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省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聚首顺德（论文文献综述）
葛俊良[1]（2020）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协商治理意味着环境治理由依靠政府威权解决问题向主体间达成合意的过程转变。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引导利益相关方理性互动,形成政策建议,有助于强化环境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而可视为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试图回答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和塑造环境协商治理实践以及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如何具体运行这两个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常见的环境治理范式进行宏观层面的考察和梳理,分析和比较不同环境治理范式的主要内容和实践现状,着重探讨协商治理与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等环境治理范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协商治理是环境社会治理的一种基础性范式。在此基础上,依据环境议题属性和协商主体间关系标准,将国内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划分为回应型、自治型、咨询型和监督型四种类型,并分别阐述其议题属性、协商功能、社会参与形式和制度化平台等。根据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协商治理的利益动机,本研究从议题边界、功能定位、参与主体、程序流程和协商方式五个角度剖析国内环境协商治理的实践取向,指出其兼具公共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治理动机,但基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取向更为明显。协商民主对公共理性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特定环境问题、规范公众参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强化组织机构职能、提供环境政策咨询和推动环境政策落实等工具性的协商动机所取代。从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出发,笔者认为现阶段国内民主协商的重心停留在治理层面,聚焦于包括环境议题在内的社会民生事务,注重对社会各阶层意见和诉求的包容、吸纳和整合。通过协商民主与地方或基层治理的整合,以推动社会的动员、整合和合作,进而达成有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协商民主本土化实践的基本特点之一。在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的这种工具性取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Z省J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协商主体的行为逻辑、主体间相互关系和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等问题的阐述,勾勒出J市环境协商治理的整体图景;并采用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从环境协商议题、环境协商策略和环境协商成效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地方环境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协商平台的搭建和协商参与者的挑选,体现出党委领导、利益相关和便于治理的原则;环境协商议题设置的关键在于响应者响应的有效性与积极性;公共性环境治理主体会根据具体协商情境,选取恰当的协商策略并加以组合式运用,使之与环境协商议题的特征相匹配;从所选案例来看,国内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比较好的治理绩效,而环境协商治理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环境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这两者间的匹配性等因素的影响。
裴欣[2]（2020）在《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的一百八十年间,西安城市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也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更是带来了政治变革和城市变革。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计划,是人类积极主动建设改造城市的活动,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城市发展先导的城市规划,自近代以来,从思想理论和规划实践两个层面,逐步实现了从萌芽到形成完善并继续发展的历史过程,至现当代形成成熟完整的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现代化转变,并由此引发了西安城市社会经济的现代转型。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切入,复原民国时期及建国后西安历次城市规划形成的过程,对城市规划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探究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规划制定及实施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时间为经,以历次规划为纬,大体上分为民国时期与当代时期两个阶段来研究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的过程。综观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发展及规划建设情况,可以将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规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与完善时期以及继续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化和城市规划文件的形成主要从辛亥革命后至陪都西京确立之前,也可以称之为前陪都时期,出现了萌芽性质的两部城市规划文件,其一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其二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开始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止的十余年间,是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时期,主要是在筹备建设陪都西京时期。这一时期西安先后出现了多部城市规划方案,既有民间拟议,也有官方擘划。民间拟议包括季平的《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和易俗社孙经天《西京市政建设计划之准则》。官方擘划则包括《西安市三年行政计划》、《陕西省建设厅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行政计划》、《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西京规划》等。尤其是《西京规划》的出台,标志着近代西安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完整的城市规划方案。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抗战的结束和战后城市恢复建设的开展,《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随之编制完成。这部规划借鉴了当时西方主流规划思想,颇具时代意义。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特点。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从开始全盘引入苏联模式到逐步接受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至结合实际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特点的规划方案,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一波三折。西安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有了统一的安排和指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安总共编制了四轮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即《西安市1953-1972年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和《2008-202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在这几次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西安改变了近现代时期的城市面貌,从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进入了现代化都市发展的新时期。通过历史时段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过程的分析,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指出这一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历史继承和过渡时期的转型变革双重特点。同时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分析了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专门之人才、具体之计划、充裕之财力、科学理论之指导是西安城市规划建设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西安城市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最为突出的动力因素,西安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地方政令的推行。最后,把西安的城市规划置于全球史背景下进行探讨,更加凸显近代以来西安作为世界古都的城市规划特点,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廖丽环[3]（2019）在《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索相结合”、“改革于法有据”重大理论判断,一方面,从高位推动的层面肯定了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为试点改革开辟了新的时代征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的发展态势以及新的现实问题因应了试点改革理论研究的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司法领域的试点改革是政策试点方法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性运用。它是指地方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或中央默认特定地区、期限以试点项目的形式展开具有特色的法律先行、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试验,而后通过暂行条例等规范的出台巩固地方试点经验,再经中央认可吸收到正式制度并向全国铺开的先行先试——由点到面的改革路径。