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式的文体作品——试论现代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岳亚莉[1](2021)在《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散文诗作为一种发端自国外的文体,因其灵动跳跃的形式和丰富多变的表现手法使人类灵魂的深度和思维的广度得到充分彰显。一大批从事散文诗的创作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将散文诗的文学价值提升到新高度,其中取得成就令人瞩目的当属“我们”散文诗群。他们通过创作实践使得散文诗克服重重发展困境,实现了新发展,并且在创作理念和作品内质方面实现了新质的建构。笔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我们”散文诗群及其作品进行探究,分析散文诗在面临文坛冷暴力的境遇下,“我们”散文诗群所实现的新突破。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分析了当下对于散文诗以及“我们”散文诗群的研究成果,阐述本文的选题和原因。第一章从背景谈起,分析了“我们”散文诗群的出场。彼时散文诗进入新世纪以后依然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具体体现在散文诗的文体归属始终受到争议且不被文学史所认同。从创作角度来说,散文诗美学也处在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地,不仅创作的作品难觅精品,对于散文诗的文学评论也是寥寥。在这种境遇下,“我们”散文诗群凭借新质的建构实现了突围。在创作内核上汲取了周庆荣的《我们》,并将“我们”作为一种态度。通过与“他们”诗派对比,可以梳理出“我们”散文诗群的群体概念。第二章讨论了“我们”散文诗群在理论新质方面做出的贡献之一“大诗歌”创作理念。这部分在系统梳理了“大诗歌”的提出历史之后,阐述“大诗歌”在散文诗文体确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分析“大诗歌”的“大情怀”和“大视野”两个具体内涵。“大诗歌”在创作方面的应用体现为长篇散文诗的写作和散文诗跨文体的尝试。第三章论述了“我们”散文诗群在诗歌理论方面贡献之二在于提出意义化写作。这部分首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了“意义化写作”提出的时代原因,其次从“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审美意识”三个方面阐述了“意义化写作”的内涵,最后以“我们”散文诗群的代表诗人周庆荣为例,分析了他的作品在“意义化写作”的指导下所呈现出的特点。第四章分析了“我们”散文诗群在创作内容上带来的新质——灵魂话语的建构。灵魂和身体存在的矛盾导致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的“灵语失踪”现象。这种现象的极端发育导致诗坛上催生出“下半身写作”的极端特例。这给诗坛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病:如内容低俗化、语言浅白化和审美媚俗化。因此诗人们意图通过建构灵魂话语来革除这些弊病,灵魂话语在建构的过程中发展出以下内涵:以身体意象为基础、以思索存在为主题、以神性描绘为修饰和以关怀人类为至境。最后一节通过分析灵焚的创作进一步阐释“我们”散文诗群所建构的灵魂话语在作品中的体现。结语部分总结概括了“我们”散文诗群实现的成就和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我们”散文诗群作为一个处于生长期的散文诗创作团体未来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期待“我们”散文诗群,也期待中国散文诗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张挺玺[2](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周奇文[3](2021)在《论汉语文学史的分期》文中研究说明汉语文学史分期问题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久悬未决的公案。本文在综述前人诸说的基础上,确立了分期的三个标准,即一观文体,二察文风,三审前人评论;将文学史分为四个时期:(一)先秦——发生期;(二)汉魏晋南北朝——发展期;(三)隋唐五代宋金——极盛期;(四)元明清——蜕变期。
张秀仿[4](2020)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文中认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四百多年的莎评史上是最辉煌的篇章。对这个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人们了解但并不熟悉,甚至还有一些误解。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艾布拉姆斯和克莱恩等新批评学派创立了四坐标体系,以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四要素探讨新古典主义莎评思想形成的渊源和批评范式。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破了“拥莎派”与“倒莎派”的框架,通过梳理新古典主义批评家着作的前言、后记或者是匿名出版的文章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出版和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来看,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从十七世纪王朝复辟时期到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到来之前,英国批评家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出版与校勘的实践中,确立英国戏剧传统和批评原则,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违背古典规则进行辩护或者是纠错。