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货币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孟二壮[1]（2021）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商业会议所由地区内工商业者自发组成,是以表达工商业者要求、维护成员共同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民间经济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制度。日本国内的商业会议所设立于明治维新之后,1928年后改称商工会议所。在日本政府指导和资助下,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奉天率先设立日本商业会所,之后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维护日本工商业者利益的经济组织,同时是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对于协助日本政府在东北经济扩张,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商权,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以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出版的《月报》《事务报告》等资料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相关档案,着重分析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管理与经营,商业会议所的主要活动及情报调查等内容,尤其在近代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时期,对日本商业会议所在九一八事变等事件中的态度、战争表现等方面进行考察,尝试厘清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性质。日俄战争后,在东北地区开埠通商、日本势力在东北扩张渗透以及东北地区形成日本人社会等背景下,日本开始在东北设立商业会议所。从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时间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日俄战争后,奉天、安东日本商业会议所率先设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规模扩大、数量增加,日本在东北增设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铁岭日本商业会议所;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深入扩张,吉林、齐齐哈尔、鞍山、锦州、海拉尔、图们、牡丹江日本商工会议所相继设立。历次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都是商业会议所发展的重要时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深入到东北各个地区,总数量达到15个。从设立区域来看,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步调一致,并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与中国关内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情况相比,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间早,且较为集中。各商业会议所间也建立起紧密的网络关系,并组成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商业会议所也成为日本管理和经营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通过对商业会议所的管理及经营进行考察能够看出,第一,从依据法令上看,由于日本在东北的行政机关分立,导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并不统一,商业会议所最初在运行上时常面临会员人数不足、经费短缺的困境。一战后,日本政府对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进行改革,并为商业会议所提供补助金,解决了商业会议所经费不足的问题,并扩大了会员的规模,强化了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领导。第二,从事务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来看,商业会议所有着完备的管理机制,作为连接日本政府与工商业者的重要机构,商业会议所有实力配合日本在东北推行各项政策。在人事构成上商业会议所的领导阶层被大企业商人、政商议员把持,作为商业会议所顾问人员的特别议员皆为日本政府人员,大量中小工商业者会员并不占领导地位。第三,商业会议所名义上为民间经济组织,但商业会议所受日本政府的资助,其决策和行动受日本政府的监督和指导、总领事馆为商业会议所事实上的领导机关,商业会议所真正代表地区工商业者利益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商业会议所的“民间性”并不纯粹。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日本工商业者的名义回应日本政府有关工商业问题的咨询,并向日本政府开展陈情请愿活动,努力维护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的利益及保持商业活动的安定化,不断扩大日本经济在东北的强势地位。二是,作为日本工商业者的代表机构,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以维护工商业者利益为宗旨,在协调和仲裁商工纠纷,救济日本工商业者等方面展开的活动。三是,当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步伐遭遇阻碍以及日本工商业者经营面临困境时,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通过向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日本领事、关东军长官等政要积极开展请愿运动,敦促日本政府以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手段解决东北地区日本商人的经济问题。四是,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军事参与,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积极参与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伪满洲国建立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立即着手日“满”经济振兴,维护战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权益,竭力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服务。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同时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调查机关,其调查活动构成了日本情报网络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从日俄战争后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十余年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日本制定对华经济侵略政策的重要情报提供者和直接参与者。商业会议所对华积极展开情报调查,编纂了数量庞大的经济情报资料。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不但无偿或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日本工商业者使用,能够为日本工商业者及企业提供贸易信息,对贸易和生产进行调整,使日本工商业者和企业在贸易扩张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且还作为经济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回日本国内,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扩张、侵华政策提供了情报支持。总的来说,商业会议所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业者的经济组织,在维护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共同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作为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是在日本政府的指导和资助下设立,带有强烈依存日本政府的特征,同时有着较强的排外性和侵略性。其实际活动始终在日本对华政策下进行,呈现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政策当中,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国主义合流,成为参与和配合关东军行动的重要民间势力。最终,在日本所谓“日满经济紧密化”的号召下,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被改组为伪满洲国管理下统制工商业的行政机构。
