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靠海军打天下（论文文献综述）
翁辉,任述群,柳俊[1]（2021）在《新概念舰船的发展及对海战影响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海上安全形势的变化,国家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一些国家海军装备中出现了一类新概念舰船,这类舰船正逐步影响着海军的兵力结构和海战样式。在介绍世界主要国家海军新概念舰船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新概念舰船研发的重点与特点,探讨了新概念舰船可能对未来海战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发展适合我军新概念舰船的建议。
冯梁[2]（2020）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理论价值与实践行动》文中研究表明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海洋形势复杂多变、海洋治理方兴未艾的关键时刻,中国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全球海洋治理、推进大国海洋合作、促进各国海洋事业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前进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需要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当前主要工作,应致力于丰富完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清晰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原则,探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法,并就破解全球海洋领域中的棘手问题,创造性地提供中国方案。
刘后德[3]（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黄紫斐[4]（2020）在《五眼情报合作变迁及中国网络安全应对策略》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发展起来后,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也开始出现。任何个体和组织都面临网络安全问题,但对于不同的主体,其网络安全的具体含义是有所区别的,其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途径也各有差异。在国家层面上,政府通过制定并实施网络安全政策,应对其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网络安全政策,本文主要探讨“五眼”成员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和中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国内外相关研究曾注意到“斯诺登事件”后各国网络安全政策出现的新动向。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中蕴含了“五眼”情报合作变迁与全球网络安全这两个关键变量。围绕这两个变量,本文提出三个核心问题:（1）“五眼”情报合作如何实现以网络安全战略为方向的机制变迁?（2）“五眼”合作变迁对全球网络安全产生什么影响?（3）在此变迁过程中,中美网络安全冲突出现哪些新挑战?本文首先在概念和理论部分,构建国家情报体系与网络安全体系的分析框架,推导出情报能力与网络安全的联系。然后在历史演变部分,通过检索档案、政策分析等方法,梳理“五眼”情报合作的变迁以及各成员国网络安全战略的发展,运用事实材料解释情报对于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运用体系分析框架,探讨当前“五眼”如何通过具体的情报机制改革措施适应网络安全战略需求,并分析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最后,文章聚焦中美网络安全冲突的具体案例,分析其背后两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差异因素,并提出适当的应对策略。网络安全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机制和战略稳定方面。然而,本文以“五眼”情报合作的变迁为切入点,重点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及政策特点,论证其网络威胁情报与网络威慑战略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全球网络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理论贡献,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制定实施网络安全战略、促进网络安全治理现代化、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变革提供参考。
刘庆军[5]（2020）在《现代汉语动宾式惯用语扩展情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惯用语虽属于固定短语,却往往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插入一些成分。如“碰钉子——碰了个大钉子”“打交道——打过几次交道”。学界对此已有初步探索,但对于动宾式惯用语扩展使用的范围、扩展形式的种类和扩展的规律迄今尚无充分的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现代汉语中三音节动宾式惯用语的扩展情况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全面考察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成分的类型。通过大规模语料调查,结合调查结果和语感判断,按可插入成分类型在动宾式惯用语中所作的句法成分归成三类,助词、动词的补语和宾语的定语。助词有“了、过、着、的”四个;动词的补语有趋向补语、数量补语、结果补语、表程度义补语和可能补语五种;宾语的定语有数量定语、涉指示词语、性状义定语、格关系定语、“什么”和其他定语六种。第二部分对动宾式惯用语扩展中插入助词的情况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了”能够插入具有“实现过程”的动宾式惯用语中;“过”的表义特点“离散性质”要求所搭配的动宾式惯用语能够重复进行,有明确的“终结点”;能插入“着”的动宾式惯用语必有“时段持续”的语义特征;能插入“的”,动宾式惯用语本身必有“开始、持续、结束”等时间界限的特征。第三部分考察了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动词的补语的五种情况。趋向补语作为动宾式惯用语的扩展形式时,表示结果意义和状态意义,所以要求动宾式惯用语应该具有某种与之相配的语义特征。数量补语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数量和时间,所以一些表示状态的动宾式惯用语不能插入此类。动宾式惯用语的动作行为可以持续或可以终结,可以插入结果补语“完”;当同时具备[+自主]的语义特征和“获得”之类的积极价值意义,可插入结果补语“好”。表程度义的补语要求动宾式惯用语在范围、数量上有程度意义。插入可能补语的动宾式惯用语,一般不能是结果已经确定或者是对事件发生后的评价。第四部分考察了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宾语的定语的六种情况。一部分动宾式惯用语的整体意义或者名词可以被量化,则可以插入数量定语。从语感上动宾式惯用语均可以插入涉指示词语限制宾语范围,基本属于开放类。插入性状义定语时,若动宾式惯用语的宾语部分是修饰语和名词构成,则插入的可能性较小。能插入格关系定语的动宾式惯用语,一般要兼有[+多向][+损益]两个语义特征。插入“什么”有两种,一种表示实义的疑问,存在限制条件;一种表示虚义,基本属于开放类。插入其他定语时,其组成成分主要有“非格关系的名词”“动词及动词性短语+的”和主谓短语,扩展使用频率较低。本文详尽地考察了289条三音节动宾式惯用语扩展情况,包括动宾式惯用语扩展的范围,每一个动宾式惯用语的扩展形式,以及扩展形式的限制条件,分析表达的语义以及内在规律。这一研究成果对汉语惯用语词典编撰和对外汉语教学均有参考意义。
刘凤[6]（2020）在《释意论视角下的“第九届西南论坛”模拟同声传译口译翻译报告》文中研究表明第九届“西南论坛”的召开,是为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发挥沟通与交流的桥梁作用来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维护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九届“西南论坛”的许多内容涉及国际关系。为了探索和发现国际关系论坛同声传译的特点和规律,笔者选取第九届“西南论坛”一个分论坛的内容作为模拟同传口译的材料。同声传译通常被认为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它涉及到同时完成多种任务。为了应对同声传译中所遇到的困难,包括释意理论在内的理论和口译策略,被用来指导源语意思的表达。此外,在释意理论的指导下,笔者对这一模拟同声传译进行了分析。释意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由丹尼卡·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在《语言与交流问题》等着作中提出来的,对释意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源语意义的表达,而不是源语与目的语词语的对等。本报告由5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口译任务的描述,包括口译任务的背景、来源、特点、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是口译过程,包括口译前的准备、口译任务的实施和口译后的问题。第三部分为理论框架。阐述了释意理论及其应用。第四部分为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阐述和说明了基于该理论的技巧以及该理论的应用。第五部分为结语,主要是关于笔者的自我反思以及对今后口译实践的建议。
