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化精品意识 繁荣电视创作(论文文献综述)
魏兵[1](2021)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在西方媒介理论的学术版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宏观层面批判性地研究西方政治与经济权力控制媒体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路径方法。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电视媒体不仅是一种大众传媒,而且是经济生产与文化生产的结合体。研究电视媒体需要关注电视的产业结构、生产关系、广播电视体制和全球传播秩序等社会性与机制性问题。所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力主采取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考察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整体而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研究的相关概念、观点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学术母体,着重研究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传播机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路径,它尤其关注电视媒体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行过程。该研究主张,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逐利性,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电视媒体,不仅受到资本与政治等权力的制约,而且成为控制大众意识形态和实施国际文化霸权的工具,呈现出复杂而消极的文化生产局面。深入透彻地了解西方广播电视机制的理论成果,既可以掌握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模式,又能进一步认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体制机制的缺陷与问题,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制度性优势。本论文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电视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厘清其学术渊源、研究背景、主要学者、核心观点与理论,进而阐述并评析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电视媒体权力控制问题的电视理论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电视理论研究和电视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学术探讨和理论镜鉴的态度拓展我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视角,为我国电视的管理实践、艺术创作、产业发展与对外传播汲取理论经验与发展启示。因此,本文围绕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分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概述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分别就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生成语境和学者群体等展开论述,以期描摹出该领域电视理论的整体特点。第一章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生成语境,重点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思想渊源、学术借鉴和西方媒介的发展背景与机制等。第二章是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主要学者的概说与评述,通过梳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北美与欧洲两大地区集中的核心学者,阐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集群、学术承继、重要电视理论与观点概况、主要着作和学术地位等,进而为探讨该领域电视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理论价值做出相应的学理性准备。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即以电视媒体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问题展开三个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即经济宰制观、意识形态操控观和国际文化霸权批判观。第三章主要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研究起点,即经济控制下电视媒体的商品属性。通过对受众商品论、文化生产的双重意义、电视内部的隐形审查机制和资本主义商业媒体的逐利性原则等观点与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提炼该研究领域对资本控制大众媒体的批判性观点。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围绕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思想控制议题提出的如“思想管理者”、“文化有限公司”、“媒体操控”、“宣传模型”等概念,或对电视文化商品公共属性的反思性观点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论述,指出该研究领域着力批判西方电视媒体的思想控制机制的研究逻辑与理论特点。第五章将视点转向该领域的国际电视媒体传播研究,通过整合该领域对电视的国际传播议题等相关观点,分别就其提出的“媒体依附论”、“文化帝国主义”和国际传播单向流动等文化霸权观点与理论展开论述与探讨。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总结性内容,即第六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特点和第七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第六章旨在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该领域的分析框架和批判焦点等研究价值,指出问题与偏颇。第七章以谨慎而镜鉴的态度,考量并发掘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电视研究对中国的电视理论建设和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和交叉研究法等阐述相关论点,厘清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核心学者、研究方法、理论特点和重要议题等,探讨其对我国电视研究与产业的理论价值。
雷雯[2](2012)在《从“受众控制”走向“受众自治” ——受众研究与电视文化变迁互动关系及新型路径探索研究(1981-2011)》文中研究说明“受众”一词,自上世纪30年代传播学成为一门显学以来,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和讨论的核心焦点之一。在传播研究中,受众的观念经历了多种视野的变迁,曾先后被视作靶子、社会类别、消费者、商品及解码者等等。从总体倾向来说,这些视野变迁体现了从强调受众的被动性到强调受众的主动性、从非理性受众到理性受众、从传者中心到受者中心、从关注受众的社会因素到关注受众的文化因素等特征。随着传媒和时代的变迁,“受众”这一概念也扩展为更大范围、更广含义的群体。不同价值导向的受众研究催生出不同国家的电视文化和媒介整体环境,各流派受众观念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决定了学术关心的不同分野,也产生出不同方式的调研方式和调研指标。我国现阶段以收视率为主要评价指标的受众调研体系,造成一系列媒介产业经营活动中,受众成为一连串的“数字”,成为商业调查机构、电视机构和广告机构间“争夺”的砝码,而受众作为鲜活个体的收视利益、需求满足却被埋没在冰冷的数字背后的电视文化困局究竟如何形成?如何寻求突破?本文考察了国内外“受众”、“受众研究”、“电视文化”、“媒介”概念的发展变迁进程,尤以国内受众研究与电视文化互动发展关系为切入点,将两者三十年变迁所历经的转变,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彼此试探互为支撑阶段、知行脱节失衡发展阶段、研究缺位文化失调阶段以及寻求重构综合评价阶段,旨在通过对历史及现状的观察和思考,在市场经济、媒介产业化、新媒体发展的大背景下,探析受众研究作用于电视文化整体环境变迁的内在规律和外界生态。并以美英等国受众研究整体环境构架体系为参照,剖析国外受众研究、媒介监督与电视文化发展的互动理论和实例经验,寻找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科学、立体、常态的受众研究与电视文化互动发展路径。本文以2010年上海戏剧学院媒介调查研究中心“电视&广播节目即时、量化的满意度调查”项目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调研设计实施及数据发现的深入阐释,剖析该项目攻克以往国内满意度调研三大瓶颈——“即时”、“量化”、“同源”——的环境现实与技术突破,分析在现阶段,开展量化满意度调查新型路径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文章最后从媒介发展宏观视野、受众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内外在机制创新等层面讨论了建立新型受众研究与电视文化互动关系路径的可行性思路及趋势分析。本文以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跨学科理论为指导,主要采取文献法、内容分析法、比较法、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国内外受众研究的发展历史和脉络进行梳理分析,深入探索受众研究与电视文化唇齿相依、互为表里的文化深层关系,论述受众研究在电视文化变迁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应有的权利和不容推卸的责任。随着全球媒体生态的进一步融合和动态发展,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始终充满变数,给出结论尚早,考察仍在路上。
