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颉刚疑古学浅论（论文文献综述）
宁腾飞[1]（2022）在《诸子学研究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学》文中指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在近代中国诸子学史中,顾颉刚是被忽视的学人。实际上,顾颉刚不仅重视诸子学研究,而且注意诸子学研究与疑古辨伪学之间的联系。顾颉刚的诸子学研究思路深受胡适与康有为的影响,注重从历史演进法和诸子托古论的角度思考问题。他的孔子研究集中于瓦解孔子与六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孔子变迁论";他的老子研究侧重于《老子》的年代考证及对"道家"概念的质疑,其目的在于质疑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古史叙事;他的墨子研究在于重识道统问题。可见,顾颉刚的诸子学研究并非就诸子论诸子,而是从诸子入手审视旧有的古史观念。因此,诸子学研究在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王刚[2]（2021）在《“二重证据法”如何“拿证据来”?——近代中国的史料危机与王国维的学术因应》文中提出随着近代史学转型的展开,在"史料危机"的刺激下,作为"拿证据来"的学术因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古史"得以"新证"的重要依托。主要落实在:一、以"地下之新材料"为"史学新证"的切入口,从质与量两大层面扩展证据基础。二、根据"二重证据"的史源差异,在对事实做出定性和分层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文本生成机制,对于材料做出整体定性及分类。三、在证据不足时,利用"阙疑"之法,并依托于"以博返约,由疑而得信"的方法立场,从证据不足进入到证据充分的阶段。四、在理论与实践、传统学术根基与近现代学术意识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建构"二重证据法"所需的研究能力。
汤莹[3]（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王玉婷[4]（2020）在《童书业与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文中研究说明在传统与近代的冲突与传承、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与融合中,历史学处于全面的转轨之中,民国时期的古史研究亦出现了新的趋势。1935年,冯友兰提出“信古、疑古、释古”说,信古派认为凡古书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派与之相反,认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派不如信古派尽信古书,亦非疑古派全然推翻古史传说。无论是疑古派、释古派还是信古派,都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史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转变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成长于此学术环境下的童书业,在思想观念与治学取向上既接受了传统学术的训练,又受时代环境与社会语境的影响,兼有新的风貌,成为学兼新旧的一代学人。童书业是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但在继承顾颉刚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解释、论证顾氏的疑古理论,纠正顾颉刚在疑古辨伪中出现的某些偏误,推进、完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将“层累说”与“神话演变分化说”统一起来。20世纪30年代的童书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辛勤耕耘,逐渐吸收海派治学优点,关注学术发的展新动向,并与史观派学人相继展开论战,探讨古史传说、原始社会、对史前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二者对神话传说的解释、伪史料的运用与建设古史的理论依据均不相同。其后,童书业转而开始吸收史观派治史优点,用经济史观解读历史,摆脱了顾颉刚《春秋史讲义》的政治史模式,尝试重建上古史体系。南高派在前期与顾颉刚等疑古派成员有过激烈论战,童书业与之亦有交锋,二者对“三皇五帝说”、“禹”等问题认知不一,其实是对史学本质的追求不同,学术风格亦是不同。童书业致力于先秦史研究,古史传说与西周春秋史探研是其主要学术建树。他虽出身于古史辨派,但在研治古史的过程中深受时代语境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的“面向”,其对古史辨派有继承也有深化,对唯物史观派的古史研究既有批判亦有反思,对南高派学者的古史研究则旨在纠偏与匡正,形成了独特的治史路径。童书业将“疑古、考古与释古”三阶段融会贯通,并从“新汉学”迈入了“新宋学”,其与不同学人在古史问题上的“纠葛与交缠”,也使童书业的古史研究在近代学术史上格外耐人寻味。
秦洁[5]（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王红霞[6]（2020）在《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经学背景》文中研究指明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经学的文本支撑、治学理念、为学路径紧密相关,是从传统经学母体内逐步演化而来的。经书是顾颉刚阐释"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文本依据。在疑古辨伪工作中,他秉持"重考据轻义理"的为学理念,经历了从"疑经"到"辨古籍"再到"辨古史"的致知门径。顾颉刚尝试将疑古辨伪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在经史领域"互通共享",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研究的流弊,更好地为现代史学服务,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王哲[7]（2019）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文中指出学衡派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一支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流派,其成员多有留学经历,学问贯通中西,他们勇于指摘提倡新文化者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偏谬之处和揭露西方近代文明的缺陷,提倡一种中国文化精华和西方优秀文化融合的文化模式。学衡派的核心思想是一战之后反思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意识相结合的“人文精神”,而新文化派的核心思想则表现为盛行于西方近代要求锐意进取、竞存救亡的“进化精神”。基于核心理念的分歧,两派在文学、史学、人生观等文化建设的具体方面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两派的观点主张都有可取之处和缺陷之处,两派的结局也都各有所失所得。两派的文化论争不单纯是两种学说的学理性论争,论争过程中彰显出近代中国寄希望于文化改革达到自由富强的强烈诉求。新文化派追求的是时代价值,关注时代问题的解决,最终发展至高峰,转向革命,完成了他的时代任务,但他的启蒙主张被救亡所压倒,暂时中断;而学衡派追求的是永恒价值,关注对人的关怀,虽然在论战当时败下阵来,但是中国文化渐渐以学衡派所追求的中西融合的方式发展,越来越注重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对人的关怀。