因此,对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以及诗人的形象与身份等问题进行探讨,是莎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本论文通过梳理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和出版史,勾勒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探究德莱顿、蒲柏与约翰逊等批评家莎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认识在这一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和形象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和启示如下:首先,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经历了奠基期、跃升期与完善期三个阶段。奠基期是从王朝复辟时期开始到十七世纪末。这一时期是英国戏剧诗人改编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时期,亦可称为德莱顿时代。德莱顿与公爵剧团的管理者达文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改变了伦敦舞台以弗莱彻和博蒙特戏剧为中心的演出风尚,促进了德莱顿的英雄剧创作与莎评思想的形成。虽然德莱顿改编莎士比亚悲剧没有严格遵循英雄剧的韵文传统,但充分体现了“爱”、“荣誉”与“友谊”的英雄剧主题,影响了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出版与校勘史发展。跃升期是十七世纪上半叶,从十八世纪尼克拉斯·罗编订第一个八开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1733年西奥博尔德编订的版本问世,亦可称为蒲柏时代。在这一时期,蒲柏确立的底本校勘原则,确立了以考证、校勘、批评和鉴赏融为一体的批评体系,超越了出版商雅各布·汤森在版本标准化构建方面产生的影响。尼克拉斯·罗、蒲柏和西奥博尔德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校勘与批评,标志着莎士比亚批评范式从探讨戏剧的寓教于乐与诗学正义,开始向戏剧文本的权威性、可信度和标准化进行转变。完善期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从威廉·沃伯顿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十八世纪末马隆编订的版本结束,是新古典主义时期莎评思想的顶峰,也是浪漫主义的前奏。约翰逊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及其《序言》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里程碑式着作。约翰逊与史蒂文斯的合作,促进了十八世纪后期莎士比亚戏剧校勘的发展与马隆的莎士比亚传记学研究。马隆以环球剧场建成作为分水岭,以史蒂文斯整理的书业工会登记信息为参照,根据语言风格变化推定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顺序。这一研究,成为十八世纪之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创作分期的依据。其次,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寓教于乐原则、自然法则和普遍人性论为基本原则,形成了以德莱顿的莎士比亚人物性格论、蒲柏的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论和约翰逊的悲喜场景杂糅体论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德莱顿寓教于乐原则的理论基础深厚,是多种诗学思想的融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为基础,结合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卢克莱修的寓教于乐诗学思想,形成了以人物论为核心的莎士比亚戏剧批评体系。自然法则,是蒲柏在日夜研读荷马的基础上发现的、关于文学创作遵循的法则。在蒲柏看来,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超越了荷马,他不是自然的摹仿者,而是自然的代言人。莎士比亚戏剧哥特式结构的美学特征是他的创作方式、日晷时间哲学与民族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约翰逊的普遍人性论不仅是对德莱顿诗学思想的传承,也蕴含了蒲柏的自然法则,契合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人性论的理智、情感与道德三元结构。约翰逊超越了前人,洞察了莎士比亚戏剧是具有无限循环空间而又稳定的人性对话的莫比乌斯带。莎士比亚戏剧的悲喜场景杂糅是由命运无常中自然的得失之情;主从情节并存反映了普通人与命运抗争的艰辛过程是莎士比亚戏剧实现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典型人物是莎士比亚运用人性弱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动力。最后,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与形象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兼具偶像化、经典化与大众化三重特征。具体而言,莎士比亚的偶像化是指英国戏剧诗人从德莱顿、尼克拉斯·罗到大卫·加里克的诗人崇拜。德莱顿将莎士比亚尊为“英国戏剧诗人之父”,视其为英国的荷马。