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读《与官员谈经济学名着》（论文文献综述）
郭雷庆[1]（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认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王帆宇[2]（2016）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三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三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史生荣[3]（2014）在《教授之死》文中研究表明1将烙好的油烙饼摞在一起放入盆里,再盖上盖子,不冷不热焐着,既不凉,又软和。这是他今天的杰作,感觉也是做得最精心最拿手的一次。揭开盆盖,再将每一张翻看一遍,每一张都黄中泛金,连焦煳点都没有,看着都有食欲。妻子万兰最爱吃他烙的这种千层油烙饼,她曾和他学做过几次,都说不如他做的好吃。其实这也不算家乡的特产,家乡家家都这么做,母亲做得更好一些。东学潮希望今天她看到油烙饼,人也变得可爱一点,然后再和她商量读博的事。万兰总是用钥匙自己开门。趁她换鞋,东学
田刚健[4]（2014）在《普京时期（2000-2008）俄罗斯的文艺与文化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艺与文化政策是一个国家执政党及其政府就文艺和文化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所提出理念化、制度化和行为化的政治主张,是国家意志与核心价值在文艺和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普京时期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在反思苏联时期文化专制主义和俄罗斯联邦建立初期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以“新俄罗斯思想”为核心理念,以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为价值诉求,完善形成了以宪法为立法依据,以文化立法基础等法律法规为基础保障,以若干纲领性文件为发展规划和导向,以文艺奖项和文艺教育为辅助的文艺和文化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为实现和推进国家文艺和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意图搭建了总体框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诉求的传达、贯彻和执行提供了保证。普京时期的文艺和文化政策深植于俄罗斯历史文化精神中,彰显着这一横跨欧亚大陆传统强国的现代化强国诉求、宗教信仰和民族个性,是“新俄罗斯思想”在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它一改前苏联直接命令和叶利钦时期放任自流的作法,以间接引导和规范甚至渗透等形式实施,以恢复俄罗斯帝国传统、重塑国家形象、凝聚民族精神、繁荣文艺产业、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软实力为核心,以加强制定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为导向规范保障,以加快推动和新型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发展和强化俄罗斯民族经典文艺作品的国民教育为主要措施,从而实现在政治上重构国家意识形态、经济上构建文化产业体系、社会管理上塑造新型公民社会、外交上实行大国文化推广的主要政治意图,从而有效破解了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文化难题和文化障碍,为俄罗斯重新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制定国家文艺和文化政策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孟德楷[5]（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白云龙[6]（2013）在《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始终不能确定,而欧洲各国不但没有走出经济增长趋缓的阴影,反而步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多米诺”雷区。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民众抗议浪潮遍及整个西方世界。在世界经济格局日益体现整体性同时,民族与国家的既有秩序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以前所未有冷峻的目光,反思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剧；反思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发展真谛的短期行为,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反思近30年来,自新自由主义滥觞,直至占领国家经济权力的全部阵地,逐渐形成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并以此为标尺,衡量各个国家的自由化程度,同时,以其终极形态的“华盛顿共识”作为解决非自由经济国家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手术刀”,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所谓自由经济秩序,给世界经济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的繁荣进步,而是巨大的社会灾难。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其中具有标志性的生产动力、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和技术创新等因素,不仅体现出经济增长的现实可能,也体现出社会发展的良性预期。但是,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注定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孽宿,这一点不仅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而且为当下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困境所证明。与传统经济增长只重过程,不重结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观念不同,包容性增长是兼顾机会平等与结果正义、兼顾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观,其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这一全新的经济增长理念,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空喊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是要将这一原则,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充分体现于市场经济行为之中,这就要求经济增长的方式,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革命性转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成果,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命题,纳入社会生产方式的价值理性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社会正义作为经济增长价值理性分析的起点,将经济权力结构,这一包容性增长最为核心的条件要素,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试图通过传统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工具理性的突破,对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系背景和不同国家中,所形成的经济权力结构,加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进而论证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社会正义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得以充分地体现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已有的历史充分证明,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单一通过市场权力乃至其最大化,或单一通过国家权力乃至其最大化,都不可能为体现社会正义原则的经济增长,提供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实现的基本路径,唯有通过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均衡作用机制,即经济权力结构的不断创新,才能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找到符合社会生产方式客观规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这一领域研究范式的确立提供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视域以及结论,既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也是本文的价值追求。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从总体意义上就本文选题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加以概括,首先从现实和理论背景上,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败成因,进行梳理,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的说明,则为全文的主旨奠定了分析研究的基础。第二章是关于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重点围绕西方主流经济学功利主义、唯心主义的抽象的、静态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人”概括所存在的不同,强调包容性增长的方法论基础,必须建立在将原本属于人的类本质的主体行为分析,回归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第三章是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重点阐述经济权力是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切入点,只有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权力集成方式形成社会意义的价值评判,才能对市场与国家经济权力在包容性增长经济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分析和认识。