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点论在实际运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伟[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胡炅坊[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刘后德[3]（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陈珊[4]（2020）在《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文中提出当代着名学者庞朴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是阐发了中华文化密码“三”,提出了“一分为三”说。他对“一分为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在于诠释了“中庸”基本形态,提出了对立统一有“包”“超”“导”三种形式,指出了“一分为三”的三种主要形态,梳理出了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三分学说史”。作为一名哲学史、文化史专家,庞朴自觉利用“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开展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最终实现了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的完美融合,取得了诸如原始儒家“三重道德”论、文化“三分结构”理论、“忧乐圆融”的人文精神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一分为三”的哲学方法论正是庞朴学术研究成果的精髓,也是他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工作的学术武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渐渐兴起了一个以庞朴、雷正良、周德义等为代表的“一分为三”学派。学界倡导“一分为三”论、庞朴论证“一分为三”说的直接根源在于对抗“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左”倾教条“一分为二”思维。“文革”结束后兴起旨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马列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文化界深刻反思“文革”中的极端“二分”思维,深度思考如何通过文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对这些敏感而又棘手的时代课题,庞朴深挖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一分为二”思维模式,逐渐走上了探究中国古代辩证法智慧的学术道路,最终融汇以“中庸”为代表的儒家辩证法和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西方辩证法,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辩证法的精髓一一“一分为三”。总体而言,“一分为三”说是对“一分为二”思维的修正和完善,既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继承,也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条化的“一分为二”过分夸大矛盾的斗争性,而否定强调对立面之同一性的“合二而一”。“一分为三”说则认为,“一分为二”仅仅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虽然正确但不够完善,“一分为二”之后还需一个“合二而一”阶段。作为儒家辩证法的继承,“一分为三”说的根基在于“中庸”,强调“中”“和”“权”,既不执“一”也不执“二”,以达“参”之境界。庞朴基于“一分为三”说的学术实践,主要致力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挖掘传统文化密码“三”之存在性的文史证据。首先是通过对“太一生水”“六番”“五行”“黄帝”等古老而又重大的学术问题的缜密分析,大致梳理出了一条中国“三分”思想形成史;其次是通过对马王堆汉墓、郭店楚墓出土简帛文献的考证、释读,阐明了先秦儒家的“五行说”和“三重道德”思想。除了寻找文化密码“三”的文史证据之外,庞朴还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期间陈述了文化之“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进而提出了至今仍广受学界认可的文化“三分结构”理论、论证了“忧乐圆融”的中华文化精神。庞朴的“一分为三”说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且在认识论、实践论、审美观等方面彰显出了中西哲学之异,但完整建设“一分为三”理论体系任重道远。从学术根基上看,“一分为三”说主要奠基于儒家“中庸”思想。庞朴对“中庸”基本形态的创造性阐述在“中庸诠释史”上的学术地位,在于对接融合了中西辩证法、打破了僵化教条的“二分”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庞朴对“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当代辩证法之“一分为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但学派内部意见分歧较大,最为根本的是“一分为三”与“一分为多”的包容性问题。“一分为三”说也足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正本清源,实现了中西辩证法的融合创新。学界对“一分为三”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与“二”、“中”与“中介”、“一分为三”与“对立统一”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因“一分为三”难与“一分为二”、“一分为多”严格划清界线,且容易泯灭唯物、唯心“二分法”而流于“二元论”等问题,致使“一分为三”理论的建设遭遇阻力。“一分为三”论的学术地位需要更多的理论建设工作方能巩固。作为哲学方法论的“一分为三”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三”作为中华传究文化的密码,被揭露、被认识并不是最终目的,它的揭秘将有利于我们更加自觉也发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一分为三”说除了“三分法”和“参”这两个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方法论外,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一是,“忧乐圆融”说之“和”的审美境界以及“一分为三”说的和谐原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阳谐社会提供了传统文化上的理论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求我们赋予“三重道德”以新的时代内涵,将“三重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合贯通起来,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总之,庞朴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梳理出的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一分为三”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蕴藏着极其独特的中华文化密码。庞朴从浩瀚的文化史籍中发掘出的中华文化密码“三”及其相关文七理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21世纪的中国,要自觉开辟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工业文明时代,亟需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所内蕴的人文精神密码——“忧乐圆融”,以此消解市场经齐带来的普遍物质主义倾向、抵抗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侵蚀。
