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1]（2020）在《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经济运行中高杠杆高债务,经济泡沫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虚拟经济”一词频繁的出现人们的视野和学者的研究中,经济中出现了“脱实向虚”和“弃实唯虚”的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引起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央多次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提出金融应服务于供给侧改革,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利润高低决定了资本的流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融自由程度不断提高,虚拟资本得以高速发展。美元脱离金本位后,浮动汇率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虚拟化”。中国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制度改革、技术科技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源教育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加快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周转时间长、回报率低,而虚拟经济中资本的周转时间短、回报率高,导致虚拟经济对资本的吸引力远超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在吸引大量闲置资本的同时,也吸引着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不仅导致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是导致实体经济的可用资源在不断枯竭。近年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的现象,挤压了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风险加大的原因之一,这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意义非凡。快速发展的虚拟经济不断挤压实体经济生存空间,如何让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当前金融改革创新的重点。虚拟经济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新经济体制,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它对实体经济有不良的影响,但也不能“弃虚唯实”。原因在于:第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服务于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本思想宗旨。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是实现融资诉求的途径,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大规模资本的需求。第二,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多,虚拟经济不断壮大,虚拟经济逐步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自身增值,促进经济发展。但虚拟经济的异化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吸收大量的各类资源后,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第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是对立统一、协同发展的关系。二者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虚拟经济不仅包括金融业中各种金融衍生品,还涉及到大宗商品、房地产、无形资产等契约化、金融化和证券化后的一系列投机性经济行为。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它表达的仅仅是纸上财富,其价值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按照约定支付给资本所有者预期回报,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剥离出来资本的使用权并使之契约化、金融化后转贷给别人的一种经济活动,造成了“以钱生钱”的经济假象。金融资产是连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桥梁与纽带,采取金融产品和契约等形式,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资产的转化。从获得社会资金角度来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谁发行的契约转化为金融资产越多,谁获得资金就越多。从而,分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着力点应是资产“金融化”。当前国民经济结构存在多种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虚拟经济资本供给与实体经济资本需求失衡,这些失衡最终导致实体经济失去活力,无法吸引资本流入。资本主要进入虚拟经济并在资本市场空转,不断推高金融杠杆率。实体经济可得资本持续降低,并不断萎缩。如何解决这种失衡?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解决这种失衡的措施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引导资本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通过虚拟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弥补实体经济技术创新、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的资金缺口。鼓励企业采取发行股权融资等形式融资,通过“去杠杆”,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协同发展模式。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从虚拟经济的发展历史看,在信用与货币资本的虚拟化后,借助互联网技术,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资本具有逐利性,其本质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致使其自我价值增值快速发展,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严重。但是,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背离时,会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甚至会诱发经济危机。从现实角度来看,虚拟经济每次发展与创新都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当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低于虚拟经济资本回报率时,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将从实体经济抽离转而投入虚拟经济中,而资本抽离的乘数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可用资本不断减少,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空转而不进入实体经济,二者的撕裂性日益严重。这就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撕裂是必然性的。但这种撕裂性是暂时的,是虚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导致经济危机频发,此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因为新增货币受虚拟经济高回报率的影响而进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没有帮助。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撕裂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让二者的撕裂日益加深。