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源瓶颈（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吴媛媛[2]（2020）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结构变化的一个复合过程,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层面、多个尺度和多种途径,具有中介性、动态性、开放性、空间性和反馈性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逐渐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推进,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面临着未富先老、劳动力成本上升、城乡关系矛盾升级以及养老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对一些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以人口结构性迁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地域差异和城乡分异为主要切入点,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经济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以中介效应分析、非参数估计、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为研究手段,检验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阐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中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处于加速发展状态,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和“城乡倒置”特征。这与大规模具有年龄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人口迁移直接相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这种人口大规模结构性迁移的主要动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会进一步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正效应）”与“减速（负效应）”效应并存。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减速效应”,这种减速效应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加强,长期看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愈加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水平、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加速效应”,但这种“加速效应”是短期的和特定的。（3）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特征,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系数的提高,超过特定的门槛值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二是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和空间依赖性,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即人口老龄化在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显着,老龄化越严重的区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的下降幅度越大,越容易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东、中和东北地区的下降趋势较为突出,负向溢出效应显着,尤其是东北地区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对地区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的加速阶段,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正向影响下降幅度较城镇地区更加明显,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强。（5）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具有正反馈效应。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一方面减缓了城镇地区老龄化、为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愈发显着,进而减少了农村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减速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二是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三是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四是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五是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焦德文[3]（2020）在《中国大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逐渐由要素增长向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成为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核心,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丰富内涵,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伴随着经济增长,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经济差异扩大的问题也愈发严重。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生产和进步的基础,一直都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着较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结合前人研究和综合国情可以发现这种高速的增长是大量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带来的,这样的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实现显然是一种阻碍作用。当前各省及各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到底是怎样,其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技术为驱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多大,存在怎样的数量关系等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基于以上,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寻找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通过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分析解读以及对多位学者研究结果的借鉴,基于全国30个省市区（香港、澳门、台湾不在研究范围内,西藏数据缺失）、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及全国1990-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各研究区域和研究尺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进行估算,并结合经济增长率进行综合分析,衡量了各研究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要素投入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7年,各省和各区域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且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和全国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长5.923%、4.097%、4.130%、3.780%和4.197%。通过其分解值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增长,而效率变化指数贡献作用有限,甚至河南、湖南、广西、云南、青海和新疆的效率变化指数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表明当前对于要素利用效率改善不足,效率改进需要进一步提高。（2）对各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均资本存量增长率进行协整回归发现不同区域的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的数量关系,发现每单位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和全国带来0.8264、0.7370、0.7265、0.8016和0.8862单位的经济增长,而单位劳均资本存量增长则分别带来0.1889、0.2146、0.1799、0.1744和0.1385单位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也说明了未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性。（3）将各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要素投入增长,并分别计算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的仅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而其他省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小于50%。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和全国的研究期内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06%、35.45%、34.68%、36.41%和40.38%。说明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仍然是要素投入的增长,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限,带动能力不足。文章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利用VAR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两者的相关性,发现在研究期内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会促使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提升。最后根据文章的分析和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以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化,为一些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丁宇[4]（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马微[5]（2019）在《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提出经济新常态下,积极发挥金融改革的重要作用,扩大和优化金融等软件基础设施的供给,形成高效的金融体系和有效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结构,是从供给侧角度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连续四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并对金融行业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任务做出了总体部署。这为金融助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两者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然而现实是,一方面,中国当前金融运行总体是稳健的,但结构不合理问题仍然存在,金融市场制度尚不完善,直接融资占比偏低,银行间接融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同时金融风险大量集中于商业银行体系,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也成为制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瓶颈;另一方面,既有文献虽关注到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总量层面,鲜有研究从结构层面探讨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性。因此,金融结构如何深化改革,特别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如何有效聚焦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已成为助力中国产业结构成功转型的关键。由此,开展“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的金融结构研究”就成为当下乃至未来盘活中国经济整个一盘大棋的重要问题。