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后户口迁移制度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陶张静娴[1]（2020）在《外资准入变化与人口跨省流动 ——基于江浙沪地区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受关注。当下,我国外资准入政策的频繁修订为扩大外商投资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许多便利,也表明我国更加注重引资的质量。外资在带来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对创造就业岗位和提升工资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国的人口流动情况也同样广受关注,尤其是我国人口的大规模、远距离跨省流动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本文从外资政策视角出发,研究外资准入政策变动是否会影响人口的跨省流动。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的外资利用、外资政策、人口流动现状,发现即使是开放程度较高的江浙沪地区同样存在明显的外资开放水平差距。接着本文以2002年外资准入放松作为政策冲击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利用1990-2010年间的有关数据构建指标,发现政策变动后外省人口迁入率和地区的外资开放程度显着正相关,而这一效应对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户口未随迁的人群以及农业户口的人群更为显着。而近十年随着外资大量流入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企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此外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外资管制放松后外资的进入对当地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更宽松的外资政策会提升当地整体的薪资福利水平、增加工业外资企业就业岗位数量、增加对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结合上述不同人群的迁入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另外本文的研究还显示外资的进入对内资企业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挤出作用是不明显的。最后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层面提出建议:政府需在政策层面做到与时俱进,关注行业、地区的发展情况,合理引导外资、劳动力的流入,在扩大开放程度的同时平衡行业和地区间的发展;此外也要重视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好公民的权益,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企业需利用好外资进入带来的示范效应、创造效应,提高核心竞争力。个人则需要结合自身能力、就业需求等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迁移选择。
曹青彦[2]（2015）在《我国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研究 ——以乌海市户籍制度改革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不断深入,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己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近几年,随着我国政府对户籍改革的推进,制定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规定。本文主要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所产生的政策性文件进行整理、归纳,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政府的管理创新和遇到的难题。本文以乌海市户籍制度改革为例,分析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梳理、论证:首先,回顾我国建国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宏观了解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其次,对我国近年来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我国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性文件进行整理、归纳,详细分析了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点区域在中小城市,突破口在户籍制度改革;第三选取北方较为典型的中小城市——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给当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后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宏观背景提出一些推进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提出在下一步的户籍制度改革中,要尽快出台新的户籍法,改革相关配套措施,继续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合理制定科学的准入门槛,控制大城市的人口适度增长,以及完善户籍网络的信息化管理等户籍制度改革措施。户籍管理是我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和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的前提和保障。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
胡建刚[3]（2014）在《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文中提出国家和社会对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导致了警察制度的产生,它是国家提供安全服务和控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安全的保障之必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我国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的形态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异质性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文化价值观的多元裂变、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网络世界虚拟性的交往互动,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新的安全不确定性。管制型警务模式以及工具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从容应对当下社会治安新的变化。有鉴于此,本项研究致力于构建警务模式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展开论证,进而提出推进警务改革路径与对策,以期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尽绵薄之力。由于公共警务资源的稀缺性,除了政府部门,还有市场组织和社会机构,它们共同在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警察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体性的所有安全需求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供给警务进行补充,在这样的理念下,警务区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公共警务主要由警察供给,私域警务则由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供给。警察集中警力做好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追诉犯罪的工作,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在满足社会成员个体化的安全消费和社区治安防范的同时,同样也承担部分公共秩序的维护,是公共警务供给的来源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一是警务模式嬗变与演化轨迹;二是构建警务模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提出服务型警务的内涵、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理论、新制度主义、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服务型警务的结构、多元化供给的概念、现实背景和路径选择;三是服务型警务的制度供给和社会化的视角,构建关于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概念、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运行范围、价值目标、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四是中国语境下实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现实背景、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本项研究具有四方面的主要意义:（1）有助于丰富警务研究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警务的历史与现实、职能与目标、运行与作用、比较与借鉴、背景与机遇、机制与演化的规范分析和科学论证,构建警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型警务模式理论体系打下基础。（2）有助于探索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警务模式的科学内涵与构成要素。深入考量服务型警务之核心理念与运行机制,为中国警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增强警务改革理论的成熟性和权威指导性。