限制的不足。新乡贤在参与村落事务的方式上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致力于公益事业、调处矛盾、移风易俗方面的新乡贤,也有致力于地域文化传承、带头致富的新乡贤,在每类下还可细分为更小的类别,呈现出多样化的参与方式。本文在论述新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关系时,以新乡贤个体实践活动为个案进行研究,兼顾新乡贤的口述资料,对于分析新乡贤文化的当代表述具有一定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也使新乡贤的村落实践之路更为生动。重新审视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新乡贤文化建设活动,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民众对于乡贤文化认识度不够、参与度不高,乡贤组织未能很好的发挥其效用等。从政府、民众与乡贤三个层面上进行共建是当下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路径所在。
冯佳[5](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指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周晓瑾[6](2018)在《《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文中提出《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是党的政治宣传的具体方式之一,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贡献了巨大力量。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宣传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思想宝库。但是,时代的发展却暴露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局限性,民众主体意识的高涨、价值观的多元化、新媒体的勃兴、使《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巨大挑战,于此,非改进其报道无以阻止《人民日报》“英模报道”之颓势。本文在绪论部分梳理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研究的历史和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第一章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并介绍了《人民日报》创刊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其“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与报道栏目变化。第二章分析了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情况。通过结合不同时期《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数量和类型的变化统计表,分析了变化的整体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在第三章中,论文分时期呈现了英模报道数量变化和英模报道类型变化、分析了报道英模的形象变化和形象变化的原因,最后阐述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形象变化造成的社会效应。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构成的挑战和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具体而言,《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宣传理论更新的挑战、社会价值多元和英模精神单一的挑战以及政治宣传效应衰退的挑战。应对挑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其次,要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再次,要改进报道方式、技巧和风格,最后,要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英模报道的实效性。
杨晓晶[7](2017)在《安岐与《墨缘汇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主要讨论安岐和他的《墨缘汇观》,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首先根据前人的研究以及我所发现的新材料叙述安岐和他的家世以及交友,尽力呈现他的身份和所处的社会背景。其次写他早年的重要文化活动即出版《书谱》。最后讨论他的鉴定老师顾维岳,这是一个几乎要被遗忘的人物,想尽力把他唤起,以彰显其在鉴藏史上的意义。下篇是对《墨缘汇观》的研究,通过对其收藏的王羲之、倪瓒和董其昌等人的作品,讨论隐含在《墨缘汇观》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正统书画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奠定了安岐的收藏,使他的藏品超越其时代,也成了乾隆收藏的基础。
