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在世纪之交的武汉教会情况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许子潇[1]（2021）在《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文中指出陈梦家（1911.4-1966.9）,现代着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在古文字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陈梦家留下了一批极具分量的学术着作,尤以甲骨学领域的《殷虚卜辞综述》最为系统全面。该书闳中肆外,在总结前人意见的基础上创立己说,全面消化了当时所见的甲骨材料,基本构建起了甲骨学学科框架,代表了陈梦家甲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终成果。本研究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参照陈梦家的其他甲骨学、历史考古学论着,从甲骨学的若干重点问题出发,梳理陈梦家学术观点的改易。参照《殷虚卜辞综述》之前、之后以及同时期的甲骨学着作,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陈梦家观点的来源、成就、不足和影响。结合陈梦家亲友们的信札、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复原陈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和甲骨治学历程。本文主体共六个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一、绪论。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介绍陈梦家甲骨学的研究现状和本次研究的意义-、立场、方法、局限与不足。二、学术生涯研究。探讨陈梦家从诗人转变为学者的原因;解释陈梦家甲骨治学历程中几次研究方向和旨趣的转换;钩沉相关史料,复原作为甲骨学者的陈梦家。三、专题研究。本部分包括正文的第二章至第七章。选择文字考释、断代、祭祀、宗教、地理、职官、世系、继统法、名谓、集合示名等在甲骨学和商代史上较为有代表性的问题,考察陈梦家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的改易、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相关甲骨学论着和不同学科理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陈梦家意见进行全面探讨。四、余论。以论着目和通论性着作为主要材料,梳理甲骨学的学科发展脉络,分析《殷虚卜辞综述》对甲骨学框架的搭建;对陈梦家甲骨学研究和《殷虚卜辞综述》的学术价值做出总结评价。五、附录。在论文撰写时,对《殷虚卜辞综述》论及的若干问题有所思考,择与“甲骨文内容分类”、“二人共贞”、“征人方排谱”问题相关的三篇文章作为附录。以上为论文上编。六、《殷虚卜辞综述》引用甲骨材料研究。从骨片、辞条和文字三个层面对《殷虚卜辞综述》所见引用甲骨材料的各种问题进行分类;制作《殷虚卜辞综述》引甲骨材料整理表,对陈梦家引用的甲骨进行分类、替换《甲骨文合集》号码,全面清理材料引用所见的问题。以上为论文下编。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曲晓燕[4]（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指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梁钰颖[5]（2020）在《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教育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的传入而兴起的一种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内容的教育,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及方向。民国以来,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我国建立,并逐渐实现了由学术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的传播,科学大众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趋势,因此与科学大众化相适应的科学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民国以后我国科学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山西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积极发展科学教育,并逐渐实现了建制化,在促进山西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解放了民众思想,加快了山西的现代化进程。1912-1937年,山西的科学教育是在清末科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清末“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颁布,科学教育在修业年限、课程方面有较为具体的规定,为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不断传入、教会学校的兴办都为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与示范作用。进入民国后,科学在社会发展中所显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山西出于社会的需要积极发展科学教育。民国前期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处在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虽遇到一些问题,但也在积极发展与探索,并逐渐走向现代化。在小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山西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在于其推广度得到了提高,但质量却由于现实因素没有跟上步伐,尤其是乡村小学的科学教育非常落后,在师资、设备、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欠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不断进步,1920年代后科学教员短缺、科学教育设备落后等情况有所缓解,小学科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相较于小学阶段发展较好。中学科学教育在师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使用等教育教学方面有显着的提高,但在科学教育设备、教学方法等方面受传统旧教育的影响较大,特别是部分县立、私立中学几乎没有得到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1920年代后山西中学科学教育随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都有所提升,中学科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大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发展较为平稳。民国山西高等科学教育是在清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而民国山西高等科学教育起点高,开始早,发展势头较猛,尤其是师资状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方面发展较好,虽由于经费等原因使得而科学教育设备等方面有所欠缺,但也在逐渐改善,总体来说发展较为平稳。