（3）有助于揭示推进中国警务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深入分析警务模式嬗变的价值目标以及当前警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等,彰显服务型警务时代诉求的紧迫性,以引起有关方面对推动警务改革的重视。（4）有助于探求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推动路径,促进中国警务改革的发展。通过对当前中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厘清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动力与瓶颈,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找准突破口,为中国警务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四点:（1）警务内涵的四个属性。警务活动同时并存有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四种属性。警务行为的结果,都是这四种属性一定比例的调和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警务构成的比例存在差异。（2）西方警务模式的嬗变和演化逻辑。西方警务模式历经统治型警务模式、管理型警务模式和服务型警务模式三个阶段和“职业性主导”、“专业性主导”、“合法性主导”、“快速反应机制主导”和“服务与权变主导”五个演进时期。（3）服务型警务的建构逻辑。警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生产,这种定位要求警察的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相分离,其中边缘职能向市场和社会转移。（4）中国服务型警务建构的路径选择。中国警务压缩的演化历程造成多种理念和多种警务模式并存的局面,形成“集合性”的警务特征,该集合体不仅涵盖西方警务历次演进的警务模式成分,还夹杂古代社会的非正式警务的路径依赖性和走群众路线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建构推进。唯有进行宪政理念的警察权重构、立足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社会化供给和实施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监督机制等综合行动,方能完善我国服务型警务的实现。本项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警务模式创新展开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服务型警务的概念、内涵、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架构。第三,理论研究上,将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具体运用到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研究,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社会背景的本土化警务建构的路径与对策。由于本人学识的局限性以及警察制度领域的复杂性,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主要对服务型警务进行了宏观性的理论建构,对服务型警务运行机制的研究只限于定性研究,未做量化研究。（2）对于我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动力机制和阻力瓶颈的研究也主要限于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而对各相关主体的意愿和动力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实证研究。（3）对警务市场化供给的方式、规制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萧衡锺[4]（2014）在《社会转型期户籍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在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管控人口规模最重要的手段便是配合传统户籍制度所施行的各种配套政策,如社会福利保障、粮食配给等制度。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后,通过确定了要实施城镇化战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正式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目标,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并全面推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整个户籍管理改革累积经验,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作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城市规模战略的确定,必然牵动户籍制度的变革,整个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呈现出有步骤的逐渐性,从小城镇开始,到近年来大中城市对于户口管制的松动,均表现出配合城市化战略的步伐。
郭志广[5]（2013）在《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文中指出中国劳动力流动制度变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不断进行转移的制度因素。在这些制度变迁的激励下,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民从传统的粮食种植业转移到城镇（农村）的非农产业部门进行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是农民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对家庭劳动力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重新配置,是农民在市场条件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劳动力转移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我国粮食种植中存在的“内卷化”倾向,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的选择性特征,这种转移实质上是一种农村资源的单向流动,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低素质化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对未来国家粮食安全形成了潜在威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国家粮食安全到底是一致的还是冲突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机统一成为本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劳动力外流实质上是一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在没有相应的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替代的情况下,显然会造成粮食产量的下降,不利于国家整体粮食安全。但过多的劳动力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也无法提高农业生产率,也不利于农民的增产、增收,当然也无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通过城镇化把过多的农业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减少种粮农民的数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矛盾也只有通过粮食生产要素间的要素替代来实现。对地区层面,应考虑不同地区禀赋差异,在国家整体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从生产与贸易两个维度来维护地区粮食安全。当然,对于任何地区而言,粮食自给率越高,则该地区的粮食安全程度越高,但由于地区间的禀赋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每一地区都实现粮食的自给,则会造成效率损失与资源浪费。而粮食安全的微观层面,则主要强调粮食消费个体的粮食获得能力,只有提高粮食消费个体的收入水平才能保障个体的粮食安全。对于微观层面的粮食安全,其着重点是城乡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一部分人群粮食安全保障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提高其收入水平,为其保障自身粮食安全创造物质条件。粮食安全涉及宏观层面的“买得到”与微观层面的“买的起”,本文从粮食安全的这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的一致与冲突,寻找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上世纪开始的以家庭承包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我国粮食长期供给不足的问题。进入了90年代,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同时由于其它产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农业发展调整阶段。该阶段的核心问题已经由重视粮食生产转移到增加农民收入上。但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而言,农业的基础地位还很不牢固,粮食安全这根弦还丝毫不能放松。因此,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实质上进入了农民增收与粮食问题并重的阶段。在该阶段下,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方面,劳动力转移缓解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开展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农民外出务工、进入到其它产业就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种单向的“选择性”转移,这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对农村劳动力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有超过60%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形成了“五鬼”搞农业的尴尬局面。