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是由我国司法改革现状与基本特性、渐进政治的总体安排以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共同决定的。同时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长期选择,是基于对有限理性与知识分立、调适的正确认知上所形成的司法改革方法。从当前试点改革运行的整体样态来看,“司法权为中央事权”是本轮试点改革的基础理论主张,并在此逻辑之上展开了央地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制度建构,通过借助小组机制、示范机制、指标管理机制以及传导机制作为盘活二者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机制。透过这一行动框架,可以得出本轮试点改革具有政策型倾向,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关系目标,以政策的主动反应作为其行动进路,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逻辑。但现阶段的政策型试点改革衍生了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问题,进一步加剧央地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试点改革的非制度化与非规范化,试点改革亟需加以修正。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应当致力于路径的规范化、成熟化与制度化,可以实验治理作为技术进阶,以法理型试点改革作为规范进路,从而建构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具体制度设想是确立不同梯度的主体构造、区分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推动改革体系深化、建立学习型推广、诊断性评估、问责性督导、科学性预测、权限分配等保障机制。
方方[4]（201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条件还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各地召开了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民主建政的初步探索,是新政权与群众进行互动的主要路径和方式,在稳定政权、安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50年10月和1951年9月,在广州先后召开省第一届、第二届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渡阶段,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虽然还不是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但它是在不具备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下实行的一种过渡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和准备。本文重点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具体召开情况、实施手段、鲜明特点、重要作用等几方面,分析与总结这一时期中共如何通过代表产生、提案收集与落实、会议召开情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加强对社会的有效管理。通过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实施召开与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本文将在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施手段、总体特点的总结及其历史作用与影响上突出新意。试图通过这一个案,探寻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识及运用过程,尽力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建政的历史概貌。同时,希望这些经验对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也能有所裨益。
邓少君[5]（2016）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文中研究表明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三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叠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三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三、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杨健[6]（2015）在《生态学视野下的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研究 ——以张家港市为个案》文中认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区域布局逐步向地市前移,甚至已下移到县市域。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布局县域、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个现实课题。对于在县域要不要办大学、大学要不要县级政府办这两个问题,国内近10所县办大学的办学成效作出了实践回应。本文的关注点是县级政府如何办好普通高等教育。论文从县级政府的高等教育职能为切入点,以具有典型意义的全国第一所县办大学所在地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个案,在生态学的视角下,用生态学原理和治理理论为工具进行研究。全文以生境适应、协同进化、生态失衡、和谐共生四种生态为架构,结合张家港市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县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能问题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探讨：第一部分是导论、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在文献综述基础上,界定县级政府、县办高等教育、政府高等教育职能三个相关概念,介绍了生态学原理、治理理论这两个本文所借用的理论工具。第二部分是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产生。从生境适应的视角,借助生态系统、生态位及生态因子等理论,分析县级政府创办高等教育的具体生态因子,并结合县办高等教育的生态位,归纳出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适应性与选择性的特性。第三部分是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变迁。从协同进化的视角,在回顾张家港市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借助进化、演替等理论,分析县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角色适应与角色演替,进而分析县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具体职能以及职能的适应性变化。第四部分是县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能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从生态失衡的视角,借助生态系统平衡、食物链、营养级等理论,以县办高等教育的应然状态为参照,分析县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干涉高校内部管理的职能越位、在社会需求与政府偏好间的职能错位、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及投入支持的职能缺位。原因是政府角色定位模糊、管制大于服务、职能组织缺失。第五部分是县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能的对策建议。从和谐共生的视角,在展望未来县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借助共生理论和治理理论,提出县级政府今后在高等教育职能履行中,要加强顶层设计、多元化方式供给、监管与服务结合、建立沟通与协调机制、与高校实施契约管理等具体措施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认为县级政府要办好高等教育,要树立生境适应、协同进化、和谐共生的理念,采用从单向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型的高等教育治理方式。
吕晶[7]（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提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施瑛[8]（2014）在《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文中研究指明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文革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方俊[9]（2013）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立足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问题，试图回应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思想的原初样态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进行了怎样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树？在新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剧烈变革的现时代，不管是主动求变求适应也好，还是现实政治生态变迁形成的巨大倒逼机制也罢，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进行怎样的样态变革才能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要求，实现协同戮力善治格局？国家与社会，是人类组织构造和秩序生成的两大载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重要命题和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当代公共治理范式探究的管理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有着十分深厚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现实价值。荦荦大者计有“国家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对立与统一”、“国家消亡与社会复归”等观点和原理，刻画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轮廓。于喷沫鸣溅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在探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真谛。卓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们在理论道路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承续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形成了厚重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图谱。这一样态图谱包括理论样态和实践样态两种样态呈现。