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挑战2000经济学家细说新千年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骆明婷[1]（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张起梁[2]（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邹成成[4]（2020）在《绿色发展视域下中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森林旅游因其自身优良的生态属性、较强的劳动力吸附能力成为林业发展重要的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和富民产业。近年来,从国家和地方出台的方针政策中不难看出,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产业是绿色发展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林业转型升级要关注经济也要关注民生,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城市病”也随之出现,城镇居民回归自然的休闲旅游需求逐渐增大,森林是优良的释放压力、亲近自然之地,所以发展森林旅游是拉动绿色经济、增进民众绿色福利水平的重要手段。本论文关注科学划分森林旅游产业发展演进历程、定位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发展阶段,评价各区域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分析绿色发展视域下的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递阶结构,提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并给出有实践意义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建议。本论文系统阐述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绿色发展、“两山”理论、产业经济学、可持续发展、产业竞争力等相关理论对森林旅游产业的指导作用,给出了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内涵。对我国森林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森林旅游产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梳理,将我国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历程按照时间先后分为5个历史时期,并分别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产业的发展特征,将国内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划分为有限竞争、资源竞争及差异化竞争三个阶段。结合产业发展未来消费群体变化、产品需求变化和产业文化内涵变化几个方面分析了森林旅游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为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奠定基础。本论文借鉴钻石模型,按照生产要素、需求要素、支持产业和政府作用四个层次进行指标归类,建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影响因素指标的变异程度不同,本文选取熵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借助SPSS软件及Excel软件对全国31个省域2008-2017年森林旅游产业的竞争力进行定量测算、整理,对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进行权重分析、结构分析、聚类分析和空间分布分析,为后文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提供数据支持,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提出奠定基础。本论文分析了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含义,给出了绿色发展对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机制,充分搜集和分析以往相关文献资料,在现有统计年鉴等材料中挑选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备选观测指标,组成产业竞争力拟选影响因素集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获得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拟选指标因素进行分类,在简化的变量体系上进一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的因果分析,剔除关联度小的因素,将关联度大的因素挑选出来组成以绿色旅游资源、绿色产业规模、绿色发展环境、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政策支持等5类影响因素组成的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对5个维度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厘清森林旅游产业影响因素的递阶结构。本论在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描述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压力、动力,分析了产生压力和动力的机制和发展变化情况,厘清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循环推进要素作用机理,得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循环推进框架。本文确定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总目标,制定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对前文分析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从以绿色供给为前提、保护优先为先导、结构调整为机遇、产品创新为特色和全域协作为支撑几个方面提出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并基于产业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按照旅游资源要素、产业规模要素、发展环境要素、政策支持要素和基础设施要素5个方面提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建议,希望为我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提供借鉴。
夏承伯[5]（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王人骏[6]（2020）在《梅格纳德·德赛全球化视阈下的市场动力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是英国颇具影响力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同时他还兼有英国议会上议院议员、工党党员的身份。面对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德赛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挖掘马克思的市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市场动力”理论,并通过全球化视阈赋予了市场动力理论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德赛的经济思想在国内译介甚少,鲜为人知,通过深入研究和解读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有助于了解西方新左派的经济思潮,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动向。德赛的经济思想兼容并蓄,内容丰富。他将自己的学说、理论置于全球化的宏观视阈中,通过对德赛全球化视野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把握全球化历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和非资本主义的演进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德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价值,赋予了市场动力理论动态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在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微观生成中,他不仅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传统,还批判地吸收了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术思潮,同时结合个人经历,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理路。德赛通过历史批判、整体思维、时空视角、逻辑解释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市场动力理论作为德赛经济思想的核心具有三重维度,三者之间是一个递进关系。首先,自由是市场的动力。自由逻辑下调节着阶级关系、形成了经济关系,自由市场还创造了社会财富。德赛指出,阶级关系的演变透射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但阶级矛盾可以通过阶级合作和共生来缓解;经济关系的形成反映出对市场客观规律的遵循,但市场规律随着市场的时空转换暂时难以超越;自由市场创造的所谓公平和富裕则是德赛对不平等社会的一种妥协式解答。其次,市场是社会存在的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活动场域,在市场关系下,资本主义围绕利润率周期性运动,围绕价值规律均衡增长,并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下不断开拓空间。德赛认为,围绕利润率周期性增长是资本主义运行的机理,周期性增长产生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统一之中;围绕价值规律的均衡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具有长期存在的可能;利润率下降的动力激发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在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下反而能够促使资本主义持续存在与发展。最后,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场是社会转型的动力。