而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生产要素与经济权力要素有效整合的分析,是传统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权力分析范式的根本分歧所在。其中,一般性市场、冻结化市场和外部性市场模式的划分,论证了只有通过外部性市场模式选择,才能为包容性增长提供经济运行的载体。第四章是意识形态与包容性增长。分析了市场正义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强调意识形态对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而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维护社会正义,以此为依据,对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再造的基本原则予以界定。第五章是经济权力结构创新与包容性增长。重点是对生产要素最大化所造成的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加以分析,并对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基本原则予以明确。以此为依据,对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基本原则予以界定。第六章是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阐述所谓自由经济秩序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而国家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是针对自由秩序说教的反向运动。同时,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约束。而社会成本对合理竞争秩序的影响,意在通过外部性均衡的视角,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经济权力的介入机制及其效用加以分析,由此阐发符合社会成本控制的市场模式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以此为依据,对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国家权力机制的基本原则予以界定。第七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包容性增长。通过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实践历程的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予以明确,同时,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相对应的经济权力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予以概括。
孙广平[7]（2013）在《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文中指出目前的学术界,尤其是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兴起了一股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热潮。在这些研究中,更多的是对清末民初教科书进行宏观性、整体性的研究,很少有针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研究,并且,由于晚清教科书文本的难以收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初时期。本文作者从英美、日本、港台,以及国内各大知名图书馆多方收集到晚清时期所出版的七十余本原版英语教科书,以真实文本为基础,力图对晚清时期的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按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演变历程,本论文划分为三个阶段共六章。第一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的萌芽期（1807—-1840年）。在这个阶段,中国英语教科书的编写还处于无意识阶段。由中国人编写的供英语学习的材料,基于上都是洋泾浜英语文本。与此同时,以马礼逊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入学习英语编写了专门的教科书,标志着中国人接受正规英语语言教育的开始。英华书院在英语教学中所使用的教科书,无疑是中国人学习正规英语的最早文本,在中国英语教科书编写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由于英语教科书的使用范围所限,这些最早期的英语教科书对中国的传统教育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第二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时期（18401895）,本阶段分两章来阐述。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为前段时期。值此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首次打开,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英语在中国的渐进传播。清政府首次真正认识到英语学习对提高国家实力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晚清英语教科书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由中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最初主要将英语视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工具,后来,随着晚清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及外语学习风潮的不断兴起,中国人开始将英语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进行学习,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门类也渐渐增多,出现了英语语法、英语口语和英语翻译教科书。中国人开始参与到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这表现了中国人对英语语言、对西方文化从鄙夷到渐趋接受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通过引入原版欧美英语教科书、编写适合中国人使用的英语教科书等各种手段,丰富了晚清中国人的英语学习资源,也间接地提高了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质量。第三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成熟时期（1895—1911）。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唤醒了民众救亡图存的使命感。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以及《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在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教育者都把英语学习作为一门必修的主课,英语教科书也在当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一阶段的英语教科书之发展,呈现了与以往时期完全不同的特点。其一是中国英语教科书的来源更加多元化：既有从西方直接引入的原版教科书,又有受到日本明治改革的影响而大量引入的日本英语教科书；还有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专为中国人学习英语所使用的教科书；其二是英语教科书的门类细化：既有以往学习英语所特别重视的语法类教科书、商务英语类学习读本,也有英语口语类教科书等。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由中国人编写的专为适合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中小学分年级英语教学而使用的系列课本,这在此前的英语教科书编写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三是英语教科书的编写有意识地体现了当时的教育理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受日本教育理论的影响非常深远。通过分析此阶段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中国所盛行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以及代表先进教育法的古安系列教学法,并可以使我们了解教育改革与英语教科书的发展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所出现的英语教科书进行文本收集、整理、分析,结合历史学、英语语言教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对晚清英语教科书做深入的、跨学科的分析与研究,力求表现中英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在语言接触层面中所表现出的碰撞与交融,从而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晚清英语教科书,作为当时民众接受西方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以及文化交流的领域。透过研究晚清英语教科书中关于中西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为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情形提供了真实的参照。