从经济发展长远角度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种长期并存、辨证与统一的关系。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加快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体经济发展受阻时,应以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资本实现自身升值而不用脱离实体生产周期独立存在。本文首先界定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进而厘清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原理: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二者之间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论证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直接融资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存在“杠杆力”的作用等。但是当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时候,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讨论了“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现象中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会引发经济危机的结论。最后提出辩证把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吴頔[2]（2020）在《“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有限的耕地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虽然我国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一部分农产品供应不足问题,但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问题不得不再次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战略被着重研究。习近平主席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之际明确表示,在经济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的对接合作。“一带一盟”的提出,为我国调整国际农业合作思路,调动海内外农业产业资源创造了机遇和渠道。研究“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对中国农产品供应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应用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系统工程等相关学科方法理论,定性、定量的分析研究“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讨不同合作模式间的风险差异并提出合作战略。本文以我国农产品供需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近20年我国宏观经济数据、部分重要农产品供需数据,通过Verhulst模型相关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国内农产品消费需求模型,结合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农产品供应安全的PSR机理、区域产业合作理论等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分析国内外因素对我国农产品供给的影响,建立了国内重要农产品供给模型及进口需求模型;并对我国未来5年重要农产品供需情况进行预测,创新提出“农产品表观消费额”概念,并推演出未来5年,我国农产品市场消费额约在10311亿美元至10411亿美元之间。虽然受制于人口增速减缓、境内耕地利用趋于饱和、农产品出口增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等因素,国内农产品消费价值量增长放缓,但整体上看,可以判断我国农产品消费市场仍呈现增长趋势。本文从“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产业资源与政策的角度,对中俄双方开展农业合作的现实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我国耕地资源相对匮乏,也由此产生了进口“虚拟耕地”、“虚拟林地”的巨大需求;在相关投融资政策上,我国也鼓励农业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金融政策和技术指导。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耕地资源非常丰富,且大多处于“闲置”状态,俄罗斯对于引进外资“促开发,增出口”的行为在整体上是以认可和鼓励态度为主。借此也能够为推动中俄两国农业合作和农产品贸易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创造条件。在“一带一盟”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开展农业产业合作利弊并存,但无论对彼此哪一方,农业合作的正向效应是主流。因此,从中俄双方开展农业合作的需求与效应层面来分析,双方间的农业合作具备客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对中俄农业产业合作中常见的纯贸易合作、投资参股合作、海外并购三种模式进行研究并分别建立风险评价模型。经研究,三种模式各具自身优缺点。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各模式进行评价,其中投资参股合作模式风险评价得分是三者最低的,也就是在“一带一盟”背景下,由中资企业在俄罗斯境内,与俄罗斯本地企业合资投资进行农业生产,并将农林牧渔等农产品向中国出口的合作模式是风险相对较小的合作方式。而三种模式中,海外并购合作模式风险评价得分最高,说明“一带一盟”背景下,中国农业企业赴俄罗斯并购本地农业生产企业的合作模式风险比较大。最后针对当前国内重要农产品供应现状及问题,提出“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战略。宏观经济方面,加强中俄两国农业国际合作,除了对国内经济指标的直接影响外,还间接影响着区域发展的稳定,也能更好的满足国内各种消费群体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提升国内农产品质量,确保合理定价,有利于运输安全与战略储备安全。在我国重要农产品安全保障方面战略包括:国内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一带一盟”背景下海外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一带一盟”背景下重要农产品储备战略和“一带一盟”背景下“藏粮于地”发展战略。“一带一盟”背景下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的策略有:优势互补,投资促进口;建立农业自由贸易区;促进民营企业健康“走出去”。把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作为底线,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实行品种保证,增加供应总量,优化供应结构,扩大供应来源,提高供应质量,加强农产品储备、保障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完善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努力建立科学,合理,安全,高效的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体系。
