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市场经济下政府的适度规模——兼论我国“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之争(论文文献综述)
岳凯[1](2020)在《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单纯依靠政府无偿注资是远远不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唯一投入主体,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行列中来,同时起到节省财政资金、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公共产品服务效率的作用。本文主题就是剖析当前地方投融资改革模式的成效与不足,探索能在成效与风险之间建立高水平均衡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前些年大行其道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风光一时尽管有其主客观原因,但也给财政运行带来的巨大风险,虽然尽管随后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在风险管控上并无根本性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集权式管理的统收统支模式,地方政府开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限。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逐步多元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锐减,但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建设资金需求十分迫切,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作为其主要实现方式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以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本质上的操作主体仍然为地方政府,其融资依据依然以政府信用为主。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固然有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其负面效应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与日俱增,地方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债务风险凸显。“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①。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越加严重,财政投资的规模边界约束越发明显,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约束势在必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更加突出市场机制,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性的投融资模式快速发展。但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上述投融资模式创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与财政运行安全的均衡问题,甚至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支缺口,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①。国外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实践和债务管理经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欧美国家近年来兴起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浪潮,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大量参与公共设施建设运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在二战之后通过国家行政手段积极吸收国内资金,集中全国之力用于基础设施和战略性产业建设,为国内经济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和债务管理方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投资边界在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中的约束越发明显,因此更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方式和路径,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强化社会资本在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本文分析框架沿用了“理论阐释—现状分析—‘他山之石’—政策建议”的成熟架构。在基本理论板块,本文介绍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阐释了经典IS-LM模型及其陷阱,揭示了财政投资政策边界约束,导出改变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方式、引入民间投资的必要性;在现状分析板块,本文剖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成长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典型案例,梳理了这些地方投融资模式更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经验借鉴板块,本文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和相关风险管控方面的成熟经验,作为设计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方案时的参考对象;在政策建议板块,本文依据前述问题分析和他国经验,以及相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能够实现提升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债务风险防控的双赢目标的理想模式。本文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绪论。该章属于全文总括性介绍。主要内容有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归纳及评述,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界定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模式等基本概念,阐释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框架、经典IS-LM模型的含义与缺陷,揭示财政投资政策的“投资陷阱”与边界约束,导出单纯财政投资政策的局限性。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处于政策边界的无效区间后,再通过增加赤字扩大政府投资已经无能为力了,只会增加越来越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循着上述理论分析路径,本章实证分析验证了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指出今后在财政投资政策面临边界约束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第三章,对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主要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重点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展开的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为地方投融资模式创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第四章至第六章,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主要分析2014年以来,国家在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限制融资平台随意扩张的情况下,国家所鼓励和推进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政府投资基金、PPP等几种新型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同时重点实证分析了近年来PPP项目和PPP投资规模对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影响。第七章,风险分析。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重点分析政府投融资行为增加杠杆累积政府债务所蕴含的风险,采用KMV模型对各省市债务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第八章,政策建议。分析评述西方发达国家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产品领域的历史和带来的成效,以及我国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根据前述现存地方投融资模式的问题分析尤其是风险分析,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提出了下一步化解债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对政府投融资方向做出展望。“不日新者必日退”①。本文力求在研究观点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具体表现在:一是提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以往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往往是以假定政府可以无限举借债务、扩大政府投资作为前提的,没有考虑财政投资的边界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修正了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IS-LM模型,明确指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政府的投资能力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将会出现过大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运行风险。二是指出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以往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从政府投资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政府投资增长后,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经过历史数据研判,我们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趋势是政府投资比重下降,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上升(尽管近年来的增速下降了),可以理解为民间投资逐步替代了政府投资,因此是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这与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投资是否挤出民间投资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当前的历史时期,需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市场程度。三是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近年来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实践可能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运行风险。一方面,综合分析2015-2018年PPP项目数量、投资金额和各省市财政收支缺口的关系,得出PPP模式并没有减轻财政压力的结论,与之相反,过多过大的PPP项目可能还会加大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使用KMV模型和最新的政府债务数据,验证各省市近年来财政运行风险有所增加。
邱国庆[2](2020)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驱动力,也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区域创新的重要性尤其凸显。因此,未来政府如何进一步增强区域创新活力成为学界和决策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制定创新战略和引领创新发展,塑造创新环境和提供创新服务,积极为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财税保障。可见,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具有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特征的中国财政分权制度能够深刻地影响政府行为决策。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加规范科学的制度平台,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不仅仅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激励。可见,财政分权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刺激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本辖区的经济发展。那么,创新活动作为区域发展的一种重要经济行为,是否会受财政分权制度的影响呢?然而,目前的已有研究文献却很少关注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鉴于此,研究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探究地方财政行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这一核心研究问题,通过对话相关理论、描述特征事实和实证检验,主要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等三个主要问题。本文的理论研究表明:(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模型表明,以财政分权制度为背景,经济相对分权对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创新政策效果具有负面影响,但政治相对集权弱化了经济分权的负面效应。(2)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行为构成约束和激励,地方财政行为波动成为影响区域创新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中,财政科技投入、科技事权划分、地方税收和土地财政成为影响区域创新效果的关键所在。(3)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导致了区域创新存在“竞优”效应,政府间会以相邻或周边地区创新水平为标尺展开“为创新而竞争”。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层面的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或随机面板计量模型、中介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别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财政分权激励机制确实改善了区域创新活动效果,且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表现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2)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财政分权强度低于门槛值时,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不显着,当财政分权强度跨越门槛值后,对区域创新产生显着地促进作用。(3)基于地方财政行为视角,财政分权激励机制对区域创新存在显着中介效应,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中央向地方下放创新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地方税收努力程度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策略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遮掩效应”现象。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激励机制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中、西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显着。(4)区域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邻或者周边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协同创新集聚效应。东、中和西部地区创新也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部沿海地区及部分中部地区处于“高—高”空间分布形式。然而,处于“低—高”和“低—低”区域的大部分是西北、西南及东北地区。(5)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导致了区域创新的“竞优”效应,会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应。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空间“竞优”效应,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空间“逐底”现象。本研究对未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和推进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财政分权改革与区域创新发展可实现双赢。首先,推进区域创新的财政分权激励体制应围绕着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进行改革和优化。其次,区别于以往推进区域创新政策模式,新时期推进区域创新发展的政策选择应引入财政治理的新思维,运用财政政策推进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未来应重点扩大创新领域财政支出规模,完善科技“双向”分权体制,规范地方税收行为和约束扩张性土地出让行为的政策建议。最后,以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统筹财政与人才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和空间规划等方面,促使财政领域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共同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赵如波[3](2020)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及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保增长和控风险视角》文中提出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加之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等原因,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增长压力。