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北方区花生新品种高产示范观摩会在山东齐河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石必显,朱明成,王起才,顾元国,贾东海,于伯成,李强[2]（2017）在《新疆花生生产现状、趋势及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目的】回顾我国花生生产特点、分布以及品种引种与栽培现状等;总结近年来新疆花生生产中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为新疆花生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收集、汇总,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对比分析。【结果】根据文献记载和资料统计,中国花生种植历史悠久,是世界花生生产和消费大国,总面积居世界第二,总产量居世界第一。我国油料作物中花生面积位居第二,但产量居全国首位,2015年花生种植面积462×104hm2,总产1 680.5×104t,占世界花生总产量的40%以上,花生生产分布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河北、辽宁等14个省份（种植面积占全国花生总面积的93.5%）,产量约占全国花生总产量的96%;新疆花生研究相比内地起步较晚,目前种植品种除新疆老地方品种外,多数主栽品种从河南、山东等引进,近几年新疆从不同渠道引进的花生品种约数百个,从中筛选出了适合新疆种植相对优良品种（含机械模式的新品种）。经过多年试验,总结出了新疆花生种植的高产栽培技术,包括林果间套种花生技术等。【结论】新疆在气候土质等方面均有利于花生种植,花生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存在花生生产中品种混杂,机械化程度低和深加工落后等问题,建议加大对花生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的研究,加强良种推广,提升机械化水平,促进花生深加工产业的发展。
王倩[3]（2015）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视域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研究 ——基于陕西猕猴桃产业的调查》文中提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主要是指推进农业产业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而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需要具备新型农业科学技术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如何提高农民素质、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民,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致富的核心所在。农业科技培训正是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养造就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陕西省猕猴桃产业为载体,以人力资本理论、农业科技推广利益驱动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等为指导。从分析农业科技培训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入手,通过对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科技培训的供给和农户需求意愿的研究,明确指出农业科技培训体系中政府、农业院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等多元化供给主体已逐步出现,且各主体之间存在相互合作的培训行为,但其职能定位尚不清晰,政府主导和市场主体之问无法有效协作来满足农户的实际培训需求；然后,基于农户视角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服务绩效进行了评价,并运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农户农业科技培训的满意度,以期从中发现现行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运用多中心理论提出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为核心的、多元化供给主体的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和运行机制。并通过个案分析,说明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可以整合各类农业科技资源,实现农业技术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的效率,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主要结论如下：（1）在分析国内外和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的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第一手调查数据对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农户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师和培训形式等环节分析农户农业科技培训的具体需求。之后,利用序次多值选择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数据拟合,研究农户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以产业需求为主导的现代农业中,专业合作社、农户对农业科技的态度和国家农业科技培训项目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显着性因素。建议要进一步契合农民的科技培训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活动。（2）基于农户视角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评价猕猴桃产业农业科技培训的效果,研究表明在农户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存在猕猴桃品种结构不合理、从业人员老龄化、种植方式落后等不符合现代农业要求的生产经营问题。运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模型评价农户农业科技培训的满意度,说明农户种植猕猴桃的直接目的是取得可持续的经济收入,提升农户的培训满意度应尽可能地将农业科技培训与预期收益结合起来。在多元化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中,不同主体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排序存在差异。因此,提升农户对政府和高等院校为主体的农业科技培训满意度,应从提高农户收入和培训质量着手；提升农户对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为主体的农业科技培训满意度,应关注农户的培训需求意愿。（3）依据多元化供给主体在农业科技培训体系中各自的功能和作用,结合我国国情,首次基于多中心理论构建了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为核心的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在系统内,由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整合各类农业科技资源,实现多元化供给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合作,提高农业科技培训的整体效率,以此体现多中心体系的优越性。在现实工作中,还需要化解各主体在运行中的障碍,促进主体之间的协同运行。（4）通过对汉中新天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眉县齐峰果业公司和第五村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的个案研究,描述了涉农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对农业科技的需求及其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的具体情况。实践证明了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为核心的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促进了多元化主体协作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黄振华[4]（2013）在《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农户为考察基点,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农户家庭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的互动关系。作为一项相关性研究,农户家庭与国家政权是笔者考察的中心变量,同时构成本文叙述的基本主体。通过此项研究,笔者力图从农户家庭功能变迁的视角揭示政府介入乡村的动力机制和基本途径,并尝试建构不同于以往的政府与农民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农户家庭是本文研究的中心。为此,笔者不仅选择赣南龙村作为基本的田野调查区域,同时挑选了8户农民作为本文研究的调查基点（参见第一章）。本文所呈现的几乎所有研究内容最初都源于对这些重点农户的一系列深度访谈。在叙述逻辑上,本文以农户功能的多重性理论为基础,沿着“生育—生产—消费—赡养—教育”的研究逻辑展开。在农户生育层面,笔者重点讨论了农户生育功能变迁中政府介入行为的两面性：一方面,出于完成计划生育工作的行政性指令,政府强力介入并努力控制农户的生育冲动,促使农户生育功能长期处于弱化状态；另一方面,面对农户家庭提高生育质量的内在需要以及农民保障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接生革命”、计划免疫等途径适时介入到农户生育过程当中（参见第二章）。在农户生产层面,笔者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重点讨论了农户家庭生产从土地约束型向劳力约束型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土地的集中化还是生产的社会化,都反映了传统家庭生产方式的式微以及农户生产过程中一系列公共需求/社会风险的增长。面对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社会风险,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并没有沉默,而是通过多种生产支持政策逐步介入其中（参见第三章）。在农户消费层面,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农民正日益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当中,家庭消费的持续扩张产生了诸如公共性依赖、货币支出压力、消费安全等公共需求/社会风险。这些公共需求/社会风险是以往农民不曾遇到或者很少遇到,但随着农户消费的不断扩张却愈益强烈,从而对政府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参见第四章）。在家庭赡养层面,笔者着重讨论了当前农村老人生活的基本境况与现实压力。无论是赡养的阶段性、倒逼式养老抑或子女在赡养老人上的卸责态度,都反映了当下农村孝道的衰弱与家庭养老的困境。伴随家庭赡养功能的持续弱化,作为赡养对象的老人和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均行动起来以应对可能的赡养危机（参见第五章）。在家庭教育层面,由于双系教育结构的弱化、家庭教育价值的消解、教育方式的异化以及代际隔阂的冲击等原因,农户家庭教育功能日趋弱化。与之相适应的是,农户家庭中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反哺”现象以及国民教育（学校教育）对家庭教育的更替过程（参见第六章）。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家户主义传统的国家,传统中国农户功能极为完备,农民绝大多数社会需求（生育、生产、消费、赡养、教育等）大体都可以在家庭组织中得到满足,对外部社会的依赖很小,相应对政府介入的需求也很低；然而,伴随新政权的建立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户功能呈现出不断弱化的总体趋势,农民个体需求越来越难以在家庭组织中得到满足,对外部社会的依赖相应大幅增加,并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更多的公共需求／社会风险,这些公共需求／社会风险的产生促使政府日益深入的介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参见第七章）。以农户功能变迁视角下政府介入行为的考察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并建构了一种新的政府与农民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即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或者称为政府介入的适应模式。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1）遵循农民本位主义的政府介入原则,以农民需求为基本出发点；（2）政府介入过程中个体农民的自主性和自愿性：（3）政府与农民的利益相容性,农民是政府介入的受益人,并对政府报以政治认同。从理论内涵来看,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强制性政府介入模式的新理论模式,它重构了政府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参见第七章）。