本文紧密围绕金融结构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主题,按照“既有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历史演化—现状、趋势及问题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第一,对国内外相关既有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价,为本文的后续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演化规律的视角分析了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二是从产业资本形成、产业资源配置和产业技术进步三个维度探讨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回答了金融结构为什么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三是构建金融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揭示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四是从直接、间接和非线性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回答了金融结构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从而为后文影响效应的进一步检验奠定理论基础。第三,从历史变迁的视角,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依次剖析了不同阶段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化背景、基本特征及其变动方向。第四,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一是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三个层面出发,全面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现状,并结合实践中金融结构的动态演变,总结出中国金融结构的复杂化趋势;二是从三次产业分布、中小企业发展、技术创新水平和主导产业发展四个层面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结合实际中产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趋势;三是总结了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在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第五,构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7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是运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技术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地区差异;二是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中小企业成长、技术创新和主导产业发展三个层面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效应的存在性;三是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技术检验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揭示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规律、约束机制及地区差异等问题。第六,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前进态势,提出了金融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金融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体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并通过产业资本形成机制、产业资源配置机制和产业技术进步机制的三层递进机制,促进国民储蓄和资本积累,引导资金优化配置,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中国的金融结构经历了巨大变迁,初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竞争性银行业结构和复合型资本市场结构,且随着实践中金融结构的动态演变,呈现出交叉融合的复杂化趋势和显着的地区差异;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变迁,并基本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类型,但同时中国的产业发展还存在着第三产业占比过低,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地区分布不平衡,产业内部结构低端化等结构性问题。第三,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影响,一是无论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还是资本市场结构,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影响,且产业结构的升级受惯性影响表现出了延续性与累积性的特征;二是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竞争性银行业结构和复合型资本市场结构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三是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第四,金融结构能够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技术创新等产生中介效应,从而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一是融资结构层面,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确实是融资结构推动产业层次提升的一个重要影响路径;二是银行业结构层面,银行业集中度的提升确实会通过阻碍中小企业成长和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而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三是资本市场结构层面,资本市场结构通过助力中小企业成长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是成立的。第五,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联,且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初步构建了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的逻辑框架,不同于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总量层面,本文从结构层出发探讨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效应,厘清了与不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金融结构,进一步丰富了金融结构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较为深入地剖析了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理,本文从产业资本形成、产业资源配置和产业技术进步三个层面剖析了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回答了金融结构为什么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同时探究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间接和非线性影响路径,回答了金融结构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这对理论界深入认识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第三,弥补了传统金融结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代金融结构呈现出超越传统金融结构理论的复杂化特征,而现有金融结构理论研究并未体现这一内容,本文结合实践中金融结构的内生演变,系统阐述了现代金融结构交叉融合的复杂化趋势。第四,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不同于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本文在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对金融结构进行全景式衡量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直接、间接和非线性三个维度实证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无疑为该前沿研究领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证据。
宁波[6]（2019）在《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化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党的十九大给出了明确的方向:要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同时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报告还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都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那么,在实现区域协调过程中,产业的调整转变是否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迁对各个地区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是否一致?首先,本文从理论入手,对有关产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其次,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我国及三大区域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利用数据包络法计算各地区的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了解我国及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并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搜集了 1997年至2016年我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三大地区间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动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作用,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则不明确;第二,产业结构朝着合理方向的变动对三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均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这种正向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明显;第三,高技术产业比重对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大,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最后,本文提出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导向,实施针对性产业政策,加强产业区域合作,促进产业互动等对策建议。
郭小雪[7]（2019）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我国已摆脱短缺经济的基本特征。虽然我国GDP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但长期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代价高昂,中国经济面临着日趋上升的要素成本“地板”,与接近上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容量“天花板”的双重挤压,要素投入边际收益大幅收窄,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以往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应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制定经济政策、确定发展思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其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眼于此,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部署。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组成单元,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细胞,以城市为对象对全要素生产率展开研究,对于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现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文献来看,主要以国家和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测算中大多未考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得出的结果不能客观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研究则更为缺乏。因此,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的数据,以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研究目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并分解,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特征、收敛性、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几个方面,对总样本和分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和对比分析,以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差异性,为政府部门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首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综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内涵、测算方法、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概括本文的研究内容、基本思路以及所做的创新性研究。