理论样态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所阐释的丰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文章对上述思想的核心内容、基本框架和理论流变着力进行爬梳。实践样态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亟待厘清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形而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化为“形而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并高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材料“原产地”。国家的治理以政府为载体，社会的发展以社会组织为依托。现实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论文有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阐明了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主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逻辑框架结构，并进行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合述评和概念的界定和厘清，为本体研究开启序幕。第二章，经典创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缔造本章从历史的、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进行梳理与解读。认为，以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曲解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包括市民社会理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思想和国家源于社会并复归社会的思想。之后，列宁全力扞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包括“国家消亡”的学说、劳动者享有管理社会的最高权力和最大限度地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给我们的启示。第三章，理论承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接力探索本章从历史的、文献揽读的角度研究了几代卓越的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们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系列真知灼见，包括毛泽东的民本民权观、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国家、社会理论以及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一系列新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的民本民权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权力属于、源于并造福于人民的思想、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关心群众疾苦攸关政权之存亡的观点。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主要见之于三个方面：对于群众团体正确引导而不包办的思想；权力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服务的思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国家、社会理论具体体现为：紧跟时代潮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的新探索体现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上务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协同参与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第四章，样态呈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理论样态梳理与解读后，逻辑上本章进而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现实样态。较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务虚性，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务实性。为此，本章立足广东，实证性研究了近年来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继而，通过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得出现实语境下的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尚未建立起破除心理隔阂的互信关系和良好互动关系的结论。第五章，样态检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力场博弈与传统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由此造成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单线性发展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循着一条从社会—国家—复归社会的路径演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观为分析根基，本章主要回应这么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面临哪些动力的支持和阻力的牵制？文章认为，社会组织对治理政府失灵的矫正力、源于体制改革的合作关系的催生力、基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合作关系的回应力、面向公共利益这一共同目标的合作关系的契合力是支持和促进合作关系构建的强大驱动力；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二者互信关系远未建立起来、“总体性社会”格局难以冰释、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危机重重、制度、利益与激励难题亟待破解等问题是支离和牵制合作关系构建的巨大阻滞力。第六章，样态趋势：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实现的路径勘察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有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思想以及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两个方面反映出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以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审视和指导构建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现实层面就是要构建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的构建亟需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作为地方政府，要为合作关系的实现做出积极而审慎的行为选择，包括：转变政府管理思路，变“防范”为“规范”；扬弃双重管理体制，创设备案登记制度；破解社会组织困局，政府亟需管理智慧；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构筑五道防线体系。作为社会组织，要为合作关系的实现做出诚挚而高效的自身努力，体现为：夯实根基，加强公信力建设；筑实架构，健全自组织体系；充实内涵，保持自身独立性；丰实关系，拓展国际化交往。
王建[10]（2012）在《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表现及原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建设对“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珠三角”具有举足轻重的推进作用。珠三角地方政府尽管对政策执行力已日益重视,但政策执行力不足的问题依然明显。因此,分析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表现及其原因,对提升珠三角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政策执行系统理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可分解为政策执行凝聚力、政策执行理解力、政策执行领导力、政策执行组织力、政策执行协调力、政策执行控制力、政策执行监督力、政策执行文化力、政策执行公信力、政策执行创新力。依据以上政策执行力的十个二级指标,参照萨巴蒂尔、马兹曼尼安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设计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评估流程和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调查问卷。再按照评估流程,运用文献研究进行定性分析；利用问卷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政策执行系统理论；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个案情况；以及387份调查问卷数据为支柱,三者共同支撑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表现和原因。通过以上定性定量分析,说明珠三角地方政府在新形势下,政策执行协调力、控制力水平以及政策执行创新力水平较高,政策执行凝聚力、政策执行理解力、政策执行领导力、政策执行组织力、政策执行监督力、政策执行文化力、政策执行公信力更偏向于政策执行力一般水平,这就是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建设的方向以及重点；其次,分析影响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有：政策执行主体落差,政策执行机制阻碍,政策目标选择偏差,政策执行流程不科学,政策执行方式滞后,政策目标群体影响,以及政策执行环境干扰。最后,珠三角地方政府在肯定其政策执行协调力、监督力和创新力的基础上,应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加强区域协调执行力度,切实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
二、全省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聚首顺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省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聚首顺德（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的研究 |
| 1.2.2 关于环境民主的研究 |
| 1.2.3 关于当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境的研究 |
| 1.2.4 关于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的研究 |
| 1.3 核心概念阐释 |
| 1.3.1 环境与环境治理 |
| 1.3.2 环境社会治理 |
| 1.3.3 协商治理 |
| 1.3.4 环境协商治理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章节安排 |
| 2 环境协商治理理论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常见的环境治理范式 |
| 2.1.1 环境单中心治理范式 |