张卫莉[8]（2011）在《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结合他在《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中做出的以经济现代化振兴中华的战略构想进行研究。但是为了获得关于孙中山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全景而不至于将其战略构想碎片化地就事论事,尊重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也会适当援引其他必要资料在相关思想主题上做相应延伸。本论文力求探求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全貌并揭示其经济思想中的规律性认识,但是同时,考虑到孙中山经济思想内容的丰富庞杂,限于篇幅和能力,本论文不可能做到穷尽其所有主题和观点、理论与实践。本论文选定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基本问题中的几个方面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如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孙中山的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等。论文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史论相结合的方法,横向与纵向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以传统经济理论和现代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成果为基础,以线为主,点面结合,从多个角度对于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提出尊重历史真实、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论文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出发,剖析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思想渊源,分析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客观评价了其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简要回顾前人的相关研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由此更能说明本论文研究主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及相应研究内容设计的合理性。第三部分,孙中山经济思想综述。此部分又可以分为两个子部分：第一个子部分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和哲学基础。此部分探讨孙中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重点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20世纪之交的影响中国的各西方经济思想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探讨孙中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系统观、知行观和民生史观,揭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的科学认知和实践精神,揭示孙中山实业计划系统的内在关联性和以人为本特征。本部分的研究构成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第二个子部分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把浩大繁多的孙中山经济思想从较为综合的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到孙中山的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和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各方面进行研究,并构筑其理论体系,并认为其实际上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经济战略支持性制度体系。通过研究,该部分认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高度相当显着,这一部分构成后面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的研究的基础。第四部分,孙中山经济思想评论。主要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当代价值的评价。通过研究,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发展理论,可将之概括为：以振兴中华、求富求强为最高目标,以民生主义为经济建设的总纲领,以主权独立下的开放主义为基本方针,以对资本主义扬“善”避“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以科学规划、富有系统性为特征的经济建设方案,以及实事求是、尊重国情下的前瞻性和首创性的中国的经济现代转型发展理论。以国家富强,民生畅遂为目标的博大精深的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当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继续深入仍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刘湘顺[9]（2010）在《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指出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为此意。利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理论,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是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利益关系及其利益矛盾,事关改革开放的大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前,理论界围绕利益和利益关系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新的成果,但是尚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的系统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利益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首先,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概述了马克思利益理论发展的历史,系统梳理了马克思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分析说明了马克思利益理论的主要特点,阐明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马克思利益观认为,“现实的个人”是研究利益范畴的出发点,利益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活条件,而利益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利益是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原动力,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利益是阶级斗争的物质根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利益共同体是马克思利益观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的利益分析方法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利益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调整与完善我国目前利益关系格局具有借鉴意义。其次,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探讨了建国以来马克思利益理论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归纳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进而提炼出规律性认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勾勒出新中国60年来中国利益分配制度和利益分配政策变迁的轮廓和轨迹。从实证角度对这种制度安排下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作出具体详实的分析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把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利益观,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毛泽东的“三兼顾”原则、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江泽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论、胡锦涛以人为本论等系列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利益关系格局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利益均等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到改革开放以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的转变。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新时期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背景,对我国当前的利益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剖析,对实现利益和谐总体原则、具体路径和工作机制作了探讨。本文提出,利益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整合利益关系必须从经济、制度、社会、党建、观念五方面综合考量,尤其是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的工作机制。希望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张世海[10]（2010）在《中国报业的产权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是中国报业的产权问题。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媒介产权问题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但现实的种种新情况又迫使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刻认识。当代,财富的概念与经济的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包括报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事关中国未来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过去的新闻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和概括当前包括报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并且日益成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桎梏,而传播学理论主要偏重于社会学层面,在解释和解决当代的文化产业现象时尚不够理想。本文在研究中国报业的产权问题时,首先采用了经济学中对人性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本文认为,人都有自利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行事。本文从理性经济人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演绎报业产权的理论。同时,通过研究中国晚清以来的报业历史和报业产权结构,归纳关于报业产权的理论。产权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产权的改革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制度的关系,并对人的行为效果产生影响。