第一章为基础理论介绍。首先基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史作简要回顾,接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理论发展进行了归纳,最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为后文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为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描述性分析。首先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方法的原理进行了介绍,然后选取了包含资源投入和“非期望产出”的指标,基于CRS-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对我国275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分解为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基于测算分解的结果,从总样本、区域和城市规模分样本进行了时间演变分析和对比分析。第三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分析。首先对收敛理论和机制进行了介绍,然后分总样本和分样本进行α收敛检验和纳入空间因素的绝对β收敛,并进一步纳入“连续性”“滞后性”进行条件β收敛性检验。第四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基于理论层面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的机制进行分析,然后构建指标体系和空间动态SDM模型,以总样本和分样本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从短期、长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选择。首先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适宜性创新”模式与地区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接着通过建立门槛模型,从总样本和分样本论证“适宜性创新”模式的存在性。最后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与不足。通过以上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和技术指数总体均呈现增长趋势;东、中、西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效率方面,呈现出总体平稳趋势又有波动的特征;不同规模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效率方面,也为平稳波动态势。2、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技术水平的提升,效率增长幅度较小,已经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瓶颈。3、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和技术水平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间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整体呈略下降趋势,中部地区较为平稳,西部地区整体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小幅上升趋势,中型城市和小城市的效率水平小幅下降,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又表现出不同的波动特征。4、全国城市、三区域和四组不同规模城市均不存在α收敛;中西部城市、小型城市不存在绝对β收敛;在加入影响因素后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中西部城市、中型城市和小城市不存在条件β收敛;进一步加入时间和空间的滞后项的条件β收敛检验,总样本、区域样本和不同规模的城市样本均呈现条件β收敛。说明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和发展速度与经济基础和各影响因素有重要关系。5、科研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是当前推动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动力,基础设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阻碍作用。区域间、不同规模城市间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第一,人力资本水平是东部城市TFP增长的重要动力,却成为阻碍西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适用于特大城市当前的发展特征,起到了正向作用,却不适合其他城市的发展特点,第三,金融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提升了技术水平的同时可能降低效率,第四,经济发达的城市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等因素有一定程度上的“虹吸效应”。6、总体来看,我国存在“适宜性创新”模式,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促使自主型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三大区域的路径选择存在异质性,东部、中部采取自主型创新也较为符合地区要素禀赋特征,西部城市则更适宜模仿式创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应采用自主型创新模式,中型城市大体上来看应采用自主型创新模式,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制约中部城市“适宜性创新”的重要因素,小城市当前则更适合模仿式创新的模式。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一、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面,创新性地将水资源、电能源纳入资源投入框架,将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作为污染物纳入“非期望产出”,进一步提高了测算结果的精确度,也体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二、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中,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将空间和时间上的“滞后性”“连续性”特征纳入实证研究。一方面将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弥补了静态模型不能估计短期效应的缺陷,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三、在金融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标构建中,使用了动态因子分析方法（DFA）确定分项指标权重,与普通因子分析只能处理截面数据相比,加入了时间序列的分析结果,不仅能确保指标权重的客观性,也能全面地反映各分项指标的重要程度。四、本文在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特征和实证分析中,不仅考察了城市总样本的普遍性特征,又分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分别做了分析和对比分析,把握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异质性特征,为政策的精细化和因地制宜提供参考。
马建东[8]（2019）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文中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从3678亿元增长到82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但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与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始终存在,导致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加速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当前,在GDP增速普遍放缓、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投资效益加速递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形势下,走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势在必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承载着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经济重心西移、产业转型示范、优化城市和人口布局的重任。当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资源环境约束紧、脱贫攻坚任务重、经济转型困难多,经济社会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困难。查阅已有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文献资料,发现很少有专家学者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多是围绕经济发展质量概念、内涵、意义、测度方法和提升路径开展研究,或是对某个省份（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基于此,本文将中国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2006-2016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全面测度研究。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成果不仅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体系框架,填补了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方面的空白,还对现有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质量概念、指标体系设置、测度方法选择和时空差异分析技术等方面。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对策建议,有助于相关部门了解、掌握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现状、变化趋势、时空差异特征和驱动因子情况,可为制定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分析各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提出经济发展质量应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环境优美和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是指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需要的程度。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正统经济增长理论、西方非正统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框架,内容包括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七个方面。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基于样本数据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可得性等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特征,构建了由经济发展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安全性7个维度为一级指标及32项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正向指标21项、逆向指标11项,并对7个维度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考虑到权重设置在测度结果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对客观赋权和主观赋权常用的4种方法优缺点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最后根据研究对象特征选择加入时间变量的熵值法计算得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一级和二级指标权重。共享性、创新性、绿色性权重分别为0.1924、0.1923、0.1855,三个维度权重之和超过总权重的一半以上,说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将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第一动力,必须将保护生态环境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总体来看,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增长了73.68%。重庆、陕西经济发展质量整体高于其它10个省份,广西、贵州、新疆、吉林、宁夏等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虽基础较差,但年均增速相对较高。青海、西藏经济发展质量位居中国西部地区末尾。依据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值,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省份进行了聚类,从聚类结果看,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可分为高质量、中质量、较低质量和低质量四类。