农业劳动力结构失衡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如何改变这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的局面,无外乎是通过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但通过提高粮食价格这种方面,政府作为粮食需求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政府在与其它粮食需求主体的博弈过程中,最终形成都是采取低价策略的纳什均衡,而且在WTO背景下,单纯提高粮食价格也使得粮食需求主体增强从国际市场获取粮食的动力,也就是说通过提高粮食价格的方式来增加农民种粮比较收益的可操作空间非常有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增加种粮补贴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但补贴的发放取决于中央政策支持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在当前情况下,产粮大省一般是工业弱省和财政穷省,产粮大县的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财政支付能力极大限制了对种粮的补贴力度,而且这种补贴通过流通领域进入到了主销区,主产区粮食补贴的积极性不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DEA分析法对中国粮食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粮食产量不断上升,但中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出现增长,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一致与冲突并存,如何使两者从冲突走向一致,其根本要点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对流和区际的贸易合作。本文从主产区与主销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出发,探讨两种地区在粮食安全上的不同目标取向,并对我国各地区的粮食生产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粮食市场改革初期与当前时期各地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实证分析,中国粮食生产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化趋向。粮食主产区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粮食生产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使得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要使主产区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基石的重任,必须从微观层面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使种粮收入至少不低于从事其它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这就要求主产区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通过减少粮食种植业从业人数,提高种粮劳动生产率,实现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对于主销区而言,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并以此来推动主销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并带动主产区劳动力转移,为主产区粮食生产创造条件与市场,以区域间的粮食贸易来实现自身的粮食安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粮食安全从冲突到一致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本文从要素对流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调整、粮食产销区利益关系协调、中央粮食政策支持、土地流转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萧衡锺[6]（2013）在《社会转型期下户籍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文中研究表明建政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中国大陆在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管控人口规模最重要的手段便是配合传统户籍制度所施行的各种配套政策,如社会福利保障、粮食配给等制度。至十五届五中全会后,通过确定了要实施城镇化战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正式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看法,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并全面推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整个户籍管理改革累积经验,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作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城市规模战略的确定,必然的牵动其实施手段-户籍制度的变革,整个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呈现出有步骤的逐渐性,从小城镇开始,到近年来大中城市对于户口管制的松动,均表现出配合城市化战略的步伐。
萧衡锺[7]（2011）在《中国大陆于社会转型期的户籍改革——管理、制度与治理》文中认为由于建政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中国大陆在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管控人口规模最重要的手段便是配合传统户籍制度所施行的各种配套政策,如社会福利保障、粮食配给等制度。至十五届五中全会后,通过确定了要实施城镇化战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正式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看法,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并全面推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整个户籍管理改革累积经验,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作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而城市规模战略的确定,必然的牵动其实施手段一户籍制度的变革,整个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呈现出有步骤的逐渐性,从小城镇开始,到近年来大中城市对于户口管制的松动,均表现出配合城市化战略的步伐。故当前中国大陆的户籍改革与城市化之关系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束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的转移创造条件;有利于促进小城镇建设,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服务。’或者可以更明确的说,通过了唯物史观、系统理论及制度主义之检视,当前中国大陆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就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促进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施行’。
郭奕晶[8]（2010）在《深化山东省户籍制度改革的途径探索》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近几年来各地不断推出的户籍改革新举措,户籍制度改革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热议话题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统一政策引导下,山东省户籍制度改革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但自从2004年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后,进一步的改革却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我们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针对山东省的实际情况,探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新途径,建立科学完备的户籍管理体系。
郭石磊[9]（2008）在《论我国高校学生的户籍管理制度》文中认为我国高校户籍管理制度是根据1958年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有关部委的规定形成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当时计划经济模式下与高校统招和国家统分政策极其融合,因此,大学生户口迁移制度成为学生拥有铁饭碗,变为城市人最重要的保障。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高校教育的改革,大中专生不再统分,自主择业,双向选择,铁饭碗被打破,户口去向已成为不可确定的问题。不仅如此,大学生户口迁移制度在日常的户籍管理中也暴露出种种弊端,已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本文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通过调查研究,查阅资料,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分析了我国高校学生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主要是从两个阶段进行梳理:户口迁移管制阶段和户口迁移基本自由阶段。我国高校学生户口迁移从管制到基本自由的变迁,凸显出它的迁徙自由的法理渊源,体现出高校学生户籍管理制度与迁徙自由的关系和法学意义:人权的体现、平等的诉求、对自由的探索、对公约的遵守。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现其制度在户口迁移、管理模式、身份证办理上存在的弊端,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就业体制转变、高校改革、社会发展、人才流动与高校户籍制度的矛盾以及其它原因。而外国人口管理制度,诸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号”制度,法国、丹麦和瑞典的民事登记制度,日本、泰国的户籍制度都对我国高校学生户籍管理具有借鉴作用。通过借鉴外国的经验,比较我国的不足,指出了以人为本、自由迁徙、法制管理将是我国高校学生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此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学生入学不迁户口,实行暂住人口登记和身份证制度,取消毕业生户口限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