而且从山西高等科学教育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山西高等科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科技、教育人才,为山西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通过对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的考察,再现了民国前期山西科学教育的基本面貌与发展特点,为之后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教训,同时通过对山西科学教育的考察见证了科学在培养人才、发展经济、解放思想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科学文化在山西的发展与传播过程,展现了山西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孟志远[6]（2021）在《泛在学习背景下学校教育供给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网络技术发展和移动终端多样化,学习者得以随时随地获取互联网中的学习资源,泛在学习逐渐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学习样态。泛在学习所带来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鲜明变化冲击着人们对传统学校、校园和教师的概念,渲染出学校教育将在泛在学习冲击下消亡的可能性。但应当明确,学校教育之所以能够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承担主要的教育任务且至今未变,是因为其教育供给始终依据学习者个体需求和社会对劳动者的需求而调整。学校的存在对于人的个性化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学校作为千百年来始终担负着核心教学任务的场所,很难会在数字时代中被基于网络环境的泛在学习所取代。与泛在学习相比,学校教育具有前者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也存在极易受到冲击的薄弱之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应当思考在泛在学习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学校,重新审视学校教育,重新规划学校教育供给的问题。基于以上思路,本研究在进行了相关文献阅读与梳理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并结合调查研究与访谈,围绕学校应在教育供给方面进行怎样的变革才能适应孕育泛在学习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时代这一问题,先后梳理了泛在学习的内涵,泛在学习引发的学习者对学校的新需求,以及泛在学习为学校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回溯学校教育供给变革的历史,描述学校教育供给现状,明确了学校教育不会为技术变革所动摇的价值坚守,以及学校教育之于泛在学习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从价值导向与变革路径方面提出了学校教育供给的变革策略,从而为泛在学习背景下学校教育的发展及教育供给改革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导向与可参照的实践路径。本研究共有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研究的缘起与研究意义,对相关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研究综述,在此基础上对“泛在学习”、“学校教育供给”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进而明确了本研究的目的与主要研究内容,并依此选取了理论分析、比较研究、调查研究与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的第二部分描述作为万物互联时代新学习样态的泛在学习。首先回溯了泛在学习的概念来源——泛在计算,以及支持泛在学习的各种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程。其次描绘了泛在学习的特征,如提供高度技术化的学习体验,实现学习与真实生活的联结以及面向学习者多样化学习特征等。泛在学习对学习者多方面的支持催生了学习者对学校教育知识教学质量、人际交往机会、个性化成长服务以及数字化教学手段的新需求,各种来自学习者的新需求进一步为学校教育带来知识教学、人际关系、现代学校标准育人模式以及学校存在方式的挑战。研究的第三部分梳理学校教育供给的历史与现状。将符号与文字的创造使用、造纸与印刷技术的发明应用、视听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普及界定为对学校教育供给变革产生推动作用的四种技术力量。进而梳理学校教育供给面临的四次变革进程中社会对劳动者需求的变化:由掌握农耕技术以满足物质生活转向满足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而后进一步多样化专业化,至今已形成更多元的创新型劳动者需求。同时,学校教育供给由早期具有明显阶级性的教育供给、工业化时代统一的标准化教育、将视听技术充分应用于学校教学培养社会紧缺人才,转向当前以培养学习者的创新、合作、探索能力,适应未来的社会发展为导向实施的供给。研究的第四部分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泛在学习背景下学校教育供给的价值。首先结合第三部分对学校教育供给变革历程的梳理,总结出学校教育之所以传承千年且仍具有核心教育价值的原因,包括学校中“百年树人”的德育坚守、传道从师的师生联结以及共生并育的生长环境等亘古不变的内涵。学校教育所传承的珍贵财富与泛在学习相比自然具有诸多优势,体现在学习者隐性知识习得、非认知因素培育、现实环境创设以及学校教师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等方面。其次,对学校教育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了解学校教师与管理者、学生、家长以及网络教育产品开发者对泛在学习及学校教育的主观认识。研究的第五部分提出泛在学习背景下学校教育供给变革的策略。在理论导向方面,学校教育供给的变革应以学习者的个体需求和社会对劳动者的需求为导向,以学习者知识技能的掌握,求知精神的生成,合作能力与领导力、科学精神与创造力、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精神以及数字化时代的信息素养的生成为目标。在实践方面,学校教育供给应从学校课程资源、校园空间、学习者培养方式、学校教育供给主体和学习者的学习评价等方面进行。具体包括显性课程,隐性课程,教辅机构教学资源的变革;室内学习空间和室外活动空间的改造;育人模式的循证化,教师身份的大众化,教学手段的智能化;学校与社会、家庭、自然的教育供给功能、责任、环境的联结;学习者学习评价内容、手段、方式、主体等方面的变革。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研究问题的总结和结论的梳理,指出本研究所作访谈的代表性不高、个人写作视角局限、教育供给变革策略的可行性未得到验证且普适性较弱等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