报业的不同产权结构会对从业者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这种机制又直接影响报业的基本形态和报业的未来发展。报业的产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报业资产的所有权,报业资产的使用权,以及报业资产收益的分配权。对这三种权力的任何一种进行改革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当我们认清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预期制定不同的改革方案。本文写作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当前中央和新闻出版总署正在推行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意义深远的任务,本文希望从理论上为这种改革提供支持;第二,通过对晚清以来民营报业发展的研究,探索民营报业的理论及其发展规律,当中国的报业以及其它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它们都将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研究解放前民营报业的发展规律有助于提高我们管理未来中国文化产业的水平;第三,新闻出版体制还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信息传播制度,它的改革必然会对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绩效产生影响,本文通过探讨这种影响的逻辑,以期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读《与官员谈经济学名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读《与官员谈经济学名着》（论文提纲范文）
（1）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理论框架与变量关系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民主与民主转型 |
| 二、民族与民族分离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概念、理论与参数 |
| 一、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 |
| 第三节 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耦合关系分析 |
| 一、“多数制民主”异化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 |
| 二、多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 |
| 三、自由化带来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甚至权力真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斯里兰卡:两族对峙与宪政改革 |
| 第一节 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斯里兰卡的民族结构 |
| 二、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历史上的僧泰关系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斯里兰卡的建立及其特点 |
| 一、科尔布鲁克—卡梅伦改革:民族代表制的形成 |
| 二、威廉·曼宁改革:民族政党制的萌芽 |
| 三、多诺莫尔改革:引入普选制 |
| 四、索尔伯里改革:多党竞争制的确立 |
| 第三节 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1948-1972年:僧伽罗人控制型民主的确立 |
| 二、1972-1983年:从议会民主制到总统议会制 |
| 第四节 内战中的分权改革试验:民族和解的钥匙? |
| 一、1983-1987年:印斯和平协议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
| 二、1995-2000年:新宪法草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国: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泰国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泰国的民族结构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历史上的泰马关系 |
| 第二节 泰国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议会民主制的艰难前行与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产生(1932—1957) |
| 二、“泰式民主”与马来穆斯林的武装分离运动(1957——1973) |
| 第三节 泰国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多党议会制的短暂回归与马来穆斯林的有限政治参与(1973——1976) |
| 二、军方主导下的半民主制与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沉寂(1976——1992) |
| 第四节 泰国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第三次民主转型初期(1992——2001):民主乱局与马来民族分离问题的复燃 |
| 二、第三次民主转型中期(2001——2006):他信强势政府与马来穆斯林问题的恶化 |
| 三、第三次民主转型后期(2006——至今):阶级冲突与民族分离的双重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菲律宾: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菲律宾的民族结构 |
| 二、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南北关系 |
| 第二节 美式民主的构建与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美式民主的构建及其特点 |
| 二、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与美式民主体制的瓦解 |
| 第三节 马科斯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分离运动与民主运动 |
| 一、马科斯政府为维护合法性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和谈政策 |
| 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分裂和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四节 美式民主制的恢复与民族和解的推进 |
| 一、阿基诺夫人政府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和解(1986——1992) |
| 二、拉莫斯政府时期的民族和解与摩洛分离运动的新动向(1992——1998) |
| 三、从埃斯特拉达到阿罗约政府时期摩洛分离问题的进展(1998-2010) |
| 四、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南和平进程(2010——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缅甸: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缅甸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缅甸的民族结构 |
| 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过程与特点 |
| 二、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三、吴努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扩大 |
| 四、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军政府的上台 |
| 第三节 军政府执政下的民族冲突和民主运动 |
| 一、奈温军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改革 |
| 二、民族冲突的扩大和民主运动的兴起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与奈温军政府的垮台 |
| 第四节 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 |
| 一、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1988——2003) |
| 二、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03——2011) |
| 三、吴登盛政府主导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11——2015)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结构 |
| 二、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与失败 |
| 一、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 |
| 二、民族地方叛乱与印尼议会民主制的失败 |
| 第三节 从“有领导的民主”到“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的确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时期(1957——1965) |
| 二、苏哈托“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65——1998) |
| 第四节 民主转型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崩溃与民族冲突及分离运动的高涨 |
| 二、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改革 |
| 三、分权:能否有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外对社会转型研究的现状与评述 |
| (二) 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的现状与述评 |
| 三、本文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 本文研究的结构框架 |
| (二) 本文研究主要的方法 |
| 四、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二) 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人类社会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
| 一、生态文明基本理论概述 |
| (一) 文明概念的解读 |
| (二) 生态文明的内涵 |
| (三) 生态文明的特征 |
| 二、人类社会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
| (一) 浑然一体：渔猎文明时代的出场元点 |
| (二) 分化初现：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袪魅 |
