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事变与“大陆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武建新[1]（2018）在《中国近代公债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公债,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引入我国的。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和宣统三年（1911年）“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爱国公债”发行,近代公债制度和公债市场在我国开始萌芽。民国以后,伴随国内公债发行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公债二级流通市场的形成,公债成为我国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相对稳定的公债市场才正式形成。稳定的公债市场虽然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财政基础薄弱,避免不了公债滥发,多次酿成公债风潮,造成政府信用的垮台和公债市场的衰落。当前我国公债市场不断发展和规范,但是仍有不少问题存在。梳理和研究近代中国公债市场的发展历程,却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镜鉴。本文以中国近代公债市场为研究对象,内容上既包括公债发行的一级市场,也包含公债流通的二级市场,具体涵盖了公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的形成背景、经过和状况等方面。根据这一思路,全文分为三部分,共五章。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阐释了文章的选题背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前人对中国近代公债市场的研究情况,解释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第二部分为正文,包含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指出中国近代公债市场萌芽于晚清,但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才正式形成。清末的公债市场尚未成型,虽有公债发行,但其交易相当有限,市场非常狭小。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财政被架空,政府收入匮乏,只能依靠内债发行平衡财政。1914年内国公债局设立,1918年以后公债发行步入正轨,发行规模稳步增加,银行业在公债发行业务中迅速成长,市场主体得以培养;北京证券交易所获建,以银行为代表的投资者大力参与公债发行流通,形成了稳定的二级交易平台,这些标志着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近代公债市场正式建立。第二章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1928-1937年这十年间的公债市场情况,这一阶段公债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供需两旺。总体上看,从1927年4月到1937年7月的10年中,国民政府为应付庞大的军政费用支出,发行了近26亿元的内债,是北洋政府15年以“公债票”形式发行的内债总和的4倍多。相较于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的公债市场更加稳定和繁荣,供需两旺。公债发行成为解决财政问题和军费来源的最主要途径。伴随着发行量的迅猛增加,公债的二级市场交易也日趋活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成为公债市场的主要交易场所。南京政府的生存、稳定、统一与公债市场的发展和繁荣紧密相关。这种稳定和统一,对于中国从抗战走向胜利有着积极的正面意义。第三章介绍了全面抗战时期的公债市场情况。这段时期与战前相比,由于战时经济和金融统治政策,加之法币改革,公债市场功能明显衰落。公债市场的发行方面,内债在财政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公债政策走上穷途末路。公债市场的流通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停业,公债市场的二级交易和流通陷入停顿。虽然各界相关人士都不断呼吁重新开启华商证券交易所,但是政府担心资金分流对一级发行市场造成冲击,直到1943年才恢复营业。第三部分是结论和启示,即第四章。首先得出了中国近代公债市场发展的结论,认为公债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其发展可以培育市场主体,同时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适度的监管。最后得到了现实启示:公债市场发展要兼顾其财政属性和金融属性;公债规模需要适度,不能举债过多;公债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需要考虑合适的规模,注重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信誉的培育。本文创新之处:（1）视角上,本文把近代中国公债市场作为一个有内在逻辑的整体研究对象进行梳理和分析,与现有的分段研究成果相比本文整体性更强。（2）方法上,本文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梳理史实的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在可以比较、有比较价值的地方进行纵向比较分析。（3）内容上,本文研究近代中国公债市场,既研究发行市场,又研究流通市场,这一点区别于现有研究成果把二者糅合在一起的做法,使得研究内容更加清晰。本文不足之处:个别史料、档案的挖掘不够深入,有待加强。
代四同[2]（2018）在《上海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莫干山路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全长582米,西侧为昌化路,南侧为澳门路,北侧和东侧为苏州河。苏州河流经此处时,由北向迅速转为西向,形成以莫干山路为中心的两面环水尖角区域.即“叉袋角”。由于工部局越界筑路绕过了“叉袋角”,导致叉袋角的地价相对于苏州河沿岸其他区域更为低廉。在低廉地价的吸引下,以阜丰面粉厂和信源堆栈为代表的孙氏企业在此设立。190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始在此修筑莫干山路,此后四十年间不断扩建。莫干山路修建后,“叉袋角”交通更为便利,产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福新面粉二厂、四厂、八厂和申新九厂为代表的荣氏企业开始在此建立,莫干山路工业区最终形成。“八一三”事变后,莫干山路工业区出现畸形繁荣,周志俊在此建立信和纱厂、信义机器厂和信孚纺织印染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莫干山路工业区的纺织厂被实行军管理而停工停产,面粉厂则由于日军的管控而处于低水平盈利的状态。解放战争期间,工业区内的纺织厂经历了恢复——暴利——崩溃的过程,面粉厂则一直处于萧条的状态。上海解放前夕,各厂工人纷纷发起护厂运动,有效地保护了工厂。上海解放后,各厂很快复工生产。在“重工业优先”及工业原料计划管理等政策的作用下,莫干山路工业区各厂开始实行公私合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代莫干山路工业区实行大规模工业改组和技术改造,一些企业被改为重工业企业,一些企业外迁支援内地建设,留下来的企业则通过技术革新和兼并周围小厂的方式继续发展。改革开放后,上海开始实行“退二进三”的战略,苏州河的环境治理也全面展开,莫干山路工业区各厂纷纷转型,退出中心城区,遗留下大量的厂房设备。政府和厂方开始利用这些工业遗产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最为成功的是M50创意园。M50创意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再利用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通过论述1900年至1937年工业区的形成与扩大、1937年至1949年工业区的艰难生存、1949年以后工业区的演进以及改革开放后工业区的转型四个时期的情况,并在分析M50创意园再利用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工业区工业遗产的现状和价值,同时在全球化视角下,结合国内外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形式及涉及到的问题,对莫干山路工业遗产的再利用进行系统和宏观的思考。莫干山路工业区是研究1949年前后上海工业变迁和空间转移、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典型个案,不仅对上海工业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有所揭示,更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具有启示意义。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工业遗产是解放前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上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些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是上海城市建设中资源利用的有效方式,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对研究上海城区更新中的工业布局调整和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都具有借鉴意义。