| 2.1.2 环境多中心治理范式 |
| 2.1.3 环境协同治理范式 |
| 2.1.4 环境整体性治理范式 |
| 2.1.5 环境网络化治理范式 |
| 2.1.6 环境协商治理范式 |
| 2.2 环境协商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建构主义理论 |
| 2.2.2 生态现代化理论 |
| 2.2.3 环境正义理论 |
| 2.2.4 环境民主理论 |
| 2.3 环境协商治理应具备的基本要素 |
| 2.4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 我国地方环境协商治理的四种实践 |
| 3.1 国内地方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类型划分 |
| 3.2 回应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 3.3 自治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 3.4 咨询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 3.4.1 人民政协制度框架下的环境协商 |
| 3.4.2 环境议题的协商式电视问政 |
| 3.5 监督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 3.5.1 专题询问会 |
| 3.5.2 环保社会组织的协商监督 |
| 4 民主协商:我国地方环境治理的一种工具性机制 |
| 4.1 环境协商治理的议题边界 |
| 4.2 环境协商治理的功能定位 |
| 4.3 环境协商治理的主体挑选 |
| 4.4 环境协商治理的程序设计 |
| 4.5 环境协商治理的方式选择 |
| 5 环境协商治理何以可能:基于Z省J市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案例分析 |
| 5.1 Z省J市开展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基本情况 |
| 5.1.1 Z省J市开展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主要背景 |
| 5.1.2 Z省J市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参与主体及相互间关系 |
| 5.1.3 Z省J市各方力量参与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行为逻辑 |
| 5.2 Z省J市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的建构 |
| 5.2.1 环境公民身份的塑造 |
| 5.2.2 环境协商治理具体机制的建构 |
| 5.3 我国地方环境协商治理运行机制的多案例比较 |
| 5.3.1 选取案例的基本情况介绍 |
| 5.3.2 我国地方环境协商治理运行机制的组织基础 |
| 5.3.3 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的议题设置:环境问题如何被建构为环境协商议题? |
| 5.3.4 环境协商治理的策略选择:注重与环境协商议题特征的匹配性 |
| 5.3.5 环境协商治理的效果 |
| 5.3.6 小结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2）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城市规划的相关研究 |
| 二、近现代城市史相关研究 |
| 三、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资料介绍及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资料介绍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地理基础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西安的地理环境特征 |
| 一、地理位置 |
| 二、地貌特征 |
| 三、气候特征 |
| 四、河流与水文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背景 |
| 一、古代西安的城市建设和规划 |
| 二、西安城市近代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规划的萌芽(1912-1932年)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革 |
| 一、晚清时期西安城市格局概况(1840-1911年) |
| 二、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的初步发展(1912-1926年) |
| 三、国民政府初期西安城市格局发展演变(1927-1931年)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规划的萌芽 |
| 一、《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 |
| 二、《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中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1932-1945年) |
| 第一节 民国中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发展概况 |
| 一、民间之拟议 |
| 二、官方之擘划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安第一部现代都市规划——《西京规划》 |
| 一、《西京规划》出台的背景 |
| 二、《西京规划》的出台过程 |
| 三、《西京规划》的主要内容 |
| 四、《西京规划》的规划者群体 |
| 五、《西京规划》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1945-1949年) |
| 第一节 民国后期西安城市规划的提出 |
| 一、民国后期西安城市发展的现状 |
| 二、战后西安城市规划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战后西安城市规划——《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 |
| 一、《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 |
| 二、规划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当代西安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概况 |
| 一、建国初期西安城市建设的逐步恢复 |
| 二、建国初期三部都市计划的制定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的制定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编制的背景 |
| 二、规划的内容 |
| 三、规划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西安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出台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出台的背景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出台的过程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分析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主要内容 |
| 二、规划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当代西安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出台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出台的背景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出台的过程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分析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主要内容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当代西安第四轮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出台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出台的背景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出台的过程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分析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主要内容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比较视野下的西安城市规划研究(1912-2020年)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西安历次城市规划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当代西安历次城市规划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西安与国内其他城市之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 |
| 二、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演变 |
| 三、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 |
| 四、关于西安城市规划的一些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资料选辑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进路 |
| 第一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内部观察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问题缘起 |
| 一、政策试点的方法论传统与具体实践 |
| 二、政策试点在司法改革领域的延伸运用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 |
| 一、探索型法制催生了试点改革路径 |
| 二、政策优位于法律的法制过渡性选择 |
| 三、司法的受制性强化了司法改革的试错色彩 |
| 四、司法改革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加剧改革的试验步伐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发展阶段 |
| 一、试点改革的低度活跃期: 1978—2002 |
| 二、试点改革的中度活跃期: 2003-2012 |
| 三、试点改革的高度活跃期: 2013-至今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性质 |
| 一、试点改革的总体特征 |
| 二、试点改革的形式特征 |
| 三、试点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立场 |
| 一、试点改革的基本限度 |
| 二、试点改革的路径意义 |
| 第二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外部考量与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政治考量: 服从渐进政治改革 |
| 一、西方渐进政治的决策模式 |
| 二、我国渐进政治的发展及改革目标 |
| 三、渐进政治改革下的司法试点改革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制度考量: 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
| 一、制度变迁的局部性与渐进性 |
| 二、制度变迁的成本计算 |
| 三、通过试点降低司法制度变迁成本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理性支撑: 批判理性与实践不及 |