从经济发展质量各维度指数值,以及经济发展质量与各维度之间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维度稳步提升,尤其以重庆、陕西表现最为突出,与经济发展质量显着正相关。协调性维度虽起伏波动,但整体呈上升态势,综合指数从0.0043提高到0.0074,提高了72.1%,与经济发展质量正相关。绿色性维度指数除四川外,其余11省份均呈上升态势,但波动起伏大,说明部分省份在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上仍然不够到位,但随着各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绿色性维度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正相关特征。开放性维度指数在起伏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扩大经济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二者呈正相关特征。共享性维度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指数值从0.0081提高到0.0263,提高了224.7%,对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最强,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显着正相关。有效性维度指数起伏波动大,整体趋于下降,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相应降低,二者呈正相关。安全性维度指数在波动起伏中呈下降趋势,但在当前形势下,对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与经济发展质量呈正相关。利用锡尔系数、变异系数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虽不显着,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不同类型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差异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因此,在减小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组间差异的同时,更要关注不同层次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差距的缩小。利用jenks自然断裂法对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聚类分析。从聚类结果看,层次间差异大于层次内差异。从全域性和局域性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空间相关性,高高（HH）和低低（LL）特征显着。从冷热点分布情况看,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重庆、陕西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冷点区省份主要集中在青海、西藏等经济实力较弱省份,表现出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实力正相关特征。从标准差椭圆分布看,经济发展质量重心在重庆和陕西之间移动,但向重庆方向移动趋势更加明显,说明2006-2016年重庆市经济发展质量在中国西部地区最高,提升速度也更快。通过利用要素贡献弹性和要素贡献率两个指数全面分析7个一级指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和制约性。总体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共享性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主要推动力,绿色性、有效性、开放性、安全性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不够强,甚至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最后,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特征、时空差异规律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提出了推进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斯日吉模楞[9]（2019）在《自然资源约束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增长理论是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学者们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从古典经济学最初提出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劳动力到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提到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一系列要素被人们广泛认可。其中自然资源要素是最早被经济学家提及的经济增长基础,虽然在后来的经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没有纳入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被默认为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在主流经济学增长模型中,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而资源问题被演绎为生产成本问题,自然资源能够相互替代或被其它生产要素所代替,自然资源被当成外生变量。随着世界人口膨胀、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加剧,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已逐步成为整个人类的共识,自然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已成为近年经济研究中广受关注的话题。我国虽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但资源环境问题突显,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约束矛盾愈显突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我国存在较为突出的资源型地区转型问题。近年受资源储量锐减、国际能源价格走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驱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等因素影响,东北、内蒙古、山西、甘肃、新疆等资源型地区面临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经济转型难度大。内蒙古作为我国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其煤炭资源保有储量占全国的26.24%,居全国第一位,是具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地区。内蒙古通过煤炭资源的开采实现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煤炭资源的粗放式开采,水资源、土地资源等与煤炭资源开采活动相关的资源浪费问题突出,加之内蒙古水资源在地区、时程的分布上很不均匀,且与人口和耕地分布不相适应等特征,内蒙古经济增长受到了自然资源的不同约束。如何避免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以及自然资源约束,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资源型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从这些现象来看,厘清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效应,认识自然资源约束类型,探索自然资源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分析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对中国资源型地区面临的挑战,对我国资源型地区转型、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水资源缺乏和草原（耕地）面积最大三个特征具备一身的煤炭资源型地区——内蒙古为研究对象,以煤炭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为主要研究主题,从自然资源约束角度,构建自然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体系,分析自然资源承载力,评述不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状况,对自然资源约束影响经济增长机制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命题。在梳理不同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基础上,将自然资源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并实证研究不同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研究结论,寻求缓解资源型地区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自然资源约束途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对本文研究自然资源、经济增长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阐述,并梳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演进,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章）分析内蒙古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约束状况。通过构建自然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分析三种自然资源承载力及三种自然资源综合承载能力。同时结合内蒙古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利用实际情况,筛选相关指标,依据国际、国家和地方资源管理准则、行业标准或相关研究成果,划分红、橙、黄三级检测预警指标阈值区间,进行内蒙古自然资源承载力预警分析,发现内蒙古自然资源约束事实特征,为自然资源约束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研究提供现实依据。（第三章）研究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约束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分类考察自然资源约束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分别讨论不同自然资源总量限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综合考察自然资源约束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在梳理已有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提出四个命题,动态分析自然资源丰饶导致的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吸引和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型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路径,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实证分析自然资源约束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两部分,一是分类考察（第五章）。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要素投入,纳入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历年内蒙古各盟市面板数据,分别讨论三种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因总量有限导致的增长阻力大小,为探寻缓解资源约束的对策提供依据。二是综合考察（第六章）。本章主要通过检验第四章提出的命题,研究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导致的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吸引和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结构型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路径,对资源约束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为破解自然资源约束的对策提供依据。对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缓解长期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约束,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第七章）本文通过分析内蒙古自然资源承载力、自然资源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实证检验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类考察和综合考察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从自然资源承载力分析发现,内蒙古煤炭资源承载力从弱变强,总量限制短期约束不明显;水资源承载力处于较低水平,已成为经济增长“瓶颈”,从水资源承载力检测预警分析发现,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指标在大多数年份数据处在红色预警线以下水平,表示内蒙古人均水资源量严重缺乏,水资源紧缺,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指标大多数年份数据处在红色预警区间,表示内蒙古水资源污染严重;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从较低水平转变为中级承载能力水平,从土地资源承载力检测预警分析发现,无论是人均耕地面积还是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均未出现预警风险,其中,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呈逐年增加现象,表示土地资源投入从乡村转向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合理分配土地资源城乡投入,在满足农业安全生产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内蒙古生态用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从黄色预警阈值区间逐渐向橙色预警阈值区间靠近,反映内蒙古生态环境逐渐变差;煤炭、水、土地资源结构影响三种自然资源综合承载能力,从自然资源间相互作用来看,2000-2013年间内蒙古煤炭资源承载能力虽然低下,但是由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承载力相对煤炭资源较高,所以在三种自然资源综合影响下,2000-2013年三种自然资源综合承载力水平比煤炭资源承载力水平要高,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承载力拉高了资源综合承载力,2013-2016年间,虽然煤炭资源承载能力急剧上升,但是由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相对煤炭资源承载能力低,拉低了综合承载能力,2013-2016年间虽煤炭资源承载能力上升,但资源综合承载能力呈下降趋势。