全球化重新复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经济学思想,德赛指出,世界市场中存在着空间极限,既是地理空间的界限,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极限,市场的空间极限回答了“社会何以跃迁”的问题;自由市场也存在着时间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危机中发展递进,新的社会关系也将在危机中孕育生成,市场的时间危机回答了“社会转型何时实现”的问题;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场为时空超越准备了条件,市场中酝酿着社会转型的契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中回答了“社会理想如何实现”的问题,社会转型发生在资本主义充分成熟,市场动力发挥最大优势、达到最大极限之时。从市场动力理论出发,德赛总结了资本主义三种发展模式的经验,并对社会主义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反思,资本主义模式并没有完全拒绝政府的作用,社会主义方案最终发展趋向于市场机制,德赛认为不同的体制在对抗中不是变得不同,而是变得更加相似。在对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制的批判反思中,德赛构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认为社会主义因素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蕴含在自由市场机制当中,社会跃迁的契机要到资本主义内部去寻找,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繁荣之上,等到资本主义将世界整合为一个整体,市场动力机制没有潜力可以释放时,资本主义将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之中走向新的社会跃迁。在德赛看来,这个新的社会是一个社会自觉的共同体,市场与政府相互协调,全球实现了理性治理。德赛认为社会主义要等到资本主义完全成熟时才能实现是马克思的本意,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全球化兴起与发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覆灭,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复活。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展现了空间在场的逻辑,丰富了经济学人文主义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德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现实解释力,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描绘了现实色彩。但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也还有一些缺陷,比如夸大了自由市场的力量,放弃了对私有制的批判,拒绝了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幻象和同情,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值得商榷等等。在新一轮全球化趋势下,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特别是挖掘德赛这一批新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出发,尊重市场力量,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思想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能从中汲取诸多的有益元素,这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洪涛[7]（2020）在《《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是韩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中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想充分理解韩国《资本论》的翻译与传播发展,就离不开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总体把握。介于此,本文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首次提出了三大阶段的区划分期: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而作为本文主题内容的《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发展,依次放在上述韩国马克思主义三大阶段分期的历史背景之中。到目前为止,韩国翻译出版或正在翻译出版的《资本论》共有七种:首尔版、理论与实践版、白衣版、比峰版、道路版、工社研版和Raum版。第一章概述了全文的前提背景,主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的传入及其相关的翻译情况。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正式开始传入韩国是在20世纪初期,到1919年汉城爆发三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当时韩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最早翻译的两部马克思经济学着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原着翻译史上的起点,而《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在当时条件下替代《资本论》一书的最好途径。第二章,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新闻报纸中有关七则《资本论》的原始资料——在韩国理论界都不太清楚首尔版《资本论》的翻译与出版的情况下,掌握第一手资料成为研究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首要问题。其次,对首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解放时局时期韩文版《资本论》原书的去向和遗存情况给出一个由来说明。再次,我们依据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它各种相关信息,对韩国第一个正式出版的《资本论》做了一个历史的还原,从而填补了首尔版《资本论》在版本学、文献学与理论研究上的空白,并修正了韩国学者在《资本论》出版问题上的错误推论。最后,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本论》在韩国的状况做一个必要的梳理前提下,通过说明这段时期韩国出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等现象,分析了韩国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近三十年沉寂时期的状况。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比较的是目前韩国国内通行的金秀行的“比峰版”和姜信俊的“道路版”、以及两个人各自的学术研究情况。首先,通过段落句子的举例和概念统计,比较了《资本论》“序、跋”和“第一章、商品”中两个《资本论》韩文版的翻译情况。再次,金秀行危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及其内部矛盾中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以这一矛盾性趋向的展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契机和状况来说明这个原因。此外,金秀行在《资本论》翻译中的货币度量本土化,是世界各国翻译的《资本论》版本中唯一采用的一种方式。最后,姜信俊提出了以马克思实现变革的三重要素来重建《资本论》解决方案的总体性结构,而对于两个马克思论战出发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焦点不在于理念目标,而在于达到目标的策略手段。本文首次把当代韩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划分为: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的“正统期”、苏联解体后失去理念目标的“徘徊期”、和朝鲜半岛《南北共同宣言》为契机的“开放期”。由此,在第四章,阐述了韩国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复兴和《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现状与新动态。1980年代“正统期”的左翼进步阵营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展开的三次大争论,是韩国左翼知识分子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最早的有益尝试。之后1990年代“徘徊期”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为主的转向,虽然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一种倒退,但是从根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探索的层面上依然具有肯定性的积极意义。而从2000年代开始,韩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文献翻译、学术阵地、研究队伍、经典翻译、学科建设、以及实践运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其中,“中韩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作为中韩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高端对话平台,为促进中韩两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流与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郝相赟[8]（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王月菊[9]（2020）在《中国可持续福祉的多尺度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最具挑战性的,同时也是最模糊的当代范式之一。持续什么与发展什么这一可持续发展的终极追问与人—地关系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和一致性,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类福祉,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对人类福祉也具有重大影响。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剧烈扰动,已经引发了人类世这个新的地质时代的争论。