赵剑宏[3]（2013）在《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蒙古族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以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小学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蒙古语授课学生为调查对象,运用社会语言学个案研究方法,考察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的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分析基础教育阶段蒙古族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效、学习特征和影响因素,探讨蒙古族学校英语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现行蒙汉双语教育政策指导下,蒙古族中小学全面开设了英语课程,蒙古族学生主要通过课堂学习英语。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内蒙古双语教育背景下的外语课程政策沿革,并在蒙古族聚居程度较高的锡林郭勒盟开展个案调查,从主体与客体评价、外部与内部对比等层面,综合研究不同性别、学段和学业程度蒙古语授课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效、特征和需求,分析影响蒙古语授课学生英语学习的教育政策、语言环境、英语师资、英语学习条件等因素,探讨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蒙古族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效与多语掌握程度的关系。从教育政策的动态发展角度分析,内蒙古双语教育的语言能力目标要求不断提高,外语成为蒙古族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课程的地位逐步确立,课程目标和评价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从英语学习的现实环境因素分析,蒙古族中小学英语师资较为薄弱,英语学习的客观条件不理想,蒙古族学生需在汉语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环境中学习英语。从学习成效看,英语起始学段下延后,蒙古语授课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仍然偏低,多数中学生存在英语学习困难,英语成绩两极分化明显。从语言能力看,作为不平衡双语者,绝大多数蒙古语授课学生需借助蒙古语和汉语学英语。不同性别、年龄的学生在语言使用情况、学习态度和方法、学习需求等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与男生相比,女生的汉语水平相对较高,更多借助汉语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英语学习成效也更高。与高中生相比,初中生上学前习得汉语的人数比例增加,英语学习态度和方法的自我评价相对更高。在优先发展民族教育的政策支持下,内蒙古民族中小学英语教学快速发展。从内蒙古双语教育的发展趋势看,英语学习环境不断改善,学生的汉语水平不断提升,英语学习成效也将随之提高。然而,实现“母语作为基本要求,汉语作为必备素质,外语作为发展能力”的双语教育目标,需要协调发展多语能力,解决现存教学体系中存在的制约因素。为促进蒙古族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民族教育质量,本研究在探讨英语起始学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蒙汉双语教育体系中英语课程的定位,分析英语课程标准的适切性,并从外语课程发展规划、师资建设、学习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蔡波[4]（2011）在《一九一一·一九二一·一九三一: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之年》文中认为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让人们感到惊异的现象,比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现的世界级伟人同时出场的"轴心时代"[1]。百家争鸣、伟人竞现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属于那样的时代。另一种现象也时有发生,即决定历史进程或影响历史转折的关键事件都集中于某个历史时段:20世纪头三个十
艾险峰[5]（2011）在《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文中研究表明博览会事业发展至今,其对人类科技文明的传播、思想的交流,以及城市建设诸多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武汉作为近代以来积极参与和率先举办博览会事业的城市之一,在展览业的发展历程上取得过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本文选取晚清至当代以来的武汉博览会事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展开对武汉市博览会事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全面把握武汉博览会事业,并谋求使武汉博览会事业更好地为推动地武汉城市社会的发展服务。第一,首先从宏观的层面考察我国博览会事业与城市发展之间互动发展的总体状况。重点考察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中对意识形态的塑形,博览会对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塑造城市形象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二,考察近代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近代,武汉参加了自20世纪初期开始举办的全国性博览会。湖北率先于1909年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地方性博览会。民国时期在湖北也举办了3次规模较大的国货展览会。博览会与城市社会是互动发展的。在近代,武汉城市社会的发展驱动了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博览会事业也促进了武汉城市社会的趋新发展。其作用可从博览会有利于城市发展的积极的宗旨和主观愿望,以及博览会的所作所为对城市发展所能起的效用看到。第三,考察建国后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变动的关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都开始发生异质性的发展演化,中国博览会事业也基本如此。新中国博览会事业更多强调展示、交流功能,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为主,成为新政府巩固新政权,强化社会对新政权及社会主义认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综合分析此段时期武汉的展览会,可以看出无论哪一种展览会都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的互动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指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督办力量,通过展览会展示出来。同样,这些展览会通过强化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与动员效力,又进一步推动了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第四,考察1980年代以来会展业与武汉城市社会的互动发展。1980年代后,武汉市一切工作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开展经济建设。近三年来,在“两型社会”战略指针下,大武汉城市圈获得了较大发展。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国大环境变动的影响下,随着武汉经济社会发生的变迁,1980年代后,武汉的诸多展览会也褪去了高度政治化的色彩,基本与经济和商品有关了。1980年代到2000年间,武汉的展览会基本是一种经贸活动,纯属为了推销商品；2000年以后武汉的展览会逐步开始具有独立性,回归博览会之本位,逐渐产生会展行业,形成了会展经济。武汉最有影响的品牌博览会主要是“机博会”、“光博会”、“食博会”和“农博会”。