游启明[3]（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于红丽[4]（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陶润英[5]（2020）在《特朗普执政以来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文中认为中印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中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印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也必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进程因“洞朗对峙”出现曲折。但随着习近平主席同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总理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后,中印两国关系也逐步得到恢复。中印关系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美国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不可小觑。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基于其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对印度进行渗透,进而影响着中印关系的发展进程。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调整了“印太战略”,并随之相应的做出了对华政策和对印政策的调整。在对华问题上,制衡的意图更加明显。而对印问题上,拉拢倚重的色彩更重。主要是想借助印度来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而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不受挑战,进而影响了中印关系。在安全领域美国通过和印度开展军事领域合作,制衡中国,使中印两国安全领域合作受到阻碍;当印度寻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和核供应集团问题上,美国改变立场,加深了中印两国的矛盾;在经贸领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给中印两国经济不同程度的带来了损害,使中印两国改善经贸关系来应对;科技领域也短暂的困扰了中印两国5G的合作进程。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因素在影响中印关系的过程中存在着利己性、平衡性、双重性和局限性的特点。美国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并通过利用中印两国关系本身的脆弱性以及印度的地缘战略优势,在中印两国之间谋求平衡,拉拢印度,维护其霸权地位。未来,美国还将会依靠印度制约中国,但印度也不甘愿完全受制于美国,成为美国的附庸。印度只是在本国利益需要时扮演配合角色,在中美两国之间打平衡牌。因此,美国因素在中印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将会长期存在,并使中印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变数增多。
潘书阳[6]（2019）在《第三次抵消战略视阈下美国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文中指出
徐子婷[7]（2019）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特点和实践特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顺应人类社会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空前加强的历史潮流,应对不同领域的全球治理难题和全球性问题挑战,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局而提交的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案”,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是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创新和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喊口号,而是通过中国外交的一系列的新举措和新方案来推进的。现阶段,以正确义利观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为“双翼”,“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项举措已经逐步推进落实,这是中国为倡议沿线国家与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提供的最大的公共产品。中国始终努力推动周边国家共同体、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及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本文首先从总结归纳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释义、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和形成过程入手。再通过对基本内涵和理论品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内容进行详细论述,并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机制和实践特征,对其区别与其他国际秩序价值和全球治理理论独有的理论品质、实践特征进行阐释。最后从理论和实践两层面论证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曹峰毓[8]（2019）在《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的对策》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国际能源形势发生了重大和深刻变化。一方面,通过不懈的政策引导与技术进步,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格局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随着可再生能源和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加速发展,国际能源新体系的雏形正在形成,国际能源革命的大幕已经悄然拉开。对于中国而言,新一轮能源革命的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国能源革命面临的形势复杂,挑战巨大。另一方面,此轮能源革命也为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条件。新时期下中国能源体系的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的“能源革命”,为中国的能源改革指明了方向。201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首个国家能源革命战略。中国的新一轮能源革命已经箭在弦上。在这种情况下,对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对策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为了时代赋予能源政治研究的重大使命。本文研究的主要思路如下:首先,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历次能源革命的发展过程与影响,对能源革命与人类社会发展间的联系进行探讨。其次,通过对历次能源革命特征的总结,提出能源革命的概念;并根据是否发生体系性变革将能源革命细分为纵向与横向能源革命。同时,对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再次,通过对能源领域重大技术突破的研究,判定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内容、现状、发展趋势与未来影响。最后,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并将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能源革命态势进行比较,判断中国能源革命的总体发展情况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中国能源革命建设的不足与能源体系的发展特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在对能源革命发展历程与现状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能源革命是由重大技术突破引发,以提升能源服务质量为目的,并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全局性能源变革。第二,能源革命爆发的关键条件在于技术进步。新技术只有在突破原有技术理论极限且拥有合适资源支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引发能源革命。目前非常规油气革命与现代可再生能源革命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其中,前者极大地扩展了可采油气资源的范围,后者则打破了化石燃料体系在资源储量、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对人类社会发展限制。第三,与美欧地区相比,中国在能源革命建设中仍较世界先进水平有着明显差距,相对不利的政策环境成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第四,通过对中国能源体系发展特点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能源革命建设的总体方向应为以低代价确保能源安全、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对于非常规油气产业来说,该领域的变革应主要集中在油气产业的上游与中游,主题应以公平和开放为主。对于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来说,该领域的变革应主要集中在补贴和电力市场两个领域。