第二,从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分类考察发现,三种自然资源投入对产出的弹性为正,表示三种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即说明,资源利用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源型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背后是资源巨大消耗。同时,自然资源投入对产出的正弹性,即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自然资源的减少,如可耗竭资源的绝对减少和可再生资源的相对减少（可再生能力小于经济增长的需求）会导致产出的相应比例减少。资源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效应的原因主要是,资源数量（总量）是减少使得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减少,所以从长期来看,资源短缺最终将制约经济增长。从测算不同自然资源“增长阻力”发现,煤炭、水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增长阻力”大小分别为0.0169和0.0058;土地资源对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经济产生的“增长阻力”大小分别为0.0072和-0.0166。这既是经济体,尤其是资源型经济体都将面临的自然资源约束。但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技术进步、资源消耗率、再生率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的进步,使得资源开采过程中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能够缓解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自然资源约束程度。第三,从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综合考察发现,首先,由于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对丰富自然资源的开采会推动地区短期经济增长;其次,由于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优越和自然资源短期红利,对丰富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会吸引和控制经济增长要素,导致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分配结构不平衡,出现资源结构型约束,引起产业结构畸形,出现资源产业依赖现象;再次,自然资源产业依赖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核心投入要素,如对教育投资活动、科学技术投资活动、制造业产业、水资源依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减弱上述指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应有的推动作用,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依赖会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的同时加大物质资本投资,通过物质资本投资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同时,通过研究发现,内蒙古煤炭资源丰富而出现的煤炭资源产业依赖对水资源以及水资源环境和土地资源产生了显着的消极影响,并加大了水资源缺乏对土地资源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最后,自然资源产业依赖通过上述传导路径,最终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在探索资源型地区资源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路径过程中,本文着重考虑了政府行为对不同路径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行为会对教育投入活动、科学技术投入活动、制造业发展、水资源丰裕度和土地资源产生消极影响。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引入政府干预度指标与自然资源依赖指标的交乘项,发现在政府适度干预下,对自然资源的适度依赖有利于教育投入、科学技术投入、制造业产业发展、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丰裕度。这也反映了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资源型地区需要把资源型收益转向其他生产性资本,发挥自然资源优势,从自然资源中收益,成功避免自然资源诅咒现象,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了缓解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资源约束,实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1）科学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2）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3）产业多样化发展,避免自然资源产业依赖,突破自然资源约束;（4）制度创新,合理分配“资源红利”;（5）政府适度干预经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是目前国际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在这方面做了丰富的讨论,作者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扩展。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梳理已有相关自然资源承载力研究基础上,构建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四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内蒙古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状况。第二,结合内蒙古实际情况,在分析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对罗默（2001）模型土地资源不变假设进行扩展,分别测算了土地资源约束对内蒙古城市和乡村经济的增长阻力。第三,现有研究多从某一方面分析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如可耗竭资源开采对制造业、教育、投资以及储蓄等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忽视了自然资源开采活动与其他自然资源间的综合影响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结合内蒙古实际情况,认为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开采利用活动会吸引和控制经济增长要素,出现资源结构不平衡,对相关推动经济增长活动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依据“挤出效应”逻辑,提出假说命题,从动态角度探讨自然资源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在测算不同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力时,基于Nordhaus（1992）提出的“增长阻力”计算方法,对Romer（2001）模型进行扩展,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了资源约束。其中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均采用此方法分析自然资源增长阻力,放松假设条件,构建与现实情况更符合的理论模型是值得探索的方向。第二,在第六章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综合分析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可能存在遗漏因素。由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基础上主要考虑了技术创新能力、物质资本投资、煤炭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资源依赖度、制造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政府干预度等因素;未考虑政策、制度因素,这也是本文后续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三,本文将资源约束看作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变量,侧重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中的影响,未全面考虑技术创新、科技进步、制度、市场等要素共同作用时的区域经济增长演变过程,这也是本文进一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蔡海亚[10]（2019）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并举的政策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以高能耗和高排放作为代价,高能耗与低能效形成的叠加效应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大规模恶化。尤其是近年来雾霾污染肆意频发,严重威胁着社会经济的稳步运转和广大居民的身心健康。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阶段性的新特征,其中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现象尤为突出,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的地区其制造业也较为发达,反映了产业集聚并非是单一产业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汇聚的过程,而是伴随着相关产业的协同集聚。加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打造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为突破口,突破单一产业集聚视角的限制,并从产业关联视角和空间关联视角论述和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我国雾霾污染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同时也为我国破除产业棘轮效应和实现雾霾污染治理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测算和分解了雾霾污染强度的地区差异,并对其进行收敛性检验。本文指出:（1）雾霾污染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东部地区的泰尔指数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并且区内差异的贡献率远大于区间差异的贡献率,三大地区内部发展的非均衡是雾霾污染强度产生差异的主要动因;（2）从总体层面来看,雾霾污染强度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雾霾动态累积效应、能源效率、机动车辆、环境规制、城市供暖、城镇化水平等控制变量对雾霾污染强度的收敛具有显着影响;（3）从区域层面来看,三大地区存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但不同地区所呈现的收敛特征大相径庭,控制变量的显着程度不尽相同。（2）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关联关系,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关联网络的演变格局,并剖析了各省份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关联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类型、角色。本文指出:（1）从网络整体特征来看,中国省际产业协同集聚联系网络总数与网络密度均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态势,省际产业协同集聚的关联关系具有显着的网络结构;（2）从网络中心性特征来看,仅有9个省份点度中心度高于平均值,6个省份高于中间中心度平均值,9个省份高于接近中心度平均值;（3）第Ⅰ、Ⅱ板块内的省份主要集中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十分密集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4个省份落在第Ⅰ板块内,扮演着“净溢出板块”角色,江苏、山东、福建、浙江落在第Ⅱ板块,扮演着“双向溢出板块”角色。第Ⅲ、Ⅳ板块主要由中西部地区的省份组成,其中落在第Ⅲ板块的省份有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扮演着“经纪人板块”角色,而其余12个省份落在第Ⅳ板块,扮演着“主受益板块”角色。