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菌药物在孕妇和乳妇中的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王睿[1]（2021）在《昆明市售禽蛋中抗菌药物残留的检测及膳食暴露风险评估》文中指出[目 的]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HPLC-MS/MS）检测昆明市五华区、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安宁市市售禽蛋中抗菌药物的残留情况,以探讨昆明市区域内禽蛋中抗菌药物的残留情况;对这三个地方的城镇常住居民进行禽蛋类食物膳食调查,应用膳食暴露风险评估模型对昆明市居民禽蛋膳食中抗菌药物残留的暴露风险进行评估分析,以明确居民禽蛋类食物消费情况及居民禽蛋膳食中抗菌药物残留的暴露风险,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方 法]2020年10月—11月期间采集了昆明市五华区、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安宁市共计513份禽蛋样品,采用UHPLC-MS/MS测定其中的氧氟沙星、达氟沙星、二氟沙星、磺胺二甲氧嗪、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甲氧哒嗪、磺胺甲恶唑7种抗菌药物,禽蛋样品经乙酸乙酯超声提取,旋转蒸发仪浓缩,乙腈定容后,经0.22 mm过滤器过滤,以0.01%的甲酸-乙腈溶液和0.01%甲酸-水溶液为流动相梯度洗脱,经Cosmosil packed column（4.6 mm × 150 mm）色谱柱分离,采用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模式进行质谱检测。2020年8月—10月期间分别对昆明市五华区、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安宁市共计1118位常住居民进行了禽蛋类食物膳食调查。采用点估计、概率估计及风险评估等方法对昆明市居民禽蛋膳食中抗菌药物残留的暴露风险进行评估分析。用Analyst 1.6.2软件分析离子流图和质谱图,Epidata 3.1录入问卷、SPSS 26.0对数据进行分析、@RISK 7.6进行暴露风险评估分析。[结 果]UHPLC-MS/MS方法的线性范围为0.01～2.50μg/g,相关系数（r）均大于0.990。513份禽蛋样品中,93份样品检出抗菌药物残留,总体检出阳性率为18.13%。7种抗菌药物检出例数最多的是磺胺甲氧哒嗪,共检出30例,检出阳性率为5.85%,其余抗菌药物残留检出例数从大到小依次为磺胺甲恶唑、磺胺间甲氧嘧啶、二氟沙星、氧氟沙星、达氟沙星,检出例数最少的是磺胺二甲氧嗪,检出3例,检出阳性率为0.58%。各抗菌药物检出浓度范围为:氧氟沙星0.01～0.37 μg/g、达氟沙星 0.06～0.48 μg/g、二氟沙星 0.05～0.29μg/g、磺胺二甲氧嗪0.03～0.16μg/g、磺胺间甲氧嘧啶0.06～1.00μg/g、磺胺甲氧哒嗪0.05～0.37μg/g、磺胺甲恶唑0.07～2.48μg/g,其中,残留浓度最高的是磺胺甲恶唑,中位数为0.84μg/g,浓度最低的是氧氟沙星,中位数为0.02μg/g。1118位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中,鸡蛋为每日摄入量最高的禽蛋种类。调查人群最近3天鸡蛋每日摄入量中位数为20.00 g/d;过去1个月鸡蛋每日摄入量中位数为32.13 g/d。各分组人群中,孕妇、乳母鸡蛋每日摄入量最高,中位数为60.00 g/d。其次为>60岁的老年入群,男性人群最近3天和过去1个月鸡蛋每日摄入量中位数分别为40.00 g/d、42.84 g/d,女性人群最近3天和过去1个月鸡蛋每日摄入量中位数分别为30.00 g/d、38.61 g/d。其余<10岁、10-24岁、25-60岁三个年龄段最近3天鸡蛋每日摄入量中位数均为20.00 g/d;过去1个月鸡蛋每日摄入量中位数范围在25.74～34.26 g/d之间。总人群及各分组人群中,鸭蛋、鹌鹑蛋、鹅蛋每日摄入量中位数均为0.00 g/d。禽蛋膳食抗菌药物残留每日暴露量点评估结果与概率评估结果显示,7种抗菌药物中磺胺甲氧哒嗪每日暴露量最高,平均值范围为0.006～0.055 μg/（kg·bw·d）,P50百分位点范围为0.003～0.024 μg/（kg·bw·d）,P95百分位点范围为0.018-0.139μg/（kg·bw·d）。各抗菌药物在<10岁男、女组,孕妇、乳母组每日暴露量较高。禽蛋膳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显示,风险商最大的为磺胺甲氧哒嗪,暴露量平均值EDI占ADI的HQ范围为0.12×10-3～1.10×10-3;暴露量P50百分位点EDI占ADI的HQ范围为0.06×10-3～0.48×10-3;暴露量P95百分位点EDI占ADI的HQ范围为0.36×10-3～2.78×10-3。7种抗菌药物HQ值均远小于1,膳食安全性高。[结 论]氧氟沙星、达氟沙星、二氟沙星、磺胺二甲氧嗪、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甲氧哒嗪、磺胺甲恶唑7种抗菌药物在禽蛋总体中均有检出,其残留量波动范围较大。