谷永清[5]（2011）在《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88年,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近代民族棉业发展就此揭开序幕。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民族棉业影响深远。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大量战争赔款及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棉纺织业从此成为日本在华投资的重点。青岛腹地植棉条件优越,棉货销售市场广阔,但因其为德国势力范围,日人只能通过棉货贸易方式与中国民族资本争夺市场份额,无法将纱厂直接移建于此。德占青岛期间,中日两国棉利之争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德人对青岛及其腹地的利源挖掘具有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他们不仅对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建设进行了详细规划,拨付了巨额帝国财政,还在此注入了西方近代社会的文化精神特质,使其成为“模范”的殖民地。1904年,胶济铁路的修筑完成极大地促进了口岸腹地间贸易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德占当局推行了分余润与华商的商贸策略,以求联华制日；在政治领域,德人与山东地方政府达成部分妥协与合作。此举对口岸与腹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山东推行近代化事业都有积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无暇顾及东亚殖民地,日本趁机利用地缘优势和英日同盟关系对德宣战,并很快占据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东亚的“德——日——华”三足鼎立关系就此瓦解。一战后期,强势的日本在胶州湾兴建了一批近代化棉纺织企业。德人在口岸及腹地兴建的基础建设为日资棉纺织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构筑产业链条、实现产业优化,进而获取更大剩余价值,日商除加快棉制品生产外,还在腹地开设货栈,倾销棉纱,积极推广棉种改良工作。面对日商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和突如其来的商机,中国实业精英当仁不让,周学熙、潘复等人多方筹资在青岛、济南等地创建了民族棉纺织工厂。北京政府和山东地方政府也出台了鼓励植棉、振兴土纱土布等扞卫利权的措施。青岛及其腹地就此成为中日棉战的新战场。这样,中日棉战范围由长江中下游地区扩展到青岛及其腹地。中日两国在青岛、济南等地的棉制品销售之争推动了山东美棉种植业,棉花商品化种植水平明显提高。1923年,中国政府收回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但大量利权滞留在日人手中,青岛及胶济铁路的优势为中日双方所共有。由于中资企业在资金、技术上处于劣势,青岛棉货利源多半操于日商之手。为挽回利权,中国政府将推广美棉种植、提升原棉价格作为遏制日商获取棉业链条利润的重要手段。1924年后,青岛腹地战乱频仍,自然灾害持续不断,中国政府美棉推广工作遭受挫折,青岛与腹地间的棉货贸易也因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和张宗昌祸鲁而大为减退。国民政府取建立后,中国棉业受到空前重视。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振兴棉业的政策法律,筹设了棉业统制委员会、中央棉产改进所等专门机构,并在全国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国家棉业形势明显好转。青岛市长沈鸿烈为了挽回棉业利权,积极进行工商保育工作,在李村、高密、安丘等地附设植棉试验场、分场,以扩人美棉种植区。在政府支持下,青岛华资纱厂顶住众多日资企业的竞争,扞卫了棉业利权,成为近代中国弱势民族资本成功发展的典范。在青岛、济南棉纺织业崛起的同时,山东棉花种植业也在韩复榘、张鸿烈等政界人物的积极作为下获得了长足进步。山东棉花种植的崛起首先得益于韩复榘对城乡治安秩序的整饬；其次得益于山东交通、县政及乡村建设工作的快速发展；再次得益于韩氏对构建“独立经济体系”的努力。1930年代,梁漱溟、于鲁溪等人在邹平推行的美棉种植及运销合作事业,是近代中国美棉推广和运销事业的典范。随着邹平模式的推广,山东棉花品质及声誉快速提升。这有力地支持了青岛、济南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青岛、济南华资棉纺织业的进步反过来又刺激和推动了相关制造业的兴起,进而形成了以铁路为载体的邹平（种植）——济南（运销）——青岛（纺纱）——潍县（织布）——周村（印染）的棉业链条运转格局。在这一产业链带动下,青岛及其腹地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青岛棉业进步及口岸腹地间棉货贸易的推进对山东城乡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推广植棉使更多的农民告别旧时田园生活,主动融入到由机器大生产构建的棉业链条中。随着棉业链条的转动,青岛的资本主义经营理念、意识形态开始向腹地逐次渗透。这对推动山东区域近代化是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其二,为提高棉花品质、扩大种植范围,一大批新知识精英从城市回归到乡村,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这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复兴；其三,各级政府为取缔棉花搀水、搀杂弊病和规范棉花交易市场,采取了诸多干预手段,这有助于增强国家对乡村的重视和建设。竞争能促进行业发展。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外部竞争很快就会丧失活力。与日本棉界持续不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岛棉业的进步。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产销困难迫使青岛及其腹地棉业人士积极探求合乎自身特点的经营模式,努力扞卫棉业利权,进而达到了迟滞日本经济渗透的效果。抵制日纱、日布运动是民族资本与日商资本竞争的重要内容。这种运动要最终取得胜利单靠热情不行。提高企业经营理念和创新能力才是民族正确的抉择。
王敏[6]（2010）在《育种单位植物品种权保护比较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认为本文选取山东省高等农业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三种不同类型育种单位中的品种权工作突出的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和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单位,调查三个不同单位的品种研发,深入研究品种权申请、保护和维权情况,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三种不同类型单位品种权保护工作,找出不同单位品种权保护的侧重点,总结不同类型单位品种权保护的成功经验,提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果:第一,分析表明,新品种保护制度将创新回报机制引入育种领域,调动了社会资本投资育种事业的积极性,育种主体趋于多元,不过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创新型种子企业和农业院校仍是我国品种权申请的主体。品种权保护制度对于促进农业育种创新,提升我国种业和农业核心竞争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三种不同类型单位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分析显示,育种单位都非常重视品种权保护工作,均设立了品种保护办公室,并制订了具体的品种保护制度。但由于育种经费的来源与考核机制不同,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院校与育种企业在品种权保护上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育种经费主要来自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支持,育出新品种就算完成了课题或项目,而对于新品种是否对农民增产增收及是否会产生经济效益缺乏压力,申请品种保护的目的主要是完成课题任务,以期获取更多的国家项目资助;而育种企业更多的是关注市场和经济效益,并根据市场影响力来决定品种权保护的时间。农业院校由于没有市场压力和经营压力,只重视品种的审定、面积的推广,对于课题申请量、奖励申报量的追求远远高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育种与销售严重脱节;农业科研单位有更多精力从事良种繁育创新,并将授权品种依法转让,通过转让加快新品种的商业化实施;集育种、繁育、推广及销售为一体的种业企业,运用自有品种权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自主实施品种权,重在品种权的转化效益,以取得更大的经济回报。第三,品种权保护制度对育种创新的促进机理分析表明,植物新品种权把选育种单位和个人的权益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品种有无保护是种子企业向育种者购买品种权、经营权、生产权的前提条件,也是成果价值评定的前提条件。在品种权保护制度的作用下,我国植物新品种事业已发生了申请的品种权从少到多,从公益性育种到自主知识产权保护育种的重要转变。但品种权保护制度对育种创新促进作用的程度在不同类型的育种单位之间存在着显着差异,即品种权保护制度对育种创新促进作用的程度呈现出由农业院校到农业科研单位再到育种企业依次提高的趋势。第四,案例分析显示,植物品种权保护普遍存在着维权难、赔偿数额低、转化率低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迫切程度在不同类型单位之间的存在着明显差异。具体来说,农业院校重成果轻知识产权,重品种审定轻品种权保护;农业科研单位作为育种专门单位,申请品种保护的种类单一,没有发挥专业育种的优势;科技创新型种子企业由于其企业的性质,申请品种权的积极性较高,以期获得较高的收益回报,同时注重品种权的维权,以维护其良种市场占有率。因此,虽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迫切程度呈现出由农业院校到农业科研单位再到育种企业依次提高的趋势。