梅世昌[7]（2019）在《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音乐是人类艺术的永恒主题,是不同年代人们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抽象反映,它的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真实写照,红色音乐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与艺术的智慧结晶,它萌芽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产生发展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初步发展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发展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创新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蜕变革新于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和现实表明红色音乐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了极为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从理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某种意义而言,大众化为中国化提供了支撑,为时代化提供了依据。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音乐艺术的本质,为广大音乐工作者明确了红色音乐的基本创作思路和创作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从而在一定意义上确立了红色音乐的创作导向和创作秉持的理念,使得红色音乐的基本内涵更加深刻,推动了红色音乐的不断发展;而另一方面,红色音乐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价值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变得更为通俗易懂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将革命的道理熔铸于音乐艺术当中,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日常活动当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红色音乐的洗礼,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历史维度而言,红色音乐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紧密相连。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革命实践中,开辟了运用红色音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初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阶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颁布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根据地的红色音乐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让党的革命主张逐步深入人心;而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掀起了左翼音乐运动,引导国统区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红色音乐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建立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工作队伍,推进了红色音乐的发展。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日趋走向成熟,大量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聚集到延安,深入实际斗争生活当中,开展革命音乐创作活动,使得红色音乐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演绎形式上,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这些作品被广泛应用到实际斗争当中,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发展阶段。红色音乐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辛探索不断完善和多元化发展,在潜移默化之中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与接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融汇贯通了古今中外优秀音乐文化精髓的红色音乐得到了蜕变与创新,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从实践维度而言,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洗礼的红色音乐是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音乐文化体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艺术路径,对于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红色音乐透过音乐艺术的形式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传播开来;其次,红色音乐的创作取材真实地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恢弘历程,社会主义探索时期艰苦奋斗的历史画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光辉历程,成为了新时代珍贵的历史文化教育资源;再次,红色音乐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以及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是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国家和人民军队拥护爱戴的重要路径。最后,红色音乐是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旋律的激昂奋进使得它能够起到鼓舞士气和瓦解敌手的功能。从现实维度而言,红色音乐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深刻的现实启迪。其一,红色音乐能够以其丰富的内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行,引导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崇尚新的道德风尚;其二,红色音乐能够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在新时代教育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其三,红色音乐能够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总而言之,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红色音乐,挖掘其高雅的艺术价值,凸显其承载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教育人民,教育党员,凝聚民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传递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必然选择。