| (三) 强力征服：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断裂 |
| (四) 主动修复：生态文明时代的和谐发展 |
| 第二章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 |
| 一、社会转型及其中国视野 |
| (一) 社会转型概念界说 |
| (二) 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分析 |
| (三) 中国社会转型特征 |
| 二、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概述 |
| (一)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界定 |
| (二)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进程 |
| (三)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 |
| 三、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 |
| (一)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基础并为其提供持续支撑力 |
| (二)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内在保障 |
| (三)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是以人全面发展为旨归的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与困顿 |
| 一、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机遇 |
| (一) 节能减排初见成效 |
| (二) 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 |
| (三) 绿色技术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 |
| (四)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 |
| 二、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 |
| (一) 资源短缺日趋严重 |
| (二) 环境污染不断加剧 |
| (三) 自然生态破坏异常严峻 |
| 三、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诱发我国生态环境困厄的根源 |
| (一) 观念根源：“发展主义”至上的理念偏狭 |
| (二) 经济根源：产业结构布局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 |
| (三) 体制根源：“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 |
| (四) 制度根源：相关生态制度体系设计不健全 |
| (五) 外部根源：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进行污染转移或转嫁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
| 一、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概述 |
| (一) 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 |
| (二) 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指向 |
| (三) 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与特征 |
| 二、新时期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正面效应 |
| (一) 高效的价值取向为转型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 |
| (二) 有序的市场竞争为生态资源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提供了动力条件 |
| (三) 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为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
| 三、新时期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 |
| (一) 由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阻滞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时效性 |
| (二) “经济人”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破坏程度 |
| (三) 市场经济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外部挑战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
| 一、政治转型相关理论概述 |
| (一) 政治转型的涵义 |
| (二) 政治转型的目标指向 |
| 二、政治转型民主化及其在当代在中国的具体表征 |
| (一) 政治参与化逐步扩大 |
| (二) 政治世俗化日趋明朗 |
| (三) 政府管理效能化显着增强 |
| 三、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及其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一) 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及其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二) “全能型”政府的裂变及其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三) 从免责行政转向责任行政及其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第六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
| 一、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概述 |
| (一) 文化转型的内涵 |
| (二) 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标志 |
| (三) 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 |
| 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及其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一) 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及其特征 |
| (二) 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三、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及其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一) 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极大提升了当代中国人的自我文化意识 |
| (二) 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四、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及其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一) 新时期文化转型与法律至上理念在我国的逐渐生成 |
| (二) 法律至上理念的生成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五、契约文化精神的增强及其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一) 契约文化精神的意蕴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逐渐生成 |
| (二) 契约文化精神的增强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 |
| 第七章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取向 |
| 一、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取向 |
| (一)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之维 |
| (二)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之维 |
| 二、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取向 |
| (一) 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层面全过程需要更新经济发展范式 |
| (二) 把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层面全过程需要强化政治系统的保障功效 |
| (三) 把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层面全过程需要发挥观念系统的引领作用 |
| (四) 把生态文明融入社会生活层面全过程需要加强生态社会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教授之死（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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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京时期（2000-2008）俄罗斯的文艺与文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关键词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苏联时期及俄罗斯联邦初期文艺文化政策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文艺与文化政策评述 |
| 一、苏维埃文化——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下的全新文化类型 |
| 二、苏维埃文化政策指导下的文化革命 |
| 三、苏维埃政权初期文艺和文化政策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
| 第二节 斯大林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艺文化政策概述 |
| 一、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政策的一花独放及其影响 |
| 二、赫鲁晓夫时期文化政策极端化后的解冻与封冻 |
|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艺和文化政策的收紧与反复 |
|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艺和文化政策概述 |