周珉佳[3](2015)在《中国当代小剧场话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文中指出从戏剧存在和传播方式来说,小剧场话剧是相对于传统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当代话剧演出形式,表演空间较小、演员与观众贴近是其最突出的特点,而这一存在方式也促使小剧场话剧本身具有先锋性。从戏剧艺术的文化源流来说,小剧场话剧最早出现在欧洲,20世纪初传播到中国,宋春舫、徐半梅等人积极向国人翻译和宣传小剧场话剧。1921年,汪优游等人针对文明戏过于商业化的弊病首次提出“爱美剧”的设想,这是中国小剧场话剧的雏形,《民众戏剧社宣言》中提出“小剧场运动旨在反对资本家通过票房控制戏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倡导业余戏剧活动”。田汉、欧阳予倩和洪深等人也通过南国社大力发展小剧场话剧,《父归》《潘金莲》等都是当时创作的小剧场戏剧作品。1926年,余上沅、赵太侔等人发起了强调戏剧艺术本身的主体性、号召对传统戏曲重新评估的国剧运动,力图使西方戏剧形式与中国民族戏曲形式高度融合,在这一努力下,大剧场和小剧场戏剧艺术出现快速合流的趋向。30年代的左翼戏剧运动服从于激进的阶级斗争和宣传革命的需要,话剧艺术进一步“大剧场”化。其后出现的以“国防戏剧”和新编历史剧为代表的抗战戏剧,张扬民族意识,在内容和形式上进一步融合中西戏剧艺术,“大剧场”化更加明显,延安地区也出现“演大戏”的风潮。50年代之后,在国家戏剧体制下,小剧场话剧销声匿迹。直到80年代初,中国戏剧界展开的有关戏剧观念问题的大论争为已中断大约半个世纪的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复出”谱出了前奏。次年,以林兆华导演、高行健等编剧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小剧场的演出为标志,中国小剧场话剧复苏。这是在西方现代戏剧影响下,中国戏剧人再次对戏剧观念和戏剧创作所作出的新的探索和解释。在80年代戏剧观念的大讨论中,大家强调应充分发挥舞台假定性原则,追求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然而,这场大讨论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过于关注戏剧形式的创新而不太注重戏剧内涵的发展。因此,与此相关的“泛文学化”和“反文学化”问题就成为后来中国的小剧场话剧发展的突出问题。从中国小剧场话剧的成长过程来看,它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了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本文要集中论述的就是中国当代的小剧场话剧发展过程中,其文学性与剧场性此消彼长的问题。戏剧作为艺术学科与文学有着无法斩断的密切关系,学习者和研究者无法单纯关注戏剧表现艺术而对戏剧文本创作视而不见,研究者需要依托戏剧剧本来分析戏剧精神和主题内涵以及表演风格和舞台设置。剧本只是完整戏剧作品的一个前期阶段,戏剧的创作完成需要从剧本形态到最后的舞台演出形态,戏剧的“文学性”还涉及多方面多角度的阐释。“文学性”含义的弥漫和摊薄,实际上就是文学性向非文学化过渡的过程。文学性在范围扩大的同时,程度和深度也在降低和浅表化。因此,将后现代艺术戏剧理论中的“文学性”理解为文学性的“泛化”甚或“稀释”就显得更为准确。在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进程中,随着戏剧剧场性的不断强化,戏剧文学性的泛化与剧场性的强化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而又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二者通过协同发展,将戏剧文学性的“泛化”从具有消极意义的概念转化为“泛文学性”这个中性概念,但是过分的泛化和摊薄最后就会走向“去文学化”。所谓戏剧“去文学化”的内涵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剧场外部技术地位逐渐提升——灯光、舞美、服装、化妆、道具和其他剧场表现技术手段达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从而遮蔽了戏剧文学性的重要性;二是淡化深厚的戏剧文学精神,却将设计戏剧结构和营造剧场气氛作为首要任务。在“去文学化”的过程中,戏剧文学的语言泛化为更加笼统的艺术语言体系,包括对话之外的形体、歌舞、舞台布景、灯光、服装等各种手段。如此一来,文学思想性沦为剧场性的配角。当然,戏剧的“去文学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便是衍生出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例如音乐剧、肢体剧等。如今中国小剧场遍地丛生,剧作连轴上演,风起云涌看似蓬勃,但是上演的剧目却题材单一雷同,成为小剧场话剧发展的致命短板。小剧场话剧先天的“先锋性”明显弱化,主题日趋浅薄。题材窄化也使小剧场话剧隐含着极大的市场危机,千篇一律的作品使观众对小剧场话剧逐渐失去兴趣,商业文化产业链出现断裂的可能,小剧场话剧生存下去的资本力量变得更加薄弱——这是一个几乎毫无缺口的恶性循环。小剧场话剧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大力拓展剧作的题材内容。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因此,剧场性是一种能够影响现场观众、具有艺术强度的场域力量,它以表现人物情感、塑造人物性格、推进情节发展为核心,以欲望、冲突和戏剧动作为基础,以布景设置、舞台灯光、音响效果、舞美服化为外在手段,集技术、艺术、思想为一体,由多种元素结合而成的的客观属性。戏剧场景的精心设置如果能够符合人物性格,并且满足剧情需要,那么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中就能最大限度地辅助戏剧的精神内涵的表达,丰富戏剧内容,这样的剧场是充满诗性又具有真切感的现实性与表现性高度融合的特定场所。因此,不论是人文剧场性还是自然剧场性,都要以营造情境、推进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主题为出发点,总之是要服从戏剧整体的需要。成功的舞台性和剧场性也会呈现出个人风格。首先,剧场性具有空间的意义。不同特质、不同大小的空间,可以营造出不同的剧场性。在小剧场中,因为舞台空间狭小私密,舞台到观众席之间距离近,过于宏大的戏剧内容和形式、过度纷杂的舞台布置会显得空间更为压迫逼仄,令观众有局促憋闷的感觉,所以小剧场上演的多是更注重表现日常情感故事等较有亲和力的作品。它们不侧重表现宏大的场面和激烈的情节,多是让观众聆听演员内心的声音,感受真挚而微妙的情感表达。其次,剧场性具有交流的动态意义。演员与观众在演出的过程中要不断地交流,包括掌声、唏嘘、笑声、泪水、恐惧、感动等等情感共鸣。剧场性不应只是观众单方面的接受戏剧文本过程,观众也是戏剧现场演出的一方参与者,他们享受并创造进入戏剧情境的状态,这也是剧场性的一个重要层面。再次,剧场性具有营造戏剧情境的幻觉意义。最后,剧场性具有符合艺术规定性的规则意义。随意打乱这些通识性规定不仅不会表现出戏剧的先锋实验性,还会影响戏剧叙述的基本节奏,更影响观众对戏剧的理解。所以,表现剧场性的前提是要理解戏剧艺术的通识规则。剧场的可阐释空间主要体现在演员的表演风格和戏剧表演的社会功能上,其中包括舞台假定性和导演中心制,导表演在剧场空间中显示出表现手法和舞台语汇的类型化和模式化。由于小剧场话剧已形成了普遍的模式化元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剧场话剧的表现形式首先应该突破模式,寻求创新。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就是从“话剧”走向“话剧衍生品”的过程,也是不断突破戏剧表现形式、融合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过程,戏剧衍生产品能够以丰富戏剧生态开拓观众的视野。戏剧作为一种大众的艺术消费形式,是文化民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影响城市的风格和气质,这在小剧场话剧的存在和发展态势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而在中国的戏剧版图上,小剧场话剧在各个省份发展极不均衡,无论是优秀的剧本还是新颖的戏剧表现形式,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小剧场案例多集中于某几个城市地区、某几个剧场,甚至是某几位导演之手。所以,绘制中国的戏剧城市版图有益于戏剧投资人分析有发展空间的城市区域,也便于戏剧研究者搜寻丰富的戏剧资料。既然探讨戏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问题,自然可以通过找寻文学和戏剧之间的微妙联系挖掘中国城市戏剧的生长点。中国的小剧场话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同的地区可以根据各自的资源特点发展戏剧文化产业,提高城市与市民的文化品位。要实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学与戏剧不必分割开来,文学可以作为戏剧发展的内涵力量,以此来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中国的戏剧艺术和戏剧市场的不断发展。
尹博[4](2015)在《基于文化共生理论的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渝东南是重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丰富的土、苗民族文化。同时这个地区也是中国的“非典型性民族地区”之一,既面临经济发展的迫切诉求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又面临“汉化”趋势明显与强化民族文化特征的矛盾。在这样的地区,民族文化受到的汉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更大,民族文化的价值彰显受到的挑战更大。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作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从应然层面肩负着培养“民族文化人”的重要使命,但在实践中却面临传统与现代、主流与多元、外来与本土的多重文化选择困境。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既是渝东南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渝东南民族学校教育内涵品质提升的重要路径。文化共生理论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生思想,是共生理论运用于文化领域的产物。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我国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其所包含的异质共存、尊重多样性,交流融合、突出互补性,共同进化、不可逆转性,传承创新、凸显时代性等丰富内涵,在理论上为研究民族教育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在实践上为如何更好地促进渝东南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提供了新思路。站在文化共生视角审视,在渝东南地区,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完整体系尚未形成,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文化共生的要求不协调,学校民族文教育的理念与文化共生诉求不一致,民族文化教育内容与文化共生内涵不相通,民族文化教育方式与文化共生路径不相向,民族文化教育评价与文化共生目标不相符。这些现存的民族文化教育困境,既导致土、苗等民族文化不能有效传承和创新,也使民族教育缺乏了应有的文化特色和乡土气息,制约了民族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不利于“民族文化人”的有效培育,而且也对民族特色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形成这种局面,是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民族文化被现代主流文化冲淡、民族文化支撑文化教育发展的张力不足、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动力机制缺失等文化原因,也有教育制度变迁中学校文化功能异化、学校教育促进文化共生准备不足、社会和家庭教育对民族文化忽视等教育原因,还有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的制度设计不到位、市场作为不凸显、相关产业难运行等经济原因。从宏观上构建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路向,需要真正确立“人”的回归:注重教育价值理性的彰显,以文化人:凸显“民族文化人”的文化特性,和而不同:维护多元民族文化共生发展生态等价值取向:需要真正坚持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与经济、文化发展的协调性原则,学校民族文化教育文化选择的包容性原则,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互动性原则和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责任的有限性原则;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这个“主导者”、学校这个“主战场”、教师这个“主力军”等责任主体在推进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中的职能和职责;更需要在教育实践中教育理念从“文化疏离”向“文化融合”、教育目标从“学科成绩”向“以文化人”、教育方式从“外在规训”向“内在教化”、教育过程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传承”的范式转换。