彭东辉[8]（2019）在《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关注“不可思议的印度”,关注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在坚持“有声有色大国”的诉求下,国家安全战略完成了由传统安全战略向综合安全战略的转变。一是由以往的国防建设为中心,向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为中心转变。二是谋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谋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成为“有声有色大国”。三是视核武器为大国“标配”,奉行“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慑”战略。四是重视印度洋安全,实施“确保海洋安全”的海洋战略。五是缓和与邻国关系,整合南亚力量。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确立、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而布局的。从英属印度时期的“三个缓冲区”战略,到印度独立后的“两个同心圆”战略及冷战结束后的综合国家安全战略,在“有声有色大国”目标的指引下,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威胁和安全战略的实现手段不尽一致,但总体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框架。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利用印度半岛“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的地缘优势,印度在“众星拱月”的南亚格局中“一超”地位突出。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印度,信仰非暴力的宗教和频发的教派主义冲突是印度安全最大的挑战之一,印度社会的世俗主义转型还远未结束。印度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印巴冲突及中印关系几大战略问题密切相关。印度要在放权和自治间做出选择,以应对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完成国家整合。克什米尔问题是南亚的顽疾,70余年以来,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了“三场半”战争。战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加剧了印巴对抗。印巴虽有缓和迹象,但不具备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条件。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印边境线2000余公里,有争议的领土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对推进中印关系具有深远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对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亦不可等闲视之。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对全球格局来说,印度认同多极格局,通过“入常”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加速了多极化趋势,推动了全球治理力量对比的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来说,印巴安全困境造成南亚一体化进程缓慢。印度在大力推进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同时,同东盟开展全方位合作。对中印关系来说,中印在南中国海、印度洋等主要海洋通道亟须通过战略对话,培育战略互信。对跨境水资源分配,沿江水文观测、水利建设等敏感问题要及时沟通,消除分歧。这些问题不仅是印度,也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不得不应对的挑战。
杨四海[9]（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陈光文[10]（2018）在《“隐形闪电”——美国F-35战斗机》文中指出2018年9月28日,一架F-35B战斗机首次坠毁,10月1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所有的F-35战机全面停飞。F-35属于典型的第五代战斗机,具备较高的隐身设计、先进的电子系统以及一定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它主要用于前线支援、目标轰炸、防空截击等多种任务,而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那么F-35为什么这么贵?它到底应用了哪些先进的技术?又是怎样发生的故障?本文将带你走进F-35战斗机的前世今生。
二、美国靠海军打天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靠海军打天下（论文提纲范文）
（1）新概念舰船的发展及对海战影响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新概念舰船发展现状 |
| 二、 新概念舰艇发展的重点与特点 |
| 三、 新概念舰船运用对未来海战的影响 |
| 四、 新概念舰船发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2）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理论价值与实践行动（论文提纲范文）
|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于海洋战略格局发生调整的时代 |
|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诞生于世界海洋安全形势严峻复杂的时期 |
|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孕育于全球海洋治理艰难的时刻 |
|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一)和谐海洋理念的传承发展 |
| (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升华 |
| (三)全球海洋治理的思想贡献 |
| 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内外兼修、久久为功 |
| (一)丰富完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
| (二)提出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原则 |
| (三)探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式 |
| (四)提出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五)化解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外来压力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五眼情报合作变迁及中国网络安全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
| 一、国家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政策 |
| 二、网络安全的政策冲突和国际冲突 |
| 三、情报对实施网络安全政策的重要意义 |
| 四、“五眼”面向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转型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对当前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一、章节安排 |
| 二、技术路线图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和理论 |
| 第一节 情报与情报体系 |
| 一、情报体系 |
| 二、情报的意义 |
| 第二节 网络空间与网络安全 |
| 一、网络空间的概念 |
| 二、网络安全及治理 |
| 第三节 网络威胁情报与网络威慑策略 |
| 一、网络威胁情报 |
| 二、网络威慑策略 |
| 第二章 “五眼”情报合作的历史和现状 |
| 第一节 战时英美信号情报合作 |
| 一、信号情报初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 |
| 二、信号情报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五眼”通信情报合作 |
| 一、延续战时的通信情报合作机制 |
| 二、冷战时期的通信情报活动 |
| 第三节 “五眼”情报合作现状 |
| 一、21世纪战略转型 |
| 二、情报合作的特点 |
| 第三章 “五眼”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五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演进 |
| 一、美国 |
| 二、英国 |
| 三、加拿大 |
| 四、澳大利亚 |
| 五、新西兰 |
| 第二节 “五眼”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特点 |
| 一、国家安全战略引领 |
| 二、确立网络威胁及挑战 |
| 三、政府主导应对网络威胁的措施 |
| 第四章 “五眼”情报体系变革及其国际影响 |
| 第一节 信号情报向网络空间延伸 |
| 一、通信情报的相关概念 |
| 二、网络时代通信情报的新特点 |
| 三、“五眼”通信情报扩张的挑战 |
| 第二节 网络安全情报机制转型 |
| 一、进一步规范信号情报活动 |
| 二、引进前沿信息通信技术 |