他根据“体液性格论”将世界文学史中的诗人分为开拓者与完善着,莎士比亚与荷马、卢克莱修和但丁一样,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多血胆汁质性格。尼克拉斯罗的《莎士比亚传略》是第一个莎士比亚生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大卫·加里克,修建莎士比亚神殿、在斯特拉福举行庆典纪念活动,真正推进了莎士比亚偶像化,促进了德国诗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翻译与演出。莎士比亚的经典化是指十八世纪编者对戏剧的勘误补阙、艺术鉴赏与文化阐释的文本构建过程。在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集》的编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通过比较和推理研究为基础,以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相互融合的校勘体系,使莎士比亚文本呈现三个特征:语言拼写规范化、戏剧幕次场次的划分符合时代的舞台风格、注释和批评相结合。莎士比亚的大众化意指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审美范式不再拘泥于舞台时空的制约,审美对象从行动摹仿到人物性格系统分析转变,审美标准从得体原则到自然语言的变迁。综上所述,德莱顿、蒲柏和约翰逊等批评家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认识和评价,既有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也有他们生活的时代内涵,融合了时代思潮和历史背景,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考,也具有形而下的实践。由此可见,对于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家使用“保守的”或者是“墨守成规的”标签并不客观,求“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从戏剧诗人、散文家或者是词典编纂家,在求“新”方面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创作过程中追随时代的脚步,符合时代的文学要求与审美趣味;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莎士比亚的过程中,依据古典法则结合英国文学传统,逐渐形成了新的批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发展,不仅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推动戏剧理论发展的内动力。
刘畅[5](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张鑫[6](2020)在《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爱玲研究热潮再度兴起并且方兴未艾。但相比较学界对其生平与小说的高度关注而言,其散文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对其散文多样性的关注与研究不多。张爱玲散文显然具有多样性特质,比如其取材就呈现出多样特色——有谈个人生活的,有谈亲戚朋友的,有谈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的,有谈读书的,有谈文化的,可以说上至天文下到地理,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再比如其散文文体也呈现出随笔、评论、序跋、读后感、语录、自传等多样性。但对于张爱玲散文的这些多样性尚缺少系统的研究与总结。本文以张爱玲散文的多样性为关注对象,研究其散文多样性在题材、文体、互文和审美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归纳总结。本文在深入研读张爱玲作品和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将其散文题材的多样性归纳为女性生活题材、都市生活题材、个人生活题材、艺术品鉴题材、表演艺术题材和文化批评题材;将其散文文体的多样性分归纳为自叙传、随笔、语录、序跋、文论与艺论、书评、文化小品、游记、影评以及插图传记;将散文互文的多样性分为散文与小说的情节互文、散文与小说的主题互文、文论散文之间的互文、自传散文之间的互文、散文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互文、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文及散文与外国文化的互文。同时论文还将通过分析张爱玲的身世、教育环境、创作环境、文化市场消费环境等诸多因素,探寻其散文多样性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和因素。据此论文还将更进一步探讨张爱玲散文多样所形成的审美品格及其意义。
蔡咏[7](2020)在《《海上花列传》的文学史书写与元话语建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聚焦自晚清民国始见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对《海上花列传》这一作品的书写与评价话语,整理了从出版于1910年的由林传甲撰写《中国文学史》开始,到出版于2016年由袁世硕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涵盖近百年间百余部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古代、现当代)和分体文学史(小说史)文本。归纳比价后笔者发现它们针对《海上花列传》这一文本的主题内容与思想内涵的阐释大体分为暴露批判说、美化扭曲说、劝诫警示说、客观反映说、怜悯同情说和越界沉沦说六类提法。