蔡立雄[10]（2008）在《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文中指出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变迁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包含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所有领域深刻变化,各种制度变迁是市场化动态演进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市场化水平不同,人的行为模式也不同,制度的形成来自于利益最大化的人的行为选择。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中介。本文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绩效进行系统的考察,探索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所带来各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所诱发的农村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总结农村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1978年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表面上是饥荒引起,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差异的存在,市场交易使这种差异显性化,为获取这种差异带来的潜在收益使制度变迁得以扩大和维持,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个人需求因素。与此同时,集体化监督成本的高昂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下的低效率也使集体和国家有参与获取公共领域价格差的需求,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组织和国家需求因素。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在于市场化条件使个人和组织的选择集合扩大、知识的增长、技术进步、组织成本改变与政治支持的变化使制度供给成本下降或收益增加。需求和供给的合力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相对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制度变迁,反过来制度变迁使生产要素从低收入领域转入高收入领域,形成正反馈促进了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从而推动中国农村市场经济进一步高级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不仅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而且由于各地区改革进程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是不平衡的,农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的市场化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市场化的演进不是单调递增或平滑演进,在某些时间会出现跳跃,如1998年与1997年相比,市场化指数净提高3.76%,在某些年份也可能出现指数下滑现象,如1999-2000年市场化下降了0.68%;各指标的市场化演进速度也是不同的,表现为非平衡性特征,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较高,表现为高水平均衡;而农村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换和市场环境建设是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对2002-2004年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横向测度中发现: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普遍偏低,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乡镇企业发展不足、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不高、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有限、农村市场环境建设水平较低等;政府多予少取政策对农村市场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为此政府在推进农村市场化过程中应建立相应的支持机制。根据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制度变迁表现为制度失衡与制度均衡交替出现的过程,当制度变迁发生时,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断,新制度的代替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秩序,因而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表现为阶段性的跃进过程;由于路径依赖和知识积累、集体学习的渐进性与持续性,制度变迁条件的积累与局部的小规模的制度变迁可能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同时并存的过程。农业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产业,它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气候等自然环境,具有在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内分散分布和多变性的特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必须适应自然力作用过程,农业的产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的制度或组织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家庭、合作经济组织和非合作性经济组织,家庭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组织形式;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兴起是农户为应对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一种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产物;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户基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削弱工业对农村的产品垄断而产生的又一种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制度变迁绩效的基本衡量标准是帕累托标准,它更强调是农户在市场化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绝对收益地位的改善,可以分成两个维度进行测量,一个效率维度,二是公平维度。在利用前沿生产函数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衡量中,本文发现,市场化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起主要作用,而教育因素与技术效率的改进无明显相关。在对公平的测算中,从绝对收益的改善上看,农户的收入水平提高与市场化水平有正相关关系,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还大量减少了农村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从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看,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在初期缩小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而在市场化发展的中后期,扩大了农村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教育性因素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有正相关关系,越是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工资与教育的相互诱致机制越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经济市场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所进行的又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市场化发展使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发生变化、各经济主体对风险的防范要求更强烈、对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有更高的期待,由此诱致相对价格变化,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意愿,而经济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加入WTO所产生的倒逼机制使这种变迁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多方利益一致的结果,在实施过程中特别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按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办事,顺势而为,防止这场变迁落入高成本、低收益的强制性变迁陷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在于培育更高级的市场经济主体——新农民和农村新型经济组织。