目前在全球范围对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不仅危害环境状况、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等,而且有害于人类健康和今世后代的福祉。以往对可持续发展的评价研究多集中在对客观福祉的度量上,较少关注微观个体的主观福祉。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福利地理学、福利三角、复杂系统理论、人地关系理论,从人类福祉的视角切入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提出可持续福祉这一新的概念,首先在微观尺度上构建了主观可持续福祉的“双核”（福祉状态和福祉环境）模型框架,提出了主观可持续福祉的“钻石”评价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截面和纵向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居民主观可持续福祉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此,采用“自下而上”的分层加权法,将微观尺度的主观可持续福祉进行宏观集成,获得宏观尺度的主观可持续福祉状态和福祉环境的水平值。通过构建绿色人类发展指数对客观可持续福祉进行度量。然后在宏观尺度上对主观和客观可持续福祉的时间变化速率和空间格局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利用网络DEA对中国25个地区的可持续福祉效率及其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微观尺度上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可持续福祉状态水平的贡献最大,就业、教育、住房和医疗保障对主观可持续福祉环境水平的贡献最大;从福祉状态和福祉环境的纵向变化来看,两者均存在马太效应。就影响因素而言,在个体特征层面,已婚和未婚人口之间、城乡人口之间的福祉状态水平存在较为显着的差异;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之间的福祉环境水平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收入的增加会对福祉状态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却对福祉环境水平产生微弱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变化会对福祉状态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在宏观尺度上,2012-2018年间中国25个地区的主观可持续福祉状态的评价水平整体上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但可持续福祉环境的评价水平却在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主观可持续福祉的空间分布具有离散型特征,福祉环境的空间差异大于福祉状态。客观可持续福祉的空间格局从2012年的东、中、西差异格局开始转换成2018年的南北差异。通过对主观和客观可持续福祉的对比发现,主观与客观可持续福祉之间在宏观上存在错位现象,即客观可持续福祉水平高的地区,其主观可持续福祉较低,主观和客观可持续福祉之间在宏观尺度上表现出一种权衡关系（Trade-off）,可持续福祉的客观表现和主观感知之间还未出现协同关系。中国25个地区的可持续福祉效率值总体上水平不高且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其空间分布具有离散化特点,空间重心逐步由西向东移动。
毕松[10]（2019）在《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统一俄罗斯党（Всер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ая партия<<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可以简称为“统俄党”)成立于2001年12月,是俄罗斯相对“年轻”的政党。统俄党是在时任总统普京的直接授意下组建的,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也是当今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政权党”,并长期保持俄罗斯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自叶利钦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获胜并以1993年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当代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一直是在多党制的制度框架内发展演进。为了保持对全局的控制,执政当局一直尝试建立亲政府的政党以求控制立法权。结合俄罗斯特殊的政治制度设计,“政权党”这一富有俄罗斯特色的政党概念于1993年出现,并于当年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大选期间就转化为政治实践。但叶利钦时代的“政权党”因执政当局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没有发挥其本身应该起到的作用,叶利钦时期的几个“政权党”都是昙花一现,一直被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所压制。普京接管克里姆林宫后延续了 1993年宪法规定的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在其复兴国家、稳定局势和凝聚人心的俄罗斯新国家治理构想中,“政权党”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帮手。在普京亲自授意下,由总统办公厅主导,统一俄罗斯党这一新的“政权党”经过相对漫长和复杂的组建过程应运而生。为了应对1999年的国家杜马大选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克里姆林宫组建了“团结”联盟,经过多轮磋商和政治博弈,原本是“团结”联盟对手的“祖国”组织和“全俄罗斯”联盟同意了以上述三个组织为主的、多个派别的合并。合并后成立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执政当局的支持和监控之下,经过持续不断的理论探索、组织建设、政策更新和选举获胜,逐渐从一个仅以选举为指向的竞选联盟发展成为了当代俄罗斯第一大政党,对于普京国家治理的实施、俄罗斯从混乱走上有序发展以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分化和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新千年俄罗斯政坛的第一大党,人们自然会问,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政党,它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怎样的特殊性?统俄党在俄罗斯政治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作为“政权党”的统俄党,它将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统俄党进行全面的研究,对统俄党的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政权党”这一政党现象几乎只存在于俄罗斯,也是俄罗斯政党政治具有标签意义的特征。通过对统俄党这一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成功的“政权党”的研究,可以丰富已有的政党理论和政治制度理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总结政党政治发展的共性规律,跳出西方政党理论的局限,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和民族国家成长规律的有机统一对于具体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大意义。统俄党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和执政当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统俄党为普京国家治理的推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本身也是普京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俄党的组织变动、理论更新、政策调整和政治实践直接反映普京执政当局对于俄罗斯内外局势和国家总体发展的看法和举措。对统俄党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趋向和执政当局的最新动向。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借鉴西方政党理论,并结合俄罗斯历史、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来对统俄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分析。从发展史、组织建设、理论探索、政策主张、地位和作用以及近况前景等五个方面展开分析,重点回答“统俄党是什么样的党,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组织结构与组织建设有何特征?”“统俄党是一个举什么旗的组织,其思想和理论有何特点?”“统俄党要实现怎样的奋斗目标、完成怎样的明确任务、采取怎样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统俄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作用,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到哪里去?”这五个涉及统俄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从统俄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统俄党的成立不是产生于普京这一英雄人物的头脑之中的,而是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与当局执政的主观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是主观符合客观的结果。俄罗斯多党制的发展为统俄党的组建设置了根本制度,“政权党”在叶利钦时代的发展为统俄党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经验,普京团队的执政规划加速了统俄党的组建。可以说,统俄党的出现有着充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这一新千年俄罗斯的“政权党”由普京授意、总统办公厅主导组建而成,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执政当局为该党赢得在全国各级选举创造了有利的规则环境,给予其媒体、财政和行政等各类资源的支持。可以说,统俄党是和普京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产于生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发展于普京国家治理的深化,完善于普京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统俄党的发展史就是俄罗斯新千年国家治理的缩影。