重建文化共生视角下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具体路径,可以尝试从五个方面去进行设计。一是以文化共生理念指导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包括重塑对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的认识,凸显培养“民族文化人”的重要地位,肩负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教育使命等。二是推进学校民族文化教育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要遵循教育规律,明确民族文化教育课程目标;挖掘文化元素,丰富民族文化教育课程内容;围绕民族特色,编写民族文化教育系列教材等。三是建立“量质并重”的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包括创造多种条件,调整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的数量与结构:设立专门机构,强化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管理;开展专门培训,提升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素质等。四是构建学校民族文化教育教学运行机制。包括优化民族文化课堂教学机制、建立民族文化教学实践机制、完善民族文化教育评价机制、改革民族文化教育家校合作机制、构建民族文化教育网络共享机制等。五是推动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立法及相关政策完善。包括加快推进民族文化教育的立法建设、建立健全民族文化教育行政管理网络体系、突出学校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提高民族文化教育经费使用效率,设立“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的专项项目等。学校民族文化教育要承担起促进文化共生的责任,还需要外部环境的进一步优化。为此,应当通过加大民族文化宣传力度,打造特色文化项目,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活动等途径,营造渝东南地区多元民族文化共生的氛围;要通过树立经济文化化发展的战略思想,把文化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以及在其他经济产业中更多地注入文化的内涵等方式,推动渝东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化发展;要通过搭建社会力量参与民族教育的平台、培育热心民族教育的自愿者队伍、培育企业家参与民族教育的社会责任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民族教育,从而形成支持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文化共生是时代的诉求。渝东南学校如何在主流文化的包围中更好地履行促进文化共生的职责和使命,探寻出具有渝东南民族文化个性的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之路,任务还十分艰巨而繁重。但惟有朝着这个目标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最终达到教育提升、文化共生、人的发展、贫困突围的多赢目的。而这些都需要理论研究的大力深化和实践探索的大胆尝试。
邓心强[5](2010)在《魏晋南北朝批评主体研究 ——从文体学角度切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巅峰时期,在古代文论长河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性意义。这一阶段虽然政局动荡、南北对峙,但在文学批评领域,却繁花似锦、成就斐然。中国文论的重要批评思想和诗学观念都孕育、脱胎于这一时期。前后四百年间,不仅诞生了曹丕、挚虞、陆机、刘勰、钟嵘、萧统等杰出的批评家,而且批评文体体式多样,风貌独具,尤其是论文体、专着体的问世,或体大考周,或思深意远;而骈体、赋体、诗体的出现,更是美轮美奂,千古绝唱!这一阶段批评文体具有浓郁的诗性特征和鲜明的思辨色彩,体现出独有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征。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继往开来,百花争鸣,异彩纷呈,在承传、吸纳中又有新的突破与开创,体现出批评家建构文体的别具匠心和进行创造的非凡智慧。在这前后400余年里,士人中不同类型批评家都热情地参与“论文”,其类型之众多,批评之活跃,参与之广泛,探讨之深入,在批评史上绝无仅有。本文立足于魏晋南北朝纷纭复杂的批评文体,首次从文体学角度深入考察这一阶段数十位批评家,既有面的透视,也有点的聚焦,将宏观研究与文本考察相结合,全面剖析不同文论家精心建构文体时的批评自觉、批评思维、批评方法和批评策略。同时探秘在这个批评踊跃、言说积极、论文频繁的时代,文论家如何充分发挥、弘扬各自“主体性”,根据身份、对象和优长来灵活选择批评文体,赋予其诗性特征和文化意蕴。以此作为观察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陷入困境的中国当前批评提供资源、作出反思、寻求镜鉴。全文共五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语。绪论部分对“文体”、“文体学”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从历时性的维度全面梳理当前古代文论界对中国古代批评主体研究的思路、现状等,从中考察不同着作对魏晋南北朝批评家的研究情况,以寻求本选题的立论空间与学理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选题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揭示批评家和批评文体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探秘批评家如何创造出不同批评文体,在“二度创造”中实现审美的超越。作为文体的缔造者,批评家建构文体时会受到多重内、外因素的制约。同时批评文体作为诗学思想的载体,必然流露出主体的个性特征、审美旨趣和性情人生等。批评文体是批评家的“面孔”与“名片”,折射、体现出批评家思维方式、批评方法、创新策略、诗性智慧等方面的某些特征。本部分不仅是选题的立论基础,也是全文的奠基石。第二章论述批评自觉与魏晋南北朝文体的独立和成熟状况。这一阶段批评家根据不同缘由创造了体式多样的批评文体。文体的异彩纷呈与全面繁荣离不开批评家“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以曹丕、刘勰、钟嵘为代表的批评家就批评家独立身份、批评本体、批评素养等进行了深入探究。同时,批评家类型的各异会直接影响到文体的不同风貌。第三章论述批评思维与魏晋南北朝文体的诗性特征和理论思辨。文学批评思维具有理论性与艺术性、抽象性与形象性相互交织的二重特征。这一阶段众多批评家思维的互渗性、层次感、辩证性、系统性等赋予文体很强的理论品性;同时批评家采用直觉体味、具象譬喻、偶对隐喻等思维反思,又使文体显示出很浓郁的诗性特征。批评家在整体感、平衡感和意象感方面体现出的思维素养,又使文体在理性与诗性之间彰显出某种节奏。第四章论述批评方法与魏晋南北朝文体的品味。批评家采用意象法、譬喻法,使文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与文学色彩;而品第法与比较法的运用又赋予文体显着的科学性和理论色彩;摘句法与类推法的运用则使文体同时具有诗性与科学性,灵性与思辨性。同时,这一阶段批评家灵活调度史、论、评、选等,进行文体的统合。批评范式的运用导致文体的新变。第五章论述批评策略与魏晋南北朝各种文体新的变异。批评家身处人物品藻的社会风尚中,不仅接受玄学的熏陶,而且面对佛学的冲击,如何转化各领域的有效资源来论文;面对既有的传统,批评家从着述体例、批评教训、批评方法等方面进行吸纳与反思、承传与改造来论文;同时又借用文学创作中的骈体、赋体和诗体来论文,实现创作和批评的双重融合,赋予文体很强的审美性。此外,其余文体的骈化、赋化、诗化,以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渗透、组合、互补等,是文体“特异性”的突出表现,也显示出这一阶段批评家极强的文体建构能力。结语部分以魏晋南北朝为参照系,在古今对比和鲜明反差中全面审视中国当前批评界在“批评家及其文体”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与不足,从传统文论中寻求批评的智慧和方法,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在现行学术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当前批评家作品的感受力明显下降,批评精神有所滑坡,批评思维和批评方法趋于单一,批评态度陷入偏激而缺少折中和公允。随着大众化和传媒化的渗透,当今批评家的风度与姿态也今不如昔,变得功利而浮躁。同时,当前学术体制限制了批评文体的多元化发展;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的全面侵蚀也使批评文体变得艰涩、板滞甚至僵化,丧失了应有的诗性、灵气与美感;批评文体趋于谨严、客观、冷静和理性,无法体现出主体的个性与风采。其拯救当从魏晋南北朝批评家那里寻求智慧和方法。
陈仕国[6](2015)在《《桃花扇》接受史研究》文中认为《桃花扇》自问世后,便深受民众喜爱。本文力争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桃花扇》接受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与考察。从微观上,主要探究对《桃花扇》自刊刻以来,包括出版者、读者、改编者、观众等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及不同时期其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等综合形成对《桃花扇》接受之影响,及其知识结构、社会地位、时代变迁等因素对《桃花扇》接受之影响。在宏观上,主要对《桃花扇》各个时期各种方式接受进行探究,包括对《桃花扇》在各个时期文化政策、社会思潮、学风状况等具体进行考察,力求有理有据。本文以《桃花扇》逻辑接受为经,以历时性接受为纬,对《桃花扇》版本形态、舞台演出、文本批评、效仿改编及各种文体对剧作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阐释,主要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对《桃花扇》清代以降全本刊刻情况进行综合考察。《桃花扇》清代刊刻本主要分为介安堂刻本、西园刻本、沈氏刻本、嘉庆刻本、兰雪堂刻本和暖红室刻本等类型。此不同类型之刊刻本,其编次版式、眉批尾评、题评序跋等剧本体制形式均不同。本章对《桃花扇》不同刊刻本之剧本体制形式进行分类梳理、归纳与考察,以揭示各式各样《桃花扇》版本所传递出之接受信息。第二章对有关《桃花扇》之演出与接受进行论述,勾勒清代以来观众对《桃花扇》之接受轮廓。由于演出场所之转变,观众身份之迥异,清代与近、现代演出之风格及观众之接受效果会有所不同。本章对清代与近、现代民众对《桃花扇》演出之差异性进行考述,以助于深入理解观众在不同历史时段接受《桃花扇》之心态和审美取向。第三章对清代以降各个时期文人对《桃花扇》批评研究之具体情形进行阐释。清代文人墨客多以咏剧诗词这种带有较为明显自发性与随意性之批评方式,对《桃花扇》内容要旨、艺术风格及其创作原则等进行批评。民国时期,文人学者亦延续清代以来对《桃花扇》之简单批评方式而显得单薄,具有表层性与分散性之特征。真正对《桃花扇》进行学术研究肇始于建国以后,无论在批评样式及批评方法上,还是在批评内容上,皆取得较大成绩。本章勾勒清代以降读者批评《桃花扇》之轮廓,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读者身份接受之差异性。第四章对后人改编《桃花扇》之作进行考述论评。现存晚清民国以来《桃花扇》改编本二十余种,本章对晚清民国及建国后的《桃花扇》改编本进行爬梳,探讨改编本之独特艺术特色,并阐述改编本出现之来龙去脉及其所蕴含之文化意义,从而展示《桃花扇》改编本呈现观众或读者接受中某些共性与基于改编者身份不同而带来差异性。第五章论述各种文体创作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桃花扇》无论是思想精神还是艺术手法,在戏曲、小说、诗词、影视剧本等文体中皆可见其印迹。本章主要论述戏曲、小说、诗词及影视剧本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并对其接受所蕴含之意义进行评析。