若地方政府继续借助扩大债务规模推动经济发展,地方债务规模会在短期内迅速膨胀,聚集债务违约风险,影响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地方债务规模选择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2019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增长”与“控风险”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地方债务能够改善基础设施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化解债务风险危机;另一方面也会由于规模过大而引发债务危机,抑制经济增长。由此可见,选择合理地方债务规模关键在于处理好“增长”与“风险”关系。若仅仅关注于地方债务风险而忽视其经济增长效应,将无法达到控制风险与促进增长目标。在此背景下,融合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与债务风险,选择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保增长”与“控风险”现实背景下,深入研究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与债务风险关系,厘清其内在机制,在地方债务风险可控条件下,科学选择地方债务规模,优化地方债务规模配置,提高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已有地方债务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经济增长效或者地方债务风险单一视角出发,选择最优地方债务规模,并未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债务风险,可能使选择的地方债务规模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同时也无法实现保增长与控风险目标。除此之外,在地方债务实证研究中使用的计量模型常常忽略了地方债务与区域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空间效应,这也可能使得实证结果也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所以,如何考虑不同区域地方债务空间相关性与溢出效应,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尽可能合理测度区域空间关联结构,融合地方债务经济增长与债务风险因素,建立地方债务规模选择模型是当前地方债务规模选择的关键问题。地方债务在适度规模下能促进经济增长,化解债务风险危机。而规模过度又会引发债务风险危机,抑制经济增长。地方债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经济增长效应与债务风险相互作用且彼此影响。因此在地方债务规模选择中考虑经济增长与债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地方债务运行本质。基于此,本论文以地方债务经济增长与风险管理理论为基础,首先利用效率评估理论中的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与Bootstrap统计方法相结合对传统地方债务使用效率模型进行改进,构建Bootstrap-三阶段DEA模型,以对地方债务使用效率进行测度,进而得到地方债务使用效率差异引起不同区域地方债务经济增长能力差异。然后在地方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基础上,将空间计量方法应用于地方债务非线性关系刻画,利用构建的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挖掘地方债务规模的经济增长临界值。之后基于得到的临界值,本文构建地方债务理论与空间计量模型,以对地方债务风险跨区域溢出效应、地方债务经济增长对债务风险化解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地方债务经济增长与债务风险因素构建地方债务规模选择DSGE模型对地方债务促进经济增长,产生地方债务风险机制与路径进行分析,并挖掘地方债务的最优规模,对地方债务规模进行优化配置以放大经济增长效应。总的来说,本论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利用空间计量与半参数等统计方法的优势,引入区域经济与地理距离信息值构建空间矩阵,以对地方债务使用效率DEA、地方债务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模型进行改进,进而构建Bootstrap-三阶段DEA模型和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基于此模型对“保增长”任务下,我国地方债务使用效率、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改进后DEA模型和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有效测度地方债务效率与非线性关系。进而说明空间计量模型和半参数方法在地方债务规模临界值选取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捕捉地方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震荡曲线关系,提高临界值选取的准确性。(2)通过分解偿债能力,改进偿债能力预测方法对债务风险测度KMV模型进行改进,以提高地方债务风险测度的准确性,将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引入地方债务风险研究中,检验经济增长化解债务风险能力,提高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基于当前地方债务运行模式,从流量和存量视角分解偿债能力,通过引入GM(1,1)预测模型,改进地方债务风险KMV模型。以我国省级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对省级地方债务风险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引入地方债务经济增长因素,通过构建面板门限等计量模型对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化解债务风险能力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传统风险测度模型相比,基于改进后地方债务风险测度模型表现出了更高的精度。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处于可控状态,但是部分中西部地区债务风险相对比较突出。在适度地方债务规模下表现为正向经济增长效应,此时地方债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3)地方债务扩张在一定的规模内存在显着经济增长效应,当突破某一临界值可能诱发地方债务风险危机,为合理选择地方债务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地方债务经济增长与风险管理理论,建立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DSGE选择模型,以期能够有效分析地方债务内在运行机制,权衡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与债务规模临界值。并结合契约理论与结构化模型的优势,构建了基于经济增长和债务风险目标的地方债务规模优化模型,在一定地方债务规模下,充分利用地方债务促进经济效应,达到促增长、控风险的目标。本文在建模过程中从经济增长和债务风险双重视角下选择地方债务规模,避免单一从经济增长或债务风险视角考虑下选择地方债务规模的缺陷。通过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地方债务在一定的规模内的确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降低地方债务风险。且与经典地方债务规模选择模型相比,本文构建的地方债务规模选择模型的规模选择准确度与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构建的地方债务规模优化模型,以保增长、控风险为目标对地方债务规模进行优化配置,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经济总收益,降低了地方债务违约概率。
辛冲冲[4](2019)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文中认为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就日益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讨。不过回顾既有相关文献,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学者依然倾向于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界定为地方政府在其辖区范围内,按照法定税率与税基,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并将其作为确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应用评价中,对其强弱的衡量也更多是选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或考虑了人口因素的人均财政收入等量化指标来表示。理论上来讲,上述内涵界定及衡量标准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触及财政职能的本质,即政府汲取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要的活动。如果仅从汲取环节对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进行考察,那么,这种能力既不能够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汲取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更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职能的全面性,尤其是配置和利用财政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程度,以及财政资源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从中也难以体现。这反而会误导地方政府在财政实践活动中过度重视财政资源的汲取而忽视其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性。不仅限于此,这也与中国当前纵深推进以适应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明显偏离,既不符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内在要求。为此,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与评价标准需要作出适时拓展和深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改革导向,保持与时俱进。当然,近年来尽管也有一些学者逐步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对其内涵界定与评价标准有了较大拓展,但更多仅是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且也缺乏与其内涵配套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继而更缺乏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研究。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怎样建立与其内涵更契合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变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如何?省域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存在收敛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变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既有研究中比较鲜见。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读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发展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的宏观认知,也有利于立足于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政策建议,为加快推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质升级、切实践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奠定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既有相关文献,以及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以确保研究根基。其中在内涵确定方面,本文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就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进行了深化拓展,从有效性视角将其内涵简要概述为有效实现政府财政职能目标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其核心思想重在反映地方政府实施有效财政活动从而实现其职能目标的有效程度,并以此确定了依托于地方政府财政活动作用效果来评价其财政能力的基本路径。同时,以本文界定的内涵为依据,在结构层面上将财政综合能力细化为财政汲取能力、财政供给能力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的基准能力,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然后,在构建与其内涵相匹配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先是分别对样本观测期内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进行了全面核算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所测得的相关数据,继而分别科学测算和实证检验了其地区差异、收敛性特征以及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深入探究了它们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异特征,以此来揭示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现状。之后,还剖析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变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力图从中探寻出导致它们变化发展的关键动因。最后,在总结和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深化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切实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与政策参考。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其研究内容共分为导论、理论分析(第一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第二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第三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第四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第五章)、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第六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第七章)、促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第八章)、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等十个部分。通过这一较为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本文分别测算了样本观测期内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和省域层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数,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结果显示:①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在时序层面上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时序层面上则呈明显“波动下降-反弹上升-波动下降”变化轨迹。具体到省域层面,除个别省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出现明显下滑和放缓态势以外,其余省份与全国和三大区域时序演变规律一致。②从空间分布来看,三大区域间差距依然十分悬殊,总体呈“东高西低”阶梯状特征,即东部>中部>西部。具体到省域层面,西部落后省份与东部发达省份之间差距的缩小幅度并不明显,反而扩大趋势较为强劲。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表现各异,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均来自于区域间差异。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区域差异均进行了科学测度,并依次从总体空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区域差异情况。结果表明:①总体空间差异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能力总体空间差异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而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则均表现为不稳定的波动态势,降幅不够显着。②区域内差异方面。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表现各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区域均是除了财政供给能力内部差异趋于明显下降趋势外,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波动上扬趋势,而西部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呈明显缩小的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其余两个能力则呈小幅扩大趋势。③区域间差异方面。三大地带间差异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和东-中部之间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整体均呈明显或波动下降过程;而中-西部之间仅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趋于一定幅度下降外,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小幅波动上扬趋势。④差异来源及其贡献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均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贡献率最大,发挥了主导驱动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在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均同时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但σ收敛特征则表现有所不同。