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毅中诠释十二大重点（论文文献综述）
高湾湾[1]（2020）在《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根基,是重塑世界产业结构的关键力量。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实体经济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衍生出虚拟经济。随着虚拟经济日益新高的收益,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忽视发展实体经济,导致虚拟经济日益膨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许多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使世界重新认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坚持走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然而,随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繁荣,我国经济逐渐显露出“脱实向虚”的端倪,立足这一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思想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首先,该论文阐述了研究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思想的背景及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分析和概述,在此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进行了说明。接下来,梳理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在对经典作家实体经济思想进行科学解读的基础上,阐明习近平关于实体经济的重要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提供理论基础。第三,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借鉴德、日、美等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以我国现阶段发展实体经济的困难和挑战为着眼点,阐明习近平关于实体经济的重要思想的国际视野和现实关照,为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提供实践基础。第四,建构了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明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是贯穿理论体系的主线,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思想是理论体系的核心,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思想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思想是理论体系的结论,为发展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思想是理论体系的保障。这是一个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体系。最后,论证了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思想的主要特征和新时代价值。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贯彻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发展理念,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行动指南,为世界各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董一潼[2]（2015）在《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及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的重点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以加强自身建设为基础，以治国理政为背景的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问题，尤其是把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来的反腐肃贪的实践贯穿于从严治党的历史过程中来研究，从而加深了对十八大以来反对腐败斗争与从严治党关系的认识，加深对反腐败斗争与党执政关系的理解。研究建党至今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对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治党理念进行系统的探讨。遵循这一思路，从历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坚持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从党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盼三大基础出发，阐明从严治党的实践基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任领导集体从严治党的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阐释探讨从严治党的规律性的结论；阐明从严治党的基本内涵；结合现实明确科学认识从严治党的观点和立场；结合党的建设实际，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腐为重点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进行初步的概括和总结。通过这些内容的研究和阐述，形成了对从严治党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论文遵循这一思路，重点研究五大问题。第1章，绪论。在对论文研究文献做了大致的梳理的基础上，把握研究问题的发展现状，阐明研究从严治党问题的实际意义。绪论指出，研究从严治党，能够树立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坚定信心；可以从党的先进性和宗旨的境界，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党理念；可以树立有效地反对党内腐败的决心；正确认识和分析党的建设现状，并科学地解读党的反腐倡廉的实践；可以充实并完善党的建设理论。第2章，研究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理论渊源。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成为党的理论渊源。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严格管理组织，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列宁建党和治党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富有极大的启示，列宁亲临社会主义实践，执政党的治党经验，无疑是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宝贵遗产，它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历史的逻辑研究就是证明，从严治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理论的重要内容，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工人阶级执政党地位的必然要求。第3章，研究从严治党的实践基础。对于党而言，从严治党有着厚重的实践基础，这个基础一个是党的建设主体需要，即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必然要加强自身建设，进而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健康发展，从严治党是题中之意。