在元话语的理论视阈下,这些观点必须先假设自己的提法是正确的、本源性的和不证自明的才能保证阐释的有效性,文学史写作并非单纯的编写过程,而是充满了话语博弈的力场,为了和预设的元话语保持一致的步调或颠覆旧有的元话语范式,它在书写过程中使用了极富技巧性的演绎式建构,这些提法综合运用了诗性叙事的编织技巧,在遣词造句、各种情景化论述和元话语预设的联合作用下,最终建构出了面貌各异的《海上花列传》:诗性叙事结构引发文学史的修辞,暴露批判说成型于原罪元话语和锋芒隐喻、暴露揭露等力量型动词的配合下;历史的诗学带来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美化扭曲说成型于阶级元话语和反动的逆流等措辞中;劝诫警示说有教化元话语、劝诫用词和教导视角的帮助;客观反映说得益于求真元话语和明镜的隐喻、反映再现这些中性动词;为了重塑文学史,怜悯同情说有人性论元话和柔和的语汇;越界沉沦说在欲望元话语和欲望修辞学(流沙等吞噬性比喻、沉沦和堕落等指向失衡与偏离的动词)的配合下,把《海上花列传》变成了一部以欲望为核心面向的近代都市小说。元话语预设决定了每一种说法所能见的视野及采取的叙事修辞手法,元话语制约和决定了诗性叙事,诗性叙事表征和赋形了背后的元话语,给予了作为无形概念的元话语一个语言和意象的实体形态,是元话语在历史叙事领域的一种延伸和载体。在对作品的评价定位上,作为文学史中的一个建构体,《海上花列传》被置于了高峰或低的谷冰火两重天的极端境地,其间是正方和反方、学界和民间、名人与大众的多方多重的经典化角力,在鲁迅的话语影响、胡适的白话文方向和张爱玲的经典连锁化这三盏名人聚光灯、文学史对其的祛魅新变之赞扬定位、高峰叙事和神话修辞这些叙事性增值措施的强强联手下,《海上花列传》的地位被越拔越高,最终走向了至高无上的神坛;而当此书失去了高峰叙事与名人话语的庇护,便会发现存在一些负面性评价,作为文学史高峰的《海上花列传》在反方语境中完全改换了模样,甚至沦落到了文学史低谷的尴尬地位,其消极晦暗、琐碎散漫、销量不佳等缺点被指出,被一些文学史忽视、不重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此书在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高峰地位早已不再纯粹和客观,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和建构。最后,本文从“中国文学史”对《海上花列传》一书的这些建构性书写中引申出了对建构主义自身存在的有效性问题、与真实的距离和欲望的无限这三个弊端的思考。
卓越[8](2019)在《大数据视野中的中国艺术家中外知名度比较研究 ——以中国古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一定是建立在文化自信上的,提升文化自信的底气来自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源于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过往的文化发展历史和规律中寻找答案。文化创作者是文化传播的起点,研究中国艺术家中外知名度是对文化传播效果的探知和评估,对于中国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传播都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借助谷歌图书和读秀图书的数字化书籍数据库,以词频作为衡量艺术家知名度的指标,厘清所选中国艺术家的中外知名度传播状况,列出知名度排名榜,将百年间中国艺术家中外知名度进行比较,探析中国艺术家中外知名度传播的规律。本论文研究表明,从宏观角度看,中国艺术家在汉语和英语两种不同的语言背景下被接受的程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不同门类的艺术的传播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书法艺术的海外传播整体处于劣势,书法家词频数远远低于其他门类艺术家。中外公认文学艺术成就最突出的是唐宋,唐诗宋词这两种文学形式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其他类别的文学形式。随着朝代越靠近现代,绘画流派对绘画艺术的传播具有较好的促进效果,以流派群体知名度,带动和提升流派中代表人物的知名度。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艺术家的成就是决定中国艺术家的中外知名度的关键因素,同时艺术家的身份和个性特征与其知名度也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依托于大数据对知名度量化处理,能从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反映出艺术家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传播状况,对传统的主观定性的评价方式进行了补充和佐证,是对传统的文化研究方法的拓展。但大数据引入艺术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还处于尝试阶段,本文只是在知名度的测度上采用的量化的方式,在艺术家知名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仍采用的是传统的描述方法,阐释上可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朱海森[9](2019)在《论谭正璧的古典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谭正璧先生是我国二十世纪俗文学领域研究的专家,在文学史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戏曲探究、弹词研究、女性文学研究等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回顾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史,学界对于谭正璧的关注不多,尤其是在对二十世纪的古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时往往只看到鲁迅、胡适等人的开创之功,却极少关注到谭正璧对于古典小说研究发展壮大之贡献。