最后,在概述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的总体情况后,阐述了在武汉大力发展会展业的重要意义和如何促进武汉博览会事业的优化发展,以更好地促进武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肖莉[6]（2011）在《民国湘籍外交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邻土、侵占中国权益,中外关系发生了极大地变化。为了适应突如其来的剧变、挽救民族危亡,对外交往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外交事务关系到民族的兴亡,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因此,近代外交在中国应运而生。随着近代外交的产生,外交官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民国时期已经产生了近代中国的外交官。他们折冲樽俎、挽救民族权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湖南籍的民国外交官也是这支外交队伍中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在民国对外交往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笔者统计,1919至1949年问,湖南共出现了14位外交官,他们职位不同,功过不一。本文将以14位民国湘籍外交官为研究对象,对他们出现的背景、基本情况、主要活动、特点与影响展开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湘籍外交官群体形成的背景。本文从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和职业外交官的产生、近代湖南教育的变革、湖湘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阐述民国湘籍外交官群体的形成背景。本章将分析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和职业外交官的产生对民国湘籍外交官群体形成带来的影响,也将说明湖南近代教育的变革和湖湘文化对湖南外交人才的出现产生的影响。第二,民国时期湘籍外交官的基本状况。本文从民国湘籍外交官的学历背景、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婚姻状况、职务层次、入职年龄、入职途径、离职原因方面分析民国湘籍外交官的基本情况。第三,民国湘籍外交官的主要活动。本章主要介绍民国湘籍外交官的主要活动,包括争取外交支持、维护中外邦交、维护国家主权、践行国际正义以及对外情报的搜集和研究。第四,民国湘籍外交官群体的特点及影响。本文将民国湘籍外交官与晚清湘籍外交官做了纵向的比较,总结出民国湘籍外交官更加职业化、人数有所增加但未出现代表性的外交人才、外交官的来源多元化的特点；我又将民国湘籍外交官与民国其他地区的外交官群体做横向比较,总结出民国湘籍外交官具有数量少、功绩居小以及外交实践都发生在1930年以后的特点。最后,我分析了民国湘籍外交官群体的影响,民国湘籍外交官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民国外交官丰富了湖南的人才群体；民国湘籍外交官对民国外交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郭茂全[7]（2011）在《新时期西部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西部散文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中国当代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期西部散文不仅表征着中国西部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精神气质,还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建设,在民族精神的重铸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新时期西部散文的代表作家有李若冰、杨闻宇、贾平凹、周涛、马丽华、刘亮程、张昆华、凌渡、史小溪、刘志成、邢秀玲、冯艺、潘琦、庞俭克、郭文斌、马步升、梅卓、吴景娅、冯秋子、和谷、王蓬等。与中部、东部的散文相比,新时期西部散文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丰富的文化意蕴,本论文将对此进行系统而详尽的探讨。论文分为引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第一章为引论,第二章至第八章为本论,最后为结论。论文第一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首先确定新时期西部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然后重点评述在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的论着中对西部散文的评价,归纳、总结现有的西部散文研究成果,探寻西部散文研究可能拓展的一些向度。第二章为西部散文的发展历程。西部散文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建国后至第四次文代会前为第一个时期,是当代西部散文发展的前期。第四次文代会后至当下为第二个时期,即西部散文的新时期。前期西部散文的思想表现与艺术探索影响了新时期的西部散文创作。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时期西部散文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审美特征。第三、四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精神特质,即精神高原的坚守、生命意识的张扬、苦难意识的表达与边缘意识的书写。在政治热情消退与物质欲望膨胀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各种精神危机,西部散文坚持和弘扬着散文的精神品性,守望和重铸着人类的精神高原。西部散文在理解生命、对话生命、与传达生命中自觉张扬着生命意识,表现出对人类自身生命与自然万物生命的深切关怀。西部严酷的自然生态与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及苦难的历史记忆促成了西部散文的苦难意识,道德净化、宗教悲悯与审美表现成为作家超越苦难的方式。西部处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具有独特的边缘文化特征,西部作家以边缘的身份和策略来对抗他者的歧视、阐明自身的价值、寻求对话与理解。第五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乡土记忆与城市体验。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格局中,乡土与城市成为西部散文表现的重要内容。西部散文展现了作家乡土记忆的形成,呈现着西部丰富的乡土文化景观,阐明了西部乡土精神的现代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西部散文表现了人与城市的多元关联。西部散文寻找城市发展的历史,反思城市生活的困境,表达城市建设的理想,是作家对城与人关系思考的诗性呈现。第六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与地域文化。中国西部因其地理、历史等因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并对西部散文的表现对象、表现方式以及艺术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部作家有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他们倚重地域文化又寻求着超越,并主动调适着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心理矛盾。改革开放后,赴国外参观考察与工作学习的经历不断拓展、刷新了西部作家的审美体验,西部域外散文呈现了作家独特的域外体验,西部作家在跨文化交际的视野中思考着民族发展的未来,寻找人类精神的共通性。第七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族群观念与性别意识。西部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广的地区,民族散文家是西部散文创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追述民族历史、呈现民族文化、探寻民族心理、思考民族发展中表现出了自觉的族群观念,并在话语方式、抒情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西部女性散文家是“温柔”西部的体验者与表达者,其散文展现了西部女性的成长历程、情爱理想、身体意识、历史境遇以及现实生存中的各种困境,在建构情感世界时表现出自觉的性别意识。第八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生态关怀与历史想象。西部是中国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地区,西部散文家有着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在各种生态文化资源的影响下,西部散文家呈现生态危机,表现生态理想,体现出守望绿色大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怀。西部悠久的历史为散文家提供了丰厚的话语资源,他们阅读着历史文献,拜谒着历史遗迹,想象着历史人物的爱憎悲欢,以散文的形式反思历史、对话历史、表达历史,体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貌。在结论部分,论文总结、归纳新时期西部散文发展历程、精神特质及其文化意蕴,进一步阐明西部散文在当代人文精神建设方面的重要价值,展望西部散文的创作趋势,探讨西部散文的研究动向。