另一个就是，人民群众认同党执政的呼声，人们群众对党执政寄予厚望，寄希望于党通过从严治党，有效地防腐倡廉，凝聚党心，提高战斗力，提高执政能力，更好领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第4章，研究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党的历任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特别是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同的理论阐述，以各异的实践方式，促进从严治党的发展，不断丰富其理论与实践。第5章，在系统研究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建设实际，研究从严治党的内容。从严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治党理念，经过历任领导集体的创新与发展，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有着鲜明的特点。就内容来说：思想教育从严。对全体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的精神，努力提高思想觉悟，自觉拒腐防变；组织管理从严，即党组织的发展严格把关，坚持党员标准。同时把不合格党员及时清除出党；作风要求从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用党的纪律和规定，使党员端正党风，清除不良风气；党纪监督从严，党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健全的党纪监督。监督贵在从严。党的建设实践造就了从严监督的决心和反腐倡廉的力度。长期的从严治党形成了这样一些特点，即高度自觉的政党意识、以反腐倡廉为重点、决心和态度的公开宣示、反腐治党打破常规等。现实中，对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正确的认识，防止走入认识误区。一是认识到，从严治党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加强党的领导，能更有力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认识到，党的干部主流是好的，腐败者怎么说也是少数，防止“腐败泛化论”。反腐不会影响党的社会威望，恰恰会增强党的凝聚力。三是认识到，从严治党的现实与人民群众期望值会逐渐一致起来，党致力于反腐倡廉与人民的要求的统一。四是认识到，从严治党不会导致所谓的“官不聊生”。短期来看对官场是一场震动，从长期来看，有力推动党政干部转变作风，清廉从政。第6章，研究和分析从严治党的创新。一是理论创新。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表现在：反腐倡廉决心论、防腐新论、“苍蝇老虎一起打”的两打论、权力约束论、党员自律论。理论创新把从严治党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二是实践活动的创新。实践创新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达到教育、提升、导向的效果。三是体制创新。实践中央巡视组制度、创制网上举报制度、创制系列规章制度，形成系统的硬性约束，规范党的干部利用权力的价值取舍，做到洁身自好，形成规范权力为核心的有效机制，真正使党的干部在任何时空范围内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结束语。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政党意识，这一实践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当前的反腐肃贪更是对党的政治定力的合格验收。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成为从严治党的一大亮点。反腐倡廉不是党的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一直贯穿于党发展过程的战略之举，反腐没有终点，反腐没有界限，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之处就在于，能“亡羊补牢”，敢于“自曝家丑”，把党内的大小腐败分子都亮出来，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做到的。中国共产党高压态势的反腐，割除寄生在党健康机体上的毒瘤，保持了党的先进性，维护了党的社会威望，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社会公信力。人们全力支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治国理政的决策，并积极参与反腐的斗争。实际上，以从严治党为基础的反腐倡廉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给人们一个承诺：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建设一个政治清明、政府清正、干部清廉的中国，建成一个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法治的中国、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张新平[3]（2009）在《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国以来,我国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历时近六十载并相继跨越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经济体制转型初期二个历史阶段。目前,已进入了经济体制转型攻坚时期。对于这一时期,学术界和实务界常以“改革进入深水区”以示其改革面临任务的艰巨和解决问题的复杂及承担风险的巨大。长期以来,我国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采用治标不治本的渐进式改革策略,而没有站在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宪政建设高度进行总体思考和大力推进。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宪政建设滞后,使得在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强势利益集团以所谓“国家或者公共利益”名义左右并绑架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改革的正当性,而作为终极所有者的人民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却处于监督渠道不畅和正当利益诉求难以有效表达的境地。目前,在困扰我国改革的各类问题中,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改革最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意义。这项改革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注定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宪政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站在宪政建设和经济成功转型的高度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进行重构,以保障企业国有资产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中整体功能作用优化及效益最大化。本论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通过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历史发展及现状的概述,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为未来改革框架设计提供历史和现实基点。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与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合一。在革命时期及建国后初期形成的政治权威、道德信仰、领袖人物模范廉洁自律及严刑峻纪等传统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的影响下,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虽然行政化和低效。