王哲[7]（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郭海洋[8]（2020）在《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文中指出地方教育史一直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研究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的发展历程,主要目的是为了还原近代石家庄地区教育的历史面貌,探索近代以来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代石家庄的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本研究共分为八章内容,第一章内容为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主要概述石家庄古代教育史的发展过程和总结石家庄古代教育的特点。第二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介绍了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石家庄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第三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第四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主要阐述了中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第六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第七章内容为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第八章内容为石家庄新教育的特点与启示分析。石家庄传统教育自先秦时期历经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与跌宕起伏,为近代石家庄新教育的萌发奠定了重要基础。“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近代教育渐成体系。20世纪初,新学制的相继出台,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石家庄地区新式小学堂的创办,让民众逐渐开始意识到创办新式教育的必要性。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石家庄地区的书院相继改为高等小学堂,比如,栾城龙冈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获鹿县和正定县都成立劝学所,倡办新学。近代石家庄中学堂的发展比较缓慢,清末时期主要有两所,即赵州官立中学堂和正定府官立中学堂。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和新式小学堂的大规模出现,创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历史需求凸显而出,它是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时期,石家庄地区的师范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为本地区培养了充足的师资力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石家庄随即沦陷,这一时期石家庄存在着日伪殖民区和中共根据地两种政权形式,在日伪统治地区,为配合其军事和经济侵略,日伪当局采取多种奴化教育手段,在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企图建立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以维持其殖民统治。随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恢复创建学校教育。石家庄地区在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下,各区县的根据地开始恢复办学,并创办了一批新学校,学校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此外,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批抗日游击学校以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这些学校没有固定的学制和班制,但是这一系列教育举措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清末及民国初期石家庄未出现高等教育,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办学,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石家庄开始创办正规化的高等教育,其中着名的华北大学为解放全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学教育从此走向正规化。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创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近万名优秀领导、各类骨干人才,成为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通过研究石家庄地区的教育发展,可以发现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经了两次高峰时期,其中石家庄教育事业在古代时期发展较好时期是在元朝,一度成为了河北地区乃至北方的一个教育中心,书院教育较为突出,出现了着名的封龙书院;近代以来,20世纪初石家庄教育达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期,新式教育兴起,随着石家庄近代化的历程,教育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回顾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石家庄地区教育兴与衰主要是受到了地缘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最大。纵观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同时,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发展有一定滞后性和其自身特点,这也是由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原因共同决定的,就此,在最后一章也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吕雪姣[9]（2020）在《20世纪上半叶苏州私塾改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私塾是推行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是儿童破蒙启智的重要场所。到明清时,私塾已遍布城乡,私塾教育发展到顶峰。当清末以至民国时期,新式小学在全国推广时,作为旧式教育的私塾并没有立刻消失,因新式小学一时难以推广而私塾又无法一时取缔,故形成了新式小学和私塾二元并存的局面。为了普及初等教育,改变私塾落后的教学模式,使私塾向新式小学靠拢转化,私塾改良活动应运而生。私塾改良最先是在清末民间发起,继而,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私塾改良活动正式开启。自1904年江苏学务处委员沈亮棨在苏州创建私塾改良会,到新中国成立结束,苏州私塾改良活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苏州私塾改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1904-1911年的起步期。此阶段私塾改良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民间的私塾改良会,作为私塾管理的官方机构劝学所,改良效果有限。第二,1912-1926年推进期。此阶段北洋政府开始要求登记私塾、检定塾师。第三,1927-1936年鼎盛期。此阶段为私塾改良活动成效最明显的时期。政府通过法令明确私塾改良的各项要求,如规范私塾办学标准,举办私塾改良宣传周等。第四,1937-1949年延续期。该阶段因战乱原因,改良私塾的政策大多为第三阶段的延续。到解放前夕,私塾部分转化为学校,部分被取缔。苏州的私塾改良活动开始早,历时久,具有示范性。虽然在改良过程中遭遇塾师的抵抗、民众的抵触等阻力问题,但改良后的私塾逐渐小学化,成效较明显。20世纪上半叶苏州私塾教育的变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全国私塾改良的缩影。