朱蓉蓉[8]（2010）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民间外交源自于近代国民思想的兴起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更新,既是“外邦逼之、异种残之”的产物,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它伴随着西方人民主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于清末输入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外交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发挥着政府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清末到民初,我国民间外交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外交受挫,促进了民间外交的复兴,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民间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悬殊,迫使中国政府必须积极争取外国的同情与援助。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困难重重,使得民间外交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外交形式,促使了抗战时期民间外交高潮的到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支持,我国各界纷纷开展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举国一致、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全国各界上下齐心、奋力争取国际社会援华制日,民间外交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中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形成其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有利条件。中共积极调整其外交策略,以适应战时外交之需,并对民间外交的开展作出具体指示。战时中共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友人、国际组织、国外新闻界以及美国政府等的交往。作为中共民间外交前沿的长江局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民间外交窗口的延安,也在中共民间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时中共民间外交虽困难重重,但对中共扩大对外交往、逐步走上国际舞台起到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面对战时政府外交的艰难,改变了其外交策略,采用官方斡旋与民间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利用舆论宣传的力量,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另一方面,派遣以宋美龄为代表的高层人物以私人身份访美,积极从事外交斡旋。此外,还利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从事民间外交活动。国民政府的民间外交活动,是对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开展,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在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名流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利用自己手中的人脉资源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以宋庆龄、陶行知、张彭春等为代表的社会名流纷纷走出国门,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主张,吁请各国政府和民众共同抵制法西斯的侵略,体现了社会精英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侨界、红十字会、宗教界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在政府外交受挫的时候,根据自身特点发挥团体优势,在海外开展主题鲜明的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成为帮助政府争取海外援助和支持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外交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有力地弥补了官方外交的不足,为祖国的抗战争取了大量的援助,同时还加深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民间外交的作用愈益凸显。作为我国整体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外交必将呈现空前活跃、多彩纷呈的崭新局面。
陈东[9]（2010）在《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着一场生死的搏杀,其中双方较量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国民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江西省曾是国共武装冲突的主战场,1930年至1933年国共在江西进行了五次较量,特别是1933年10月,蒋介石督率100万军队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围剿”江西的兵力达50万以上,这是十年内战期间国共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决战。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无论是从作战规模还是持续时间来讲都是空前的,最后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占领江西苏区,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但国共双方都不是胜利者,国民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把中共赶出了中央苏区,但没有彻底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固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被迫长征,最后却顺利到达陕北,保存了基干力量。国共双方人员在十年内战中大批地伤亡,最终是使中国的抗战力量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失。日本乘此机会逐步蚕食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30年代初国民政府把中共看成是心腹之患,在其制定的许多政策几乎都与“围剿”苏区和红军有关。国民政府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连续发动对中共和苏区的“围剿”。国民政府在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胜利后,把政策的重点转向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红军在江西战场的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华南一带转移到西北,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30年代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关联,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有：首先对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前的国际环境做了比较详细地阐述。从国际化的视角解读了当时国民政府与德国、英美、日本、苏联等国的外交关系,作者认为,1933年国民政府面临的国际形势总体来说对于国内的剿共战争十分有利,使得国民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对付中共及红军。其次对国民政府的剿共方针及其演变作了比较详细地考察。国民政府欲达到消灭中共的目的,先实行清党运动,30年代初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力量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在江西战场连续四次剿共失利后,国民政府汲取以往的教训,开始实行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军政方略。