郭佳[8]（2019）在《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研究顾颉刚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历史与神话首次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碰撞,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掀起了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也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二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夏代神话传说的研究。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首先被杨宽继承并发展,从“层累说”到“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完成了整个上古帝系的神话学研究。其次,非古史辨派成员的丁山也继承和发扬了顾颉刚的神话研究理论,他的神话研究特点是将中国传统小学与西方语言学派的神话学理论方法结合,以此来研究上古历史、文学、宗教、民族。在顾颉刚之前,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传统中西方皆有,中国古代从尊孔卫道发展成疑古辨伪的学术传统,以清代的崔述与康有为的学说为甚,也对顾颉刚影响最大。而西方自传教士入华,试图调和中国编年体系以符合《圣经》编年体系,到西方汉学逐渐走向科学理性的学术化道路,并运用新兴学科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们在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启了历史学与神话学的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文明史带来了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全新认识,也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当时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史学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虽没有完成但对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都有所论述。史学界更多的是为新式学校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中夏曾佑首次将中国东周以上历史称为“传疑时代”,此后顾颉刚也是通过编纂历史教科书,直接发现了大禹的问题并形成了“层累说”的雏形。在顾颉刚之后,关于夏代的探索,史学界将希望从载记研究转向考古发掘,1926年李济在晋南挖下中国人的第一铲,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开启了夏墟的正式发掘。关于大禹的研究,由于作为夏代第一任帝王的大禹处于神话与历史最紧密的交界之处,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其他神话学者很少涉及。茅盾、程憬等只是在神话学概述或神话资料搜集和研究中提及,闻一多、孙作云等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探讨中国神话时对禹的神话传说稍有涉及。除绪论与余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的创新与思路,并对本文的论述因追溯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而超出近现代（1840年-1949年）这一时段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第一章“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分为两节,包括“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与“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第一节论述了崔述与康有为因尊孔卫道发展而来的疑古辨伪思想,他们代表了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中国传统。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顾颉刚影响巨大,激发了他致力于从事疑古辨伪工作,并为他能够大胆怀疑上古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论述了从神学发展到汉学的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西方理路。自17-18世纪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因传教需要对中国上古编年体系非常关注;18世纪由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变革、宗教权威的没落、政治权力的崛起,专门的大学机构与学者群体出现,其中汉学先驱在来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开启了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逐渐学术化;19-20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继续深入研究,并开始运用西方神话的概念以及神话学理论方法;20世纪初日本汉学起步并蓬勃发展,颇有超过西方汉学之势,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学派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及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与后来中国古史辨派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三者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学术内在理路的差异性,以及当时时代思潮的同一性。第二章“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分为三节,包括“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第一节首先反思了此前学者对于“神话”一词最初进入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其次指出了神话与神话学是通过西方与日本学者创作的文明史这一途径进入中国;再次简要概括了在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译介与创作新式中国通史及历史教科书的情况。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虽然他们的新式中国通史都没有完成,但其对上古历史和神话部分的论述,在其他文章着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第三节详细论述了夏曾佑、刘师培、顾颉刚为新式学校创作的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将东周以上的时期列为“传疑时代”,顾颉刚则在创作《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开始对禹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层累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引进和创作的同时,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并引发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第三章“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分为两节,包括“顾颉刚前提的大禹研究”与“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引发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最为轰动的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层累说”以及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包括古史辨运动之前顾颉刚的学术脉络,引发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的两篇重要文章与主要反驳学者的文章,以及学术界对顾颉刚的肯定与批评。此外,还分析了大禹研究以及“层累说”的中西渊源。