（3）从产业关联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指出:（1）从全国层面来看,产业协同集聚、制造业效率及其两者的交互项对雾霾污染的估计系数均显着为负,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和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有助于抑制雾霾污染,同时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升制造业效率来进一步降低雾霾污染;（2）从分时段层面来看,制造业效率、产业协同集聚存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在初期对抑制雾霾污染不显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抑制作用变得显着;（3）从区域层面来看,产业协同集聚、制造业效率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内陆地区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大于沿海地区;（4）从行业层面来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其他四个配对组合,但现阶段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发展水平不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显着。（4）从空间关联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指出:（1）产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存在明显的改善作用,在剔除了加工贸易后,贸易开放对改善雾霾污染发生实质性的转变;（2）产业协同集聚与贸易开放交叉项对雾霾污染存在负向影响,即贸易开放通过提高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从而间接制约集聚负外部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3）分时段检验发现,贸易开放与产业协同集聚存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在初期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显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抑制作用变得显着;（4）贸易开放与产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因两者发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贸易开放下,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差异较大。最后,基于全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下列政策建议:（1）打好污染治理的组合拳,推动多策齐放的治霾模式;（2）把握产业协同集聚空间关联特征,优化产业协同集聚关联网络结构;（3）增强关联产业间知识溢出,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4）破除产业“棘轮效应”,实现贸易开放与产业协同集聚的匹配发展。
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源瓶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源瓶颈（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 一、人口经济相关理论 |
| 二、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三、其它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人口老龄化空间问题及影响因素研究 |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内涵 |
| 一、人口老龄化 |
| 二、区域经济增长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
|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 三、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 |
| 一、门槛效应 |
| 二、空间溢出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经济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的演变特征 |
| 一、经济增长阶段性明显 |
| 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显着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 |
| 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 |
| 二、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明显 |
| 三、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显着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理论分析与现实依据 |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分析流程与模型构建 |
| 一、中介效应分析流程 |
| 二、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一、变量解释与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一、劳动力供给 |
| 二、居民消费水平 |
| 三、居民储蓄水平 |
| 四、人力资本积累 |
| 五、科技创新能力 |
| 六、产业结构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非线性关系拟合 |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第一节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 二、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一、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 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特征分析 |
| 一、中介性 |
| 二、动态性 |
| 三、开放性 |
| 四、空间性 |
| 五、反馈性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 |
| 一、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减速效应” |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效应”不稳定 |
| 三、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 |
| 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地区差异明显 |
| 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一、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 |
| 二、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 |
| 三、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 |
| 四、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
| 五、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中国大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文章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2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 |
| 2.1 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及发展 |
| 2.1.1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
| 2.1.2 全要素生产率的产生和发展 |
| 2.2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2.2.1 增长会计法 |
| 2.2.2 经济计量法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3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测度与分析 |
| 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1.1 资本存量K |
| 3.1.2 产出数据Y |
| 3.1.3 劳动力投入数据L |
| 3.2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分析 |
| 3.3 经济增长的计算与分析 |
| 3.3.1 各区域经济增长率的计算 |
| 3.3.2 经济增长时空差异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
| 4.1 指标选取 |
| 4.2 分析方法介绍 |
| 4.2.1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
| 4.2.2 单位根检验 |
| 4.2.3 协整检验 |
| 4.2.4 误差修正模型 |
| 4.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3.1 稳定检验和方差分解 |
| 4.4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讨论 |
| 5.3.1 创新之处 |
| 5.3.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以1990年为基期各省及区域资本存量 |
| 附录B 以1990年为基期各省及区域实际GDP |
| 附录C 以1990年为基期各省及区域GDP增长率 |
| 附录D 以1990年为基期各省及区域劳均资本存量增长率 |
| 附录E 各省及区域1991-2017年TFP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 |
| 致谢 |
（4）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发展理论 |
| 2.1.1 货币金融与货币增长理论 |
| 2.1.2 金融结构理论 |
| 2.1.3 金融深化理论 |
| 2.1.4 金融约束理论 |
| 2.1.5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 |
| 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 |
| 2.2.2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
| 2.2.3 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
| 2.2.4 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
| 2.2.5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双向因果关系 |
| 2.3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1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无关 |
| 2.3.2 法律渊源与金融经济相关 |
| 2.3.3 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
| 2.3.4 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
| 2.3.5 金融结构随经济发展阶段动态演变论 |
| 2.4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4.1 金融结构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争论 |
| 2.4.2 银行和金融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争论 |
| 2.4.3 金融结构随产业结构升级动态演变 |
| 2.5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三章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分析 |
| 3.1.1 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 |
| 3.1.2 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 |
| 3.2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 |
| 3.2.1 产业资本形成机制 |
| 3.2.2 产业资源配置机制 |
| 3.2.3 产业技术进步机制 |
| 3.3 金融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3.1 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3.3.2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 |
| 3.4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研究 |
| 3.4.1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与理论假说 |
| 3.4.2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与理论假说 |
| 3.4.3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与理论假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化 |
| 4.1 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历程 |
| 4.1.1 计划经济下的财政集权控制期(1949-1978 年)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金融结构重构期(1979-1991 年) |
| 4.1.3 市场化改革下的金融结构加速调整期(1992-2000 年) |
| 4.1.4 市场经济下的金融结构深化发展期(2001 年至今) |
| 4.2 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 |
