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明专制”与君主专制(论文文献综述)
翁有为[1](2020)在《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文中研究说明学界对于梁启超政治思想重点关注的是他的"开明专制"论和他的民主思想,即"立"的方面的研究;而对他"破"的方面即其长期对专制体制的批判乃至坚决否定的历史面相,研究还十分薄弱。通过研究发现,梁启超大致从早年流亡日本明确提出"专制"这一概念到五四时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长期政治活动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专制思想及其行为基本上是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个别时期其表现有所波动,然"变"只是策略,不变的,则是反对专制这一思想主线。梁氏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潮流中,比较清晰而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国家体制症结、改革的主攻方向、国家与社会及国民的关系等,酝酿着如何突破近代中国面临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变交汇变革的瓶颈口。这在中国近代的反专制思想发展乃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都是极具鲜明个性和时代特色的思想探索。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不仅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产生过重大推动力和影响力,而且他的这一思想对中共成立前后的思想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吕希[2](2020)在《论《新民丛报》对清末立宪思想发展的影响》文中指出《新民丛报》是由梁启超创办的影响力最大的报刊,对清末立宪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甲午战后,新知识群体兴起,国内报业迅速发展,《新民丛报》的创刊为立宪思想的宣传提供了重要的舆论阵地。《新民丛报》与《民报》双方围绕着立宪思想的理论学说、立宪所需的“国民程度”以及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能否并行这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战,这场论战不但引发了立宪派对于立宪思想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也使立宪思想通过论战得到了发展与完善,促进了立宪舆论的高涨。《新民丛报》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启迪了民智,提高了“国民程度”,对清末立宪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刘新利[3](2018)在《德国的开明专制及其社会影响》文中研究说明17世纪中期,德意志历史进入君主专制时期。与英法等国不同,德意志不是在帝国层面上实行专制,而是以邦国为发展单位;其特色主要表现在含有宗教宽容的邦君精神专制和包括地方分权的邦君王朝专制。在这样的前提下,18世纪中期,德意志历史进入开明(或启蒙)专制时期。以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君主为代表,专制邦君既要等级合议又要集权专断,既要为平民谋福利又要维护贵族权益,因而动摇了封建社会统治与被统治的阶层结构,动摇了中世纪社会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本质,为德国近代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
邓华莹[4](2018)在《清季革命论战中的“国体”“政体”争议》文中认为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前后,汪精卫、梁启超围绕伸张民权是否需先推翻清政府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基于君权必然阻碍民权的判断,汪精卫反对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及君主立宪的主张,提出只有先变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才能实现专制政体到立宪政体的转型。对此,杨度等立宪派留日学生纷纷取舍调适各种"国体""政体"区分学说加以反驳,通过消解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在民权程度上的差异,阐论不变"国体"变"政体"或变"国体"而不废君主。立宪派激进人士与革命党虽在"国体""政体"问题上见解不一乃至针锋相对,却在论争中达成了发达民权的共识。
邓深[5](2017)在《“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试析维兰德小说《金镜》(第二版)的“宫廷谈话”情节》文中研究说明德国作家维兰德的小说《金镜》(第一版1772/第二版1794)所探讨的核心政治问题之一是作为18世纪下半叶欧洲范围内重要历史事件的"开明专制"运动。本文聚焦于《金镜》第二版的"宫廷谈话"情节,经分析认为:该情节中的叙事情境文学化地演示出了18世纪、尤其是"开明专制"时期欧洲/德国的启蒙运动与君主专制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维兰德借该情节中哲学家与君主人物的视角,批判性地探讨了建构于该情节中的启蒙理性对专制权力的"规劝"模式的实践效果;该情节对"开明专制"内在矛盾性的鲜明的文学化演示,折射出维兰德在18世纪末期对于"开明专制"运动的一种明确的质疑与反思立场,这一立场不仅仅体现于小说结尾,而是贯穿于该情节的始终。
邹小站[6](2017)在《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文中提出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治出现了种种问题,招致人们的批评。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利用此种批评,称共和制易造成内乱,不适合中国,而君主制则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利于秩序的恢复与立宪政治的建立。由此引发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目,扞卫了共和民主的价值,并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能给予理解,对中国建立共和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桑兵[7](2017)在《清季“革”、“保”论战与共和观念的演进》文中研究说明以"共和"为中心考查清季《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可以进一步把握当时的学理以及双方论争的意涵。在清廷有意变政和朝野关于国体政体选择莫衷一是的情势下,《民报》旗帜宣明地主张民权立宪政体,不仅与古代的共和相区分,而且避免与共和专制相牵混,防止造成立宪与共和为政体演进不同阶段的假象。而从鼓吹共和一步退到开明专制的梁启超,依据波伦哈克的理论,根本否认中国国民具备共和资格,希望由开明专制养成。其纯由逻辑推理论辩,无法绕过清廷不愿开明革新的现实,不战而败。