第五,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创新型种子企业和农业院校是我国育种的主体,如何更好的协调三者的关系,使育种资源最大化的得到利用,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农业院校应首先改变重成果轻品种权的观念,调动育种人员的积极性,明确品种权考核机制,加强品种权的转化,使品种权保护真正发挥作用;农业科研单位应积极组织品种权申请,加大转化力度,积极组织保护品种的开发,通过自主生产销售、许可生产、品种权转让等多种方式,从市场中去获取最大的经济回报;科技创新型种子企业如何更好的利用新品种保护这个平台,取得更大的经济回报是关系企业生存的重大问题。应着重培育适合市场需求的良种,充分利用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已培育的良种,避免重复培育近似、类似品种,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李剑歌[7]（2010）在《汉中市新农村建设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农村经济社会实现由传统农业村庄向现代农业生产社区的转型,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由于国情区别,甚至是国家区域发展不均衡、文化背景和生产条件差异等因素影响,试图以一种统一模式完成这一转变是不现实的。中央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质就是尊重各地干部群众首创精神,发挥各个地方在建设新农村问题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本文通过对汉中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开展实证研究,力图从多个角度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和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农村建设理论体系,进而对其他条件相似地区产生借鉴和示范意义。文章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二章节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方法和研究思路,以及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情况；第三章节对汉中农业农村发展简史、现状和新农村建设总体情况进行了调研,总结了成功经验,分析了存在问题,通过对全市新农村建设俯瞰,为样本点调研奠定基础；第四章节选择了两个新农村建设较为成功的乡村进行案例分析。一是通过生态资源深度开发,将扶贫重点村变为全县富裕村的西乡县樱桃沟；二是通过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变养猪专业户聚集村为养猪专业村,从而走上一条产业关联发展、延伸耦合产业链条、提高综合效益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的西乡县五丰村。最后,在第五章节将全市新农村建设总体经验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对汉中市新农村建设提出可操作性政策建议。
王忠海[8]（2010）在《基于可持续·科学—特色发展观的和谐乡镇建设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设想,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以及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确定以“基于可持续·科学-特色发展观的和谐乡镇建设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论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综合运用多学科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梳理新农村建设相关理论,剖析中国农村建设实践,建构了科学可行的新农村建设规划架构和评价指标体系;以北京市房山区新农村建设和琉璃河镇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为案例,研究大都市周边区和谐乡镇建设规划的制定与评价。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确定论文选题,明确选题意义,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确定论文研究思路,总结论文主要创新点。第二章乡村建设实践简史与评价。用历史分析与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相结合,公正、客观、科学地评价精英发动型农村建设运动的利弊得失,得出中国农村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走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新建设道路的科学结论。第三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基础与规划体系探索。首先,回顾和总结和谐社会和新农村的涵义,并提出基于和谐理念的新农村社会概念;然后,在借鉴和比较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设计了一套融入和谐理念的新农村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制定了区域级新农村建设规划框架。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论文实证部分,第四章制定房山区的新农村建设规划,第五章制定琉璃河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建设的新农村建设规划。第六章总结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局限性,提出今后研究的设想。
班红娟[9]（2010）在《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以及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国家自身也是一种地域概念,它拥有一定的疆域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因此,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意识也是一种地域意识。国家文化包含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质,对于国家内部各地域人口而言,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对国家的态度、情感和认知的形成,离开对地域文化的情感和认同,国家意识往往也就成了空洞之物。本研究借用阐释人类学范式,以文本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百年来河南乡土教材的变迁为主线,透过乡土教材文本和本地人话语来阐释河南乡土教材兼具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分析作为补充教材的乡土教材中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统一性,乡土教材如何既传承了地域文化,又建构了国家意识。清末,社会面临转型,国家被迫革新。乡土志是清政府应对生存危机不得不妥协而采取变革的产物。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末乡土志更多的是为主流价值和国家主义服务的,凸显的是一种国家意识。清政府采取了通过乡土观强化国家观的程式,在培养乡土情的基础上养育人的爱国、爱朝情怀。乡土志的这种功能一直伴随其以后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在国民党只是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的状况下,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不断,各地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甚嚣尘上,乡村建设、乡村教育运动此起彼伏。虽然河南省教育厅对学校乡土教材的编辑进行了理想化的阐释,视乡土教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但实际中,初等及中等教育的乡土教材编辑很不理想,起步晚,又逢战争,遂不得不搁浅。而在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的催生下,河南乡村教育及教育实验区中产生了一批乡土教材,这批乡土教材成为河南民国乡土教材的主体。其主要内容是对民众进行最基本的教育,如识字教育、卫生教育、生计教育等,也包括有公民教育。因此,民国河南乡土教材更多的是从地域状况出发,为河南民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而服务的一种教育工具,教材最主要的功能是教育民众、振兴乡村,实现教育自治与地方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权,迫切的是要国民树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在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五十年代末的河南乡土教材及“文革”时期的自编教材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政治性、国家政治文化潮流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乡土教材在地域文化的框架中坚定地传达着国家政治主流话语。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双基”教育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受此影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河南乡土教材成为学科知识的载体。进入21世纪,随着各地经济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各地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地域文化自觉意识渐强。河南地方政府致力于中原文化的复兴,河南乡土教材逐渐成为教育领域中地域文化宣扬的主阵地。适逢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乡土教材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河南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中诞生了一批地域文化浓厚的乡土教材。但乡土教材并非地域文化的独角戏,地方与国家的不可分割,爱乡与爱国的浑然一体,决定了爱乡进而爱国是乡土教材的一贯使命。乡土教材本身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其兼具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决定了利用乡土教材进行德育的可能性。目前,河南一些乡土教材的开发就是在德育的旗帜下进行的,乡土教育被视为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创新。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的《走近红旗渠》乡土教材就是把地域文化与德育进行联姻的典范。但是,在现实中,乡土教材面临很多困境,这些困境制约着乡土教材文化功能的发挥。对于河南乡土教材而言,其开发及使用存在着不稳定和短期行为,评价方式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分析制约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因素,典型的莫过于经费的瓶颈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可以说,国家意识和地域文化是乡土教材的双重文化意义,河南乡土教材就是一曲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二重奏,透过河南乡土教材的历史变迁,我们看到,乡土教材既反映和传承地域文化,又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建构。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河南人对河南文化的认识对此有一定的影响。