教育部[5]（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提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孙振琳[6]（2020）在《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决定着政党治国理政的方向和道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想信念问题,对新形势下如何认识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如何建构理想信念以及坚定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且以高瞻远瞩的广阔视野和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进行了严密的战略部署,形成了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是在积极继承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思想,系统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理想信念建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同时深刻研判当代中国理想信念问题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挑战,而逐渐形成的一套科学、完整而全面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本文通过全面搜集和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和主客观条件,全面阐释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总结并概括出这一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当代价值,力求对这一理论做出完整呈现。本文共分为以下六章内容:第一章,绪论。这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对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以此为基础形成客观、全面的研究综述;明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并确定研究的基本方法。第二章,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和主客观条件。首先,明确了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信念思想、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理想信念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思想;其次,从家庭环境、知青经历、从政道路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形成的主观条件;最后,阐释了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形成的客观条件,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理想信念建构的期许、社会转型期解决理想信念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对我国理想信念建构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第三章,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这一章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理想信念“地位论”、理想信念“价值论”、理想信念“建构原则论”、理想信念“建构主体论”、理想信念“重点群体论”、理想信念“建构路径论”。第四章,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这一章分别从三个方面予以阐释,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五章,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这一章通过前文的概括和总结得出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三个特征,即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工作导向的问题性、价值取向的人民性。第六章,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这一章从四个方面解读了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思想新发展、铸牢了坚定共同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提供了新时代理想信念建构的科学指南、有力助推了中国梦的早日实现等。
曾平生[7]（2020）在《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因而,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家庭的生活依托、社会功能、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正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建设,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并提出了一系列深入推进新时代家庭建设的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由此形成了习近平家庭建设观。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形成基础,从思想与实践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家庭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家风文化是其形成的三个重要思想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习近平父辈的家庭建设实践、习近平自身的家庭建设实践则是其形成的三个重要实践来源。习近平从家庭、家教、家风三方面强调了家庭建设。在家庭方面,他强调了注重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先大家后小家、家庭梦融入民族梦、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家庭都幸福美满等内容;在家教方面,他强调了注重家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青少年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言传身教等内容;在家风方面,他强调了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人们心灵的归宿、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等内容。而这些在继承中发展的新认识、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又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基本原则可从目标、内容、过程、方法等维度分析。其中,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等是其目标原则;全面发展与德育优先、弘扬传统与传承红色、精神引领与有形建设、先大后小与为大舍小等是其内容原则;全员参与与共建共享、观念领先与行为转化、高度重视与积极谋划、统筹协调与重点突破等是其过程原则;目标导向与言传身教、榜样引领与领导表率、指导监督与关心帮助、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等是其方法原则。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性、实践性及普遍联系性。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以人的社会本质为基础,认为,“家庭从社会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关系”,因而,社会性就是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本质特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认为,人的社会本质是实践的,由此,实践性也必然是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本质特征。进而,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看,普遍联系性同样是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哲学本性。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价值旨趣是人的解放,并体现在为人民谋福祉。从时间、空间、运动三维进行考察,为人民谋福祉的价值旨趣又具体为:为了全体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全心服务人民。而价值形态,习近平将之凝练为,“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这十六字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其形成基础主要是基于对个体与社会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耦合、民族与人类的超越这三对张力的辩证把握。再者,价值实现的规律,从价值实现的前提看,是服从与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价值实现的内容看,是真善美相统一的规律,从价值实现的方法看,则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规律。总之,习近平家庭建设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建设的行动指南,把其作为价值客体,它有着积极的启示:以“大家”为先,要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品德为要,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以人的解放为旨趣,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践性为本质,要求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以辩证为法则,要求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郭忠文[8]（2020）在《重点语素的构词及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目前,随着语素教学法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语素选取的问题。