| 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与苏维埃的文化变革 |
| 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 |
| 三、“新思维”和“公开化”下苏维埃文艺的最后历程 |
| 第四节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文艺与文化发展评述 |
| 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整体精神惶惑和文化危机 |
| 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府挽救文化危机的政策举措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俄罗斯思想”——普京时期俄罗斯文艺文化政策之核心理念 |
| 第一节 “俄罗斯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基本内涵 |
| 一、“俄罗斯思想”的诞生与演化 |
| 二、“俄罗斯思想”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普京“新俄罗斯思想”的生成境遇与文化谱系 |
| 一、普京“新俄罗斯思想”的生成境遇 |
| 二、普京“新俄罗斯思想”的文化谱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俄罗斯思想”与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普京时期俄罗斯文艺文化政策的利益诉求 |
| 第一节 “新俄罗斯思想”统摄下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 |
| 一、文化软实力概说及其国内与国际的两个向度 |
| 二、普京关于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考 |
| 三、普京时期俄罗斯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 |
| 第二节 东正教复兴背景下的意识形态重建——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的国内向度 |
| 一、普京执政前的意识形态真空与东正教复兴潮流 |
| 二、帝国崇拜、国家认同和道德净化——俄罗斯东正教之文化规定 |
| 三、东正教复兴背景下意识形态重建战略与当代俄罗斯文艺文化政策 |
| 第三节 双头鹰民族性格与文化大国形象塑造——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的国际向度 |
| 一、俄罗斯民族东西方双重性格——从双头鹰谈起 |
| 二、双头鹰民族性格与普京欧亚联盟的文化外交战略 |
| 三、双头鹰民族性格在俄罗斯文化大国形象塑造中的功能与表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普京时期俄罗斯文艺文化政策的主要形态 |
|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文艺和文化政策的法律基础——《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文化立法基础法》 |
| 一、《俄罗斯联邦宪法》中关于文艺和文化事业的规定和表述 |
| 二、《俄罗斯联邦文化立法基础法》的基本内容和遵循原则 |
| 第二节 文化强国复兴梦的总体规划——《“俄罗斯文化”国家规划发展纲要》 |
| 一、《俄罗斯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总体目标 |
| 二、《俄罗斯文化》的实施机制和效果评估 |
| 三、《俄罗斯文化》体现的普京时期国家文化战略规划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国家引导文艺活动的重要方式——俄罗斯文艺和文化国家奖项评述 |
| 一、普京时期俄罗斯文艺和文化奖项概述 |
| 二、普京时期俄罗斯国家文艺和文化奖项的评选标准和价值取向 |
| 三、青年类和创新类的国家文艺和文化奖项 |
| 第四节 爱国主义与民族艺术的经典传承——普京时期国民文艺教育评述 |
| 一、普京时期国民文艺教育的核心理念 |
| 二、普京时期国民艺术教育和养成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三、普京时期国民文艺教育的国际交流和氛围营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普京时期俄罗斯文艺文化政策的运行模式 |
| 第一节 普京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结构的整体改造 |
| 一、强化总统权力,构建强力国家中央政权体系 |
| 二、重视市场调控,着力培育和保护市场经济秩序 |
| 三、促进社会整合,实现国家秩序的稳定和有序 |
| 第二节 普京时期俄罗斯文艺和文化国家管理的主要原则 |
| 一、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 |
| 二、干预方式法制化原则 |
| 三、政策导向现代化原则 |
| 四、文化管理市场化原则 |
| 第三节 普京时期俄罗斯文艺和文化管理的权力分配 |
| 一、总统——国家文化发展的决策核心 |
| 二、联邦会议——国家文化事业管理的立法机构 |
| 三、总理及文化部——国家文化事业管理的执行机构 |
| 第四节 普京时期俄罗斯文化管理的决策运行机制 |
| 一、决策信息的采集与保障 |
| 二、政策目标的确定与研判 |
| 三、政策立场的协调与探讨 |
| 四、具体措施的贯彻与落实 |
| 五、实施效果的反馈与修正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普京时期文艺文化政策导向下的当代俄罗斯文艺生态 |
| 第一节 文学——帝国情怀下的市场行为 |
| 一、法律保障下作家群体的整体回归与文学生产繁荣 |
|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活力和文学生产 |
| 三、多元文学思潮中的国家认同和帝国召唤 |
| 四、文艺大国重建形势下的文学评论 |
| 第二节 电影——民族光影工业的复苏新生 |
| 一、电影产业发展的国家扶植机制 |
| 二、摆脱困境的多元化经营模式 |
| 三、民族经典与好莱坞模式的结合与反拨 |
| 第三节 建筑——国家形象传播的符号系统 |
| 一、当代俄罗斯建筑艺术多元化的基本形态 |
| 二、俄罗斯经典古建筑的重建和保护 |
| 三、帝国重建意识下的大规模现代城市建筑兴建 |
| 四、自由主义新型建筑模式的兴起与创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现实背景和意义 |
| 1.1.2 选题的理论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包容性增长的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包容性增长的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包容性增长与政府经济职能创新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3.2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3.3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4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关于-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观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硬核——“经济人”假设 |
| 2.1.2 纯粹工具理性研究范式的成因 |
| 2.1.3 纯粹工具理性研究范式的缺陷 |
| 第二节 其他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增长观 |
| 2.2.1 发展经济学的增长观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的增长观 |
| 2.2.3 演化经济学的增长观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增长观 |
| 2.3.1 经济增长研究范式突破的必要性 |
| 2.3.2 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内容和特征 |
| 2.3.3 包容性增长的本质和实现路径 |
| 第三章 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经济权力释义 |
| 3.1.1 权力的含义 |
| 3.1.2 经济权力的含义 |
| 第二节 经济权力结构及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
| 3.2.1 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概念的区别 |
| 3.2.2 包容性增长视角的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 |
| 3.2.3 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 |
| 3.2.4 包容性增长的分析维度 |
| 第三节 经济权力与市场模式选择 |
| 3.3.1 一般性市场(Normal Market) |
| 3.3.2 冻结化市场(Frozen Market) |
| 3.3.3 外部性市场(Externality Market) |
|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含义与作用 |
| 4.1.1 意识形态的含义 |
| 4.1.2 意识形态的作用 |
| 4.1.3 意识形态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由主义市场正义论批判 |
| 4.2.1 市场正义论的历史背景 |
| 4.2.2 市场正义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再造的基本原则 |
| 4.3.1 “普世价值”的含义和实质 |
| 4.3.2 扞卫社会正义 |
| 4.3.3 超越“道德至上主义” |
| 第五章 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单一最大化与经济权力结构 |
| 5.1.1 劳动要素最大化 |
| 5.1.2 土地要素最大化 |
| 5.1.3 资本要素最大化 |
| 第二节 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与社会发展“双重羁绊循环” |
| 5.2.1 “英国病”思辨 |
| 5.2.2 资本权力最大化与社会危机 |
| 5.2.3 传统经济增长的经济权力结构约束 |
| 第三节 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基本原则 |
| 5.3.1 促进社会分工 |
| 5.3.2 优化劳动禀赋 |
| 5.3.3 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的融合 |
| 5.3.4 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融合 |
| 第六章 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自由竞争秩序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 |
| 6.1.1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虚伪性和庸俗性 |
| 6.1.2 私有化、市场化和民主化是帝国主义霸权逻辑的延续 |
| 第二节 自由竞争秩序的反向运动 |
| 6.2.1 国家经济学对国家需要的满足 |