孙绪龙[9]（2018）在《印度人民党崛起的背景及原因研究》文中认为2014年5月,印度第十六届印度大选落幕,印度人民党以压倒性优势击败百年老党国大党,问鼎印度政坛,这对印度的政党政治而言是一个分水岭。中印关系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两国关系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会产生深刻影响。印度人民党是一个右翼政党,对华政策表现较为强硬,且中印两国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亟需解决。该党仅用30多年崛起,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的主要时间线为1980年印度人民党成立到目前,把印度人民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印度人民党崛起的原因。本文除绪论外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阐述了国大党兴衰的原因和印度人民党的产生与发展,此外还介绍了部分主要的地方政党。第二章是对印度人民党壮大的过程及因素分析,尤其特别提到瓦杰帕伊第三次执政的意义,同时对促进印度人民党壮大的宗教民族因素、经济社会因素和自身的发展策略做了总结。第三章对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能够以压倒性优势上台执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国大党2004-2014年执政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分析了莫迪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和平民化的宣传策略对赢得大选的意义。在结论部分,本文认为,在2019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取得连任的前景较为乐观。从2014年第十六届印度大选投票情况来看,印度民众对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印度国民大力支持印度人民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莫迪政府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莫迪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期的改革成果举世瞩目,但“古吉拉特邦模式”能否能够得到推广,还需观察。外交上,经济上的互利合作将会继续成为中印关系的主旋律,偶尔发生的摩擦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大的损害,印度将会延续现有对华政策。
宋志艳[10]（2017）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是理解其外交政策和行为动机的一把钥匙,在快速崛起并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制定外交战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进轨迹来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形成与构建,深受内外环境和观念认知的影响,组织机构、决策模式及身份定位也随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充实和完善,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决策体制。本文深入剖析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内在机理,从学理角度探讨其优长与不足,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发展完善,以期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挑战,从而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借鉴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通过运用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一方面分析国际环境变迁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结构性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着重揭示国内政治环境、组织机构、外交观念与中国外交决策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期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构建分析框架,探究其主要特征与运作模式。本文由导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第一章系统梳理外交政策分析的总体发展状况。本章集中介绍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历程、主要贡献、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目的是通过详细分析当前外交政策分析在理论与决策模式研究方面的进展,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为开展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构建以“决策环境—组织机构—观念认知”为链条的分析框架。着重分析国内外政治互动如何影响外交决策,在具体阐释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以及权力架构与外交决策关系的同时,也注重观念等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旨在从理论上阐释国内政治因素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构建外交决策机制分析框架。第三章综合分析中国外交决策的组织机构及运作机制。在梳理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构演进脉络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中所承担的枢纽功能。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架构的根本特点在于集中统一,外交决策权属于少数高层决策者,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部门和组织参与到外交决策中来,赋予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制以民主化色彩,逐渐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态势,基本形成了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不同程度参与及影响外交决策的格局。第四章集中阐释观念因素对中国外交决策产生的潜在影响。围绕中国决策层的时代观、利益观和身份观的变迁,深入解读观念认知如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演进不断实现转型,并主导和形塑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以期从中探寻中国外交决策的深层动机。中国决策层的观念认知与外交行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其中蕴涵着外交传统、历史经验以及意识形态等价值判断,因此在中国的对外决策中发挥了行动向导和决策基准的作用。第五章总结和概括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运作模式与主要特征。