赵寅君[8](2017)在《“赵氏孤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尝试着以一种视文学为生命的同情眼光梳理“赵氏孤儿”的发展轨迹,以一种宏观多元的研究视角,立足史实资料、田野调查和民间观察,在社会现象与思想学术的交织考察中还原故事“赵氏孤儿”的文学生态,即此以观察和反思“赵氏孤儿”的发展历程,全面呈现“赵氏孤儿”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嬗变,同时又在“赵氏孤儿”的研究中重新定位,挖掘阐释“赵氏孤儿”在书写形态变迁中的文化意义、范式转变中的价值凸显和传播模式下的观念嬗变,并在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民众心态、生活观念等的综合思辨中大致理出“赵氏孤儿”的流衍过程及其背景原因,在宏观的历史理解与文化承续中引申出关于“赵氏孤儿”的结构格式与精神内涵,以一种大文学观、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把握“赵氏孤儿”演变的文化历程,探究藏于其后的文化精神和不同立场下的价值取舍。“赵氏孤儿”博涉四部,以记录时间而论,《春秋》是关于“赵氏孤儿”事件最早的历史记录。记载以“赵盾之弑”、“同括之杀”、“赵武之会”作为核心要素,虽寥寥数字,但其后价值关怀却极为深刻。《左传》叙述赵氏故事是在《春秋》的基础上大为丰富,所载赵氏诸人物,皆描写言行,刻画性格、褒贬揄扬暗含其中。《公羊》、《谷梁》对事件没有太多关注,《国语》的记述从情节到人物对《左传》进行了补充,诸子立说从不同层面丰富了赵氏孤儿的内涵,成为故事流衍的重要推力。司马迁继承《春秋》,以“德”为标准,在《史记·赵世家》中将赵氏孤儿的故事叙述完备,其中人物面貌的粉墨涂抹也越加厚重,以“恶”形象出现的屠岸贾,还原本来面目,细究其职位、行为、身份,虽为酷吏,但小人物的艰辛与悲剧并不被人知晓,叙述中没有抑扬的词汇,真正的褒贬态度暗藏于笔。以“义”形象出现的程婴,在司马迁笔下虽有仁有义但亦道德微瑕,不纯粹的道德使小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而立言行事中呈现的价值凝聚与道德呈现是其最大价值。究其根本,不管是因义立传还是歌颂小人物的不朽,还是忠奸文化的初现,都体现了存亡继绝的精神凝注,也是赵氏孤儿故事的核心价值所在。汉朝刘向《说苑》、《新序》在《史记》的基础上对赵氏孤儿故事进行转述,着力于搜孤、救孤等重要情节的描写,虽有一些微小的文字变化,但价值阐释没有太大偏差。其中“节义”、“复恩”,以及由此引入的复仇,成为后世文学不断重述的母题,一再重复的历史事件,进入不同姿态的文体样式如正史、传赞、书信、碑传,特殊的文化情态呈现其中,后世不断仿效。进入到诗歌的赵孤故事,初现在陶渊明的《程杵》篇中,之后庾信、李白也有咏叹,但以述祖纪德姿态呈现的赵孤故事,虽能折射出赵氏故事的深远影响,但仍有寂寞之感。在宋代文化特殊的生态中,赵孤故事除了零星的祀典颂歌外,并没有太多的褒奖,反而得到宋儒的质疑,无论对事件的真伪还是人物的有无都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普遍怀疑的态度之下的诗歌也较寥落,直到南宋灭亡时才激起回声,在特殊的政治处境中“存赵保孤”的节义精神淋漓展现。自元而清,诗歌集中于咏古抒怀、读史言志、咏物比德的视野下流传。进入到文学领域之后,不断重写的价值母题,不仅限于思古幽情的抒发,始终有着最为深刻的道德关怀。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出现使赵孤故事的文学观照发生变化,由诗文的“重述”转向戏曲、小说的“重写”。《赵氏孤儿》将“忠义”作为全剧的灵魂,无论是作为故事主轴的忠奸对立,还是矛盾冲突的不断激化,都更贴合民众趣味的美学取向,隐于其后的则是社会心态的人文嬗递。除杂剧《赵氏孤儿》外,《八义记》亦是旧剧新作,其中增加了许多情节、关目,使故事更为流畅,让赵孤故事于流传中深入人心。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叙事关注更纯粹。从《列国志传》的历史讲述到《新列国志》的故事叙述再到《东周列国志》蔡元放的评点,曲折生动且大体合乎情理,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讲述传诵更为广泛,历代讲述的赵孤故事,至此而得精彩。对于赵孤故事,传统社会的最大认同和故事不断重述的核心价值始终以节义忠烈为基点,千百年来,基于道德认同的文化心理成为赵孤故事最为庞大厚重的接受基础。无论是经史领域的求真辨析,还是戏曲小说的搬演重述,核心价值的基本认同却不变。最为深层的忠义情怀于文字中喷吐激发,潜行浸润的民间情绪为之感染,由之造就的价值取向,遂成为赵孤故事接受、传播的一般文化心态。