不同种类禽蛋中检出的抗菌药物种类、残留量不全相同。部分禽蛋检出2种及以上抗菌药物残留。昆明地区孕妇、乳母鸡蛋的每日摄入量较高。禽蛋食品抗菌药物残留每日暴露量点评估结果高于概率评估结果。禽蛋抗菌药物膳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安全。应加强对养殖户安全、科学使用抗菌药物的监管和培训,促使其规范使用抗菌药物,全面监控禽蛋产品抗菌药物残留状况,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董满园[2]（2020）在《三氯卡班毒性效应的代谢分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氯卡班（Triclocarban,TCC）是一种含氯芳香族广谱抗菌剂,广泛应用于牙膏、洗涤液、个人护理品等日用化学品中。抗菌剂的大量使用导致全球生态系统中TCC广泛存在,甚至在人体组织及体液中也频繁地被检出。TCC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的潜在威胁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由于制造商无法提供TCC对消费者健康影响的安全、有效性数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16年9月正式禁止了 TCC用于非处方洗护产品。但是我国市场还大量存在含有TCC的牙膏、肥皂和沐浴露等个人护理品,且TCC长期使用的危害性及毒性分子机制尚不清楚。本文旨在研究不同剂量TCC长期暴露的毒性效应及分子机制,以期对TCC的环境健康效应有更深入的认识,为抗菌剂的合理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本研究工作考虑到实际生活中环境和人体的TCC暴露水平,我们选择了低（50μg/kg）中（20mg/kg）高（100mg/kg）三种不同剂量TCC,分别模拟低于、相当于及高于环境暴露水平,通过灌胃给药的方式长期暴露于SD大鼠。综合利用基于NMR、GC/LC-MS的非靶向和靶向代谢组学技术及分子生物学手段,从代谢角度,在动物水平上对TCC长期暴露的毒性效应分子机制进行研究,并从体外细胞水平及分子水平进一步探究了 TCC的毒性机理。在大鼠体内实验中,通过结合血生化检测、组织病理学评估及非靶向1H NMR代谢轮廓分析发现,TCC长期暴露影响了大鼠的脂质稳态,尤其是低剂量TCC长期暴露引起了肝脏的脂质显着增加并诱发了早期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进一步利用靶向代谢组学（LC/GC-MS）及生物测定的分析技术对机体脂质代谢,如脂肪酸、神经酰胺、磷脂、甘油三酯等脂质分别进行靶向性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低剂量TCC暴露引起了脂质的普遍升高,而中剂量和高剂量TCC暴露则只诱导了几类脂质特别是毒性脂质如C16:0脂肪酸和神经酰胺的变化,荧光定量基因表达（QPCR）分析发现这些脂质合成酶基因在mRNA表达水平显着上调。同时,随着TCC暴露剂量的增加,非折叠蛋白反应信号通路的ATF6被激活而XBP1蛋白被抑制则表明内质网的稳态调节系统受到了破坏。作为TCC暴露的作用靶点蛋白及其下游的关键基因,肝脏多环芳烃核受体（AHR）及单加氧酶P450酶系Cyp1a1及Cyp1b1明显被TCC诱导且呈现剂量依赖性,即TCC剂量越高毒性越强,并且血清中炎症因子水平也随着TCC暴露剂量的增加而显着升高。此外,TCC暴露还影响了大鼠肠道菌群的组成,尤其是低剂量TCC引起了短链脂肪酸的显着上调,表明低剂量TCC促进肠道微生物发酵,为机体提供更多的额外能量,进而导致肝脂代谢紊乱。综上,低剂量TCC长期暴露诱导大鼠脂质代谢紊乱,而相对的中、高剂量长期暴露体现出更强的毒性效应,有向肝炎等代谢性疾病方向发展的风险。为了进一步研究TCC诱导脂质代谢紊乱的分子机制,我们采用TCC体外细胞暴露实验以及1H NMR非靶向代谢和LC/GC-MS的靶向代谢分析手段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详细研究了 TCC（1-5μM）暴露对肝细胞（L02）和脂肪细胞（3T3L1）的代谢影响。研究结果发现TCC暴露能够剂量依赖性地促进3T3L1脂肪细胞的分化。TCC暴露导致了脂肪生成的关键标志基因Fasn、Srebp1和Ap2的mRNA表达水平也显着上调,其分化过程中的脂类包括甘油三酯（TG）和脂肪酸显着积累。此外,在TCC诱导的细胞分化过程中,ATF4、XBP1非折叠蛋白反应信号通路被显着激活引起了内质网应激。而对于人肝细胞L02,从1H NMR非靶向代谢轮廓发现TCC暴露引起的L02代谢变化呈现出时间依赖性和剂量依赖性,TCC暴露12 h剂量依赖性地降低了谷胱甘肽及胆碱的含量,导致肝细胞氧化应激;当暴露时间持续到24 h时,TCC引起肝细胞脂质代谢的显着改变,包括TG、神经酰胺和饱和脂肪酸C16:0的显着上调,并激活肝细胞内质网ATF4和ATF6信号通路,显着抑制了 XBP1的表达从而干扰了内质网稳态。此外,对比这两种不同的细胞系,神经酰胺的代谢变化趋势相反,表明神经酰胺作为信号分子可能参与了细胞分化过程,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综上,本研究从细胞、组织、动物体液等角度全面分析揭示了 TCC暴露导致脂代谢异常的分子机制,深入探讨了 TCC长期暴露诱发代谢性疾病的可能原因,为评估环境污染物的健康危害效应提供基础数据和新思路。