第二,从统俄党的组织建设来看,不管是统俄党的组织结构的设置与调整,还是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变动,亦是统俄党对党内思想观点差异和分歧的管控都体现的是一个政党的发展逻辑与当局控局需求的结合。统俄党组织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一个由忠诚度高、业务能力强和代表性广的政治精英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很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团结度和很强的战斗力。第三,从统俄党的意识形态探索来看,统俄党指导思想从最初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中派主义思想,经“主权民主”思想的过渡,发展成为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普京执政所坚持的俄罗斯新思想一直主导和决定着统俄党意识形态的探索过程,可以说,统俄党是普京思想的组织载体。统俄党始终将自己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并坚持对俄罗斯各主流思想的积极部分进行吸收。作为工具性和功能性极强的“政权党”,统俄党各个阶段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浓厚的实用性和明确的针对性。第四,从统俄党的政策主张来看,该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协调性和侧重性,直面俄罗斯的重大问题,力求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突出体现对于总统和总理观点、方针和命令的绝对支持以及强调全党对协助执政当局完成既定任务和目标的工作方向,深刻地体现了统俄党“政权党”的工具性、依附性和实用性的本质。第五,从统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来看,不管是组织状况和还是选举战绩,统俄党都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它只是“政权党”和“普京党”,不是执政党和多数人的党,其地位的获得与当局给予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统俄党主要作用是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协助克里姆林宫控制整个国家-社会局势。也正是由于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密,统俄党出现了党内关系复杂、缺乏自主性和自身形象不佳等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统俄党在新普京时代的面临了新的政治形势,该党也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全面更新和保持全国领导地位的任务,着眼于为后普京时代谋划布局。在短期、中期和远期,统俄党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其未来会因自身能否满足俄罗斯内外局势和领导人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而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轨迹。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世界不同类型政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以上五个基本观点是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五大问题的回答,在对上述观点分析和总结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统俄党因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随着普京国家治理的不断推进渐渐从纯粹的选举联盟发展为有一定思想内涵、完备组织结构和系统政策体系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伴随俄罗斯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后普京时代的到来,统俄党将面临深刻的政党现代化挑战和“政权党”机制不能适应俄罗斯政治发展现代化要求的困境,统俄党适应性变革任务艰巨。就其性质和特征来看,统俄党是“政权党”,它就有强依附性和低自主性、强工具性和低本体性、强实用性和低价值性等特征,更多的是充当当局治国理政的工具,而非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党。
二、挑战2000经济学家细说新千年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挑战2000经济学家细说新千年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创新 |
|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
| 第一章 从希腊到德国的演变: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希腊哲学:辩证法的精神家园 |
| 一、探寻本源: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素朴直观的辩证法思想 |
| 二、化一为多:古希腊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三、伦理转向:古希腊走向衰退期的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第二节 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思辩王国 |
| 一、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知识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三、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四、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规律到范畴的进展:唯物辩证法的深刻体现 |
|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联系与发展总特征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历史的联系与发展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阶级的联系与发展 |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逻辑的联系与发展 |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规律的运动与发展 |
|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的精髓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 |
|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范畴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范畴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原因与结果的辩证法范畴 |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范畴 |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现实与可能的辩证法范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变:唯物辩证法的深化发展 |
| 第一节 科学抽象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实施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内涵澄明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具体实施 |
| 第二节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真实内涵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运用发展 |
| 第三节 从后思索法: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视角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内涵界定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具体运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宏观到微观的推进:作为辩证法的唯物史观 |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一、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 |
| 二、关于这一问题的重新理解 |
| 三、理解中解释学方法的引入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基础的奠定 |
| 一、经济范畴人格化:破解人的存在之谜的钥匙 |
| 二、科学劳动范畴: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理论 |
| 三、经济的社会形态:走向历史深处的科学范畴 |
| 四、三形态学说:划分社会历史演进的科学形态 |
| 五、社会有机体: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范畴 |
| 六、资本逻辑:主宰现代社会运行的总体性原则 |
| 第三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表达的开创 |
| 一、实践观:人类社会在实践活动中辩证发展 |
| 二、自然观: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 |
| 三、动力观: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
| 四、结构观:人类社会三个维度形成三种结构 |
| 五、演化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 |
| 六、主体观:人民群众位居社会历史主体地位 |
| 七、价值观:人类文明不断在更高层次上复归 |
| 第四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辩证原理的贯穿 |
| 一、唯物史观关于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辩证关系原理 |
| 二、唯物史观关于真理与价值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原理 |
| 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创造者原理即人民主体性原理 |