徐拿云[10]（2020）在《品性证据规则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认为伦理学上的品性和心理学上的品性,为司法证明场域的品性提供了概念基础。品性证据规则主要面临三重问题。其一,品性自身存在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品性的倾向性、道德性和主体间性三个方面。当用于对行为进行证明时,品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品性在道德上是非中立的,包括良好品性和不良品性;根据品性的人际概念,品性建立在第二主体对原始主体做出行为评价的基础上。其二,品性证据的识别存在复杂性。无论是基于品性推论识别品性目的与非品性目的的具体行为证据,还是基于道德属性识别品性证据与习惯证据,都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其三,品性证据的运用也存在危险性,可能产生不公正的偏见和额外的诉讼成本。从神示证据制度下品性证据萌芽初现,到法定证据制度下正式形成品性证据并对其自由采纳,再到自由证明制度下产生品性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并于自由证明制度发展过程中逐步增设例外规定,品性证据的司法运用不断走向合理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为品性证据的演变奠定了社会基础。品性证据的演变史充分体现了鼓励采纳证据的规制取向和审慎排除品性证据的规制态度。品性证据的行为预测价值,为采纳品性证据提供了正当理由。品性证据规则的激励客体包括诉讼行为和社会行为。其一,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具有激励作用,旨在实现发现事实真相的内在目标。以BAF*对事实认定者信念属性的限制为认识论基础,品性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品性推论是从行为到品性再到行为的过程,其间运用了归纳推理和具有可废止性的溯因推理,由此品性证据排除的例外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具有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推进最大个别化检验、强化对证人的可信性检验、破除对女性被害人的歧视范式三个方面。但与此同时,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也可能产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叙事危险性、抑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固化被告的性侵犯行为范式三个方面。其二,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具有激励作用,旨在实现塑造社会行为的外在目标。就激励方式而言,品性证据规则通过成本调控方式实现行为优化,通过重复博弈方式形成动态激励,进而对社会行为发挥激励作用。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威慑违法行为、推进社会诚信和鼓励性别平权三个方面。当前我国并未设立品性证据规则,但司法实践中常常运用品性证据进行定罪和弹劾。从诉讼制度原因上看,举证与质证缺乏规范性和积极性、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定罪证明与量刑证明缺乏相对独立性,导致我国品性证据规则长期缺失。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缺失,也在社会层面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制约现代社会诚信文化的生成、弱化女性行为偏见的矫正意识、阻碍违法犯罪记录的功能定位。基于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立法展望,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设立将对证人诚实作证产生直接的激励作用,进而对诚信社会建设产生间接的激励作用。但与此同时,应当防范品性证据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
二、处在世纪之交的武汉教会情况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处在世纪之交的武汉教会情况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陈氏甲骨学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一章 作为甲骨学者的陈梦家 ——生平概要及甲骨治学始末 |
| 第一节 从诗人到学者(1928-1936) |
| 第二节 从宗教、神话、礼俗到古文字、实物、古史(1932-1937) |
| 第三节 从材料的收集整理到《综述》(1937-1956) |
| 小结 |
| 第二章 陈梦家的甲骨文字考释 |
| 第一节 确释例 |
| 第二节 误释例 |
| 第三节 备考例 |
| 第四节 陈氏甲骨文字考释的特点 |
| 第三章 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 |
| 第一节 陈梦家甲骨断代学研究始末 |
| 第二节 有关《甲骨断代学》四篇与《殷虚卜辞综述》差异的考察 |
| 第三节 陈氏甲骨断代研究的基础 |
| 第四节 陈氏甲骨断代的成就 |
| 第五节 陈氏断代的不足与遗憾 |
| 小结 |
| 第四章 陈梦家与甲骨文中的祭祀和商代宗教 |
| 第一节 本部分讨论的逻辑与范围 |
| 第二节 陈氏早期的祭名研究 |
| 第三节 《综述》中的周祭研究 |
| 第四节 陈梦家的商代宗教神灵研究及商代宗教观 |
| 第五节 商代晚期的宗庙制度 |
| 第五章 陈梦家的商代地理研究 |
| 第一节 陈氏早年商代地理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禹贡》与陈氏的家国情怀 |
| 第三节 方法与问题——陈氏所见的卜辞地理研究史 |
| 第四节 “方国地理”——陈氏的总结与推进 |
| 第五节 “政治区域”——陈氏的突破与贡献 |
| 第六章 陈梦家的卜辞职官研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与陈氏的研究范围 |
| 第二节 《综述》之前的卜辞职官研究 |
| 第三节 《综述》第十五章中提到的商代职官 |
| 第四节 《综述》中的职官分类 |
| 小结 |
| 第七章 陈梦家的卜辞名谓世系集合庙主研究 |
| 第一节 商代先公诸王名谓、世系研究 |
| 第二节 商代王位的继承法则 |
| 第三节 商王名谓所见的商代日名制度 |
| 第四节 集合示名 |
| 第五节 本部分的反思与小结 |
| 第八章 余论及结语 |
| 第一节 甲骨学与甲骨学科 |
| 第二节 构建甲骨学的框架 |
| 第三节 结语 |
| 附录一:甲骨分类史小考 |
| 附录二:《综述》“并卜卜人”概念补证 |
| 附录三:谈《综述》征人方排谱中误收的两版甲骨 |
| 主要参考文献(上编) |
| 《殷虚卜辞综述》所见甲骨材料引用问题 |
| 第一节 骨片问题 |
| 第二节 辞条问题 |
| 第三节 释字问题 |
| 第四节 余论 |
| 《殷虚卜辞综述》引用甲骨材料整理表 |