通过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收敛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σ收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层面和西部区域存在σ收敛,而在东部和中部区域则不存在σ收敛;财政供给能力不仅在全国层面也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σ收敛;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在全国层面趋于小幅度σ收敛,而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具有σ收敛特征;财政综合能力也仅是在全国层面存在σ收敛现象,同样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存在σ收敛。②绝对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③条件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同时均存在条件β收敛现象。第四,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指数总体呈趋稳递增态势,地区间差距虽有缩小但依然显着;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化发展影响较大,外部驱动力影响较弱。通过对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测算和实证检验得知:①从时序演变来看,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以及31个省份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指数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耦合协调等级都有所升级;且中西部区域多数省份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区域,区域间以及省域间差距呈明显缩小趋势。②从空间分布来看,虽然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变动,但省域间的差距依然显着,协调度高的省份多集聚在东部发达区域,低的省份则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从影响三重财政能力变动的驱动因素来看,全国和三大区域层面均表现为汲取-供给能力、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三个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动具有显着正向驱动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而外部驱动力则影响较弱。第五,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显着的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制度、经济、社会等各因素对其影响效果则存在一定差异。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别对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一阶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都显着为正,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明显存在。②制度因素方面,收入分权对财政汲取/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支出分权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政府竞争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却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收/支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收入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③经济因素方面,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且它与财政供给能力存在“U”型关系,同时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存在倒“U”型关系;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财政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则都不显着;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促使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不显着。④社会因素方面。城镇化率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人口密度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最后,立足于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二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四是,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黄鹏[5](2019)在《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了高速增长。同时,财政基本与经济的高增速相适应,发育出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汲取体系。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维系财政支出的持续扩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国有效地应对了多次国家治理上的挑战。然而,中国财政的转折点已经到来,财政富裕的黄金时代渐渐逝去,悄然从“不差钱”转向了“差钱”,收支缺口逐渐扩大。并且,在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成为常态后,多年来阔绰的财政收支吞吐,固化为一种支出刚性,盘踞成形,难以回缩。正如中国古语所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何实现预算的中长期平衡,成为新时期考验国家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命题。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是我国预算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它也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有必要对其内在机理、要素构成、制度运行条件作仔细研究。同时,中国有着不同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国情条件,这意味着不可照搬他国经验,“衣有款型”,尚需“量体裁衣”,即便是借鉴他国的优秀制度,也仍需考察本国国情。在某种程度上,本文是在就跨年度预算之“衣”,“量”中国国情之“体”。而这一“体”便是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政治体制、历史文化、财政体制、人口结构、地区差异等因素。基于这样的思考线索,本文进行了以下研究:第一,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相关理论阐释。本文从预算的定义与职能出发,重新检视及回答了“预算是什么?预算要干什么?”的问题,并基于当代预算的主要特征提出,现代意义的预算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监督政府的途径,而“预算平衡”则是社会处于“良治”的重要标志。进而,对预算平衡加以探析,认为现代预算平衡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刻画:“政府与市场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以及“在某一时间跨期上的平衡”。这三个平衡维度之综合可谓之为“跨年度预算平衡”。预算平衡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主题,本文选择从政府主体、预算行为、制度产权成本三个角度作理论铺陈,它们从不同角度与预算平衡产生联系,事实上是从预算管理主体、预算活动特征、预算的制度交易属性这三个视角分析了预算运行的结果,有助于我们认识预算平衡,并为建构跨年度预算提供有益的见解。第二,跨年度预算平衡一般性框架的构建与国际经验分析。本文参考了世界银行的中期预算框架,设计了一个由三大要素组成的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一般性框架。其一、基本要素设计。主要是对跨年度预算基本形态的设计,勾勒出了跨年度预算平衡的基本原则、改革目标、覆盖范围、架构体系以及滚动模式的基本形态。其二、技术要素设计。是对跨年度预算平衡框架在技术上的安排,本文在技术要素设计主要从下五方面展开介绍:支出管理、收入管理、债务管理、预算的稳定管理、预算预测。其三、组织要素设计。组织要素设计就是分析制度改革推行的环境下,各行动主体的角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一般性框架的理论建构下,本文还在发达国家、转型与发展中国家中,选取介绍七个国家跨年度预算改革或施行的情况,并提炼出四项经验启示:一是各国应当灵活调适跨年预算方法,不可生搬硬套;二是重视法律架构规范作用,法律在制度变革初期能够有效地约束各方,朝着共同的改革方向前进;三是预算平衡本身是财政稳健与谨慎的表现,因此,在预算编制前期的预测中要做到准确、审慎;四是跨年度预算平衡是一整套综合、复杂的框架体系,其建成非一日之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要接纳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在方式、方法上的摸索,容许其渐进成长。第三,梳理中国预算平衡管理的历史变迁。这部分内容主要从预算平衡管理的角度截取了自建国以来,中国预算平衡管理历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与文本,并试图抽取出其中预算平衡管理的阶段性线索。本文将中国的预算平衡管理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各阶段重要事件、文本及其意义在各节中加以分析梳理。最后,总结建国来整个预算平衡管理的演进规律:一、我国的预算平衡管理改革历程,体现出了中央主导下中央与地方上下制衡的特色;二、预算改革从渐进积累转为综合加速,预算平衡管理体系日渐复杂与成熟;三、随着公共财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各主体权利意识的生成,预算主体权利观念也日渐形成发展,并促进了预算平衡朝着更多元的层面发展,而非单一的整体性平衡;四、财政风险演化及应对是推动中国迈向跨年预算平衡管理重要因素。第四,对我国预算平衡水平分两部分作实证研究。第一部分是实证研究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本文使用跨期预算约束模型检验了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状态,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财政是可持续的。然而,通过动态分析30年、25年、20年以及15年的时间移动跨期发现,我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在走弱,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的财政可持续在变弱。这或许也多数人的观感不一致,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量在逐渐增大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也同样增加,包括最近两次较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对接问题,都可从不同层面解释中国财政在可持续性在走弱的推断。第二部分预算余额的分析,将我国的预算余额分解为周期性预算余额与结构性预算余额两部分,结合了预算余额与我国的经济周期变化,提取出其中的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这两部分因素都对预算余额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而结构性因素则更为显着,由于财政收支政策的时滞效应,预算赤字仍可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为有效控制预算余额,保持财政可持续,应当注意分析当前财政政策的中远期效果。第五,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跨年预算平衡机制具体构建思路。本部分从六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在如何由年度预算迈向跨年度预算。首先是从政府职能的履行的角度来讨论预算平衡管理,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垂直关系两个角度探视其职能履行及其对预算产生的影响,这一节可视为预算平衡的基础性环节。第二节是提出有效地管理财政支出以促进预算平衡,而在这一管理上,则可从支出总额控制、支出结构优化、项目报批统筹、或有负债管理以及绩效管理五个方面实现所谓支出的管理。与支出管理相对应,第三节从财政收入方面提供讨论其与预算平衡相关的若干管理范畴,它们分别是收入规模、收入预算管理、合理统筹利用存量现金、地方主体税种培育等。第四节讨论的是预算稳定性,它构成了对预算平衡最为直接的管理。第五节则是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这一紧迫现实提出对策建议,分别从常规制度建设、存量债务偿还、增量债务约束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节是跨年度预算编制实施,分别从组织内构架、编制流程以及增加预算约束三方面提出建议。
陈思瑞[6](2019)在《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文中研究表明曾几何时,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法治水平薄弱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中国式奇迹。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调动了中央与地方发展的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各级政府各自招商引资、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发展、政府赖以正常运转的经济命脉。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运用税收政策把控经济发展的方向盘。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历史上的里程碑,以经济分权冲破行政分权的局限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理财积极性,改变了央地政府之间传统的博弈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为后续财税体制深化改革奠定了基本框架。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行,长期担任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引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地方税体系支离破碎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和培育新的地方主体税种,打造健全的地方税体系,再次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成为当前深化财税体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营改增后,营业税消失,增值税五五分成的过渡期即将结束,本文在探索地方税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之后,提出在当前阶段应摒弃以税收立法权或税收征管权作为地方税划分依据的观点。以税收收益权作为地方税的划分准,将地方享有收益权的税种都纳入地方税体系的考察范围之中。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的中心,在税种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健全地方税体系,必须先明确地方主体税种,确立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标准,构建层级清晰的税收体系。在归纳外国地方税体系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微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能够满足地方财政需求,保障地方财政自主权,并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正面的激励效果;在中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兼顾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和地方区域调控能力,并反映地区居民的差异化公共受益程度;在宏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具备税收正义的价值取向,满足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和制度正义三个维度的要求。基于此,通过联动的立法改革,构建“消费税+资源税”的双主体税种结构,是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种的适当选择。