第二节详细论述了顾颉刚之后继续进行的禹夏研究,1930年之后顾颉刚明确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主要关注战国秦汉史研究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夏史三论》,体现了其战国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即把夏代的文献记载看做东汉人的伪造;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鲧禹的传说》,也加入了其古代地理民族研究的成果,即将原来认为禹源于南方民族的观点改为禹源于西方戎族。另外,本节最后还专门分析了顾颉刚的夏代史观,有些学者误会顾颉刚是在晚期才承认夏代的存在,实际上他一直只是否定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而从来没有否定夏代的真实存在。第四章“’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分为三节,包括“’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第一节分析了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研究理论,包括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神话与民族的关系,即“古史辨”学派的理论方法是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来说明中国上古的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第二节详细论述了古史辨派成员杨宽的学术成果,他将顾颉刚的“层累说”发展为“神话演进分化说”,改进了顾颉刚学说中受晚清今文经学影响而出现的弊端,并采用了神话学的视角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第三节详细论述了非古史辨派成员,但其神话研究理论继承自“古史辨”神话学派的丁山的学术成果,与第二节相同,本节从“学术脉络”、“神话研究概述”、“禹夏研究”、“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探讨丁山的神话研究,特别是有关禹夏的神话传说研究。第五章“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分为两节,包括“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与“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第一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其奠基人物正是本来与顾颉刚、胡适等古史辨派引为同道,后来各自为营的傅斯年。现代考古学中有关夏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及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从那时开始,历史学界已经将认识夏代的希望从文献记载的研究转向二里头夏墟的考古发掘工作。第二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建立,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之外,中国现代神话学最中坚的力量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为武器的神话学者,但是由于大禹处在神话与历史紧密交汇的最重要位置,因此很少有其他神话学者专门从事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工作,其中闻一多、孙作云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涉及到了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最后,余论部分探讨顾颉刚及“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论方法在当下新的学说对“层累说”提出挑战,有关禹的青铜铭文、简帛文献不断出土,以及各种新兴的神话学说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可以修正和持续的空间。
胡宗霞[9]（2017）在《顾颉刚历史民俗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顾颉刚是中国着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历史民俗学的开创者,其民俗思想对中国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涌入,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复杂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顾颉刚受幼年的生活环境、清代传统的学术思想、胡适实用主义研究方法,以及肯定民众的俄国民粹主义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较早地意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由此,他在发展和建立古史辨的过程中,积极运用自身学术素养,建立了对民俗学新领域的研究,即历史民俗学。他主张将民俗事象置于历史进程中,探寻民俗现象演变的过程、变化的原因,并且依此进行了众多十分重要的学术实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姜女故事的系统研究。顾颉刚的民俗研究蕴含了多元史料的视野、历史演进的见解、社会学理论视角以及以民俗学视野观察戏曲的民俗思想。这些民俗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顾颉刚“层累说”的形成,奠定了故事学研究范式的成立,促进了历史民俗学领域内其他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史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李玉莉[10]（2016）在《20世纪以来崔述研究回顾与展望——纪念崔述逝世200周年》文中研究说明崔述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辨伪学家和历史学家,今年正值其逝世200周年。回望历史可以发现,崔述的学术思想在封建时代不受重视,20世纪初被重新认识并得以显名于世。20世纪初期,学界由发现崔述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价值开始,在崔述的着述整理及年谱、传记的编写等方面硕果累累,其中以顾颉刚标点完成的《崔东壁遗书》最具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崔述研究再次高涨,着述评介、经学和史学成就、历史文献学成就以及政治法律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此时期以邵东方的崔述研究较为突出,《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一书是其学术成果的汇集。20世纪以来的崔述研究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过程,研究内容涉及面广、层次多样,既有着述整理与评介,也有学术思想和成就的宏观评析。不过,对崔述着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信录》,其他着述如《古文尚书辨伪》《孟子事实录》《知非集》等则涉及较少,尚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二、顾颉刚疑古学浅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顾颉刚疑古学浅论（论文提纲范文）
（1）诸子学研究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以子疑古”的形成 |
| 二、重估孔子的圣化 |
| 三、老子史实的再认识 |
| 余 论 |
（2）“二重证据法”如何“拿证据来”?——近代中国的史料危机与王国维的学术因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从一段史学史评论说起 |
| 二、第二次“史学革命”:“拿证据来”与“史料危机” |
| 三、接受与改变：从“二重证明法”到“二重证据法” |
| 四、“古史”如何“新证”?——从“整理”到“充分之处理” |
| (一)证据基础的扩展：“地下之新材料”的意义 |
| (二)从“五种证据”到“二重证据”:事实的分层与文本的分类 |
| (三)证据不足时怎么办?——“阙疑”与“以博返约，由疑而得信” |