易新涛[10]（2009）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社会公共组组织和广大农民集体供给,农民都能公平、普遍享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基本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人民公社时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国家必要投入和农民参与为补充,国家、集体、农民共同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它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特色鲜明,又存有不足。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早已成为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首先从中外思想宝库中搜寻和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追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沿革；然后,横向展开,具体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从宏观上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总结性思考,分析它的主要特点,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它的局限性,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使之均等化的启示。本文分三大部分八个章。第一部分即第一到三章,主要是绪论、理论渊源和历史溯源；第二部分即第四到七章,分章论述主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第三部分即第八章和结束语,总体分析其主要特点、地位和作用、局限性和对当今的启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分析了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释了相关概念,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一些说明。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农村公社理论）、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和合作社理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第三章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概述。本文简要考察封建王朝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概述性地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围绕“农业八字宪法”,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即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气象服务,以及建设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等。本文最后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评价。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扫盲和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了各自的体系、内容、形式,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并对农村文化教育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六章围绕“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主要服务内容等。最后,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回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思考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农村社会优抚、灾荒赈济、贫困救助、“五保户”供养、麻风病人医治、回乡精简职工救济、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等,并对此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八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作用和意义、局限性及其原因,以及对当今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未研究的问题,并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二、全国北方区花生新品种高产示范观摩会在山东齐河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北方区花生新品种高产示范观摩会在山东齐河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新疆花生生产现状、趋势及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中国花生种植分布与生产特点 |
| 2.1.1 种植分布 |
| 2.1.2 生产特点 |
| 2.1.2. 1 种植面积大 |
| 2.1.2. 2 分布区域广 |
| 2.1.2. 3 花生品种类型多 |
| 2.1.2. 4 栽培制度多样化 |
| 2.1.2. 5 种植方式多样化 |
| 2.2 新疆花生生产现状 |
| 2.2.1 生产概况 |
| 2.2.2 研究现状 |
| 2.2.2. 1 引种筛选 |
| 2.2.2. 2 栽培技术 |
| 3 讨论 |
| 3.1 新疆花生生产中的存在问题 |
| 3.1.1 品种混杂、良莠不齐 |
| 3.1.2 栽培技术欠完善 |
| 3.1.3 机械化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 |
| 3.1.4 科研力量不足 |
| 3.1.5 深加工较落后,没有形成完整产业链 |
| 3.2 新疆花生生产的发展对策 |
| 3.2.1 提高对花生种植的重视 |
| 3.2.2 加大对花生的科研力度 |
| 3.2.3 良种良法,开展规模化种植 |
| 3.2.4 提高机械化技术的研发水平 |
| 3.2.5 大力发展花生深加工产业 |
| 4 结论 |
（3）农业产业化经营视域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研究 ——基于陕西猕猴桃产业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农民培训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2 农业产业化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3 新型农民和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的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产业化经营 |
| 2.1.2 新型农民的概念、特征和培训需求 |
| 2.1.3 农民培训和农民科技培训体系 |
| 2.2 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科技培训理论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 |
| 2.2.3 钻石模型 |
| 2.2.4 利益驱动理论 |
| 2.2.5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科技培训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 |
| 3.1 农业科技培训的发展历程 |
| 3.1.1 初步建立期(1949-1977年) |
| 3.1.2 改革变更期(1978-1999) |
| 3.1.3 创新萌芽期(2000-2005年) |
| 3.1.4 创新发展期(2006年至今) |
| 3.2 我国农业科技培训的现状 |
| 3.2.1 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 |
| 3.2.2 科技入户培训项目 |
| 3.2.3 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 |
| 3.2.4 科技特派员项目 |
| 3.2.5 绿色证书培训项目 |
| 第四章 农业科技培训的供给分析 |
| 4.1 农业科技培训的供给主体 |
| 4.1.1 农业技术推广站 |
| 4.1.2 农业大专院校 |
| 4.1.3 农业科研院所 |
| 4.1.4 涉农龙头企业 |
| 4.1.5 农民专业合作社 |
| 4.2 农业科技培训的供给模式 |
| 4.2.1 太行山道路模式 |
| 4.2.2 农业专家在线模式 |
| 4.2.3 科技大篷车模式 |
| 4.2.4 试验示范站模式——西农模式 |
| 4.3 农业科技培训供给问题分析 |
| 4.3.1 单一主体向多主体转变的问题分析 |
| 4.3.2 培训主体合作的问题分析 |
| 4.4 新西兰的猕猴桃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 |
| 4.4.1 重视农业科技在猕猴桃生产和销售中的作用 |
| 4.4.2 以龙头企业为经营主体,坚持把果农利益放在首位 |
| 4.4.3 立法保障猕猴桃产业发展 |
| 第五章 猕猴桃主产区农户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分析 |
| 5.1 国内外猕猴桃产业的发展进程 |
| 5.1.1 国外猕猴桃发展状况 |
| 5.1.2 国内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 |
| 5.1.3 陕西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 |
| 5.2 调查方案和数据来源 |
| 5.2.1 调查地点的选取 |
| 5.2.2 调查方法和问卷设计 |
| 5.3 样本描述 |
| 5.3.1 样本特征的一般性描述 |
| 5.3.2 农户农业科技培训需求分析 |
| 5.4 研究假设和模型选取 |
| 5.4.1 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
| 5.4.2 模型的选取 |
| 5.5 研究变量的选取 |
| 5.6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6.1 模型运算 |
| 5.6.2 模型拟合的结果分析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农户视角下农业科技培训的绩效评价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农户农业科技培训的相关数量统计 |
| 6.2.1 农户参加培训的频次 |
| 6.2.2 农户对科技培训内容的掌握程度 |
| 6.2.3 农户对科技培训增产增收效果的评价 |
| 6.3 农业科技培训经济效益评价 |
| 6.3.1 农户收入明显增长,但未形成规模种植 |
| 6.3.2 种植品种相对单一,结构不合理 |
| 6.4 社会效益评价 |
| 6.4.1 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
| 6.4.2 农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 |
| 6.4.3 民主意识还需进一步强化 |
| 6.4.4 农户仍然秉持传统农业的观念和生产方式 |
| 6.5 小结 |
| 6.5.1 优化猕猴桃品种的结构 |
| 6.5.2 鼓励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拓展猕猴桃销售渠道 |