陈玉海[7](2012)在《论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文中指出通过科学技术普及提高公众科学技术素养为当今世界各国所重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更需通过科普来增强本国科技实力和提升民众科技素养。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的科普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科学性偏离和人文性缺失的问题。本论文以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向度特性为研究对象,主体内容包括五部分:首先,界定了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科普科学性是指在遵循科学的特征、表达科学特性基础上,创造性地把职业科学的真理性、客观性以适应大众接受能力的通俗性、易理解性的方式进行传播从而为大众所掌握。科普人文性是指为了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进而增进人类的福祉,关注以人为科普活动的主体,通过易于公众理解和互动的形式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其次,梳理了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的历史演进。其历史演进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科普的起源阶段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双向度天然统一的特性:第二阶段,19世纪世纪伴随近代科学的职业化,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显现出分离、偏离、错误、颠倒等复杂的关系;第三阶段,20世纪上半叶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呈现统一的复归趋势。第三,对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表征方式、相互关系加以理论阐释。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体现为:在目的与手段统一维度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内容与形式统一维度上的辩证统一关系。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系在科普系统中的互动性影响体现为冲突与协同两种方式。第四,从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双向度特性维度对我国科普实践进行现实考量,我国科普实践成就与问题并存。我国科普成就体现在三方面:科普科学性不断增强、科普人文性不断深化、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同生共荣。我国科普存在的问题表现为:科学性背离、人文性缺失、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错位。第五,基于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双向度特性追问我国科普实践问题根源并探寻对策。对我国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之根源的挖掘从两方面展开:科普系统内部原因和科普系统环境条件原因。解决我国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之对策从四个方面进行思考:调动多元科普主体积极性;强化科普与科技的融合;提供丰富多彩的科普资源;开展以受众为核心的科普。本研究对于丰富科普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更有效地开展科普实践。
刘艺琴[8](2012)在《转换与融合:20世纪平面广告设计观念与形态的历史演进》文中认为在20世纪平面广告设计的发展中,商业与艺术这两大属性的主导作用不断地发生着转换与融合,这种转换与融合可以说是平面广告演进与变化的本质规律,不仅推动了平面广告设计自身的快速发展,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广告的本质功能。平面广告设计观念及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在某一特定时期,在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博弈中往往会出现某一方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态势的转换,但两者却从未彻底分离。这些发展出来的新观念新形态对之前的观念和设计形态并不是彻底否定,而是有某种程度上的交融。这也是本文探讨的主题——平面广告的设计观念与形态在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博弈过程中如何走向转换、融合。本文以商业与艺术的双重视角,从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广告产业的自身发展等方面对平面广告设计进行了多重维度的检视,并对20世纪平面广告设计观念及形态的发展演变作了历史性考察,划分出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并对分期依据进行了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是平面广告设计的“艺术至上”时期。此时的广告利用唯美花哨的艺术形式起到的“广而告之”的宣传作用。平面广告“艺术至上”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力极大提高导致商品供不应求、彩色印刷技术发展,广告设计几乎全由画家兼职,对广告传播效果的“无所不能”的错误认识等。由此“艺术至上”广告风靡一时。但它也暴露了这一时期平面广告设计的致命弱点:忽略了广告的最终目的——促进销售。20世纪20年代以后至二战结束,平面广告设计实现了“艺术至上”向“功能主义”的转变。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生产过剩,大量商品被积压。人们意识到了商品推销的重要性。二战后,世界经济复苏,商品日益丰盛,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商品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人们对广告的认识也由“无所不能”向“有所不能”转变。而“艺术至上”广告难以体现出产品的特点、优势及与竞争对手的区别。此时广告大师们开始把注意力投注到如何推销产品上。他们围绕产品的推销提出了一系列广告理论,指出广告的设计形式必须服从功能,引导广告设计由唯美转向商业诉求。与此同时,现代艺术的诞生,其抽象、简洁的形式也影响了平面广告的表现形态。至此“功能主义”开始占据主流地位。20世纪50至70年代,是平面广告设计“艺术”与“功能”融合时期。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经济发展迅猛,市场呈现出供过于求的现象,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者的需求成为主导,真正意义上的买方市场形成。由于“功能主义”广告设计风格过多地强调功能性诉求,千篇一律的几何造型,不仅缺少个性,还漠视了人的视觉和心理感受,疏离了趣味性和愉悦性,给人一种机械之感。模式化、标准化的广告作品难以突出商品之间微小的差异,很难再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此时的广告设计必须以全新的面貌、更加富于视觉欢娱的形态才能博得消费者的青睐。在此背景之下,美国广告界提出了广告“创意”理论,即从商业功能诉求走向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即创意——用艺术的表达方式去巧妙地实现商业目的。平面广告开始探求以创意为导向,注重消费者感受的新型广告发展模式,即在广告形态上寻求更好的表达方式。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市场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互联网及便利的交通,缩小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各种文化、思想的交融成为必然,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倡导从历史传统、本土文化或现代文化中吸取营养,从现代社会思想及文化发展中寻找灵感,它强调装饰性、娱乐性,主张回归历史。在广告理论上也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提出。这些因素到对平面广告设计观念及形态影响巨大,使平面广告设计走上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主张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以回归装饰的手法来达到丰富视觉感受的目的。20世纪平面广告在设计理念与形态上不断寻求转变,从世纪初的艺术至上注重艺术表现,到功能主义的高度简洁,到创意时代再到逐渐回归多元与融合注重装饰。这个转变在世纪末体现了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在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中的更高层次的回归。20世纪的平面广告的发展演变就是商业与艺术的主导作用不断博弈、转换与融合的过程。在未来的发展中,不管平面广告设计如何变化,其商业与艺术属性不会改变,艺术始终为商业服务,而平面广告设计风格也将会越来越淳朴、自然,逐渐退去浓厚的商业痕迹而体现出广告本身的真率与质朴。
赵琳宇[9](2015)在《国家艺术创新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艺术的生命。艺术创新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站在国家制度顶层设计高度,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框架中,为艺术创新制度建设规划蓝图,既对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法治化社会建设有所裨益,又有利于保护艺术创新精神,促进创新成果涌现,更好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价值。本文旨在研究建设一套科学合理的国家艺术创新制度,所应具备的制度属性、功能设定、工具配置和制度考评标准,以期为政府文化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参考。论文除序论、结论外,分为四个篇章:第一章从国家艺术创新制度的意识形态角度入手,分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艺术创新的前置性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国家艺术创新制度的功能定位,包括发挥艺术民主的社会环境保障作用,实现艺术激励的杠杆效应保障作用,促进艺术消费的倒逼机制保障作用三个方面。第三章主要研究为了实现国家艺术创新制度的上述功能,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搭建公共平台、加快政策法规建设、强化预算导向性作用三个方面。第四章简要分析国家艺术创新制度在推人才、出作品、增强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果。