| 凡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5）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山西科学教育的时代土壤 |
| 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
| (一)巩固政权的需要 |
| (二)发展经济的需要 |
| (三)破除封建文化的需要 |
| 二、外来文化对科学教育的推动 |
| (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 |
| (二)教会学校的推动与示范 |
| 三、清末山西科学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中小学科学教育 |
| (二)高等学校科学教育 |
| 小结 |
| 第二章 山西小学科学教育 |
| 一、科学教育师资状况 |
| (一)科学教员数量短缺 |
| (二)科学教员学历差异较大 |
| (三)科学教员的检定 |
| (四)科学教员的培训 |
| 二、科学科目教科书 |
| (一)西式教科书的退出 |
| (二)自编、乡土教科书的兴起 |
| (三)部审教科书的普及 |
| 三、科学教育设备 |
| (一)科学教育仪器 |
| (二)科学教育场地 |
| 四、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二)“新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五、科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
| (一)城市小学校教学方法改进 |
| (二)农村小学“收效甚微” |
| 六、科学课程的测试与评价 |
| (一)学业成绩评定 |
| (二)毕业会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山西中学科学教育 |
| 一、科学教育师资状况 |
| (一)科学教员数量短缺 |
| (二)科学教员学历状况 |
| (三)科学教员的培训 |
| 二、科学科目教科书 |
| (一)西式教科书的退出 |
| (二)自编教科书的出现 |
| (三)部审教科书的推广 |
| 三、科学教育设备 |
| (一)部分中学设备完备 |
| (二)部分县立、私立中学设备落后 |
| 四、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二)“新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五、科学教育中的教学方法 |
| (一)“五步教学法”的机械运用 |
| (二)“实验教学法”的探索 |
| 六、科学科目的测试与评价 |
| (一)学业成绩的评定 |
| (二)毕业会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高等科学教育 |
| 一、科学专业的师资力量 |
| (一)创建初期的师资 |
| (二)1920年代师资状况 |
| (三)1930年代师资状况 |
| 二、科学教科书的编写与使用 |
| 三、科学教育设备 |
| (一)科学教育仪器 |
| (二)科学教育图书 |
| (三)科学教育场地 |
| (四)科学教育学会 |
| 四、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一)山西大学工学院科学课程设置 |
| (二)山西大学理学院科学课程设置 |
| (三)并州学院农艺化学系课程设置 |
| (四)专科学校科学课程设置 |
| 五、学生就业情况 |
| (一)从事建设行业 |
| (二)从事教育行业 |
| (三)从政 |
| 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科学教育的影响与启示 |
| 一、山西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一)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 |
| (二)促进了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提高了民众科学素养 |
| 二、山西科学教育的特征与启示 |
| (一)山西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二)山西科学教育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泛在学习背景下学校教育供给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泛在学习:万物互联时代的学习样态 |
| 第一节 泛在学习概念与发展溯源 |
| 一、概念溯源: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泛在计算 |
| 二、发展溯源:始于20世纪初的现代教育技术 |
| 第二节 泛在学习样态特征 |
| 一、提供高度技术化的学习体验 |
| 二、实现学习与真实生活的联结 |
| 三、面向学习者多样化学习特征 |
| 第三节 新学习样态催生对学校教育的新需求 |
| 一、对知识教学质量的需求 |
| 二、对人际交往体验的需求 |
| 三、对个性化成长服务的需求 |
| 四、对数字化教学手段的需求 |
| 第四节 新教育需求为学校教育供给带来的挑战 |
| 一、泛在化知识对学校知识教学的冲击 |
| 二、虚拟化交往对现实人际关系的冲击 |
| 三、个性化需求对标准学校模式的冲击 |
| 四、数字化学习对学校存在方式的冲击 |
| 第二章 学校教育供给: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推动学校教育供给变革的四次浪潮 |
| 一、人类社会发展变迁与学校教育变革 |
| 二、变革性技术、社会形态与学校教育供给的关系 |
| 第二节 符号与文字初创使用时期及学校教育供给 |
| 一、从口耳相传到符号与文字的产生 |
| 二、以满足物质生活为目的的劳动者需求 |
| 三、具有明显阶级性的学校教育供给 |
| 第三节 造纸印刷技术发明应用时期及学校教育供给 |
| 一、造纸与印刷技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 |
| 二、以满足大规模工业生产为目的的劳动者需求 |
| 三、工业生产催生统一化的学校教育供给 |
| 第四节 视听技术发展时期及学校教育供给 |
| 一、视听技术发展提高信息传播速度 |
| 二、多样化专业化的劳动者需求 |
| 三、视听教学为新形式的学校教育供给 |
| 第五节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普及时期及学校教育供给 |
| 一、快速迭代与丰富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 |
| 二、面向信息社会活动的新型劳动者需求 |
| 三、融合信息技术与网络的学校教育供给 |
| 第三章 泛在学习背景下的学校教育供给:传承与优势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传承的珍贵财富 |
| 一、百年树人的德育坚守 |
| 二、传道从师的师生联结 |
| 三、共生并育的生长环境 |
| 第二节 学校教育之于泛在学习的优势 |
| 一、学习者隐性知识习得的优势 |
| 二、学习者非认知因素培育的优势 |
| 三、学校现实环境创设的优势 |
| 四、学校教师育人功能的优势 |
| 第三节 泛在学习与学校教育供给的关系:基于访谈的结论 |
| 一、中小学教师与管理者的观点 |
| 二、高校教师与管理者的观点 |
| 三、高校学生的观点 |
| 四、学生家长的观点 |
| 五、网络教育产品开发者的观点 |
| 第四章 泛在学习背景下学校教育供给变革策略(上)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供给变革的价值指向 |
| 一、以学习者与社会需求为导向 |
| 二、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求知精神 |
| 三、培育合作能力与领导力 |
| 四、培养科学精神与创造力 |
| 五、培育全球化时代人文精神 |
| 六、培育数字时代信息素养 |
| 第二节 学校课程资源的变革 |