| 4.2.1 经济体制改革下的产业结构探索期(1978-1984 年) |
| 4.2.2 消费升级下的轻工业化期(1985-1990 年) |
| 4.2.3 投资拉动下的重工业化期(1991-2000 年) |
| 4.2.4 供需失衡下的产能过剩期(2001-2012 年) |
| 4.2.5 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产业转型升级期(2013 年至今)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现状、趋势及问题分析 |
| 5.1 中国金融结构发展现状及趋势 |
| 5.1.1 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分析 |
| 5.1.2 中国金融结构的复杂化趋势 |
| 5.2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及趋势 |
| 5.2.1 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 5.2.2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趋势 |
| 5.3 金融结构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
| 5.3.1 融资渠道分布不均衡 |
| 5.3.2 银行业整体集中度过高 |
| 5.3.3 资本市场发展失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1 核心变量的指标构建与测算 |
| 6.1.1 金融结构指标构建与测算 |
| 6.1.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构建与测算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6.2.3 研究方法与实证策略 |
| 6.3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效应检验 |
| 6.3.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1 中介变量的指标设定 |
| 7.1.1 中小企业成长指标设定 |
| 7.1.2 技术创新指标设定 |
| 7.1.3 主导产业发展指标设定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2.3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3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基于融资结构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7.3.2 基于银行业结构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7.3.3 基于资本市场结构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非线性影响效应实证检验 |
| 8.1 研究设计 |
| 8.1.1 研究方法 |
| 8.1.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8.1.3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8.2 基于金融结构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
| 8.2.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2.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3 基于经济发展阶段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
| 8.3.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3.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4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
| 8.4.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4.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金融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
| 9.1 构筑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
| 9.1.1 弥补产业发展短板，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
| 9.1.2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
| 9.2 深化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 |
| 9.2.1 促进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适应性匹配 |
| 9.2.2 加强对重点领域与关键行业的资金支持 |
| 9.2.3 防范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金融风险 |
| 9.3 完善差异化与动态化的金融支撑体系 |
| 9.3.1 实施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
| 9.3.2 实施动态化的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6）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化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基本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理论和概念 |
| 2.1 产业结构升级 |
| 2.1.1 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 |
| 2.1.2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渊源 |
| 2.1.3 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方法 |
| 2.2 全要素生产率 |
| 2.2.1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
| 2.2.2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出与发展 |
| 2.2.3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 |
| 3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
| 3.1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 |
| 3.1.1 我国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 |
| 3.1.2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地区差异 |
| 3.1.3 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 |
| 3.2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
| 3.2.1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3.2.2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 |
| 3.2.3 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 |
| 4 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 4.1 投入要素重置对配置效率的影响 |
| 4.2 产业溢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4.2.1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溢出效应 |
| 4.2.2 生产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 |
| 4.3 专业化分工对规模效率的影响 |
| 5 实证分析 |
| 5.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
| 5.1.1 核心变量 |
| 5.1.2 控制变量 |
| 5.1.3 计量模型 |
| 5.2 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
| 5.2.1 基于全国样本的实证研究 |
| 5.2.2 基于东部地区样本的实证研究 |
| 5.2.3 基于中部地区样本的实证研究 |
| 5.2.4 基于西部地区样本的实证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6 相关对策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硕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7）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与测度方法的研究 |
| (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三)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三、主要内容与结构框架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基本思路 |
| (三)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
| 三、内生增长理论 |
| 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发展 |
| 第三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一、参数法 |
| 二、非参数方法DEA-Malmquist指数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分解与演变 |
| 第一节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测算与分解 |
| 一、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二、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
| 三、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与分解 |
| 第二节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变特征 |
| 一、总体时间演变特征 |
| 二、区域分布特征 |
| 三、城市规模分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 |
| 第一节 收敛的内涵与机制 |
| 一、收敛的内涵 |
| 二、收敛的机制 |
| 第二节 收敛性研究的方法说明 |
| 一、α收敛 |
| 二、β收敛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α收敛检验结果与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
| 一、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分析 |
| 二、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二节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设定 |
| 一、空间计量方法说明 |
| 二、模型设定、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全国城市样本 |
| 二、区域样本 |
| 三、城市规模分组样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机制分析 |
| 一、要素禀赋与“适宜性技术选择”理论 |
| 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适宜性技术选择”的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模型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二、计量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创新模式与要素禀赋的匹配性检验 |
| 二、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的门槛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局限 |
| 一、研究结论 |
| 二、主要启示 |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二、西方正统经济增长理论 |
| 三、西方非正统经济增长理论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五、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框架构建 |
| 第二章 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法选择 |
| 第一节 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选取原则 |
| 二、指标体系构建 |
| 三、指标体系说明 |
| 第二节 测度方法选择 |
| 一、指数测度方法 |
| 二、聚类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测度 |
| 第一节 数据处理和相关内容界定 |
| 一、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
| 二、相关内容界定 |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测度 |
| 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分析 |
| 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省际分析 |
| 三、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类型划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分维度测度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创新性 |
| 一、经济发展创新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创新性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协调性 |