覃亢节[8](2017)在《晚清民初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诸方面皆是如此。德国亦不例外,1871年,德意志联邦完成了统一,德国正式诞生,此后,中德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德国的关注度颇高,对于德国的国家形象、与德国相关的重要政治事件或是德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等,中国人多会关注并加以分析评论,是为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近代中国关注德国的人群中,不仅包括李鸿章、张之洞等政界要员,张德彝、刘锡鸿等外交使节,梁启超、章太炎等学界精英,孙中山、宋教仁等政治精英,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中小知识分子、报刊记者、杂志编辑等,也在关注着德国,并把自己对德国的看法或评论写成文字,供知识界讨论,供政府参考。当然,中国人评论德国,其目的还是在于试图从德国寻找可供中国汲取、借鉴的经验,故而,基于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产生了诸多影响,其包含思想层面的影响与物质层面的影响两方面,对于物质层面的影响,前人研究颇多,本文主要以研究思想层面的影响为主。本文以18701920年间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即研究从普法战争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以及基于这些认知而产生的思想层面的影响。论文分为三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从普法战争到德占胶州”。基于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优异表现,诸多中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战胜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主要是因为其军备优越,故而,中国应该大力引进德国军备,这样的观点声援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洋务派。当然,较之于同时代之人,早期维新知识分子王韬对德国的看法更加全面、深刻,他看到了德国强大军事力量背后优越的政治、军事制度。除了王韬之外,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着名外交使臣张德彝以及《申报》学人也对该战争有自己的见解。19世纪80年代,中德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人把德国当作良师益友,师法于德国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德认知的主流。刘锡鸿、李凤苞等驻德公使提倡从军事上学习德国;外交使臣张德彝在其大作《五述奇》中详细介绍了德国诸方面的情况;而以郑观应、薛福成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则是希望中国全面学习德国,包括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中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急转直下,知识界大力谴责德国,但同时却苦于实力不足,不敢主张对德国宣战,而且,知识界认识到,德国占领胶州,乃是蓄谋已久,并非是教士被杀使然,德占胶州事件开启了列强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的先例,将会引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故而,中国必须改革维新,方可避免亡国之祸。“第二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因素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这一时期,是中国知识界相当活跃的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纷纷汲取外国的经验,为中国之未来献言献策。康有为对德国素有好感,而1904年的德国之行,使得康氏对德国之好感进一步加深,他认定德国的君主立宪制较之于法国的民主共和制更加适合中国,因此,康氏坚决主张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一度对民主共和抱有好感,但当他阅读了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与波仑哈克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分析之后,改变了其固有主张,转而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开明专制。杨度在俾斯麦“铁血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金铁主义”说。除此之外,在“民族主义”话语形成过程中,德国因素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先是德国的单一民族建国方式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后来,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再次启发了梁启超,使得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论,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三章、欧战期间知识界对德国的认知及影响”。