| 一、重设显性课程教学内容 |
| 二、强化隐性课程育人价值 |
| 三、丰富教辅机构教学资源 |
| 第三节 学校校园空间的变革 |
| 一、调整室内学习空间 |
| 二、丰富室外活动空间 |
| 第五章 泛在学习背景下学校教育供给变革策略(下) |
| 第一节 学习者培养方式的变革 |
| 一、育人模式的循证化 |
| 二、教师身份的大众化 |
| 三、教学手段的智能化 |
| 第二节 学校教育供给主体的拓展 |
| 一、学校与社会的功能联结 |
| 二、学校与家庭的责任联结 |
| 三、学校与自然的环境联结 |
| 第三节 学习者学习评价的变革 |
| 一、从重知识到重素养:评价内容的变革 |
| 二、从纸笔化到智能化:评价手段的变革 |
| 三、从封闭式到开放式:评价方式的变革 |
| 四、从多元化到多维化:评价主体的变革 |
| 结语 |
| 一、研究问题与结论 |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教师及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学生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家长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网络教育产品开发者访谈提纲 |
| 在读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7）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框架、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联校自保:行政运作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流亡简史 |
| 第二节 国立中学校务会议研究 |
| 第三节 国立六中行政办事人员考察 |
| 第四节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裁并问题研究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情感与教育团体:教职员关系网络研究 |
| 第一节 同乡: 国立六中教职员的地缘关系 |
| 第二节 同学: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一 |
| 第三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二 |
| 第四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与职员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启蒙与救亡: 国立六中教学主题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教科书荒及其应对 |
| 第二节 启蒙教育: 国立六中的人文和科学教育 |
| 第三节 救亡教育: 国立六中的战时教育色彩 |
| 小结 |
| 第四章 贷金、卫生、阅读: 生活史视野下的国立六中师生 |
| 第一节 国家扶持与人格独立: 贷金与学生生活 |
| 第二节 为国保育与视若己出: 国立六中师生健康 |
| 第三节 党化教育与自由阅读: 国立六中阅读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意志与教育实践: 以党团冲突和校园纪念为例 |
| 第一节 党团冲突与教育统合: “校党团合一 |
| 第二节 国立六中的中共组织力量 |
| 第三节 国家纪念与教育秩序: 校园中的纪念日 |
| 小结 |
| 第六章 报效国家与纾解困境: 国立六中参军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关于青年学生从军问题的讨论 |
| 第二节 “从军运动”前的学生参军情况 |
| 第三节 从军运动的兴起及发展 |
| 第四节 从军运动的余音 |
|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襁褓与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政策管道与文化代表: 地方中的“国家”和“大学” |
| 第二节 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挟校自重: 与地方社会的冲突 |
| 小结 |
| 结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缠下的战时教育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史料整理 |
| 一、研究现状 |
| 二、近代石家庄教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
| 三、教育方志的功用与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及方法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概念界定 |
| 一、近代化 |
| 二、中国教育近代化 |
| 三、近代中国教育史 |
| 四、石家庄 |
| 五、近代石家庄教育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及内容设计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史概述 |
| 一、商周至隋唐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 二、宋元明清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 第二节 石家庄的书院教育 |
| 一、石家庄书院的历史嬗变 |
| 二、封龙书院及其历史影响 |
| 第三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的历史功绩 |
| 一、石家庄地区一度成为北方教育的中心 |
| 二、义学的发展积累了办学经验 |
| 三、传统书院为近代学堂发展奠定了基础 |
| 四、社学和义学对推动教育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 |
| 五、传统教育使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
| 第二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背景 |
| 二、文化背景 |
| 三、教育环境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教育 |
|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 |
| 二、新式教育的兴起 |
| 三、建立近代学校体系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
| 一、初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
| 二、学校的管理和课程适应社会发展 |
| 三、职业教育的曲折发展 |
| 第三章 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小学教育的发展 |
| 一、清末小学教育的萌芽 |
| 二、民国小学校的兴起 |
| 三、铁路通车与职工子弟小学的建立 |
| 四、主要小学介绍 |
| 第二节 教育管理 |
| 一、学制与课程设置 |
| 二、德育教育 |
| 三、教研机构及其活动 |
| 四、教师联合会及其活动 |
| 第三节 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的设立及其成效 |
| 一、推行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背景 |
| 二、石家庄义务教育实验区的设立 |
| 三、义务教育实验区的成效 |
| 第四节 教会小学、女子小学与少数民族小学 |
| 一、天主教教区的设立 |
| 二、天主教与教会小学 |
| 三、伊斯兰教与回民小学 |