杨晓黎（2018）选取了有利于教学的重点语素与核心语素,重点语素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严格的选取标准、确定的数量（228个）,为开展语素教学提供了方便。然而,已选重点语素只是根据《等级大纲》和《等级划分》来选取,而以重点语素为基础选取的核心语素（95个）更是严格地按照规定标准来操作,它们都未对实际对外汉语教学语料或相关教材进行考察,所以重点语素的选取标准和核心语素的选取情况还有待探讨,同时,我们还需研究重点语素的教学应用情况。本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方法和语料来源,并描述了前人关于语素构词和语素教学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为统计和分析重点语素在现代汉语中构词情况。这部分首先介绍了重点语素的选取和划分标准;其次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构建了重点语素构词语料库,并选取构词能力强的重点语素进行构词分析。第三章为分析重点语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构词分布情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考察重点语素在《等级划分》中的构词与分布情况;其二是结合对外汉语教材分析重点语素在具体教材中的构词分布情况;其三是将重点语素在《等级划分》中的构词情况和在教材中的构词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其四是在比对分析基础上补充重点语素中的核心语素。我们对重点语素在《汉语教程》六册共计2522个词汇构词情况进行穷尽性考察,并构建语料库,在杨晓黎（2018）选取的95个核心语素基础上,根据重点语素在实际汉语教学中的构词能力,对核心语素进行了适当增补。第四章为研究重点语素的对外汉语教学与应用。包括初中高级班重点语素教学的开展策略、教材的编排建议等。结语是对本文的观点和建议进行总结,同时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
苏杰[9]（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戴佳朋[10]（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绘就了一部恢弘的史诗巨着。这部巨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叙事,而且更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这部巨着中,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占据重要位置,彰显出伟大的历史意义。在这四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创新发展,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一切在有力地反驳西方“历史的终结”之类的悖论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望未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化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是当代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因而,总结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就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与逻辑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上,本文主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分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进行了研究。第一,明确改革的方向是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说明了改革不是改旗易帜,而是破除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社会主义制度更有生机活力。第二,明确改革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而且也防止改革跑偏方向。第三,明确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改革的举措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去制定和落实,否则改革就会走上邪路。第四,明确改革的策略是正确处理变与稳的关系。改革是向旧体制机制“动刀”,冲破的是思想障碍,突破的是利益藩篱,处理不好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做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坚持中有发展,在发展中有坚持,才能确保社会发展在稳中有变和变中求稳。认识指导实践,有了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才会有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创新,主要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的方法归结于“结合”二字。结合就是不断寻找矛盾的平衡点和结合点,促成矛盾的良性转化,避免发展的“片面性”,进而确保发展的平稳性和全面性。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创新主要在于实现了五大结合:即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本文在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在此部分中,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此外,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进行分析基础上,本文还针对一些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的某些疑虑,提出了未来改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七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和界定,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是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改革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提供的理论基础、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行的有益探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认识等,以此说明社会主义改革的源头在哪里,从而论证了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第二章是概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本章首先通过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艰辛起步的国际国内背景,间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改革的问题。其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通过“启动”、“推进”和“深化”三个关键词对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进程进行总结概括,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不仅更加明确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命题的深刻含义,而且凸显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三章是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本章主要从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分析改革的方向、实质、目的和策略,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革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本章为下一章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作了较好的铺垫。第四章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本章主要用“五个结合”从不同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进行总结。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三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四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五是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这“五个结合”较好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为什么既快又稳。第五章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启示。本章主要在分析社会主义改革“两个创新”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只有把握好这四点,社会主义才会风景这边独好。结语是关于我国改革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章作为本文的收官之作,从宏观层面分析当前人们对改革的疑惑以及新时代社会主义改革如何开启新的窗口问题,并阐释了改革的中国特色。