欧战爆发之后,中国知识界分析了德国挑起欧战的原因,认为德国之所以挑起欧战,有其思想根源,具体而言,乃是大日耳曼主义、军国主义、进化论思想使然;有其经济根源,是为了本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有其现实根源,德国长期以来同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欧战前期,基于德国在战场上的优势,知识界承认德国的优势并分析德国取得优势的原因,乃是基于其军国主义,对于德国的军国主义,知识界赞扬者较多,而理性分析者亦有之,在分析德国军国主义的同时,知识界也提出了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思考。除此之外,知识界还对战事未来走向进行预测,绝大多数论者的分析较为客观,并不因为德国前期占优便认为德国能取得最终胜利。欧战中后期,知识界分析评论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讨论了中国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的问题。欧战结束后,知识界为德国的战败而欢呼,认为这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同时也反思德国的军国主义与强权政治,先前对军国主义的赞扬荡然无存,代之以对军国主义的愤怒声讨与谴责。另外,知识界还对德国战后的走向进行预测,有人认为德国将洗心革面,抛弃军国主义,有人则是认为德国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窥见,在晚清民初这一时段内,中国人对德国的关注度是很高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评价之中亦有不少真知灼见,这体现了先辈们的智慧。基于对德国的认知,产生了不少重要影响,进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另外,中国人关注德国、思考德国问题的落脚点仍在中国,任何对于德国的分析评价,都是围绕着如何能使中国富强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因此,救亡图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主旋律,它始终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知识界的核心任务。
张昭军[9](2016)在《“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文中指出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论,梁启超主张中国古代专制说,系不加反省地全然接受外来学说;钱穆反对"专制说",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无论梁、钱,他们在主张或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时,均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注意结合中国的历史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依附"没有多少关系。梁启超对中国古代专制特点的概括和分析,对专制理论的运用和解释,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而非被动行为。钱穆从人文的角度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戳中了"专制说"的一些矛盾之处,显示了与社会科学治史不同的理路。而他提出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首先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寻得的答案,而不可简单视作"科学考订"的产物。
邓深[10](2016)在《制度侨易的“变”与“常”——从维兰德小说《金镜》谈起》文中研究指明文章尝试从十八世纪德国作家维兰德的小说《金镜》出发,通过凸显这部小说所关联的跨文化语境下"制度侨易"现象中的"变化"与"不变"之维度,为"制度侨易"的理论概念提供文学世界与历史现实中的例证。经过分析,文章认为:"亲耕"仪式于十八世纪由中国至欧洲的"制度侨易",其"变化"维度体现为这一制度所承载的重农主义思想其本质上的现代意义,其"不变"维度则体现为这一制度始终具有的"政治演示"属性;此二者即可视为这一"制度侨易"现象中的"变"与"常"。
二、“开明专制”与君主专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明专制”与君主专制(论文提纲范文)
(1)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论文提纲范文)
一、对中国专制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与批判 |
二、从“新民说”到“开明专制论” |
三、反专制体制是其思想主线 |
四、关于梁氏反专制问题的讨论 |
(2)论《新民丛报》对清末立宪思想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 |
第一章 《新民丛报》的创刊背景与办报宗旨 |
第一节 《新民丛报》的创刊背景 |
一、甲午战争后的中国 |
二、《清议报》——立宪思想的诞生 |
第二节 《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 |
一、梁启超的办报思想 |
二、《新民丛报》的主创群体分析 |
三、《新民丛报》中的“民权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立宪思想在《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中的发展 |
第一节 立宪派与革命派学理上的论战 |
一、伯伦知理与波伦哈克的学说 |
二、梁启超对于卢梭“民约论”的否定 |
三、革命派的“国家人格说” |
第二节 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的“国民程度”问题 |
一、立宪需要何种程度的国民 |
二、中国国民是否具备“共和国国民资格” |
三、如何提高“国民程度” |
第三节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能否并行 |
一、种族革命与立宪的因果关系 |
二、论“排满”的合理性 |
三、革命是否会生内乱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民丛报》对清末立宪思想传播的意义 |
第一节 《新民丛报》的社会影响 |
一、《新民丛报》的受众群体分析 |
二、《新民丛报》促进立宪舆论高涨 |
三、《新民丛报》对社会风俗的改良 |
第二节 《新民丛报》的思想启蒙 |
一、《新民丛报》推动西学传播 |
二、《新民丛报》中的“法治思想” |
三、《新民丛报》的“开民智”功效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德国的开明专制及其社会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一、德国特色的君主专制 |
二、专制君主的开明措施 |
三、开明措施的社会影响 |
(4)清季革命论战中的“国体”“政体”争议(论文提纲范文)
