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重逆向选择与证券监管（论文文献综述）
曹文婷[1]（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指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李庆德[3]（2021）在《债务融资、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文中研究表明盈余质量能直观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财务信息,是债权人作出信贷决策、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已经证实,高质量的盈余信息能够降低信息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从债务融资的视角来看,绝大部分研究表明,债务融资可以抑制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冲突,部分研究则表明企业债务融资可能加大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从既有的盈余质量影响企业投资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现有研究既没有细致考察盈余质量对非效率投资具体形式（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影响及其机理,也没有同时考虑公司盈余质量和债务治理两种治理方式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替代抑或互补作用,更没有细致考察债务融资比例及类型的治理差异及其对盈余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关系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在检验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基础上,分别从融资约束路径、代理冲突路径以及二者的双重路径研究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非效率投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债务融资比例和债务融资类型两个维度进一步考察企业债务融资对盈余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关系是否存在增量影响,其影响是否视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而存在差异性结果?在广泛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本文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了债务融资、盈余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1）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显着正相关,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存在着差异。其中,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分组检验发现,随着公司盈余质量的不断提高,公司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度的现象将得到缓解。（2）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代理冲突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即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是盈余质量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中介变量。融资约束这一中介作用在盈余质量影响投资不足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更为突出,代理冲突中介作用则在盈余质量影响投资过度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更为突出。当同时考虑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两大中介机制时,两者在盈余质量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中起到显着的双重中介效应,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这两者在盈余质量影响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作用机制中都起到显着的双重中介效应。（3）债务融资比例与盈余质量、资本配置效率均呈倒“U”型关系,即当债务融资比例较低时,债务融资的积极治理效应占优势,可以改变公司的盈余管理,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同样可以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随着债务融资比例的提高,债务契约假说占优势,降低了盈余质量,同样的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将样本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个子样本研究发现,债务融资比例与投资不足呈“U”型关系,与投资过度呈倒“U”型关系,进而证明了债务融资比例对非效率投资（过度或者不足）的治理效果存在着显着性差异。同时检验债务融资比例、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治理效应时表明,随着债务融资比例的提高,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缓解效应将会被弱化,盈余质量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也会降低,且债务融资比例对盈余质量抑制过度投资的效应更为凸显。（4）不同债务融资类型的治理效果存在着明显差异。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显着正相关,商业信用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显着负相关。当进一步将样本分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两个子样本进行测试时,结果显示,不同的债务融资类型对企业盈余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不一致。在投资不足样本里,银行贷款虽然可以抑制公司投资不足,但是抑制作用不显着。而商业信用的融资方式显着抑制公司投资不足问题,提高公司的投资水平。债券融资不仅不能缓解公司投资不足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加重了公司投资不足问题。在投资过度的样本里,银行贷款使公司投资加大,恶化了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商业信用的融资方式显着抑制公司过度投资,提高公司的投资水平。债券融资虽然加大公司投资过度,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显着。相比于投资过度样本,各类债务融资和盈余质量对公司投资不足的影响更为凸显。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公司应合理安排债务融资规模和各类债务融资比例,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盈余质量,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减少公司的投资不足,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此外,国家监管层面则需要实施有效监管,优化投融资市场环境,并加强金融监管顶层设计和政策信息披露机制,遏制盈余管理活动,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程孝强[4]（2020）在《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大幅放宽,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持续加速,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的金融开放迎来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但国际经验也启示我们,金融开放在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由金融开放诱发的金融风险无疑会威胁金融系统稳定。银行稳定作为金融稳定的关键和核心,必然会受到金融开放的影响。已有对金融开放与银行稳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认为金融开放通过影响银行竞争（存款竞争、冒险机会、利润效率等）进而来影响其风险承担行为。还有部分研究认为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有着紧密联系,原因在于利差是银行贷款投放的主要考量因素,银行利差的结构变化对银行盈利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很可能会改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另外,金融开放也会对银行利差产生影响。因而,现有研究表明金融开放驱动的银行竞争会影响银行利差,并可能通过银行利差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这意味着,金融开放可能会通过银行利差渠道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而已有研究并未考虑这一问题。此外,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忽略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二是对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没有考虑到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本文以金融开放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为主线,一方面研究了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银行利差渠道。具体而言,首先以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现有研究为基础,提炼出金融开放导致银行利差降低的理论假说,将银行利差作为中介变量,从银行利差视角建立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假说;其次,从金融稳定和金融中介配置资源的社会成本角度,全面深入地分析金融开放对银行利差的影响;再次,从金融监管和银行风险承担角度,全面地剖析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后,使用中介效应方法验证传递渠道“金融开放—银行利差—银行风险承担”的存在性。另一方面,从银行危机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开放和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金融开放、银行利差决定、银行风险承担以及银行危机等方面的研究,为金融开放、银行利差和银行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还可以为深化中国金融开放、合理安排开放次序、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提供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一）在仔细梳理银行利差决定因素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理论假说,选取中国商业银行和跨国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以事实金融开放指数还是以法定金融开放指数度量的金融开放都使得银行利差显着缩窄。另外,银行特征也会对利差产生显着影响,其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能够显着缩窄银行利差,银行市场势力、运营成本将会显着扩大银行利差。（二）在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现有研究基础上,考虑宏观审慎政策,研究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别以中国商业银行和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均显示金融开放显着增加了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明显,但不同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具能够显着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而针对借款人的审慎工具对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效果不明显。以跨国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内贷款限制、集中度限制、外币贷款限制、银行间风险敞口、杠杆率以及金融机构税等变量能够显着限制银行风险承担;债务收入比、贷款价值比上限、逆周期资本要求、贷款损失动态拨备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附加资本要求对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效果并不明显,而外汇或逆周期准备金要求反而会激励银行过度承担风险。银行市场势力、银行规模、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存贷比、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货币政策等也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三）以银行利差作为中介变量,分别以中国商业银行和跨国数据为样本,使用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金融开放水平上升—银行利差下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这一传递渠道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利差是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部分中介因子,文章的理论假说得到了实证支撑。（四）提出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危机的研究假说,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89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一些控制变量也会对银行危机产生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和信贷增速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而贸易开放度、实际经济增速和银行监管程度与银行危机呈显着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将事实金融开放指数细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债务和证券投资组合三个方面,以研究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并未显着增加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而债务则恰恰相反,债务流动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属于相对良性的资本流动。