吴限[10](2015)在《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自1926年动画短片《舒振华文打字机》公开放映以来,中国动画事业已经在探索、挫折与不断突破中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面对困窘的物质条件,早期的中国动画电影人在设备落后和技术被垄断的艰难条件下,凭借着坚韧的梦想和无限的创造力,开启了中国动画事业的旅程。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万氏兄弟却创作了可以和美国迪斯尼比肩的动画作品——《铁扇公主》,自此使中国动画电影迅速发展起来。建国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诸多当代艺术家们加入到了动画电影的创作队伍之中,成功推出了一批如《小蝌蚪找妈妈》、《骄傲的将军》、《大闹天空》等中国动画电影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随着这一时期水墨动画在国内外屡获赞誉,“中国动画学派”的兴盛时期也随之到来。“十年动乱”之中,中国动画电影进入了无可奈何的停滞阶段,直到新时期的到来在少有恢复。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国开始有规划、有规模地培养动画人才。但由于政策的限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新的时代里却无力抵制外国动画系列片的冲击,致使其在市场中逐渐进入固守时期。直到1999年,《宝莲灯》的上映才扭转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它不仅成为了中国动画电影全面转向市场的代表作,还开启了中国民族动画的重构之路。几年之后,借助电视动画片培养电影观众的模式应运而生,随后《喜羊羊和灰太狼》和《熊出没》分别在2009年和2014年刷新了中国动画电影贺岁片票房的记录,使中国动画电影开始了全面复苏。本文运用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文化区域的、不同时代背景的中外动画创作进行对比和梳理。以历史时间为轴线,将中国动画电影的初始发轫、发展与交融、固守与构建、博弈与深化等不同阶段进行纵向架构。同时,对在同一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各国动画电影的特点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在纵横交错的时空网络中进行研究。早期中国动画电影是在西方动画电影的影响下诞生的,但后来所受到的来自苏联创作理念的影响,却又使其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性,因为也就构筑了其与美国动画电影所呈现出来的娱乐性之间最大的区别。新时期之后,日本电视动画的兴盛和动画教育的缺失同时冲击着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以及民族化创作的探索之路。随后,对外国电脑技术全面的吸收和海外动画加工片的兴起更是使得中国动画电影民族化道路的探索陷入了低谷。当下,互网络时代的到来为动画电影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动画、漫画和游戏的跨界融合、互动成为了现代动画新的民族化特点。由此可见,中国动画电影的历史进程就在这种相互摩擦、比较的框架中所进行的民族化探索之路。本文根据作者自身的动画创作经历和动画教学经验进行总结,结合一手资料对动画理论、流派进行阐述。通过概括中国动画公司的生存现状,分析中国动画教育的弊端,总结当下动画电影创作疲软的症结。以期对如何加强动画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并对中国未来动画电影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二、强化精品意识 繁荣电视创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强化精品意识 繁荣电视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生成语境 |
第一节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思想渊源 |
一、学术母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
(一)劳动价值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 |
(二)社会结构观:有机整体的社会观念 |
二、理论来源:对资本主义媒介生产机制的批判意识 |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 |
(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
第二节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学术借鉴 |
一、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批判观 |
(一)传播偏向:媒介技术决定政权形式 |
(二)知识垄断:特权阶层掌控文化权力 |
二、英国威斯敏斯特学派的媒介产业权力观 |
第三节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媒介环境 |
一、政治经济变革下的媒介反思 |
二、西方电视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
(一)北美电视市场的商业竞争机制 |
(二)欧洲电视产业的多元市场格局 |
第二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研究的学者集群 |
第一节 批判资本主义电视权力机制的北美学者 |
一、达拉斯·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研究的开创者 |
二、赫伯特·席勒:经济权力关系控制电视文化的批判者 |
三、诺姆·乔姆斯基:美国主流媒体操纵意识形态的揭露者 |
四、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美国电视权力集中的批评者与建言人 |
五、文森特·莫斯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的归纳者 |
第二节 透视电视生产商业逻辑奥秘的欧洲学者 |
一、格雷厄姆·默多克:电视经济活动与文化生产的分析者 |
二、尼古拉斯·加汉姆:电视媒体文化生产系统的反思者 |
三、皮埃尔·布尔迪厄:电视内部审查机制的解魅者 |
四、阿曼德·马特拉:全球电视传播霸权的披露者 |
五、卡尔莱·诺登斯顿:国际电视单向流动的论证者 |
第三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经济宰制观 |
第一节 对电视受众商品属性的探索 |
一、受众商品论:商业电视隐秘的生产逻辑 |
(一)受众商品:观众是电视生产的商品形式 |
(二)“免费午餐”: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电视节目 |
(三)收视率商品:控制论意义的电视信息商品 |
二、受众商品论的理论意义与学术影响 |
(一)开创政治经济学受众研究路径 |
(二)激发后续理论探索与多元思辨 |
第二节 对电视双重生产机制的分析 |
一、整合集中:电视产业的结构性特征 |
(一)电视产业化的结构集中方式 |
(二)电视市场化的商业发展要素 |
二、意义生产:电视系统的文化价值 |
(一)作为公共文化商品的电视 |
(二)作为共享礼物的当代电视 |
第三节 对电视内部隐性审查机制的揭示 |
一、电视的符号暴力维护象征秩序 |
二、商业逻辑介越电视的文化生产 |
第四节 对电视逐利性原则的政治批判 |
一、“富媒体、穷民主”:垄断媒体的唯利是图与政治疏离 |
(一)联合媒体的反民主性 |
(二)联合媒体的聚集模式 |
二、“传播革命”:针对美国媒体发展危机的改革策略构想 |
(一)“紧要关头”:美国媒体的转型关键 |
(二)回归公共:媒体改革的理想召唤 |
第五节 小结 |
第四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意识形态操控观 |
第一节 对私有媒体控制大众思想生产的批判 |
一、“思想管理者”:商业电视操控公众思想的工具本质 |
(一)大众媒体管理思想制造的迷思 |
(二)电视媒体操控意识形态的力量 |
(三)媒体管理者的策略化信息传播 |
(四)电视媒体制造的信息中立假象 |
二、“文化有限公司”:私有媒体掌握文化生产的垄断力 |
(一)私有电视:文化工业的生产主体 |
(二)“信息圈地”:私有媒体侵占公共空间 |
第二节 对美国主流媒体思想控制机制的揭露 |
一、“媒体操控”:伪民主政治的宣传工具 |
(一)伪民主政治的媒体附庸 |
(二)美国媒体控制大众心智 |
二、“宣传模型”:媒体制造共识的话语策略 |
(一)“新闻过滤器”:媒体控制信息的层层伪装 |
(二)“必要的幻象”:媒体有意策划的虚假现实 |
第三节 对电视文化商品公共性的反思 |
一、电视商品的意识形态属性 |
二、文化公共领域的电视商品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五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国际文化霸权观 |
第一节 对国际间媒体依附关系成因的深掘 |
一、依附理论:揭示国际文化霸权的政治经济机制 |
二、媒体依附:经济权力驱动国际间的文化控制 |
(一)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间媒体依附的深层原因 |
(二)“意识形态工业”:被控制的国家大文化产业 |
第二节 对全球电视传播失衡秩序的批判 |
一、世界体系理论:审视全球传播霸权结构的理论基础 |
二、文化帝国主义:剖析美国主导的跨国电视传播霸权 |
(一)美国跨国公司构成国际传播权力主体 |
(二)电视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文化商品 |
(三)美国迪士尼公司文化霸权的商业策略 |
第三节 电视全球传播的霸权表现与单向趋势 |
一、影像国际市场: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格局 |
(一)“地球城”:电子社会的依赖性国际传播 |
(二)“传播的全球化”:资本推动的全球电视市场 |
(三)“生命之火”:文化殖民意味的迪士尼产品 |
二、对国际电视传播单向流动趋势的调研 |
第四节 小结 |
第六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研究特质 |
第一节 分析模式:西方媒体的政治经济维度批评 |
一、电视研究的商品视角 |
二、电视研究的产业剖析 |
(一)传媒产业的横向集中 |
(二)传媒产业的纵向整合 |
(三)跨国经营与灵活合作 |
三、电视研究的权力批评 |
第二节 批判焦点:电视文化生产的权力钳制 |
一、聚焦政治经济控制的关键要素 |
二、警示权力集中的媒体垄断格局 |
第三节 理论局限:夸大媒体作用的强效果传播观 |
一、注重批判电视的工具性,相对忽视内容的文化蕴含 |
二、注重揭示电视的商品性,相对忽视受众的能动作用 |
三、注重分析传播的单向性,相对忽视民族文化自主性 |
第七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
第一节 对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路径启发 |
一、拓宽理论视野:拓宽中国电视传播理论研究的学术路径 |
二、充实方法体系:提供中国电视文化产业研究的多元视角 |
三、切准问题之脉:探索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研究的中心议题 |
第二节 对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镜鉴意义 |
一、强化电视的公益职能:以社会效益为取向,而非一味逐利 |
二、提升电视文化竞争力:以优质内容为核心,而非商业逻辑 |
三、增强国际文化传播力:以文化自信为底色,而非拿来主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2)从“受众控制”走向“受众自治” ——受众研究与电视文化变迁互动关系及新型路径探索研究(1981-201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1 问题的提出 |