赵思木[9](2017)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集释及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以下简称《清华壹》)出版於2011年初,是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2500多枚盗掘竹简的第一组整理报告,收入书写在107枚简上的的九篇竹书。这九篇竹书学术价值极高。本文以这九篇竹书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学者从竹书形制、文字考释、文字构形、语句训释等各有关方面对这九篇竹书的研究成果,加以折衷,提出一些具体的新见解。正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清华简一般情况及《清华壹》九篇内容、性质。其次重点述论学者在清华简物质载体形态方面的研究意见,简述学者对《清华壹》九篇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介绍本文研究方法及结构。第二章《<清华壹>九篇通释》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九节,每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篇竹书的新订释文,第二部分是在该释文基础上进行的全篇集释、通释。汇集学者对各篇竹书疑难文字考释、文字特殊构形、词句释读等方面的具体意见,并针对简文以及这些具体意见进行讨论,力图对九篇竹书做出逐字逐句的解释。第三部分是以通释结论为基础做出的宽式释文以及白话语译。通释中所收录的研究心得以较短篇幅可以论述清楚,一些研究心得需要结撰成文方能论述充分。第三章《<清华壹>九篇文字训诂专题研究》就收录这些结撰成文的专题研究,分为五节。第一节《“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集解补正》综述各家对《尹诰》“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的意见,并提出新解。第二节《<耆夜>“明”的特殊含义及古代祭祀专门名词》以《耆夜》中应训为“洁净”的“明”为切入点探讨传世及出土文献中有同样含义的“明”。《保训》《金縢》《皇门》中都有指“疾病迁延不愈”的“不余”,传世文献中的“弗豫”“不怿”与之意思相同。但该词确切含义未可定论。第三节《“弗豫”“不怿”补说》就试图在《诗》《书》成词的丰富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讨论“弗豫”“不怿”指“疾病迁延不愈”的原因。“中”字是《保训》简文的内容核心,其含义也是解读《保训》者争论的焦点。第四节《<保训>“中”字意涵诸说述论》在梳理纷纭众说的基础上,试图对该词含义作出解释。《保训》“朕”字写法特殊,第五节《利用<保训>“朕”字补释有关金文》就利用该字探讨与之相关的几个金文的构形和释读。本文附录收录自2008年清华简入藏以来至今关於《清华壹》九篇的论着名目。
张晶晶[10](2017)在《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是继先秦以後两湖之地文学发展的又一高峰,主要表现为大家、流派林立,作家作品繁富。从明初的易代老臣刘三吾、“台阁体”代表杨溥,到以宰相主持文柄的李东阳和“茶陵派”、再到“後七子”的吴国伦以及复古派後期殿军李维桢,以至公安三袁、竟陵锺、谭,还有明末的陶汝鼐、杜濬等等,均是明代文学史中举足轻重甚至引领一时文学潮流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明代湖广作家传世作品丰富,是浙江、南直以外又一作家作品高产地之一。论文首次对湖广明代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罗与研究,并揭示出其鲜明的地域特徵和时代风貌。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搜罗,包括通志、地方志、诗文集等,共收集到有诗文集或文学作品存世的明代湖广作家768人,并访查其存世着述与文集290余种。并以地域为区划,作家为单位,对768位作家的生平、着述和文学创作情况一一提要叙录。进而,在这些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有完整文学着述传世的153位作家中,遴选出近约80位既具有典型时代共性又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为主要叙述依据和研究对象,对明代湖广文坛的历时与地域发展面貌进行综合论述,追求尽可能客观展现明代湖广作家文学创作实践原貌。纵观明代湖广文坛,历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阶梯势的递增繁荣,且每阶段均有在其时声望、影响较大的作家。正统以前的湖广文坛是其发展中最薄弱的阶段,相较於江浙、闽粤的繁盛,此时湖广作家作品数量均较少,文坛发展的主导力多以政治因素为主。正统至正德是湖广文坛的发展期,也是有明一代唯一一个湖南文学成就高於湖北的阶段,此时湖广籍的作家与文坛发展多以李东阳为轴心。正德以後直至明末,是湖广作家作品质与量、文坛地位均迅速提升的繁荣期,尤其是万、启祯期间,家族作家繁盛,且有吴国伦、李维桢、“三袁”、锺、谭诸位具有主柄文坛实力的文学大家相继崛起,一时形成“诗教以楚人为政”的盛势;与此同时,湖广地域内作家间的相交交游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典型如启祯间盛极一时的“竟陵”思潮,单与谭元春相交相善的湖广名士就几遍两湖之地。