李鹏,王拥军,王文海[3]（2018）在《中国ERCP指南（2018版）》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问世以来,开创了胆胰疾病新的治疗领域,随着医学材料科学、影像学及临床经验的积累,括约肌切开、扩张、引流等ERCP相关的治疗技术也逐渐开始涌现。我国的ERCP技术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推广,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诊断和治疗胆胰疾病的重要手段。2010年,由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ERCP学组牵头制定了
李鹏,王拥军,王文海[4]（2018）在《中国ERCP指南（2018版）》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问世以来,开创了胆胰疾病新的治疗领域,随着医学材料科学、影像学及临床经验的积累,ERCP已不再局限于"造影术",括约肌切开、扩张、引流等ERCP相关治疗技术也逐渐开始涌现。我国的ERCP技术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推广,目前已经成为诊断和治疗胆胰疾病的重要手段。
李鹏,王拥军,王文海[5]（2018）在《中国ERCP指南（2018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60年代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问世以来,开创了胆胰疾病新的治疗领域;随着医学材料科学、影像学及临床经验的积累,ERCP已不再局限于"造影术",括约肌切开、扩张、引流等ERCP相关的治疗技术也逐渐开始涌现。国内的ERCP技术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推
李鹏,王拥军,王文海[6]（2018）在《ERCP诊治指南（2018版）》文中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问世以来,开创了胆胰疾病新的治疗领域,随着医学材料科学、影像学及临床经验的积累,ERCP已不再局限于"造影术",括约肌切开、扩张、引流等ERCP相关的治疗技术也逐渐开始涌现。我国的ERCP技术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推广,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诊断和治疗胆胰疾病的重要手段。2010年,由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
王玉妹[7]（2016）在《相同容量的宫颈扩张单腔球囊与COOK宫颈扩张双腔球囊在足月妊娠引产中的临床疗效比较》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论文通过比较160ml单、双球囊引产用于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的临床效果,探讨相同容量单、双腔球囊引产在产科实际应用中的优缺点,为提高临床足月妊娠促宫颈成熟效果提供证据及经验。方法:对收集的符合引产指征、宫颈Bishop评分<6分、单胎头位孕足月的160例初产妇进行引产效果分析。160例孕妇分成两组:研究组:80例采用宫颈扩张单腔球囊引产.对照组:80例采用Cook宫颈扩张双腔球囊引产。观察两组受试者妊娠合并症、宫颈Bishop评分、围生儿结局、引产过程、引产结局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本研究征得受试对象知情同意,并与之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1.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年龄（岁）、孕次（次）、产次（次）、分娩孕龄（周）以及孕妇体质量指数（kg/m2）等基本资料之间差异不显着（P>0.05）,无统计学意义。2.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妊娠期糖尿病例数以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例数之间差异不显着（P>0.05）,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羊水偏少例数之间差异显着（P<0.05）,有统计学意义。3.