虽成就斐然,但学术界对于其小说研究之研究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这与其在文学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本文以谭正璧的古典小说研究成果为对象,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探究其古典小说研究的成就、意义及影响。第一部分论述谭正璧的学术生平及其学术交游,首先根据他在学术创作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期,即学术准备期、学术发展期、学术沉淀期,同时介绍他在各个时期对古典小说的关注及其学术成果。其次考察谭正璧与鲁迅、赵景深等人的学术交往,发现他们对谭正璧的小说研究进程产生了诸多影响。第二部分以《中国小说发达史》为核心,对谭正璧的小说史研究进行梳理。其一是阐述《发达史》对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补充和完善,其二是总结《发达史》的四个学术特色,分别体现在谭正璧对小说作品社会历史背景的关注、对小说发展源流的考察、对小说题材的分类及艺术价值的重视,及白话语言的书写。第三部分是以《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三言二拍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谭正璧的小说文献学研究,其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对小说源流考证方面所作的整理上。第四部分总结谭正璧的小说治学路径,是对前述三个部分的总结,亦是本文的创新点。进化的小说观是谭正璧撰写小说史的指导思想,他不仅关注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发展轨迹,还关注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变进化;明确的小说文体意识体现在他对小说与其他通俗文学体裁的互动辨析中,并由此发掘出小说文体的独特性;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则是谭正璧取得众多小说研究成果的保证。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将谭正璧的小说研究置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大框架下进行,兼有和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小说研究进行同步观照,最后由此来总结并定位其在二十世纪小说研究领域的学术史价值。
车兰兰[10](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研究指明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二、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式的文体作品——试论现代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式的文体作品——试论现代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我们”散文诗群的出场 |
第一节 散文诗发展的困境 |
一、饱受文体边缘化的争议 |
二、被阻隔于文学史之外的冷暴力 |
三、散文诗美学停滞不前 |
第二节 “我们”散文诗群的崛起 |
第三节 “我们”散文诗群的姿态 |
一、“我们”作为一种态度 |
二、提纯创作的精神内核 |
三、与“他们”诗派对比下的概念诠释 |
第二章 “大诗歌”理念的提出与践行 |
第一节 “大诗歌”理念的提出 |
第二节 “大诗歌”理念的内质 |
一、由“小”见“大视野” |
二、由“内”及“大情怀” |
第三节 “大诗歌”理念的化用 |
一、长篇散文诗的尝试 |
二、跨越艺术形式的实践 |
第三章 意义化写作的推行 |
第一节 意义化写作渊源: 雅俗共生的诗学土壤 |
第二节 意义化写作的内涵 |
一、文以载道内驱力驱动下的“担当意识” |
二、后现代时代冲击力要求下的“责任意识” |
三、文学发展规律原动力带来的“审美意识” |
第三节 意义化写作的文本呈现 |
第四章 灵魂话语的建构 |
第一节 灵魂话语建构的语境 |
第二节 灵魂话语的内涵 |
一、身体意象为基础 |
二、思索存在为主题 |
三、神性描绘为叙述方式 |
四、关怀人类为至境 |
第三节 灵焚创作中灵魂话语的建构 |
一、形而上层面的追问 |
二、歌颂生命的热情 |
三、关怀人类的广度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2)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之处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小结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一)经济“统制化” |
(二)政治社会化 |
(三)新国民运动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小结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小结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二、秦腔改革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小结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小结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3)论汉语文学史的分期(论文提纲范文)
一、如何确立文学史分期的原则和标准 |
二、汉语文学史的分期 |
(一)先秦——汉语文学的发生期 |
(二)汉魏晋南北朝——汉语文学的发展期 |
(三)隋唐五代宋金——汉语文学的极盛期 |
(四)元明清——汉语文学的蜕变期 |