唐士亚[5]（2020）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本质是信息的不同排列组合。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资金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甄别、资金供需匹配和支付结算,借助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征,极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播效率。互联网金融规制过程本身与信息活动、信息运用紧密相连,且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的生成与演变机理也与信息活动有着内在的高度关联性。这就意味着应当充分重视信息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重视对互联网金融中信息活动的调节,以达到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目的。公权主导的互联网金融行政规制,对于防范和规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规制滞后于金融创新速度、规制成本高企和规制策略的不稳定性等局限。因此,引入信息规制这一具有柔性特征的规制模式,和刚性的行政规制相互配合,成为完善互联网金融规制体系的可行路径。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是“利用信息进行的规制”,包括了所有利用信息方式进行规制以达到治理互联网金融市场目的的手段。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应当定位于中立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组合性原则和适度倾斜保护原则等四大基本原则。通过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实施成本对比,可以发现信息规制具有信息获取成本较低、信息来源多元化、规制程序启动障碍小和被规制者的对策行为少等相对优势,在行为可标准化程度低的领域、金融规制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规制以及金融规制机构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合作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路径。互联网金融规制的信息工具包括了信息披露制度、声誉机制、平台评级制度、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悬赏举报制度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不同的信息工具都依然是围绕着“利用信息方式进行互联网金融规制”这一主线而展开的。可以考虑从规制主体和规制强度两个维度出发,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予以类型化处理,并分别纳入“规则体系”与“科层体系”之中,勾勒出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信息规制的选择和运用在本质上是信息工具与互联网金融的匹配性问题。在选择和应用信息工具的过程中,应当对影响信息工具匹配性的因素展开分析,具体包括规制场景、规制工具强度、规制成本和收益以及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一个完整的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运行框架需要具备标准设置、信息获取、行为矫正和效果反馈四个具体要素。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实践中,不同的信息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优势和适用范围,针对复杂的互联网金融市场问题,很多因素决定了单一的信息工具难以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不同信息工具间的优化组合。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和行政规制路径都存在瑕疵,没有哪一个路径是完美无缺的,两种路径之间的选择只能是不完善事物之间的选择。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们二者的规制优势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规制优势的互补性）。这意味着一种规制路径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可以被另外一种路径在该方面的相对优势所弥补。因此,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可以形成合作规制模式。互联网金融合作规制可以分为外部合作和内部合作。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的合作还要深入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路径的制度内部,即“制度内合作模式”。互联网金融可视为金融科技的基础版,金融科技则是其升级版。对比互联网金融,科技元素对金融科技的渗透与影响更为明显。在金融科技中,科技已经演变成金融发展的核心推动元素,这些科技元素深刻改变了金融业的资金供需主体、商业模式、风险构成和监管模式。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的变迁意味着规制活动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规制的方式和价值,重塑信息规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刘美君[6]（2020）在《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步入调整与换挡的“新常态”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也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多重挑战与压力。为了应对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出现的利润下滑、不良率上升等现象,也为了给银行提供新的流动性来源,我国重新启动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但金融危机也使人们注意到信贷资产证券化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信用风险积聚、信贷盲目扩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因此重新审视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银行稳定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功能,探究其能否提升商业银行的稳定性显得迫切而有意义。本文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活动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从正面和负面的角度,解释了相关原理和影响机制,然后文章调查并分析了我国相关业务发展背景、历程与现状。文章主体部分采用了实证检验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选取了我国至少发起过一次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69家商业银行,将其2004-2018年的年度面板数据代入模型,探究了该工具的使用对银行稳定性的整体影响和影响渠道,并进一步根据样本银行的不同性质进行了分类讨论;另一方面,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国内一家典型的商业银行的两例时间跨度相差十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作为研究对象,从项目设计与实施细节等微观角度入手,对两个项目进行了对比分析,佐证并补充了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总体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定性,主要途径是通过降低银行收益的波动性来增加银行经营的稳定性的,但没有证据显示其一定能够改善和提高银行收益。并且虽然借助证券化工具,银行的流动性得以提高,但检验结果显示,这种提高没有直接反映在银行的流动性指标上。（2）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稳定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净利息收入比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稳定性负相关,净资产收益率、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与银行稳定性正相关,宏观层面,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与银行稳定性负相关。（3）信贷资产证券化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的稳定性的影响与路径有所不同,对大型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其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有限;对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会显着提高其稳定性;对于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可能会降低其稳定性。（4）从信贷资产证券化操作流程与管理办法方面来看,银行作为发起机构,需要在推进相关业务前根据自身发展与经营管理需求,制定一个项目实施的基本目标,并定制一系列完善内部管理办法,建立专业独立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系统。在中介机构的选择方面,专业性强、经验丰富的中介机构对于项目成功发行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基础资产的选择上,银行应该参照市场的发行经验、存量资产收益情况、风险资本调整需求,以及未来市场资金价格和贷款投放价格等方面内容综合考虑。可以进行证券化的“合格”债权类资产应具备债务人分散程度高、债务人信用水平高、资产组合规模较大和资产组合产生的现金流稳定性较高等特点。优秀灵活的产品设计,如信用增级设计、现金流偿付顺序设计、信用触发机制设计和交易模式设计等可以使得资产池特性得以最佳呈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资产池的不足。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银行自身和政府两个维度,提出了几点关于优化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建议,包括明确产品发行目的,成立统一管理部门,谨慎选择基础资产,灵活进行产品设计,改造建立专业系统,培养专业人才团队,完善信用评级,增级体系和相关信息披露制度等,并对未来此领域研究内容进行了展望。
耀友福[7]（2020）在《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以及“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金融监管在风险防控中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证券监管机构正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新方向。伴随着2013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的正式实施,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一线监管由“事前审核”转向“事后审核”,问询制度成为“事后审核”的重要手段。2019年以来,证监会积极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科创版试点注册制”来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使得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市场化监督机制越发重要。问询制度作为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一种非处罚性的预防监管方式,是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放松管制、加强监管”这一理念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贯彻。问询函是一种监督公司会计政策的合规性、信息披露质量、日常投资及并购重组等重大财务决策乃至防范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资本市场监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问询制度的监管效果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刨根问底”式问询的监管效力如何呢?国内关于问询函的研究才刚刚兴起,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效应的研究尚属空白。作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投资活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一项重要战略性决策和源动力,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诸多上市公司面临着资源配置低效、产能过剩等的窘境;并且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深受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重要影响。对有损公司价值创造、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过热投资所造成后果之产能过剩的情景中,问询监管政策可能会重点关注。在我国2014-2018年沪深交易所发出的年报问询函中,且存在过度投资的样本公司中,大约有46%上市公司被问询涉及“投资行为”,并购问询函数量与年报中的“投资特征”问询函数量也旗鼓相当。这一问询监管新政的实施为深入探索交易所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一线监管有效性提供了研究契机。基于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架构,本文主要研究如下重要问题:（1）交易所问询函能否有效甄别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即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的公司是否易于被监管问询?在过度投资行为后果特征之产能过剩公司中,问询监管是否给予高度关注?（2）基于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监管识别后,问询监管能否有效抑制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这种问询治理作用是否在具有“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包括并购问询、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中更加明显?