张永森[7](2018)在《中国县级财政体制及其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县是我国国家政权和经济建设的基石。财政是庶政之母,财政制度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研究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994年我国实施了以“分税制”为主要特征的财税体制改革,在分税框架下确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各省也根据该模式调整了省以下各级财政体制,确立了县级财政体制的基本架构。20多年过去,这一体制总体上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其自身积累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在运行层面表现为县级财政收入缺乏保障、县级财政自给率偏低、县级财政债务严重、县级财政区域差距大,等等;在体制层面表现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财权与事权、支出责任不匹配,官员考核激励机制不到位,等等。县级财政运行层面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体制层面的问题所决定的,要解决县级财政运行问题,其治本之策还在改革县级财政体制。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突出问题,与经济高速增长相配套的县级财政体制的不适应之处也日渐显现,亟待改革。从制度上来看,县级财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家结构,二是财政分权。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采用了财政分权体制。建立在财政分权制上的县级财政体制内含官员晋升激励机制、财政激励机制以及个人利益激励机制,这些激励机制促进了政府间的竞争,并通过竞争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形成了县级政府的各种财政行为。但与此同时,建立在分权制基础上的县级财政并没有像理论所预想的一样带来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理想供给,反而在实践中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过大等问题。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如何建立一种既能够实现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又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县级财政体制成为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通过拓展Fujita&Krugman(1999)的理论模型,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部门两地区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是造成地区间工业发展差异(在工业仍然是中国大多数县域主导产业的情况下,工业的发展就等同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好,当地工业部门就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入实现规模扩张,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则会导致工业部门萎缩,劳动力流出,经济增长恶化。第二,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经济增长、政府规模增长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可以吸引内外部更多劳动力进入工业生产部门,推动工业部门规模扩张,而劳动力的流入也意味着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要随之扩大,进而推动政府规模增长,但这种规模增长是符合“瓦格纳定理”的政府规模增长。因此,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中央政府可以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作为县级财政的重要职能,把公共服务质量竞争作为县级财政主体——县级政府竞争的重要形式,这样既可以实现增长,也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论文也对县级财政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主要采取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方法,计算了2007-2015年中国东、中、西、东北分地区的县级财政效率。研究得出:中国县级政府整体的规模效率较高,而代表政府决策和管理能力的纯技术效率较低;中国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政府的财政效率要普遍高于中国中部、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的纯技术进步率较低,规模效率基本稳定,整体向着稳定方向发展。论文还梳理了我国县级财政体制的历史演进,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县级财政体制的经验教训,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提出了推进县级财政体制的改革设想和建议。本文认为县级财政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等现实背景,首先要保持分税制的总体稳定,确保中央有足够收入来实现县与县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其次,县级财政在职能上要逐渐减少经济发展职能,更多转向公共服务职能。再次,要赋予县级财政与公共服务相匹配的收入权。最后,财政要继续给县级政府提供正向激励效应。论文从两个层面讨论了一些具体建议。从发展角度看,要进一步深化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合理划分事权、财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政府收入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等;从风险的角度,要进一步完善县级财政风险管理,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建立健全县级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强化债务适度规模管理、建立县级政府债务预警系统,等等。
吴晶晶[8](2018)在《G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篇论文的选题背景立足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明确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借贷,财力不足和巨大的收支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融资平台或企业等渠道来举债,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方债。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缺口不断拉大,债务规模不断增长,债务风险也在不断积聚。因此,研究地方政府债务显得尤为必要。本篇论文的选题意义在于以G市地方政府债务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着力于对G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进行风险分析与风险控制。特别是近年来,G市进入债务周期相对恶性循环的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较落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完全不足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大量举债从而产生高额的地方债,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已严重影响到G市整体经济的运行质量。本文从地方政府债务的产生及演变、债务风险评估和债务置换等多方面深入分析其存在的潜在风险,同时借鉴国际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经验措施,探索应对当前严峻的地方政府债务的积极手段。论文主要通过对G市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管理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从债务规模、债务结构、置换债务的基本情况入手,对债务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债务资金缺乏有力监管、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较弱、现有债权发行模式诱发变相负债、贷款风险不易控制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阐释G市地方政府债务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规模风险、结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效率风险及金融风险等,吸取国际上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波兰、瑞典等国家在债务管理上的经验做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多个角度提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对策建议。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引入地方政府债务的相关理论如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债务及风险控制理论对概念界定进行明晰的阐释;二是以模型分析的方法,用KMV模型分析及统计数据对G市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具体情况分析和债务风险分析;三是引他山之石,攻本地之玉,吸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波兰、瑞典等国外的先进经验,对解决G市地方政府债务可能产生的风险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某些数据目前正处于灰色地带,多数地方政府对债务问题都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因而不能对G市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更深刻更具体的分析;二是笔者虽对G市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但对债务的研究还不够成熟,论证也还不够深刻;三是所提出的建议中实际操作较困难和长期才能落实的情况,短期建议尚不能落地,更多建议需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
刘颖[9](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李雪松[10](2014)在《中国式分权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分权改革被普遍认为是引致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是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上,财政分权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并不明确。在财政分权的制度框架下,基于地方政府行为视域和中国的经验实证,系统考察农业经济增长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鉴于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适度分权的发展中农业大国,本研究聚焦财政分权制度是否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积极性,进而改变城市偏向的政策设计,缩小城乡差距,有效推动农业可持续增长层面上。论文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官员政治晋升等理论引入到农业经济增长研究视域中,尝试建立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官员晋升)与农村公共品、农业经济增长关系与效应的理论框架,立足财政职能视角,即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与稳定三个维度上,揭示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探寻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实施模式与调控政策。研究的主要结论概述如下:①中国式分权制度变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效率差异。国际通行的分权变量并未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支出。中国式分权变量对农村福利社保公共品都具有显着而稳健的供给效应。中央转移支付并未有效促进农村医疗公共品供给,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供给效应不显着,但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粘蝇纸效应”明显。政府竞争对农村基础教育具有显着的负向激励。反腐败增强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有效提供,但减少了福利保障供给,说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具有腐败寻租的空间。城镇化对农村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和福利社保公共品均具有显着的供给效应。经济增长水平与新农村建设政策变量也是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效应的重要因素并呈现差异性。②尝试将中国式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架构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进行多变量协整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后发现:变量间具有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动态调节机制。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反向自身修正机制,但修正能力较弱。农业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波动递减趋势。分权短期内会产生正向冲击,加剧城乡收入差距,但长期内会缓解差距,最后进行了VAR模型的静态与动态预测,这些发现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有益启示与治理策略。③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1978-2011年省级农业TFP进行了数量测算与系统分解,并细致考察了其时序演变差异、地理空间分布与分组增速效率等特征。测算发现:农业TFP增长源泉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率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的,但技术效率的驱动作用有限。农业TFP与技术进步率指数呈顺周期变化,与技术效率指数有逆周期波动阶段。农业TFP效率变动具有比较严重的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性。省际间各指数差异显着,农业技术效率指数全国各区域普遍不高,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前沿技术进步率是比较糟糕的,但各主要效率指数直辖市增长效应显着。农业TFP及其分解指数“发散效应”明显,“收敛效应”与“外溢效应”趋势不显着。除了要素输入,经营模式创新更显重要,“双轮驱动”应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轨迹。④对农业生产效率各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行为因素影响非均衡,对提升农业TFP正向冲击效应显着,但对农业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影响为负,对农业前沿技术进步率与农业规模效率影响不显着。农业总产值占比增加对农业前沿技术进步负向作用明显,但对提升农业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正向作用机制显着,说明目前的农业经济增长依旧沿袭粗放式增长模式,并形成了路径依赖。农业人力资本存量具有正向提升效应。农业生产绩效受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自然灾害等因素制约显着。城镇化率与农业技术效率、农业纯技术效率、农业规模效率显着正相关。工业化对农业技术进步率正效应明显,却恶化了农业规模效率。政策启示在于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激励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坚持城乡一体、工农互惠,向农业部门输入现代生产要素与经营模式。⑤通过构建中国式分权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理论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生产要素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绩效变动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业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累积滞后效应,受政策驱动显着。分权的增长效应明显,具有跨时与区域差异特征。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与金融财政化引致农村金融功能拓展受到抑制,阻碍了农业经济增长,农村金融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良性互动机制不显着。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投入和农村金融的协调与配合具有显着的增长效应,明显大于单纯财政支农的效力。宏观经济形势,农业能源消耗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联系日益紧密。研究的政策建议简述如下:第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公共财政支农运行机制。首先,政府的财政行为应建立在宪政和法治的基石之上,逐渐改变通过中央的“决定”“通知”和“一号文件”等形式,而应借助正式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其次,注重分权契约与财政体制的内在稳定性,避免分权与财政体制的频繁变动所引致的低效率。一方面,应改变目前财政支农“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约束,借鉴“省管县”和“乡财县管”的试点经验,积极稳妥推行财政支农“中央——省级——县级”支出层级,提高财政体制运行效率和财政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改革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与管理体制,整合各类支农部门,明确部门职责,进行农业投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创新,并加强地方人大、政协与纪委等部门对农业投入资金的审计和监督。克服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的执行偏差,提高投入产出绩效。最后是规模提升,结构优化,形成财政支农的优先序机制,确保财政资金输入到最需要的部门与领域。第二,匹配事权与财权,建立财政支农预算硬约束机制。在保证中央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减少共享税种和共享比例,适度降低中央财权,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使他们有能力执行中央政府的“三农”事权安排。其次是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清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的支出责任边界,同时完善地方税体系,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发债权。地方政府应精简行政层级架构,减少政府运行成本,转变政府职能。促进预算的法治化与规范化,增强预算的法律约束力,刚性要求财政支农预算的绝对与相对增长幅度,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和监督应有明确操作主体和职责边界。改变城市偏向的财政预算支出导向,增加直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项目支出,提高农业生产性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投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比重。建立更加严格的土地出让金硬约束机制,严格规制地方政府疯狂卖地,占用耕地的“掠夺之手”。建立参与式预算制度,将财政支农资金收支活动全部纳入预算审查和社会监督范畴之内。第三,优化转移支付,实施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中央政府应对以往扶贫倾斜式的无条件转移支付进行绩效评估,克服低水平的财力均衡,创新中央转移支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实行有配套条件或比例的转移支付,简化转移支付环节,提高转移资金利用效率。中央政府应建立转移支付的瞄准再分配机制,提高对落后省区农村公共品转移支付的精度和力度,对于外溢性较强的农村公共品,建立专项支付。再次,完善省级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转移支付统一拨付渠道和透明的信息发布平台。