二、两点论在实际运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点论在实际运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破“左”倾教条迷雾:“一分为三”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文革”时期“一分为二”思维的泛滥 |
| 一、“矛盾论”庸俗化为“一分为二” |
| 二、“评法批儒”运动中登峰造极的“二分”思维 |
| 第二节 两次“合二而一”大讨论的来龙去脉 |
| 一、“文革”前的“合二而一”大讨论 |
| 二、“反封建”运动中“合二而一”大讨论的重启 |
| 第三节 “文化热”及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 |
| 一、“文化热”与传统文化再审视 30二、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诉求 |
| 二、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诉求 |
| 第二章 跳出一元主义窠臼:庞朴“一分为三”说的学术进路 |
| 第一节 由马列主义转入中国哲学史 |
| 一、自黑格尔回到真实的“否定的否定” |
| 二、开启探究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历程 |
| 第二节 从“二”到“中”:“一分为三”说的发轫 |
| 一、反思“文革”及对“二分”思维的批判 |
| 二、“一分为三”的最初提出与《“中庸”平议》 |
| 第三节 走向多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 |
| 一、庞朴对19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 |
| 二、倡导和而不同以超越各种一元主义 |
| 第四节 “一分为三”说的建构与完善 |
| 一、庞朴对“一分为二”的总体认识与批评 |
| 二、理论梳理与思想考释的终极成果——“三分学说史” |
| 三、庞朴“一分为三”说的哲学观概述 |
| 第三章 通达辩证之三境界:庞朴“一分为三”说的核心观念 |
| 第一节 “一分为三”的理论基石是“中庸” |
| 一、“中庸之道”与调和“两端”的折衷主义之辩 |
| 二、孔子评价与“中庸”的四种基本形态 |
| 三、庞朴的“中庸”诠释特色及在“中庸解释史”上的地位 |
| 第二节 “一分为三”的中心思想是“不执一” |
| 一、“一”与“执一”的内涵 |
| 二、“执一”的两种表现:极端与片面 |
| 三、“不执一”:尚中但不执于中 |
| 第三节 “一分为三”的修养境界是“辩证之三 |
| 一、“三”代表“中” |
| 二、“三”代表“圆融” |
| 三、“三”代表动态平衡 |
| 第四章 探索中华文化密码:庞朴“一分为三”说的学术实践 |
| 第一节 庞朴对文化密码“三”的探源 |
| 一、“太一生水”的辩证性 |
| 二、混沌与黄帝的思想交织 |
| 三、六峜→五行→阴阳 |
| 第二节 庞朴对儒家“三重道德”的挖掘 |
| 一、天人三式与“三重道德” |
| 二、“三重道德”内容体系:“六德”“四行”“五行” |
| 三、儒家“三重道德”的内在关系及现代解构 |
| 第三节 基于“一分为三”说的中国文化理论 |
| 一、文化的“三分结构”理论 |
| 二、“忧乐圆融”的中华人文精神 |
| 第五章 建设一分为三理论:庞朴“一分为三”说的推进与争鸣 |
| 第一节 “一分为三”学派的内部辩难与发展 |
| 一、雷正良、杨远富的“一分为多”论与庞朴的批评 |
| 二、周德义对“一分为三”认识观的发展及对庞朴的批评 |
| 第二节 建设“一分为三”理论的可能性探究 |
| 一、理清“一分为三”与对立统一规律的纠缠关系 |
| 二、学界对“一分为三”论的几条批判 |
| 三、建设“一分为三”理论的阻力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庞朴重要论文首版情况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论文发表目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与主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信念思想 |
| 2.1.2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理想信念思想 |
| 2.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思想 |
| 2.2 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形成的主观条件 |
| 2.2.1 家庭环境孕育理想信念萌芽 |
| 2.2.2 知青经历深化理想信念认识 |
| 2.2.3 从政道路磨砺理想信念坚守 |
| 2.3 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形成的客观条件 |
| 2.3.1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理想信念建构的期许 |
| 2.3.2 社会转型期解决理想信念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
| 2.3.3 对我国理想信念建构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理想信念“地位论” |
| 3.1.1 理想信念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精神力量 |
| 3.1.2 理想信念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执政地位 |
| 3.1.3 理想信念关乎个人健康成长 |
| 3.2 理想信念“价值论” |
| 3.2.1 增强“四个意识” |
| 3.2.2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3.2.3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3.3 理想信念“建构原则论” |
| 3.3.1 坚持党性原则 |
| 3.3.2 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 |
| 3.3.3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 3.3.4 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 |
| 3.3.5 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
| 3.4 理想信念“建构主体论” |
| 3.4.1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
| 3.4.2 注重宣传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引导 |
| 3.4.3 坚持各方力量齐抓共管 |
| 3.5 理想信念“重点群体论” |
| 3.5.1 党员及干部群体 |
| 3.5.2 教师群体 |
| 3.5.3 青年群体 |
| 3.5.4 军人群体 |
| 3.6 理想信念“建构路径论” |
| 3.6.1 强化理论武装 |
| 3.6.2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 |
| 3.6.3 发挥宣传阵地重要作用 |
| 3.6.4 建设高素质理想信念人才队伍 |
| 3.6.5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
| 4.1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
| 4.1.1 明确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 |
| 4.1.2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
| 4.1.3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
| 4.1.4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4.2 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
| 4.2.1 深刻认识共产主义的科学内涵 |
| 4.2.2 明确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走向的必然趋势 |
| 4.2.3 把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长期性 |
| 4.2.4 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辩证统一 |
| 4.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4.3.1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
| 4.3.2 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 |
| 4.3.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
| 4.3.4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 |
| 5.1 思维方法的科学性 |
| 5.1.1 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