| 三、“五眼”网络威胁情报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影响 |
| 一、网络备战升级 |
| 二、网络空间治理分化 |
| 三、影响信息产业竞争 |
| 第五章 中美网络安全冲突及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中美网络安全冲突事件 |
| 一、谷歌事件 |
| 二、斯诺登事件 |
| 三、指控中国黑客事件 |
| 四、华为5G安全事件 |
| 第二节 政策差异与中美网络安全冲突 |
| 一、网络信息监管政策 |
| 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政策 |
| 三、国家情报政策 |
| 第三节 应对网络安全新挑战 |
| 一、缓解现有政策分歧 |
| 二、在共识领域增进合作 |
| 三、坚定实施网络强国战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5）现代汉语动宾式惯用语扩展情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范围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动宾式惯用语中可插入成分的类型 |
| 第一节 助词 |
| 一、助词“了” |
| 二、助词“过” |
| 三、助词“着” |
| 四、助词“的” |
| 第二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动词的补语 |
| 一、趋向补语 |
| 二、数量补语 |
| 三、结果补语 |
| 四、表程度义补语 |
| 五、可能补语 |
| 第三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宾语的定语 |
| 一、数量定语 |
| 二、涉指示词语 |
| 三、性状义定语 |
| 四、格关系定语 |
| 五、“什么” |
| 六、其他定语 |
| 第二章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助词情况研究 |
| 第一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了”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了”的规律分析 |
| 第二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过”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过”的规律分析 |
| 第三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着”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着”的规律分析 |
| 第四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的”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的”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时制助词“的”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结构助词“的”的规律分析 |
| 第三章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动词的补语情况研究 |
| 第一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趋向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趋向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趋向补语“起(起来)”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趋向补语“上”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趋向补语“下”的规律分析 |
| (四)插入趋向补语“出”的规律分析 |
| 第二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数量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数量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通用量词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自主量词“(一)下”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情态量词的规律分析 |
| 第三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结果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结果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结果补语“完”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结果补语“好”的规律分析 |
| 第四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表程度义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表程度义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表程度义补语“尽”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表程度义补语“足”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表程度义补语“够”的规律分析 |
| (四)插入表程度义补语“透”的规律分析 |
| 第五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可能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可能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得/不+C(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得/不+了(liǎo)”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不得”的规律分析 |
| 第四章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宾语的定语情况研究 |
| 第一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数量定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数量定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数词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一)+通用量词(个)”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数词)+专用量词”的规律分析 |
| (四)插入数量词的规律分析 |
| 第二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涉指示词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涉指示词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指示词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这/那+量词”的规律分析 |
| 第三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性状义定语的情况研究 |
| 一、性状义定语的构成情况 |
| 二、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三、插入性状义定语的规律分析 |
| 第四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格关系定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格关系定语的情况 |
| (一)插入格关系定语的定性分析 |
| (二)插入格关系定语的句法语义关系分析 |
| (三)插入格关系定语的规律分析 |
| 第五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什么”的情况研究 |
| 一、插入的“什么”表实义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的“什么”表实义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的“什么”表虚义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的“什么”表虚义的规律分析 |
| 第六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其他定语的情况研究 |
| 一、插入非格关系的名词作定语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非格关系的名词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动词及动词性短语作定语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动词及动词性短语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主谓短语作定语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主谓短语的规律分析 |