| 一、经济发展协调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绿色性 |
| 一、经济发展绿色性维度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绿色性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发展开放性 |
| 一、经济发展开放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开放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五节 经济发展共享性 |
| 一、经济发展共享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共享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六节 经济发展有效性 |
| 一、经济发展有效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有效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七节 经济发展安全性 |
| 一、经济发展安全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安全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间差异分析 |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二、总体差异分析 |
| 三、聚类差异分析 |
| 四、分层次差异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空间相关性分析 |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
| 二、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
| 三、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变化分析 |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
| 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算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分析 |
| 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综合分析 |
| 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分省份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自然资源约束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逻辑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主要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资源与自然资源 |
| 2.1.2 资源型地区 |
| 2.1.3 自然资源约束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承载力理论 |
| 2.2.2 系统资源约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3.2 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3.3 内蒙古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 |
| 2.3.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内蒙古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承载力评价 |
| 3.1 熵权TOPSIS模型构建 |
| 3.2 内蒙古煤炭资源承载力评价及约束分析 |
| 3.2.1 煤炭资源供给分析 |
| 3.2.2 煤炭资源承载力评价 |
| 3.2.3 煤炭资源约束分析 |
| 3.3 内蒙古水资源承载力分析及约束评价 |
| 3.3.1 水资源供给分析 |
| 3.3.2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 |
| 3.3.3 水资源约束分析 |
| 3.4 内蒙古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及约束分析 |
| 3.4.1 土地资源供给分析 |
| 3.4.2 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 |
| 3.4.3 土地资源约束分析 |
| 3.5 内蒙古煤炭资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综合约束分析 |
| 3.5.1 煤炭、水、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价 |
| 3.5.2 煤炭、水、土地资源综合约束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内蒙古自然资源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
| 4.1 内蒙古自然资源约束影响经济增长机制分析:分类考察 |
| 4.1.1 煤炭资源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4.1.2 水资源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4.1.3 土地资源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4.2 内蒙古自然资源约束影响经济增长机制分析:综合考察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自然资源约束对内蒙古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分类考察 |
| 5.1 煤炭资源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研究样本、数据来源和指标数据 |
| 5.1.3 实证检验及结论分析 |
| 5.2 水资源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研究样本、数据来源和指标数据 |
| 5.2.3 实证检验及结论分析 |
| 5.3 土地资源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研究样本、数据来源和处理 |
| 5.3.3 实证检验及结论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自然资源约束对内蒙古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综合考察 |
| 6.1 模型设定 |
| 6.1.1 关于命题1 的实证模型设定 |
| 6.1.2 关于命题2 的实证模型设定 |
| 6.1.3 关于命题3 的实证模型设定 |
| 6.1.4 关于命题4 的实证模型设定 |
| 6.2 研究样本、数据来源和指标数据 |
| 6.2.1 研究样本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指标数据 |
| 6.3 实证检验及结论分析 |
| 6.3.1 对命题1 的实证检验 |
| 6.3.2 对命题2 的实证检验 |
| 6.3.3 对命题3 的实证检验 |
| 6.3.4 对命题4 的实证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科学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减少资源浪费 |
| 7.2.2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 |
| 7.2.3 产业多样化发展,避免资源产业依赖 |
| 7.2.4 制度创新,合理分配“资源红利” |
| 7.2.5 政府适度干预经济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1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生产性服务业 |
| 2.1.2 制造业 |
| 2.1.3 产业集聚与产业协同集聚 |
| 2.1.4 雾霾污染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产业协同集聚的文献综述 |
| 2.2.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文献综述 |
| 2.2.3 雾霾污染的文献综述 |
| 2.2.4 有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雾霾污染的研究 |
| 2.3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理论分析 |
| 3.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理论机制与形成条件 |
| 3.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雾霾污染的理论模型 |
| 3.3 产业关联视角下产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4 空间关联视角下产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雾霾污染强度的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
| 4.1 引言 |
| 4.2 方法、模型与数据说明 |
| 4.2.1 泰尔指数的测算及其嵌套分解方法 |
| 4.2.2 收敛性理论与模型 |
| 4.2.3 数据说明 |
| 4.3 雾霾污染强度地区差异的测算与分解 |
| 4.3.1 雾霾污染强度总体特征分析 |
| 4.3.2 基于泰尔指数的测算结果及分析 |
| 4.4 雾霾污染强度的收敛性分析 |
| 4.4.1 σ收敛性检验 |
| 4.4.2 绝对β收敛分析 |
| 4.4.3 俱乐部收敛分析 |
| 4.4.4 条件β收敛分析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省际关联及溢出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关联网络的设定 |
| 5.2.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关联网络特征刻画 |
| 5.2.3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省际关联及溢出效应分析 |
| 5.3.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整体网络特征分析 |
| 5.3.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个体网络特征分析 |
| 5.3.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溢出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关联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建立 |
| 6.2.2 变量说明 |
| 6.2.3 数据来源 |
| 6.3 产业关联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实证研究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分时段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分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
| 6.3.4 分行业回归结果分析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空间关联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模型建立 |
| 7.2.2 变量说明 |
| 7.2.3 数据来源 |
| 7.3 空间关联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实证研究 |
| 7.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2 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分析 |
| 7.3.3 分时段的估计结果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扩展讨论与检验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假设检验 |
| 7.4.3 门槛效应检验 |
| 7.4.4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打好污染治理的组合拳,推动多策齐放的治霾模式 |
| 8.2.2 把握产业协同集聚空间关联特征,优化产业协同集聚关联网络结构 |
| 8.2.3 增强关联产业间知识溢出,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 |
| 8.2.4 破除产业“棘轮效应”,实现贸易开放与产业协同集聚匹配发展 |
| 8.3 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源瓶颈（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吴媛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中国大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D]. 焦德文. 河南大学, 2020(02)
- [4]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5]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D]. 马微. 西北大学, 2019(04)
- [6]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化影响的研究[D]. 宁波.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7]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D]. 郭小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D]. 马建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自然资源约束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D]. 斯日吉模楞.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D]. 蔡海亚. 东南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