| 四、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推动力原理 |
| 五、唯物史观关于手段与目的内在结合辩证关系原理 |
| 六、唯物史观关于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辩证统一原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文本到当代的开显: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贡献 |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品格 |
| 一、唯物辩证法是宏观的但也是微观的理论体系 |
| 二、唯物辩证法是历史的但也是开放的理论体系 |
| 三、唯物辩证法是具体的但也是发展的理论体系 |
| 四、唯物辩证法是当代的但也是民族的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启迪 |
| 一、辩证看待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
| 二、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 |
| 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关键举措 |
| 四、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战略性抉择 |
| 五、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绿色发展视域下中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基础概念与相关理论 |
| 2.1 基础概念 |
| 2.1.1 绿色发展 |
| 2.1.2 森林旅游产业 |
| 2.1.3 产业竞争力 |
| 2.1.4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绿色发展理论 |
| 2.2.2 “两山”理论 |
| 2.2.3 产业经济学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产业竞争力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
| 3.1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
| 3.1.1 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
| 3.1.2 森林旅游产业绿色发展问题 |
| 3.2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
| 3.2.1 森林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的直接贡献 |
| 3.2.2 森林旅游产业带动其他产业能力 |
| 3.2.3 森林旅游的区域经济牵动度 |
| 3.3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历程与竞争阶段分析 |
| 3.3.1 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历程 |
| 3.3.2 森林旅游产业市场竞争阶段分析 |
| 3.4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趋势 |
| 3.4.1 适应森林旅游产业消费群体变化 |
| 3.4.2 适应森林旅游产业产品需求变化 |
| 3.4.3 适应森林旅游产业文化内涵变化 |
| 3.5 本章小结 |
| 4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的模型构建 |
| 4.1 基于钻石模型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 4.1.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框架 |
| 4.1.2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 4.2 基于熵权法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 |
| 4.2.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方法选择 |
| 4.2.2 基于熵权法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分析 |
| 5.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测算 |
| 5.2 各级评价指标的作用权重分析 |
| 5.3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结构分析 |
| 5.3.1 生产要素维度竞争力分析 |
| 5.3.2 需求要素维度竞争力分析 |
| 5.3.3 支持产业要素维度竞争力分析 |
| 5.3.4 政府作用要素维度竞争力分析 |
| 5.4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聚类分析 |
| 5.4.1 聚类分析结果 |
| 5.4.2 聚类结果分析 |
| 5.5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时空分析 |
| 5.5.1 空间分布分析 |
| 5.5.2 时间趋势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构建原理 |
| 6.1.1 绿色发展对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制 |
| 6.1.2 影响因素遴选原则 |
| 6.1.3 影响因素体系构建的方法 |
| 6.2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构建 |
| 6.2.1 拟选影响因素体系 |
| 6.2.2 影响因素筛选模型设定 |
| 6.2.3 数据处理及检验 |
| 6.2.4 拟选影响因素指标主成分分析 |
| 6.2.5 拟选影响因素指标回归分析 |
| 6.3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 |
| 6.3.1 绿色旅游资源因素 |
| 6.3.2 绿色产业规模因素 |
| 6.3.3 绿色发展环境因素 |
| 6.3.4 绿色基础设施因素 |
| 6.3.5 绿色政策支持因素 |
| 6.4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结构分析 |
| 6.4.1 解释结构模型的构建 |
| 6.4.2 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PMO分析 |
| 7.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理论解析 |
| 7.2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压力(P) |
| 7.2.1 竞争力提升的压力 |
| 7.2.2 压力的动态变化 |
| 7.3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动力(M) |
| 7.3.1 动力主体构成及动态演化 |
| 7.3.2 驱动力构成及动态演化 |
| 7.4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P-M循环推进框架 |
| 7.5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O) |
| 7.5.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目标与路径设计原则 |
| 7.5.2 以保护优先为先导的绿色旅游资源要素提升路径 |
| 7.5.3 以结构调整为机遇的绿色政策支持要素提升路径 |
| 7.5.4 以产品创新为特色的绿色产业规模要素提升路径 |
| 7.5.5 以全域协作为支撑的绿色发展环境要素提升路径 |
| 7.5.6 以绿色供给为前提的绿色基础设施要素提升路径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1 绿色发展视域下旅游资源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1.1 自然资源保护方面 |
| 8.1.2 资源管理能力方面 |
| 8.2 绿色发展视域下产业规模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2.1 产品创新方面 |
| 8.2.2 技术创新方面 |
| 8.3 绿色发展视域下发展环境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3.1 经济环境方面 |
| 8.3.2 社会环境方面 |
| 8.4 绿色发展视域下政策支持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4.1 绿色供需方面 |
| 8.4.2 政策制度方面 |
| 8.4.3 人才选育方面 |
| 8.5 绿色发展视域下基础设施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5.1 交通产业支持方面 |
| 8.5.2 服务设施升级方面 |
| 8.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附录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各级指标的权重 |
| 附录2 2008-2017年各地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 |
| 附录3 各地区一级指标综合评价测算结果 |
| 致谢 |
|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5）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生态危机现实困境促逼反思发展模式 |
| (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促进建设美丽中国 |
| (三)唯物史观时代使命促使重构生产力论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学术史发展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国内研究回顾 |
| (四)学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生产力的生态内涵 |
| 第一节 征服论生产力生态维度的缺失 |
| 一、征服论生产力存在的现实根据 |
| 二、征服论生产力存在的认识根源 |
| 三、征服论生产力存在的思想根由 |
| 第二节 生产力应有生态内涵意蕴阐释 |
| 一、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基本前提 |
| 二、生产力生态内涵发掘基本维度 |
| 三、生产力生态内涵阐释基本依据 |
| 第三节 生产力生态内涵及其价值阐发 |
| 一、生产力的生态整体主义之审视 |
| 二、生产力的环境发展共赢之审度 |
| 三、生产力的主观客观协调之审思 |
| 第二章 生产力的生态要素 |
| 第一节 生产力要素构成分歧依据辨析 |
| 一、基本要素论支持依据 |
| 二、多要素论的支撑理由 |
| 三、系统要素论内在根据 |
| 第二节 生产力基本要素生态意蕴辨识 |
| 一、劳动者的生态底蕴挖掘 |
| 二、劳动对象生态意蕴揭示 |
| 三、劳动资料生态向度阐释 |
| 第三节 生产力要素生态蕴含辐射价值 |
| 一、科学技术生态功能审度 |