但从整体来看,企业国有资产在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前提下,规模在不断扩大,并没有出现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在经济体制转型初期,由于传统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的瓦解及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宪政建设滞后,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经营在行政权力强势干预下以市场化和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商业化运作,其结果就是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政经联盟和官僚经济露出端倪,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和人民经济民主权利受到损害。进入经济体制转型攻坚时期,虽然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提高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规则不断完善,但是,由于政经联盟的强势存在,我国社会整体改革包括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改革举步维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经济转型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受到严重阻滞。第二章,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现状的介绍与分析,为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规则与机制的重构提供经验借鉴。综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其显着特点可以归结为:科学界定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性质是有效监管的前提;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是有效监管的保障;完备的规则体系是有效监管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在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方面不完善或者说是亟待改进的方面。第三章,通过对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问题的深入剖析,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中侵害公民财产权各种情形的全面归纳,对其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长期和谐健康发展不利影响的论证,说明了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重构的必要性。财产权的有效保障是宪政建设和经济成功转型的权利基础,也是每个公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权利途径和经济人权的根本内容。企业国有资产自身受到侵害和利用企业国有资产侵害公民个人财产使得我国宪政建设及经济转型的权利基础遭到消弱,从而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长期和谐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认识并据此不断完善相应的规则和机制。第四章,通过对权力制约理论及公共选择理论的简介和评析,为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的重构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导。权力制约理论揭示了权力的特性及制约的必要性,并为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的重构提供了政治经济社会维度。公共选择理论为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并为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的重构提供了市场及规则维度。总之,这些理论为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的重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特别是,权力制约经济学范式“以经济制约权力”的提出。要想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必须限制政府及作为其市场代理人国有企业对社会经济资源过渡的控制和占用,通过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形成国家与社会对经济资源均衡分享的局面,其实质就是收缩企业国有资产存在领域,特别是一般竞争性领域,扩大非国有资产存在范围,形成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形态。第五章,借鉴权力制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熟经验,从宪政建设和经济转型的高度,对我国未来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的重构提出对策及建议。一是在人大监督方面,将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和出资人权归属于人大,并通过立法确立和强化人大在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的审计权、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决定权及重大问题的立法权等权力;二是在政府监管方面,将目前国资委所具有的监管权及出资人权进行分离,改政府主导型审计制度为立法主导型审计制度;三是在司法监督方面,改革司法体制增强司法独立性并建立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的公益诉讼制度;四是在中央与地方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方面,通过科学划分国有资产及其权益归属以形成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的权益分配格局;五是在社会监督方面,将人民政协纳入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构建之中,并通过设立企业国有资产保护协会加强社会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总之,本论文从宪政建设和经济转型的高度,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学科融合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二个层面,提炼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规则和机制重构的基本思路和战略框架,以期为促进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规则和机制依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建构和调整,实现人民对企业国有资产拥有至上经济主权的实质回归,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长期和谐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规则和机制基础尽献绵薄之力。