最后,本文从中共、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三者的角度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重点的探讨。作者认为,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是其失利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在第五次剿共战役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高玮[10]（2010）在《市场集中度、竞争与商业银行绩效 ——基于中资银行两个时段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资商业银行产生于19世纪末,初创时期面临着实力强大的外商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因此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内外经营环境的变化,中资银行才得以获得较快的发展,而这一进程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被迫中断。新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银行业实行“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是全国唯一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和货币发行中心。1978年之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也逐渐被打破,成立了四大专业银行,80年代中期以后,四大专业银行开始进行企业化和商业化改革,同时,一些区域性、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建立,中国商业银行再一次获得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因此,可以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两个时段是中资银行发展的重要时期。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竞争程度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选用结构法和非结构法两种方法判断了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其中,结构法发现近代上海和全国性中资银行的市场集中度在1918-1936年间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市场结构都由极高寡占型向中集中寡占型转变；当代中国银行业处于国有商业银行较高垄断的市场竞争格局,但是市场集中度在样本期内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相应的,市场结构已经显现出从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过渡的趋势。根据结构法可以判断出,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下降,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应当都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非结构法则更为准确地测度了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其中,勒纳指数法（Lemer Index）被用于测度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结果表明近代上海和全国性中资银行的竞争程度在1918-1936年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平均水平显着高于20年代；Panzar-Rosse模型被用于测度当代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结果发现当代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在样本期内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且市场结构在样本期内由寡头垄断型转变为垄断竞争型。结构法与非结构法的测度结果均表明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与竞争程度之间呈现出反向的关系,即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下降,银行业竞争程度逐步上升。第二,银行绩效包含微观企业和宏观两个层面,本文主要运用效率水平代表银行微观层面的绩效,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分析近代中资银行的效率水平,结果发现近代上海中资银行技术效率水平在样本期内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而全国性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相对较为平稳,但是,两者均表现为20世纪20年代的效率水平整体上高于30年代的效率水平。其次,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估计了当代中国银行业的成本和利润效率状况,结果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总体上高于同期的国有制商业银行,国有制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在逐渐缩小,而利润效率的差距则在逐渐扩大。为了分析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与效率这一微观层面的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分别运用散点图趋势回归线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判断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近代上海中资银行以及全国性中资银行的竞争与效率之间呈现出反向的变动关系,即随着银行业竞争程度的上升,效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反,当代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与成本效率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银行业竞争程度是效率提高的格兰杰原因,即银行业竞争程度的上升提高了成本效率水平。第三,为了分析竞争与银行宏观层面绩效的关系,本文通过考察银行业竞争对我国制造业部门外部融资行为的影响,间接判断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因为竞争程度的提高促使银行业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效率,为制造业部门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为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此类制造业部门加快投资,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规模扩张所带来的产量增加,产品带有更高的技术附加值,使得制造业部门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长。综上所述,本文对中国近代和当代银行业内部管理制度与外部经营环境的分析,支持了结构-行为-绩效（SCP）假说,即市场集中度与竞争程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为竞争提高效率的观点提供了证伪的依据,即只有在有序和适度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程度的提高才会促进企业效率的提升；最后,为当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当代中国银行业市场可以进一步放松进入壁垒,增强银行业竞争程度,这不仅有利于银行效率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二、“九·一八”事变与“大陆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九·一八”事变与“大陆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代公债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三、论文结构及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及本文的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债市场(1912-1927)：初步发展 |
