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秘书长到党校讲课受到热烈欢迎（论文文献综述）
蒲郁明[1]（2021）在《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研究》文中指出郑天挺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史学家,自幼父母双亡,与弟弟寄人篱下,在亲戚的照顾下成长。1917年,郑天挺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而后留校攻读研究生,师从钱玄同先生。1924年郑天挺开始在北大任教,1933年受北大校长蒋梦麟之邀,担任北大秘书长。1936年,他开始在北大历史系任教,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郑天挺在北平一边与日寇周旋,一边掩护北大师生南下。在西南联大的八年里,郑天挺一方面承担着繁杂的行政教务工作;另一方面又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联大文学院成立的第一年迁往蒙自,郑天挺抵达后立即投入了学校宿舍建设和迎接师生的工作中。1939年,他参与筹建了北大文科研究所,并且担任副所长。1940年,郑天挺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先后参与了联大叙永分校的筹建和撤销、联大的复员等工作。在此期间,郑天挺积极协调三校关系,维护师生利益,于联大团结稳定功不可没。他在联大期间,从事西南边疆民族史、明清史等研究,推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他还践行学术报国的理念,课余时间,到云南各地演讲,将学术研究与地方需要相结合。郑天挺在联大的日常生活除了行政公务与教学研究,还有就是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子女的关怀。联大期间,他与罗常培、蒋梦麟、梅贻琦、陈寅恪等人也结下良好友谊。通过对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事迹的梳理,以及联大期间行政与学术贡献的总结,探索郑天挺的功绩与历史作用,对当今及其后人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更好地认识郑天挺的历史地位,提供重要参考。
胡兵[2]（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孙新[3]（2018）在《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文中认为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成熟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的大发展时期。正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亲身厉行下,延安干部教育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本文本学位论文选取“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为研究课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从当前的研究成果看,以历史的方法为主来研究毛泽东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的研究成果尚显薄弱。本学位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对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选题的原因与意义、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等,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等。本学位论文的正文部分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回顾和总结了延安时期之前毛泽东的干部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掀开了干部教育的序幕。从党的创立到大革命失败,党的早期领导人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投注了大量精力探索干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跨出了党的干部教育的第一步,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思想和实践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继承和发展党的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和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大办干部教育的战略思想和实践。面对立足陕北、复兴革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和使命,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党内干部的思想转变和行动一致。在毛泽东的主要倡导和亲身示范下,中共中央适时作出了大规模地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迅速创建院校、培养干部,使干部队伍的数量和素质都实现了空前的飞跃,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阐述了干部培养和学习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号召,掀起了延安干部学习热潮。同时,采取了后方和前方、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同时办学的方针,开始建立比较系统的干部教育制度,开展相对系统化的理论学习。第四章对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干部教育改革进行了考察。针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为了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以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中心,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经过整风,干部教育的学风明显好转,全党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牢固地团结起来。第五章对毛泽东与延安时期干部教育进行了全面总结。毛泽东在延安的干部教育思想及实践为掀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高潮培养了大量人才,形成了特有的干部教育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阐述毛泽东与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绩,提炼和归纳了毛泽东与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特点和基本经验。
李茂[4]（2017）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7）,中共党内开始滋生教条主义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上先后提出了“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是脱离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结果;“二次革命论”与陈独秀中央教条式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二是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及其内部派别的分析出现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三是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导致滋生教条主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外部原因而言: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出现错误,凭藉于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将其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强制在中国革命中推行,较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共独立自主地思考与决策的空间。