| 6.5.3 鼓励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务农 |
| 6.5.4 促进农户由传统农业观念向生态农业观念的转变 |
| 6.5.5 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体系 |
| 第七章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业科技培训满意度分析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因子分析在农户培训满意度评估中的适用性分析 |
| 7.3 满意度的因子分析指标选取 |
| 7.3.1 选取原则 |
| 7.3.2 评估指标的选取 |
| 7.4 数据计算及结果分析 |
| 7.4.1 果户满意度的因子分析 |
| 7.4.2 果农培训满意度主因子的次序性分析 |
| 7.4.3 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多中心”视角下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 |
| 8.1 运用多中心理论解释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逻辑 |
| 8.2 多中心理论基础 |
| 8.3 多元化供给主体的功能 |
| 8.3.1 政府--新型农业科技培训的中介者 |
| 8.3.2 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新型农业科技培训的生产者 |
| 8.3.3 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新型农业科技培训的提供者 |
| 8.4 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为核心多元化主体的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 |
| 8.5 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的运行模式 |
| 8.5.1 龙头企业+合作社+专家+农户 |
| 8.5.2 龙头企业+基地+专家+农户 |
| 8.5.3 合作社+专家+农户 |
| 8.6 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中主体的运行障碍 |
| 8.6.1 政府 |
| 8.6.2 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 |
| 8.6.3 龙头企业和合作社 |
| 第九章 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供给主体的实践与调查 |
| 9.1 汉中新天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 9.1.1 基本情况 |
| 9.1.2 各级政府对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
| 9.1.3 “大园区+小业主”的经营模式 |
| 9.1.4 由企业组建猕猴桃试验站 |
| 9.1.5 农业科技培训及效果 |
| 9.2 眉县奇峰果业公司 |
| 9.2.1 基本情况 |
| 9.2.2 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情况 |
| 9.2.3 各级政府的资金资助 |
| 9.2.4 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销售体系 |
| 9.2.5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
| 9.2.6 农业科技培训的形式及效果 |
| 9.3 专业合作社带动型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的调查—第五村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
| 9.3.1 眉县第五村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
| 9.3.2 各级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 |
| 9.3.3 树立猕猴桃品牌,构建销售网络 |
| 9.3.4 农业科技培训的形式及效果 |
| 9.3.5 个案分析 |
| 9.4 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农业科技培训调查问卷 |
| 附录2：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费孝通命题” |
|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困惑 |
| 三、研究视角及其价值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六、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村庄概述与农户背景 |
| 一、赣闽粤边区与村庄地理 |
| 二、宗族源流与聚落形成 |
| 三、村政变迁与村庄经济 |
| 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
| 五、8个农户家庭的观察 |
| 第二章 生育变迁与政府介入 |
| 一、传统家庭生育形态 |
| 二、计划生育：政府介入与农户抵制 |
| 三、“生男偏好”：农户抵制的动因分析 |
| 四、选择性更替：生育观念的变迁及其机制 |
| 五、生育质量：农户需求与能力的倒挂 |
| 六、生育质量的政府保障 |
| 七、生育：从自发到保障 |
| 第三章 生产弱化与政策扶持 |
| 一、实践中的家庭生产方式 |
| 二、家庭生产：国家介入及其后果 |
| 三、家庭生产：打工经济的冲击与重塑 |
| 四、生产弱化的效应分析(一)：规模经营的张力 |
| 五、生产弱化的效应分析(二)：社会化及其风险 |
| 六、生产弱化中的政府扶持 |
| 七、生产：从自主到扶持 |
| 第四章 消费扩张与公共保障 |
| 一、被生产束缚的消费 |
| 二、消费国家化与糊口经济的延续 |
| 三、乡村经济的勃兴与消费的扩张 |
| 四、消费扩张中的公共性依赖 |
| 五、消费的货币化与压力感 |
| 六、消费安全观的出现 |
| 七、基于生活消费的政府保障 |
| 八、消费：从自足到补足 |
| 第五章 养老困境与赡养的国家化 |
| 一、家庭赡养的社会基础 |
| 二、家庭赡养的弱化：基于老人生活的维度 |
| 三、家庭赡养的弱化：倒逼式养老的产生 |
| 四、赡养困境(一)：公开的理由 |
| 五、赡养困境(二)：隐秘的机制 |
| 六、破解困境：父母们的防老策略 |
| 七、赡养责任的国家化：价值与限度 |
| 八、赡养：从家庭到国家 |
| 第六章 家庭教育的式微与国民教育的兴起 |
| 一、家庭教育弱化(一)：双系结构的松弛 |
| 二、家庭教育弱化(二)：内在价值的消解 |
| 三、家庭教育弱化(三)：家长心态的转换 |
| 四、家庭教育弱化(四)：代际隔阂的冲击 |
| 五、文化反哺：逆向家庭教育的凸现 |
| 六、公共教育需求与国民教育的兴起 |
| 七、教育：从家庭到学校 |
| 第七章 理论回应与模式建构 |
| 一、回应“费孝通命题” |
| 二、政府介入：从强制到适应 |
| 三、适应性介入：模式建构与理论启示 |
| 四、适应性介入：实践困境与约束条件 |
| 五、强制与适应：解释政府行为的两个面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问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 农民萧文枫的百年家史 |
| 附录C 四户农家2011年家庭收支明细汇编 |
| 致谢 |
（5）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表图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学术史综述 |
| 二、相关界定 |
| 三、选题的学术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德占胶州和山东植棉事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棉业形势 |
| 一、国外棉业沿革、中国棉花种植及华棉纺织业的递嬗 |
| 二、中外棉货贸易变迁和民族棉纺织工业发轫 |
| 三、三色旗叠映下的胶州——德国“模范”殖民地的开辟 |
| 第二节 东亚棉纺织业崛起及美棉在山东引种 |
| 一、中国棉业新形势 |
| 二、青岛棉货贸易崛起和腹地扩大植棉 |
| 第二章 1914～1928年间中日在青岛及其腹地的棉利之争 |
| 第一节 青岛日资棉纺织业兴起及其对腹地利权的蚕食 |
| 一、日本占胶州和攫取山东利源 |
| 二、青岛的日资棉纺织工业 |
| 三、日商主导的美棉拓殖业 |
| 第二节 青岛回归及棉业利权的挽回 |
| 一、中国收回青岛的努力 |
|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青岛棉业 |
| 第三节 一战与青岛及其腹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 |
| 一、一战期间的民族制造业 |
| 二、一战后期日华纱厂的竞相发展及日资纱厂的胜出 |
|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期的成因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的青岛及腹地棉业发展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棉业新政 |
| 一、中国棉业危机 |
| 二、国民政府干预棉产及棉运的工作 |
| 三、华资纱业的复苏 |
| 第二节 工商保育政策下的青岛棉业 |
| 一、沈鸿烈振兴青岛工商事业的努力 |
| 二、口岸——腹地棉业链条的重构 |
| 三、弱势进取的青岛华资棉纺织业 |
| 第三节 腹地“模范省”的棉业工作 |
| 一、青岛腹地贸易秩序的整饬 |
| 二、美棉种植事业的新发展及相关产业的进步 |
| 三、国货制服运动和山东棉业的盛衰 |
| 第四章 青岛棉业进步与腹地区域经济变迁 |
| 第一节 从棉花美化到棉花神话 |
| 一、山东棉花工业品质的铸就 |
| 二、“要发家、种棉花”——推广美棉的成就 |
| 第二节 山东棉花交易市场和鲁棉商业信誉 |
| 一、青岛腹地棉花交易网络 |
| 二“棉惑”问题及其解决 |
| 第三节 抵制日货下的青岛棉业 |
| 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频繁的抵制日货运动 |
| 二、困难逼出正确——弱势民族资本的抉择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育种单位植物品种权保护比较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际上对品种权的研究 |
| 1.2.2 国内学者对品种权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全国与山东省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现状 |
| 2.1 国家植物品种保护体系的建设 |
| 2.2 品种权申请及授权情况 |
| 2.2.1 不同植物种类品种权申请及授权情况 |
| 2.2.2 不同类型单位品种权申请情况 |
| 2.2.3 全国不同地区品种权申请情况 |
| 2.2.4 国外品种权申请情况 |
| 2.3 品种权转化情况分析 |
| 2.3.1 全国品种权转化情况 |
| 2.3.2 山东省品种权转化情况 |
| 3 三种不同类型单位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分析 |
| 3.1 山东农业大学品种权保护 |
| 3.1.1 单位概况与品种权研发基础 |
| 3.1.2 品种权保护机构的设置与品种权保护制度建设 |
| 3.1.3 现有激励机制 |
| 3.1.4 品种权维护 |
| 3.1.5 品种权的转化 |
| 3.1.6 山东农业大学品种权保护的侧重点 |
| 3.2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品种权保护 |
| 3.2.1 单位概况与品种权研发基础 |
| 3.2.2 品种权保护机构的设置与品种权保护制度建设 |
| 3.2.3 品种权保护对育种创新的激励机制 |
| 3.2.4 品种权维护 |
| 3.2.5 品种权的转化 |
| 3.2.6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品种权保护的侧重点 |
| 3.3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品种权保护 |
| 3.3.1 单位概况与品种权研发基础 |
| 3.3.2 品种权保护机构的设置与品种权保护制度建设 |
| 3.3.3 品种权保护对育种创新的激励机制 |