| 二、教育本质绿色维度审视 |
| 三、人类生态意识深层提升 |
| 第三章 生产力的生态结构 |
| 第一节 生产力生态结构类型演进分析 |
| 一、两种生产的生态要义 |
| 二、三种生产的生态旨趣 |
| 三、全面生产的生态向度 |
| 第二节 生产力基本构成生态蕴含解析 |
| 一、自然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源泉 |
| 二、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 |
| 三、人口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 |
| 第三节 生产力基本构成生态价值剖析 |
| 一、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 |
| 二、生态安全的两型社会 |
| 三、生态惠民的民生目标 |
| 第四章 生产力的生态功能 |
| 第一节 三重领域生产力生态功能挖掘 |
| 一、自然生产力的生态功能 |
| 二、劳动生产力的生态功效 |
| 三、社会生产力的生态使命 |
| 第二节 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现象解读 |
| 一、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现实表现 |
| 二、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原因剖析 |
| 三、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破解路径 |
| 第三节 生产力生态功能现实借鉴价值 |
| 一、循环经济与资源节约 |
| 二、土地修复与生态农业 |
| 三、空间优化与绿色城乡 |
| 第五章 生产力的生态标准 |
| 第一节 生产力生态标准历史参照缘由 |
| 一、生产力技术标准的反思 |
| 二、生产力经济标准的反省 |
| 三、生产力生态标准的确立 |
| 第二节 生产力生态标准时代评价尺度 |
| 一、生产力生态标准评价依据 |
| 二、生产力生态标准解读举要 |
| 三、生产力生态标准评判原则 |
| 第三节 生产力生态标准现实践行意义 |
| 一、自觉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 |
| 二、积极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 |
| 三、积极推进节约型社会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与课题研究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6）梅格纳德·德赛全球化视阈下的市场动力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研究状况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宏观俯瞰: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全球化背景 |
| 2.1 德赛对全球化历史“三个时代”的划分 |
| 2.1.1 以亚洲为中心的古典时代 |
| 2.1.2 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时代 |
| 2.1.3 世界多极格局的多元时代 |
| 2.2 德赛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展脉络的梳理 |
| 2.2.1 自由市场的兴起与发展 |
| 2.2.2 战争与危机下自由秩序的衰退 |
| 2.2.3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
| 2.2.4 自由市场的回归 |
| 2.3 德赛对全球化背景下非资本主义演进阶段的洞识 |
| 2.3.1 殖民统治下的被动融入 |
| 2.3.2 民族主义下的平衡对抗 |
| 2.3.3 全球趋势下的主动参与 |
| 2.4 德赛全球化理论的空间在场 |
| 2.4.1 世界体系的空间拓展 |
| 2.4.2 空间生产的动态不均衡 |
| 2.4.3 全球化下空间的整合与重构 |
| 第3章 微观积淀: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学理生成 |
| 3.1 德赛生活的时代背景映色 |
| 3.1.1 东西互鉴的个人经历 |
| 3.1.2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 |
| 3.1.3 “第三条道路”的探寻 |
| 3.2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理论源流 |
| 3.2.1 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 |
| 3.2.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
| 3.2.3 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继承 |
| 3.2.4 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吸收 |
| 3.3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研究理路 |
| 3.3.1 自下而上的思维路径 |
| 3.3.2 整体主义的理论视角 |
| 3.3.3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 |
| 第4章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第一维度:自由是市场的动力 |
| 4.1 自由逻辑下阶级关系的演变——对资本主义矛盾的透视 |
| 4.1.1 阶级对立的出现 |
| 4.1.2 阶级矛盾的激化 |
| 4.1.3 阶级合作与共生的可能 |
| 4.2 自由基础上经济关系的形成——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遵循 |
| 4.2.1 自由契约下的商品交换 |
| 4.2.2 自由竞争下的价值转形 |
| 4.2.3 自由导向下的市场时空转换 |
| 4.3 自由尺度下的公平与富裕——对不平等社会的妥协式解答 |
| 4.3.1 公平与正义的向往 |
| 4.3.2 饥馑与富裕的平衡 |
| 4.3.3 自由平等社会的终极实现 |
| 第5章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第二维度:市场是社会存在的动力 |
| 5.1 围绕利润率的周期性增长——资本主义运行的机理 |
| 5.1.1 回归利润率的市场关系 |
| 5.1.2 周期性增长与循环 |
| 5.1.3 周期产生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统一 |
| 5.2 围绕价值规律的均衡增长——资本主义存在的方式 |
| 5.2.1 市场对价值规律的服从 |
| 5.2.2 两大部类模型中的增长趋势 |
| 5.2.3 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可能 |
| 5.3 利润率下降的动力激发——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
| 5.3.1 刺激生产力的提高 |
| 5.3.2 驱动资本积累 |
| 5.3.3 空间转移的修复 |
| 第6章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第三维度: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场是社会转型的动力 |
| 6.1 自由市场的空间极限——社会跃迁何以实现 |
| 6.1.1 空间生产的恢复 |
| 6.1.2 非均衡中的空间整合 |
| 6.1.3 世界市场下的空间极限 |
| 6.2 自由市场下的时间危机——社会转型何时实现 |
| 6.2.1 周期性危机中的时间转换 |
| 6.2.2 世界历史中的时间递进 |
| 6.2.3 世界市场下的时间跃迁 |
| 6.3 全球化市场为时空超越准备条件——社会理想如何实现 |
| 6.3.1 自由市场酝酿社会转型的契机 |
| 6.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与自我否定 |
| 6.3.3 资本主义的最大优势即是最大极限 |
| 第7章 德赛全球化市场语境中的社会理想构建 |
| 7.1 资本主义三种模式的经验 |
| 7.1.1 市场自由放任的英美模式 |
| 7.1.2 国家理性调节的德国模式 |
| 7.1.3 市场与政府联合的亚洲模式 |
| 7.2 社会主义两个方案的反思 |
| 7.2.1 向资本主义的妥协: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 |
| 7.2.2 对资本主义的跨越: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 |
| 7.3 全球市场中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 |
| 7.3.1 市场与政府的协调 |
| 7.3.2 全球理性治理 |
| 7.3.3 社会自觉的共同体 |
| 第8章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整体评析及当代棱射 |
| 8.1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价值坐标 |
| 8.1.1 追溯经典文本 |
| 8.1.2 展现空间在场 |
| 8.1.3 驱魅数理实证 |
| 8.2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内在缺陷 |
| 8.2.1 夸大了自由市场的力量 |
| 8.2.2 放弃了对私有制的批判 |
| 8.2.3 阶级合作的逻辑中拒绝了阶级斗争 |
| 8.2.4 对资本主义充满幻象与同情 |
| 8.2.5 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值得商榷 |
| 8.3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棱射 |
| 8.3.1 加快发展生产力 |
| 8.3.2 主动融入参与全球化 |
| 8.3.3 发挥市场的动力作用 |
| 8.3.4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8.3.5 构建开放型的现代经济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7）《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体例 |
| 第1章 殖民时期《资本论》的考察及其相关翻译 |
| 1.1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 |
| 1.1.1 1920 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翻译 |
| 1.1.2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局限性 |
| 1.2 马克思经济学着作的早期翻译 |
| 1.2.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唯物史观 |
| 1.2.2 《赁金劳动与资本》与日本要素 |
| 第2章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考证及其后续 |
| 2.1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韩文第一版的考证 |