（3）如果问询监管能够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发挥积极治理效用,问询监管影响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背后机理是什么呢?（4）在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进行检验后,本文从威慑效应视角,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是否具有威慑性的“溢出效应”?我们将从同行业、同地区公司和同一企业集团公司三个层面来探究问询监管对未被问询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监管效用。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其年报问询函和并购问询函为研究样本,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考察了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控制公司财务业绩和治理特征的基础上,交易所问询监管能有效甄别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体表现为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产能过剩的公司更易于被监管问询。这说明,交易所在问询决策中关注了国家金融风险防控范畴中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并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事项之产能过剩化解问题融入问询监管决策中。（2）在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方面,问询监管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治理效果,这种积极治理作用在“投资特征”问询监管情景中更加明显。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双重差分（PSM-DID）等方法控制内生性后,该研究结论亦稳健。进一步从年报问询函的文本内容,将“投资特征”的年报问询函区分为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后,发现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均具有显着的治理效用,这从问询关注公司历史性投资事项抑或瞻前性投资事项来更体现了交易所精准问询施策的路径效果。此外,当问询力度越大,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管效用更突显。（3）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助长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nsen,1986;Richardson,2006）。基于这一理论路径,本文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高（盈余信息不透明度、分析师跟踪较少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和代理问题突出的公司中更明显。其中,本文将代理问题刻画为代理成本考量和代理行为特征,代理行为特征包括管理层过度自信、超额现金持有和激进负债行为。代理成本考量方面,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双重代理成本较严重的公司中更显着;在代理行为特征中,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管理层过度自信较高、公司持有较多超额现金和具有较高激进负债行为的公司中更显着。（4）基于威慑效应理论,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还具有一定的溢出威慑效力。问询监管对同行业或同一企业集团内未被问询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治理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用在“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情景中也呈现。但本文未发现问询监管在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中的“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兼具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第一,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交易所问询监管特色的经验证据,拓展了问询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基于我国注册制改革下年报问询和并购问询的监管新政,不仅发现了我国的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能力,还发现交易所结合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问询一线监管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之一的“产能过剩”企业的投资活动更为关注。以往关于问询监管的动因研究主要从监管方的监管风格（Baugh et al.,2017;Peter and Zhang,2018）、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治理等（Cassell et al.,2013）、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刘柏等,2019）、并购重组信息披露（李晓溪等,2019a）,以及政治关联（Heese et al.,2017;Chen et al.,2018）等方面。在转型经济发展的中国,交易所在执行问询监管时,更有可能考虑国家顶层政策设计意愿,将资本市场金融风险防范事项之公司过度投资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项目之产能过剩化解议题融入问询决策函数中,以更好推动问询制度服务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对融合问询函的信息披露监督机制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通过问询机制来有效化解企业过热投资的信息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等具有重要启示。第二,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精准问询施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往问询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公司信息披露（Bozanic et al.,2017;Brown et al.,2018;陈运森等,2018a;李晓溪等,2019a）、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Cunningham et al.,2019;陈运森等,2019）、分析师行为（Wang,2016;Bozanic et al.,2017）和审计师行为（Gietzmann and Pettinicchio,2014;陈运森等,2018b）等方面。本文则从公司过度投资角度分析了问询监管的治理机制,尤其是“投资特征”问询监管的治理效果,丰富了证券监管机构对资本市场的问询政策研究,也对完善交易所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分类问询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第三,丰富了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以往公司投资行为的治理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Stein,2003;Chen et al.,2017;焦豪等,2017）、独立审计（Tong and Sapra,2009;Kausar et al.,2016;雷光勇等,2014;王兵等,2017）、新闻媒体（张建勇等,2014;陈泽艺等,2017）、反腐改革（钟覃琳等,2016;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制度环境（万良勇,2013;李延喜等,2015）等方面。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函的非处罚预防性监管视角,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框架下将问询监管制度纳入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中,丰富了公司投资行为治理的相关文献;同时对规范公司投资事项的信息披露、提高公司投资的价值效应和防控资本市场过热投资的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第四,基于公司过度投资形成的重要因素,从信息不对称和双重代理问题考察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不同治理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公司过度投资的形成机制的文献,对全面解读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治理机制具有重要启示。在政策实践方面,交易所实施一线问询监管时要重点关注信息不对称严重、公司代理成本较高,以及管理层更具过度自信特质、公司持有大量超额现金和激进负债行为,此种公司中更有动机或能力实施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应充分发挥问询函一线监管的精准度。第五,从同行业和同一企业集团层面,发现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的溢出效应,丰富了问询监管政策在资本市场中的威慑效应研究;同时也从问询机制视角对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启示。现有研究发现企业集团成员公司存在较高的过度投资水平（Larrain et al.,2019;张会丽和陆正飞,2012;窦欢等,2014）、存在财务违规及市场风险的传染效应（纳鹏杰等,2017;刘丽华等,2019;周利国等,2019）和较高金融投资行为的传染性问题（李馨子等,2019）。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监管的信息嵌入的治理角色,考察了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效应,这对防控企业集团组织内部的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企业集团的外部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此外,关于问询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可为监管机构在分配有限的监管资源、提高问询监管效率方面提供有益参考。总而言之,本文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研究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从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两方面拓展了非处罚性预防监管之问询制度的研究。本文研究结论对通过问询监管机制来防范公司过度投资的金融风险和化解企业产能过剩风险,以更好科学引导企业生态、健康的投资决策和提高投资效率,以及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研究发现也为提高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建立分类问询监管机制,强化以交易所问询函为代表的一线监管政策提供经验支持。
张原野[8]（2019）在《投资者结构转型、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与证券市场信息环境》文中认为近三十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资本市场能否良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合理转型和进一步增长。然而,近年来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证券市场正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高波动、多乱象似乎已成为市场之常态。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改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主题。我国证券市场虽然规模庞大,但其主要参与主体仍为广大个人投资者,这与西方市场以金融机构为主导的投资者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机构投资者能够实时获取并分析海量的资讯与数据,从而对金融资产的潜在价值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交易。相反,个人投资者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较弱,其交易行为主要以价格涨跌为依据。市场价格波动引发投资者的羊群行为,这便是诸多市场乱象之根源。本文将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细化为“定价效率”和“流动性”两个指标,以我国特殊的投资者结构为理论出发点,讨论了以下两个政策路径的潜在效果:第一,大力发展和引进机构投资者是否一定能够改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第二,当前投资者结构下,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管制政策如何影响证券市场信息环境?本文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分析为辅,主要内容如下:一、基于经典的理性预期理论建立了符合本文分析对象的模型框架与符号体系。理性预期理论主张从市场微观主体的交易行为出发讨论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过程。而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二元市场微观主体结构下的市场信息环境问题。本文以经典的理性预期理论文献为蓝本,建立了一套简洁且方便拓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参考已有文献对“定价效率”和“流动性”两个市场信息环境指标进行了严格定义。从而为后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二、将二元投资者结构引入理性预期模型,分析了当前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下,大力发展和引进机构投资者的战略对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并对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将个人投资者假设为具有异质性私人信息的投资人,将机构投资者假设成具有信息优势（相对个人投资者）的投资人。理论分析表明,在当前投资者结构下,大力发展和引进机构投资者可以提高市场定价效率,但同时也可能恶化市场流动性。为验证上述结论,文章以我国开放式主动基金的累计仓位变动幅度作为机构交易规模的代理变量,考察了其对股票定价效率和流动性的影响。得到了与理论假说一致的结论。三、在二元投资者结构及二元市场结构框架下,分析了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和管制政策对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高门槛和高杠杆属性决定了其参与主体多为机构投资者。