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促宫颈成熟比较无显着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研究组与对照组促宫颈成熟比较差异显着（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球囊作用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促宫颈成熟有效率显着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球囊脱落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4.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新生儿出生体质量（g）、身长（cm）、新生儿窒息例数[n（%）]以及胎儿窘迫例数[n（%）]这些围生儿结局情况之间差异不显着（P>0.05）,无统计学意义。5.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感染等并发症之间差异不显着（P>0.05）,无统计学意义;在产后出血、脐带脱垂并发症方面差异显着（P<0.05）,有统计学意义。6.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引产成功率、剖宫产率之间差异不显着（P>0.05）,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在临产时间、第一产程、潜伏期产程方面差异显着（P<0.05）,有统计学意义。在活跃期以及第二产程差异不显着（P>0.05）,无统计学意义。7.研究组与对照组改行剖宫产总例数差异不显着（P>0.05）,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中由于社会因素、脐带脱垂改行剖宫产的例数显着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中由于产程异常改行剖宫产的例数显着低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中由于胎儿窘迫改行剖宫产的例数与对照组无显着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相同容量的单双腔球囊在足月妊娠引产中各有利弊,临床工作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提高产科质量,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朱艳宾[8]（2013）在《妊娠期需氧菌性阴道炎与妊娠结局及母婴B族链球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研究发现,引起阴道细菌感染的疾病有两类,一类由厌氧菌和兼性厌氧菌引起,临床上称为细菌性阴道病（BV）,另一类由需氧菌引起,临床上称需氧菌性阴道炎（AV）。关于BV的研究很多,而关于AV的研究国内报道较少,妊娠期AV以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国内尚未见报道,国外报道不多。B族链球菌（GBS）是AV常见致病菌,妊娠期GBS感染可导致严重的不良妊娠结局,但母婴GBS的血清型及基因型配对研究国内报道较少。因此,我们选取在我院产科门诊建册常规产检、诊断为需氧菌性阴道炎（AV）的孕妇150例为研究对象,分析阴道菌群分布情况及其与妊娠结局相关性,并对其母婴配对GBS菌株血清型及基因型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第一部分妊娠期需氧菌性阴道炎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目的探讨AV孕妇妊娠不同时期阴道菌群分布情况及其与妊娠结局相关性。方法选取2010年7月～2012年7月在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产科门诊建册常规产检、诊断为AV的孕妇150例为研究对象,分为三组,其中早孕组50例（孕周<13周）,中孕组50例（13周≤孕周<28周）,晚孕组50例（孕周≥28周）,并选取同期在我院产科门诊行健康检查的正常孕妇100例为对照组。取阴道分泌物,部分镜检,部分送微生物培养,AV阳性者根据患者意愿给予治疗。分析AV孕妇阴道菌群分布,并随访阴道分泌物、妊娠结局包括分娩孕周、分娩方式、胎膜破裂、绒毛膜羊膜炎、胎儿窘迫、产褥感染、产后出血、新生儿评分、新生儿体重及新生儿感染情况。结果1.AV孕妇以阴道分泌物性状改变就诊者占31.3%（47/150）,分泌物一般为黄色或黄绿色、稀薄、脓性。阴道菌群主要以GBS、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粪肠球菌为主,其中GBS检出率为28.6%（43/150）,早孕组32%,中孕组28%,晚孕组26%。2.150例AV孕妇胎膜早破（26%）、绒毛膜羊膜炎（10.7%）、产后出血（9.3%）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发生率（分别为13.0%、2.0%、3.0%）（P<0.05）；各个孕期AV孕妇胎膜早破、绒毛膜羊膜炎、产后出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AV孕妇所分娩的新生儿中,新生儿感染率为11.3%,高于对照组的2%（P<0.05）；而新生儿体重、Apgar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共发生新生儿肺炎4例,其中AV孕妇分娩新生儿3例,均为GBS感染。