消除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首先要促进城乡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均等化,提高城乡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由地方政府主导城乡公共品配置权。坚持城乡公平统一的财政政策,构建城市对农村的制度与政策反哺,物质资本反哺,人力资本等反哺机制。最后是创新农地产权制度,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第四,向农业输入现代化的生产要素与经营模式。“双轮驱动”模式应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轨迹。通过财政,金融和保险等扶植政策,降低农业新技术的使用门槛,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扩散与传播,构建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生产效率的技术转移与良性协调互动机制。充分认识农业生产的周期规律性,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生态、低碳的现代农业。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与升级,完善农业保险机制,增强农业抵御丰产欠收,谷贱伤农等市场风险能力。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推广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创业市场,构建高质量的农业科技培训与推广传播体系,尝试发放教育培训券等方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与社会保障体系。第五,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探索农业资本积累率与利润率稳定增长机制。消除城乡金融深化的二元鸿沟,创新制度安排,拓展农村金融服务农业功能。中央银行可以根据涉农金融机构的信用状况,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实现更大幅度的浮动范围。合理定位商业性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市场边界,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着力拓展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创新金融产品,发展微型金融,促进城乡金融的统筹融合。在风险得到有效监控的条件下,适度降低农村金融服务的门槛与成本,放松对农户贷款的容忍度并进行合理展期。中央政府对涉农企业税收减免与优惠,可在农业领域赋予省一级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与税收自主权与经济激励,可以考虑试点授权农业大省发行农业发展专项国债。地方政府尝试建立专业性的商业和政策性的涉农信用评估、担保机构,探索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担保融资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诱导农户投资、金融、保险、社会资本等进行农业投资。第六,注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展农业的制度激励与政策创新。优化政绩考核体系,创新地方政府支农的动力机制。中央政府应改变单纯以GDP论英雄的绩效考核机制,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城乡协调发展,将支农政绩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考核体系。革新公共治理方式,构建农民偏好表露与政府回应机制,进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建立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农民自治组织,降低维权交易成本,使农民有效介入公共选择的全过程,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以足投票”“用手投票”机制。
二、试论市场经济下政府的适度规模——兼论我国“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之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市场经济下政府的适度规模——兼论我国“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之争(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目的 |
1.2 研究背景 |
1.3 文献综述 |
1.3.1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概念界定 |
1.3.2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效率或效果 |
1.3.3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防范化解方面 |
1.3.4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
1.3.5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和改革 |
1.3.6 综合述评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主要概念与基本理论 |
2.1 概念界定 |
2.1.1 投资、融资和投融资 |
2.1.2 政府投融资和地方政府投融资 |
2.1.3 公共基础设施 |
2.1.4 财政政策与财政投资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2.2.1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2.2.2 政府投资理论 |
2.2.3 政府债务理论 |
2.3 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理论依据 |
2.3.1 理论分析 |
2.3.2 实证检验 |
2.4 财政投资政策边界和投融资风险的理论分析 |
2.4.1 IS-LM模型的修正 |
2.4.2 财政投资政策的债务边界约束 |
2.4.3 财政投资政策的预期收益边界约束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融资平台公司 |
3.1 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动因 |
3.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性质与发展过程 |
3.2.1 地方融资平台的概念以及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
3.2.2 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历程 |
3.3 主要城市融资平台发展情况 |
3.3.1 以内部资金循环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上海模式 |
3.3.2 以构建风险防控“三不”防火墙为主要特征的重庆模式 |
3.3.3 以借贷资金“借、用、管、还”封闭性运作为主要特点的天津模式 |
3.4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和债务风险 |
3.4.1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 |
3.4.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展过程中蕴含的风险 |
3.5 政府融资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一——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 |
4.1 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进程 |
4.2 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效果 |
4.3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存在的问题 |
4.4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政策建议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二——PPP模式 |
5.1 PPP模式的基本原理 |
5.1.1 PPP模式的概念 |
5.1.2 PPP模式的典型特征 |
5.1.3 推广PPP模式的意义 |
5.2 PPP模式发展情况 |
5.3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与流程 |
5.3.1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 |
5.3.2 以财政改革为契机,重构PPP管理流程 |
5.4 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5.4.1 制度体系不健全,顶层设计欠缺 |
5.4.2 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识不到位,单纯作为新型融资模式 |
5.4.3 项目操作程序不规范,定价机制不合理 |
5.4.4 项目落地率低,后续融资困难 |
5.4.5 风险共担机制弱化,风险收益不对等 |
5.4.6 违规实施钻空子,变相积累债务风险 |
5.4.7 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分布不均衡 |
5.5 运用PPP模式是否增加财政运行风险的实证分析 |
5.5.1 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
5.5.2 数据说明 |
5.5.3 面板回归 |
5.6 完善PPP模式的政策建议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三——政府投资基金 |
6.1 国外政府投资基金实践和理论研究情况 |
6.2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情况 |
6.3 政府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
6.4 规范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风险分析 |
7.1 地方投融资行为的风险传导机制 |
7.1.1 国内风险传导机制 |
7.1.2 国际风险诱导机制 |
7.2 风险的逐步显现 |
7.2.1 整体杠杆率维持高位 |
7.2.2 与地方投融资行为相关的风险现状 |
7.3 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分析——基于KMV模型 |
7.3.1 模型和数据 |
7.3.2 实证模型 |
7.3.3 相关结论和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政策建议 |
8.1 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
8.1.1 通过政府投融资筹集建设资金 |
8.1.2 开展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改制 |
8.1.3 保持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调控作用 |
8.1.4 防控地方债务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
8.1.5 国际投融资运作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8.2 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
8.2.1 加快特许经营和PPP领域立法,健全投融资法律框架 |
8.2.2 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长效机制 |
8.2.3 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投资项目 |
8.2.4 简化投融资管理体制,营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
8.2.5 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严格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
8.3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2)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研究创新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2.1.1 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
2.1.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2.1.3 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2.2.1 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
2.2.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2.2.3 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2.3 文献评述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3.1 概念界定 |
3.1.1 财政分权 |
3.1.2 中国财政分权 |
3.1.3 区域创新效应 |
3.1.4 政府行为 |
3.2 理论基础 |
3.2.1 公共品理论 |
3.2.2 外部性理论 |
3.2.3 公共选择理论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3.3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直接效应假说 |
3.3.1 模型设定 |
3.3.2 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 |
3.3.3 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
3.4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假说 |
3.4.1 财政科技投入与区域创新 |
3.4.2 科技事权划分与区域创新 |
3.4.3 地方税收与区域创新 |
3.4.4 土地财政与区域创新 |
3.5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假说 |
3.5.1 基本假设 |
3.5.2 理论模型建立 |
3.5.3 理论模型推导 |
3.5.4 理论模型结论 |
3.6 小结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现状考察 |
4.1 财政分权的现状考察 |
4.1.1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历程 |
4.1.2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演变的基本特点 |
4.1.3 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状况 |
4.2 创新水平的现状考察 |
4.2.1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历程 |
4.2.2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
4.2.3 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状况 |
4.3 政府财政行为的现状考察 |
4.3.1 财政科技投入规模状况 |
4.3.2 科技事权划分状况 |
4.3.3 宏观税负水平状况 |
4.3.4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状况 |
4.4 小结 |
第5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直接效应 |
5.1 模型、变量与数据 |
5.1.1 模型设定 |
5.1.2 变量选取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5.2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5.2.1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5.2.2 分地区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 稳健性检验 |
5.3.1 基于收支自主权指标检验 |
5.3.2 基于税收分成率指标检验 |
5.3.3 基于市场化进程指标检验 |
5.3.4 基于专利强度指标检验 |
5.3.5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检验 |
5.3.6 基于分时间段检验 |
5.4 扩展性讨论:门槛效应检验 |
5.4.1 门槛模型设定 |
5.4.2 门槛值估计及区间划分 |
5.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4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5.5 小结 |
第6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 |
6.1 模型、变量与数据 |
6.1.1 模型设定 |
6.1.2 变量选取 |
6.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6.2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6.2.1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2 分地区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 稳健性检验 |
6.3.1 基于专利强度指标检验 |
6.3.2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6.4 小结 |
第7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 |
7.1 方法与模型 |
7.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7.1.3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法 |
7.2 空间权重矩阵设计 |
7.2.1 邻接权重矩阵 |
7.2.2 经济权重矩阵 |
7.2.3 距离权重矩阵 |
7.3 实证分析 |
7.3.1 空间相关性分析 |
7.3.2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
7.3.3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基于创新产品转化指标检验 |
7.4.2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7.5 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1.1 理论研究的主要结论 |
8.1.2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分权改革方向 |
8.2.2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政策选择 |
8.2.3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与其他配合改革 |
8.3 未来的扩展性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及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保增长和控风险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问题的提出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与安排 |
1.4.2 研究方法 |
1.5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5.1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评价 |