在我国非平衡的二元投资者结构下,金融衍生品交易对标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考察。本文在二元投资者结构框架下进一步引入了存在标的证券和衍生证券两个风险资产的二元市场结构。分析表明,当机构投资者数量（较个人投资者而言）足够多时,一个完全开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将同时最大化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和流动性;反之,在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导的投资者结构下,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的变化,标的证券市场定价效率与流动性总是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完全开放衍生品市场不再是合意的选择。四、对我国金融衍生品交易对标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 2010年4月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以及2015年8月以来股指期货交易管制两个事件对成分证券市场定价效率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指期货上市对标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呈中性,而股指期货交易管制政策显着影响了标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具体而言,股指期货交易管制提高了成分股定价效率,但同时降低了股票的流动性。上述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理论分析之结论。本文对我国特殊投资者结构下证券市场信息环境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经典的理性预期模型进行了拓展。本文在经典理的性预期理论框架下引入了二元投资者结构与二元市场结构,并讨论了上述两个因素与市场信息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二、理论假设符合中国现实,分析对象着眼于中国趋势。已有理论预期理论文献多以西方发达市场为研究背景。而本文则将我国特殊的投资者结构引入经典的理性预期模型,并在这一框架下讨论了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互动行为。本文第3章主要讨论我国大力发展和引进机构投资者的战略对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作用;第4章主要讨论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开放和管制政策对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作用。在当前我国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下,上述两个命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三、本文从多个角度对理论模型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一,本文首次尝试在同一实证分析框架下同时对市场定价效率和流动性两个指标进行分析,并试图解释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本文采用多个指标对市场定价效率和流动性进行刻画,得出了稳健的结论。第三,已有实证文献多用机构持股比例作为机构交易行为的代理变量,而本文首次采用开放式主动基金的累计仓位变化幅度衡量机构交易行为。综上,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在数据和方法上具备一定创新性。通过一系列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较为清晰的结论与政策建议:第一,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举措有利于提高证券市场定价效率,但在当前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下,这一举措也可能恶化市场流动性。这一结论肯定了机构投资者的正面信息效应,与此同时也提示了投资者结构转型中可能存在的市场流动性风险。第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管制政策效果好坏高度依赖于投资者结构。在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下,完全开放金融衍生品市场可能助长机构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从而恶化标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因此,在当前投资者结构下,我国仍然有必要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进行适当的限制。第三,本文理论分析表明,投资者结构改善与新兴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内在逻辑顺序。第一,投资者结构成功转型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完全开放的前提条件。第二,在金融开放和自由化初期,应当以改善投资者结构为首要任务,同时对金融衍生品市场保持审慎态度。第三,当投资者结构明显改善后,应考虑逐步放松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管制,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工具,以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进一步推进投资者结构由散户主导向机构主导的合理转型。
王宏宇[9]（2019）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破坏力强,波及范围广,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便是过度的资产证券化。次贷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对资产证券化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关注的焦点问题也逐步锁定在了隐藏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背后的逆向选择问题。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于2009年暂停,并于2012年重新启动。其市场机制的快速完善,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张均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引导。截至2018年12月底,作为银行再融资重要途径之一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存量规模已经达到27,000亿元左右。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信贷资产转移至资产负债表表外,但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银行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利用其掌握的隐性信息,选择将低质贷款纳入资产池中并转移至表外,进而优化其自身信贷质量。这一问题的存在便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本文针对该问题展开研究,一方面希望加深对资产证券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研究成果可以为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并最终服务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上实现价值和意义。本文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的计量研究方法,以2015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三季度作为时间区间,以银行层面的季度面板数据作为数据样本,引入宏观经济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选取不良贷款率作为逆向选择的衡量指标,通过实证分析表外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与不良贷款率之间的关系,判断银行是否利用证券化过程转移低质贷款至表外,即验证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否存在。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不良贷款率和与表外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间具有较强的关联,两者呈明显负相关联系,即银行存在利用证券化过程将低质贷款转移至表外的行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真实存在。基于该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呼吁监管部门积极借鉴发达金融市场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对资产证券化市场及参与机构加强业务指导并严格行业监管,在确保行业有序发展的同时努力推进资产证券化发挥其在资本市场中的积极作用,鼓励相关机构正确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保护其业务开展的主动性及热情的同时规范行业发展。具体包括完善资产证券化结构标准、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等,并建议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希望以此促进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进步与发展。在本文研究基础上,希望伴随着资产证券化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发展程度的不断深化,在未来开展进一步研究时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精确的数据样本,努力提升实证结果的参考价值和准确程度,并进一步拓展、完善逆向选择衡量指标的可选范围,进一步优化判断存在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朱衡[10]（2019）在《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文中提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影响,这场由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引发并渗透到其他行业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系统性风险表现,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作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集团陷入绝境,濒临破产,对金融行业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追求传统商业模式的保险公司由于负债水平不同,而且与其他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关联性较低,通常被认为比银行具有更低的系统风险水平。然而,当代的保险领域不能仅仅以传统的商业模式来描述,它还拥有大型、复杂的保险集团或以保险为基础的企业集团,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这些保险集团和联合企业可能包括非传统的、非保险的业务模式,特别是具有非传统特征的人寿保险产品和不同类型的金融担保产品,提高了保险集团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敞口,致使它们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状况的影响。此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成为各界关注重点,“保险业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如何评估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议题被提上征程,学界和业界纷纷跻身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从监管趋势来说,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的三驾马车之一,行业重要性毋庸置疑,国内外掀起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研究的热潮。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年4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B）,主要负责认定是否存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国际相关权威监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肯定了保险业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明确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地位。国内方面,中国保监会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建设工作,2016年4月中国保监会召开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制度建设启动会,明确要在国内构建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监管制度;8月,保监会发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12月,颁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第二轮征求意见稿）》;2018《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颁布后,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要求日益凸显,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的必要性,充分体现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视。从保险经营来说,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以及密切的金融资本市场联系都对未来保险业的稳定发展提出了挑战。保险业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境内外投资标准进一步放宽,投资范围包括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保险业务进一步渗透到金融领域。纵以历史的角度看,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都被严格区分,一旦发生危机也不会对其他机构造成影响。但近年来,这种金融机构间的壁垒正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紧密的业务联系以及相互关联。