二、入世后户口迁移制度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户口迁移制度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外资准入变化与人口跨省流动 ——基于江浙沪地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创新点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人口流动研究 |
| 2.1.1 人口流动相关理论 |
| 2.1.2 工资、就业与人口流动 |
| 2.1.3 经济开放与人口流动 |
| 2.2 外商投资研究 |
| 2.2.1 外商投资与工资 |
| 2.2.2 外商投资与就业 |
| 2.2.3 外商投资政策的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3 外商投资与人口跨省流动的特征事实和理论背景 |
| 3.1 特征事实 |
| 3.1.1 我国人口流动情况 |
| 3.1.2 我国利用外资和外资政策发展情况 |
| 3.1.3 江浙沪地区的外资与人口流动 |
| 3.2 相关理论和研究假设 |
| 3.2.1 相关理论 |
| 3.2.2 研究假设 |
| 4 外资准入变动影响人口跨省流动的实证研究 |
| 4.1 变量和数据 |
| 4.1.1 核心变量定义 |
| 4.1.2 描述性统计 |
| 4.2 模型构建 |
| 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1 基本估计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异质性检验 |
| 4.4 作用机制 |
| 4.4.1 外资进入与工资水平 |
| 4.4.2 外资进入与就业机会 |
|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政府层面 |
| 5.2.2 企业层面 |
| 5.2.3 个人层面 |
| 参考文献 |
（2）我国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研究 ——以乌海市户籍制度改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问题的提出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概述 |
| 2.国外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理论依据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方案 |
| 一、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 |
| （一）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回顾 |
| 1.户籍制度形成阶段 |
| 2.户籍制度改革初步探索阶段 |
| 3.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创新阶段 |
| （二）中小城市的改革现状 |
| 1.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矛盾。 |
| 2.国家城镇化战略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变的矛盾。 |
| 3.户籍二元管理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配置的矛盾。 |
| 4.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国民待遇不平等的矛盾。 |
| 二、以乌海市为例研究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
| （一）乌海市户籍管理的发展历程 |
| （二）乌海市户籍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三）乌海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证分析 |
| 三、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束缚 |
| （二）城乡和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户籍制度改革不均衡 |
| （三）“人户分离”阻碍了户籍的统一管理 |
| （四）户籍制度改革与其配套的相关改革不协调 |
| （五）本地居民对外来人.的排斥 |
| 四、推进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户籍立法建设。 |
| （二）大力宣传户籍制度改革 |
| （三）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户.登记管理制度 |
| （四）改革由户籍制度衍生的一系列不合理制度 |
| （五）建立科学的人.管理系统 |
| 1.加强和完善户.登记制度 |
| 2.把以户.管理为重点转到以人.管理为重点上来 |
| 3.由静态管理模式转变为动态管理模式，建立个人信用系统 |
| （六）户籍制度改革同各项社会制度的改革相结合 |
| 1.建立覆盖城乡的全社会保障体系 |
| 2.积极推动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 |
| 3.转变管理城市的观念为经营城市的观念，培育城市生长机制 |
| 4.注意及时解决新的不平等的问题 |
| 5.统一城乡福利保障和城市资源共享和合理配置问题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附录 2 |
| 致谢 |
（3）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综合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核心概念解析 |
| 一、警察 |
| 二、警务 |
| 三、警务模式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主要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四、研究个案的选取 |
| 五、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 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历史回溯: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嬗变 |
| 第一节 中国管理型警务的初创” |
| 一、从湖南保卫局到巡警署: 模仿西方管理型警务 |
| 二、中国管理型警务在国统区的创设:国民政府“警甲合一”警务模式 |
| 三、中国管理型警务在苏区的创设: 革命根据地“政治型”警务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演进 |
| 一、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一阶段:“政治型”警务的延续(1949至 1978年 |
| 二、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管制型”警务的变革(1979至 2000年) |
| 三、“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肇始(2001年至今) |
| 第三节 中国警务模式嬗变的契机 |
| 一、社会结构调整:中国警务模式演化的基础 |
| 二、市场经济变革:中国警务模式变迁的催化剂 |
| 三、政府体制改革: 中国警务模式演进的压力 |
| 第四节 中国转型时期警务模式变革的动因 |
| 一、执法环境: 中国转型时期异常严峻的治安生态 |
| 二、内部因素: 中国警务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
| 三、外部因素: 世界警务不断改革与创新 |
| 第二章 案例论析: 国内若干警务创新的实践 |
| 第一节 新乡“局所合一”的警务改革 |
| 一、减少层级:警务结构的扁平化 |
| 二、四警合一: 警务职责的整合 |
| 三、服务民生: 警务职能的前移 |
| 第二节 镇江“大巡防”警务改革 |
| 一、大巡防格局:一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
| 二、弹性工作制: 警务效能的提高 |
| 三、契约化保险联防: 警务运行机制的市场化 |
| 第三节 湖州“民意导向”警务改革 |
| 一、警务广场: 建立警察、传媒及民意的互动机制 |
| 二、电子政务: 建设服务型警务的突破口 |
| 三、信息公开: 实现阳光警务的关键 |
| 第四节 成效与反思 |
| 一、“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 二、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发展的瓶颈 |
| 三、服务型警务建设的障碍 |
| 第三章 境外警务实践的考察 |
| 第一节 西方两大警察体系的渊源 |
| 一、大陆派警察体系的萌芽 |
| 二、海洋派警察体系的兴起 |
| 三、西方两大警察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 |
| 第二节 西方警务现代性的发轫 |
| 一、从镇压者到宝贝型警察: 务职业性的开始 |
| 二、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博弈: 向专业性道路的警务 |
| 三、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 就警察的机动性 |
| 四、合法性的缘起: 变警察的亚文化 |
| 第三节 西方警务后现代性的思辨 |
| 一、社群主义的归宿: 向社区警务的哲学基础 |
| 二、决策与执行的重组: 中与分权的对立与统一 |
| 三、合作与共治的: 察边缘职能的剥离 |
| 四、市场治理机制: 务私有化与竞争的理念 |
| 五、迈向新秩序: 察权由社会分享 |
| 第四章 中国警务模式重构: 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回应 |
| 第一节 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及其在本研究的论析 |
| 一、从一元到多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交集、互动与制衡 |
| 二、从矛盾、冲突到合作共治: 种力量与机制的均衡 |
| 三、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 |
| 四、外部性理论 |
| 第二节 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与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