4.应用克林霉素磷酸酯阴道泡腾片治疗后,治疗组胎膜早破（20.6%）、绒毛膜羊膜炎（4.9%）、产后出血（5.9%）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未治疗组孕妇的发生率（分别为37.5%、22.9%、14.6%）（P<0.05）。而分娩方式、胎儿窘迫、早产、产褥感染发生率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5.治疗组新生儿感染率为8.9%,明显低于未治疗组的16.7%（P<0.05）；而新生儿体重、Apgar评分明显高于未治疗组（P<0.05）。结论AV感染孕妇主要症状为阴道分泌物呈黄色、黄绿色、稀薄、脓性,感染菌群主要以GBS、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粪肠球菌为主,AV感染可导致胎膜早破、绒毛膜羊膜炎、产后出血、新生儿感染、窒息、低出生体重等不良妊娠结局,经治疗可改善妊娠结局。第二部分母婴感染GBS血清型及基因型分析目的探讨母婴配对GBS菌株血清型和DNA指纹图谱是否一致。方法选取第一部分AV中为GBS感染者及其新生儿口咽部分泌物培养G1BS阳性者为研究对象,随机选取GBS菌株72株利用免疫双扩散法进行血清学分型,并将母婴菌株配对,研究其血清型是否一致,应用RAPD技术对18株不同血清型的菌株进行DNA指纹图谱研究,比较G1BS菌株血清型和基因型是否一致。结果1.对43例GBS感染者进行药敏试验,GBS对青霉素G、氨苄青霉素、头孢唑啉、头孢替安及克林霉素敏感,敏感率均为97.7%,红霉素和头孢哌酮的耐药率较高,红霉素耐药率高达23.3%。2.对72株GBS菌株进行了血清型分析,共分离出9个血清型,包括Type Ⅰ。、Ⅰb、IⅡ、Ⅲ、Ⅳ、Ⅴ、Ⅵ、Ⅶ、Ⅷ,其中Ⅱ型占23.6%,Ⅲ型占25%,是主要血清型,另外发现3株GBS为不可分型。3.利用免疫双扩散法将12例新生儿GBS供试抗原与其母亲GBS抗血清进行配对检测,12例均产生沉淀线,相应的沉淀线完全融合,形成平滑的曲线。4.应用RAPD技术对18株GBS基因型进行研究,所用7条随机引物中有4条呈现良好的多态性和稳定性,可产生差异显着的指纹图谱。18株GBS间的遗传距离为0.082～0.531,平均距离为0.35,其中第4株和第13株同为血清型TypeⅢ,但遗传距离最大,为0.358；第1株和第7株为不同血清型,而遗传距离最小,为0.011。不同血清型的GBS菌株具有相似的指纹图,而同一血清型的菌株指纹图存在差异。结论1.我们共分离出9个血清型,其中Ⅱ型和Ⅲ是主要血清型,另外发现3株GBS为不可分型,孕妇及其产婴儿GBS菌株具较高的相似性。2.不同血清型的GBS菌株具有相似的指纹图,同一血清型的菌株指纹图存在差异。
丁爱茹[9]（2009）在《门诊不合理应用抗生素处方152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生素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在发挥其强大的临床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由于不合理应用而使细菌耐药和药物不良反应日趋严重的问题。为了解本院门诊抗生
秦占国[10]（2009）在《国内外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受到各国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兽药残留同农药残留、人畜共患病病原、环境污染物、加工和贮藏过程污染一道,组成了动物源食品质量和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兽药残留对人和动物造成极大的危害,解决兽药残留问题是提高动物源食品质量,保障其安全的关键环节。兽药残留监控工作是解决兽药残留问题的重要手段,对于提高养殖业产品质量、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乃至维护社会稳定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强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保障动物源食品的安全在我国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的成功经验是加快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的捷径之一。本文对国内外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目的在于了解主要发达国家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明确异同,进而提出我国完善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建设的理论性建议,推动我国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现代化。