进入崇祯年间,两湖之地较早就被卷入明末的战乱硝烟中,这样的历史背景基本决定了明末湖广文坛的发展面貌——作家组成多为抗节义士,文学作品多为爱国悲歌;另一方面,与明末仍持续发展的作家人数不相协的是,此时期存世作品文集数量急速回落,此点亦与明末湖广之地长达约40年的战乱有直接关系。明代湖广作家及文学的地域特徵也尤为显着:一是大家林立、流派与群体作家异常繁盛,且引领时代文学潮流。二是明代湖广作家为官者居多,达530余位,且多武将名臣,为官四品以上达250余人,约占作家总数1/3。三是明代湖广作家传世文集中多以诗文为主,鲜少有小说、戏曲;讲学传道、公文疏牍的数量倒尤为可观,此点与湖广作家的政治身份有直接关系。四是亢直义士、狂狷志士颇多,气节尤盛,楚人风采彰着。五是文化家族繁盛,尤其是正德以後,成为明代湖广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一切从作家传世作品入手,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全面考查和研究,综合展现有明一代三百年湖广文坛的文学面貌和地域特色,是本文追求的目标。
二、为官要有三不怕——河北南宫市委书记王季冬的自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官要有三不怕——河北南宫市委书记王季冬的自述(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广西全州蒋氏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学术史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第二节 全州的地理位置及自然与人文环境 |
一、地理沿革及交通孔道 |
二、自然与人文环境 |
第三节 材料与结构 |
一、基本材料 |
二、主体结构 |
第一章 明代蒋冕及其宗族建构 |
第一节 出仕及返乡 |
一、身在官场,心系梓里 |
二、辞官归乡,壮心不已 |
三、世家联姻,显赫门庭 |
第二节 寻根问源 |
一、时代契机 |
二、追溯蒋氏源流 |
第三节 宗族建构及影响 |
一、编撰族谱 |
二、修坟祭祀 |
三、蒋冕宗族建构对全州蒋氏各支的影响 |
小结 |
第二章 明中叶全州蒋氏宗族的建构 |
第一节 蒋氏各宗族建构的地方社会背景 |
一、兵连祸结的地方政治环境 |
二、以农为主的地方经济 |
三、地方文教的兴盛 |
第二节 全州地方资源关系与蒋氏宗族建构 |
一、石冈蒋氏 |
二、大冈蒋氏 |
三、竹塘蒋氏 |
四、歌陂蒋氏 |
第三节 族谱与祠堂:蒋氏各宗族的建构实践 |
一、石冈蒋氏 |
二、大冈蒋氏 |
三、竹塘蒋氏 |
四、歌陂蒋氏 |
小结 |
第三章 清代全州蒋氏宗族的建构 |
第一节 清代全州各支蒋氏宗族建构的持续 |
一、蒋冕族支 |
二、石冈蒋氏 |
三、大冈蒋氏 |
四、竹塘蒋氏 |
五、歌陂蒋氏 |
第二节 同宗共祖:全州蒋氏的联宗活动 |
一、明时的同族观 |
二、清代蒋氏联宗的实施 |
第三节 系谱重构:全州蒋氏宗族房支秩序的确立 |
一、对待远支世系的态度 |
二、创修大宗谱——《梅潭蒋氏世谱》 |
三、再修大宗谱——《全州蒋氏源流》 |
第四节 蒋氏宗族的社会角色 |
一、蒋氏族人对地方社会的贡献 |
二、蒋氏宗族的姻亲联络 |
三、蒋氏宗族的文学荣耀 |
小结 |
第四章 结语:蒋氏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相互塑造 |
一、宗族建构 |
二、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
三、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互动 |
附录 |
附录一:大冈蒋氏家规 |
附录二:竹塘族训十则 |
附录三:梅潭蒋氏世谱凡例 |
附录四:祠规十八条 |
征引文献 |
一、古籍文献 |
二、族谱 |
三、碑刻 |
四、研究论着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前言 |
上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尹至》 |
第二节 《尹诰》 |
第三节 《程寤》 |
第四节 《保训》 |
第五节 《耆夜》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第七节 《皇门》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第九节 《楚居》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系年》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说命上》 |
第二节 《说命中》 |
第三节 《说命下》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第六节 《良臣》 |
第七节 《祝辞》 |
第八节 《赤 之集汤之屋》 |
下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释文校注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释文校注 |
第一节 《尹至》 |
第二节 《尹诰》 |
第三节 《程寤》 |
第四节 《保训》 |