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形成了以高层决策者为核心的“同心圆”决策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征——“政党主导型”、“精英决策型”、“共识决策型”、“渐进调试决策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具有延续性与变化性、民主化与分权化、多元化与分散化、专业化与制度化等显着特点,同时也应该增强协调性、提升战略预判力、改革外交权力配置等,尽可能地改革体制机制中不尽合理的部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为: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构建以“决策环境—组织机构—观念认知”为链条的分析框架,试图突破局限于外交决策模式或组织机制的单—研究范式,将外交决策机制视为一个既关涉实体机构组成,也涵盖行为模式、政治思维和观念认知等的政治系统,并对之开展综合研究。总结和概括中国外交决策的“同心圆”模式,认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初步形成了围绕决策核心,党、政、军、民不同程度参与外交决策的多元化格局,且越是无限接近决策核心的阶层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越大。深入剖析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运作机制,指出其具有决策、协调、咨询等多种功能,是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构的枢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认知理论阐释外交观念与中国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中国决策层的时代观、利益观和身份观成为影响决策环境与政策行为之间的媒介,外在环境的变化首先通过决策者的观念认知反映出来,然后推动具体外交政策的形成,充分表明观念认知对政策结果具有一定影响力。
二、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成果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 |
| 一、实体经济研究及其历史变迁 |
| 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 |
| 三、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 |
| 一、虚拟资本 |
| 二、虚拟经济 |
| 三、虚拟资本催生了虚拟经济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辨证原理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 |
| 一、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内在诉求 |
| 二、虚拟经济无法单独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
| 一、虚拟经济诞生于实体经济 |
| 二、虚拟经济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
| 第三节 “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同发展 |
| 二、虚拟经济应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支撑 |
| 第三章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直接融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 一、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作用 |
| 二、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的作用 |
| 三、吸引海外直接融资以降低金融泡沫 |
| 四、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金融“杠杆力”的作用 |
| 一、金融加杠杆的作用 |
| 二、金融加杠杆的风险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证券化”对房地产的作用 |
| 一、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
| 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二重性” |
| 三、房地产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粘合剂 |
| 四、房地产作为特殊商品被证券化 |
| 第四章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现象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 |
| 一、“脱实向虚”的表现形式 |
| 二、“脱实向虚”的形成原因 |
| 三、“脱实向虚”的危害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中的“虚实分离” |
|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异化发展 |
|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具有暂时性 |
| 第三节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诱发金融危机 |
| 一、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致使风险积累 |
| 二、金融市场受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加剧 |
| 第五章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战略 |
| 第一节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 |
|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优化产业结构 |
| 四、合理把握“去杠杆” |
| 第二节 促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措施 |
| 一、加强金融机构全面监管 |
| 二、采取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三、“一带一路”建设带给实体经济发展新机遇 |
| 第三节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发展节奏 |
| 一、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
| 二、健全金融体制,优化资源配置 |
| 三、稳定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制度改革 |
| 四、杜绝金融资本空转,消除金融套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2）“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1 “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
| 1.3.2 中俄自贸区 |
| 1.3.3 中俄农业国际合作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参考文献 |
| 第2章 “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理论基础 |
| 2.1 “一带一路”倡议概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概念 |
| 2.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现状 |
| 2.2 “欧亚经济联盟”概述 |
| 2.2.1 欧亚经济联盟由来 |
| 2.2.2 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历史机遇 |
| 2.3 农业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 |
| 2.3.1 农业产业布局的国内影响因素 |
| 2.3.2 农业产业布局的国际影响因素 |
| 2.4 博弈论 |
| 2.4.1 博弈论理论模型 |
| 2.4.2 博弈过程 |
| 2.4.3 全球农产品供应的博弈 |
| 2.5 农业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2.5.1 垄断优势理论 |
| 2.5.2 比较优势投资理论 |
| 2.5.3 重要农产品供应的PSR机理 |
| 2.5.4 区域产业合作相关理论 |
| 2.6 相关分析模型 |
| 2.6.1 GM(1，1)灰色预测模型 |
| 2.6.2 Verhulst模型 |
| 2.6.3 贸易引力模型 |
| 2.7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3章 中国农产品供需分析 |