| 四、女子小学 |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初等教育的积极影响 |
| 一、新式小学的广泛建立扩大了受教育人群的范围 |
| 二、为中等教育发展输送了优秀人才 |
| 三、培养了大量近代化社会公民,推动了社会发展 |
| 四、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革 |
| 第四章 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新式中学堂的建立 |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中学教育的启动 |
| 二、赵州官立中学堂 |
| 三、正定府官立中学堂 |
| 第二节 民国“新学制”与普通中等教育的发展 |
| 一、新学制的颁行与中学“三三分段制”的确立 |
| 二、河北省省立第十五中学校 |
| 三、私立石门初级中等学校 |
| 第三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教学与管理 |
| 一、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
| 二、招生与管理 |
| 三、行政管理 |
| 第四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特点 |
| 一、学生课业负担重,课程难度较大 |
| 二、省立中学师资雄厚 |
| 三、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设施齐备 |
| 四、学生思想进步,投身革命事业 |
| 第五章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 |
| 一、清末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 |
| 二、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 |
| 三、石家庄师范教育的发展 |
| 四、师范教育的典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 |
| 五、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的积极影响 |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 |
| 一、职业教育兴起的原因 |
| 二、石家庄地区职业教育的类型 |
| 三、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的评价 |
| 第六章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抗大二分校 |
| 一、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建立 |
| 二、教育宗旨 |
| 三、抗大二分校的教学与管理 |
| 四、抗大二分校的历史作用 |
| 第二节 马列学院、中央外事学校与华北军政大学 |
| 一、马列学院 |
| 二、中央外事学校 |
| 三、华北军政大学 |
| 第三节 华北大学 |
| 一、华北大学的成立 |
| 二、教学与管理 |
| 三、华北大学工学院 |
| 四、华北大学农学院 |
| 五、着名教育家在华北大学的教育实践 |
| 六、华北大学的历史功绩 |
| 七、华北大学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创办的现实启示 |
| 第四节 华北高教会与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
| 一、思政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 |
| 二、文法学院的课程改革 |
| 三、对院系进行初步调整 |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综合评价 |
| 一、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 |
| 二、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启示 |
| 第七章 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 |
| 第一节 石家庄的沦陷与教育浩劫 |
| 一、石门伪政权的建立 |
| 二、日伪对教育的破坏 |
| 第二节 日伪奴化教育的实施 |
| 一、推行学校奴化教育 |
| 二、奴化社会教育 |
| 三、统制报刊强化奴化宣传 |
| 四、利用宗教进行反共宣传 |
| 第三节 日伪在石家庄推行奴化教育的消极影响 |
| 一、泯灭了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 |
| 二、盲目推崇日本,轻蔑自己的祖国 |
| 三、维护封建礼教,做封建主义的殉葬品 |
| 四、培养了一批顺从殖民统治的御用知识分子 |
| 第四节 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
| 一、晋察冀边区政府出台一系列教育实施办法 |
| 二、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教育 |
| 三、社会教育与冬学运动 |
| 四、抗日文化教育的宣传及其作用 |
| 第八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历史反思及启示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变迁特点 |
| 一、新式教育不断正规化 |
| 二、企业办学是近代石家庄教育的重要支撑 |
| 三、私立学校发展迅速 |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滞后原因分析 |
| 一、经济滞后制约教育发展 |
| 二、政府的管理不善 |
| 三、教育观念落后与人口素质低下 |
| 四、教育经费不足 |
| 第三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对当今教育发展启示 |
| 一、经济发展与地方教育经费充足促进教育发展 |
| 二、政治变迁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 三、文化因素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20世纪上半叶苏州私塾改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苏州私塾改良的背景 |
| 第一节 苏州旧式私塾教育概况及弊端 |
| 一、苏州传统私塾教育概况 |
| 二、苏州私塾教育的弊端 |
| 第二节 苏州新式教育对私塾教育的冲击 |
| 一、苏州教会教育对私塾教育的影响 |
| 二、苏州新式学堂的创建及发展困局 |
| 第二章 清末时期的私塾改良活动(1904-1911年) |
| 第一节 民间的私塾改良活动 |
| 一、民间私塾改良活动的酝酿 |
| 二、苏州私塾改良会的创办 |
| 第二节 官方的私塾改良活动 |
| 一、官方私塾教育政策的转变 |
| 二、官方私塾改良管理机构——劝学所 |
| 三、私塾与学堂过渡机构——简易识字学塾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私塾改良活动 |
| 第一节 1912-1926年的私塾改良 |
| 第二节 1927-1936年的私塾改良 |
| 一、私塾改良进入鼎盛时期的原因 |
| 二、1927-1936年私塾改良的过程 |
| 第三节 1937-1949年的私塾改良 |
|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私塾改良 |
| 二、解放战争时期的私塾改良 |
| 第四章 苏州私塾改良的成效与不足 |
| 第一节 苏州私塾改良的特点 |
| 一、苏州改良私塾开始早、历时久,具有示范性 |
| 二、苏州改良后的私塾逐渐小学化 |
| 第二节 苏州私塾改良的历史作用 |
| 一、促进了苏州传统教育体制的转型 |
| 二、促进了苏州初等教育的近代化 |
| 第三节 苏州私塾改良的不足 |