三、结语 |
(4)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新古典主义莎评研究概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第一章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历史进程 |
第一节 奠基期:德莱顿时代莎剧演出、改编与批评范式的确立 |
第二节 跃升期:蒲柏时代莎剧出版、校勘与鉴赏批评范式的形成 |
第三节 完善期:约翰逊时代莎剧校勘、阐释与传记批评范式的发展 |
小结 |
第二章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理论体系 |
第一节 寓教于乐原则:德莱顿论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性格的准绳 |
第二节 自然法则:蒲柏论莎士比亚戏剧结构的标尺 |
第三节 普遍人性论:约翰逊论莎士比亚戏剧悲喜杂糅的法则 |
小结 |
第三章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身份与形象的演变 |
第一节 偶像化:从德莱顿到加里克的莎士比亚崇拜 |
第二节 经典化: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的文本校勘过程 |
第三节 大众化: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演出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索引 |
后记 |
(5)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一) 传记的相关概念 |
(二) 传记的分类 |
第一章 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 |
第一节 传记的特点 |
一、“当理切事”——记实性 |
二、明道——意旨性 |
三、艺术性 |
第二节 传记的发展脉络 |
一、先秦: 传记因素的萌芽时期 |
二、两汉: 史传的定型时期 |
三、魏晋南北朝:传记繁荣期的先声 |
四、唐代: 各体传记创作迎来繁荣期 |
五、宋元: 各体传记文继续发展并出现了新因素 |
六、明代: 传记文的新扬,市民传记兴起 |
七、清代: 传记文的再次繁荣 |
第二章 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 |
第一节 桐城三祖对传记文的认识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创作观念 |
一、合乎体例 |
二、选材与剪裁原则 |
三、笔法和行文要求 |
第三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分类及其内涵分析 |
第一节 官吏形象 |
第二节 文人名士形象 |
第三节 市民形象 |
第四节 女性形象 |
一、对封建贞烈思想的超越 |
二、对礼教遵从的一面 |
第四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 |
第一节 记实性与意旨性兼具 |
一、记实性 |
二、意旨性 |
第二节 史才 |
一、细节传神,白描手法 |
二、以文运事,合理想象 |
三、寓情于文,含蓄蕴藉 |
第三节 下语用字追求“雅洁” |
一、陈言务去,挖掘语言的表现力 |
二、简洁严谨的文风 |
第四节 文无定法 |
一、墓志铭、墓表、行状——主观色彩的加入与行文格式的突破 |
二、传、逸事——形式的创新 |
三、寿序——叙议结合 |
四、哀辞——主观感受的传达 |
第五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对不居史职的文人创作传记文的看法 |
第二节 思想内容上的不同侧重 |
一、方、刘、姚的思想基础比较——对“道”的认识 |
二、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
三、对中下层人的看法 |
第三节 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
一、语言 |
二、结构 |
三、风格 |
第六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承上情况 |
第一节 从文体学角度看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的接受 |
一、文体观——以“义法”说为核心 |
二、体貌特征——叙事干预的运用 |
三、语体特征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为文技法的学习 |
一、内容和意旨明确 |
二、追求阳刚之风 |
三、其他创作技法的承继 |
第三节 桐城三祖平凡人物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接受 |
一、“尚简” |
二、细节传神 |
三、日常题材中见深意 |
余论: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论文结构 |
第一章 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的呈现 |
第一节 张爱玲散文题材的多样性 |
一、女性生活题材 |
二、都市生活题材 |
三、个人生活题材 |
四、文艺评论题材 |
五、舞台表演鉴赏题材 |
六、文化批评题材 |
第二节 张爱玲散文文体的多样性 |
一、自叙传 |
二、随笔 |
三、语录 |
四、序跋 |
五、文论与艺论 |
六、书评 |
七、文化小品 |
八、游记 |
九、影评 |
十、插图传记 |
第三节 张爱玲散文互文的多样性 |
一、散文与小说的情节或情景互文 |
二、散文与小说的主题互文 |
三、自传散文之间的互文 |
四、文论散文之间的互文 |
五、散文与现代都市文化互文 |
六、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文 |
七、散文与外国文化的互文 |
第二章 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的成因 |
第一节 客观环境因素 |