就其内部原因而言:一方面中共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推崇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是导致教条主义滋生的重要情感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这是导致教条主义出现的重要理论原因。在滋生教条主义的同时,中共党人也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国情,试图解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萌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1927.7‐1930）,中共党内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党内蔓延。中共中央先后出现了“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们与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论和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理论的错误密切相关。中共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没有触及到导致错误出现的内在原因——教条主义式的思维,为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留下来隐患。教条主义在党内蔓延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共党人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是薄弱的,党内还严重地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1931‐1934）,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中共中央,并通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全党范围内贯彻和执行,将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共党人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的排斥和打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在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1935‐1938）,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受到遏制。一是教条主义宗派瓦解和中共高层出现人事变动,破除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二是形成了“洛‐毛”合作领导体制,在政治策略上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推动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红军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三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思想和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地清算,依然在党内顽固的存在;当曾经的教条主义宗派领袖人物王明回国之后,教条主义一度死灰复燃。不过此时的中共在理论上、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由于毛泽东等主张实事求是的中共党人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已有了遏制教条主义发展的力量。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较量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运而生,为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做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准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到七大（1939‐1945）之间,中共党内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清算。该时期中共党内清算教条主义问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为清算教条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共产国际解散,为清算教条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毛泽东对清算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精心的部署,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教条主义清算的成功。通过对教条主义的全面清算,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思想源头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建立,从组织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共党内全面清算教条主义的胜利。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发展和被清算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加深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坚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信念和实践。教条主义问题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加强和深化对它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杜立芳[5]（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指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庄祺[6]（2015）在《张如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中认为本篇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张如心及其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张如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很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不同,张如心的贡献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哲学才华上,而且贯穿了其一生。他是一个爱思考的学者,也是一个多产的理论家,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也将他与其他同时代的学者,如李达、艾思奇、沈志远等人进行了对比分析。张如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位重要理论宣传和教育家,着名的“红色教授”之一,他的活动轨迹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密切联系着。张如心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上海活动时期,延安时期及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这一历史过程。本篇论文的主体是分三个时期来阐述张如心的理论研究活动及成果,即前期,中期和后期,并对其各阶段的学术活动给予了相应的评价。张如心的前期学术生平活动指的是他从留苏归来回到上海至进入中央苏区以及延安初期这段时间（1929年至1940年）。1929年秋,张如心从苏联回国,由于受到过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他开始积极研究和撰写相关理论作品,至1932年7月连续出版了四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专着。张如心撰写的这些哲学着作,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历史,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张如心在论述过程中引用了丰富的材料,论述也比较充分,不但引用了许多经典作家的论述,也有自己的理解,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难能可贵的。在进入中央苏区后,张如心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品格来从事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材料虽然不多,但从可以见到的材料上来看,张如心是一个爱思考、敢说真话,勇于坚持原则的理论家。