| 3.1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 |
| 3.2 中国农业产业现状及农产品需求预测 |
| 3.2.1 中国农业产业现状 |
| 3.2.2 基于Verhulst模型的中国农产品消费需求预测 |
| 3.3 中国国内农产品供需矛盾 |
| 3.3.1 国内农产品供给现状 |
| 3.3.2 中国国内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矛盾 |
| 3.4 中国农产品对外需求分析 |
| 3.4.1 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
| 3.4.2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大豆进口需求预测 |
| 3.4.3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小麦进口需求预测 |
| 3.4.4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木材进口需求预测 |
| 3.4.5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水产品进口需求预测 |
| 3.5.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进口需求预测结果分析 |
| 3.6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4章 中俄农业产业资源与政策 |
| 4.1 中国农业产业资源与政策 |
| 4.1.1 农业产业资源 |
| 4.1.2 我国对俄合作的鼓励措施 |
| 4.1.3 对外合作中的金融支撑 |
| 4.2 俄罗斯农业产业资源与开发政策 |
| 4.2.1 产业资源禀赋 |
| 4.2.2 俄罗斯投资环境 |
| 4.2.3 中俄两国农业产业等投资日益深化 |
| 4.3 俄罗斯农产品港口投资探究 |
| 4.3.1 俄罗斯农产品港口投资可行性 |
| 4.3.2 俄罗斯远东地区农产品港口现状 |
| 4.3.3 俄罗斯远东地区农产品港口开发思路 |
| 4.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5章 中俄农业合作效应分析 |
| 5.1 基于经济利益分析 |
| 5.1.1 中俄农产品贸易现状 |
| 5.1.2 部分农产品种植效益分析 |
| 5.1.3 中俄间物流效益分析 |
| 5.2 基于社会效益分析 |
| 5.2.1 虚拟耕地进口 |
| 5.2.2 “虚拟林地”进口 |
| 5.2.3 金融合作 |
| 5.2.4 区域发展 |
| 5.3 中俄农业合作面临的挑战 |
| 5.3.1 激化经济安全观念矛盾 |
| 5.3.2 加剧经济利益冲突 |
| 5.3.3 显露文化认知差异 |
| 5.4 正负效应下中俄农业合作可行性分析 |
| 5.4.1 基于博弈论的正负效应对比 |
| 5.4.2 基于交易成本的正负效应对比 |
| 5.4.3 基于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的正负效应对比 |
| 5.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6章 “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模式的风险评价 |
| 6.1 国家间农业合作的模式 |
| 6.1.1 纯贸易合作模式 |
| 6.1.2 投资参股合作模式 |
| 6.1.3 海外并购合作模式 |
| 6.2 纯贸易合作模式风险评价 |
| 6.2.1 宏观风险 |
| 6.2.2 主体风险 |
| 6.2.3 技术风险 |
| 6.2.4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风险评价 |
| 6.3 投资参股合作模式风险评价 |
| 6.3.1 宏观风险 |
| 6.3.2 主体风险 |
| 6.3.3 技术风险 |
| 6.3.4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风险评价 |
| 6.4 海外并购合作模式风险评价 |
| 6.4.1 宏观风险 |
| 6.4.2 主体风险 |
| 6.4.3 技术风险 |
| 6.4.4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风险评价 |
| 6.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7章 “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战略 |
| 7.1 中俄农业合作对中国农产品供应安全的意义 |
| 7.1.1 中俄农业合作对国民经济发展稳定的意义 |
| 7.1.2 中俄农业合作对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稳定的意义 |
| 7.1.3 中俄农业合作对农业产业上下游发展稳定的意义 |
| 7.2 中俄农业合作中的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
| 7.2.1 国内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
| 7.2.2 “一带一盟”背景下海外农业资源开发战略 |
| 7.2.3 “一带一盟”背景下重要农产品储备战略 |
| 7.2.4 “一带一盟”背景下“藏粮于地”发展战略 |
| 7.3 “一带一盟”背景下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的策略 |
| 7.3.1 优势互补，投资促进口 |
| 7.3.2 建立农业自由贸易区 |
| 7.3.3 促进民营企业健康“走出去” |
| 7.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 主要成果与认识 |
| 8.2 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不足 |
| 8.3.2 展望 |
| 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 发表论文 |
| 二、 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 (一)综合国力 |
| (二)同盟体系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特朗普执政以来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
| 一、特朗普的“印太战略”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印政策的调整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
| 一、美国促使中印改善贸易合作 |
| 二、美国改变以往立场,加深中印矛盾 |
| 三、安全领域拉拢印度制衡中国 |
| 四、困扰5G合作进程 |
| 第三章 美国影响中印关系的原因 |
| 一、美国维护世界霸主地位 |
| 二、印度大国梦与美国存在着利益契合 |
| 三、印度地缘战略因素 |
| 四、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 |
| 五、中印关系的脆弱性 |
| 第四章 美国因素的特点 |
| 一、利己性 |
| 二、平衡性 |
| 三、双重性 |
| 四、局限性 |
| 第五章 美国因素和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 |
| 一、美国因素的未来发展 |
| 二、美国因素影响下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特点和实践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论文创新之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论文创新之处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相关概念释义 |
| 1.4.1 “共同体”的概念界定 |
| 1.4.2 “社会有机体”的概念界定 |
| 1.4.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 |
| 2.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1.1 马克思列宁的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1.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 |
| 2.1.1.2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 |
| 2.1.2 中国共产党历代外交战略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石 |
| 2.1.2.1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理念 |
| 2.1.2.2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 |
| 2.1.2.3 江泽民的国际新秩序理念 |
| 2.1.2.4 胡锦涛的和谐世界理念 |