| 一、从统治、管理走向服务: 共管理演进的逻辑与范式转换 |
| 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 三、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
| 第三节 公共管理范式转换对应的警务模式 |
| 一、统治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二、管理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三、服务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第五章 建构基于公共安全供给的服务型警务模式 |
| 第一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逻辑 |
| 一、警务属性的现代定位: 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视角 |
| 二、警务目标重组: 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的分离 |
| 三、警务结构调整: 层级减少与扁平化 |
| 四、警务功能转移: 趋向社会化与市场化 |
| 第二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可行性 |
| 一、核心理念之源泉: 民主制的参与和协商 |
| 二、动力机制: 共利益的共享性 |
| 三、政治空间: 政府角色转换 |
| 四、时代背景: 公共领域的拓展与公共精神的弘扬 |
| 五、社会基础: 市场和第三部门的成长 |
| 第三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价值取向 |
| 一、效率与正义的权衡 |
| 二、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
| 三、管理与服务的均衡 |
| 四、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
| 五、合作与共治的连衡 |
| 第四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机制 |
| 一、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 |
| 二、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内涵 |
| 三、服务型警务的运行机制 |
| 第六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的路径之一: 重构基于宪政平台之警察权 |
| 第一节 宪政理论中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 |
| 一、自由主义: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到孟德斯鸿 |
| 二、国家主义: 从马基亚维利、让·布丹到黑格尔 |
| 三、公民社会的崛起: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统一 |
| 四、和谐理念: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辩证关系 |
| 一、宪政基本思想 |
| 二、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内涵解析 |
| 三、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重新定位 |
| 四、宪政框架下警察权属性的嬗变 |
| 第三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构建的原则 |
| 一、分权原则: 警察权配置的制衡性 |
| 二、比例原则: 警察权运用的合理性 |
| 三、公共原则: 警察权行使的正当性 |
| 四、程序原则: 警察权运行的合法性 |
| 五、司法控制原则: 警察权监督的效能性 |
| 第七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二: 实现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多元化供给 |
| 第一节: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一、多中心理论的假设 |
| 二、多元化警务主体的培育 |
| 三、多中心秩序的优势 |
| 第二节: 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供给的建构 |
| 一、警务的市场供给 |
| 二、警务的社区供给 |
| 三、警务服务的自愿者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多重协调机制的完善 |
| 一、多元化警务供给的潜在问题 |
| 二、政府警务规制对多元化警务供给的调节 |
| 三、区域之间合作警务协调机制 |
| 第八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三: 完善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的自律与他律 |
| 第一节 行政伦理与警察伦理 |
| 一、公权力的伦理解析 |
| 二、行政伦理的现代精神 |
| 三、警察伦理的评价要素 |
| 第二节 警察行为的异化及其矫正 |
| 一、亚文化: 警察行为异化的表象 |
| 二、权力寻租: 警察行为异化的动因 |
| 三、投诉与问责: 警察行为异化的矫正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自律与他律的完善与强化 |
| 一、道德内化: 警察行为自律的保障 |
| 二、多元监督: 中国警务外部控制的基本结构 |
| 三、绩效考核: 警务运行质量的评定 |
| 四、司法问责: 警务运行控制的保障 |
| 第九章 结语: 警务模式未来的发展 |
| 一、警务社会属性的必然走向 |
| 二、风险社会警务的多元诉求 |
| 三、多元治理下的警务协同 |
| 附录 当代中国警务的演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1.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1.5 可能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2 理论分析框架与文献综述 |
| 2.1 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 |
| 2.1.1 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
| 2.1.2 国外相关劳动力转移理论评述 |
| 2.1.3 劳动力转移的国内现实考量 |
| 2.1.4 农村劳动力流动、外流、迁移和转移的界定 |
| 2.1.5 农业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 |
| 2.1.6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 |
| 2.2 粮食安全理论综述 |
| 2.2.0 粮食安全概念的界定 |
| 2.2.1 农业发展阶段论 |
| 2.2.2 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 |
| 2.2.3 中国粮食安全的测度 |
| 2.3 劳动力流动与粮食安全 |
| 2.3.1 农村劳动力外流现状 |
| 2.3.2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效应 |
| 2.3.3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 |
| 2.4 国内文献评述 |
| 2.4.1 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比较成熟 |
| 2.4.2 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 |
| 2.4.3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结合专题研究较少 3.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 |
| 3.1 人口流动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
| 3.1.1 农村经济改革起始阶段(1978—1991年) |
| 3.1.2 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及完善阶段(1991—1999年) |
| 3.1.3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
| 3.2 粮食购销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外流 |
| 3.2.1 家庭承包制、粮食价格调整与农村劳动力流动(1978—1984) |
| 3.2.2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农村劳动力外流(1985—2000) |
| 3.2.3 全面放开粮食市场阶段与农村劳动力外流(2001年至今) |
| 3.3 农村劳动力外流制度变迁、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粮食安全理论分析 |
| 3.3.1 农村劳动力外流制度变迁与粮食安全 |
| 3.3.2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粮食安全 |
| 3.4 制度变迁背景下的农户行为 |
| 3.4.1 劳动力外流的一个诱因——粮食弱质性 |
| 3.4.2 农村劳动力结构与粮食安全 |
| 3.5 小结 4.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 4.1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性理论基础与现实判断 |
| 4.1.1 农业调整阶段论 |
| 4.1.2 中国粮食供求格局的演变 |
| 4.1.3 中国粮食生产阶段判断 |
| 4.2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微观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 4.2.1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 |
| 4.2.2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
| 4.2.3 劳动力流动与扶贫 |
| 4.3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宏观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 4.3.1 劳动力外流与农业调整阶段一致性分析 |
| 4.3.2 劳动力外流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