张如心的中期学术活动指的是从延安时期经历华北和东北时期,到进入马列学院工作之前这一时期（1940年至1952年）。张如心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特别体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上。这一时期,张如心对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贡献:无论是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还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初步概括,又或是第一本宣传毛泽东思想与作风的作品,张如心都无愧是在党内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的第一人。此外,张如心十分注重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盲目崇拜;对毛泽东个人与全党的关系认识也比较合理,没有把毛泽东放在全党之上,而总是从毛泽东个人再延伸至全党,特别是对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的强调,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如心的后期学术活动是指他从进入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到被调离党校这段时间（1952年至1958年）。张如心在这一期间研究和撰写的文章,主要是围绕着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焦点问题展开的。其中包括对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重新发表后的研究和阐释;对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解;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这些都带有比较典型的时代色彩。《论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张如心在这段时期比较好的一篇理论文章,特别是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总结,反映出张如心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是深刻的、全面的。他能做出这样的总结,离不开他对理论的探索,也离不开他经历的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和切身体会。在每章的最后一部分,对张如心在该时期的学术活动都作了评价。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与同时期人相比,张如心在上海从事哲学活动的时间要比他们早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研究和传播贡献也是比较突出的。在中期的学术活动中,张如心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逐步走向成熟,并担任各类干部培训机构的领导职务,这也有利于他从全党全局的高度关注和思考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一时期,张如心的学术活动使他成为党内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在后期的学术活动中,张如心除了从事教学工作外,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阐述上,在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上,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上都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张如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革命与斗争的时代,很多在斗争条件下合理的现象,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显得不那么合适,这就要求我们尊重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张如心取得的成就,不但与其个人努力有关,也跟历史的大潮流相关,国共两党的斗争客观上也决定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及其理论成果。总的说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如心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党我军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党在训练和培养干部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金台子[7]（2015）在《情商时代》文中研究表明7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一直晕晕乎乎的。就像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被人从后面兜头敲了一棒子。那棒子是橡皮的,人没有被打死,伤没伤也不知道,只是晕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弄不清为什么,想不起来怎么应对。别人让去医院就去医院,让回家就回家,让吃饭就吃饭。事情过去之后,甚至事情还没有过去,我认为自己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一切,很多书都是这么教我的,我相
刘业伟[8]（2015）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三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邢宇[9]（2015）在《成仿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成仿吾先生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尤其是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以成仿吾的实践和思想为研究对象,探究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通过对成仿吾思想的系统研究,结合当下中国社会发展路径,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阐明中国大学教育中所具有的特殊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成仿吾生平概述。通过对其一生的回顾,分为人生的四个时期,从他的早期教育、文学猛将、民主革命时期、教育生涯等四个阶段考察他的一生革命和文学、教育实践的历程,分析与他的文化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相伴随的实践活动,揭示成仿吾思想来源和思想基础,从而为研究成仿吾的思想提供有益的分析素材。第二章是成仿吾的文化思想。成仿吾的个人早期的教育经历和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历程,为我们分析成仿吾的文化思想提供了思路。成仿吾私塾教育和在日本接受教育的经历,使得他对中西文化有一种比较,并且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和教育管理中。第三章是成仿吾的文学思想。五四时期,成仿吾是作为一名文学革命的猛将,高扬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他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一起作为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用笔为武器,用文章来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封建愚昧,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批判一些文人的丑恶,在文学青年和文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他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系列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径和中国革命的出路和前进的道路,他的文学思想异军突起,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深刻的理解他的文学思想对于今天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都有着现实意义。第四章是成仿吾的教育思想。成仿吾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是成仿吾一生的追求,并且取得极大的成就。他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中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且在中外比较教育上能够结合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有所选择,结合教育实践,在论教育的作用、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都提出了鲜明的教育观点和教育实践的具体举措,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有着突出的成就。第五章是成仿吾思想综述。总而言之,成仿吾一生的革命实践与他的思想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追求也是他思想的反应,他的思想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时代性,充满了对国家独立、富强、民主、进步的的认识和追求,值得我们尊重和充分肯定。