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描述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从兽药残留限量及其制订方法、兽药休药期标准及其制订方法、残留检测技术现状及其有关规定、残留检测机构及其管理、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对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我国的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进行系统研究以及对国际组织（WHO、FAO、CAC、OIE和JECFA）对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的安全管理作用和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我国完善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理论性建议。研究发现: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国家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涉及的动物种类多,组织多,限量规定得较细,对每种药物的残留标示物都有明确的规定,修订及时;制订的标准涉及药物数量越来越多,涉及品种越来越全面;标准中指标更苛刻、分类更细致,并且残留限量总体上严格于其他国家,对靶动物、靶组织的分类也更具体、更细致。兽药休药期标准制订具有规范性,科学性。欧盟（以英国为代表）制订的休药期涉及药物数量最多,药物涉及品种最全面,且多数药物休药期长于其他国家,这有利于保障药物在动物体内的消除,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其次是美国休药期药物数量、品种较我国全面。残留检测技术呈现出速度化、系列化、精确化等特点。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国家通行的做法是,按一定的规范对受检产品在非实验室条件下在现场进行筛检,进行快速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为阳性,受检食品就不允许上市。对兽药残留检测技术向多组分方向发展。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多残留分析方法主要有美国FDA的多残留方法、加拿大多残留检测方法,这就对残留限量要求越来越低,对检测方法的精确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残留检测机构设置及其管理更具有科学性。美国参与残留监控捡测任务的机构主要是FSIS官方实验室和各州具备资格的实验室进行检测,大部分日常检验工作由指定的州一级实验室完成。FSIS官方实验室对肉、禽及蛋产品的化学、微生物学和病原生物开展食品安全性检测。欧盟的残留检测机构主要是残留检测实验室,欧盟的残留检测实验室分为三级,即欧共体基准实验室（CRLs）、成员国国家基准实验室（NRLs）和常规实验室（RFLs）,它们共同形成了欧盟残留监控的实验室检测系统。加拿大残留检测机构主要设在加拿大食品检验署下面的实验室。食品检验署的主要工作包括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植物保护。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国家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以强大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并且法律法规的制定以科学的风险分析为基础,预防原则为核心,修订及时,公众参与,透明度高;政府监管部门机构庞大、执行力强,手段先进,保障有力。国际组织在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中作用也各有特点。WHO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是通过建议和协助成员国减少食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及有害化学物质（包括兽药残留）的污染,减轻食源性疾病的负担。1948年的WHO宪章中规定了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特别职责中特别强调制订食品国际标准和协助在大众中宣传食品安全。FAO和WHO兽药残留安全性评价、残留限量的确立等技术工作由其兽药专门代理机关JECFA和CAC负责。FAO和WHO仍保留和行使相关决议权,并由二者联合颁布其职能机关制定的国际公认的兽药安全相关标准,推行兽药合理使用规范。CAC主要职责是在FAO/WHO食品标准计划下制定食品标准、指南和相关文件。