仲伟民,邱永志[2]（2020）在《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文中指出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第一次分流发生在16世纪中下叶以降,从货币发行管理权的视角看,中国是"主导权下移",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货币称量银化,以及政府货币发行权动摇、弱化了对核心货币的管理干预能力;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表现为幕府建立了政府主导的金银铜三货制度,有能力多次改铸货币、调节货币流通市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在建立近代货币金融体制的过程中呈现出更明显的分流。中国货币金融制度不但发展迟缓,而且呈现出混乱不堪的局面,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较早且较顺利地建立起近代货币金融制度,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这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也彰显了国家金融能力的传统特质对构建近代金融体制的深层次作用,折射出历史遗产的路径依赖对于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
丁伟航[3]（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陆长荣,覃聃[4]（2020）在《多边决策因素下区域公共产品的供求失衡——基于博弈均衡的东亚货币合作困境解释》文中认为基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针对东亚货币合作困境的传统解释常常忽视、规避个体决策对区域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事实上,东亚各国在货币合作议题上存在显着的动机差异。个体决策者间的议价能力差异使区域货币合作进程呈现出鲜明的寡头主导特征。以本币区域化为载体,货币合作的主导者实质上扮演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本文研究发现,多边决策因素引起的低效博弈均衡使这一产品供求关系陷入天然的结构性失衡。供给者对需求者的"成本转嫁",尤其是供给者间日益加剧的职能空间挤占,严重削弱了多数成员国参与区域货币合作的长期意愿。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早期的单边供给结构,基于"产品异质性"的供给多元化对提升供给者意愿均产生了积极的刺激效应,为改善区域货币合作中的低效博弈均衡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非唯一性"显示,当供给者均重视长期收益、围绕本币优势职能空间推进区域化时,供给者间的多边决策将有助于改善博弈均衡的低效现状,并趋向理论上的最优均衡。从实践来看,基于激发策略的新型"竞合关系"有助于提升中日货币间的竞争效率,这或将为脱离区域货币合作的长期困境提供契机。
王婉锜[5]（2020）在《日本QQE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大经济体均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其中也包括日本。针对日本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以及通货紧缩的情况,日本政府于2010年10月实行综合货币宽松政策（CME）,以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但此举并未有效促进日本经济的回暖。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个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以改善经济情况。其中,美国率先采用大规模资产购买的方式扩大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以补充流动性,这一举措被称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即QE政策。随后欧元区、英国等国家地区也纷纷推出QE政策,旨在修复危机后的经济情况,日本也加入其中。2012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实施更为宽松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引入“价格稳定目标”,即将通货膨胀目标设置为2%,并采用“开放式资产购买措施”（Open-Ended Asset Purchasing Method）。2013年4月,新任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正式将此次资产购买措施定义为“量化和定性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asing）”。QQE政策实施后,日本政府多次对其进行修正。负利率政策（NIRP）以及收益曲线控制政策（YCC）的引入使得日本QQE政策更加贴近本国实际情况,成为独立的、系统的非传统货币政策。2018年7月,日本银行再次将前瞻指引的传导机制引入QQE中,并将QQE的目标期限延长至2020年。因此,QQE的研究有助于分析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日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摩擦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日本也在其中。日本作为中国贸易往来第四大经济体,中美经贸摩擦或会使中日联系紧密。因此,日本政策的制定将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更大的影响。QQE政策在日本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中美经贸摩擦后,日本与中国之间将会有更加紧密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因此对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对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VAR模型研究了日本QQE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以日本基础货币、中国产出缺口值、通货膨胀率缺口值、中日有效汇率以及上证指数为变量,建立VAR（2）模型,分别给日本基础货币一个正的冲击,采用广义脉冲方法得到关于中国宏观指标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并加以分析。研究发现,日本QQE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两个阶段的QQE政策为日本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中国的外部需求;（2）日本QQE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反映在工业企业层面;（3）日本QQE政策提高了日元/人民币汇率,促进日本出口,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贸易状况。因此中国应该更加注重根据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相应措施,以保证自身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陆长荣,崔玉明,王越[6]（2020）在《东亚货币合作困境分析的新视角：货币竞争与货币合作的悖论》文中研究说明为了突破传统分析框架的局限性,着眼于合作参与者的微观诉求,通过对日元单边主导、中日货币双寡头模式的案例考察后发现,东亚货币合作主导者与追随者诉求偏好间的失衡,使区域合作从推进伊始就陷入货币合作与货币竞争间的深层次悖论,最终削减了成员国参与合作进程的意愿与动机。货币竞合悖论成为阻碍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内生性因素。与此同时,在双寡头货币模式逐步确立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形成新型中日货币竞合关系或将成为破解东亚货币合作瓶颈的一个重要契机。