| 5.1.2 善抓矛盾的辩证思维 |
| 5.1.3 贯通古今的历史思维 |
| 5.1.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 |
| 5.1.5 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 |
| 5.2 工作导向的问题性 |
| 5.2.1 扞卫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主导地位 |
| 5.2.2 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
| 5.2.3 着力解决对理想信念的认识误区 |
| 5.3 价值取向的人民性 |
| 5.3.1 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
| 5.3.2 注重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
| 5.3.3 彰显人民主体地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
| 6.1 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思想新发展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思想 |
| 6.1.2 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理想信念的认识 |
| 6.1.3 拓宽了当代中国理想信念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
| 6.2 铸牢坚定共同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 |
| 6.2.1 促进主流思想舆论良性发展 |
| 6.2.2 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6.2.3 提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发展的强大信心 |
| 6.3 提供新时代理想信念建构的科学指南 |
| 6.3.1 明确了理想信念建构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 |
| 6.3.2 深化了对理想信念建构规律的认识 |
| 6.3.3 指明了理想信念建构的着力点 |
| 6.4 有力助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
| 6.4.1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可靠保障 |
| 6.4.2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
| 6.4.3 扩大中国梦的国际影响力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3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1 探究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1.3.2 梳理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主要内容与理论创新 |
| 1.3.3 揭示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基本原则与本质特征 |
| 1.3.4 考察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价值旨趣与价值实现 |
|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5.1 论文研究的重点 |
| 1.5.2 论文研究的难点 |
| 1.5.3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1.6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6.1 家庭 |
| 1.6.2 大家庭 |
| 1.6.3 家庭建设 |
| 第2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形成基础 |
| 2.1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家庭思想 |
| 2.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2.1.3 红色家风文化 |
| 2.2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
| 2.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
| 2.2.2 习近平父辈的家庭建设实践 |
| 2.2.3 习近平自身的家庭建设实践 |
| 第3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主要内容 |
| 3.1 关于家庭方面: 注重家庭是家庭建设的前提 |
| 3.1.1 注重家庭 |
| 3.1.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
| 3.1.3 先大家后小家 |
| 3.1.4 家庭梦融入民族梦 |
| 3.1.5 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
| 3.1.6 家庭都幸福美满 |
| 3.2 关于家教方面: 注重家教是家庭建设的关键 |
| 3.2.1 注重家教 |
| 3.2.2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
| 3.2.3 青少年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
| 3.2.4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 |
| 3.2.5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3.2.6 言传身教 |
| 3.3 关于家风方面: 注重家风是家庭建设的归宿 |
| 3.3.1 注重家风 |
| 3.3.2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3.3 家庭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
| 3.3.4 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
| 3.3.5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3.3.6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 |
| 3.4 理论创新与内在逻辑 |
| 3.4.1 理论创新 |
| 3.4.2 内在逻辑 |
| 第4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基本原则 |
| 4.1 目标原则 |
| 4.1.1 爱国爱家 |
| 4.1.2 相亲相爱 |
| 4.1.3 向上向善 |
| 4.1.4 共建共享 |
| 4.2 内容原则 |
| 4.2.1 全面发展与德育优先 |
| 4.2.2 弘扬传统与传承红色 |
| 4.2.3 精神引领与有形建设 |
| 4.2.4 先大后小与为大舍小 |
| 4.3 过程原则 |
| 4.3.1 全员参与与共建共享 |
| 4.3.2 观念领先与行为转化 |
| 4.3.3 高度重视与积极谋划 |
| 4.3.4 统筹协调与重点突破 |
| 4.4 方法原则 |
| 4.4.1 目标导向与言传身教 |
| 4.4.2 榜样引领与领导表率 |
| 4.4.3 指导监督与关心帮助 |
| 4.4.4 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 |
| 第5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本质特征 |
| 5.1 社会性 |
| 5.1.1 社会性的哲学基础 |
| 5.1.2 社会性的现实表现 |
| 5.1.3 社会性的实践发展 |
| 5.2 实践性 |
| 5.2.1 实践性的哲学基础 |
| 5.2.2 实践主客体的多样性 |
| 5.2.3 实践主客体的统一性 |
| 5.3 普遍联系性 |
| 5.3.1 联系性的哲学基础 |
| 5.3.2 联系的时空性 |
| 5.3.3 联系的发展性 |
| 第6章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价值意蕴 |
| 6.1 价值旨趣 |
| 6.1.1 马克思与恩格斯家庭思想的价值旨趣 |
| 6.1.2 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的价值旨趣 |
| 6.2 价值形态 |
| 6.2.1 个体与社会的融合 |
| 6.2.2 传统与现代的耦合 |
| 6.2.3 民族与人类的超越 |
| 6.3 价值实现 |
| 6.3.1 价值实现的规律 |
| 6.3.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重点语素的构词及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语素构词研究 |
| 1.2.2 语素教学法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语料来源 |
| 第二章 重点语素及其在现代汉语中的构词情况考察 |
| 2.1 重点语素的界定 |
| 2.2 重点语素语料库的建立 |
| 2.3 重点语素构词状况考察 |
| 2.3.1 构词频率 |
| 2.3.2 构词类型 |
| 2.3.3 构词位置 |
| 第三章 重点语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构词情况统计分析 |
| 3.1 《等级划分》中重点语素构词分析 |
| 3.1.1 构词分布 |
| 3.1.2 构词类型 |
| 3.1.3 构词对比分析 |
| 3.2 对外汉语教材中重点语素构词分析 |
| 3.2.1 构词统计 |