| 第一节 公债市场初步发展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公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的建立 |
| 第三节 两次公债市场风潮 |
| 第四节 中国公债市场初步发展时的特征及作用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债市场(1928-1937)：供需两旺 |
| 第一节 公债市场大力发展的背景 |
| 第二节 公债发行市场大力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公债流通市场的兴旺和活跃 |
| 第四节 本时期的公债市场风潮 |
| 第五节 公债市场大力发展时的特征及作用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公债市场(1937-1945)：功能衰落 |
| 第一节 公债市场趋于衰落的背景 |
| 第二节 功能衰落的公债发行市场 |
| 第三节 不断萎缩的公债流通市场 |
| 第四节 公债市场功能衰落时的特点与作用 |
| 第四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上海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核心资料与内容框架 |
| 五、创新点与难点分析 |
| 第一章 莫干山路与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形成 |
| 第一节 莫干山路的修筑 |
| 一、越界筑路 |
| 二、阜丰面粉厂和信源堆栈的建立 |
| 三、莫干山路的修筑 |
| 第二节 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形成 |
| 一、莫干山路工业区形成的条件 |
| 二、荣氏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建立 |
| 三、抗战前的曲折发展 |
| 第三节 莫干山路工业区的扩大 |
| 一、周志俊“三信企业”的迁入 |
| 二、寅丰毛纺织染厂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争时期的艰难生存 |
| 第一节 “八一三”事变后的畸形繁荣 |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动荡 |
| 一、纺织厂的军管理 |
| 二、面粉厂的“低水平盈利”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复兴与衰退 |
| 一、纺织厂的暴利与崩溃 |
| 二、面粉厂的持续萧条 |
| 三、热情高涨的护厂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解放后的演进 |
| 第一节 上海解放初期的调整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期的调整 |
| 二、“重工业优先”下的产业调整 |
| 三、工业原料的计划管理 |
| 四、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60年代的工业改组和技术改造 |
| 一、工业改组中的剧烈变动 |
| 二、技术改造的强化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停滞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区更新中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功能转型 |
| 第一节 功能转型的背景 |
| 一、上海城市定位和工业布局的调整 |
| 二、苏州河的环境治理 |
| 三、企业的功能转型 |
| 第二节 M50的再利用过程及运营情况 |
| 一、M50的再利用过程 |
| 二、M50的运营情况 |
| 三、M50再利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
| 第三节 莫干山路工业区工业遗产现状及价值梳理 |
| 一、工业遗产现状 |
| 二、工业遗产的价值梳理 |
| 第四节 基于M50对上海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思考 |
| 第五节 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形式及涉及到的问题 |
| 一、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形式 |
| 二、工业遗产再利用涉及到的问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大事记 |
| 二、各厂沿革简介 |
（3）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蒙古族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以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小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双语教育背景下的外语课程政策 |
| 引言 |
| 第一节 蒙古族教育历史概述及外语教学发凡 |
| 一、蒙古族教育历史概述 |
| 二、蒙古族外语教学发凡 |
| 第二节 内蒙古自治区双语教育发展历程 |
| 一、起步期(1947～1965年) |
| 二、徘徊期(1966～1976年) |
| 三、恢复期(1977～1998年) |
| 四、发展期(1999年至今) |
| 第三节 蒙古语授课外语课程政策沿革 |
| 一、起步期(1947～1961年) |
| 二、探索期(1962～1976年) |
| 三、调整期(1977～1998年) |
| 四、发展期(1999年至今) |
| 第四节 蒙古语授课外语课程政策解读 |
| 一、政策制定者的解读 |
| 二、政策亲历者的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蒙古语授课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效 |
| 引言 |
| 第一节 调研地社会文化环境 |
| 一、调研地概况 |
| 二、锡林郭勒盟民族教育与语言使用概况 |
| 第二节 学生成绩分析 |
| 一、高考成绩分析 |
| 二、初中阶段成绩分析 |
| 三、小学阶段成绩分析 |
| 第三节 学生英语学习自我评价 |
| 一、中学生英语学习自我评价 |
| 二、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英语学习者因素分析 |
| 引言 |
| 第一节 语言使用因素分析 |
| 一、语言使用前期调查概述 |
| 二、多语使用与评价 |
| 三、英语使用情况 |
| 第二节 英语学习情感因素分析 |
| 一、相关研究概述 |
| 二、学习目的 |
| 三、努力度 |
| 四、学习归因 |
| 第三节 英语学习需求因素分析 |
| 一、相关研究概述 |
| 二、英语学习条件需求 |
| 三、英语课堂学习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英语学习环境因素分析 |
| 引言 |
| 第一节 教师因素分析 |
| 一、相关研究概述 |
| 二、英语师资基本情况 |
| 三、英语教师语言能力 |
| 四、英语教师教学能力 |
| 五、教学对象评价 |
| 第二节 硬件因素分析 |
| 一、相关研究概述 |
| 二、教材使用情况 |
| 三、教育技术利用情况 |
| 四、学习工具调查 |
| 第三节 英语课堂观察与教学评价 |
| 一、研究概述 |
| 二、课堂教学评价 |
| 三、课堂教学实录 |
| 四、课堂教学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语学习体系的探讨与建设 |
| 引言 |
| 第一节 英语起始学段的探讨 |
| 一、教育实践者的态度 |
| 二、学者观点和学术探讨 |
| 三、小学英语课程现状分析 |
| 四、小学英语课程的综合评价和定位 |
| 第二节 英语学习内容的探讨 |
| 一、英语课程标准适切性调查与分析 |
| 二、语言课程价值定位的对比分析 |
| 第三节 完善英语学习体系的建议 |
| 一、制定外语课程发展规划 |
| 二、提升英语师资水平 |
| 三、加强英语学习环境建设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的一般性论述 |
| 第一节 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中意识形态的塑形 |
| 第二节 博览会与城市经济 |
| 第三节 博览会与城市形象 |
| 第二章 近代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 |
| 第一节 近代武汉城市社会之变动推动博览会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武汉参加国内外博览会之概况 |
| (一) 近代武汉参加国外博览会概况 |
| (二) 近代武汉参加国内博览会之概况 |
| 第二节 近代武汉举办博览会之概况 |
| (一) 武汉举办博览会之萌芽 |
| (二) "我华万国博览会之起点"——武汉劝业奖进会 |
| (三) 民国时期武汉举办的国货展览会 |
| (四) 民国时期武汉举办的其他展览会 |
| 第四节 近代博览会事业推动武汉城市社会之发展 |
| 第三章 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武汉社会环境与展览会事业的兴起 |
| 第二节 1949至1979年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的互动影响 |
| 附表(一) 建国初期三十年在武汉举办的中国展览会 |
| 附表(二) 建国初期三十年在武汉举办的外国展览会 |