1.5.2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效应 |
1.5.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
1.5.4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与配置 |
1.6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理论和方法 |
2.1 地方政府债务基本概念 |
2.2 本论文理论基础 |
2.2.1 财政分权理论 |
2.2.2 路径依赖理论 |
2.2.3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理论 |
2.2.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理论 |
2.3 本论文相关方法 |
2.3.1 DEA效率评估方法 |
2.3.2 空间计量方法 |
2.3.3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3.1 引言 |
3.2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
3.2.1 三阶段DEA- Bootstrap模型构建 |
3.2.2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面板门限模型构建 |
3.3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评价实证分析 |
3.3.1 地方政府债务效率评价指标选取 |
3.3.2 数据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3.3.3 地方债务使用效率评价结果分析 |
3.3.4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面板门限模型结果分析 |
3.4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构建 |
3.4.1 地方政府债务动态博弈模型建立 |
3.4.2 地方政府债务博弈数值模拟分析 |
3.4.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3.5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3.5.1 数据选取及变量处理 |
3.5.2 地方政府债务空间效应检验 |
3.5.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经济增长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
4.1 引言 |
4.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计量模型构建 |
4.2.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度修正KMV模型构建 |
4.2.2 地方债务风险空间溢出计量模型构建 |
4.2.3 考虑经济增长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计量模型构建 |
4.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度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4.3.1 地方债务风险测度数据来源和指标预处理 |
4.3.2 地方政府债务偿债能力预测 |
4.3.3 地方政府债务KMV模型参数估计 |
4.3.4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测度 |
4.3.5 地方政府债务安全规模测度 |
4.3.6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4.4 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化解债务风险能力实证分析 |
4.4.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4.2 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作用检验 |
4.4.3 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门限效应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增长与风险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与优化配置研究 |
5.1 引言 |
5.2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基于DSGE模型分析 |
5.2.1 地方政府债务DSGE模型构建 |
5.2.2 DSGE模型参数校准 |
5.2.3 数值模拟分析与地方债务规模选择 |
5.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配置与优化分析 |
5.3.1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配置与优化模型构建 |
5.3.2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配置与优化实证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6.1 全文总结 |
6.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4)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范畴探讨 |
一、能力与组织能力 |
二、地方政府 |
三、政府能力 |
四、政府财政能力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财政分权理论 |
二、公共产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三、政府间税收划分理论 |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理论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公债理论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构建 |
二、各影响因素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形成的作用机理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与构建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三、指标选取范围与数据来源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方法 |
一、基础指标的无纲量化方法 |
二、熵值法 |
三、线性加权组合方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四、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一、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 |
二、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四、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一、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 |
二、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三、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一、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 |
二、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三、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四、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及结果分析 |
第一节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一、研究方法 |
二、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一、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二、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一、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二、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一、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二、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一、研究方法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
第一节 内涵界定、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一、三重财政能力内涵界定 |
二、研究方法 |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
一、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度时空演变特征 |
二、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特征 |
第三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动力识别 |
一、全国层面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二、区域异质性考察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判别 |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一、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促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
一、合理分配各级政府事权 |
二、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
第二节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 |
一、构建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
二、改革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第三节 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 |
一、亟待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法律法规建设 |
二、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 |
三、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考核问责制度 |
四、积极探索和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模式 |
第四节 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
一、构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综合评价机制 |
二、加快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
三、稳妥推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 |
四、全方位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驱动力”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一、基本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5)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三、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跨年度预算平衡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预算平衡 |
二、跨年度预算平衡 |
三、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优势 |
第二节 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机制 |
一、预算支出的约束机制 |
二、预算收支的调剂机制 |
三、预算赤字的弥补机制 |
四、重大项目的论证机制 |
第三节 跨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构成 |
一、预算主体与平衡结果 |
二、预算活动及平衡结果 |
三、制度经济学范式下的平衡结果 |
第四节 预算平衡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
一、预算主体理论的价值及局限 |
二、预算活动理论的价值及局限 |
三、制度经济学范式的价值及局限 |
第二章 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框架设计 |
第一节 基本要素设计 |
一、预算原则 |
二、改革目标 |
三、涵盖范围 |
四、预算构架层次 |
五、预算滚动模式 |
第二节 技术要素设计 |
一、支出管理 |
二、收入管理 |
三、债务管理 |
四、预算稳定管理 |
五、预算的预测 |
第三节 组织要素设计 |
一、实施环境 |
二、组织实施 |
第三章 中国预算平衡管理进程与平衡态势 |
第一节 中国预算平衡管理进程 |
一、预算制度正式执行阶段(1978—1993) |
二、预算制度回应市场经济阶段(1994—1998) |
三、预算制度走向公共化阶段(1999—2013) |
四、预算制度全面深化阶段(2014—今) |
第二节 中国预算平衡态势分析 |
一、财政可持续性态势 |
二、预算余额分解测度 |
三、中国预算平衡态势结论 |
第三节 中国预算平衡管理的演进规律 |
一、中央主导下中央与地方上下制衡 |
二、预算改革从渐进积累转为综合加速 |
三、预算主体权利观念日渐形成发展 |
四、财政风险演化促进预算平衡管理 |
第四章 跨年度预算管理的国际经验 |
第一节 发达国家跨年度预算 |
一、英国预算管理 |
二、德国预算管理 |
三、美国预算管理 |
四、澳大利亚预算管理 |
第二节 转型与发展中国家跨年度预算 |
一、乌干达的预算管理 |
二、智利的预算管理 |
三、俄罗斯的预算管理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启示 |
一、灵活调适跨年预算方法 |
二、重视法律架构规范作用 |
三、准确、审慎的预算预测 |
四、接纳跨年预算渐进成长 |
第五章 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框架建构 |
第一节 预算平衡与政府职能调整 |
一、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 |
二、政府间事权职能匹配 |
三、部门预算职能调整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管理 |
一、支出总额控制 |
二、优化支出结构 |
三、规范项目支出 |
四、或有负债管理 |
五、支出绩效管理 |
第三节 财政收入管理 |
一、保持财政收入适度规模 |
二、实施财政收入预期管理 |
三、合理统筹管理各类现金 |
四、培育稳定的地方主体税种 |
第四节 预算稳定管理 |
一、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
二、预算调整规范 |
三、预算与规划衔接 |
第五节 地方政府债务管控 |
一、常规管理制度建设 |
二、存量债务偿还计划 |
三、约束规范增量债务 |
第六节 跨年度预算的编制实施 |
一、预算编制流程管理 |
二、跨年度预算平衡表格设计 |
三、增强跨年度预算执行约束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资料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地方主体税种的基本概念 |
一、地方税的概念及涵义 |
二、地方税相关概念辨析 |
三、地方主体税种的概念及涵义 |
第二节 公共财政理论 |
一、公共财政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二、公共财政理论的基本内涵 |
三、公共财政理论对于地方税收支的意义 |
第三节 财政分权理论 |
一、财政分权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二、财政分权理论的基本内涵 |
三、财政分权理论对于地方税权的意义 |
第四节 税收正义理论 |
一、税收正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二、税收正义理论的基本内涵 |
三、税收正义理论对于地方税的意义 |
第二章 营改增后中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第一节 地方税收不符合地方公共财政需求 |
一、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比过低 |
二、非税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比过高 |
三、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 |
第二节 地方税权难以适应财政分权的需求 |
一、地方税立法权缺失 |
二、地方税征管权日趋萎缩 |
三、税收收益权划分愈发不合理 |
第三节 地方税制有违税收正义价值 |
一、地方税制不符合税收实质正义要求 |
二、地方税制不符合税收程序正义要求 |
三、地方税制不符合税收制度正义要求 |
第四节 我国地方税体系问题溯因 |
一、市场与政府界限不清晰 |
二、分税制以集权作为初衷 |
三、地方税制设计有违正义 |
第三章 外国地方主体税种立法经验及其借鉴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地方主体税种的设置 |
一、发达国家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
二、发达国家政府间税权划分 |
三、发达国家地方主体税种设置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地方主体税种的设置 |
一、发展中国家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二、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税权划分 |
三、发展中国家地方主体税种设置 |
第三节 外国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比较分析 |
一、外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二、外国政府间税权划分比较分析 |
三、外国地方主体税种设置的比较分析 |
第四节 外国立法经验对我国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借鉴 |
一、科学合理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二、稳定适度的政府间税权配置 |
三、明确合理的地方主体税种 |
第四章 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逻辑思路和选择标准 |
第一节 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逻辑思路 |
一、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逻辑前提 |
二、关于地方主体税种的备选税种 |
第二节 微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财政标准 |
一、地方主体税种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保障意义 |
二、地方主体税种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作用 |
三、地方主体税种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导向 |
第三节 中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经济标准 |
一、地方主体税种应当与宏观经济发展方向相契合 |
二、地方主体税种应当与区域发展特色相一致 |
三、地方主体税种应当与居民公共受益相匹配 |