OIE工作范围涉及动物产品安全,开展了系列工作包括预防和控制由动物源风险所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JECFA处理FAO/WHO成员国委托的食品污染物安全评价及风险分析任务,为FAO和WHO的食品标准计划服务。其工作宗旨是评估那些有意或无意地成为食品成分的化学物质的安全性,其中包括兽药残留;其任务是分析人类食用的食品中污染物及兽药残留的化学、毒理学及其它方面的性质。相比而言,我国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及其休药期的制订需要以科学的风险分析作为指导;残留检测方法标准制订需要进一步加速。残留检测机构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管理制度也需要进一部完善。本研究提出完善我国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建设的理论建议:加强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建设;加强休药期标准建设;制定及完善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加强国家级、部级、省级兽药残留检测机构的管理;完善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着力构建更加完善有力的兽药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提升管理力度,建立政府各监管机构间分工明确、协调一致的食品安全体制,完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和公开、及时与畅通的信息发布制度,建立风险分析机制,完善动物源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等;建立避免兽药残留的数据库,提高兽药残留监控效率;加强兽药残留的舆论监督与宣传教育。从现有资料来看,本课题对国内外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进行系统研究尚属首次。通过对美国、欧盟、加拿大、中国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研究以及国际组织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作用以及日本肯定列表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首次系统地对各国最高残留限量标准、兽药休药期标准、残留检测技术现状及其有关规定、残留检测机构及其管理以及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发现了我们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不足,这是本研究的特点和创新点所在。本文资料系统、详实,为合理制订我国兽药使用规范,指导养殖者临床实践中合理使用兽药提供重要参考;对管理人员合理制订进出口贸易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同时也为政府主管部门建立和完善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动物安全管理制度提供依据和参考。
二、抗菌药物在孕妇和乳妇中的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抗菌药物在孕妇和乳妇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昆明市售禽蛋中抗菌药物残留的检测及膳食暴露风险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结果 |
| 六、讨论 |
| 七、建议 |
| 八、研究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综述 禽蛋中抗菌药物残留状况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三氯卡班毒性效应的代谢分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TCC研究进展 |
| 1.2.1 TCC结构性质 |
| 1.2.2 TCC的应用和有效性 |
| 1.2.3 TCC抗菌机制 |
| 1.2.4 TCC与微生物耐药性 |
| 1.2.5 TCC与人体菌群 |
| 1.2.6 TCC与环境污染 |
| 1.2.7 TCC的生命周期 |
| 1.2.8 TCC的生物累积性 |
| 1.2.9 TCC的毒性研究进展 |
| 1.2.10 TCC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 |
| 1.3 TCC与代谢性疾病风险 |
| 1.3.1 代谢干扰物假说 |
| 1.3.2 MDC与肥胖 |
| 1.3.3 MDCs与脂肪细胞的分化和发育 |
| 1.3.4 MDC暴露与2型糖尿病患病风险 |