李哲君[4]（2008）在《转轨时期国企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完善治理是国企公司化改革的关键所在。公司化改革以后,虽然绝大多数国企表面上建立了“三权四会”的内部分权制衡机制,但法定代表人、公司党委和党管干部构成了当前国企治理的深层结构。该结构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高度集权;二是法定代表人（和党委书记）的权力来源不完全是政府对国企的所有权,而是党管干部体制。这两个特征使得现行的国企治理既不同于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初始模式）,也不同于市场体制下的公司治理（所有者治理）,而具有鲜明的转轨时期中国特色。这种特殊性在于:执政党和政府对国企经营者的政治监管替代了表面上的所有者治理。这种治理模式为国企改革带来了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有关国企治理的研究大体可以简单划分为两部分:理论方面多集中在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应用此模型分析内部人控制产生的原因及相关对策;实务方面则侧重于比较和引进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和制定公司治理规则。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验证国外已经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概念。实践中,与西方治理理论是公司制度演化的“果”大不相同的是,作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企治理理论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国企治理改革实践的“因”,体现为一个基于西方理论与实践的、以人为设计和干预为主导的正式规则的创新和突变过程,忽视了我国国企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企完全不同的初始状态和约束条件。因此,本文试图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研究国企治理问题,提出现行国企治理安排实际是政治结构的产物,是一种源于政治的“所有权与控制相分离”现象。论文从国企治理的实现机制和演化变迁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命题。从国企治理的实现机制来看,法定代表人、党委和党管干部结合一起,构成了一个内部基本协调,能够有效运作的治理体制。作为厂长负责制的遗产,法定代表人总揽全面工作,是国企经济和行政事务的唯一法定受托人;党委作为政治核心,参与国企内部各个层面的重大决策,掌控中层管理人员和政群干部的任免。为缓和法定代表人和党委之间的权力冲突,国企普遍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党政一肩挑”等人事上的党政合一策略,实现经营组织体系和政治体系的相互渗透,形成有机的整体。党管干部则是国企治理的外部约束机制。作为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党管干部既是法定代表人（和党委书记）的任免机制,也是其权力来源和制约机制。这完全不同于所有者治理假定中的与市场机制紧密关联的自我治理,是一种与政治机制紧密关联的外部监督,其标准和程序主要是政治式的,既没有也难以建立业绩标准,实际是切断了利润信号在经理市场的传递。也就是说,党管干部基本取代了所有者的投票职能以及经理市场和证券市场对国企经营者的约束。从国企治理的变迁机制来看,现行的国企治理体制与党和政府的偏好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具有较高的亲和力。这一治理体制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企改革过程中逐渐变迁成型的。论文从国企治理的历时性关联,回顾了国企领导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三次重大变型,分析导致每次变型的主要原因,总结了这一变迁过程的两大特色: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次级制度变迁。前者说明当前的国企治理体制是一种为执政党和政府所偏爱的制度安排;后者则强调国企治理的变迁是在双轨制改革战略约束下对次级制度的调整。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刚性构成了国企治理的基础性制度环境,国企内部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双头体制和一肩挑的人事政策更是现行政治结构的翻版。因此,期望通过局部努力来实现国企治理向所有者治理的跨越,注定难以实现。
祁桐[5]（2005）在《MBO的现状与前景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文中指出MBO（Management Buyout,管理层收购）作为企业产权改造的一种手段,在国内越来越受到关注,从四通在1999年完成MBO并揭开了中国MBO的序幕后,MBO就在实践中不断的得到发展。然而反对MBO的呼声从未停止过。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把实施MBO理解成为一种企业制度的建立,以解释我国MBO在争议下却迅速发展的问题。 MBO是指企业产权的合法的实际控制权转移到内部人（管理层和员工）的行为,是一种控制权激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反叛,因为其追求的是一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集中。通过管理层对公司的收购,实现经理人对决策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接管,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减少对经理人权力的约束。因此,MBO实际上是对过度分权导致代理成本过大的一种矫正。 在我国,有关MBO的研究大体上是从MBO的操作实务、实证绩效等方面来进行的。本文则从中外企业制度发展史出发,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利用企业理论来分析,作为两权融合企业制度标志的MBO在我国的产生及发展,在此基础上讨论MBO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启示以及展望MBO在我国发展的前景。 本文分四章展开讨论。第一章问题的提出部分重点指出在我国有关MBO争论的焦点以及政府对待MBO的态度,并简要介绍了研究现状。第二章详细的叙述了美国、英国和我国MBO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第三章对MBO在我国产生进行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首先回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演进过程和我国企业制度的发展及现状,其次分析解释了MBO在我国出现是客观经济背景的需要,是与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相统一的。第四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得到结论,在我国MBO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选择路径,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不能简单机械的套用股份制,要根据国情对西方的现代公司制进行必要的变通和改造。同时也探讨MBO对我国产权改革的启示,展望MBO在我国发展的前景。
彭展,朱伟强,吴岳飞[6]（2003）在《与时俱进建设高素质经营管理层》文中指出本报讯记者彭展通讯员朱伟强吴岳飞报道：新年伊始，巴陵石化烯烃厂一联合车间主任陈胜拟定出了他个人的学习计划：每星期5小时学习《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提高专业技能；全年参加工商管理专业函授学习，学习计算机（网络）知识，并通过网络了解跟踪最新炼油工艺技术；周一至
二、李毅中诠释十二大重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毅中诠释十二大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体经济思想 |
| 2.1.1 关于物质资料生产必要性的论述 |
| 2.1.2 关于劳动二重性的论述 |
| 2.1.3 关于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的论述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实体经济思想 |
| 2.2.1 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 |