| 4.4 小结 5.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冲突性分析 |
| 5.1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的内在矛盾 |
| 5.1.1 劳动投入与粮食生产 |
| 5.1.2 政府收购与粮食市场需求的博弈 |
| 5.1.3 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分析 |
| 5.2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生产安全冲突性分析 |
| 5.2.1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人力资本流失与粮食安全 |
| 5.2.2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物质资本流失与粮食安全 |
| 5.2.3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土地非农化与粮食安全 |
| 5.3 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相关研究简介 |
| 5.3.2 研究方法 |
| 5.3.3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
| 5.3.4 结论 6.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由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
| 6.1 粮食安全目标多元化 |
| 6.1.1 粮食安全目标差异化 |
| 6.1.2 主产区与主销区粮食安全目标 |
| 6.2 中国区域粮食生产比较优势 |
| 6.2.1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演化 |
| 6.2.2 主产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定量分析 |
| 6.3 区域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
| 6.3.1 主产区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
| 6.3.2 主销区粮食安全路径选择 |
| 6.3.3 区域间要素对流 |
| 6.4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由冲突到一致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深化山东省户籍制度改革的途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一、推动法律法规建设, 完善户籍法律体系 |
| (一) 加快立法调研, 推动户籍法的出台 |
| (二) 加快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 |
| 二、改革户籍登记制度, 恢复户口原始职能 |
| (一) 以常住地为登记标准, 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
| (二) 严格户口登记, 发挥其基本职能 |
| 三、改革户口迁移制度, 保障人口迁徙自由 |
| (一) 继续推进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 |
| (二) 科学设定大中城市户口准入门槛 |
| (三) 逐步取消审批, 简化迁移手续 |
| (四) 建立政府主导、法律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调控模式 |
| (五) 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 |
| 四、改革人口管理方式, 适应动态管理需要 |
| (一) 充分发挥二代身份证的作用, 逐步做到以身份证取代户口簿 |
| (二)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以居住证制度取代暂住证制度 |
| 五、完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人口信息共享 |
| (一) 完善户籍网络的信息化管理 |
| (二) 建立公安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税务等相关部门的数据平台 |
| 六、深化配套制度改革, 消除城乡户口差别 |
| (一) 劳动就业制度 |
| (二) 教育制度 |
| (三) 土地制度 |
| (四) 社会保障制度 |
（9）论我国高校学生的户籍管理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我国高校学生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演进及法理分析 |
| 2.1 我国高校学生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 |
| 2.1.1 户口迁移管制阶段 |
| 2.1.2 户口迁移基本自由阶段 |
| 2.2 我国高校学生户籍管理制度与迁徙自由的关系 |
| 2.2.1 迁徙自由 |
| 2.2.2 迁徙自由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
| 2.2.3 我国高校户籍管理制度与迁徙自由的关系及意义 |
| 第3章 我国高校学生户籍管理制度的现状 |
| 3.1 现行户籍制度下高校学生户籍管理之弊端 |
| 3.1.1 户口迁移的弊端 |
| 3.1.2 管理模式的弊端 |
| 3.1.3 身份证办理的弊端 |
| 3.2 高校学生户籍管理的弊端解析 |
| 3.2.1 就业体制转变与户口管理的矛盾 |
| 3.2.2 高校改革与户口管理的矛盾 |
| 3.2.3 社会发展与户口管理的矛盾 |
| 3.2.4 人才流动与户口管理的矛盾 |
| 3.2.5 其它原因 |
| 第4章 域外人口管理制度对我国高校学生户籍管理的借鉴 |
| 4.1 美国的“社会保障号”制度 |
| 4.2 欧洲国家的民事登记制度 |
| 4.3 亚洲国家的民事登记制度 |
| 4.4 对域外人口管理制度的比较和借鉴 |
| 第5章 我国高校学生户口迁移制度改革的设想 |
| 5.1 学生入学不迁户口 |
| 5.2 实行暂住人口登记和身份证制度 |
| 5.3 取消毕业生户口限制 |
| 5.4 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逻辑思路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逻辑思路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制度 |
| 1.2.2 制度安排、制度结构 |
| 1.2.3 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 |
| 1.2.4 农户 |
| 1.2.5 经济市场化 |
| 1.3 基本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2 制度经济学及其对农村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文献评述 |
| 2.1 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 |
| 2.2 制度的经济功能 |
| 2.3 制度产生与演化的逻辑 |
| 2.3.1 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
| 2.3.2 制度为何而产生 |
| 2.3.3 制度变迁的一般知识基础 |
| 2.3.4 制度变迁的主体与模式 |
| 2.3.5 制度变迁的原因与动力 |
| 2.3.6 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 |
| 2.3.7 制度变迁的方式 |
| 2.3.8 制度变迁的过程、时滞与路径依赖 |
| 2.4 制度经济学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理论中运用和发展 |
| 2.5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运用和发展 |
| 2.5.1 关于农户行为的研究 |
| 2.5.2 制度变迁依据的研究 |
| 2.5.3 制度变迁效率的研究 |
| 2.6 现有研究的不足 3 市场化、价格差异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 |
| 3.1 经济市场化及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1.1 经济市场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
| 3.1.2 经济市场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2 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中介 |
| 3.2.1 市场化的发展改变了要素或产品的时间、空间等方面的相对价格 |
| 3.2.2 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 |
| 3.3 在转型经济中，政府是制度变迁的第一驱动力和保障力量 |
| 3.4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理论考察 |
| 3.4.1 市场化与农村制度变迁:过程描述与理论解析 |
| 3.4.2 市场化与农村制度变迁:比较与分析 4 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测度 |
| 4.1 现有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测度的研究评述 |
| 4.1.1 市场化水平测度的理论 |
| 4.1.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测度研究的进展 |
| 4.1.3 目前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定量分析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
| 4.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主要经济指标选取 |
| 4.2.2 各项经济指标的分值分配及计算方法 |
| 4.3 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的具体计算方法 |
| 4.4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测定(1996-2005年) |
| 4.5 2004年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相对进程 5 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析 |
| 5.1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演进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