陈新民[10]（2014）在《父亲和他的学生》文中研究指明卷首语父亲比母亲大11岁,年轻时经常被问及:"你们是师生关系吗?"父亲每次回答:"不是。"母亲有时会说:"是。"各执一词都有理由。父亲学中文,母亲教数学,两人先后在四所学校共过事,从来没有以师生身份交集。但无论何时何地,父亲对母亲业务和文化学习一直倾心关注严格要求,直到退休多年以后仍然不放松。而母亲对父亲的尊重,很大程度也来自学习经历。他们是一对典型恩爱夫妻,也可以说是一对"非典型"师生。在父母钻石婚庆宴会上,有个学生举杯站起说:
二、秘书长到党校讲课受到热烈欢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秘书长到党校讲课受到热烈欢迎（论文提纲范文）
（1）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一章 郑天挺与西南联大关系溯源 |
| 第一节 早年的教育经历与社会活动 |
| 第二节 任职北大与走向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西南联大的建立与郑天挺的南下 |
| 第二章 联大时期郑天挺的行政教务工作 |
| 第一节 蒙自岁月 |
| 第二节 筹建北大文科所 |
| 第三节 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
| 第四节 复员北返 |
| 第三章 联大时期郑天挺的学术与教学 |
| 第一节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
| 第二节 明清史研究 |
| 第三节 教学与演讲 |
| 第四章 联大时期郑天挺的生活 |
| 第一节 家庭 |
| 第二节 交游 |
| 第三节 日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 一、教务部 |
| 二、教研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 二、党性教育 |
| 三、能力培训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 三、组织员 |
| 四、联络员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3）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概念的界定 |
| 四、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延安时期之前毛泽东干部教育的思想和实践 |
| 第一节 通过教育培训革命骨干是党的一大创举 |
| 一、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 |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 |
| 第二节 毛泽东早期的干部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
| 一、毛泽东早期干部教育实践与干部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二、在干部教育实践中发现“左”倾教条的问题 |
| 第二章 毛泽东关于大办干部教育的战略思想和实践 |
| 第一节 扭转“左”倾错误领导导致的革命危局 |
| 一、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 |
| 二、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需要统一思想、重振士气 |
| 三、红军汇集后亟须相互融合 |
| 第二节 迎接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形势转变 |
| 一、国内政治形势剧烈变化与担负领导抗战的中心任务 |
| 二、干部队伍的能力和水平不相适应抗战形势要求 |
| 第三节 毛泽东与延安干部学校的创办 |
| 一、毛泽东提议创办干部学校 |
| 二、毛泽东对干部学校进行具体指导 |
| 第四节 毛泽东带头学习和授课 |
| 一、毛泽东发奋读书,特别是学习哲学 |
| 二、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建设并大量授课 |
| 第三章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干部教育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干部教育的发展战略 |
| 一、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教育方针 |
| 二、干部学习运动的组织和动员 |
| 三、加强干部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
| 第二节 毛泽东与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普遍发动 |
| 一、掀起学习哲学的热潮 |
| 二、倡导干部在职教育的检查 |
| 三、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 |
| 第三节 毛泽东与干部学校教育的新阶段 |
| 一、创办抗大分校与组建华北联合大学 |
| 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
| 三、适应新形势创办干部学校 |
| 四、干部学校的检查 |
| 第四章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中的干部教育 |
| 第一节 主张改造全党的学习 |
| 一、延安干部教育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 |
| 二、《改造我们的学习》与干部教育改革的动员 |
| 第二节 干部院校的调整 |
| 一、中央党校的改组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
| 二、延安大学的组建与发展 |
| 三、抗大回到绥德 |
| 第三节 在职干部的整风学习 |
| 一、部署在职干部教育的决策 |
| 二、中央学习组的整风学习 |
| 三、全党普遍整风中的在职干部教育 |
| 四、路线学习和总结历史 |
| 第五章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总结 |
| 第一节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绩 |
| 一、形成了空前的干部教育规模 |
| 二、调整确立了正确的干部教育方向 |
| 三、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骨干力量和领导干部 |
| 四、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 五、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打下了重要基础 |
| 第二节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特点 |
| 一、“干部教育第一” |
| 二、创新干部教育的方法 |
| 三、在重大问题上及时进行教育 |
| 第三节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把干部教育提升到事关党的事业全局的战略地位 |
| 二、加强干部教育的组织领导 |
| 三、干部教育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创新 |
| 参考文献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辨析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相关概念辨析 |
| 1.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 |
| 1.2.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研究概况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的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5.1 主要内容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滋生(1921-1927.7) |