| 6.2.2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约束 |
| 第三节 合理竞争秩序的外部性市场 |
| 6.3.1 社会成本是合理竞争秩序的均衡点 |
| 6.3.2 竞争秩序体现国家意志 |
| 6.3.3 国家权力与外部性市场均衡 |
| 第四节 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下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
| 6.4.1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
| 6.4.2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融合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7.1.1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国家理论 |
| 7.1.2 斯大林的国家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 |
| 7.1.3 毛泽东的国家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
| 7.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 |
| 7.2.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
| 7.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
| 7.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的经济权力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实现途径 |
| 7.3.1 完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 |
| 7.3.2 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
| 7.3.3 完善市场宏观调控体系 |
| 7.3.4 完善企业组织的合理竞争秩序 |
| 7.3.5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
| 7.3.6 优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方式 |
| 7.3.7 以发展教育、福利改善和税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
| 7.3.8 经济权利与自然权利的融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萌芽篇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1840)前英语学习读物在中国的出现 |
| 第一节 早期《红毛番话》类英语读本 |
| 第二节 马礼逊与《英国文语凡例传》 |
| 发展篇 |
|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1840—1895)西人所编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教会学校英语教学 |
| 第二节 甲午战争前教会学校英语教科书 |
| 第三节 罗存德与《英话文法小引》 |
| 第四节 罗伯聃与《华英通用杂话》 |
| 第三章 甲午战争前(1840—1895)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建立 |
| 第二节 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概述 |
| 第三节 国人自编主要的英语词语类教科书分析 |
| 成熟篇 |
| 第四章 甲午战争后西方英语教科书在中国的流传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中国英语教科书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英美原版教科书的引入与编译 |
| 第五章 甲午战争后从日本引进的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发展之比较 |
| 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日本教育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
| 第三节 英语教科书引自日本 |
| 第六章 甲午战争后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之发展 |
| 第二节 国人自编的主要英语语法教科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介 |
（8）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说明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日本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 |
| 2.1.2 前苏联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研究 |
| 2.1.3 欧洲及德国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 |
| 2.1.4 美国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3 评价 |
| 2.3.1 对国外研究的评价 |
| 2.3.2 对国内研究的评价 |
| 第三章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和哲学基础 |
| 3.1 孙中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2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形成的影响 |
| 3.2.1 儒家经典反映出的经济思想的影响 |
| 3.2.2 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 |
| 3.2.3 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的影响 |
| 3.3 19-20世纪之交影响孙中山的各西方经济思想 |
| 3.3.1 西方非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 |
| 3.3.2 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 |
| 3.4 丰富的革命实践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实践基础 |
| 3.5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 |
| 3.5.1 进化论思想 |
| 3.5.2 "知难行易"的知行学说 |
| 3.5.3 民生史观 |
| 第四章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
| 4.1 《实业计划》体现出来的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
| 4.2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特点 |
| 4.2.1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
| 4.2.2 以振兴中华、求富求强为最高目标 |
| 4.2.3 以民生主义为经济建设的总纲领 |
| 4.2.4 以主权独立下的开放主义为基本方针 |
| 4.2.5 以对资本主义扬"善"避"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 |
| 4.2.6 以科学规划，富有系统性为特征的经济建设方案 |
| 4.2.7 实事求是、尊重国情下的前瞻性和首创性 |
| 4.3 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综述 |
| 4.4 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 |
| 4.5 国家应该积极干预经济，为经济近代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 境 |
| 4.6 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思想 |
| 第五章 孙中山的产业经济思想 |
| 5.1 孙中山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 |
| 5.2 孙中山的工业经济发展思想 |
| 5.3 孙中山的商业经济发展思想 |
| 5.3.1 农“经”商“纬”的“同功论” |
| 5.3.2 推行保商善法和利商发展的各种经济主张 |
| 5.3.3 要建立全国的“商业系统” |
| 5.4 工商业发展中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问题 |
| 第六章 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
| 6.1 中国经济发展区划的构想 |
| 6.2 区域经济发展方针的设计 |
| 6.3 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对策 |
| 6.4 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七章 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 |
| 7.1 孙中山的财政思想 |
| 7.2 孙中山的货币思想 |
| 7.3 建立金融机构“刻不容缓” |
| 第八章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 |
| 8.1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的提出 |
| 8.2 “开放主义”与维护主权的认识与实践 |
| 8.3 孙中山的利用外资思想 |
| 第九章对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评价 |
| 9.1 孙中山经济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
| 9.2 孙中山经济思想是一种现代转型发展理论 |
| 9.3 孙中山经济思想具有极高的当代价值 |
| 第十章 结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利益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创立及其评价 |
| 第一节 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 一、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萌芽时期 |
| 二、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基本形成时期 |
| 三、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成熟和完善时期 |
| 第二节 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 一、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特点 |