彭思铖[7]（2019）在《周转货币定价与汇率传递 ——基于中日贸易的VAR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汇率传递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分析,理论上更注重的是分析汇率传递是否完全及影响汇率传递是否完全的因素有哪些,而在现有关于汇率传递的实证研究中,通常考虑的是进出口国的名义双边汇率或有效汇率变动对贸易价格的影响程度,全球最主要的定价和结算货币是美元。本文从美元作为周转货币出发,以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单位价值指数为研究对象,分析人民币/日元汇率、人民币/美元汇率以及日元/美元汇率在汇率传递中的影响,并检验美元是否在汇率传递中起到主导作用?本文基于2000年1月至2018年10月的日本财务省编制的进口贸易月度单位价值指数,运用OLS、面板VAR、时间序列VAR分别对总体单位价值指数以及分行业指数来进行分析以及验证,得出以下结论:（1）建立人民币/日元汇率对日本进口单位价值指数传递的OLS方程,发现中日双边汇率对日本进口单位价值指数的传递短期为52%,长期为90%。本文还发现在不同行业中日汇率对日本进口单位价值指数的传递存在差异,化学制品、服装、矿物燃料三个行业传递率较高,长期表现为过度传递;食品、制品、原材料、金属制品传递率相对居中,长期表现为70%-90%;机械设备类传递率偏低,短期为36.6%,长期为54%。（2）基于美元作为周转定价货币,将人民币/日元汇率拆分为人民币/美元汇率、日元/美元汇率,建立人民币/美元汇率、日元/美元汇率对日本进口单位价值指数传递的OLS方程,本文发现人民币/美元汇率仅在原材料行业对日本单位价值指数有传递作用,在其他行业传递均不显着;而日元/美元汇率则在汇率传递中占主导作用,且传递系数与结论（1）的系数十分接近。（3）基于面板和时间序列VAR模型对上述的结论进行验证。总体及分行业的脉冲响应分析及预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日本进口单位价值指数受自身冲击的影响最大,其次美元作为中国与日本贸易的周转货币对日本进口单位价值指数也有显着的影响,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单位价值指数相比人民币/美元来说,对日元/美元的变化更敏感。
王晗[8]（2019）在《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文中提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日本经济是否陷入以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为特征“失去的20年”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经济学界看来,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巨大压力,为逆转经济发展的颓局,必须采取一整套新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安倍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安倍经济学是日本近20年来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改革政策与措施,其对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及其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安倍经济学尤其是其中日本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瞩目。对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认真分析、总结安倍经济学及其相关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总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通过文献综述探讨了既有研究成果对货币政策作用机理、货币政策有效性判别、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与争论,并归纳了学术界对安倍经济学的总体评价。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安倍经济学是什么,对安倍经济学所谓的三支“箭”,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加以分析。“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第三部分,按照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将扩大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和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购买数量,调节短期利率、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调节,压低国债长期利率和稳定企业、金融机构的外汇资金筹措环境等政策划分成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将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划分成规则性货币政策。将安倍经济学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按操作目标的不同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借助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对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加以研究,并利用VAR模型分析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效果。分析了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并未解决日本低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两大难题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提出了日本货币当局的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这是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首次调整,是一次有实践意义的探索。日本货币当局的多次“追加缓和”,已宣告失败。对于本次的调整,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框架、目标、特征和运行方式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本文分析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日本货币当局实施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背景,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前景。日本货币当局开始实施以长短期国债利率控制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日本货币当局长期实施的以增加基础货币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弊病,未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新政”注重发挥与“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合力作用。说明日本货币当局在回归正常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第五部分,通过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分析,可以清楚的发现,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扩张财政支出和财政重建并行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利用时间序列的平滑转移模型分析日本机动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清楚的发现,政府财政扩张和税收的增长均会抑制内需的增长。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的增长呈现正向关系,而日本是由于政府支出扭曲了资源配置,促使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呈现负向关系。“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本文结合第二章的内容,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将日本的税收体制改革总结为“安倍税收学”,重点分析了日本消费税的上涨、个人所得税征收额的降低和日本法人税的下降为核心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影响。最后,分析了“机动的财政政策”与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前期,机动的财政政策主要作为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找到出口,后期,长短期国债利率发生变化,导致民间的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但是,使养老基金减少的风险变小。第六部分,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了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对外贸易额呈现“正U型曲线”的原因以及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负利率政策配合使用对日本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建立VAR模型,分两个阶段,获得了在以增加基础货币数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开始实施到停止实施的期间内,日本基础货币量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和在以长短期国债利率调节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实施的期间内,日本10年期国债基准收益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基于中日“贸易互补指数”以及中国通过对日本的直接投资（FDI）获得该国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额的分析,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相比,对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显得较弱。