| 一、批判理性: 否定唯理主义与虚无理性 |
| 二、实践不及: 质疑计划思维 |
| 三、理性论对司法试点改革的启示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知识依据: 知识的分工与调试 |
| 一、知识的存在状态: 无知与分立 |
| 二、知识的获取方式: 默会知识的实践性 |
| 三、知识的进化过程: 试错与调试 |
| 四、知识论对司法改革试点的启示 |
| 第三章 试点改革的运行概貌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行动框架 |
| 一、前期准备阶段 |
| 二、先行先试阶段 |
| 三、扩点总结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规范类型 |
| 一、两类重要主体的规范梳理 |
| 二、原则性规范 |
| 三、指导性规范 |
| 四、执行性规范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项目配置 |
| 一、尚未推进项目和难以推进项目 |
| 二、外源性应激项目与内源性需求项目 |
| 三、试点项目立法吸收的整体成效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空间分布 |
| 一、总体试点的地区分布 |
| 二、单项试点的地区分布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目标体系 |
| 一、纵向上的政策目标体系：总体目标VS框架目标VS任务目标 |
| 二、横向上的政策目标群：单一型VS复合型 |
| 三.政策目标分级对试点改革实效的影响 |
| 第四章 基于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政策型试点改革 |
| 第一节 司法权的属性判断: 中央事权的基本主张 |
| 一、中央事权的判断标准与具体内容 |
| 二、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规范表达与正当理据 |
| 第二节 中央事权的行动逻辑: 基于委托一代理关系的试点改革 |
| 一、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基本构成要件 |
| 二、委托一代理关系在试点改革的情境演化 |
| 第三节 委托一代理关系的特殊运作机制 |
| 一、解决改革主体内部组织关系的小组机制 |
| 二、解决试点单位与非试点单位关系的示范机制 |
| 三、解决技术管理与信息反馈关系的指标机制 |
| 四、解决内部与外部制度扩点的传导机制 |
| 第四节 司法权为中央事权对试点改革的政策型导向与表征 |
| 一、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组织目标 |
| 二、以政策反应的主动性作为其行动进路 |
| 三、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目标 |
| 第五章 当代政策型试点改革的问题诊断 |
| 第一节 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 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 |
| 一、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的体系关系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现存问题 |
| 第二节 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过度依赖顶层设计 |
| 一、计划作为顶层政策推动的主要调整手段 |
| 二、固化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
| 三、强制型与供给主导型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 |
| 第三节 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 路径依赖与试点异化 |
| 一、地方改革缺乏自我激励的成长 |
| 二、强化地方路径依赖与制度同化的效应 |
| 三、引发技术指标恶性竞争的机会主义与效果导向主义 |
| 四、衍生地方司法机关的应声虫行为 |
| 第四节 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 空间的压缩与垄断 |
| 一、社会主体参与试点改革的空间极为有限 |
| 二、社会主体的参与身份和地域具有高度垄断性 |
| 第六章 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二阶修正 |
| 第一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技术进阶: 实验治理 |
| 一、治理技术的革新: 作为新兴治理范式的实验治理 |
| 二、实验治理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精进: 异质关系与决策开放 |
| 三、实验治理在中国司法试点改革样本: 本土化实践与不足 |
| 第二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制度规范: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的理论渊源: 法理型支配的法治特性 |
| 二、法理型支配与司法试点改革的历史关联:解构与重构 |
| 三、法理型支配对司法改革的当代重塑: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第三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鼎故革新: 匡正与耦合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匡正 |
| 二、法理型试点改革与实验治理的二象耦合 |
| 第四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主体梯度: 国家—地方—社会的三重建构 |
| 一、主体构造的前提: 国家、地方与社会的关系再定位 |
| 二、主体构造的核心: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与分类 |
| 三、主体构造的具象: 参与主体的阶梯层次 |
| 第五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决策优化: 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的区分 |
| 一、直接决策法律拰制化的现实国情: 改革于法有据 |
| 二、法律推制化的现实途径: 授权改革的法定化 |
| 三、边际决策的自主协商化 |
| 第六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体系深化: 综合配套改革的功能定位 |
| 一、综合配套改革对主体改革的四种功能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改进方向: 突出核心功能 |
| 第七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机制保障 |
| 一、学习型的制度推广机制 |
| 二、实质诊断的评估机制 |
| 三、问责性的督查机制 |
| 四、科学性的预测机制 |
| 五、合理的权限分配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相关研究 |
| 2、海外与港台地区相关研究 |
| 3、研究综评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文献研究法 |
| 2、历史分析法 |
| 3、理论研究法 |
| 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产生的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初步探索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 |
| (三)中共选择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各种因素 |
| 1、理论来源 |
| 2、历史基础 |
| 3、现实依据 |
| 三、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
| (一)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初步实践 |
| 1、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的社会状况和现实考量 |
| 2、广东省民主建政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措施 |
| (二)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建立 |
| 1、广东省对市、县代会的部署 |
| 2、广东省各地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三)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化实践 |
| 1、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
| 2、广东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
| 四、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构成及组织结构 |
| (一)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构成 |
| 1、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和构成 |
| 2、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变动情况考察 |
| 3、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参与心态 |
| (二)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结构及主要运作 |
| 1、开会期间机构设置及主要运作 |
| 2、休会期间机构设置及主要运作 |
| 五、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与运作情况 |
| (一)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职权及履行情况 |
| 1、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职权 |
| 2、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履行情况 |
| (二)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成立及运作情况 |
| 1、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成立 |
| 2、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
| (三)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情况 |
| 1、提案的搜集与审查 |
| 2、提案的类型 |
| 3、提案的具体落实情况 |
| 六、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 |
| (一)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作用 |
| 1、提高了人民的民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加快了民主建政的过程 |
| 2、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协助人民政府,促进了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 |
| 3、有利于团结各阶层人民,巩固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
| 4、奠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 |
| (二)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实践中的不足 |