| 一、苏州私塾改良效果有限 |
| 二、苏州私塾改良受阻的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品性证据规则的作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品性证据规则对事实真相发现的促进作用有待深化 |
| (二)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塑造作用尚未激活 |
| (三)品性证据规则的价值体系有待完善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域外研究现状 |
| (二)域内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品性证据规则的三重问题 |
| 第一节 品性的不确定性 |
| 一、品性的倾向性 |
| 二、品性的道德性 |
| 三、品性的主体间性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识别的复杂性 |
| 一、基于品性推论进行识别的复杂性 |
| 二、基于道德属性进行识别的复杂性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运用的危险性 |
| 一、品性证据运用可能产生的不公正偏见 |
| 二、品性证据运用可能产生的额外诉讼成本 |
| 第二章 品性证据规则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品性证据的演变历程 |
| 一、神示证据制度下的品性 |
| 二、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品性证据 |
| 三、自由证明制度下的品性证据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演变的社会基础 |
| 一、品性证据演变的经济基础 |
| 二、品性证据演变的政治基础 |
| 三、品性证据演变的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演变的基本趋势 |
| 一、品性证据的规制取向:鼓励采纳证据 |
| 二、品性证据的采纳理由:行为预测价值 |
| 三、品性证据的自由裁量依据:平衡检验 |
| 第三章 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的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品性证据规则促进真相发现的作用 |
| 一、品性证据规则促进真相发现的价值基础 |
| 二、品性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准确性 |
| 三、品性证据排除的例外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准确性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的激励作用 |
| 一、品性证据排除规则推进最大个别化检验 |
| 二、证人品性证据规则强化证人可信性检验 |
| 三、强奸盾护规则破除女性被害人歧视范式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的抑制作用 |
| 一、品性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强化叙事危险性 |
| 二、证人品性证据规则抑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
| 三、类似犯罪证据规则固化被告的性侵犯行为范式 |
| 第四章 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品性证据规则塑造社会行为的作用 |
| 一、品性证据规则塑造社会行为的价值基础 |
| 二、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
| 三、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反向激励效应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激励方式 |
| 一、成本调控方式 |
| 二、重复博弈方式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激励效果 |
| 一、具体行为证据规则威慑违法行为 |
| 二、证人品性证据规则推进社会诚信 |
| 三、强奸盾护规则鼓励性别平权行为 |
| 第五章 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缺失的原因和影响 |
| 第一节 我国品性与具体行为证据运用的现状 |
| 一、被告人品性与具体行为证据的运用 |
| 二、证人诚实品性与先前定罪证据的运用 |
| 三、被害人品性与具体行为证据的运用 |
| 第二节 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缺失的诉讼制度原因 |
| 一、举证与质证缺乏规范性和积极性 |
| 二、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 |
| 三、定罪证明与量刑证明缺乏相对独立性 |
| 第三节 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缺失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一、制约现代社会诚信文化的生成 |
| 二、弱化女性行为偏见的矫正意识 |
| 三、阻碍违法犯罪记录的功能定位 |
| 第六章 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司法公正和诚信社会建设的作用 |
| 第一节 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立法建议 |
| 一、定罪过程中的品性证据规则设置 |
| 二、弹劾证人的品性证据规则设置 |
| 三、品性证据规则的相关制度构建 |
| 第二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预期作用 |
| 一、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证人诚实作证的积极作用 |
| 二、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 |
| 三、我国品性证据规则消极作用的预防措施 |
| 第三节 品性证据规则对我国诚信社会建设的激励作用 |
| 一、证人品性证据规则有利于促进社会诚信的形成 |
| 二、品性证据与商务惯例有利于促进市场信誉的形成 |
| 三、实现证据制度建设与诚信社会建设的联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四、处在世纪之交的武汉教会情况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D]. 许子潇. 吉林大学, 2021(01)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5]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D]. 梁钰颖.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泛在学习背景下学校教育供给变革研究[D]. 孟志远.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7]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 [8]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D]. 郭海洋. 河北大学, 2020(08)
- [9]20世纪上半叶苏州私塾改良研究[D]. 吕雪姣. 苏州大学, 2020(03)
- [10]品性证据规则的作用机理研究[D]. 徐拿云.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