| 2.2.2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 |
| 2.3 中国历届领导人关于实体经济思想 |
| 2.3.1 毛泽东关于走中国工业化道路 |
| 2.3.2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 |
| 3.1 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1.1 “工业4.0”计划引领德国实体经济发展 |
| 3.1.2 “防止产业空心化”计划引导日本经济“脱虚向实”发展 |
| 3.1.3 “再工业化”计划重振美国制造业昔日辉煌 |
| 3.2 造成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
| 3.2.1 供需错位是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最大障碍 |
| 3.2.2 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
| 3.2.3 资本要素过多流向虚拟经济 |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
| 4.1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是贯穿理论体系的主线 |
| 4.1.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于实体经济 |
| 4.1.2 扩大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能力 |
| 4.1.3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
| 4.2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思想是理论体系的核心 |
| 4.2.1 科技创新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第一动力 |
| 4.2.2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制度保障 |
| 4.2.3 “中国制造2025”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战略指导 |
| 4.3 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思想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4.3.1 厘清实体经济和现代金融业的关系 |
| 4.3.2 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
| 4.3.3 促使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
| 4.4 为发展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思想是理论体系的前提 |
| 4.4.1 为发展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
| 4.4.2 为发展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
| 4.4.3 为发展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
| 4.5 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思想是理论体系的结论 |
| 4.5.1 牢牢把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4.5.2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
| 4.5.3 积极推动协同发展产业体系建设 |
| 第五章 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与价值 |
| 5.1 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 |
| 5.1.1 体现了时代性的主要特征 |
| 5.1.2 体现了科学性的主要特征 |
| 5.1.3 体现了人民性的主要特征 |
| 5.2 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2.1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 |
| 5.2.2 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
| 5.2.3 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理论自信 |
| 5.3 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 |
| 5.3.1 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崭新方案 |
| 5.3.2 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供创新动力 |
| 5.3.3 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2）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及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从严治党的理论渊源 |
| 1.2.2 对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集体从严治党的阐述 |
| 1.2.3 对实现从严治党路径和要求的探讨 |
| 1.3 研究思路及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及其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
| 2.1.1 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理论 |
| 2.1.2 提出无产阶级建党的理论任务 |
| 2.1.3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建党理论的历史贡献 |
| 2.2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
| 2.2.1 坚决地反对党内腐败 |
| 2.2.2 建立党内外监督体系 |
| 2.2.3 严把党组织入口关 |
| 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党建理论的启示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同质性 |
| 2.3.2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差异性 |
| 2.3.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启示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必然性 |
| 3.1 坚持党领导必然从严治党 |
| 3.1.1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求从严治党 |
| 3.1.2 党健康发展要求从严治党 |
| 3.1.3 提高党的领导威望要求从严治党 |
| 3.2 保持党的先进性必然从严治党 |
| 3.2.1 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涵义 |
| 3.2.2 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
| 3.2.3 从严治党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致性 |
| 3.3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要求 |
| 3.3.1 从严治党有效地提高执政能力 |
| 3.3.2 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
| 3.3.3 从严治党奠定新常态下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 |
| 3.3.4 从严治党加重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认同感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 |