| (四)“拿证据来”与研究能力 |
| 五、结语 |
（3）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由疑而建: 顾颉刚的古史传说探索 |
| 第一节 集疑古之大成:“古史层累说”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辨伪事”与“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三、西方汉学家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四、“古史层累说”与传统上古史系统的颠覆 |
| 第二节 走向重建之路: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与意义 |
| 一、由破坏而建设:《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过程 |
| 二、“以周秦归周秦”: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上古史讲义》与真实上古史的重建 |
| 小结 在疑古中重建: 真实上古史建设的新路向 |
| 第二章 辨伪求真: 顾颉刚的古书真伪考辨 |
| 第一节 辨去其伪: 古书年代考辨及其影响 |
| 一、“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形成 |
| 二、“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学术渊源 |
| 三、“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建立 |
| 四、“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节 化伪为真: “伪书移置说”的建立与意义 |
| 一、回应批评: “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 |
| 二、本土学者的“伪书”估定与“伪书移置说”的形成 |
| 三、历史的眼光、平等的眼光与“伪书移置说”的建立 |
| 四、“伪书移置说”与“伪书”价值的再估定 |
| 小结 在辨伪中求真: “伪书”移前特例的处理旨趣 |
| 第三章 正源清流: 顾颉刚的古代民族探讨 |
| 第一节 打破一元: “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提出 |
| 二、“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 |
| 四、“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塑中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
| 一、从破坏到建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三、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四、学用兼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双重意义 |
| 小结 在打破中重塑: 中华民族一统性的论证方式 |
| 第四章 由分到合: 顾颉刚的古代疆域考察 |
| 第一节 四海不一: “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提出 |
| 二、“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 |
| 四、“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构禹域: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与影响 |
| 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过程 |
| 二、《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影响 |
| 小结 在破坏中重构: 大一统疆域合法性的论证方式 |
| 结语 |
| 附录: 重排中国历史: 顾颉刚《本国史》的编纂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童书业与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主要趋向 |
| 第一节 时代思潮与治史风气: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兴起 |
| 第二节 疑古、释古与信古: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 |
| 第二章 承续与深化:童书业与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 |
| 第一节 阐发顾颉刚的疑古理论 |
| 第二节 完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
| 第三节 除旧布新,建设新的古史体系 |
| 第三章 批判与反思:童书业与唯物史观派的古史研究 |
| 第一节 批判唯物史观派古史研究的教条化倾向 |
| 第二节 反思“科学的史学”和“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新史学 |
| 第三节 童书业古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尝试 |
| 第四章 纠偏与匡正:童书业与南高学派的古史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三皇五帝说的探源 |
| 第二节 分科研究与博通治学 |
| 第三节 旨趣相异而路径相反 |
| 第五章 古史研究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自由出入于疑古、释古与信古之间 |
| 第二节 疑古、信古与释古的平衡与发展 |
| 第三节 走出疑古的困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经学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书:“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文本世界 |
| 二、重考据轻义理:疑古辨伪的为学理念 |
| 第一,考据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不会过时。 |
| 第二,新历史考据是经学考据的现代转型。 |
| 三、疑经——辨古籍——辨古史:疑古辨伪的致知门径 |
| 第一,由疑经到辨古籍。 |
| 第二,由辨古籍到辨古史。 |
| 四、结语 |
（7）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关于学衡派历史背景研究 |
| 2.关于《学衡》杂志及其作者研究 |
| 3.关于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关系研究 |
| 4.关于学衡派文化观研究 |
| 5.关于新文化派进化文化观的研究 |
| 6.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论争研究 |
| 一、传统与变革之间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概况 |
| (二)思想的启蒙——新文化运动 |
| (三)西方思想的反思——新人文主义 |
| (四)新人文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珠联璧合——学衡派 |
| 1.学衡派的知识背景 |
| 2.学衡派的酝酿 |
| 3.学衡派的形成 |
| 二、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建构理路之争 |
| (一)不同的文化观:进化论与体用论 |
| (二)不同的文化建构路向:反传统而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
| (三)两派文化建构理路之争的终极体现——时代价值与永恒价值之争 |
| 三、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建构方案之岐 |
| (一)文学 |
| 1.文学的载体:白话与文言 |
| 2.文学的内容:自由解放的“人的文学”与文以载道的“人间文学” |
| (二)史学 |
| 1.求真的“疑古”史学 |
| 2.致用的“信古”史学 |
| (三)人生观 |
| 1.科学的人生观 |
| 2.道德的人生观 |
| 四、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论争的结局 |