虽说目前的金融危机主要源于银行业,但随着银保互联性增强,溢出效应将蔓延至保险危机。正如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见,保险业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冲击,不得不质疑保险业是否会反过来影响金融危机,成为危机发生的主导因素。纵观全局,在与金融资本市场密切关联的大环境下,跟进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保险大国,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确保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不发生,前提是要结合具体国情,将涉及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研究做到位。厘清“保险业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如何科学有效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和传染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保险业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共九章,具体结构设计如下:第一章:整理国内外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现状,总结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争议、成因、传染机制、评估、监管方面的最新研究前沿与成果,总体上掌握国内外关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状况,分析现阶段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意义,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目标。第二章:首先定义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特征区分了保险业系统风险的主导因素和贡献因素,并融合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特征与中国具体情况初步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潜在隐患;结合国际监管最新前沿动态以及推演定义了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从起因、传染以及影响机制等方面对三者比较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三者间的关联与区别。第三章:通过历史透视实践中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以历史上金融危机对国际、国内的保险业的影响为核心,探究保险业在这场危机中所面临的冲击;与此同时,总结历史上的重大保险危机,找出导致此类破产的影响机制,归纳危机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分析危机的结构性变化,厘清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从保险脆弱性这个维度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进行理论推演。第四章: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来源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一方面通过保险业务本质厘清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保险不良资产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这个维度也将增加保险体系的脆弱性。外生环境冲击则从保险危机这个视角进一步推进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的深思,探究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危机的关系,论证外生环境冲击导致的保险业危机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第五章:首先,以中国的金融环境为对象,重点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银保关联传染渠道。从理论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构建银保关联的直接与间接渠道;从实证测算了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关联性,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厘清保险业与银行业关联的内外作用机制,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其次,重点分析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再保险关联渠道。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总结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并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统计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评估我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金融市场以及保险证券、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以及金融恐慌导致的非接触性传染渠道。第六章:本章研究集中在通过度量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敞口与贡献,识别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保险公司,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从系统性风险敞口与贡献度衡量中国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实现了多角度评估,增强了评估结果的客观可信度。另一方面,通过面板模型实证识别影响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次要因素,并结合BP神经网络模拟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第七章:探究了现有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实践。首先阐述了系统性风险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接着围绕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实例,结合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挑战,评估各国的改革方案,在总结主要国家应对金融改革挑战经验的基础上,区分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模式,并以此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借鉴经验。在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经验总结基础上,总结国际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并就保险业监管框架的主要机构G20、FSB、IMF和IAIS做简明阐述。最后结合最新监管趋势,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第八章: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分析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接着,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站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视角下实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规划,在金融监管框架内进行合作和有效协调的前提下,提出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再者,更为具体地结合美国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SRR）,提出搭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最后,通过制度安排提出了未来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建议。第九章:总结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已有研究表明,现有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及监管的研究零零散散,缺乏针对性分析,系统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首次系统性的研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评估与监管,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以下创新:（1）创新了银保传染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内容:理论上,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与影响机制,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渠道识别银保关联的内生机制,构建银保关联的内生影响机制指标体系。实证上,首先以中国的具体金融环境为背景,区分“保险主导型”关联和“银行主导型”关联,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其次,首次从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两个维度研究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关联性,分别采用格兰杰因果模型衡量银保的整体关联性,Copula模型从动态非线性的角度衡量极端风险条件下银保的尾部关联性;再次,在关联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深度,一方面利用Spearman相关性识别了影响银保关联内生机制中的显着因素,一方面从影响银保关联的外生机制入手,分析不同金融环境（金融事件冲击）下银保之间的关联度,厘清我国特定金融环境对银保关联的作用机制,测算不同金融事件冲击对银保关联度的影响;最后,利用（35）Co Va R模型分年度、分金融事件冲击具体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2）创新了再保险传染机制研究视角:一方面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从风险转移的视角以及保险网络视角分析再保险风险传染过程,从再保险与保险的关联性总结了产生系统性风险可能性的三大原因;另一方面,提出国际最新前沿“影子保险”,目前国内关于“影子保险”的研究基本属于真空地带,本文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接着从影子保险面临再保险违约风险、赎回风险、母公司相关风险（系统性风险）以及互联性风险展开论述,提出“影子保险”作为再保险的一部分,存在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3）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与评估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已有研究尚未从存在性与根源视角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首先,本文以历史的保险危机实践厘清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结合理论推导了保险业的脆弱性,综合实践和理论推演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其次,从内生和外生两个维度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结合保险业务本质与保险不良资产论证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根源,并利用外生保险危机进一步推进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本文以中国的具体金融保险环境为基础,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证思路,从上市保险公司和非上市保险公司对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施了较为全面的风险识别、评估。（4）探索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思路:本文率先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监管体系应如何构建?每个司法管辖区必须考虑如何在管理机构之间划分责任,是否需要将监管责任合并?如何确保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沟通?）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宏观上提出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监管的“共赢”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微观上提出了中国保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以及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对完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双重逆向选择与证券监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双重逆向选择与证券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 2.5 简要评述 |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风险投资 |
| 3.1.2 新三板 |
| 3.1.3 企业价值 |
| 3.1.4 机制 |
| 3.1.5 溢出效应 |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 4.7 本章小结 |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内生性分析 |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 6.7 本章小结 |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4.6 内生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债务融资、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
| 1.3.2 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路径 |
| 1.3.3 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 |