| 3.3.4 品种权维护 |
| 3.3.5 品种权转化能力建设 |
| 3.3.6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品种权保护的侧重点 |
| 3.4 三种不同类型单位品种权保护的共性与差异 |
| 4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三种不同类型育种单位育种创新的促进机理 |
| 4.1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农业院校育种创新促进机理 |
| 4.2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农业科研单位育种创新的促进机理 |
| 4.3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科技创新型种子企业育种创新的促进机理 |
| 4.4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三种不同类型单位育种创新促进机理的共性与差异 |
| 4.4.1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三种不同类型单位育种创新促进机理的共性 |
| 4.4.2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三种不同类型单位育种创新促进机理的差异 |
| 4.4.3 小结 |
| 5 三种不同类型单位植物品种权保护的问题分析 |
| 5.1 山东农业大学品种权保护的问题分析 |
| 5.1.1 品种权的申请方面的问题分析 |
| 5.1.2 品种权维护方面的问题分析 |
| 5.1.3 品种权转化方面的问题分析 |
| 5.2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品种权保护的问题分析 |
| 5.2.1 对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结构不合理，单位和作物之间发展不平衡 |
| 5.2.2 品种权申请及维持费用较高，育种单位和育种人存在畏难情绪 |
| 5.3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品种权保护的问题分析 |
| 5.3.1 品种权申请量大，品种权转化效率低 |
| 5.3.2 维权成本过高 |
| 5.3.3 生产环节的侵权难以索赔 |
| 5.4 三种类型单位存在的共性问题与差异 |
| 6 三种不同类型育种单位品种权保护对策设计 |
| 6.1 农业院校品种权保护对策设计 |
| 6.1.1 提高对农业新品种保护的认识 |
| 6.1.2 设立品种权管理专门机构 |
| 6.1.3 强化品种权转化 |
| 6.1.4 明确品种权考核机制 |
| 6.2 农业科研单位品种权保护对策设计 |
| 6.2.1 国家设立专项育种经费 |
| 6.2.2 品种权充分转化 |
| 6.3 科技创新型种子企业品种权保护对策设计 |
| 6.3.1 根据市场需要培育良种 |
| 6.3.2 品种宣传与维权并重 |
| 6.3.3 加强与农业院校、农业科研单位的合作 |
| 6.4 三种不同类型单位新品种保护对策建议的共性与差异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其他科研情况 |
（7）汉中市新农村建设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概述 |
| 1.2.1 毛泽东新村建设构想 |
| 1.2.2 晏阳初定县实验 |
| 1.2.3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
| 1.2.4 卢作孚北碚试验 |
| 1.2.5 陶行知晓庄实验 |
| 1.2.6 费孝通的农村建设思想及实践 |
| 1.2.7 中国当代新农村建设理论体系的成熟 |
| 1.2.8 国外新农村建设理论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论文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国内外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
| 2.1 新农村建设相关理论 |
| 2.1.1 部门理论 |
| 2.1.2 输出基础理论 |
| 2.1.3 区域发展的倒"U"字型假说 |
| 2.1.4 增长极理论 |
| 2.1.5 核心—外围理论 |
| 2.2 国内新农村建设实践 |
| 2.2.1 南海经验 |
| 2.2.2 武义经验 |
| 2.2.3 常平经验 |
| 2.2.4 湘西经验 |
| 2.2.5 恩施经验 |
| 2.2.6 赣州经验 |
| 2.2.7 九联模式 |
| 2.2.8 仪陇经验 |
| 2.3 国内新农村建设实践主要特点 |
| 2.4 国外新农村建设实践 |
| 2.4.1 德国巴伐利亚新农村试验 |
| 2.4.2 韩国新乡村运动 |
| 2.4.3 日本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
| 2.4.4 印度克拉拉邦人民科学运动 |
| 2.5 国外新农村建设实践主要特点 |
| 第三章 汉中市新农村建设现状 |
| 3.1 汉中农业发展历史及现状 |
| 3.1.1 汉中农业简史 |
| 3.1.2 汉中农业现状 |
| 3.2 汉中市新农村建设实施情况 |
| 3.2.1 新农村建设政策贯彻落实情况 |
| 3.2.2 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情况 |
| 3.2.3 民生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
| 3.2.4 农民主体作用发挥情况 |
| 3.2.5 新农村建设保障措施 |
| 3.3 汉中新农村建设经验 |
| 3.3.1 新农村建设必须以产业发展为核心 |
| 3.3.2 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管理民主为保障 |
| 3.3.3 新农村建设必须改变基层党委工作方式 |
| 3.3.4 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 |
| 3.3.5 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有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 |
| 3.3.6 新农村建设必须要建立科学合理投入机制 |
| 3.3.7 新农村建设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
| 3.3.8 新农村建设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塑造新型农民 |
| 3.3.9 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
| 3.4 汉中新农村建设中的不足和问题 |
| 3.4.1 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贫困面大 |
| 3.4.2 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
| 3.4.3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
| 第四章 汉中市新农村建设成功案例的分析 |
| 4.1 樱桃沟新农村建设的历程与启示 |
| 4.1.1 新农村建设前的景况 |
| 4.1.2 新农村建设巨大成就 |
| 4.1.3 新农村建设具体措施 |
| 4.1.4 启示 |
| 4.1.5 樱桃沟景区下一步发展建议 |
| 4.2 五丰村新农村建设历程与启示 |
| 4.2.1 五丰村新农村建设成就 |
| 4.2.2 具体措施 |
| 4.2.3 启示 |
| 第五章 推进汉中新农村建设政策建议 |
| 5.1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
| 5.1.1 加大扶持政策力度 |
| 5.1.2 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 5.1.3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
| 5.1.4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
| 5.1.5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作用 |
| 5.2 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
| 5.2.1 加强村庄建设规划 |
| 5.2.2 狠抓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
| 5.2.3 加强农村道路建设 |
| 5.2.4 教育、卫生、文化、商贸流通资源向农村倾斜 |
| 5.2.5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5.3 加快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 |
| 5.3.1 强化农民思想道德建设 |
| 5.3.2 培养农村产业发展骨干力量 |
| 5.3.3 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培养 |
| 5.4 健全新农村建设保障机制 |
| 5.4.1 加速城镇化进程 |
| 5.4.2 加大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 |
| 5.4.3 加大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 |
| 5.4.4 调动社会资源建设新农村积极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基于可持续·科学—特色发展观的和谐乡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目的 |
| 1.2 相关研究回顾 |
| 1.3 研究思路及论文结构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简史与评价 |
| 2.1 乡村改进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 |
| 2.2 彪炳千秋的晏阳初“定县试验” |
| 2.3 众说纷纭的不属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温铁军“后定县试验” |
| 2.4 “定县试验”的社会评价与“后定县实验”的社会反响 |
| 2.5 两次乡村建设试验的评估与经验教训总结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基础与建设规划体系探索 |
| 3.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
| 3.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 |
| 3.3 科学制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体系的探讨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都市型新农村建设规划——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 |
| 4.1 社会主义都市型新农村建设规划架构 |
| 4.2 北京市房山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析与政策建议 |
| 4.3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 |
| 4.4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关系 |
| 4.5 房山区新农村建设规划制定 |
| 4.6 2010 年房山区新农村建设规划调整 |
| 第五章 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建设规划制定——以房山区琉璃河镇为例 |
| 5.1 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建设规模架构 |
| 5.2 房山区琉璃河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建设的基础分析 |
| 5.3 琉璃河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建设的整体思路和目标 |
| 5.4 建设琉璃河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的主要路径 |