第四节 宏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价值标准 |
一、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当具备实质正义 |
二、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当具备程序正义 |
三、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当具备制度正义 |
第五章 地方主体税种部分备选税种的利弊分析 |
第一节 增值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一、增值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二、增值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三、增值税方案的税收正义价值探究 |
第二节 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一、企业所得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二、企业所得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三、企业所得税方案的税收正义价值分析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一、个人所得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二、个人所得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三、个人所得税方案税收正义价值探究 |
第四节 房地产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一、房地产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二、房地产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三、房地产税方案税收正义价值探究 |
第六章 我国地方主体税种立法改革的设想 |
第一节 双主体税种结构之消费税方案 |
一、消费税方案具备财政意义 |
二、消费税方案满足经济标准 |
三、消费税方案符合税收正义价值 |
第二节 双主体税种结构之资源税方案 |
一、资源税方案具备财政意义 |
二、资源税方案满足经济标准 |
三、资源税方案符合税收正义价值 |
第三节 地方主体税种的立法改革路径 |
一、双主体税种模式的立法改革总体思路 |
二、消费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立法改革 |
三、资源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立法改革 |
第四节 地方主体税种立法改革的配套措施 |
一、明确政府职能并简化政府层级 |
二、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 |
三、税收立法权下放的配套条件 |
四、稳步推进地方辅助税种立法改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表 |
(7)中国县级财政体制及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关于县级财政运行研究 |
二、关于县级财政体制研究 |
三、简要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 |
第四节 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县级财政管理体制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国家结构与县级财政 |
一、现代国家结构下的县级政府 |
二、中国县级政府的特点及行为目标 |
第二节 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竞争与县级财政行为 |
一、政府竞争理论 |
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三、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提供 |
四、财政分权体制下县级政府竞争的负面效应 |
第三节 公共服务质量、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 |
一、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及影响因素 |
二、模型基本设定 |
三、数值模拟 |
四、结论 |
第四节 几点启示 |
第三章 新中国县级财政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前:统收统支下的县级财政 |
第二节 1978-1993:分灶吃饭下的县级财政 |
第三节 1994年以来:分税制下的县级财政 |
第四节 分税制下县级财政体制改革新探索 |
一、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 |
二、县级财力保障机制改革 |
三、省直管县体制探索 |
四、十八大以来的新改革 |
第四章 典型国家的地方财政体制与县级财政 |
第一节 美国的地方财政体制与县级财政 |
一、美国政府的组织结构 |
二、美国的地方财政体制 |
三、美国县级政府财政运行:以旧金山为例 |
第二节 英国的地方财政体制与县级财政 |
一、英国政府的组织结构 |
二、英国的地方财政体制 |
第三节 日本的地方财政体制与县级财政 |
一、日本政府的组织结构 |
二、地方财政制度 |
第四节 印度的地方财政体制与县级财政 |
一、印度政府的组织结构 |
二、地方政府财政体制 |
第五节 启示与借鉴 |
一、保证预算过程透明 |
二、确保地方财源稳固 |
三、促进转移支付制度完善 |
第五章 我国县级财政绩效分析 |
第一节 县级财政绩效及其研究现状概述 |
一、财政绩效含义 |
二、我国学者对财政绩效问题的初步研究 |
第二节 基于DEA模型的县级财政绩效分析 |
一、研究方法 |
二、数据来源及指标体系模型构建 |
三、结果分析 |
四、结论与建议 |
第六章 我国县级财政运行和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第一节 县级财政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县级财政收入缺乏保障 |
二、县级财政自给率偏低 |
三、县级政府债务问题严重 |
第二节 县级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政府与市场职责边界划分不清 |
二、财权与事权、责任不匹配 |
三、官员的考核激励机制不到位 |
第七章 推进县级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建议 |
第一节 深化县级财政体制改革 |
一、县级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 |
二、深化县级财政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
三、完善县级财政体制改革配套措施 |
第二节 防范和化解县级财政风险 |
一、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 |
二、建立健全县级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
三、建立地方财政监督机制 |
四、强化债务适度规模管理 |
五、建立县级政府债务预警系统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录 |
(8)G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框架 |
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2.1 国外相关研究概况 |
2.1.1 早期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研究 |
2.1.2 近现代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研究 |
2.2 国内相关研究概况 |
2.2.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
2.2.2 地方政府债务和债务风险成因研究 |
2.2.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类研究 |
2.2.4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 |
3 地方政府债务理论及国外债务管理经验 |
3.1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相关概念解析 |
3.1.1 债务 |
3.1.2 政府债务 |
3.1.3 地方政府债务 |
3.2 地方政府债务的相关理论 |
3.2.1 公共产品理论 |
3.2.2 财政分权理论 |
3.2.3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 |
3.2.4 债务及风险控制理论 |
3.3 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经验 |
3.3.1 美国市政债券管理 |
3.3.2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
3.3.3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
3.3.4 波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
3.3.5 瑞典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
4 G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现状分析 |
4.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总体情况 |
4.1.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基本概况 |
4.1.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的演变 |
4.2 G市地方政府债务现状 |
4.2.1 G市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 |
4.2.2 G市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分析 |
4.2.3 G市地方政府债务的阶段式发展 |
4.3 G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管理 |
4.3.1 G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背景 |
4.3.2 G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结构分布 |
4.3.3 G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情况分析 |
4.4 G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特点分析 |
4.5 G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4.5.1 债务资金缺乏有力监管 |
4.5.2 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较弱 |
4.5.3 现有债权发行模式诱发变相负债 |
4.5.4 贷款风险不易控制 |
4.6 G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问题的形成原因 |
4.6.1 G市政府尚不具备与“自发自还”债务模式相适应的财政独立性 |
4.6.2 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易滋生非理性融资冲动 |
4.6.3 不完善的信息披露无法支撑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评级 |
4.6.4 行政体系不完善是G市政府债务超规模的体制原因 |
4.6.5 财政体系的不完善迫使G市政府不得不举债 |
5 G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 |
5.1 基于KMV模型的G市地方政府债务适度分析 |
5.1.1 KMV模型构建 |
5.1.2 KMV模型参数假设与计算 |
5.1.3 KMV模型的结论分析 |
5.2 G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风险评价 |
5.2.1 规模风险 |
5.2.2 结构风险 |
5.2.3 预警机制风险 |
5.2.4 效率风险 |
5.2.5 金融风险 |
6 结论与建议 |
6.1 健全财政保障机制 |
6.2 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 |
6.3 创新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方式 |
6.4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披露体系 |
6.5 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
6.6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管理 |
6.7 改进地方政府考核办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目的 |
(三) 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二) 国外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三) 已有研究的评述 |
三、研究设计 |
(一) 概念界定 |
(二) 理论基础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问题 |
(四) 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二)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第一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涵义与关系分析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概念探讨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概念探讨 |
(一) 教育财政充足:源于美国基础教育对教育结果公平的追求 |
(二) 财政充足原则有适用于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内涵与外延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概念探讨 |
(一) 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概念探析 |
(二) 教育财政公平:源于美国的公共教育财政公平框架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内涵与外延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概念探讨 |
(一) 教育财政效率的本义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关系分析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一)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不必然呈现二元对立 |
(二) 过分追求公平和效率会造成另一价值的缺损 |
(三) 学前教育领域能实现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的有机统一 |
(四) 以公平为先,努力实现二者共同改善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与公平的关系 |
(一) 财政公平状况影响财政充足的真正实现、持续稳定 |
(二) 财政充足状况关系到财政公平的现实意义 |
(三) 财政充足与财政公平并重,二者不可偏废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与充足的关系 |
(一) 财政充足的真正、长期实现依赖技术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保障 |
(二) 结构效率的实现需要一定水平的投入提供保障 |
(三) 规模效率与财政充足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
(四) 财政充足对财政技术效率的作用,依赖于政府角色与监督问责体系 |
(五) 寻求财政效率与财政充足的最优平衡,以财政充足原则为先 |
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关系总结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不同理论视角下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共同价值 |
第一节 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一、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一) 学前儿童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
(二) 学前教育过程中应保障儿童的权利 |
二、基于儿童权利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一) 以儿童为本,儿童利益最大化 |
(二) 强调充足,保障学前教育权利的落实 |
(三) 突出公平,努力实现学前教育权利人人享有 |
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一、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一) 学前教育能带来持久和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 |
(二) 学前教育是最具有经济效率的人力资本投入项目 |
(三) 面向处境不利群体的学前教育项目能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 |
(四) 迟滞性、外溢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
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一) 关注充足,提高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水平 |
(二) 注重公平,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向处境不利群体 |
(三) 强调有效,支持和引导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
第三节 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一、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一) 学前教育是具有异质性的准公共产品 |
(二) 学前教育的“市场失灵”界定公共财政作用的前提 |
(三)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失灵” |
二、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一) 加强财政投入力度,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保障 |
(二) 确保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实现普遍惠及与弱势倾斜 |
(三) 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 |
第四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体系建构 |
一、将公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基础性价值目标 |
二、将效率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补充性价值目标 |
三、将充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性价值目标 |
四、将“以儿童为本”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纲领性价值目标 |
第五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 |
一、政策范式理论:政策范式鉴别和范式转移的分析框架 |