| 2.1.1 七则关于《资本论》出版的信息:国家中央图书馆 |
| 2.1.2 寻找解放时局时期的《资本论》:首尔大学图书馆 |
| 2.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 |
| 2.2.1 1940 年代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资本论》韩文版的还原 |
| 2.2.2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资本论》及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沉寂 |
| 第3章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比照及其评述 |
| 3.1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对照 |
| 3.1.1 《资本论》“序、跋”的语句翻译比较 |
| 3.1.2 《资本论》“第一章、商品”的概念翻译对照 |
| 本节小结 |
| 3.2 对金秀行与姜信俊的学术评述 |
| 3.2.1 金秀行的《资本论》大众化与经济危机理论 |
| 3.2.2 姜信俊对《资本》的再建构与工联运动研究 |
| 本节小结 |
| 第4章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韩国马克思主义新动态 |
| 4.1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其新动态 |
| 4.1.1 三卷本《资本论》的出现 |
| 4.1.2 《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最新动态 |
| 本节小结 |
| 4.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及其新动态 |
| 4.2.1 1980 年代“正统期”与马克思主义大讨论 |
| 4.2.2 1990 年代“徘徊期”与韩国的进步阵营 |
| 4.2.3 2000 年代“开放期”与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动态 |
| 本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介 |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8）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和问题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和问题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 |
| (一)研究的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嬗变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概念溯源 |
| 一、共产主义概念内涵的多维审视 |
| 二、共产主义相关概念辨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演进 |
| 一、古典共产主义 |
| 二、十六至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
| 三、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
| 第三节 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 |
|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 |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 |
| 第二章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生成 |
| 第一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场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萌发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成熟 |
| 第三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前提——哲学批判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场域——市民社会 |
| 四、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线索——人的解放 |
| 第三章 超越现代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
| 第一节 现代性危机的诊断 |
| 一、当代社会现代性危机及其表现 |
| 二、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 |
| 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
| 第二节 “历史之谜”的沉思 |
| 一、对“历史之谜”经济根源的批判 |
| 二、对“历史之谜”政治桎梏的批判 |
| 三、对“历史之谜”文化迷障的批判 |
| 第三节 “历史之谜”的解答 |
| 一、人与自然的和解 |
| 二、人与社会的和解 |
| 三、人与自身的和解 |
| 第四章 消灭现存状况的共产主义运动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 |
| 一、科学实践观的创立 |
| 二、发展物质生产的实践 |
| 三、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 |
| 第二节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尝试 |
|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与发展 |
| 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与影响 |
| 三、巴黎公社的尝试与贡献 |
| 第三节 人的解放的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
| 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现条件 |
| 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现方式 |
| 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 |
| 第五章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蓝图描绘 |
| 第一节 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 |
| 一、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
| 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逻辑 |
| 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一、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
| 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 三、阶级消灭,国家消亡 |
| 四、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诉求 |
| 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 |
| 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 三、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方式 |
| 第六章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当代境遇与扞卫 |
| 第一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面临的当代困境 |
| 一、“共产主义失败论” |
| 二、“共产主义庸俗化” |
| 三、“共产主义乌托邦论” |
| 四、“共产主义渺茫论” |
| 第二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面临困境的原因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深刻性、复杂性 |
|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 |
|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左翼的共产主义回归 |
| 一、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的假设” |
| 二、斯拉沃热·齐泽克:“共产主义观念” |
| 三、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共有的共产主义”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 |
| 一、实践探索: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新阶段 |
| 二、理论创新:拓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境界 |
| 三、制度完善:谱写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新篇章 |
| 第七章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逻辑 |
| 第一节 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
| 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内涵 |
| 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基本特征 |
| 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路径 |
| 一、深化情感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感染力 |
| 二、深化理论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说服力 |
| 三、深化政治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引领力 |
| 四、深化话语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亲和力 |
| 五、深化价值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凝聚力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外文译着 |
| 三、中文着作 |
| 四、外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可持续福祉的多尺度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框架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人类世——人类永续发展是否可能 |