第五节 《耆夜》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第七节 《皇门》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第九节 《楚居》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校注 |
第一节 《系年》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释文校注 |
第一节 《说命上》 |
第二节 《说命中》 |
第三节 《说命下》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第六节 《良臣》 |
第七节 《祝辞》 |
第八节 《赤(?)之集汤之屋》 |
附录一:全文全称简称对照表 |
附录二:引用文献及简称 |
附录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论着知见录 |
凡例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
《尹至》篇知见录 |
《尹诰》篇知见录 |
《程寤》篇知见录 |
《保训》篇知见录 |
《耆夜》篇知见录 |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篇知见录 |
《皇门》篇知见录 |
《祭公之顾命(祭公)》篇知见录 |
《楚居》篇知见录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存目)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存目) |
综论知见录(存目)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7.5 镇压反革命 |
第8章 “支前征粮”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第9章 “双减反霸”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12.1 建政特点 |
12.2 历史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的目的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关于乡绅的研究 |
1.2.2 关于乡贤的研究 |
1.2.3 关于村落精英的研究 |
1.2.4 关于晋东南区域社会的研究 |
1.3 本文相关概念术语的界定 |
1.3.1 乡绅 |
1.3.2 乡贤 |
1.3.3 村落精英 |
1.3.4 乡村能人 |
1.4 论文创新点 |
1.5 研究方法与实施方案 |
2 阳城区域环境:乡贤文化产生的基质 |
2.1 阳城自然生态环境 |
2.2 阳城人文历史环境 |
2.2.1 明清商业繁荣 |
2.2.2 晋商家族众多 |
2.2.3 村社制度完备 |
2.2.4 文化环境优越 |
2.3 本章小结 |
3 传统社会阳城地区乡贤群体及乡贤文化 |
3.1 阳城明清乡贤典型代表 |
3.1.1 科考入仕的士绅家族 |
3.1.2 经商立家的商绅家族 |
3.1.3 亦商亦宦的商宦家族 |
3.2 地方传说故事和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乡贤形象 |
3.2.1 恪尽职守与为官清廉者形象 |
3.2.2 灾荒战乱下的地方守护者形象 |
3.2.3 日常生活中的乐善好施者形象 |
3.2.4 助学兴儒、传播教育者形象 |
3.2.5 地方文化的书写者与记录者形象 |
3.3 阳城明清乡贤家族文化建设 |
3.3.1 家规家训规范成员为人处世 |
3.3.2 楹联匾额彰显家族优良传统 |
3.3.3 良好家风促进家族文化建设 |
3.4 明清时期乡贤影响下的阳城地方社会 |
3.4.1 乡贤示范下的地方良风美俗 |
3.4.2 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 |
3.4.3 与官府互动中构建起合理的地方秩序 |
3.4.4 联姻与结社中形成阳城地方社会文人团体 |
3.5 本章小结 |
4 阳城新乡贤群体与乡贤文化的重塑 |
4.1 一种文化现象的重现:阳城的新乡贤文化建设 |
4.1.1 官方推动下地方乡贤文化的回归 |
4.1.2 阳城新乡贤文化内涵分析 |
4.1.3 阳城新乡贤群体类型与特征 |
4.1.4 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体系 |
4.2 新乡贤在地方社会的角色定位与实践之路 |
4.2.1 文化认同与自觉观念下对村落文化的整合 |
4.2.2 自我价值追求下新乡贤弥补村落公共建设缺失 |
4.2.3 调和治理中促进乡风文明 |
4.2.4 新乡贤个体对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实践 |
4.3 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反思 |
4.3.1 成效:新乡贤群体在村落社会功能最大化 |
4.3.2 问题:民众对乡贤的认知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原子化趋势 |
4.3.3 路径:从不同群体中完善与提升 |
4.4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附录 B |