二、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范式识别 |
三、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范式转移路径 |
(一) 第一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确立和发展 |
(二) 第二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的式微和市场化范式的兴起 |
(三) 第三阶段:社会投入范式的萌芽 |
四、不同时期政策价值取向在充足、公平和效率维度的表现 |
(一) 第一阶段:财政充足的缺失、公平的扭曲和效率的缺损 |
(二) 第二阶段:财政充足的弱化、不公平的延续、效率的扭曲 |
(三) 第三阶段: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渐强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评价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评价 |
一、财政充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一) 研究方法 |
(二)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二、财政充足的实证研究结果 |
(一) 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二) 以省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三) 以县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状况评价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评价 |
一、财政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一) 财政横向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二) 财政纵向公平的评价方法和指标选取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四) 机会公平的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二、财政公平的实证研究结果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横向公平的现状分析 |
(二) 学前教育财政纵向公平状况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状况 |
(四) 学前教育机会公平状况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评价 |
一、财政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一) 财政技术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二) 财政结构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二、财政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 |
(一)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现状的实证分析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效率的实证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影响因素研究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三) 宏系统:价值观、信念的影响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经验研究 |
(一) 分析的框架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四) 讨论和政策涵义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影响因素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一) 财政资源在公办园中分配公平的制约因素 |
(二) 财政资源在公民办园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三) 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四) 宏系统: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的总体性影响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一) 分析框架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四) 政策涵义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地区经济人口状况 |
(三) 宏系统:“信任半径”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精神 |
二、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一) 分析的框架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四) 政策涵义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政策实践 |
第一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国际经验 |
一、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实践 |
(一) 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建立最广泛的政策倡导者联盟 |
(二) 确立学前教育法定权利,立法保障学前教育财政预算投入 |
(三) 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比例,保证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 |
(四) 建立稳定的生均拨款机制,按需进行公式拨款 |
(五) 拓宽筹资渠道,扩宽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来源 |
二、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实践 |
(一) 提供全面及(免费)的公共学前教育服务 |
(二) 提供弱势优先的公共学前教育项目 |
(三) 强化弱势补偿的拨款机制,考虑弱势地区和群体的需求 |
(四) 为处境不利家庭提供费用减免、资助 |
(五) 适当提高财政支出责任的层级,加强财政统筹 |
三、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实践 |
(一) 在预算过程当中明确投入的目标 |
(二) 整合重点项目资金,统筹协调部门内和跨部门的资金 |
(三) 优化投入结构,提高财政投入的结构效率 |
(四) 追踪资金流向,加强公共资金监管,防止资金滥用 |
(五) 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地方探索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地方探索 |
(一) 地方立法明确学前教育性质地位以及政府财政投入职责 |
(二) 提供政治和财政激励,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 |
(三)分项目、按比例确定省以下政府间支出责任,确保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
(四) 将学前教育进行预算单列,规定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占比 |
(五) 建立稳定增长的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 |
(六) 拓宽筹资渠道,扩大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来源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地方探索 |
(一) 提供全面普及的学前一年免费教育 |
(二) 完善弱势儿童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
(三) 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财政扶持力度 |
(四) 推行农村学前教育项目,建设农村公共学前教育体系 |
(五) 加强省级统筹,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以缩小省内差异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地方探索 |
(一) 调整支出结构,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
(二) 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更多社会投入 |
(三) 实施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管理制度 |
(四) 健全学前教育财务制度,加强对财政资金预算和执行的监督管理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 |
第一节 基本立场和核心原则 |
一、基本立场 |
(一) 明确学前财政政策应遵循充足、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 |
(二) 在“以儿童为本”价值的引领下实现三者的改善 |
二、权衡框架:核心原则 |
(一) 遵循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回应儿童发展的诉求 |
(二) 考虑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约束条件 |
(三) 承认我国既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影响 |
(四) 处理好制度变迁的短期和长期的成本收益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建议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建议 |
(一) 合法性:立法赋权、预算单列、确立底线 |
(二) 意愿:内外部监督结合,政治与经济激励并行 |
(三) 能力: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政府间分担比例 |
(四) 技术合理性:成本核算,明确政府分担,按需定标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建议 |
(一)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弱势优先” |
(二)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惠及人人” |
(三) 公共财政资源分配“惠及人人”与“弱势补偿”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建议 |
(一) 提高人员经费占比到65%以上,保障幼儿园教师有尊严的薪资待遇 |
(二) 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财政投入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
(三) 加强学前教育预算民主,完善预算管理和监督 |
(四) 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估体系,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四、同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措施 |
(一) 加强对学前教育政策的中长期系统规划 |
(二) 采用以生均拨款为基础的公式拨款 |
(三) 明确支出责任,适度提升支出层级 |
(四) 加强财政评价和监督问责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 |
后记 |
(10)中国式分权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的问题 |
1.2 研究的价值 |
1.3 研究的目标及思路 |
1.4 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
1.5 研究的资料与创新 |
2 理论借鉴与研究综述 |
2.1 理论借鉴 |
2.1.1 二元经济理论 |
2.1.2 公共财政理论 |
2.1.3 财政分权理论 |
2.1.4 公共产品理论 |
2.1.5 公共选择理论 |
2.2 研究综述 |
2.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2.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2.2.3 相关研究的启示 |
3 制度分析框架 |
3.1 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 |
3.1.1 统收统支,高度集中(1949-1979) |
3.1.2 财权下放,分灶吃饭(1978-1993) |
3.1.3 分税制改革(1994-2002) |
3.1.4 2003 年至今 |
3.2 中国式分权的基本特征与统计测度 |
3.2.1 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的基本特征 |
3.2.2 中国式分权程度的数量刻画与指标选取 |
3.3 中国式分权,晋升锦标赛与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机理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中国式分权、政府治理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4.1 引言与研究述评 |
4.2 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4.3 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
4.3.1 变量选择 |
4.3.2 模型设定 |
4.3.3 数据来源与估计方法 |
4.4 实证结果及解释 |
4.4.1 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品供给 |
4.4.2 农村公共卫生保健水平 |
4.4.3 农村抚恤与社会福利保障 |
4.5 本章小结 |
5 中国式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动态分析 |
5.1 引言与研究综述 |
5.2 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与研究假说 |
5.3 计量模型检验与分析 |
5.3.1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5.3.2 平稳性、VAR 滞后期与协整检验 |
5.3.3 标准化协整方程与误差修正模型 |
5.3.4 Granger 因果分析、IRF 与 VD |
5.3.5 VAR 静态与动态预测 |
5.4 稳健性检验 |
5.4.1 标准化协整方程与误差修正模型 |
5.4.2 Granger 因果分析、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
5.4.3 VAR 静态与动态模拟 |
5.5 本章结论性评述 |
6 技术测度:农业经济增长源泉探析与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6.1 研究的问题 |
6.2 研究述评 |
6.3 研究方法与数据准备 |
6.3.1 非参数 Malmqusit 生产率指数 |
6.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4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及解释 |
6.4.1 全国及省际农业 TFP 变动与分解 |
6.4.2 农业 TFP 各指数时序动态波动变化特征 |
6.4.3 农业 TFP 各指数地理空间测度 |
6.4.4 农业 TFP 各指数增长与变动的分组考察 |
6.5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6.5.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准备 |
6.5.2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
6.5.3 Tobit 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及解释 |
6.6 本章小结 |
7 制度评价:中国式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绩效动态追踪 |
7.1 引言 |
7.1.1 研究的问题 |
7.1.2 研究概述 |
7.2 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7.2.1 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 |
7.2.2 研究假说的提出 |
7.3 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设定 |
7.3.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7.3.2 数据来源与估计方法 |
7.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7.4.1 全样本及跨时差异分析 |
7.4.2 区域差异空间地理测度 |
7.5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公共财政支农运行机制 |
8.2.2 匹配事权与财权,建立财政支农预算硬约束机制 |
8.2.3 优化转移支付,实施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 |
8.2.4 向农业输入现代化的生产要素与经营模式 |
8.2.5 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探索农业资本积累率与利润率稳定增长机制 |
8.2.6 注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展农业的制度激励与政策创新 |
8.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出版专着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
四、试论市场经济下政府的适度规模——兼论我国“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之争(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 岳凯.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2]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D]. 邱国庆. 辽宁大学, 2020(08)
- [3]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及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保增长和控风险视角[D]. 赵如波. 电子科技大学, 2020(10)
- [4]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D]. 辛冲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D]. 黄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D]. 陈思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7]中国县级财政体制及其改革研究[D]. 张永森.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G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D]. 吴晶晶.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1)
- [9]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10]中国式分权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研究[D]. 李雪松. 重庆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