| 5.1.1 农村市场化的启动阶段(1978-1984年) |
| 5.1.2 大力引进市场经营机制阶段(1985-1988年) |
| 5.1.3 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徘徊阶段(1989-1991年) |
| 5.1.4 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0年) |
| 5.1.5 农村市场化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1年至今) |
| 5.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制度变迁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
| 5.2.1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5.2.2 农村市场化与制度变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变迁方向 6 中国农村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与制度选择 |
| 6.1 人的行为与制度的起源和变迁的一般描述 |
| 6.1.1 制度人的行为假设 |
| 6.1.2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
| 6.1.3 制度约束下的人的行为 |
| 6.2 农地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可能选择集与收益成本分析 |
| 6.2.1 农业的制度属性 |
| 6.2.2 农地产权制度 |
| 6.2.3 农地经营制度 |
| 6.3 中国农村经济主体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 6.3.1 农户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 6.3.2 农村经济组织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 6.3.3 政府的农村制度选择与行为 |
| 6.3.4 中国农村制度中利益冲突与协调 7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 |
| 7.1 主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供求的基本理论 |
| 7.2 影响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分析 |
| 7.2.1 市场规模的变化 |
| 7.2.2 技术进步 |
| 7.2.3 各经济主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 |
| 7.3 诺斯与樊纲模型的改进与影响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分析 |
| 7.3.1 知识的积累 |
| 7.3.2 技术进步 |
| 7.3.3 组织成本变化 |
| 7.3.4 政府支持的变化 |
| 7.4 制度变迁理论的修正与补充——时滞与路径依赖 |
| 7.4.1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时滞 |
| 7.4.2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7.5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8 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变迁 |
| 8.1 农户间合作与农村经济组织 |
| 8.1.1 农户间的合作行为与合作效益 |
| 8.1.2 合作与农村经济组织 |
| 8.1.3 国际农业经济组织及其发展的考察 |
| 8.2 市场化与中国农村传统的非正式组织的演进 |
| 8.2.1 关于中国农村宗族制度演进的一个争议 |
| 8.2.2 农村宗族制度的主要功能 |
| 8.2.3 1949-1978年的中国宗族制度的演化轨迹 |
| 8.2.4 1978年后中国农村宗族制度的演化轨迹 |
| 8.3 市场化条件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变迁 |
| 8.3.1 家庭经营组织 |
| 8.3.2 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 9 以市场化为基础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
| 9.1 经济绩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
| 9.1.1 帕累托效率及其对农村制度变迁的启示 |
| 9.1.2 经济效率的测量方法 |
| 9.1.3 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 |
| 9.1.4 公平的计量 |
| 9.2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绩效的基本描述 |
| 9.2.1 基本情况与可能的解释 |
| 9.2.2 近三十年中国农村分省经济增长特征与影响因素描述 |
| 9.3 制度变迁与农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
| 9.3.1 生产函数设定 |
| 9.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9.3.3 估算与结果 |
| 9.4 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
| 9.4.1 1978-2005农村不平等的测度 |
| 9.4.2 收入来源结构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1984-2005) |
| 9.5 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村反贫困 |
| 9.5.1 制度变迁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反贫困的成就 |
| 9.5.2 市场化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 1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场新的大规模制度变迁 |
| 10.1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的理论问题评述 |
| 10.2 经济市场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条件和原因 |
| 10.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 |
| 10.2.2 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提出与实施的基本条件 |
| 10.2.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原因 |
| 10.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10.3.1 在理论上，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变迁 |
| 10.3.2 建国以来农村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
| 10.3.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应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 |
| 10.4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培育新农民、新组织 |
| 10.4.1 培育新农民 |
| 10.4.2 培育新型农村经济组织 |
| 10.5 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分析 |
| 10.5.1 生产方面 |
| 10.5.2 生活方面 |
| 10.5.3 城乡统筹情况 11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
| 11.1 结论 |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附录一: 陈宗胜计算的中国农业市场化程度 附录二: 程国强计算的中国农业市场化指数 附录三: 习近平计算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 附录四: 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分类 附录五: 部分地区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情况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入世后户口迁移制度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外资准入变化与人口跨省流动 ——基于江浙沪地区的研究[D]. 陶张静娴. 浙江大学, 2020(02)
- [2]我国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研究 ——以乌海市户籍制度改革为例[D]. 曹青彦.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5(03)
- [3]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D]. 胡建刚. 南京大学, 2014(05)
- [4]社会转型期户籍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J]. 萧衡锺. 改革与战略, 2014(04)
- [5]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D]. 郭志广.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6]社会转型期下户籍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A]. 萧衡锺. 中国第五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集, 2013
- [7]中国大陆于社会转型期的户籍改革——管理、制度与治理[A]. 萧衡锺. 2011城市国际化论坛——全球化进程中的大都市治理（论文集）, 2011
- [8]深化山东省户籍制度改革的途径探索[J]. 郭奕晶. 山东社会科学, 2010(12)
- [9]论我国高校学生的户籍管理制度[D]. 郭石磊. 湖南大学, 2008(01)
- [10]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D]. 蔡立雄. 西北大学, 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