| 1.3.4 债务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盈余质量 |
| 2.1.2 债务融资 |
| 2.1.3 资本配置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债务契约理论 |
| 2.2.4 会计盈余功用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2.1 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
| 3.2.2 产权性质、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3.3.2 主要变量定义 |
| 3.3.3 实证检验模型设定 |
| 3.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 |
| 3.4.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3.4.2 相关性检验 |
| 3.5 多元回归结果及分析 |
| 3.5.1 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回归分析 |
| 3.5.2 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3.5.3 盈余质量对投资过度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3.5.4 产权性质、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回归结果分析 |
| 3.5.5 产权性质、盈余质量与投资不足回归结果分析 |
| 3.5.6 产权性质、盈余质量与投资过度回归结果分析 |
| 3.6 稳健性检验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盈余质量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检验 |
| 4.1 引言 |
| 4.2 基于融资约束中介效应检验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及模型设定 |
| 4.2.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4.2.4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3 基于代理冲突中介效应检验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以及模型设定 |
| 4.3.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 基于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双重路径综合检验 |
| 4.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4.2 变量定义与实证模型设计 |
| 4.4.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债务融资比例、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的成因 |
| 5.2.2 债务融资比例与资本配置效率 |
| 5.2.3 债务融资比例与盈余质量 |
| 5.2.4 债务融资比例、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主要变量的选择 |
| 5.3.2 样本数据来源 |
| 5.3.3 研究模型设计 |
| 5.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5 多元回归分析 |
| 5.5.1 债务融资比例与资本配置效率检验结果分析 |
| 5.5.2 债务融资比例与投资不足检验结果分析 |
| 5.5.3 债务融资比例与投资过度检验结果分析 |
| 5.5.4 债务融资比例与盈余质量检验结果分析 |
| 5.5.5 债务融资比例、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检验结果分析 |
| 5.5.6 债务融资比例、盈余质量与投资不足检验结果分析 |
| 5.5.7 债务融资比例、盈余质量与投资过度检验结果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债务融资类型、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债务融资类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
| 6.2.2 债务融资类型与盈余质量 |
| 6.2.3 债务融资、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主要变量选择 |
| 6.3.2 样本数据来源 |
| 6.3.3 研究模型设计 |
| 6.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5 多元回归分析 |
| 6.5.1 债务融资类型与资本配置效率检验结果分析 |
| 6.5.2 债务融资类型与投资不足检验结果分析 |
| 6.5.3 债务融资类型与投资过度检验结果分析 |
| 6.5.4 债务融资类型与盈余质量检验结果分析 |
| 6.5.5 债务融资类型、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检验结果分析 |
| 6.5.6 债务融资类型、盈余质量与投资不足检验结果分析 |
| 6.5.7 债务融资类型、盈余质量与投资过度检验结果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2.1 基于政府监管视角的研究启示 |
| 7.2.2 基于上市公司视角的研究启示 |
| 7.2.3 基于债权人视角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石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4）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银行利差的决定因素 |
| 2.1.1 银行微观特征与银行利差 |
| 2.1.2 市场结构和宏观政策与银行利差 |
| 2.1.3 金融开放与银行利差 |
| 2.1.4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研究述评 |
| 2.2 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 |
| 2.2.1 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的影响 |
| 2.2.2 金融开放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
| 2.2.3 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述评 |
| 2.3 银行危机的影响因素 |
| 2.3.1 金融开放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2.3.2 其他因素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2.3.3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的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金融开放的特征事实 |
| 3.1 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 |
| 3.2 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历史进程 |
| 3.3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 3.4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
| 3.5 本章小结 |
| 4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与理论假说 |
| 4.1 银行自身因素影响银行风险的机制分析 |
| 4.1.1 资产负债错配与银行风险 |
| 4.1.2 货币错配与银行风险 |
| 4.1.3 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银行风险 |
| 4.1.4 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 |
| 4.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 |
| 4.2.1 利率自由化与银行风险 |
| 4.2.2 资本流动与银行风险 |
| 4.2.3 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风险 |
| 4.3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假说 |
| 4.3.1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理论假说 |
| 4.3.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假说:银行利差视角 |
| 4.4 本章小结 |
| 5 金融开放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实证检验 |
| 5.1 银行利差决定因素的理论模型 |
| 5.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实证设计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实证模型 |
| 5.3 金融开放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 5.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
| 6.1 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2 实证结果 |
| 6.2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7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跨国证据 |
| 7.1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跨国实证分析 |
| 7.1.1 实证设计 |
| 7.1.2 实证结果 |
| 7.1.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7.2 金融开放、银行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跨国的证据 |
| 7.2.1 实证研究设计 |
| 7.2.2 模型估计 |
| 7.2.3 稳健性分析 |
| 7.3 金融开放与宏观审慎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跨国实证 |
| 7.3.1 研究设计 |
| 7.3.2 实证结果 |
| 7.4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跨国实证 |
| 7.5 本章小结 |
| 8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危机的跨国实证研究 |
| 8.1 金融开放与存款保险制度影响银行危机的研究假说 |
| 8.1.1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 |
| 8.1.2 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 |
| 8.2 金融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实证设计 |
| 8.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8.2.2 实证模型 |
| 8.2.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8.3 金融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实证结果 |
| 8.3.1 实证结果分析 |
| 8.3.2 内生性检验 |
| 8.3.3 稳健性检验 |
| 8.4 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8.4.1 总资产与总负债 |
| 8.4.2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外商直接投资 |
| 8.4.3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债务 |
| 8.4.4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证券投资组合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启示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信息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信息概念的基本理论 |
| 一、信息概念的词源 |
| 二、信息的法学意蕴 |
| 三、信息活动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信息的关联性 |
|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类型化 |
|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生成与扩散 |
|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中的信息约束 |
| 四、互联网金融风险应对:信息工具的综合应用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网络分析 |
| 一、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理论 |
| 二、社会网络中的互联网金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溯源 |
| 一、互联网金融规制面临的新挑战 |
| 二、公权主导型互联网金融规制及其局限性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引入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理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则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具体方法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金融法“三足定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比较 |
| 一、实施成本单项比较 |
| 二、两种规制路径的比较优势与匹配领域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若干概念的澄清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与规范体系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一、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与信息披露 |
| 二、现实审视: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制度框架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的成本收益与结构优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的声誉机制 |
| 一、声誉机制的作用原理与比较优势 |
| 二、声誉机制的生效要件 |
| 三、互联网金融声誉机制的实例研究:以P2P网络借贷为例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评级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制度定位 |