一、汪、梁激辩:改“政体”须先变“国体” |
二、杨度、熊范舆反驳:不变“国体”变“政体” |
三、众声附和:歧见迭出的“国体”“政体” |
结语 |
(5)“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试析维兰德小说《金镜》(第二版)的“宫廷谈话”情节(论文提纲范文)
一、“宫廷谈话”情节的现实指涉意义 |
二、“宫廷谈话”情节的人物视角特点 |
三、“宫廷谈话”情节之结局:“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性 |
(7)清季“革”、“保”论战与共和观念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一、众说纷纭的选择 |
二、大论战的前哨战 |
三、民权立宪政体 |
四、胜负分明的结局 |
(8)晚清民初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意义及相关概念界定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几个关键词的界定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一、中德关系史研究回眸 |
二、“中国人之德国观”研究及其不足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从普法战争到德占胶州 |
第一节 中国人眼中的普法战争 |
一、王韬、郑观应与张德彝眼中的普法战争 |
二、《申报》对普法战争的译介及评论 |
第二节 19世纪70至 90 年代中国人的师德观 |
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驻德公使的德国观 |
二、全面介绍德国——张德彝与《五述奇》 |
三、全面学习德国——早期维新派的德国观 |
第三节 中国人对“德占胶州”事件的舆论反响 |
一、谴责德国的侵略暴行 |
二、讨论对德国和战问题 |
三、揭露德国阴谋与野心 |
四、呼吁中国改革以图强 |
第二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
第一节 知识界对德国政治制度、学说的认知及其影响 |
一、康有为对德国的崇拜与仿效 |
二、梁启超对伯伦知理、波仑哈克学说的吸纳与受容 |
三、杨度的“金铁主义”说 |
四、康、梁、杨三人对德国政治认知的合离 |
第二节 德国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构建中的作用 |
一、从“种族”、“宗族”到“国族”——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 |
二、知识界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初步构建 |
三、知识界围绕民族建国问题的争论 |
四、“五族共和”论的确立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
第三章 欧战期间知识界对德认知及影响 |
第一节 德国缘何挑起战争 |
一、思想根源:大日耳曼主义、军国主义与进化论思想 |
二、经济根源:资本主义发展之必须 |
三、现实问题:德国与其它国家的矛盾 |
第二节 欧战前期知识界对德国的认知 |
一、对德国前期战局的分析 |
二、对未来战事走向的预测 |
三、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论说 |
四、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思考 |
第三节 欧战中后期知识界对德国的思考 |
一、对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评论 |
二、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的议论 |
三、对德国后期境况的分析 |
四、对军国主义的反思 |
第四节 欧战结束后知识界对德国的评论 |
一、对德国战败之意义的认知 |
二、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声讨与反思 |
三、对德国强权政治的批判与思考 |
四、对德国战败原因的探析 |
五、对德国战后境况的认知及未来走向的预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国专制说”来到中国 |
二、梁启超的“中国式专制” |
三、钱穆的“中国式民主” |
(一)钱穆的出发点 |
(二)从中国文化的运势反驳“中国专制说” |
(三)从政学关系说明“中国式民主”的渊源和运作 |
第一,中国传统政治无宪法,无国会,但不乏客观标准和理性精神。 |
第二,士人受教于农村,代表民意,“士人政权”系“信托政权”。 |
第三,与“选贤与能”相承,中国传统政制采取“设官分职”,偏重于政府的职能和责任。 |
(四)一个历史主义角度的分析 |
四、小结 |
(10)制度侨易的“变”与“常”——从维兰德小说《金镜》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一、制度侨易之“变”:《金镜》、“亲耕”与重农主义思想 |
二、制度侨易之“常”:《金镜》、“亲耕”与“政治演示” |
四、“开明专制”与君主专制(论文参考文献)
- [1]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J]. 翁有为.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5)
- [2]论《新民丛报》对清末立宪思想发展的影响[D]. 吕希.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3]德国的开明专制及其社会影响[J]. 刘新利.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8(04)
- [4]清季革命论战中的“国体”“政体”争议[J]. 邓华莹. 社会科学战线, 2018(11)
- [5]“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试析维兰德小说《金镜》(第二版)的“宫廷谈话”情节[J]. 邓深. 国外文学, 2017(04)
- [6]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J]. 邹小站. 安徽史学, 2017(05)
- [7]清季“革”、“保”论战与共和观念的演进[J]. 桑兵. 浙江学刊, 2017(04)
- [8]晚清民初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考察[D]. 覃亢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9]“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J]. 张昭军. 近代史研究, 2016(03)
- [10]制度侨易的“变”与“常”——从维兰德小说《金镜》谈起[J]. 邓深.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