2 研究思路/方法 |
第一章 受众与电视文化概说 |
第一节 受众的定义、内涵和外延 |
第二节 受众研究的类型、理念和路径 |
第三节 电视文化研究 |
第四节 媒介概念的嬗变 |
第二章 受众研究与电视文化互动关系研究 |
第一节 当代受众研究 |
第二节 受众研究与中国电视文化变迁互动关系研究 |
第一阶段 1981 年-1992 年彼此试探互为支撑阶段 |
第二阶段 1993 年-2001 年知行脱节失衡发展阶段 |
第三阶段 2002 年-2009 年研究缺位文化失调阶段 |
第四阶段 2010 年至今寻求重构多元发展阶段 |
第四节 国际传播中的受众研究 |
第五节 中外受众研究特征比较 |
第三章 受众研究新型路径探索研究 |
第一节 受众研究现状及其危害分析 |
第二节 受众研究价值取舍的背后 |
第三节 满意度评价新型路径探索及其发现 |
第四节 建立“满意度综合评价体系”可行性模型研究 |
第四章 受众研究与电视文化互动关系趋势分析 |
第一节 满意度评价时代来临 |
第二节 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调研 |
第三节 受众研究内外在机制创新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3)中国当代小剧场话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为中国小剧场话剧“寻根” |
第一节 中国小剧场话剧的源流与背景 |
第二节 “文学性”与“剧场性”关系的研究意义 |
第一章 小剧场话剧的“文学性”问题 |
第一节 文学史与戏剧史的关系演变 |
第二节 辨析戏剧的“文学性”及与之相关的属性 |
第三节 小剧场话剧的“文学性” |
第二章 从“泛文学化”到“去文学化” |
第一节 戏剧文学性的“泛化”与“稀释” |
第二节 戏剧的“去文学化”倾向 |
第三节 对小剧场话剧“文学性”的继续追求 |
第三章 国内小剧场话剧的题材拓展 |
第一节 当下的题材危机 |
第二节 形式创新的有限性 |
第三节 题材拓展的瓶颈 |
第四章 剧场性与阐释空间 |
第一节 “剧场性”的涵义与性质 |
第二节 大剧场与小剧场的“剧场性”辨析 |
第三节 剧场的可阐释空间 |
第五章 小剧场中的模式化元素 |
第一节 舞台假定性 |
第二节 导演中心制 |
第三节 娱乐元素的过量渗透 |
第六章 表现形式的不断突破与戏剧交流的态势 |
第一节 戏剧与影视的结合 |
第二节 与行为艺术无限接近的小剧场话剧样本 |
第三节 中国新兴的电视话剧 |
第四节 国内外戏剧交流的整体状态 |
结语 中国小剧场话剧与文学的发展版图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基于文化共生理论的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提出 |
(一) 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系统化设计不足,无法有效促进文化共生 |
(二) 渝东南民族文化价值凸显不够,不能有效引导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 |
(三) 渝东南民族文化与学校教育融合不深,无法有效培养“民族文化人”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外研究概况 |
(二) 国内研究概况 |
(三) 简要评述 |
三、核心概念 |
(一) 文化 |
(二) 文化共生 |
(三) 民族教育 |
(四) 民族文化教育 |
四、研究内容 |
五、研究重点和难点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六、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实践价值 |
七、研究的创新点 |
八、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一、文化共生与民族文化教育的理论阐释 |
(一) 文化共生理论解读 |
1. 文化共生的理论渊源 |
2. 文化共生的提出背景 |
3. 文化共生的理论内涵 |
(二) 文化共生与民族文化教育的关系 |
1. 文化共生为研究民族教育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
2. 文化共生与民族文化教育具有目的的一致性 |
3. 文化共生与民族文化教育在发展进程中具有互动性 |
(三) 运用文化共生理论研究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适切性 |
1. 渝东南“非典型性”民族区域特征对文化共生提出了特殊要求 |
2. 渝东南民族文化价值彰显对文化共生提出了紧迫要求 |
3. 渝东南学校教育内涵品质提升对文化共生提出了应然要求 |
二、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现状审视 |
(一) 渝东南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总体概况 |
(二) 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不力的现实表现 |
1. 教育理念上缺少“文化共生”的价值取向 |
2. 教育内容上没有彰显“文化共生”的内涵 |
3. 教育方式上没有遵循“文化共生”的原则 |
4. 教育评价上缺少“文化共生”的指标体系 |
(三) 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不力的具体影响 |
1. 民族文化无法有效传承与创新 |
2. 民族教育缺乏文化特色与乡土气息 |
3. 民族特色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发展不协调 |
(四) 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不力的因素分析 |
1. 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不力的文化原因 |
2. 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不力的教育原因 |
3. 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不力的经济原因 |
三、基于文化共生的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宏观建构 |
(一) 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 |
1. “人”的回归:注重教育价值理性的彰显 |
2. 以文化人:凸显“民族文化人”的文化特性 |
3. 和而不同:维护多元民族文化共生发展生态 |
(二) 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 |
1. 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与经济、文化发展的协调性原则 |
2. 学校民族文化教育文化选择的包容性原则 |
3. 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互动性原则 |
4. 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责任的有限性原则 |
(三) 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责任主体 |
1. 政府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主导者” |
2. 学校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主战场” |
3. 教师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主力军” |
(四) 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范式转换 |
1. 理念上从“文化疏离”向“文化融合”转换 |
2. 目标上从“学科成绩”向“以文化人”转换 |
3. 方式上从“外在规训”向“内在教化”转换 |
4. 过程上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传承”转换 |
四、基于文化共生的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具体路径 |
(一) 以文化共生理念指导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 |
1. 重塑对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的认识 |
2. 凸显培养“民族文化人”的重要地位 |
3 肩负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教育使命 |
(二) 推进学校民族文化教育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 |
1. 遵循教育规律,明确民族文化教育课程目标 |
2. 挖掘文化元素,丰富民族文化教育课程内容 |
3. 围绕民族特色,编写民族文化教育系列教材 |
(三) 建立“量质并重”的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 |
1. 创造多种条件,调整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的数量与结构 |
2. 设立专门机构,强化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管理 |
3. 开展专门培训,提升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素质 |
(四) 构建学校民族文化教育教学运行机制 |
1. 优化民族文化课堂教学机制 |
2. 建立民族文化教学实践机制 |
3. 完善民族文化教育评价机制 |
4. 改革民族文化教育家校合作机制 |
5. 构建民族文化教育网络共享机制 |
(五) 推动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立法及相关政策完善 |
1. 加快推进民族文化教育的立法建设 |
2. 建立健全民族文化教育行政管理网络体系 |
3. 突出学校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
4. 提高民族文化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
5. 设立“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文化共生”的专项项目 |
五、基于文化共生的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环境优化 |
(一) 营造浓厚的民族文化共生氛围 |
1. 加大民族文化宣传力度,营造民族文化教育氛围 |
2. 打造特色文化项目,带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 |
3. 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活动,创建民族文化教育场域 |
(二) 推动民族经济文化化发展 |
1. 树立经济文化化发展的战略思想 |
2. 把文化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 |
3. 在其他经济产业中更多地注入民族文化的内涵 |
(三)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民族文化教育 |
1. 搭建社会力量参与民族文化教育的平台 |
2. 培育热心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志愿者队伍 |
3. 培育企业家参与民族文化教育的社会责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致谢 |
(5)魏晋南北朝批评主体研究 ——从文体学角度切入(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中国古代批评主体研究回顾 |
二、文体学概况 |
三、文体学切入的路径及角度 |
四、本选题的缘由与思路 |
五、研究方法、意义及创新点 |
第一章 "批评家"与"批评文体"之关系 |
第一节 中外学者论"批评文体" |