| 四、插入“人称代词+的”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人称代词+的”的规律分析 |
| 第五章 总结 |
| 第一节 内容总结 |
| 第二节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本文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助词的语料实例 |
| 附录二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动词的补语的语料实例 |
| 附录三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宾语的定语的语料实例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释意论视角下的“第九届西南论坛”模拟同声传译口译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1.Description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1.1 Background of the Task |
| 1.2 Source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1.3 Features of the interpretingtask |
| 1.4 Objectives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1.5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2.Interpreting process |
| 2.1 Preparations for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2.1.1 Thematic preparation |
| 2.1.2 Material preparation |
| 2.1.3 Terminology preparation |
| 2.1.4 Plans preparation |
| 2.2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2.3 Post-interpreting issues |
| 2.3.1 Self-evaluation |
| 2.3.2 Others’evaluations |
| 2.3.3 Mistakes and analysis |
| 3.Theoretical framework |
| 3.1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ve Theory |
| 3.2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ive Theory to related fields |
| 4.Case study in details |
| 4.1 Amplification |
| 4.2 Omission |
| 4.3 Paraphrasing |
| 4.4 Condensation |
| 5.Summary |
| 5.1 Self-reflection on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5.2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interpretation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 Ⅰ:Transcripts of the original speeches and interpretation |
| Appendix Ⅱ:Revised Transcripts of interpretation |
| Acknowledgements |
（7）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的缘起 |
| 0.2 研究的意义 |
| 0.2.1 理论和现实意义 |
| 0.2.2 学术价值 |
| 0.3 研究综述 |
| 0.3.1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0.3.2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0.3.3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0.3.4 研究的思路和内容 |
| 0.4 本文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0.4.1 重点难点 |
| 0.4.2 创新点 |
| 0.5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0.6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0.6.1 红色音乐概念的界定 |
| 0.6.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概念 |
| 第1章 马克思主义和红色音乐的内在关联 |
| 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1.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大众化作为支撑 |
| 1.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
| 1.2 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红色音乐的理论基础 |
| 1.2.1 揭示了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 |
| 1.2.2 阐释了音乐艺术的基本功能 |
| 1.2.3 明确了红色音乐的创作理念 |
| 1.3 红色音乐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1.3.1 使马克思主义深奥的理论表达更加通俗 |
| 1.3.2 使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理论语言更加形象 |
| 1.3.3 使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更加广泛深远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红色音乐的发展脉络 |
| 2.1 红色音乐的诞生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1.1 红色音乐的萌芽与诞生 |
| 2.1.2 工农革命歌咏活动与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传播 |
| 2.2 红色音乐的初步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2.1 在苏区音乐建设中逐步走向群众 |
| 2.2.2 在左翼音乐运动中逐步趋向专业 |
| 2.2.3 1927年至1937年诞生的红色音乐作品的基本特点 |
| 2.3 红色音乐的深入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3.1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深入群众广泛宣传 |
| 2.3.2 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实际斗争推动历史进程 |
| 2.3.3 1937年至1949年诞生的红色音乐作品的基本特点 |
| 2.4 红色音乐的创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1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17年中创新发展 |
| 2.4.2 在十年艰辛探索和两年徘徊中曲折发展 |
| 2.4.3 1949年至1978年诞生的红色音乐作品的基本特点 |
| 2.5 红色音乐的蜕变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1 在国内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前提下坚持主流 |
| 2.5.2 1978年以来诞生的红色音乐作品的基本特点 |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红色音乐的具体功能 |
| 3.1 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党的方针政策 |
| 3.1.1 呈现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术语 |
| 3.1.2 形象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3.1.3 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
| 3.2 展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光辉历程 |
| 3.2.1 铭刻中国革命战争艰苦奋斗的艰辛历程 |
| 3.2.2 记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艰辛探索的曲折历程 |
| 3.2.3 描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创新的伟大历程 |