| 4.1 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及其实践探索 |
| 4.1.1 毛泽东建党思想及其实践 |
| 4.1.2 毛泽东从严治党的初步探索 |
| 4.1.3 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的启示 |
| 4.2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 |
| 4.2.1 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的背景 |
| 4.2.2 以惩治腐败拉动从严治党 |
| 4.2.3 以补正信仰缺失推动从严治党 |
| 4.2.4 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 |
| 4.2.5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基本内容 |
| 4.3 江泽民从严治党思想 |
| 4.3.1 深化了对从严治党的认识 |
| 4.3.2 阐明了从严治党的基本路径 |
| 4.3.3 揭示了从严治党的基本原则 |
| 4.4 胡锦涛从严治党思想 |
| 4.4.1 以从严治党推动党员先进性教育 |
| 4.4.2 探索惩治党内腐败的机制和制度 |
| 4.4.3 把从严治党纳入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 |
| 4.5 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 |
| 4.5.1 高度注重从严治党方针的落实 |
| 4.5.2 宣示反腐决心和恒心 |
| 4.5.3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教育 |
| 4.5.4 积极探索建立反腐倡廉机制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 |
| 5.1 从严治党的基本内容 |
| 5.1.1 从严治党的涵义 |
| 5.1.2 从严进行思想教育 |
| 5.1.3 组织管理从严 |
| 5.1.4 作风要求从严 |
| 5.1.5 党内外监督从严 |
| 5.2 从严治党特点 |
| 5.2.1 高度自觉的政党意识 |
| 5.2.2 以反腐倡廉为重点 |
| 5.2.3 公开宣示治党决心 |
| 5.2.4 反腐打破常规 |
| 5.3 理性地认识从严治党 |
| 5.3.1 走出从严治党的认识误区 |
| 5.3.2 正确认识党发展的主旋律 |
| 5.3.3 从严治党成效与大众期望的契合 |
| 5.3.4 从严治党与所谓的“官不聊生”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创新 |
| 6.1 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 |
| 6.1.1 反腐倡廉话语创新 |
| 6.1.2 防腐语境体系的创新 |
| 6.1.3 “苍蝇老虎”齐打的认识创新 |
| 6.1.4 约束权力的理论创新 |
| 6.1.5 党员自律理论的创新 |
| 6.2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实践活动的创新 |
| 6.2.1 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 |
| 6.2.2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 6.2.3 军中反腐开先河 |
| 6.3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体制创新 |
| 6.3.1 建立并完善中央巡视制度 |
| 6.3.2 创制网上举报机制 |
| 6.3.3 创制系列规章制度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和目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三、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 |
| 四、内容结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历史发展及现状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释义 |
| 一、企业国有资产及相关概念 |
|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及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
| 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状况 |
| 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行政化 |
|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型初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
| 一、经济体制转型初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历史背景 |
| 二、经济体制转型初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状况 |
| 三、经济体制转型初期企业国有资产经营商业化 |
| 第四节 经济体制转型攻坚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
| 一、经济体制转型攻坚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历史背景 |
| 二、经济体制转型攻坚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状况 |
| 三、经济体制转型攻坚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初步规则化 |
| 第二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现状及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现状 |
| 一、美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
| 二、英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
| 三、法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
| 四、德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
| 第二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经验 |
| 一、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基本评价 |
|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经验借鉴 |
| 第三章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存在主要问题的透视 |
| 第一节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
| 一、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存在问题的实质 |
| 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存在问题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透视 |
| 一、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
|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规则制定缺乏权力制约 |
| 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设计缺乏权力制约 |
| 四、企业国有资产组织经营缺乏权力制约 |
| 第四章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重构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权力制约理论 |
| 一、权力制约理论概述 |
| 二、权力制约基本范式 |
| 三、权力制约的经济学范式初议 |