| 5.5 琉璃河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的重点项目构建 |
| 5.6 琉璃河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建设发展布署 |
| 5.7 琉璃河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建设的保障措施 |
| 第六章 研究与展望 |
| 6.1 论文主要研究结论 |
| 6.2 论文研究的局限性 |
| 6.3 今后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附录 |
| 致谢 |
（9）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主观上的情感倾向 |
| 二、客观上的迫切需要 |
| 三、个人成长过程的反思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一、河南地域文化及其变迁 |
| 二、乡土教材的教育人类学意义 |
| 三、兼具国家与地方双重文化意义的乡土教材 |
| 第三节 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
| 一、阐释人类学理论范式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地域文化" |
| 二、"国家意识" |
| 三、"乡土"与"乡土教材" |
| 第五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家与地方文化的研究 |
| 二、中国乡土教育与乡土教材研究回顾 |
| 三、河南地域文化研究 |
| 四、河南乡土教材发展及相关研究回顾 |
| 五、前人研究的批判性借鉴 |
| 六、本研究的创新点与重难点 |
| 第六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进度安排 |
| 一、研究内容概要 |
| 二、研究进度 |
| 第一章 中国之中:河南地域文化及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九州之中:地理概貌与地理文化 |
| 一、居中的地理位置 |
| 二、数量巨大的人口 |
| 三、河南地理特征及对文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河南文化:厚重的中原文化 |
| 一、历史文化:河南人的集体记忆 |
| 二、农业文化:中原文化的底色 |
| 第三节 滚雪球:中原汉民族形成及发展 |
| 第四节 源远流长:河南教育发展概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危难 乡土任重:清末河南乡土志 |
| 第一节 乡土志的"名"与"实":地方志还是乡土教材 |
| 第二节 国难的产物:清末河南乡土志的产生 |
| 一、德日乡土教育思潮:国外教育思潮的影响 |
| 二、两个学制:国内改良的促成 |
| 三、奉命办学:河南新式教育的兴起 |
| 第三节 奉饬编志:清末河南乡土志的编纂 |
| 一、清末河南乡土志编纂基本概况 |
| 二、地方官员:河南乡土志编纂主导者 |
| 三、两册乡土志的考证:《洧川乡土志》与《范县乡土志》 |
| 第四节 国家意识的建构:清末河南乡土志内容解析 |
| 一、《乡土志例目》全文 |
| 二、十五例目:河南乡土志编纂体例 |
| 三、详略侧重不同:河南乡土志编纂内容整体分析 |
| 四、乡土志中的国家意识:以《淅川直隶厅乡土志八卷》为例 |
| 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自治 乡计民生:民国河南乡土教材 |
| 第一节 民国河南乡土教材发展基本概况 |
| 一、屡遭挫折:河南初等、中等教育乡土教材编辑状况 |
| 二、清末乡土志的延伸与革新:部分教师自编的乡土志 |
| 三、乡村教育及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材:民国河南乡土教材主体 |
| 第二节 乡村教育中的乡土教材 |
| 一、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兴起 |
| 二、河南乡村教育与乡土教材 |
| 三、新村自治与农事农俗:王拱璧的新村教育及其自编教材 |
| 四、民生教育与乡土活动:省立民众师范院与百泉乡村师范学院的乡土教材 |
| 五、乡土调查与民众读物: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的乡土教材 |
| 第三节 小学教材以乡土为基: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材 |
| 一、李廉方"小学教材以乡土为基"思想的形成 |
| 二、实验区乡土教材的编辑 |
| 三、综合翔实的乡土知识:实验区乡土教材的内容 |
| 四、小学兼民众:实验区乡土教材的使用 |
| 五、为贫苦民众的教育:实验区教育的成效与启发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政治主流意识:新中国至"文革"期间的河南乡土教材 |
| 第一节 主流政治文化的代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河南乡土教材 |
| 一、由统一到下放:乡土教材开发的背景 |
| 二、教材编写与乡土活动相结合:乡土教材开发概况 |
| 三、"大跃进"精神与领袖情怀:乡土教材内容的主旨寄托 |
| 第二节 自编工农教材:"文革"期间特殊的乡土教材 |
| 一、复课闹革命:自编教材的背景 |
| 二、开门编书:自编教材的原则 |
| 三、"毛主席语录"下的乡土知识:自编教材的内容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意识下的地域文化自觉:改革开放之后的河南乡土教材 |
| 第一节 渐行渐远的"领袖":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乡土教材 |
| 第二节 乡土知识与爱国教育: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河南乡土教材 |
| 一、国家教委政策的驱动:八十年代末乡土教材开发背景 |
| 二、爱国主义教育下的乡土教材:八十至九十年代乡土教材开发状况 |
| 三、乡土知识的载体:八十至九十年代乡土教材基本内容 |
| 第三节 地域文化自觉与爱国主义教育:二十一世纪的河南乡土教材 |
| 一、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乡土教材开发的国家政策驱动力 |
| 二、中原文化自觉:乡土教材开发的地域文化驱动力 |
| 三、多层级开发:乡土教材开发概况 |
| 四、地域文化自觉:乡土教材中的地域文化分析 |
| 五、爱国主义:乡土教材中的国家意识 |
| 第四节 二十一世纪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一、各自为政的开发 |
| 二、使用及评价方式的不确定性 |
| 三、制约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关键因素 |
| 小结 |
| 第六章 地域文化与德育:二十一世纪河南乡土教材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激情燃烧的岁月:红旗渠的修建及红旗渠精神 |
| 第二节 《走近红旗渠》乡土教材的诞生 |
| 一、领军人:Y校长 |
| 二、引子:一篇《红旗渠》课文 |
| 三、思索:乡土与德育的联姻 |
| 四、行动:乡土教材的开发历程 |
| 第三节 乡土与德育:《走近红旗渠》教材内容及乡土教育活动 |
| 一、《走近红旗渠》教材内容分析 |
| 二、校园乡土文化与学校乡土教育活动 |
| 三、德育基地:"红旗渠精神教育馆" |
| 第四节 课堂上的乡土文化与德育:一节乡土教材课 |
|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与地方:河南乡土教材的文化意义阐释 |
| 第一节 河南乡土教材的国家意识分析 |
| 一、政策驱动行动:乡土教材开发中的国家意识 |
| 二、地域文化的国家解读:乡土教材内容中的国家意识 |
| 三、爱国之道 始自一乡:乡土教材功能中的国家意识 |
| 第二节 河南乡土教材与河南地域文化 |
| 一、中原文化的边缘化 |
| 二、乡土教材对地域文化的反映与传承 |
| 三、乡土教材与地域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乡土教材中国家意识建构与地域文化传承统一的文化分析 |
| 一、"家国同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的影响 |
| 二、河南人眼中的河南文化 |
| 小结 |
| 结语 |
| 一、本论文的结论 |
| 二、研究的反思 |
| 三、后续研究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 附录二:调查问卷 |
| 附录三:河南省乡土教材简介(清末至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10）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1 人民公社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 1.4.1 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时期 |
| 1.4.2 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框架 |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重点 |
| 1.6.2 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 |
| 2.1 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 |
| 2.2.1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
| 2.2.2 农村公社理论 |
| 2.3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2.3.1 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合作社理论 |
| 2.3.2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
| 2.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 |
| 2.4.1 民本思想 |
| 2.4.2 大同思想 |
| 2.4.3 均平思想 |
| 第三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主要内容 |
| 3.1 封建王权时代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1.1 建设农田水利 |
| 3.1.2 修筑道路、桥梁和渡口 |
| 3.1.3 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 |
| 3.2 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1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2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2.3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3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3.1 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步展开 |
| 3.3.2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 |
| 3.3.3 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 |
| 3.3.4 由自我保障向集体保障的转变 |
| 3.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 |
| 3.4.1 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浪潮 |
| 3.4.2 农业的"大跃进"运动 |
| 3.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 |
| 4.1 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 |
| 4.1.1 治理江河,开沟挖渠 |
| 4.1.2 开挖机井,发展机电排灌 |
| 4.1.3 加固堤防,发展小型水利 |