| 2.1.3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基因 |
| 2.1.4 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经验总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借鉴 |
| 2.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 |
| 2.2.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背景 |
| 2.2.1.1 全球化趋势推动了国际关系日益紧密 |
| 2.2.1.2 全球问题威胁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
| 2.2.1.3 各国对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初步共识 |
| 2.2.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内背景 |
| 2.2.2.1 中国未来与世界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
| 2.2.2.2 中华民族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
| 2.2.2.3 中国战略机遇期需要全球化的助力 |
| 2.3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 |
| 2.3.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萌芽阶段 |
| 2.3.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阶段 |
| 2.3.3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阶段 |
| 2.3.4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成熟阶段 |
| 第三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品质 |
| 3.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 |
| 3.1.1 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全球的共商关系 |
| 3.1.2 加强全球经济合作互利互惠的共享模式 |
| 3.1.3 坚持国际安全与大国责任的共担原则 |
| 3.1.4 增强文明交流与文化认同的共融理念 |
| 3.1.5 构建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共建机制 |
| 3.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品质 |
| 3.2.1 人民利益:以人为本,和谐共存 |
| 3.2.2 与时俱进:顺应趋势,全球治理 |
| 3.2.3 创新驱动:中国特色,共生智慧 |
| 3.2.4 开放包容:天下情怀,持续发展 |
| 3.2.5 实践哲学:顶层设计,“五位一体” |
| 第四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机制与实践特征 |
| 4.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机制 |
| 4.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底蕴 |
| 4.1.2 “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 |
| 4.1.3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 |
| 4.1.4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理念 |
| 4.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特征 |
| 4.2.1 平等对话:相互尊重,以诚相待 |
| 4.2.2 公平互信:优势互补,平衡普惠 |
| 4.2.3 求同存异:文明互鉴,兼收并蓄 |
| 4.2.4 合作共赢:天下公欲,共同繁荣 |
| 4.2.5 中国风范:大国责任,天下一家 |
| 第五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
| 5.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1.1 丰富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内涵 |
| 5.1.2 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视域 |
| 5.1.3 搭建了新型国际关系发展模式的示范工程 |
| 5.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价值 |
| 5.2.1 开启了“一带一路”践行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实践 |
| 5.2.2 提供了新型全球观,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 |
| 5.2.3 推进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互融合和相互统一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对于国内外研究态势的整体分析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创新 |
| (一) 写作思路 |
| (二) 框架结构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点 |
| 第一章 能源革命与人类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主动用火革命的爆发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一、主动用火技术诞生的背景与主要表现 |
| 二、主动用火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主要影响 |
| 第二节 蒸汽机革命的爆发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一、蒸汽机技术诞生的背景 |
| 二、蒸汽机技术的诞生与普及 |
| 三、蒸汽机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主要影响 |
| 第三节 电力与内燃机革命的爆发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一、电力和内燃机技术诞生与实用化的背景 |
| 二、电力和内燃机技术的诞生与普及 |
| 三、电力与内燃机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主要影响 |
| 第四节 对能源革命历史地位的再思考 |
| 一、能源革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关键变量 |
| 二、能源革命影响历史进程的一般路径 |
| 第二章 能源革命的相关理论及其建构 |
| 第一节 能源革命的基本特征 |
| 一、能源革命的共性特征 |
| 二、能源革命的差异性特征 |
| 第二节 能源革命的概念建构 |
| 一、能源革命的整体概念 |
| 二、能源革命二维概念框架的建立 |
| 三、与“能源转型”的概念辨析 |
| 第三节 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与发展模式 |
| 一、能源革命爆发的基本条件 |
| 二、能源革命的发展模式 |
| 第三章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 |
| 第一节 非常规油气革命的爆发条件 |
| 一、非常规油气技术的日益成熟 |
| 二、非常规油气技术对常规油气技术的突破与发展潜力 |
| 三、有利市场条件对非常规油气产业发展的促进 |
| 第二节 现代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 |
| 一、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日益成熟 |
| 二、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对化石能源技术的突破与发展潜力 |
| 三、有利政策环境对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促进 |
| 第四章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现状、趋势与可能影响 |
| 第一节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现状 |
| 一、非常规油气革命的现状 |