| 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表现 |
| 2.1.1 对革命性质与革命阶段的认识错误 |
| 2.1.2 对国民党性质的误判 |
| 2.1.3 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放弃 |
| 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因素 |
| 2.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内部因素 |
| 2.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外部因素 |
| 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 |
| 2.3.1 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2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3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第3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蔓延(1927.8-1930) |
| 3.1 教条主义表现之一——“左”倾盲动 |
| 3.1.1 “三阶段”论对中共的影响 |
| 3.1.2 “左”倾盲动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1.3 “左”倾盲动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2 教条主义表现之二——“左”倾冒险 |
| 3.2.1 中共六大的双重效应 |
| 3.2.2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2.3 “左”倾冒险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初次较量 |
| 3.3.1 中共党内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抵制 |
| 3.3.2 留守中央反教条主义的实践 |
| 3.3.3 中共党内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 |
| 3.3.4 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较量 |
| 3.3.5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
| 第4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膨胀(1931-1934) |
| 4.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 |
| 4.1.1 共产国际彻底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
| 4.1.2 共产国际全力扶持王明集团 |
| 4.1.3 《两条路线》出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中央 |
| 4.2 “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路线中的表现 |
| 4.2.1 以留苏学生为主体的教条主义宗派形成 |
| 4.2.2 教条主义宗派的反“右”倾斗争 |
| 4.2.3 片面追求“工人化”与排斥知识分子 |
| 4.3 “左”倾教条主义在武装斗争中的表现 |
| 4.3.1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的出台 |
| 4.3.2 “进攻路线”的推行与对毛泽东的批判 |
| 4.3.3 军事战略方针教条化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
| 4.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再次较量 |
| 4.4.1 白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2 苏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 |
| 第5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遏制(1935-1938) |
| 5.1 中共高层组织变动与长征胜利 |
| 5.1.1 长征初期教条主义宗派瓦解 |
| 5.1.2 “洛-毛”领导体制的确立与长征的胜利 |
| 5.2 “左”倾关门主义的抛弃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2.1 共产国际七大新气象 |
| 5.2.2 瓦窑堡会议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的抛弃 |
| 5.2.3 中共对蒋方针的转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第三次较量 |
| 5.3.1 党的十年历史评价之争：路线错误还是策略错误 |
| 5.3.2 独立自主原则之争 |
| 5.3.3 六届六中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第6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清算(1939-1945) |
| 6.1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成熟：奠定了清算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 |
| 6.2 全面清算党内教条主义 |
| 6.2.1 编辑《六大以来》：厘清路线是非 |
| 6.2.2 1941 年“九月会议”：拉开整风运动帷幕 |
| 6.2.3 中央领导机构重大调整：从组织上肃清教条主义影响 |
| 6.2.4 共产国际解散：教条主义失去最后依托 |
| 6.2.5 1943 年“九月会议”：对教条主义的最后一击 |
| 6.3 中共七大：清算党内教条主义的全面胜利 |
| 6.3.1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
| 6.3.2 七大党章与防范教条主义的规章建设 |
| 6.3.3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 |
| 结束语 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
| 一、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 |
| 二、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现实启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张如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张如心生平及学术历程 |
| 第一节 从民主革命者到共产主义者 |
| 第二节 锤炼党性，自觉宣扬毛泽东 |
| 第三节 一部宣传力作，一份办学担当 |
| 第四节 笔耕不辍，建国后勤于教研 |
| 第二章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
| 第一节 对早期苏俄哲学的介绍 |
| 第二节 对辩证唯物论的传播 |
| 第三节 对辩证法的研究和传播 |
| 第四节 对哲学发展史的阐释 |
| 第五节 对张如心前期学术活动的评价 |
| 第三章宣传毛泽东的思想与作风 |
| 第一节 率先为“毛泽东思想”命名 |
| 第二节 概括毛泽东的创造性发展贡献 |
| 第三节 阐述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体系 |
| 第四节 宣传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 |
| 第五节 对张如心中期学术活动的评价 |
| 第四章“两论”宣传与哲学论道 |
| 第一节 对《实践论》的宣传 |
| 第二节 对《矛盾论》的宣传 |
| 第三节 对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探讨 |
| 第四节 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 |
| 第五节 阐释和宣传党的群众路线 |
| 第六节 对张如心后期学术活动的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 |
| 第一节“文学大一统”时代里的“文学新人” |
| 第二节“文化领导权”语境下的“新人培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 |
| 第一节 文研所与延安鲁艺 |
| 一、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特别优待 |
| 二、师资队伍和招生方式 |
| 三、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
| 四、尝试改变办学方式 |
| 第二节 文研所与高尔基文学院 |