| 4.2 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 |
| 4.2.1 治理盐碱地 |
| 4.2.2 排涝减渍 |
| 4.2.3 治理水土流失 |
| 4.3 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 |
| 4.3.1 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 |
| 4.3.2 兴办农村工业 |
| 4.3.3 扩大化肥、农药生产,发展农村小水电站 |
| 4.4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和气象服务 |
| 4.4.1 发展农业技术研究 |
| 4.4.2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
| 4.4.3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
| 4.5 修筑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 |
| 4.5.1 修筑农村公路 |
| 4.5.2 发展邮电事业 |
| 4.6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总体评价 |
| 4.6.1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积极作用 |
| 4.6.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局限 |
| 第五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 |
| 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1.1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 5.1.2 农村文化教育的停滞与破坏 |
| 5.1.3 农村文化教育新局面的开始 |
| 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教育 |
| 5.2.1 农村基础教育的统一体系 |
| 5.2.2 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 |
| 5.2.3 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民办教师 |
| 5.3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 |
| 5.3.1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体系 |
| 5.3.2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
| 5.3.3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
| 5.4 农村职业教育 |
| 5.4.1 农业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
| 5.4.2 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创办 |
| 5.4.3 职业中学的恢复和发展 |
| 5.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
| 5.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
| 5.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局限 |
| 第六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 6.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 6.1.1 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 |
| 6.1.2 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 6.1.3 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 |
| 6.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
| 6.2.1 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级组织体系 |
| 6.2.2 医疗队伍的建设与形成 |
| 6.2.3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成长 |
| 6.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内容 |
| 6.3.1 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 |
| 6.3.2 实施医疗救治和预防接种 |
| 6.3.3 坚持"三土"、"四自",发展中医中药事业 |
| 6.3.4 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
| 6.4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 |
| 6.4.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 |
| 6.4.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局限 |
| 第七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 |
| 7.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沿革 |
| 7.1.1 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 |
| 7.1.2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7.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方式 |
| 7.2.1 农村社会优抚 |
| 7.2.2 灾荒赈济 |
| 7.2.3 农村社会贫困救助 |
| 7.2.4 "五保户"供养 |
| 7.2.5 麻风病人救治 |
| 7.2.6 回乡的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
| 7.2.7 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 7.3 对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
| 7.3.1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 |
| 7.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局限 |
| 第八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意义与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当代启示 |
| 8.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
| 8.1.1 供给主体的多元性 |
| 8.1.2 供给决策的单向性 |
| 8.1.3 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
| 8.1.4 筹资渠道的多重性 |
| 8.1.5 供给方式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
| 8.1.6 价值理念的均等性 |
| 8.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意义与作用 |
| 8.2.1 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
| 8.2.2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有益尝试 |
| 8.2.3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支持"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
| 8.2.4 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 8.2.5 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
| 8.2.6 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 8.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陷和不足及其原因 |
| 8.3.1 城乡失调严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低 |
| 8.3.2 各地之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
| 8.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 |
| 8.3.4 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
| 8.3.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8.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 8.4.1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 8.4.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 8.4.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确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 |
| 8.4.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
| 8.4.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需要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全国北方区花生新品种高产示范观摩会在山东齐河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新疆花生生产现状、趋势及发展对策研究[J]. 石必显,朱明成,王起才,顾元国,贾东海,于伯成,李强. 新疆农业科学, 2017(03)
- [3]农业产业化经营视域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研究 ——基于陕西猕猴桃产业的调查[D]. 王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5(03)
- [4]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D]. 黄振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5]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D]. 谷永清. 南京大学, 2011(11)
- [6]育种单位植物品种权保护比较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王敏. 山东农业大学, 2010(02)
- [7]汉中市新农村建设实证分析[D]. 李剑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01)
- [8]基于可持续·科学—特色发展观的和谐乡镇建设研究[D]. 王忠海. 天津大学, 2010(07)
- [9]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D]. 班红娟.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2)
- [10]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D]. 易新涛. 武汉大学, 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