| 1.1.2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新型人地关系 |
| 1.1.3 可持续发展关乎人类福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4.3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内容 |
| 1.7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进展及述评 |
| 2.1.1 国外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进展 |
| 2.1.2 国外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述评 |
| 2.1.3 国内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进展 |
| 2.1.4 国内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理论 |
| 2.2.2 可持续生活方式 |
| 2.2.3 空间和地方 |
| 2.2.4 复杂系统理论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可持续福祉概念框架 |
| 3.1 可持续发展与福祉的内涵及关系 |
| 3.1.1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与内涵 |
| 3.1.2 福祉与福利关系辨析 |
| 3.1.3 可持续发展与福祉的关系 |
| 3.2 可持续福祉概念框架 |
| 3.2.1 基本概念及原理 |
| 3.2.2 可持续福祉的构成要素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微观可持续福祉的评价 |
| 4.1 评估框架 |
| 4.1.1 目标和范围界定 |
| 4.1.2 评价指标 |
| 4.1.3 评价模型 |
| 4.1.4 数据说明 |
| 4.2 主观可持续福祉的截面分析 |
| 4.2.1 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结果分析 |
| 4.3 主观可持续福祉的纵向分析 |
| 4.3.1 主观可持续福祉的纵向变化 |
| 4.3.2 资本变化对纵向变化的影响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宏观可持续福祉的时空变化与效率分析 |
| 5.1 主观可持续福祉的时空变化 |
| 5.1.1 微观向宏观集成方法 |
| 5.1.2 主观可持续福祉状态的时空变化 |
| 5.2 客观可持续福祉的时空变化 |
| 5.2.1 客观可持续福祉衡量方法 |
| 5.2.2 客观可持续福祉(GHDI)的时空变化 |
| 5.2.3 主观与客观可持续福祉的对比分析 |
| 5.3 可持续福祉效率及其时空变化 |
| 5.3.1 可持续福祉效率评价模型 |
| 5.3.2 可持续福祉效率时空变化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PEΦEPA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成立的背景 |
| 一、俄罗斯多党制的确立与发展 |
| 二、“政权党”在俄罗斯的产生与演进 |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初创时期 |
| 一、两大中派组织的对抗阶段 |
| 二、三大政治组织的合并阶段 |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时期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上升阶段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波动阶段 |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危机时期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低谷阶段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革新时期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新发展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实践新举措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建设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概况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基本价值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使命、目标和任务 |
| 三、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 |
| 四、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结构 |
| 五、对统一俄罗斯党组织概况的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
| 一、中央领导机关关系的协调 |
| 二、党主席的设置 |
| 三、普京党内核心地位的强化 |
| 第三节 党内团结的加强与巩固 |
| 一、左右翼之争引发党内团结问题 |
| 二、党内俱乐部的产生加深统俄党分裂的隐患 |
| 三、意识形态平台的完善力求增强党内团结 |
| 第四节 外围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一、“青年近卫军”的形成与发展 |
| 二、“青年近卫军”主要作用 |
| 三、“青年近卫军”组织发展的评价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愈发重视政党革新 |
| 一、政党革新的方向是打造现代化“数字政党” |
| 二、政党革新的重点在于党内外交流沟通体制的完善 |
| 三、政党革新的目标是保持全国的优势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初始阶段:中派主义思想 |
| 一、中派主义思想形成的背景 |
| 二、中派主义的主要内涵 |
| 三、对中派主义思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发展阶段:主权民主思想 |
| 一、主权民主思想形成的背景和过程 |
| 二、主权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对主权民主思想的评价 |
| 第三节 成熟阶段:俄罗斯保守主义 |
| 一、俄罗斯保守主义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
| 二、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主要内容 |
| 三、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的评价 |
| 第四节 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探索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政策 |
| 一、巩固国家基本制度 |
| 二、构建负责任的政府 |
| 三、保障俄罗斯的统一与安全 |
| 四、完善大国外交战略 |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经济政策 |
| 一、维护现行经济制度,支持执政当局的经济战略 |
| 二、施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构建公正的税收体系 |
| 三、构建旨在提高民族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社会政策 |
| 一、提高收入水平 |
| 二、完善医疗系统 |
| 三、改善住房条件 |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文化政策 |
| 一、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
| 二、提升科学技术的水平 |
| 三、保存和培育民族文化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政策主张的分析与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 |
| 一、长期控制国家杜马 |
| 二、历届总统选举的获胜者 |
| 三、牢牢掌握地方权力 |
| 四、统一俄罗斯党优势地位形成的原因 |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
| 一、在党政关系层面,统俄党控制和监督中央和地方权力 |
| 二、在政党关系层面,统俄党协助执政当局对抗反对派 |
| 三、在党社关系层面,统俄党是连接当局和民众双向沟通的桥梁 |
| 四、在政党外交层面,统俄党为俄罗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主要问题 |
| 一、党内关系复杂 |
| 二、缺乏自主性 |
| 三、政党形象不佳 |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趋向 |
| 一、统一俄罗斯党面临的最新形势 |
| 二、统一俄罗斯党最新立场的分析 |
| 三、统一俄罗斯党的未来走向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启示 |
| 一、政党要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
| 二、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 |
| 三、政党要合理协调集中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
| 四、人才队伍建设是政党的核心课题 |
| 五、政党建设应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相适应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菊及答辩情况表 |
四、挑战2000经济学家细说新千年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绿色发展视域下中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D]. 邹成成.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5]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梅格纳德·德赛全球化视阈下的市场动力理论研究[D]. 王人骏. 吉林大学, 2020(08)
- [7]《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D]. 洪涛. 吉林大学, 2020(08)
- [8]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 [9]中国可持续福祉的多尺度评价研究[D]. 王月菊. 兰州大学, 2020(12)
- [10]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D]. 毕松. 山东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