| 第四章 1980年代以来会展业与武汉城市社会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下武汉城市经济社会之变迁 |
| 第二节 1980年代以来武汉博览会事业概况 |
| 第三节 武汉重要展会介绍 |
| (一) "机博会" |
| (二) "光博会" |
| (三) "食博会" |
| (四) "农博会" |
| 第四节 博览会对当代武汉城市发展的作用 |
| (一) 场馆与武汉城市的发展规划 |
| (二) 博览会与武汉经济的发展 |
| 第五节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优势与机遇 |
| (一)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优势 |
| (二)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机遇 |
| 第六节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劣势与挑战 |
| (一)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劣势 |
| (二)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挑战 |
| 附表:1982—1997年在武汉举办的展览(销)会一览表 |
| 结语 |
| 一、对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 |
| 二、为何要大力发展会展业 |
| 三、如何促进武汉博览会事业优化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民国湘籍外交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状况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湘籍外交官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和职业外交官的产生 |
| 一、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 |
| 二、职业外交官的产生 |
| 第二节 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湖湘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民国湘籍外交官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学历背景 |
| 第二节 家庭、婚姻和宗教信仰 |
| 第三节 职务层次 |
| 第四节 入职年龄、途径和离职原因 |
| 第三章 民国湘籍外交官的主要活动 |
| 第一节 加强中外合作，争取外交支持 |
| 一、争取德国的军事物资援助 |
| 二、向苏联寻求经济援助 |
| 第二节 加强联系，维护中外邦交 |
| 一、维护中德邦交 |
| 二、处理中苏问题 |
| 三、加强中土、中奥、中美的联系与交流 |
| 四、维护中埃关系 |
| 五、维护中泰关系 |
| 六、处理中日关系问题 |
| 第三节 维护国家主权，践行国际正义 |
| 一、建议《开罗宣言》补充归还澎湖列岛的文字 |
| 二、拯救犹太人 |
| 第四节 对外情报搜集和研究 |
| 一、对日情报的搜集和研究 |
| 二、对欧战情报的分析和研究 |
| 三、对"苏联策动新疆政变"问题的分析 |
| 第四章 民国湘籍外交官的特点和影响 |
| 第一节 特点 |
| 一、与晚清外交官相比 |
| 二、与民国其他省的外交官相比 |
| 第二节 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新时期西部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新时期西部散文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西部散文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西部散文发展的回溯 |
| 第二节 新时期西部散文发展概述 |
| 第三章 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精神特质(一) |
| 第一节 精神高原的坚守 |
| 第二节 生命意识的张扬 |
| 第四章 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精神特质(二) |
| 第一节 苦难意识的表达 |
| 第二节 边缘意识的书写 |
| 第五章 新时期西部散文的乡土记忆与城市体验 |
| 第一节 新时期西部散文的乡土记忆 |
| 第二节 新时期西部散文中的城市体验 |
| 第六章 新时期西部散文与地域文化 |
| 第一节 新时期西部散文与西部地域文化 |
| 第二节 新时期西部散文与域外地域文化 |
| 第七章 西部散文的族群观念与性别意识 |
| 第一节 西部散文的族群观念 |
| 第二节 西部散文的性别意识 |
| 第八章 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生态关怀与历史想象 |
| 第一节 西部散文的生态关怀 |
| 第二节 西部散文的历史想象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及相关文献资料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民间外交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抗战前民间外交的兴起与发展 |
| 一、清末民间外交的开启 |
| 二、民初民间外交的发展 |
| 第二节 局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
| 一、政府外交的受挫 |
| 二、民间外交的复兴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内环境的变化 |
| 二、国际环境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共的民间外交活动 |
| 第一节 中共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有利条件 |
| 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
| 二、美英对华政策的转变 |
| 三、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 |
| 第二节 中共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重要阵地 |
| 一、民间外交的前沿 |
| 二、民间外交的窗口 |
| 第三节 中共开展民间外交的主要活动 |
| 一、与国际友人的往来 |
| 二、与国际民间组织的联络 |
| 三、对国外新闻界的争取 |
| 四、与美军观察组的交往 |
| 五、对在华日人的统战工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导的民间外交活动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策略的转变 |
| 第二节 战时的国际宣传 |
| 一、战时对外广播宣传 |
| 二、国际宣传处与战时国际宣传 |
| 三、驻外使馆与战时国际宣传 |
| 第三节 "夫人外交"的成功开展 |
| 一、宋美龄的对外广播宣传 |
| 二、宋美龄对美政府的民间外交 |
| 三、宋美龄对美民众的民间外交 |
| 第四节 半官方社团的民间外交 |
| 一、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
|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
| 三、中缅文化协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
| 小结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社会名流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 |
| 第一节 宋庆龄的民间外交活动 |
| 一、呼吁国际联合,支持中国抗战 |
| 二、建立"保盟",争取国际援助 |
| 第二节 陶行知的民间外交活动 |
| 一、参加国际会议,谴责日本侵略 |
| 二、多方奔走宣传,呼吁援华制日 |
| 三、号召侨界团结,支持祖国抗战 |
| 第三节 张彭春等的民间外交活动 |
| 一、张彭春的民间外交活动 |
| 二、其他人士的民间外交活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民间团体开展的外交活动 |
| 第一节 华侨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 一、积极募捐,为抗战提供经济支援 |
| 二、开展爱国外交,促成国际援华运动 |
| 第二节 红十字会的民间外交活动 |
| 一、争取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侨胞经济援助 |
| 二、联系国际援华医疗队,共同开展救助 |
| 第三节 宗教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 一、回教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 二、天主教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 三、佛教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四、本文研究结构和思路 |