| 3.3 塑造党、国家以及人民军队的伟岸形象 |
| 3.3.1 塑造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
| 3.3.2 塑造新中国积极向上、爱好和平的形象 |
| 3.3.3 塑造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形象 |
| 3.4 鼓舞士气以及瓦解敌手 |
| 3.4.1 鼓舞士气 |
| 3.4.2 瓦解敌手 |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红色音乐的基本特征 |
| 4.1 丰富的人民性 |
| 4.1.1 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4.1.2 作品风格引导人民审美需求 |
| 4.1.3 情感表达契合人民诉求 |
| 4.2 鲜明的思想性和时代性 |
| 4.2.1 旗帜鲜明弘扬社会主旋律 |
| 4.2.2 高度契合时代发展的主题 |
| 4.3 多样的艺术性 |
| 4.3.1 中西结合 |
| 4.3.2 雅俗共赏 |
| 第5章 红色音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启示 |
| 5.1 以丰富的音乐内容教育引导广大人民 |
| 5.1.1 树立的模范典型引导人民奋勇前行 |
| 5.1.2 承载的核心价值理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5.1.3 凸显的中华传统美德引领道德风尚建设 |
| 5.2 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坚定党员理想信念 |
| 5.2.1 筑牢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
| 5.2.2 教导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 5.3 以音乐的独特魅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
| 5.3.1 以通俗的音乐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 |
| 5.3.2 以独特的音乐旋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余论: 关于红色音乐发展的几个问题 |
| 一、关于红色音乐内容上充斥暴力问题的争议 |
| 二、关于红色音乐与个人崇拜 |
| 三、关于红色音乐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动态评述 |
| 一 关于南亚地区的研究 |
| 二 关于印度安全战略的研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结构和创新 |
| 一 论文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的结构 |
| 三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的相关界定 |
| 一 安全的内涵 |
| 二 安全观的流变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战略 |
| 一 安全战略研究的兴起 |
| 二 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 |
| 第三节 战略文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
| 一 战略文化及其内涵 |
| 二 战略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要件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文化渊源 |
| 一 现实主义:考底利耶《政事论》思想 |
| 二 理想主义:阿育王“达摩”思想 |
| 三 等级秩序:印度教的秩序观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塑造 |
| 一 全球诉求:“有声有色大国”的地位 |
| 二 地区诉求:南亚次大陆的霸主 |
| 三 双边关系: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 |
| 第三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实现手段 |
| 一 奉行经济实力优先的政策 |
| 二 “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胁 |
| 三 “确保海洋安全”的海洋战略 |
| 四 提升与世界性大国的关系 |
| 第四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体系 |
| 一 国家安全决策的机构设置 |
| 二 国家安全决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突出特点 |
| 第一节 半封闭的地缘政治为依托 |
| 一 相对隔绝的次大陆 |
| 二 “众星拱月”的南亚格局 |
| 三 日趋重要的战略要冲 |
| 第二节 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
| 一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 |
| 二 印度教主要的教派组织 |
| 三 频发的教派冲突 |
| 四 尚未完成的世俗主义转型 |
| 第三节 “东向政策”到“东向行动” |
| 一 “东向政策”:向东盟主动出击 |
| 二 “东向行动”:经济与安全并举 |
| 三 “东向行动政策”的多维影响 |
| 第四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东北部分离运动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东北部与中央关系长期紧张 |
| 二 东北部主要的分离运动 |
| 三 以国家统一整合分离运动 |
| 第二节 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印巴克什米尔争端 |
| 二 印巴克什米尔战争 |
| 三 克什米尔问题走势 |
| 第三节 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 |
| 二 中印边界问题的交涉 |
| 三 中印边界洞朗对峙事件 |
| 四 中印边界问题解决机制 |
| 第四节 “印太”战略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美日印澳战略利益的再塑 |
| 二 “印太”战略的战略意图 |
| 三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 |
| 四 “印太”战略的基本走势 |
| 第五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巩固了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 |
| 一 以实力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
| 二 申请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 |
| 第二节 对南亚一体化的双重影响 |
| 一 战略互信缺失,区域合作进展缓慢 |
| 二 印巴安全困境,次区域合作异常顺利 |
| 三 整合南亚邻国,缓和地区安全局势 |
| 第三节 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
| 一 国际海洋通道问题 |
| 二 跨境水资源治理问题 |
| 三 中印高层交流机制的确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档案 |
| 英文档案 |
| 中文着作(含译着) |
| 英文着作 |
| 中文论文(含译文) |
| 中文学位论文 |
| 访问网站 |
| 中英文对照表 |
| 致谢 |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美国靠海军打天下（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概念舰船的发展及对海战影响探析[J]. 翁辉,任述群,柳俊. 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1(01)
- [2]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理论价值与实践行动[J]. 冯梁. 学海, 2020(05)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4]五眼情报合作变迁及中国网络安全应对策略[D]. 黄紫斐.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
- [5]现代汉语动宾式惯用语扩展情况研究[D]. 刘庆军. 沈阳师范大学, 2020
- [6]释意论视角下的“第九届西南论坛”模拟同声传译口译翻译报告[D]. 刘凤.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7]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梅世昌. 湘潭大学, 2019(12)
- [8]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彭东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10]“隐形闪电”——美国F-35战斗机[J]. 陈光文. 知识就是力量,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