一、优越的教育环境 |
二、复杂的创作环境 |
三、辗转的生活环境 |
第二节 主观选择因素 |
一、文学消费的选择 |
二、现代散文观念的影响 |
第三章 张爱玲散文多样性所形成的审美品格 |
第一节 风格的多样化 |
一、苍凉 |
二、幽默 |
三、活泼 |
四、严肃 |
五、华丽 |
第二节 主题的多样化 |
一、批判传统文化 |
二、感慨文明衰微 |
三、认同世俗文化 |
四、反省妇德意识 |
五、歌颂女性神性 |
六、回忆家庭生活 |
第三节 创作手法的多样化 |
一、参差对照的行文笔法 |
二、变化无穷的行文节奏 |
三、不拘一格的谋篇布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张爱玲散文作品篇目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致谢 |
(7)《海上花列传》的文学史书写与元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已有研究现状 |
(二)论题价值 |
二、想象与建构:“中国文学史”对《海上花列传》的诗性书写 |
(一)元话语概念 |
(二)元话语视阈下的作品诠释史 |
1、暴露批判说 |
2、美化扭曲说 |
3、劝诫警示说 |
4、客观反映说 |
5、怜悯同情说 |
6、越界沉沦说 |
(三)本章小结 |
三、高峰还是低谷:《海上花列传》的经典化角力 |
(一)被名人聚光灯照亮的文学史高峰 |
1、鲁迅的话语影响 |
2、胡适的白话文学方向 |
3、张爱玲的连锁效应 |
(二)回望过去:全知全能视野下的《海上花列传》 |
1、“祛魅新变”之赞扬定位 |
2、作为高峰的《海上花列传》 |
(三)历史的背面:作为低谷的《海上花列传》 |
1、反方阵营:不同的声音 |
2、高峰之外:被忽视的存在 |
3、学界与民间的经典角力 |
(四)高峰还是低谷:作为建构体的文学史经典 |
四、文学史建构主义存在的问题 |
(一)有效性问题 |
(二)文学史与真实的距离 |
(三)欲望的无限 |
五、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大数据视野中的中国艺术家中外知名度比较研究 ——以中国古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2、国内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1、研究思路 |
2、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艺术家知名度评价方法与评价对象选择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艺术及艺术家的范围界定 |
二、知名度的内涵 |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艺术家知名度的“品”评 |
第二节 古代艺术家的选择 |
一、古代画家的筛选 |
二、古代书法家的筛选 |
三、古代文学家的筛选 |
第三节 古代艺术家的分布 |
一、古代画家的分布特征 |
二、古代书法家的分布特征 |
三、古代文学家的分布特征 |
第四节 基于大数据的艺术家知名度定量描述 |
一、谷歌语料库和读秀检索库 |
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词频检索 |
第二章 古代艺术家知名度的门类比较 |
第一节 绘画、书法、文学三类艺术家的比较 |
一、基于艺术家总体的类别比较 |
二、基于前30艺术家的类别比较 |
第二节 跨界艺术家知名度比较 |
一、跨界艺术家的统计 |
二、跨界艺术家的中外比较 |
第三章 中国古代艺术家知名度组内比较 |
第一节 画家知名度比较 |
一、前30画家的朝代分布 |
二、前30画家中外比较 |
第二节 书法家知名度比较 |
一、前30书法家的朝代分布 |
二、前30书法家的中外比较 |
第三节 文学家知名度比较 |
一、前30文学家的朝代分布 |
二、前30文学家的中外对比 |
第四节 艺术家知名度的影响因素 |
一、艺术家的艺术成就 |
二、艺术作品的传播 |
三、艺术家的身份及个性特征 |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9)论谭正璧的古典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本课题的缘起及研究现状 |
(二)选题的依据、意义与创新性 |
二、谭正璧的学术生平及其学术交游 |
(一)谭正璧的学术生平 |
1.学术准备期:1901-1922 |
2.学术发展期:1923-1964 |
3.学术沉淀期:1965-1991 |
(二)谭正璧的学术交游 |
1.谭正璧与鲁迅 |
2.谭正璧与赵景深 |
三、谭正璧的小说史研究 |
(一)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补充和完善 |
1.对《史略》的结构进行分章编排 |
2.增加《史略》中尚未提及的内容 |
3.扩展《史略》中关于作品的评述 |
(二)《中国小说发达史》的学术特色 |
1.发掘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
2.考索小说的发展源流及其影响 |
3.注重小说题材分类及艺术价值 |
4.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书写 |
四、谭正璧的小说文献学研究 |
(一)对古典小说存佚情况进行整理 |
1.对古本稀见小说的整理 |
2.对《宝文堂书目》中的小说名目进行考证 |
(二)对古典小说本事源流进行考证 |
1.对唐人传奇的本事源流的考证 |
2.对“三言二拍”的本事源流的考证 |
五、谭正璧的小说治学路径 |
(一)进化的小说发展观念 |
(二)明确的小说文体意识 |
(三)严谨的小说治学态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相关概念的界说 |
三、前贤研究概况 |
(一)黄人着述整理 |
(二)黄人生平研究 |
(三)黄人《中国文学史》研究 |
(四)黄人文学理论研究 |
(五)黄人文学编纂研究 |
(六)黄人文学创作研究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意义 |
第一章 黄人与近代新型文学史的书写 |