| 第一章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对中共政策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 |
| 一、德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
| 二、30年代初美、英对华的政策 |
| 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的方针 |
| 四、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政策 |
| 一、国民政府的清党运动 |
| 二、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确立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发动剿共战役 |
| 一、中共开展武装割据和中央苏区的成立 |
| 二、国民政府江西四次剿共战役的失败 |
| 三、四次剿共战役失败因素探析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剿共政策的调整 |
| 一、国民政府剿共方针的转变 |
| 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的实施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发动第五次剿共战役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第五次剿共战役前的形势 |
| 一、中日《塘沽协定》的签订 |
| 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平定 |
| 三、中央苏区内部的危机 |
| 第二节 江西战场国共双方军队的战斗序列和作战方针 |
| 一、江西战场国民党军队战斗序列和部署 |
| 二、中共军队的战斗序列和作战部署与方针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第五次剿共战役的爆发 |
| 一、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的开始——黎川战役 |
| 二、国共军队在赣东北的争夺战 |
| 第四节 福建事变的发生 |
| 一、福建事变 |
| 二、中共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及其处理"闽变"的失误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第五次江西剿共的胜利与中共军队的战略转移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作战 |
| 一、国民党军的进攻作战和中共军队战术的转变 |
| 二、广昌会战 |
| 三、占领筠门岭、建宁与国民党军的六路进攻 |
| 第二节 中共战略转移方针的确定 |
| 一、中共军队作战资源的困窘 |
| 二、中共中央战略转移方针的酝酿和确定 |
| 三、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 |
|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央苏区与中共军队的战略转移 |
| 一、兴国与石城的作战 |
| 二、中共反"围剿"失利与中共军队的战略转移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江西剿共胜利因素探讨 |
| 一、从国民党方面看第五次剿共胜利的因素 |
| 二、从中共方面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因素探析 |
|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刍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市场集中度、竞争与商业银行绩效 ——基于中资银行两个时段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和论文框架 |
| 1.4.1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4.2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市场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银行体制分析 |
| 2.1.1 近代中国银行业体制 |
| 2.1.2 当代中国银行业体制 |
| 第二节 市场结构分析方法 |
| 2.2.1 绝对法 |
| 2.2.2 相对法 |
| 第三节 银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
| 2.3.1 近代上海银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
| 2.3.2 近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
| 2.3.3 当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
| 第三章 市场竞争度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竞争行为 |
| 3.1.1 近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行为 |
| 3.1.2 当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行为 |
| 第二节 市场竞争度分析方法 |
| 3.2.1 勒纳指数(Lerner Index)模型 |
| 3.2.2 Panzar-Rosse模型 |
| 第三节 市场竞争度分析 |
| 3.3.1 近代上海银行业市场竞争度分析 |
| 3.3.2 近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度分析 |
| 3.3.3 当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度分析 |
| 第四章 银行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银行绩效的两个层面 |
| 4.1.1 银行宏观层面绩效 |
| 4.1.2 银行企业层面绩效 |
| 4.1.3 商业银行效率内涵 |
| 4.1.4 商业银行效率分类 |
| 第二节 银行内部管理制度 |
| 4.2.1 近代中国银行业内部管理制度 |
| 4.2.2 当代中国银行业内部管理制度 |
| 第三节 银行效率分析方法 |
| 4.3.1 数据包络分析(DEA) |
| 4.3.2 随机前沿分析(SFA) |
| 第四节 银行业效率分析 |
| 4.4.1 近代中国银行业效率水平测度 |
| 4.4.2 当代中国银行业效率测度 |
| 第五章 银行竞争与绩效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竞争与银行企业层面绩效关系分析 |
| 5.1.1 近代中国银行竞争与效率关系 |
| 5.1.2 当代中国银行竞争与效率关系 |
| 第二节 竞争与银行宏观层面绩效关系分析 |
| 5.2.1 关于银行竞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 |
| 5.2.2 银行业竞争对制造业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九·一八”事变与“大陆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代公债市场研究[D]. 武建新.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2]上海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历史演进研究[D]. 代四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01)
- [3]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蒙古族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以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小学为个案[D]. 赵剑宏.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4]一九一一·一九二一·一九三一: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之年[J]. 蔡波. 社会科学论坛, 2011(10)
- [5]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D]. 艾险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6]民国湘籍外交官研究[D]. 肖莉. 湖南师范大学, 2011(12)
- [7]新时期西部散文研究[D]. 郭茂全. 兰州大学, 2011(09)
- [8]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D]. 朱蓉蓉. 苏州大学, 2010(06)
- [9]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研究[D]. 陈东. 南京大学, 2010(08)
- [10]市场集中度、竞争与商业银行绩效 ——基于中资银行两个时段的分析[D]. 高玮. 南开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