| (一)新文化派趋向革命 |
| (二)学衡派黯然退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与思路 |
| 第一章 明清以后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 |
| 第一节 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 |
| 一、崔述的上古史观 |
| 二、康有为的上古史观 |
| 第二节 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 |
| 一、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中国编年体系研究 |
| 二、18世纪汉学先驱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
| 三、19-20世纪新教传教士及汉学家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四、20世纪初日本汉学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 |
| 第一节 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 |
| 一、“神话”一词的最初引入问题 |
| 二、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译介 |
| 三、新式中国通史与历史教科书的创作 |
| 第二节 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 |
| 一、梁启超的新式中国通史 |
| 二、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 |
| 第三节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
| 一、两种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三、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
| 第三章 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第一节 顾颉刚前期的大禹研究 |
| 一、“层累说”与大禹神话传说问题的提出 |
| 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与《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
| 三、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四、“层累说”以及大禹研究的中西渊源 |
| 第二节 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 |
| 一、1930年代以后的学术方向(一)——战国秦汉史研究 |
| 二、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 |
| 三、1930年以后的学术方向(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 |
| 四、顾颉刚、童书业的《鲧禹的传说》 |
| 五、顾颉刚的夏代史观 |
| 第四章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 |
| 第一节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 |
| 一、神话与历史的关系 |
| 二、神话与宗教的关系 |
| 三、神话与民族的关系 |
| 第二节 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杨宽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三节 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丁山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五章 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 |
| 一、顾颉刚的考古学情结 |
|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建设 |
| 三、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 |
| 四、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 |
| 第二节 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 |
| 一、神话学概论与神话整理研究中的大禹 |
| 二、闻一多、孙作云图腾理论和“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的大禹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顾颉刚历史民俗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概况 |
| 1、国内研究动态 |
| 2、国外研究动态 |
| 一、顾颉刚生平概述 |
| 二、顾颉刚民俗学思想的学术渊源 |
| （一）幼年生活环境、时代文化背景 |
| 1、幼年生活环境 |
| 2、时代文化背景 |
| （二）清代乾嘉汉学 |
| （三）胡适的实用主义研究方法 |
| （四）俄国民粹主义 |
| 三、顾颉刚的历史民俗学思想 |
| （一）多元史料的视野 |
| （二）历史演进的见解 |
| （三）顾颉刚的民俗思想与戏曲 |
| 1、顾颉刚戏曲理论的产生背景 |
| 2、顾颉刚早期的戏曲理念 |
| （四）社会学理论视角 |
| 四、顾颉刚历史民俗学思想的影响 |
| （一）启迪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
| 1、“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形成与来源 |
| 2、民俗学研究对古史观形成的影响 |
| （二）奠定了故事学的研究范式 |
| （三）开启了历史民俗学研究学术领域 |
| 1、歌谣研究 |
| 2、民间戏曲研究 |
| 3、庙会与民间信仰研究 |
| 五、顾颉刚历史民俗学范式的优缺点 |
| （一）顾颉刚民俗学研究范式的优点 |
| （二）顾颉刚民俗学研究范式的缺点 |
| 1、传说一源论的观念 |
| 2、对传说间的交互影响注意不足 |
| 3、对传说外在环境的简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20世纪以来崔述研究回顾与展望——纪念崔述逝世20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崔述及其学术的整体评价 |
| 二、崔述经学成就的研究 |
| 三、崔述史学成就的探讨 |
四、顾颉刚疑古学浅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诸子学研究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学[J]. 宁腾飞. 天津社会科学, 2022(01)
- [2]“二重证据法”如何“拿证据来”?——近代中国的史料危机与王国维的学术因应[J]. 王刚. 许昌学院学报, 2021(06)
- [3]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4]童书业与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D]. 王玉婷. 山东大学, 2020(09)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6]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经学背景[J]. 王红霞.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2)
- [7]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D]. 王哲. 青岛大学, 2019(02)
- [8]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D]. 郭佳. 山东大学, 2019(09)
- [9]顾颉刚历史民俗学思想研究[D]. 胡宗霞. 青岛大学, 2017(01)
- [10]20世纪以来崔述研究回顾与展望——纪念崔述逝世200周年[J]. 李玉莉. 邯郸学院学报,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