周颖德[9]（2019）在《中日产业内贸易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结构由传统的产业间贸易逐步升级为产业内贸易,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提高。中日两国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也推动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日本出口商在中国市场采取了成本加成调整和依市定价等行为来占领市场,同时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中出现了转移定价的现象。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使得中日双边汇率波动对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减小,从而减弱了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本文以国际分工理论和汇率传递理论为基础,就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首先梳理了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归纳出影响汇率传递效应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汇率传递模型,分析产业内贸易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机理和具体影响路径。据此,本文分析了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计算得到中日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并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滚动窗口回归的方法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进行估计,选取1997年1月到2018年9月间人民币对日元双边汇率数据,测算中国从日本进口商品价格中的汇率传递系数。实证结果表明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有显着的影响,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中国从日本进口商品价格中的汇率传递效应,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得进口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下降0.147个百分点。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果提出相关建议,中国应重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中国企业可以采取产品差异化战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采取多样化的措施防范汇率风险。
谈笑[10]（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二、中日货币政策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日货币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及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背景 |
| 一、近代东北开埠通商与外国资本的进入 |
| 二、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渗透 |
| 三、东北地区日本人社会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1907 年-1914 年) |
| 二、一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发展(1915 年-1931 年) |
| 三、伪满政权下东北地区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扩张(1931 年-1937 年) |
| 四、商业会议所的解散与商工公会的出现(1938 年-1945 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管理与经营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的法令依据问题 |
| 一、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 |
| 二、商业会议所社团法人化改革 |
| 三、统一商业会议所法的制定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的管理机制 |
| 一、商业会议所的事务及组织 |
| 二、商业会议所的人员构成 |
| 三、商业会议所的经费来源及用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 |
| 一、保障日本商品在东北市场的贸易优势 |
| 二、与东北市场上的外国资本进行竞争 |
| 三、配合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金融扩张 |
| 四、商业会议所陈情请愿活动的分析——以1907-1937 年的奉天日本商所为例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内部的工商业救济活动 |
| 一、低利息贷款融资请愿运动 |
| 二、撤销满铁消费组合运动 |
| 第三节 经济冲突的政治化活动 |
| 一、商业会议所与“奉天票”问题 |
| 二、“非法征税”和抵制日货运动 |
| 第四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事行动 |
| 一、商业会议所对日本侵华的协助与配合 |
| 二、商业会议所对九一八事变的助力 |
| 三、协助日本政府建立伪满洲国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官民一体”的情报网络系统 |
| 一、日本经济情报网络系统 |
| 二、日本国内外商业会议所间的情报流通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展开 |
| 一、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经费 |
| 二、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收集方式 |
| 三、商业会议所的委托调查 |
| 四、商业会议所调查内容及刊行物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价值及影响 |
| 一、对日本情报网络的系统的补充 |
| 二、为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提供情报支持 |
| 三、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与日本对华侵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特性 |
| 第一节 工商业企业与市场之间:商业会议所的经济特性 |
| 一、商业会议所与政府经济政策的推行 |
| 二、商业会议所与维护日本商利 |
| 三、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的管理 |
| 第二节 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半官半民”的商业会议所 |
| 一、强烈依存政府的特征 |
| 二、日本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指导和监督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与侵略性 |
| 一、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 |
| 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商业会议所 |