| (三)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一、中国执政党治国理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三、中国基层矛盾治理需求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概述 |
| 一、风险社会研究 |
| 二、基层矛盾治理 |
| 三、基层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式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厘定 |
| 第一节 风险社会理论 |
| 一、社会风险演变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理论 |
| 一、治理的基本内涵 |
| 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
| 三、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厘定 |
| 一、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
| 二、基层与基层矛盾 |
| 三、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 |
| 第三章 风险形式：基层矛盾表现特征 |
| 第一节 矛盾纠纷的基本类型 |
| 一、从矛盾性质划分 |
| 二、从所涉主体划分 |
| 三、从人员规模划分 |
| 四、从适用法律划分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的宏观表征 |
| 一、在数量上：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 |
| 二、在走向上：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 |
| 三、在主体上：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 |
| 四、在形态上：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 |
| 五、在强度上：矛盾张力扩大,社会燃点降低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的多发领域 |
| 一、涉农纠纷量大面广 |
| 二、涉土涉房矛盾对抗激烈 |
| 三、劳资纠纷高发多发 |
| 四、医患纠纷日渐严峻 |
| 五、金融纠纷破坏力强 |
| 六、环境纠纷成为焦点 |
| 七、群体纠纷组织化明显 |
| 第四章 风险来源：基层矛盾源头归因 |
| 第一节 经济转型：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 |
| 一、粗放型增长 |
| 二、城市化失序 |
| 三、房地产泡沫 |
| 第二节 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 |
| 一、个体分化 |
| 二、群体分化 |
| 三、阶层分化 |
| 第三节 执政效率：政府结构膨胀与服务管理缺失 |
| 一、政府结构臃肿膨化 |
| 二、决策管理时有失控 |
| 三、基本公共服务滞后 |
| 四、维稳模式呆板僵化 |
| 第四节 司法实践：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 |
| 一、地方立法滞后 |
| 二、司法公正有失 |
| 三、基层法治薄弱 |
| 四、法治文化缺失 |
| 第五节 教育文化：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 |
| 一、教育扭曲失范 |
| 二、主体文化受侵 |
| 三、精神信仰丧失 |
| 第六节 基层党建：组织建设弱化与先锋作用淡化 |
| 一、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弱化 |
| 二、基层党的领导干部蜕化 |
| 三、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淡化 |
| 第五章 风险调控：基层矛盾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制度化路径：行政主导 |
| 一、着重顶层设计,强化制度牵引 |
| 二、落实主体责任,健全体制机制 |
| 三、构建联调机制,打造综治平台 |
| 四、改革信访机制,畅通诉求渠道 |
| 第二节 社会化路径：人民调解 |
| 一、坚定发展方向 |
| 二、拓展职责内涵 |
| 三、创新组织机制 |
| 第三节 法治化路径：诉前联调 |
| 一、诉前联调的出台背景 |
| 二、诉前联调的基本内涵 |
| 三、诉前联调的运行机制 |
| 四、诉前联调的司法效率 |
| 第四节 复合化路径：多元衔接 |
| 一、历史与现实：多元解纷机制价值判断 |
| 二、主体与特性：多元解纷方式辨析 |
| 三、定位与选择：多元解纷方式的关系 |
| 四、探索与困惑：来自广东的实践经验 |
| 五、讨论与结论：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 |
| 第六章 风险治理：基层矛盾治理创新 |
| 第一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 |
| 一、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 二、践行“依法治理”的执政观 |
| 三、推进“利民便民”的服务观 |
| 第二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 |
| 一、党委政府领导：担当主体责任 |
| 二、国家治权主导：发挥职能作用 |
| 三、社会组织担当：激发自治活力 |
| 四、公民广泛参与：加快全民普法 |
| 第三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机制 |
| 一、镇街中心是支撑 |
| 二、村(居)工作站是基础 |
| 三、县级中心是龙头 |
| 第四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 |
| 一、指挥协调扁平化 |
|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 |
| 三、治理手段信息化 |
| 四、治理方式多样化 |
| 第五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 |
| 一、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
| 二、实施综治政策工具 |
| 三、建立考评问责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6）生态学视野下的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研究 ——以张家港市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论文结构及主要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县级政府 |
| 二、县办高等教育 |
| 三、政府高等教育职能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生态学原理 |
| 二、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生境适应：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产生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
| 一、高等教育的生态因子 |
| 二、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架构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产生 |
| 一、县办高等教育的发端 |
| 二、县办高等教育的生态位 |
| 三、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特性 |
| 第三章 协同进化：县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能的变迁 |
| 第一节 张家港市高等教育发展回顾 |
| 一、张家港市高等教育的变迁 |
| 二、张家港市高等教育的成效 |
| 三、张家港市高等教育的创新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职能变迁 |
| 一、县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角色变化 |
| 二、县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职能变化 |
| 第四章 生态失衡：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履行中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县办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县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应然状态 |
| 二、县办高等教育的外源性问题 |
| 三、县办高等教育的内源性问题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履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履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二、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履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
| 第五章 和谐共生：县级政府改进高等教育职能履行的对策 |
| 第一节 县办高等教育发展展望 |
| 一、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
| 二、后发型县办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
| 第二节 治理：县级政府改进高等教育职能履行的路径 |
| 一、从单向管理到多元治理 |
| 二、多元主体的契约治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建筑教育本体研究 |
| 1.2.2 建筑教育发展历程 |
| 1.3 研究范围 |
| 1.3.1 本课题研究的空间范围---华南地区 |
| 1.3.2 研究的客体对象范围---华南理工大学 |
| 1.3.3 研究的时间范围---（1932 年-1966 年） |
| 1.4 华南建筑教育研究现状 |
| 1.4.1 相关着作及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 |
| 1.4.2 期刊文章研究 |
| 1.4.3 其他研究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与架构 |
| 1.7 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
| 1.8 研究价值 |
| 1.9 研究成果 |
| 1.10 研究创新之处 |
| 1.10.1 研究对象的创新 |
| 1.10.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1.10.3 研究成果的创新 |
| 1.11 文章结构 |
| 1.12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外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2.1 学院派 |
| 2.1.1 布杂学院（巴黎美术学院） |
| 2.1.2 宾夕法尼亚建筑学系 |
| 2.1.3 苏联的学院派建筑教育 |
| 2.2 现代主义设计教育 |
| 2.2.1 德意志制造联盟 (Deutscher Werkbund) |
| 2.2.2 包豪斯 |
| 2.3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
| 2.4 TEAM X-反思国际现代主义建筑 |
| 2.5 日本早期的现代建筑教育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3.1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 |
| 3.2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
| 3.3 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开设建筑课程 |