| 3.2.2 构词分布 |
| 3.3 《等级划分》和《汉语教程》构词对比分析 |
| 3.4 重点语素中的核心语素 |
| 3.4.1 新增核心语素的构词情况 |
| 3.4.2 增补核心语素相关分析概括 |
| 第四章 重点语素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
| 4.1 利用重点语素进行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优势 |
| 4.2 不同阶段重点语素教学实施策略 |
| 4.2.1 初级阶段的重点语素教学 |
| 4.2.2 中级阶段的重点语素教学 |
| 4.2.3 高级阶段的重点语素教学 |
| 4.3 重点语素和对外汉语教材编写 |
| 4.3.1 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存在的不足 |
| 4.3.2 重点语素对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重点语素构词语料库 |
| 附录二 《等级划分》重点语素构词语料库 |
| 附录三 《汉语教程》重点语素构词语料库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 第7章 结语 |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基本概念解析 |
| (一)改革 |
| (二)社会主义改革 |
|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
| (四)创新与启示 |
| 二、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有待提升之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成果有待提升之处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当性 |
|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行稳致远 |
| 第二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 |
| 一、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有益探索 |
| 二、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 |
| 第三节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 |
| 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方针 |
| 二、构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遭遇重大挫折 |
|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 |
| 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变质转向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历程 |
| 一、社会主义改革探索和试验期(1978.12—1992.2) |
| 二、社会主义改革推进和完善时期(1992.2—2013.11) |
| 三、社会主义改革深化和拓展期(2013.11—)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改革的方向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
| 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夙愿 |
| 二、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完善 |
| 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 第二节 改革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
| 二、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
| 三、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创举 |
| 第三节 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
| 一、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寻 |
|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
| 第四节 改革的策略是科学把握变与稳的关系 |
| 一、变中求稳 |
| 二、稳中有变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 |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 |
| 一、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力量 |
| 二、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党堪当改革历史重任 |
| 第二节 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 |
| 一、反思落后社会现实启动改革 |
| 二、再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推进改革 |
| 三、直面发展中的问题深化改革 |
| 第三节 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 |
|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确保稳定 |
| 二、采取渐进增量式改革实现稳中求变 |
| 三、制定正确改革标准保证改革顺利前行 |
| 第四节 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 |
| 一、基层群众创新推动改革开放 |
| 二、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优化改革开放格局 |
| 三、战略目标的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开放进程 |
| 四、战略举措的顶层设计保障改革开放质量 |
| 第五节 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
| 二、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全面改革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启示 |
|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一、本土化发展适应民族特色 |
| 二、时代化发展回应时代之问 |
| 三、大众化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
|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 |
| 一、社会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 二、社会主义与世界发展相结合 |
|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和法治相结合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 |
| 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 |
| 一、人的价值具有多维性特征 |
| 二、社会主义是人的价值最佳体现 |
| 三、社会主义实现人价值的优势所在 |
| 结语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 一、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道路 |
| 二、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后社会主义”道路 |
| 三、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新全球主义意识形态”道路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如何开启新窗口 |
| 五、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强调的是“中国特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两点论在实际运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4]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D]. 陈珊. 山东大学, 2020(12)
- [5]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6]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研究[D]. 孙振琳.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7]习近平家庭建设观研究[D]. 曾平生. 南昌大学, 2020(01)
- [8]重点语素的构词及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D]. 郭忠文. 安徽大学, 2020(08)
- [9]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10]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D]. 戴佳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