附录 C |
附录 D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5)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三、研究方法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一、自然因素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二、救灾体制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一、赈济粮款 |
二、组织借粮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一、减免公粮 |
二、减租减息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一、节约募捐 |
二、准备代食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一、兴修水利 |
二、发展合作社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一、发展纺织业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6)《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界定 |
(一)研究方法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创新点 |
第一章 政治宣传与《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概述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在苏联的实践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第二节《人民日报》的创刊 |
一、创刊及发展 |
二、功能地位 |
第三节《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一、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 |
二、“英模报道”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栏目变化 |
第二章 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 |
第一节 历年英模报道总量统计 |
一、报道统计概述 |
二、报道数量与分布 |
第二节 英模构成的类型分布 |
一、英模行业结构分布 |
二、英模性别结构分析 |
三、英模的政治面貌结构统计 |
第三节 英模报道的品质结构分析 |
一、政治品质 |
二、劳动品质 |
三、道德品质 |
第三章 《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演变 |
第一节 建国头十七年《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一、数量变化 |
二、英模形象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四、社会效应 |
第二节 极“左”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一、数量变化 |
二、英模形象 |
三、变化原因分析 |
四、社会效应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一、报道数量变化 |
二、形象分析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四、社会效应 |
第四章 《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挑战及其应对 |
第一节 英模报道的挑战 |
一、新时代需要新宣传理论 |
二、社会价值观多元,英模精神单一 |
三、政治宣传的效应衰退 |
第二节 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 |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与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 |
三、改进报道方式、技巧、风格 |
四、新媒体技术运用与提升英模报道实效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1950 年—1965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附录二:1966 年—1976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附录三:1977 年—2002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安岐与《墨缘汇观》(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致谢 |
缘起 |
上篇 安岐研究 |