| 3.4 中华民国教育部大学令 |
| 3.5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 |
| 3.6 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7 东北大学建筑系 |
| 3.8 勷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 |
| 3.9 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筑系 |
| 3.10 国立重庆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11 私立之江大学建筑系 |
| 3.12 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
| 3.13 香港早期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 3.14 解放后的中国建筑院校早期“老八校” |
| 3.14.1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3.14.2 同济大学建筑学系 |
| 3.14.3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
| 3.14.4 天津大学建筑系 |
| 3.14.5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 |
| 3.14.6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7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8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
| 3.1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华南建筑教育创立与探索时期 |
| 4.1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学系（1932-1933） |
| 4.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1.2 教学体系 |
| 4.1.2.1 教学思想 |
| 4.1.2.2 教学计划 |
| 4.1.2.3 师资情况 |
| 4.1.2.4 学生情况 |
| 4.1.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1.3.1 开启华南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4.1.3.2 广东全省教育展览会 |
| 4.2 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1933-1938） |
| 4.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2.2 教学体系 |
| 4.2.2.1 教学思想 |
| 4.2.2.2 教学计划 |
| 4.2.2.3 教材建设 |
| 4.2.2.4 教学方法 |
| 4.2.2.5 教学条件 |
| 4.2.2.6 师资情况 |
| 4.2.2.7 学生情况 |
| 4.2.3 学术科学研究 |
| 4.2.3.1 科研论文与着作 |
| 4.2.3.2 教授演讲 |
| 4.2.3.3 对外交流 |
| 4.2.4 建筑工程实践 |
| 4.2.4.1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校园建筑设计 |
| 4.2.4.2 勷勤大学石榴岗校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
| 4.2.4.3 其他建筑实践 |
| 4.3 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抗战时期（1938-1945） |
| 4.3.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3.2 教学体系 |
| 4.3.2.1 教学思想 |
| 4.3.2.2 教学计划与教材建设 |
| 4.3.2.3 教学方法 |
| 4.3.2.4 师资情况 |
| 4.3.2.5 学生情况 |
| 4.3.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3.3.1 举办展览 |
| 4.3.3.2 中英文论文竞赛 |
| 4.3.4 建筑工程实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华南建筑教育定位与起步时期 |
| 5.1 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广州复课（1945-1952） |
| 5.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1.2 教学体系 |
| 5.1.2.1 教学思想 |
| 5.1.2.2 教学计划 |
| 5.1.2.3 教材建设 |
| 5.1.2.4 教学方法 |
| 5.1.2.5 教学设施建设 |
| 5.1.2.6 师资情况 |
| 5.1.2.7 学生情况 |
| 5.1.3 学术科学研究 |
| 5.1.3.1 论文着作 |
| 5.1.3.2 举办、参与展览 |
| 5.1.3.3 访问交流 |
| 5.1.4 建筑工程实践 |
| 5.1.4.1 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 |
| 5.1.4.2 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工学院图书馆） |
| 5.2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建筑学系）（1952-1966） |
| 5.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2.2 教学体系 |
| 5.2.2.1 教学思想 |
| 5.2.2.2 教学计划 |
| 5.2.2.3 教材建设 |
| 5.2.2.4 教学方法 |
| 5.2.2.5 师资情况 |
| 5.2.2.6 学生情况 |
| 5.2.3 学术科学研究 |
| 5.2.3.1 科研机构 |
| 5.2.3.2 展览会 |
| 5.2.3.3 调查测绘 |
| 5.2.3.4 民居调查与研究 |
| 5.2.3.5 举办校内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 |
| 5.2.3.6 科学报告会 |
| 5.2.3.7 学术论文与着作 |
| 5.2.3.8 设计竞赛 |
| 5.2.3.9 对外学术互访和交流 |
| 5.2.4 建筑工程实践 |
| 5.2.4.1 生产实践的机构 |
| 5.2.4.2 人民公社规划与建筑设计 |
| 5.2.4.3 典型工程实践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成就和特色 |
| (一) “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华南建筑教育理念 |
| (二) 教学成就与特色 |
| （1）创立华南地区第一个大学级别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 |
| （2）建立起以“全面型”建筑人才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标准 |
| （3）建立了注重基础训练、重视建造技术、知识结构完备的课程体系 |
| （4）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的建筑专业人才 |
| （5）为华南建筑教育的后续发展积蓄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
| (三) 学术研究成就与特色 |
| （1）开启了华南建筑教育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2）树立了注重调查，理性分析的学术研究传统 |
| （3）确立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学术研究方向 |
| （4）取得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建筑降温措施研究的丰硕成果 |
| (四) 建筑实践成就与特色 |
| （1）坚持功能实用、合理经济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 |
| （2）广泛运用适应华南地区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降温措施 |
| (五) 建立起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 二、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文化特质 |
| (一)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呈现的开放多样性 |
| （1）师资的开放性 |
| （2）对外交流的开放性 |
| （3）学科建设的多样性、全面性 |
| (二)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包容并蓄性 |
| （1）教学思想的包容性 |
| （2）教学内容的兼容性 |
| (三)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务实性 |
| （1）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的务实性 |
| （2）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敏锐性 |
| (四) 华南建筑教育的锐意创新性 |
| （1）“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 |
| （2）基于地域特色的学术科研创新性研究 |
| 三、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教育历史沿革 |
| 附录.2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大事记 |
| 附录.3 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谭天宋生平 |
| 附录.4 调研访谈录 |
| 附 4.1 金振声访谈 |
| 附 4.2 陆元鼎、魏彦钧访谈 |
| 附 4.2.1 第一次访谈 |
| 附 4.2.2 第二次访谈 |
| 附 4.3 何镜堂访谈 |
| 附 4.4 蔡德道访谈 |
| 附 4.5 邓其生访谈 |
| 附录.5 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之历届系主任、院长 |
| 附录.6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之历届毕业生名单 |
| 附录.7 教师担任历界中国建筑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名单（1993 年以前）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1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相关概念厘清 |
| 1.6.1 国家 |
| 1.6.2 社会 |
| 1.6.3 政府 |
| 1.6.4 社会组织 |
| 1.6.5 样态 |
| 第二章 经典创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缔造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1.1 重构市民社会理论 |
| 2.1.2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 |
| 2.1.3 国家复归社会思想 |
| 2.2 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 |
| 2.2.1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论 |
| 2.2.2 劳动者享有管理社会的最高权力 |
| 2.2.3 最大限度地改善工人和农民生活 |
| 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之启示 |
| 2.3.1 着力倡导推进公民社会有序建构 |
| 2.3.2 社会事务管理的人民主体性原则 |
| 2.3.3 国家权力向社会本体的回复归位 |