| 三、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的商业会议所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货币主导权的下移与上移 |
| (一)中国:制度管理的下移 |
| (二)日本:制度管理的上移 |
| 二、流通干预能力的差异 |
| (一)中国货币干预能力趋弱 |
| (二)日本货币干预能力增强 |
| 第一,对于矿山和对外贸易的有效统辖和管理。 |
| 第二,通过货币改铸应对经济变动。 |
| 第三,白银的铸币化也体现了德川幕府对于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 |
| 三、近代化转型时期的再分流 |
| (一)中国:从货币主导权下移到货币主权沦丧 |
| (二)日本:从货币主导权上移到货币金融制度的近代化 |
| 结 语 |
（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4）多边决策因素下区域公共产品的供求失衡——基于博弈均衡的东亚货币合作困境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多边决策下的公共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 |
|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多边决策因素 |
| （二）货币区域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实质 |
| （三）决策者间博弈与供求结构性失衡 |
| 三、单边主导下的供求失衡：公私决策冲突与利益不可调和 |
| （一）供给者与需求者间的多边决策冲突 |
| （二）单边供给结构下的供求利益悖论 |
| 四、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多元化的形成 |
| 五、供给多元化趋势下供求失衡的改善与制约 |
| （一）供给多元化对供求失衡改善的积极效应 |
| （二）基于产品异质性的博弈均衡分析 |
| 1. 货币国际化进程的不同职能侧重 |
| 2. 多边供给结构的低效博弈均衡 |
| （三）供求失衡的现实困境：供给者间的低效博弈均衡 |
| 六、低效博弈均衡优化与公共产品供求均衡方案 |
| （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动态策略选择 |
| （二）“竞合主义”下的博弈均衡优化方案 |
| 七、结论 |
（5）日本QQE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文献综述 |
| 0.2.1 国外的研究 |
| 0.2.2 国内的研究 |
| 0.3 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0.3.1 主要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主要贡献和不足之处 |
| 1.货币政策跨国溢出分析的理论基础 |
| 1.1 主流研究范式 |
| 1.1.1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 1.1.2 多恩布什对模型的拓展 |
| 1.1.3 新凯恩斯学派的分析框架 |
| 1.2 货币政策跨国溢出渠道 |
| 1.2.1 利率渠道 |
| 1.2.2 预期渠道 |
| 1.2.3 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 |
| 1.3 非传统货币政策跨国溢出效应假说 |
| 2.日本QQE政策实施期间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动趋势 |
| 2.1 日本QQE政策的主要内容 |
| 2.1.1 无限期开放式QQE:2013.4-2016.1 |
| 2.1.2 NIRP和 QQE并行:2016.1-2016.9 |
| 2.1.3 YCC和 QQE并行:2016.9-至今 |
| 2.2 2013年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 |
| 2.2.1 无限期开放式QQE:2013.4-2016.1 |
| 2.2.2 2016.1-2016.9:NIRP和 QQE并行;2016.9-至今:YCC和 QQE并行 |
| 3 日本QQE政策跨国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3.1 模型设定 |
| 3.2 数据选取 |
| 3.3 计量分析 |
| 3.3.1 稳定性检验 |
| 3.3.2 建立VAR模型 |
| 3.4 实证结果 |
|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4.1 结论 |
| 4.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东亚货币合作困境分析的新视角：货币竞争与货币合作的悖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最优货币区框架下的“规范性解释”及其质疑 |
| 三、主导者与追随者诉求偏好下的货币竞合悖论 |
| （一）货币竞争、货币替代与货币国际化 |
| （二）主导者与追随者间的货币竞争与“成本补偿” |
| （三）国际合作理念下的东亚货币合作框架 |
| 四、日元“再国际化”主导下单边利益与共同诉求的冲突 |
| （一）区域合作框架下的日元“货币替代”战略目标 |
| （二）区域公共诉求与主导者的“替代成本”补偿 |
| 1. 维护区域金融体系稳定是各国的共同诉求 |
| 2.“替代成本”补偿机制及其有限效果 |
| （三）日元“再国际化”主导下主导者与追随者间的诉求冲突 |
| 五、区域合作框架下日元与人民币的双寡头竞争 |
| （一）人民币国际化诉求与强势推进 |
| （二）区域货币体系日元与人民币的“此消彼长” |
| （三）日元与人民币双寡头垄断竞争格局下的悖论 |
| 1. 基于差异性Hotelling的日元——人民币双寡头竞争模型 |
| 2. 区域货币职能空间中的“互相挤占”效应 |
| （四）中日货币竞争与低效的“成本补偿” |
| 六、结论 |
（7）周转货币定价与汇率传递 ——基于中日贸易的VAR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关于定价货币和汇率传递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关于定价货币和汇率传递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 |
| 第一节 最优定价货币选择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基于汇率传递的实证模型 |
| 第四章 基于周转货币定价与汇率传递的静态分析 |
| 第一节 变量选取及来源说明 |
| 第二节 人民币/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进口价格指数的总体回归和分行业回归分析 |
| 第三节 人民币/美元汇率、日元/美元汇率对日本进口价格指数的总体及分行业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人民币升值、贬值期间汇率变动对日本进口价格指数的传递 |
| 第五章 基于周转货币定价与汇率传递的动态分析 |
| 第一节 总体行业的面板VAR实证分析 |
| 一、基于误差修正模型(ECM)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
| 二、PVAR模型估计 |
| 三、P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
| 四、基于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
| 五、基于PVAR模型的预测方差分解 |
| 第二节 基于分行业VAR的实证研究 |
| 一、VAR模型的建立及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 |
| 二、基于VAR模型分行业的脉冲响应图 |
| 三、基于VAR模型分行业的预测方差分解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与本文相关的货币政策文献梳理 |
| 1.2.2 关于安倍经济学及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 1.3 结构安排及分析方法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2章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
| 2.1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 |
| 2.2 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2.3 机动的财政政策 |
| 2.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 |
| 2.3.2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收入——安倍税收学的主要内容 |
| 2.4 经济成长战略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基于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视角 |
| 3.1 日本银行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
| 3.1.1 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 |
| 3.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分类 |