一、西方:"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 |
二、中国:"我所评论的就是我!" |
三、国内当前对"批评主体"与"文体"关系的初步认识与探讨 |
四、小结:批评主体和文体之辩证关系 |
第二节 古代批评家:批评文体的精心创造者 |
一、制约文体形成、影响文体及面貌的多维因素 |
二、建构不同文体的主体根由 |
三、在"二度创造"中实现审美超越 |
第三节 古代批评文体:批评家的独特"面孔"与"名片" |
一、批评家诗学思想的载体 |
二、批评家个性特征的流露 |
三、批评家审美旨趣的折射 |
四、批评家表现手法的舞台 |
第二章 批评自觉与文体的独立及成熟 |
第一节 批评缘由与文体的多元化 |
一、子、史着作家评述文学:文体试图走出"寄生"与"随意" |
二、对创作的总结和体认:序跋体的延续 |
三、话题切磋与经验交流:书信体的兴起 |
四、对写作规律的深入探讨:论体与专着体的诞生 |
五、对文坛风气的规范与引导:选本体的成熟 |
六、公文·纪实·抒怀·教育:其它批评文体的新生 |
第二节 批评家"主体性"的充分发挥 |
一、批评家独立身份的认识与追求 |
二、对批评本体的多维思考:"批评"为何? |
三、批评主体素养的诉求与建构 |
四、批评体系的设想与建构 |
五、对"知音"的渴盼与呼唤 |
第三节 批评家类型与文体风貌 |
一、政治家与批评文体 |
二、哲学家与批评文体 |
三、学者与批评文体 |
四、诗人作家与批评文体 |
五、史学家与批评文体 |
六、前辈长者与批评文体 |
第三章 批评思维与文体的诗性及思辨 |
第一节 思维特征与文体的理论品性 |
一、互渗性与交替性 |
二、层次感与辩证性 |
三、系统性与多样化 |
四、深广性与批判性 |
第二节 思维方式与文体的诗性特征 |
一、直觉、感悟、体味与文体的灵动美化 |
二、理论具象化与文体的审美性 |
三、隐喻与文体的深层意味 |
四、偶对思维与文体的形式之美 |
第三节 科学思维与文体的思辨之美 |
一、本末思维与文体的体系建构 |
二、系统思维与文体的宏富精微 |
三、惟务折衷与文体的圆融通达 |
第四章 批评方法与文体的品味 |
第一节 意象-譬喻批评与文体的艺术性 |
一、意象内涵及来源 |
二、意象-譬喻批评的蔓延:人物品评的催发 |
三、此种批评方法在魏晋南北朝的表现及审美分类 |
四、此种批评对后世文论之影响 |
五、此种批评对营造文体品味的价值与意义 |
第二节 品第-比较批评与文体的科学性 |
一、品第法与文体 |
二、比较法与文体 |
第三节 摘句-类推法与文体的二重性 |
一、摘句法与文体 |
二、类推法与文体 |
第五章 批评策略与文体的新变及特征 |
第一节 转化:文体的思辨性和体系性 |
一、向社会风尚领域寻求批评方法 |
二、接受玄学的熏陶 |
三、面对佛学的冲击 |
第二节 吸纳:对传统的继承与推进 |
一、着述体例 |
二、批评教训 |
三、赋注批评 |
第三节 互渗:文体之间的熏染与融通 |
一、骈、赋体的诗化 |
二、魏晋批评文体的赋化 |
三、南北朝批评文体的骈化 |
结语:对中国当前批评家建构文体的针砭与救弊 |
一、失落与反思:当代批评家何为? |
二、多元-诗性-风采:当前批评文体何去何从? |
附录一:魏晋南北朝近400年重要批评家及代表文论参照表 |
附录二:古今不同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批评家、文体及阶段特征的相关评析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代表作 |
后记 |
(6)《桃花扇》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之缘起及其意义 |
二、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从版本看《桃花扇》之接受 |
第一节 《桃花扇》刊本在清代 |
一、清康熙四十七年介安堂刻本 |
二、清康雍期间西园刻本 |
三、清乾隆七年沈氏刻本 |
四、清嘉庆间刻本 |
五、清光绪二十一年兰雪堂刻本 |
六、清末民初暖红室刻本 |
小结 |
第二节 《桃花扇》清代刊本之差异 |
一、编次版式 |
二、眉批尾评 |
三、题评序跋 |
小结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桃花扇》刊本 |
一、案头本 |
1.民国十三年卢前注释本 |
2.民国二十一年朱太忙标点本 |
二、舞台本 |
1.民国十二年陶乐勤新式标点本 |
2.民国二十五年梁启超批注本 |
三、小结 |
第四节 建国以后《桃花扇》刊本 |
一、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 |
二、刘叶秋注本 |
三、楼含松、黄征、许建平校注本 |
小结 |
第五节 《桃花扇》版本传递之接受信息 |
小结 |
第二章 从清代以来演出看《桃花扇》之接受 |
第一节 《桃花扇》清代舞台之接受 |
一、清代各朝统治者对《桃花扇》舞台演出之接受 |
二、康雍期间文人士大夫对《桃花扇》舞台演出之接受 |
三、乾嘉期间文人士大夫对《桃花扇》舞台演出之接受 |
四、道光以降文人士大夫对《桃花扇》舞台演出之接受 |
五、清代普通民众对《桃花扇》舞台演出之接受 |
小结 |
第二节 改编本《桃花扇》近代舞台之接受 |
小结 |
第三节 改编本《桃花扇》现代舞台之接受 |
小结 |
第三章 批评视阈下《桃花扇》之接受 |
第一节 《桃花扇》在清代 |
一、康熙期间对《桃花扇》之批评 |
二、雍乾以降对《桃花扇》之批评 |
三、清末时期对《桃花扇》之批评 |
小结 |
第二节 《桃花扇》在民国 |
一、民国前期对《桃花扇》之批评 |
二、民国中期对《桃花扇》之批评 |
三、民国后期对《桃花扇》之批评 |
小结 |
第三节 建国以后《桃花扇》 |
一、建国初期对《桃花扇》之批评(1949-1962 年) |
二、“文革前”期对《桃花扇》之论争(1962-1966 年) |
三、八十年代前后对《桃花扇》之批评(1979-1989 年) |
四、九十年代以来对《桃花扇》之批评(1990-1999 年) |
小结 |
第四节 读者身份与《桃花扇》之接受 |
小结 |
第四章 从清以来的改编看《桃花扇》之接受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桃花扇》改编本概述 |
1.田汉戏曲改编本《新桃花扇》(以下简称“田曲本”) |
2. 江荫香小说改编本《桃花扇演义》(以下简称“江小说本”) |
3.徐碧云戏曲改编本《李香君》(又名《媚香楼》) |
4.诸葛诚小说改编本《桃花扇》(以下简称“诸葛小说本”) |
5.欧阳予倩京剧改编本、桂剧改编本及话剧改编本《桃花扇》 |
6.周贻白话剧改编本《李香君》(以下简称“周话剧本”) |
7.麦友云话剧改编本《桃花扇全集》(以下简称“麦粤剧本”) |
8.周彦话剧改编本《桃花扇》(以下简称“周话剧本”) |
9.谷斯范小说改编本《新桃花扇》(以下简称“谷小说本”) |
第二节 建国后《桃花扇》改编本考述 |
1.赵清阁越剧改编本《桃花扇》(以下简称“赵越本”) |
2.邵慕水越剧改编本《桃花扇》(以下简称“邵越本”) |
3.蔡季襄、王申和湘剧改编本《新编桃花扇》(以下简称“湘新本”) |
4.福州市文化局闽剧本《桃花扇》(以下简称“闽剧本”) |
5.姚洵闽剧改编本《桃花扇》(以下简称“姚闽本”) |
6.洪隆、丁叔越剧本《桃花扇》(以下简称“洪越本”) |
7.欧阳予倩话剧改编本《桃花扇》(以下简称“欧阳话本”) |
8.欧阳予倩京剧改编本《桃花扇》(以下简称“欧阳京本”) |
9.李寅、胡仲实、刘彬桂剧本《桃花扇》(以下简称“合桂本”) |
10.姬颖秦腔本《桃花扇》(以下简称“姬秦腔本”) |
11.张惠良两种楚剧本《桃花扇》(以下依次简称为“张楚前期本”、“张楚后期本”) |
12.莫汝城粤剧改编本《李香君》(以下简称“莫粤本”) |
13.梅阡、孙敬电影剧本《桃花扇》(以下简称“梅孙本”) |
14.杨毓珉、郭启宏北昆本《桃花扇》(以下简称“北昆本”) |
15.张弘、王海青苏昆本《桃花扇》(以下简称“苏昆本”) |
16.陆洪非黄梅戏舞台本《桃花扇》(以下简称“黄梅戏本”) |
17.王金洪晋剧本《桃花扇》(以下简称“王晋本”) |
第三节 《桃花扇》改编本之艺术嬗变 |
一、情节关目之删减 |
二、人物形象之变化 |
三、结构模式之变更 |
第四节 《桃花扇》改编本之文化思考 |
第五节 《桃花扇》改编传递之接受信息 |
小结 |
第五章 各种文体创作对《桃花扇》之接受 |
第一节 戏曲创作对《桃花扇》之接受 |
第二节 小说创作对《桃花扇》之接受 |
第三节 诗词创作对《桃花扇》之接受 |
第四节 影视创作对《桃花扇》之接受 |
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一、作品类 |
二、论着类 |
三、单篇论文类 |
四、学位论文类 |
五、方志、曲目、工具书等类 |
附录(一):《桃花扇》清代演出编年表 |
附录(二):近现代改编本《桃花扇》演出编年表 |
附录(三):民国以后《桃花扇》其它刊本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获奖情况 |
一、论文发表情况 |
二、参加科研情况 |
三、获奖情况 |
(7)论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1.1.1 选题目的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科普的涵义理解 |
1.2.2 科普科学性涵义与我国科普科学性方面的问题 |
1.2.3 科普人文性涵义及目前科普人文性方面的相关讨论 |
1.2.4 文献评析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论文创新点 |
第2章 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内涵及其关系演进 |
2.1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概念界定 |
2.1.1 科普的涵义理解 |
2.1.2 科普科学性的涵义 |
2.1.3 科普人文性的界定 |
2.2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的历史演变 |
2.2.1 科普起源上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的天然统一 |
2.2.2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渐次分离 |
2.2.3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复归 |
第3章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理论阐释 |
3.1 科普科学性的表征方式 |
3.1.1 科普内容的“真理性”和“客观性” |
3.1.2 科普活动应符合科普受众的身心发展规律 |
3.1.3 科普活动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
3.1.4 科普主体与科普受众具备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 |
3.2 科普人文性的表征方式 |
3.2.1 科普内容的人文性 |
3.2.2 科普表现形式“以人为本” |
3.3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
3.3.1 目的与手段意义上的辩证统一 |
3.3.2 内容与形式意义上的辩证统一 |
3.4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在科普中的互动影响 |
3.4.1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冲突 |
3.4.2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协同 |
第4章 当代中国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现实考量 |
4.1 当代中国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成就 |
4.1.1 科普科学性不断增强 |
4.1.2 科普人文性不断深化 |
4.1.3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同生共荣 |
4.2 当代中国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问题 |
4.2.1 科普科学性的背离 |
4.2.2 科普人文性向度的缺失 |
4.2.3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错位 |
第5章 当代中国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之追问 |
5.1 当代中国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之根源 |