| 一、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借鉴 |
| 二、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创新” |
| 第三节 文学研究所与丁玲 |
| 一、为何选择丁玲？ |
| 二、创办文学研究所 |
| 三、主政文研所的厄运 |
| 四、平反后的丁玲与文研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文研所的筹备与成立 |
| 一、文研所的筹备 |
| 二、文研所的成立与倒掉 |
| 第二节 文讲所的恢复与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 一、文讲所的恢复 |
| 二、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 第三节 鲁院的办学环境 |
| 一、朴素而典雅的鼓楼东大街 |
| 二、艰苦而有趣的朝阳区党校和职工大学 |
| 三、素雅而偏远的八里庄 |
| 第四节 鲁院的学习风气 |
| 一、活跃的课堂 |
| 二、多彩的课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 一、文研所招生特点 |
| 二、在办学中发展 |
| 第二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 一、停办之前的文讲所 |
| 二、恢复工作以后的文讲所 |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 一、进修班：八十年代鲁院办学形式 |
| 二、与高校合作办学 |
| 三、多样化办班：九十年代鲁院的招生办学 |
| 四、高研班：新世纪鲁院的招生办学 |
| 第四节 不同时期的对比与渐变 |
| 一、文研所时期 |
| 二、文讲所向鲁院过渡时期 |
| 三、九十年代 |
| 四、新世纪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 一、理论学习 |
| 二、社会实践 |
| 第一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 一、文讲所前期 |
| 二、文讲所后期 |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 一、八十年代 |
| 二、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初期 |
| 三、新世纪高研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 |
| 第一节 从对作家队伍的影响到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 一、对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的影响 |
| 二、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 第二节 从小鲁院到大鲁院：地方对鲁院培养模式的复制 |
| 一、各地对鲁院的模仿和复制 |
| 二、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及其对策 |
| 第一节 一种新的理论的生成：创意写作视域下的文学新人培养 |
| 一、文学新人培养的可行性 |
| 二、中国创意写作方兴未艾 |
| 第二节 一个新的培养路径：可借鉴的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系统 |
| 一、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的发展成就 |
| 二、鲁院借鉴创意写作的基础与前景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一、鲁院更名后开展的文学活动 |
| 二、历届高研班学员名单 |
| 三、鲁迅文学院讲义一览表 |
| 四、鲁迅文学院历届主要负责人任职简表及简历 |
| 五、鲁迅文学院主要授课教师名单 |
| 六、史料 |
| 七、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访谈录 |
| 八、鲁迅文学院办班名录（1950年—2014年） |
| 九、鲁迅文学院学员问卷调查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二、期刊 |
| 后记 |
| 致谢 |
（9）成仿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成仿吾生平概述 |
| 第一节 早年教育 |
| 一、童年成仿吾 |
| 二、留学日本 |
| 第二节 编辑岁月 |
| 一、创造社成立之初的成仿吾 |
| 二、主持创造社时期的成仿吾 |
| 三、创办“创造周报” |
| 第三节 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 一、接触马克思主义者 |
| 二、加入中国共产党 |
| 三、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
| 四、从鄂豫皖到中央苏区 |
| 五、由革命家向教育家的转变 |
| 第四节 从事教育 |
| 一、建国前教育活动 |
| 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实践 |
| 三、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教育实践 |
| 四、在山东大学的教育实践 |
| 五、重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实践 |
| 第二章 成仿吾的文化思想 |
| 第一节 成仿吾文化思想形成的背景与基础 |
| 一、深厚的中学底蕴 |
| 二、成仿吾的西学背景 |
| 三、成仿吾文化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成仿吾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一、形成期 |
| 二、发展期 |
| 三、转型期 |
| 四、成熟期 |
| 第三节 成仿吾文化思想的特征 |
| 一、以发展的眼光对待中西文化思想 |
| 二、以革命的意识构建文化思想 |
| 三、理论联系实践运用文化思想 |
| 第三章 成仿吾的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成仿吾作品综述 |
| 一、文学作品 |
| 二、文学评论及文艺理论 |
| 第二节 成仿吾的教育背景及主要经历 |
| 第三节 成仿吾与“创造社” |
| 第四节 成仿吾与郭沫若、郁达夫 |
| 第五节 成仿吾与鲁迅 |
| 第六节 成仿吾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
| 一、成仿吾文艺美学思想的特质 |
| 二、成仿吾文学批评思想 |
| 第四章 成仿吾的教育思想 |
| 第一节 论教育的作用 |
| 第二节 高等教育的思想 |
| 一、加强党的领导力量 |
| 二、建立新的师生关系 |
| 三、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
| 第三节 师范教育的思想 |
| 一、建立共同政治课教研室 |
| 二、改进共同教育课教学，加强教育实习 |
| 三、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
| 四、培养研究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
| 五、创办函授教育 |
| 六、加强教材编译及使用工作 |
| 第四节 社会教育的思想 |
| 一、进行生产劳动教育 |
| 二、开展识字运动 |
| 三、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
| 第五节 成仿吾教育思想的影响 |
| 第五章 成仿吾思想综述 |
| 第一节 成仿吾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传统文化的基础 |
| 二、时代影响 |
| 第二节 成仿吾思想变化 |
| 一、时代文化的影响 |
| 二、社会现实的影响 |
| 三、党的事业的需要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秘书长到党校讲课受到热烈欢迎（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研究[D]. 蒲郁明.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D]. 孙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D]. 李茂. 西南交通大学, 2017(10)
- [5]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6]张如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D]. 庄祺. 中共中央党校, 2015(12)
- [7]情商时代[J]. 金台子. 西藏文学, 2015(03)
- [8]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02)
- [9]成仿吾思想研究[D]. 邢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15(12)
- [10]父亲和他的学生[J]. 陈新民. 中国作家, 2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