| 3.2 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研究——基于WALSH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分析 |
| 3.2.1 模型设计 |
| 3.2.2 模型假设 |
| 3.2.3 变量选择 |
| 3.2.4 模型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内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研究 |
| 3.4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分析 |
| 3.4.1 2014 年和2018 年日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及其原因 |
| 3.4.2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低迷 |
| 3.4.3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原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 |
| 4.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背景 |
| 4.1.1 货币数量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 |
| 4.1.2 日元贬值的目标难以实现 |
| 4.1.3 “负利率政策”的导入导致银行经营困难 |
| 4.1.4 日本银行的“单兵作战”陷入困境 |
| 4.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 |
| 4.2.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 |
| 4.2.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特征 |
| 4.3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 |
| 4.3.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 |
| 4.3.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
| 4.3.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前景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安倍经济学机动的财政政策及其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及有效性分析 |
| 5.1.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 |
| 5.1.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 5.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分类 |
| 5.3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评价 |
| 5.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的评价 |
| 5.3.2 安倍税收学的评价 |
| 5.4 机动的财政政策与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
| 6.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1.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理论分析 |
| 6.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
| 6.1.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 |
| 6.2.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渠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中日产业内贸易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汇率传递效应的理论研究综述 |
| 1.3.2 关于产业内贸易对汇率传递效应影响的研究综述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汇率传递效应相关理论 |
| 2.1.1 汇率传递效应的内涵 |
| 2.1.2 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 产业内贸易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内部国际分工理论 |
| 2.2.2 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机制 |
| 2.2.3 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算 |
| 3 产业内贸易影响汇率传递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汇率传递系数的决定 |
| 3.2 产业内贸易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2.1 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汇率传递模型 |
| 3.2.2 基于模型的分析 |
| 3.3 产业内贸易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路径 |
| 3.3.1 调整成本加成比率 |
| 3.3.2 改变贸易结构与国际分工方式 |
| 3.3.3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转移定价 |
| 4 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
| 4.1 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 |
| 4.2 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算 |
| 4.2.1 测算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方法 |
| 4.2.2 中日两国G-L指数的测算结果 |
| 5 中日汇率传递效应的估计与分析 |
| 5.1 中日汇率传递效应估计的现实背景 |
| 5.2 中日汇率传递系数的估计分析 |
| 5.2.1 模型的选择 |
| 5.2.2 数据来源与变量统计 |
| 5.2.3 短期和长期汇率传递系数的估计与分析 |
| 5.2.4 滚动窗口回归结果 |
| 6 中日产业内贸易对汇率传递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建立与研究假设 |
| 6.1.1 模型建立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变量含义与数据来源 |
| 6.2.1 变量含义 |
| 6.2.2 数据来源 |
| 6.3 模型实证分析 |
| 6.3.1 逐步回归结果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7 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建议 |
| 7.2.1 基于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2 基于企业层面的相关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四、中日货币政策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D]. 孟二壮.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J]. 仲伟民,邱永志.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0)
- [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4]多边决策因素下区域公共产品的供求失衡——基于博弈均衡的东亚货币合作困境解释[J]. 陆长荣,覃聃. 东北亚论坛, 2020(03)
- [5]日本QQE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D]. 王婉锜. 辽宁大学, 2020(01)
- [6]东亚货币合作困境分析的新视角：货币竞争与货币合作的悖论[J]. 陆长荣,崔玉明,王越. 亚太经济, 2020(01)
- [7]周转货币定价与汇率传递 ——基于中日贸易的VAR分析[D]. 彭思铖. 深圳大学, 2019(11)
- [8]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D]. 王晗. 吉林大学, 2019(04)
- [9]中日产业内贸易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研究[D]. 周颖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6)
- [10]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