第一章 安岐及其家世 |
第二章 安岐的老师顾维岳 |
第三章 安刻本《书谱》 |
下篇 《墨缘汇观》研究 |
第四章 《墨缘汇观》中的书画鉴定 |
第五章 书圣风华:《墨缘汇观》中的王羲之(I) |
第六章 书圣风华:《墨缘汇观》中的王羲之(II) |
第七章 南宗高逸:《墨缘汇观》中的倪云林 |
第八章 烟云供养:《墨缘汇观》中的董其昌 |
第九章 《墨缘汇观》与《石渠宝笈》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 《关于安岐的新材料》 |
附录二 《安岐的肖像与安岐的书法》 |
附录三 《书画变相:关于王石谷的两幅作品》 |
参考书目 |
(8)“赵氏孤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赵氏孤儿”本事考论 |
1.1《春秋》:故事之本的价值蕴藏 |
1.1.1 赵盾之弑 |
1.1.2 同、括之杀 |
1.1.3 赵武之会 |
1.2《左传》的史料扩充与阐释态度 |
1.2.1 君臣之道再辨析——灵公与赵盾 |
1.2.2 百年大族的悲剧——专横与内讧 |
1.2.3 仁礼之精神寄托——赵武之为文 |
1.3 其它先秦史料的记载 |
1.3.1《榖梁传》、《公羊传》之解经 |
1.3.2《国语》之补充 |
1.3.3 诸子之评论 |
第二章 《史记》的记载与态度 |
2.1《史记》的记载及其文献态度 |
2.1.1“史迁”之取舍 |
2.1.2“世家”之记载 |
2.1.3“细节”之不同 |
2.1.4“梦兆”之用意 |
2.2“屠岸贾”考论 |
2.2.1 据其职论其言 |
2.2.2 据其行论其理 |
2.2.3 据其名论其义 |
2.3“程婴”析论 |
2.3.1 程之为姓 |
2.3.2 婴杵为友 |
2.3.3 道德微瑕 |
2.4“赵氏孤儿”的文化蕴意 |
2.4.1 因义立传 |
2.4.2 小人物的不朽 |
2.4.3 忠奸对立之初呈 |
2.4.4 存亡继绝的意义 |
第三章 从“历史事件”到“人文象征” |
3.1 赵氏故事的重述与基本接受——以《说苑》《新序》为例 |
3.1.1 作为教化例证的历史称述 |
3.1.2 善恶对立下的复仇意识 |
3.2 人物的感激:仿效与类同 |
3.2.1 正史之中的榜样激励 |
3.2.2 见之传赞的人事仿效 |
3.2.3 书信之中的节义情怀 |
3.2.4 碑传之中的拟喻揄扬 |
第四章“赵氏孤儿”的诗歌观照 |
4.1 进入诗歌的赵孤故事 |
4.2 特殊生态下的诗歌观照:宋代赵孤故事的文化诠释 |
4.2.1 帝统之维系:从存孤到祚赵 |
4.2.2 祀典之文章:朝廷意识下的文学观照 |
4.2.3 独立之学统:赵孤故事的否认 |
4.2.4 文学之观照:文化态度与道德理念 |
4.3 自元而清:文化母题的诗歌咏叹 |
4.3.1 咏古抒怀 |
4.3.2 读史言志 |
4.3.3 咏物比德 |
第五章 从戏曲到小说:“赵氏孤儿”的故事重写 |
5.1 元代的文学趣味与杂剧《赵氏孤儿》 |
5.1.1 不可忽视的信仰力量 |
5.1.2 层层对立的情节开展 |
5.1.3 贴近人情的细节补充 |
5.1.4 报冤复仇的意识强化 |
5.2《八义记》的故事重演 |
5.2.1 故事与关目 |
5.2.2 搬演与音律 |
5.2.3 易晓与词采 |
5.2.4 敷衍与脚色 |
5.2.5 脱套与风化 |
5.3 小说视角下的“赵氏孤儿” |
5.3.1《列国志传》的历史讲述 |
5.3.2《新列国志》的故事叙述 |
5.3.3《东周列国志》的意义评述 |
结语:故事流衍中的价值凝聚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集释及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何谓“清华简”? |
(一) “清华简”由来及一般情况简述 |
(二) 清华简内容简述 |
第二节 《清华壹》九篇载体物质形态述论 |
(一) 《清华壹》九篇竹简形制及修治、编连方法述论 |
1、形制 |
2、契口与编绳 |
3、简背修治、划痕及相关问题 |
(二) 《清华壹》各篇收卷方式研究简述 |
(三) 《清华壹》各篇字迹研究述论 |
第三节 研究内容、论文结构及隶定、释文体例 |
(一) 本研究的意义 |
(二) 研究内容与本文结构 |
第二章 《清华壹》九篇集释 |
第一节 《尹至》集释 |
第二节 《尹诰》集释 |
第三节 《程寤》集释 |
第四节 《保训》集释 |
第五节 《耆夜》集释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集释 |
第七节 《皇门》集释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集释 |
第九节 《楚居》集释 |
第三章 《清华壹》九篇专题研究 |
第一节 “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集解补正 |
第二节 《耆夜》“明”的特殊含义及古代祭祀专门名词 |
第三节 “弗豫”“不怿”补说 |
第四节 《保训》“中”字意涵诸说述论 |
第五节 利用《保训》“朕”字补释有关金文 |
参考文献 |
附录: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论着目录(2008-2017) |
後记 |
攻读期间学术成果 |
(10)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上编:明代湖广作家作品述论 |
绪论 |