|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功能审视与反思 |
| 三、P2P网贷平台评级功能的重塑 |
| 第五节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
| 一、风险信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与行为偏差 |
|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双重面向 |
|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实践展开 |
| 第六节 互联网金融的悬赏举报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逻辑 |
| 二、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中的法律关系 |
| 三、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构造及其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作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匹配性 |
| 一、互联网金融的规制场景 |
| 二、信息工具的强度 |
| 三、信息规制的成本和收益 |
| 四、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行框架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组合运用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必要性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方法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实际运作的考察:以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反思为例 |
| 一、案例扫描: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回顾与效果评估 |
| 二、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运行逻辑 |
| 三、信息规制进路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补充与修正 |
| 四、结语与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为何需要合作模式 |
| 一、规制优势互补性 |
| 二、有利于多元主体协同以改善规制体系 |
| 三、试验性治理给予互联网金融创新更大的空间 |
| 第二节 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与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一、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 |
| 二、合作模式中的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第三节 合作模式的解释路径 |
| 一、合作规制模式的基本原理 |
| 二、合作规制模式在互联网金融业态中的具体解释 |
| 第四节 合作模式的未来展望 |
| 一、采用智慧型合作规制,实现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结合 |
| 二、借鉴“监管沙盒”经验,创设一个包容性的规制空间 |
| 三、“行政指引”+“自律规制”+“自愿合规”的多元协同路径 |
| 四、提升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信息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信息规制可能走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的变迁 |
| 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概念 |
| 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界分 |
| 三、金融科技对创新理论的拓展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中的科技元素嵌入 |
| 一、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路径 |
| 二、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优势 |
| 三、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风险及其化解 |
| 第三节 金融科技信息规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表征形式 |
|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 |
|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6）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有关商业银行稳定的界定 |
| 2.2 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银行稳定性的相关研究 |
| 2.2.1 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银行稳定性 |
| 2.2.2 信贷资产证券化不利于提高银行稳定性 |
| 2.2.3 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尚不明确 |
| 2.3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分析 |
| 3.1 信贷资产证券化及其基本原理 |
| 3.1.1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内涵 |
| 3.1.2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原理 |
| 3.2 信贷资产证券化提升银行稳定性的机制 |
| 3.2.1 风险重组、转移与分担机制 |
| 3.2.2 流动性改善机制 |
| 3.3 信贷资产证券化降低银行稳定性的机制 |
| 3.3.1 风险回流或未有效转移 |
| 3.3.2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
| 3.3.3 信贷盲目扩张 |
| 3.4 商业银行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担任的角色及意义 |
| 4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的现实考察 |
| 4.1 新常态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
| 4.1.1 缓解流动性不足 |
| 4.1.2 增强风险管理能力 |
| 4.1.3 提升实体经济效率 |
| 4.2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 |
| 4.2.1 小“试”锋芒 |
| 4.2.2 浅尝辄止 |
| 4.2.3 步入正轨 |
| 4.2.4 稳中求进 |
| 4.3 当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现状与特点 |
| 4.3.1 主体多元化与集中度上升并存 |
| 4.3.2 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与分化现象并行 |
| 4.3.3 发行利率随市场波动 |
| 4.3.4 二级市场流动性仍处于较低水平 |
| 4.4 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稳定性影响的现实分析 |
| 5 信贷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1 对银行个体稳定性的度量 |
| 5.1.2 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度量 |
| 5.1.3 其他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实证研究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关于商业银行性质的进一步讨论 |
| 5.4 研究结论 |
| 6 基于建设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案例研究 |
| 6.1 建行及其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总体发展情况 |
| 6.2 建元2008-1重整资产证券化信托案例研究 |
| 6.2.1 案例简介 |
| 6.2.2 项目设计分析 |
| 6.2.3 对银行稳定性产生的影响 |
| 6.3 建鑫2018-2不良资产支持证券案例研究 |
| 6.3.1 案例简介 |
| 6.3.2 项目设计分析 |
| 6.3.3 对银行稳定性产生的影响 |
| 6.4 案例总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关于优化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建议 |
| 7.2.1 商业银行层面 |
| 7.2.2 政府层面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7）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发现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问询监管的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演进 |
| 一、美国SEC问询函的制度概要 |
| 二、澳大利亚交易所的问询制度 |
| 三、中国问询监管的制度概要 |
| 第二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比较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管制理论的研究 |
| 一、政府管制的重要性 |
| 二、政府管制的产权分析 |
| 三、政府管制的经济后果 |
| 第二节 问询监管的研究 |
| 一、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 |
| 二、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 |
| 第三节 过度投资的研究 |
| 一、过度投资的形成动因 |
| 二、过度投资的经济后果 |
| 三、过度投资的监管治理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四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分析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综合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二、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五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二、问询监管、信息不对称与公司过度投资 |
| 三、问询监管、代理问题与公司过度投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检验 |
| 二、信息不对称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三、代理问题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内生性控制 |
| 二、过度投资的替代变量检验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四、问询力度的检验 |
| 五、考虑公司治理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六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二、重新定义企业集团成员公司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七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8）投资者结构转型、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与证券市场信息环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探究金融市场的信息集聚功能:理性预期理论 |
| 1.1.2 我国投资者结构的特殊性:个人投资者为主,机构相对不足 |
| 1.1.3 特殊投资者结构下的市场信息环境问题:定价效率与流动性 |
| 1.1.4 特殊投资者结构下改善市场信息环境的潜在政策路径 |
| 1.2 相关文献评述 |
| 1.2.1 理性预期理论与市场信息环境:定价效率与流动性 |
| 1.2.2 私人信息对市场的影响:来自实证文献的证据 |
| 1.2.3 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功能:从波动率到市场信息环境 |
| 1.2.4 个人投资者与证券市场波动 |
| 1.2.5 理性预期框架下的衍生品市场 |
| 1.2.6 金融市场中的政府干预理论 |
| 1.2.7 关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实证文献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现有研究不足与本文创新点 第2章 金融市场中的信息摩擦:本文理论框架与符号体系 |
| 2.1 简单的理性预期模型 |
| 2.1.1 信息交易与噪音交易 |
| 2.1.2 模型基本设定 |
| 2.2 不存在噪音交易者的情形:瓦尔拉斯均衡 |
| 2.3 噪音交易者与理性预期均衡 |
| 2.3.1 噪音交易者 |
| 2.3.2 交易者的信息异质性 |
| 2.4 理性预期模型与市场信息环境:定价效率与流动性 |
| 2.4.1 定价效率 |
| 2.4.2 流动性 |
| 2.5 投资者结构与信息结构 |
| 2.5.1 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私人信息 |
| 2.5.2 本文信息结构设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第3章 投资者结构转型与证券市场信息环境 |
| 3.1 本章研究背景与研究框架 |
| 3.2 模型设定 |
| 3.2.1 基本假设 |
| 3.2.2 信息结构 |
| 3.3 理性预期均衡 |
| 3.3.1 投资者效用最大化 |
| 3.3.2 市场出清 |
| 3.3.3 均衡的存在性与唯一性 |
| 3.4 机构交易规模与市场信息环境:理论分析 |
| 3.4.1 定价效率 |
| 3.4.2 市场流动性 |
| 3.5 机构交易规模与市场信息环境:实证分析 |
| 3.5.1 研究设计、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
| 3.5.2 实证结果 |
| 3.6 机构交易规模、市场信息环境与投资者保护 |
| 3.7 本章小结 第4章 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与证券市场信息环境 |
| 4.1 本章研究背景与研究框架 |
| 4.1.1 研究背景 |
| 4.1.2 研究框架 |
| 4.2 模型设定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市场结构与政策干预 |
| 4.2.3 资产收益结构及其现实依据 |
| 4.2.4 信息结构 |
| 4.3 均衡求解,信息通道和市场环境 |
| 4.3.1 均衡价格 |
| 4.3.2 信息通道 |
| 4.3.3 对冲与投机 |
| 4.4 衍生品市场规模与标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 |