5.1.1 科普系统内部原因分析 |
5.1.2 科普系统的环境条件根源 |
5.2 消解当代中国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之对策 |
5.2.1 调动多元科普主体的积极性 |
5.2.2 强化科普与科技的融合 |
5.2.3 提供丰富多彩的科普资源 |
5.2.4 开展以受众为核心的科普 |
第6章 结论 |
6.1 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历史演进具有阶段性特点 |
6.2 科学性与人文性是科普的内在属性 |
6.3 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 |
6.4 以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考量我国科普实践,成就与问题并存 |
6.5 基于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探寻解决当代中国科普实践问题之对策 |
6.6 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思考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8)转换与融合:20世纪平面广告设计观念与形态的历史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主要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2 20世纪平面广告设计演进历程 |
2.1 历史考察的双重视角 |
2.1.1 商业属性的利益追求 |
2.1.2 艺术语言的视觉表达 |
2.2 演进检视的多重维度 |
2.2.1 艺术思潮与平面广告设计演进的内在联系 |
2.2.2 营销传播环境的变迁对平面广告设计的影响 |
2.2.3 广告观念的演进对平面广告设计的促进 |
2.3 四个演进阶段的历史分期 |
2.3.1 历史分期的依据 |
2.3.2 历史分期 |
3 艺术至上:20世纪平面广告设计的逻辑起点 |
3.1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经济与市场 |
3.1.1 西方社会的商业化进程 |
3.1.2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市场状况 |
3.2 西方“商业绘画”的兴起及早期特征 |
3.2.1 从“文字说明”到“商业绘画” |
3.2.2 “商业绘画”思潮的勃兴 |
3.2.3 “商业绘画式”广告的典型特征 |
3.3 艺术至上:20世纪初的平面广告设计 |
3.3.1 20世纪初平面广告“设计”概念的兴起 |
3.3.2 “艺术至上”平面广告设计观念与形态 |
3.3.3 “艺术至上”设计理念的缺陷 |
4 从“艺术至上”到“功能主义”的转换 |
4.1 第一节经济危机与早期市场学的核心视点 |
4.1.1 经济危机与市场衰落 |
4.1.2 推销与销售促进成为市场学的核心视点 |
4.1.3 广告推销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
4.2 艺术设计理念“功能主义”变迁 |
4.2.1 现代艺术思潮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4.2.2 “功能主义”设计理念的孕育 |
4.2.3 欧洲“功能主义”设计理念的蔓延与发展 |
4.2.4 “功能主义”设计理念对美国广告的影响 |
4.3 平面广告设计“功能主义”演进与呈现 |
4.3.1 平面广告设计对“功能主义”观念的认同 |
4.3.2 欧洲平面广告设计“功能主义”形态 |
4.3.3 美国平面广告设计“功能主义”呈现 |
5 “艺术”与“功能”的融合 |
5.1 市场环境与营销观念的变迁 |
5.1.1 二战后西方经济复苏与高涨 |
5.1.2 市场环境从“卖方”向“买方”的转移 |
5.1.3 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营销观念的确立 |
5.2 媒介环境的变化与传播观念的转型 |
5.2.1 日益复杂的媒介环境 |
5.2.2 从“枪弹论”到“有限效果论”、“弱效果论” |
5.3 广告观念与设计观念的重建 |
5.3.1 功能主义的反思 |
5.3.2 从“诉求”走向“创意” |
5.4 “艺术”与“功能”相融合的平面广告设计形态 |
5.4.1 日本特色的平面广告设计“双轨制” |
5.4.2 美国平面广告设计的“创意”高潮 |
6 平面广告设计多元融合的发展路径 |
6.1 商业与艺术:平面广告设计的两大属性 |
6.1.1 平面广告设计的双重追求 |
6.1.2 商业与艺术:平面广告设计的博弈 |
6.2 现代平面广告设计“多元融合”的实现背景 |
6.2.1 数字化媒体改变了广告传播方式 |
6.2.2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促使设计观念多元化 |
6.2.3 传播学、广告学理论的发展 |
6.2.4 市场的多元需求 |
6.3 现代平面广告设计的多元融合趋势 |
6.3.1 现代平面广告设计观念 |
6.3.2 现代平面广告设计形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
致谢 |
(9)国家艺术创新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一 艺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
二 艺术创新非制度性保障的危害 |
三 制度建设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
第二节 概念定义 |
一 艺术创新 |
二 制度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一 研究文献来源 |
二 研究成果数量分析 |
三 研究成果内容分析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艺术创新的内在要求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艺术创新的方向遵循 |
一 文化、艺术与艺术创新 |
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其特征 |
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与艺术创新 |
第二节 艺术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指引 |
一 全面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及其矛盾性分析 |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引领艺术创新 |
第三节 艺术创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 |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二 社会主义文艺的属性特征与艺术创新的价值引领 |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艺术创新的价值引领 |
第二章 国家艺术创新制度基本功能定位 |
第一节 促进艺术民主对艺术创新的社会环境保障 |
一 艺术民主的内涵及其新中国发展历程 |
二 意识形态引领与艺术民主的辩证统一 |
三 国家艺术创新制度对艺术民主的保障作用 |
第二节 促进艺术激励对艺术创新的杠杆效应保障 |
一 艺术激励的内涵及实施途径 |
二 国外政府资助艺术创新的制度分析 |
三 我国艺术激励的主要方式 |
第三节 促进艺术消费对艺术创新的倒逼机制保障 |
一 艺术消费的含义 |
二 艺术消费与艺术生产的辩证关系 |
三 艺术消费对艺术创新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 |
四 艺术消费如何发挥对艺术创新的倒逼作用 |
第三章 国家艺术创新制度主要工具配置 |
第一节 公共平台工具配置 |
一 公共平台内涵及其多主体性特征 |
二 互联网在公共平台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三 公共平台内容分类 |
第二节 政策法规 |
一 国家艺术创新制度政策法规的层级原则、内容分类与作用 |
二 政策法规是应对“市场失灵”现象的重要措施 |
三 我国有关艺术创新的政策法规建设成就与存在问题 |
四 国家艺术创新制度政策法规的“加减法” |
第三节 预算助推 |
一 预算对于促进艺术创新的基础性保障作用 |
二 我国艺术预算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三 切实发挥预算对艺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
第四章 国家艺术创新制度的预期价值后果 |
第一节 人才标杆 |
一 人才标杆的微观层面 |
二 人才标杆的宏观层面 |
第二节 作品标杆 |
一 坚持“二为”方向是衡量优秀作品的首要标准 |
二 贯彻“双百”方针是实现作品丰富样态的重要原则 |
三 艺术精品是艺术创新的重要成果 |
第三节 影响力标杆 |
一 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
二 艺术创新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10)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第一章 初始与发轫(1949年以前) |
第一节 中国动画电影初始进程 |
第二节 漫画对中国动画的反哺 |
第三节 中国初期动画和电影技巧探索 |
第四节 中美日动画先驱的比较 |
第二章 发展与交融(1949年—1977年)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向苏联学习的动画之路 |
第二节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民族化发展 |
第三节 中国动画学派片种的发展 |
第四节 中美动画创作理念比较 |
第三章 固守与构建(1978年—1994年) |
第一节 动画创作的转型 |
第二节 传统动画技术的发展 |
第三节 中美动画教育的比较 |
第四节 中日动画创作的比较 |
第四章 博弈与深化(1995年—2014年) |
第一节 好莱坞冲击下的商业动画电影的发展 |
第二节 电脑动画和传统动画的比较 |
第三节 自媒体时代中的中国动画发展 |
第四节 港台地区动画的发展 |
第五章 困境与破局 |
第一节 中国动画电影创作症结 |
第二节 中外动画教育对比 |
第三节 全球视野下的动画品牌意识 |
第四节 时代进步下的动画技术更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四、强化精品意识 繁荣电视创作(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D]. 魏兵.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2]从“受众控制”走向“受众自治” ——受众研究与电视文化变迁互动关系及新型路径探索研究(1981-2011)[D]. 雷雯. 上海戏剧学院, 2012(11)
- [3]中国当代小剧场话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D]. 周珉佳. 吉林大学, 2015(08)
- [4]基于文化共生理论的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研究[D]. 尹博. 西南大学, 2015(11)
- [5]魏晋南北朝批评主体研究 ——从文体学角度切入[D]. 邓心强. 武汉大学, 2010(08)
- [6]《桃花扇》接受史研究[D]. 陈仕国. 山西师范大学, 2015(08)
- [7]论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D]. 陈玉海. 东北大学, 2012(07)
- [8]转换与融合:20世纪平面广告设计观念与形态的历史演进[D]. 刘艺琴. 武汉大学, 2012(12)
- [9]国家艺术创新制度研究[D]. 赵琳宇.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5(10)
- [10]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研究[D]. 吴限.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