第一节 从“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再到“中国文学史” |
一、文苑传:为文学家立传 |
二、艺文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三、书目提要:指示门径 |
四、“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文学史”的区别 |
第二节 从国外的“中国文学史”到国人自着文学史 |
一、早期西方、日本学者所撰“中国文学史” |
二、国人自着文学史的发生 |
第三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独创性和开创性 |
一、思想上的开拓性 |
二、观念上的开创性 |
三、内容上的创新之处 |
四、体例上的创新之处 |
五、方法上的创新之处 |
第四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矛盾与局限 |
一、《中国文学史》的矛盾 |
二、《中国文学史》的局限 |
第五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之影响 |
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
二、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 |
第二节 黄人的小说理论 |
一、古、近代小说理论之衍变 |
二、黄人小说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黄人小说理论的局限 |
四、黄人小说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第三节 黄人的戏曲理论 |
一、晚清戏曲理论批评概况 |
二、黄人戏曲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黄人对元、明戏曲的批评 |
四、黄人戏曲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第四节 黄人的诗学理论 |
一、晚清诗坛之概况 |
二、黄人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黄人对唐、清两代诗人的评价 |
四、黄人诗学理论评价 |
第五节 黄人的词学理论 |
一、晚清词学概况 |
二、黄人词论的主要内容 |
三、黄人词论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 |
第一节 黄人文学创作概况 |
第二节 黄人的诗歌创作 |
一、黄人诗歌创作的主题 |
二、黄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
三、“诗界革命”背景下的黄人诗歌 |
第三节 黄人的词创作 |
一、黄人词题材 |
二、黄人词的特点 |
三、晚清词学视野中之黄人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科教育的转型 |
第一节 书院制度的近代化与新式学校的产生 |
第二节 黄人的求学活动 |
一、私塾教育的“旁听生” |
二、博览群书,广涉诸学 |
第三节 黄人的教育活动 |
一、黄人早期的教育活动 |
二、黄人与东吴大学 |
第四节 黄人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
一、思想启蒙方面 |
二、文科教育方面 |
三、培养人才方面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出版之转型 |
第一节 晚清出版概况 |
第二节 黄人创办的报刊 |
第三节 黄人与小说林社 |
一、黄人与小说林社的关系 |
二、黄人在小说林的编辑、出版活动 |
三、黄人与小说林社同人的交游 |
四、黄人对小说林社的影响 |
第四节 黄人与国学扶轮社 |
一、国学扶轮社创办的背景与时间 |
二、黄人与国学扶轮社的关系 |
三、黄人在国学扶轮社的文学史、辞书编纂与古籍刊印活动 |
四、黄人与“国学扶轮社”同人的交游 |
五、黄人对国学扶轮社的影响与贡献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社团之转型 |
第一节 近代社团的发展及其特点 |
第二节 黄人与三千剑气社 |
第三节 黄人与南社 |
一、黄人入南社之缘由 |
二、黄人入南社后活动概述 |
三、《南社丛刻》所选黄人之诗文 |
四、黄人与龚自珍诗风之比较 |
五、黄人与南社同人的交游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四、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式的文体作品——试论现代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D]. 岳亚莉. 扬州大学, 2021(09)
- [2]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3]论汉语文学史的分期[J]. 周奇文. 关东学刊, 2021(02)
- [4]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D]. 张秀仿. 西南大学, 2020(05)
- [5]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6]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研究[D]. 张鑫.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海上花列传》的文学史书写与元话语建构研究[D]. 蔡咏. 西南大学, 2020(01)
- [8]大数据视野中的中国艺术家中外知名度比较研究 ——以中国古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为例[D]. 卓越. 东南大学, 2019(06)
- [9]论谭正璧的古典小说研究[D]. 朱海森. 湖北大学, 2019(05)
- [10]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