| 4.4.1 定价效率 |
| 4.4.2 市场流动性 |
| 4.4.3 投资者结构、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与标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 |
| 4.5 投资者福利 |
| 4.6 对模型含义和结论的进一步讨论 |
| 4.6.1 理论假设与中国现实 |
| 4.6.2 衍生证券市场管制的必要性和内在矛盾 |
| 4.6.3 投资者结构转型与金融衍生品市场开放的内在逻辑 |
| 4.7 命题证明 |
| 命题4.1 |
| 引理4.1 |
| 命题4.2 |
| 命题4.3 |
| 命题4.4 |
| 4.8 本章小结 第5章 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与证券市场信息环境——基于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与交易管制事件的实证研究 |
| 5.1 本章研究背景 |
| 5.2 研究设计、数据与指标选取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样本区间与干预事件 |
| 5.2.3 指标选取 |
| 5.3 股指期货上市与交易管制对成分股定价效率的影响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样本匹配 |
| 5.3.3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5.3.4 实证结果 |
| 5.4 股指期货上市与交易管制对成分股流动性的影响 |
| 5.5 本章实证结果与第4章理论分析的内在联系 |
| 5.5.1 不同市场环境条件下股指期货市场规模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
| 5.5.2 期货交易管制导致市场流动性降低的作用机制检验 |
| 5.6 进一步讨论 |
| 5.6.1 基于滞后收益和因子模型重新计算股价非同步性指标 |
| 5.6.2 沪深300期货上市及交易管制与收益—利润敏感度 |
| 5.6.3 股指期货交易管制与同期国家股市干预政策 |
| 5.6.4 本章结论与同类文献的比较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5.8 本章附录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逆向选择理论 |
| 二、金融中介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贷款客户关系理论 |
| 五、贷款勉强理论 |
| 六、贷款竞争理论 |
| 第二节 信贷资产证券化简介 |
|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概念 |
|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功能 |
|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逆向选择的衡量指标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样本选取与变量说明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说明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系统广义矩估计 |
| 三、序列自相关检验 |
| 四、萨甘检验 |
| 五、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内容 |
| 0.3.1 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研究范畴 |
| 0.3.4 研究框架 |
| 0.4 创新点与不足 |
| 0.4.1 创新点 |
| 0.4.2 不足点 |
| 1.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文献综述 |
| 1.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认识 |
| 1.1.1 保险业是系统性风险的受害者还是主导者 |
| 1.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争议 |
| 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成因 |
| 1.2.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导因素(primary indicators) |
| 1.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因素(contributing indicators) |
| 1.2.3 金融市场参与度 |
| 1.2.4 自然与人为灾难 |
| 1.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1.3.1 保险业与再保险的风险传染 |
| 1.3.2 保险业与银行业的风险传染 |
| 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1.4.1 系统性风险评估方法 |
| 1.4.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应用 |
| 1.5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1.5.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制度演变 |
| 1.5.2 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颁布 |
| 1.5.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发展与争议 |
| 1.6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综述 |
| 1.7 文献总结及述评 |
| 2.研究术语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术语界定 |
| 2.1.1 系统性风险 |
| 2.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 |
| 2.1.3 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 |
| 2.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脆弱性 |
| 2.2.2 信息不对称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
| 2.2.5 金融监管理论 |
| 2.3 小结 |
| 3.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 |
| 3.1 实践中的存在性——历史的透视 |
| 3.1.1 国际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现 |
| 3.1.2 中国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征 |
| 3.1.3 保险公司破产危机典型案例 |
| 3.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深剖 |
| 3.2 理论上的存在性——脆弱性视角 |
| 3.2.1 信息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2 委托代理与保险脆弱性 |
| 3.2.3 税收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4 合约的不完全性与保险脆弱性 |
| 3.2.5 宏观金融冲击与保险脆弱性 |
| 3.3 小结 |
| 4.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 保险业内生的金融不稳定 |
| 4.1.1 保险业务本质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2 保险不良资产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2 保险危机的外生环境冲击 |
| 4.2.1 共谋与保险危机 |
| 4.2.2 利率与保险危机 |
| 4.2.3 侵权与保险危机 |
| 4.3 小结 |
| 5.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5.1 银保关联传染渠道 |
| 5.1.1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理论推演 |
| 5.1.2 银保关联性及影响机制——实证测算 |
| 5.1.3 银保溢出效应度量 |
| 5.2 再保险关联传染渠道 |
| 5.2.1 再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2.2 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测算 |
| 5.2.3 “影子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3 金融市场关联传染渠道 |
| 5.3.1 保险公司购买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3.2 保险公司出售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非接触传染渠道 |
| 5.4.1 保险证券传染 |
| 5.4.2 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传染 |
| 5.4.3 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传染 |
| 5.4.4 金融恐慌传染 |
| 5.5 小结 |
| 6.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6.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模型设定 |
| 6.1.1 MES模型 |
| 6.1.2 SRISK模型 |
| 6.1.3 GARCH-CoVa R模型 |
| 6.1.4 面板模型 |
| 6.1.5 BP神经网络 |
| 6.2 上市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2.1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敞口测算 |
| 6.2.2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测算 |
| 6.3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 |
| 6.4 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5 小结 |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与实践 |
| 7.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 |
| 7.1.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挑战 |
| 7.1.2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实例 |
| 7.1.3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评估 |
| 7.1.4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启示 |
| 7.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 |
| 7.2.1 全球金融监管框架 |
| 7.2.2 20 国集团(G20)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3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5 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IAIS)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 |
| 7.3.1 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7.3.2 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区别 |
| 7.3.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选择 |
| 7.3.4 宏观审慎政策挑战 |
| 7.4 小结 |
| 8.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对策思路 |
| 8.1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 |
| 8.1.1 保险危机防范与控制的理论必要性 |
| 8.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实践必要性 |
| 8.2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 |
| 8.2.1 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 |
| 8.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 |
| 8.2.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 |
| 8.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制度安排 |
| 8.3.1 “双管齐下”的监管思路 |
| 8.3.2 筑牢银保混业监管“防火墙”体系 |
| 8.3.3 重视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评估 |
| 8.3.4 加强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 |
| 8.3.5 推进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 |
| 8.4 小结 |
| 9.结论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双重逆向选择与证券监管（论文参考文献）
- [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债务融资、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D]. 李庆德. 石河子大学, 2021(02)
- [4]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D]. 程孝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3)
- [5]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D]. 唐士亚.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6]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的研究[D]. 刘美君. 浙江大学, 2020(02)
- [7]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D]. 耀友福.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8]投资者结构转型、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与证券市场信息环境[D]. 张原野. 山东大学, 2019(02)
- [9]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实证分析[D]. 王宏宇.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D]. 朱衡.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