| 第二节 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公共选择理论概述 |
| 二、三种基本理论简介 |
| 三、关于公共选择理论评述 |
| 第五章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重构 |
| 第一节 权力机关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 |
| 一、权力机关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的根本规则保障 |
| 二、权力机关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基本监督权 |
| 第二节 司法机关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 |
| 一、司法机关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的根本规则保障 |
|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中的公益诉讼 |
| 第三节 行政机关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分离 |
| 一、国资委改革与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
| 二、审计制度改革与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
| 第四节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制约 |
| 一、企业国有资产归属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划分 |
|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益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划分 |
| 第五节 社会组织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 |
| 一、人民政协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 |
| 二、企业国有资产保护协会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转轨时期国企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契约理论的回顾 |
| 2.1.1 企业的层级结构学派 |
| 2.1.2 企业的合约学派 |
| 2.2 不完全契约与所有者治理 |
| 2.2.1 不完全契约与所有权 |
| 2.2.2 股东主权理论和共同治理理论的争议 |
| 2.2.3 所有者治理的实现机制 |
| 2.3 所有权结构与控制权分配 |
| 2.4 政治干预与公司治理 |
| 2.5 我国国企治理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
| 2.5.1 基于所有者治理理论的国企治理研究 |
| 2.5.2 关于国企治理中一人专权问题的研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治监管对所有者治理的替代 |
| 3.1 国企面临的治理困难 |
| 3.1.1 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的分离 |
| 3.1.2 转轨时期国企的特殊性 |
| 3.2 国企治理的本质:政治监管 |
| 3.3 政治监管与所有者治理的差异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企治理的内部机制 |
| 4.1 法定代表人:一人专权 |
| 4.1.1 公司唯一法定代表 |
| 4.1.2 董事会的首长 |
| 4.1.3 总经理的上级领导 |
| 4.1.4 政府的代理人 |
| 4.2 党委:监督和参与决策 |
| 4.2.1 企业党委的组织 |
| 4.2.2 国企党委的控制权 |
| 4.3 权力冲突和人事上的党政合一 |
| 4.4 改善国企内部治理的努力及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企治理的外部机制 |
| 5.1 任免机制:党管干部 |
| 5.1.1 政治化的选拔标准 |
| 5.1.2 政治式的任免程序 |
| 5.1.3 党管干部的治理功能 |
| 5.2 党管干部约束下的激励和监督 |
| 5.2.1 党管干部约束下的激励机制 |
| 5.2.2 党管干部约束下的监督机制 |
| 5.3 政治监管模式的数理分析 |
| 5.3.1 领导机关与国企经理的交易博弈 |
| 5.3.2 政治监管与公司价值的关系 |
| 5.4 改善国企外部治理的努力及其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企治理的历史变迁 |
| 6.1 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 |
| 6.2 国企治理的初始模式 |
| 6.3 第一次变型: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和扩张 |
| 6.3.1 厂长负责制的恢复 |
| 6.3.2 厂长权力的膨胀 |
| 6.3.3 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和推广 |
| 6.3.4 公司化改革后的变化 |
| 6.4 第二次变型:企业党组织的强化 |
| 6.4.1 党委职能的弱化 |
| 6.4.2 党委地位的重新上升 |
| 6.4.3 党委职能的持续强化 |
| 6.5 第三次变型:工人参与治理的没落 |
| 6.5.1 国企劳动关系改革的简要回顾 |
| 6.5.2 工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 |
| 6.5.3 工人参与治理的日渐式微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企治理的制度环境 |
| 7.1 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 |
| 7.2 双轨制与体制改革 |
| 7.2.1 价格双轨制及其争议 |
| 7.2.2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绩与失衡 |
| 7.2.3 困难重重的政治体制改革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及论文情况 |
| 一、科研情况 |
| 二、发表论文 |
（5）MBO的现状与前景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问题的提出 |
| 1.1 理论界对MBO的争论 |
| 1.2 政府对MBO的态度 |
| 第2章 MBO的产生与发展 |
| 2.1 美国的并购浪潮 |
| 2.2 MBO在美国产生及发展过程 |
| 2.3 MBO在英国产生及发展过程 |
| 2.4 我国企业MBO产生和发展情况 |
| 第3章 我国MBO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
| 3.1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
| 3.2 现代企业制度的起源与演进 |
| 3.3 我国企业制度的发展及现状 |
| 3.4 MBO在我国产生的原因 |
| 第4章 结论、启示、展望 |
| 4.1 结论 |
| 4.2 启示 |
| 4.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李毅中诠释十二大重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思想研究[D]. 高湾湾. 江南大学, 2020(01)
- [2]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及其创新研究[D]. 董一潼. 吉林大学, 2015(08)
- [3]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约研究[D]. 张新平. 武汉大学, 2009(04)
- [4]转轨时期国企治理研究[D]. 李哲君. 中南大学, 2008(02)
- [5]MBO的现状与前景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D]. 祁桐. 武汉大学, 2005(05)
- [6]与时俱进建设高素质经营管理层[N]. 彭展,朱伟强,吴岳飞. 中国石化报,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