| 第三节 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蕴 |
| 一、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理论价值 |
| 二、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时代意蕴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理论的认识 |
|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利益矛盾和本质问题认识的偏差及其原因 |
| 三、对毛泽东利益思想的评析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益关系发展的历史回顾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利益关系格局(1949—1952年)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利益关系格局(1953—1957年)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利益关系格局(1958—1978年)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益关系发展实践述评 |
| 一、改革开放前利益关系发展实践的积极效应 |
| 二、改革开放前利益关系发展实践的负面影响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利益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
|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利益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二、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利益关系理论的坚持与创新 |
| 三、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利益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利益政策的演变轨迹 |
| 一、体制转型初期党对利益政策调整(1978.1992) |
| 二、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党对利益政策调整(1992-2002) |
| 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党对利益政策调整(2003-今)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益关系发展的实证考察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 |
| 二、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关系发展的效绩评析 |
| 第四章 当前中国利益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中国利益关系格局的新变化 |
| 一、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 |
| 二、利益差距不断扩大化 |
| 三、物质利益矛盾突出化 |
| 四、利益冲突群体化 |
| 五、利益心理失衡化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矛盾问题分析 |
| 一、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矛盾问题的突出表现 |
| 二、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矛盾问题的实质 |
| 三、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的原因 |
| 一、当前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的经济原因 |
| 二、当前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的体制原因 |
| 三、当前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的社会原因 |
| 四、当前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的文化原因 |
| 第五章 促进社会主义利益关系和谐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
| 第一节 以马克思和谐利益思想为指导与借鉴西方和谐利益思想 |
| 一、科学界定利益和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
| 二、以马克思和谐利益思想为指导实现利益关系和谐 |
|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和谐利益思想及其借鉴 |
| 第二节 促进社会主义利益关系和谐发展的基本思路 |
| 一、实现利益和谐的指导思想 |
| 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促进社会主义利益关系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实现利益和谐的基础:经济途径 |
| 二、实现利益和谐的关键:制度途径 |
| 三、实现利益和谐的阶层结构:社会途径 |
| 四、实现利益和谐的保证:党建途径 |
| 五、实现利益和谐的必要条件:观念途径 |
| 第四节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的工作机制 |
| 一、构建利益合理分配机制 |
| 二、畅通利益表达机制 |
| 三、强化利益约束机制 |
| 四、建立利益矛盾预警机制 |
| 五、完善利益冲突调解机制 |
| 结束语 |
| 一、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
|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10）中国报业的产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 一、选题来源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之回顾与分析 |
| 二、国内相关研究之回顾与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 一、主要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特色及结论 |
| 一、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
| 二、经济学理论解释报业问题的可行性 |
| 三、研究的基本结论 |
| 第二章 产权理论与中国报业的产权改革 |
| 第一节 产权的一般理论 |
| 第二节 产权制度、经济绩效与国家兴衰 |
| 第三节 中国报业产权改革的理论 |
| 一、文化产业的兴起 |
| 二、报业产权改革的理论 |
| 三、报业产权不清晰的弊端 |
| 四、产权改革后报业的三种发展趋向 |
| 第四节 中国报业资产的性质 |
| 一、政党与经营性财产分离的历史趋势 |
| 二、政党权力与经营性财产分离的理论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产的认识 |
| 结论 |
| 第三章 产权视角下的中国报业集团治理 |
| 第一节 报业产权与报业经济的发展 |
| 一、报业机构产权的虚置及弊端 |
| 二、报业产品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
| 三、报业产品的产权保护与报业的未来 |
| 第二节 报业集团的建立与报业集团的性质 |
| 一、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历程 |
| 二、组建报业集团的经济学理论 |
| 三、报业集团的性质 |
| 四、报业集团的经营绩效与“三贴近”的关系 |
| 第三节 报业产权与报业集团的内部治理 |
| 一、报业集团治理混乱的重要根源 |
| 二、报业集团内部知识产权的界定 |
| 第四节 报业集团的联邦分权制 |
| 一、大型报业集团的两种宏观组织架构 |
| 二、报业集团联邦分权制的理论 |
| 结论 |
| 第四章 中国民营报业的产权理论与历史经验——以解放前《大公报》和《申报》为例 |
| 第一节 国家的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 |
| 第二节 民营报业与国家利益 |
| 一、民营报业的核心利益 |
| 二、解放前民营报业的历史经验 |
| 第三节 商人办报的理论分析 |
| 一、中国商人的历史地位与商人办报的逻辑 |
| 二、民族地区商人办报的逻辑 |
| 第四节 社会制约与民营报业的发展 |
| 结论 |
| 第五章 报业产权与舆论冲突——以解放前民营报业的经济主张为例 |
| 第一节 中国知识阶层中士的传统 |
| 一、中国历史中士的传统与地位 |
| 二、中国士的当代转型 |
| 第二节 士与中国民营报业 |
| 一、士对报纸功能的认识与办报实践 |
| 二、晚清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 |
| 三、晚清统治者的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 |
| 第三节 民营报业的经济主张 |
| 第四节 民营报业与政权的舆论冲突 |
| 一、国民党政权的经济主张 |
| 二、民营报业的异议与反抗 |
| 三、抗战胜利后民营报业的主张 |
| 结论 |
| 第六章 报业产权、信息流通与国家治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舆论监督的认识 |
| 第二节 信息传播与国家治理 |
| 一、国家治理中的信息传播 |
| 二、信息传播制度与政治绩效 |
| 三、秘密信息管道的道德风险 |
| 四、秘密信息管道的历史教训 |
| 第三节 监察制度与舆论监督的成本分析 |
| 一、腐败的危害 |
| 二、中央监察制度的成本与局限 |
| 三、舆论监督的成本与优势 |
| 第四节 报业产权与基层治理 |
| 一、地方报纸资源的滥用 |
| 二、地方报纸、地方文化与地方治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读《与官员谈经济学名着》（论文参考文献）
- [1]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2]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12)
- [3]教授之死[J]. 史生荣.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4(06)
- [4]普京时期（2000-2008）俄罗斯的文艺与文化政策研究[D]. 田刚健. 黑龙江大学, 2014(05)
- [5]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6]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D]. 白云龙. 南开大学, 2013(07)
- [7]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D]. 孙广平. 浙江大学, 2013(04)
- [8]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D]. 张卫莉. 西北大学, 2011(08)
- [9]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刘湘顺. 武汉大学, 2010(05)
- [10]中国报业的产权问题研究[D]. 张世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