| 二、现代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现状 |
| 第二节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发展趋势 |
| 一、当代国际能源革命发展方向的差异性 |
| 二、纵向与横向能源革命的互动 |
| 三、双重革命下至21世纪中叶世界能源市场的变化趋势 |
| 第三节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影响 |
| 一、环境问题的改善 |
| 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
| 三、对能源政治的重塑 |
| 第五章 对中国能源革命的现状分析、态势评估与政策思考 |
| 第一节 中国能源革命的发展现状 |
| 一、中国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发展现状 |
| 二、中国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态势评估 |
| 一、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
| 二、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条件评估 |
| 三、对中国能源革命的进度评估 |
| 四、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整体评估 |
| 第三节 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政策思考 |
| 一、中国能源体系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 |
| 二、对中国能源革命的宏观政策建议 |
| 三、对中国能源革命的微观政策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印度人民党崛起的背景及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印度人民党的兴起 |
| 第一节 独立后印度政党政治的基本脉络 |
| 一、国大党的兴衰 |
| 二、地方政党的兴起 |
| 三、其他主要政党 |
| 第二节 印度人民党的成立与发展 |
| 一、人民党的成立与分裂 |
| 二、印度人民党的成立 |
| 三、印度人民党的发展 |
| 第二章 印度人民党的壮大 |
| 第一节 印度人民党的壮大与执政 |
| 一、印度人民党的壮大与短暂执政 |
| 二、瓦杰帕伊第三次执政 |
| 第二节 影响印度人民党壮大的相关因素 |
| 一、宗教与民族因素 |
| 二、经济与社会因素 |
| 三、自身发展策略 |
| 第三章 印度人民党崛起因素评析 |
| 第一节 2014年大选评析 |
| 一、印度人民党的崛起 |
| 二、国大党的衰落 |
| 二、其他因素 |
| 第二节 影响印度人民党崛起的相关因素 |
| 一、国大党的腐朽与“莫迪旋风” |
| 二、“古吉拉特模式”与民众的求变心理 |
| 三、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
| 结论 |
| 印度人民党的独大趋势 |
| 印度政党政治的走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核心问题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核心问题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 第三节 运用理论、研究方法及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运用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外交决策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外交政策分析学术史回顾 |
| 一、第一阶段——奠基期 |
| 二、第二阶段——发展期 |
| 三、第三阶段——彷徨期 |
| 四、第四阶段——创新期 |
| 第二节 外交政策分析的特点及趋势 |
| 一、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特点 |
| 二、外交政策分析的问题与困境 |
| 三、外交政策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西方外交决策理论模式 |
| 一、理性决策模式 |
| 二、组织过程/官僚政治模式 |
| 三、心理认知模式 |
| 四、双层博弈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外交决策机制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外交决策环境 |
| 一、外交决策的国际环境 |
| 二、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 |
| 第二节 外交决策机构 |
| 一、作为决策主体的国家 |
| 二、核心外交决策者——国家领导人 |
| 三、外交决策政治及行政机构 |
| 第三节 外交决策观念 |
| 一、外交决策中的观念及其构成 |
| 二、观念对外交决策的作用 |
| 三、观念发挥作用的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构 |
| 第一节 中国外交决策机构的历史沿革 |
| 一、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制的发展进程 |
| 二、外交决策组织机制的发展完善 |
| 三、外交决策组织机制的新进展 |
| 第二节 中国外交决策的核心决策层 |
| 一、中国的外交决策核心 |
| 二、中国外交决策协调机构 |
| 第三节 外交决策重要参与及执行机构 |
| 一、外交决策执行机构 |
| 二、党政外交决策咨询机构 |
| 第四节 外交决策外围组织机构 |
| 一、大众传媒 |
| 二、外交政策智库 |
| 三、公众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的外交观念与外交决策 |
| 第一节 中国国家利益观的嬗变 |
| 一、理想主义的政治利益观 |
| 二、现实主义的经济利益观 |
| 三、务实主义的综合利益观 |
| 四、世界主义的共同利益观 |
| 第二节 中国决策层时代观的变迁 |
| 一、战争与革命 |
| 二、和平与发展 |
| 三、合作与共赢 |
| 第三节 中国决策层的国家身份观 |
| (一) 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变迁 |
| (二) 中国身份观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外交决策的模式与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外交决策的模式 |
| 一、政党主导下的“同心圆”决策模式 |
| 二、“精英型决策模式” |
| 三、“共识型渐进调试决策模式” |
| 第二节 中国外交决策的特征 |
| 一、继承性和变迁性 |
| 二、民主化和分权化 |
| 三、多元化和分散化 |
| 四、专业化和制度化 |
| 第三节 存在问题与政策建议 |
| 一、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二、完善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几点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致谢 |
四、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D]. 李晓.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2]“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研究[D]. 吴頔. 吉林大学, 2020(01)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4]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5]特朗普执政以来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D]. 陶润英. 河南大学, 2020(02)
- [6]第三次抵消战略视阈下美国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D]. 潘书阳. 国防科技大学, 2019
- [7]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特点和实践特点研究[D]. 徐子婷.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8]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的对策[D]. 曹峰毓. 云南大学, 2019(09)
- [9]印度人民党崛起的背景及原因研究[D]. 孙绪龙. 云南大学, 2018(01)
- [10]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D]. 宋志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