| 第三章 理论承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接力探索 |
| 3.1 毛泽东的民权民本观 |
| 3.1.1 权力属于、源于并造福于人民的思想 |
| 3.1.2 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
| 3.1.3 关心群众疾苦攸关政权之存亡的观点 |
| 3.2 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 |
| 3.2.1 对于群众团体正确引导而不包办的思想 |
| 3.2.2 权力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服务的思想 |
| 3.2.3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 |
| 3.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政党、国家、社会理论 |
| 3.3.1 紧跟时代潮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3.3.2 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
| 3.3.3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
| 3.4 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的新探索 |
| 3.4.1 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 3.4.2 社会管理上务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
| 3.4.3 完善协同参与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 |
| 第四章 样态呈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显示 |
| 4.1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中国实践平台的现实观照 |
| 4.1.1 体制改革深水区探索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推进器” |
| 4.1.2 中产阶层的渐趋壮大促进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形化” |
| 4.1.3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 |
| 4.2 广东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
| 4.2.1 广东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
| 4.2.2 广东社会组织业务分类 |
| 4.2.3 广东社会组织功能初显 |
| 4.3 广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问题的实证分析 |
| 4.3.1 调研方法设计与实施 |
| 4.3.2 问题实证分析与检验 |
| 4.3.2.1 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分析 |
| 4.3.2.2 x~2检验原理与应用 |
| 第五章 样态检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力场博弈 |
| 5.1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观 |
| 5.2 支持与促进：合作关系的驱动力分析 |
| 5.2.1 治理政府失灵：社会组织的矫正力 |
| 5.2.2 体制改革助动：合作关系的催生力 |
| 5.2.3 构建服务型政府：合作关系的回应力 |
| 5.2.4 增进公共利益：合作关系生成的契合力 |
| 5.3 支离与限制：合作关系的阻滞力分析 |
| 5.3.1 阻滞力之一：互信关系远未建立起来 |
| 5.3.2 阻滞力之二：“总体性社会”格局难破解 |
| 5.3.3 阻滞力之三：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危机 |
| 5.3.4 阻滞力之四：社会组织建构的多重约束 |
| 5.3.5 阻滞力之五：几大现实难题亟待破解 |
| 第六章 样态趋势：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实现的路径勘察 |
| 6.1 路径开凿：遵循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 |
| 6.2 合作关系实现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 |
| 6.2.1 转变政府管理思路，变“防范”为“规范” |
| 6.2.2 扬弃双重管理体制，创设备案登记制度 |
| 6.2.3 破解社会组织困局，政府亟需管理智慧 |
| 6.2.4 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构筑五道防线体系 |
| 6.3 合作关系实现的社会组织自身努力 |
| 6.3.1 夯实根基，加强公信力建设 |
| 6.3.2 筑实架构，健全自组织体系 |
| 6.3.3 充实内涵，保持自身独立性 |
| 6.3.4 丰实关系，拓展国际化交往 |
| 结束语 |
| 之一：研究结论 |
| 之二：可能的创新 |
| 之三：未竟问题 |
| 之四：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面向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面向政府行政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
| 附录四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表现及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Contents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其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的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及其评估 |
| 2.1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定义 |
| 2.2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特点 |
| 2.2.1 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整合力 |
| 2.2.2 政策执行力是一个过程力 |
| 2.2.3 政策执行力的难以衡量性 |
| 2.2.4 政策执行力的难以监控性 |
| 2.3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评估 |
| 2.3.1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
| 2.3.2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参照模型 |
| 2.3.3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估分析流程 |
| 第三章 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表现 |
| 3.1 政策执行凝聚力不足 |
| 3.1.1 政策执行长远大局观念分散 |
| 3.1.2 政策执行利益诉求向心力不齐 |
| 3.2 政策执行理解力不足 |
| 3.2.1 错误理解,机械执行 |
| 3.2.2 偏差理解,选择执行 |
| 3.3 政策执行领导力不足 |
| 3.3.1 执行主体知识结构单一,能力素质缺乏 |
| 3.3.2 政策执行领导缺位 |
| 3.4 政策执行组织力不足 |
| 3.4.1 政策执行组织机构不配套 |
| 3.4.2 政策执行缺乏系统性 |
| 3.5 政策执行协调力不足 |
| 3.5.1 政策执行机制一体化落后 |
| 3.5.2 多头管理阻碍政策执行的统一性 |
| 3.6 政策执行控制力不足 |
| 3.6.1 政策执行指标模糊 |
| 3.6.2 自由裁量,随意执行 |
| 3.6.3 政策执行权责不一 |
| 3.7 政策执行监督力不足 |
| 3.7.1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
| 3.7.2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 3.8 政策执行文化力不足 |
| 3.8.1 政策执行理念偏重经济单一化 |
| 3.8.2 政策执行长期发展意识淡化 |
| 3.9 政策执行公信力不足 |
| 3.9.1 政策执行目标兑现不够 |
| 3.9.2 政策执行满意度不高 |
| 3.10 政策执行创新力不足 |
| 3.10.1 政策执行突破改革瓶颈乏力 |
| 3.10.2 政策执行缺漏程序创新 |
| 第四章 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原因 |
| 4.1 政策执行主体落差 |
| 4.1.1 政策执行主体职能不到位 |
| 4.1.2 政策执行主体为了自身利益导致政策执行偏差 |
| 4.2 政策执行机制阻碍 |
| 4.2.1 政策执行宣传参与机制不畅 |
| 4.2.2 政策执行协调机制不统一 |
| 4.2.3 政策执行评估机制不完善 |
| 4.2.4 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 |
| 4.2.5 政策执行责任追究机制不到位 |
| 4.2.6 政策执行利益配置机制失衡 |
| 4.3 政策目标选择偏差 |
| 4.3.1 政策目标缺乏合理性 |
| 4.3.2 政策目标缺乏稳定性 |
| 4.3.3 政策目标涉及范围广 |
| 4.4 政策执行流程不科学 |
| 4.4.1 政策执行递交材料繁多 |
| 4.4.2 政策执行程序过于复杂 |
| 4.5 政策执行方式滞后 |
| 4.5.1 政策执行手段单一 |
| 4.5.2 政策执行方法因循守旧 |
| 4.6 政策目标群体影响 |
| 4.6.1 目标群体组织性不够强 |
| 4.6.2 目标群体利益表达能力弱 |
| 4.6.3 目标群体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
| 4.7 政策执行环境干扰 |
| 4.7.1 宏观政策环境单一 |
| 4.7.2 经济、生态环境阻挠 |
| 4.7.3 文化环境参差不齐 |
| 结语 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全省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聚首顺德（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D]. 葛俊良. 浙江大学, 2020(02)
- [2]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D]. 裴欣.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D]. 廖丽环. 厦门大学, 2019(07)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研究[D]. 方方.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5]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06)
- [6]生态学视野下的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研究 ——以张家港市为个案[D]. 杨健. 苏州大学, 2015(01)
- [7]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8]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D]. 施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
- [9]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D]. 方俊. 华南理工大学, 2013(12)
- [10]珠三角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表现及原因分析[D]. 王建. 广州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