一、前贤研究概况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内容与步骤 |
三、湖广文学历史简说 |
第一章 洪武至正统朝湖广文坛与颂圣台阁之声 |
第一节 易代文臣——魏观、刘三吾 |
一、魏观 |
二、刘三吾 |
第二节 台阁治世之音 |
一、杨溥与“台阁体” |
二、台阁禆将与台阁余响 |
第二章 李东阳与景泰至正德间湖广文坛 |
第一节 李东阳与“茶陵派” |
一、李东阳生平与着述 |
二、“茶陵派”之称 |
三、李东阳文学宗尚与诗文创作 |
第二节 李东阳周边湖广籍作家 |
一、东阳师友——黎淳、彭泽、刘大夏 |
二、东阳门生——鲁铎、何孟春 |
第三节 倾心白沙的嘉鱼李氏兄弟——李承芳、李承箕、李承勋 |
一、“嘉鱼二李”文集中的“台阁”与“山林” |
二、兵部尚书李承勋 |
第三章 复古风尚下的湖广文坛(一)—正德进士作家群与湖广家族作家云起 |
第一节 正德六年进士与崇阳汪氏、华容孙氏 |
一、汪文盛与崇阳汪氏 |
二、孙继芳与华容孙氏 |
第二节 正德十二年进士与黄冈王氏 |
一、王廷陈 |
二、王同轨与王一鸣 |
第四章 复古风尚下的湖广文坛(二)—吴国伦与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作家群 |
第一节“後七子”之吴国伦 |
一、吴国伦生平与着述 |
二、“後七子”与吴国伦“抗志还大雅”的复古主张 |
三、“闳襟宇”以发“风雅之微旨” |
第二节 湖广文坛中其他复古一脉作家 |
一、“後五子”之魏裳与“末五子”之李维桢 |
二、京山高氏与沔阳陈氏 |
三、其他文名显着的湖广籍作家 |
第五章“楚风”进主文坛与“性灵”风炽—“公安”、“竟陵”继起 |
第一节 公安“三袁” |
一、袁宗道与“本分诗”到“信意信手”的过渡 |
二、袁宏道与“性灵”思潮的高峰 |
三、袁中道与“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的反省 |
第二节“三袁”周边的湖广籍作家 |
一、“不能一瞬息忘民”之公安派主将江盈科 |
二、公安派羽翼李腾芳、雷思霈、苏惟霖、曾可前、丘坦 |
三、多与“公安”社事之武陵龙氏兄弟、释如愚 |
四、其他与“三袁”交好的湖广名士——武将重臣梅国桢、郭正域 |
第三节 锺惺、谭元春与“性灵”说的变调 |
一、锺、谭生平与着述 |
二、“於古不背今不袭,升沉其外中而立” |
三、“阴晴俱从路中变,教人何处学古风” |
第六章 明末湖广文坛之“竟陵风染”与“忧时托志” |
第一节 明末“竟陵之风”的广布流传 |
一、“天下盖知宗景陵” |
二、“楚诗多为竟陵所染” |
第二节“忧时托志”之士的末世悲歌 |
一、“漫道崖山波已竭,试看浩气作狂澜”——张同敞 |
二、守节不仕之士——郭都贤 |
三、布衣遗民——郭金台、杜濬 |
第七章 明代湖广作家作品总论 |
第一节 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的历时分布 |
一、元末明初至正统朝——湖广文坛的薄弱期 |
二、景泰至正德朝——湖广文坛的发展期 |
三、正德、嘉靖至万历中期——湖广文坛的繁盛期 |
四、万历中後期至明末——湖广文坛的鼎盛期 |
第二节 明代湖广作家作品地域分布特色 |
一、湖广作家地域排布特色 |
二、异军突起的黄州府 |
三、家族作家的地域分布 |
四、明代湖广宗藩的密集分布 |
结语 |
下编:明代湖广作家作品叙录 |
撰写凡例 |
武昌府 |
汉阳府 |
黄州府 |
承天府 |
德安府 |
岳州府 |
荆州府 |
襄阳府 |
郧阳府 |
长沙府 |
常德府 |
衡州府 |
永州府 |
宝庆府 |
辰州府 |
直隶郴州 |
直隶靖州 |
宗藩(依各王分封顺序列) |
施州卫 |
附录一:明代湖广作家历时分布一览表 |
附录二:访查明代湖广作家存世着述表 |
参考文献 |
後记 |
四、为官要有三不怕——河北南宫市委书记王季冬的自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广西全州蒋氏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D]. 岳宗霞.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9)
- [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4]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D]. 柴书毓.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5]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D]. 周晓瑾. 兰州交通大学, 2018(01)
- [7]安岐与《墨缘汇观》[D]. 杨晓晶. 中国美术学院, 2017(04)
- [8]“赵氏孤儿”研究[D]. 赵寅君. 山西大学, 2017(02)
- [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集释及专题研究[D]. 赵思木.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3)
- [10]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D]. 张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