| 1.3.5 MDC与非酒精性脂肪肝 |
| 1.4 代谢组学简介 |
| 1.4.1 代谢组学 |
| 1.4.2 代谢组学研究的基本流程 |
| 1.4.3 代谢组学常用的检测技术 |
| 1.4.4 数据处理 |
| 1.4.5 统计分析 |
| 1.5 代谢组学在毒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
| 1.6 本文研究内容 |
| 第2章 不同剂量TCC长期暴露对大鼠的代谢影响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化学试剂 |
| 2.1.2 动物实验设计 |
| 2.1.3 临床血生化检测 |
| 2.1.4 组织病理学检测 |
| 2.1.5 代谢物的NMR分析 |
| 2.1.6 基于GC/MS-FID的脂肪酸定量分析 |
| 2.1.7 基于UHPLC-MS的磷脂代谢物分析 |
| 2.1.8 基于UHPLC-MS的神经酰胺代谢物分析 |
| 2.1.9 实时荧光定量PCR分析 |
| 2.1.10 WESTERNBLOTTING分析 |
| 2.1.11 血清中细胞因子含量的测定 |
| 2.1.12 数据分析 |
| 2.2 实验结果 |
| 2.2.1 体重结果 |
| 2.2.2 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 |
| 2.2.3 临床血生化分析结果 |
| 2.2.4 TCC暴露对大鼠肝脏核受体AHR表达的影响 |
| 2.2.5 血清中细胞因子含量 |
| 2.2.6 代谢物核磁信号归属 |
| 2.2.7 TCC暴露对大鼠血浆和肝脏中脂质代谢的影响 |
| 2.2.8 TCC暴露干扰大鼠肝脏细胞内质网稳态 |
| 2.2.9 TCC暴露对大鼠盲肠内容物菌群组成及代谢的影响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第3章 TCC暴露对前脂肪细胞和肝细胞脂质生成的影响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剂 |
| 3.1.2 细胞培养和脂肪细胞分化 |
| 3.1.3 脂滴染色和荧光定量 |
| 3.1.4 甘油三酯定量检测 |
| 3.1.5 脂肪酸组成分析 |
| 3.1.6 神经酰胺和鞘氨醇分析 |
| 3.1.7 基于NMR的代谢分析 |
| 3.1.8 实时聚合酶链反应 |
| 3.1.9 免疫印迹分析 |
| 3.1.10 统计数据分析 |
| 3.2 实验结果 |
| 3.2.1 TCC暴露促进脂肪细胞分化 |
| 3.2.2 代谢物核磁信号归属 |
| 3.2.3 TCC暴露人肝细胞L02的脂质尼罗红染色 |
| 3.2.4 ~1H NMR分析TCC对人肝细胞L02代谢轮廓的影响 |
| 3.2.5 TCC对人肝细胞L02甘油三酯和脂肪酸代谢的影响 |
| 3.2.6 TCC对人肝细胞L02神经酰胺代谢的影响 |
| 3.2.7 TCC诱导3T3L1和L02细胞内质网应激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第4章 总结与展望 |
| 4.1 总结 |
| 4.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ERCP指南（2018版）（论文提纲范文）
| 1 总论 |
| 1.1 疗效与风险 |
| 1.1.1 ERCP |
| 1.1.2 ERCP |
| 1.1.3 ERCP |
| 1.1.4 ERCP |
| 1.2 条件与准入 |
| 1.3 术前准备 |
| 1.3.1 知情同意 |
| 1.3.2 凝血功能检查 |
| 1.3.3 预防性抗菌药物应用 |
| 1.3.4 预防胰腺炎 |
| 1.3.5镇静与监护 |
| 1.3.6 术前建立静脉通道 |
| 1.3.7 术前讨论 |
| 1.4 术后处理 |
| 1.4.1 操作报告以及相应影像资料 |
| 1.4.2 恢复与病情观察 |
| 1.4.3 鼻胆管的管理 |
| 1.5 小儿ERCP |
| 1.5.1 小儿不是ERCP的禁忌, 但应严格掌握适应证, 并加强防护 (B1) |
| 1.5.2 小儿应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生操作 (A1) |
| 1.5.3小儿行ERCP应尽量保留括约肌功能 (B1) |
| 1.5.4 小儿ERCP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略高于成人, 最常见的是ERCP术后胰腺炎 (B1) |
| 1.6 妊娠期ERCP |
| 1.6.1 育龄期女性行ERCP前应完善血、尿检查, 以除外妊娠 (C1) |
| 1.6.2 妊娠期间胆管结石引起胆管炎、胰腺炎等时, 应优选ERCP (B1) |
| 1.6.3 妊娠期ERCP应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生操作, 并尽量推迟至妊娠中后期 (B1) |
| 1.6.4 ERCP期间孕妇应采取平卧位, 以避免操作期间胎盘血流减少, 同时应尽量减少孕妇及胎儿的放射线暴露 (B1) |
| 1.6.5妊娠是ERCP术后并发症的高危因素之一, 妊娠并发症是ERCP的禁忌证 (B1) |
| 2 胆总管结石的ERCP诊治 |
| 2.1 胆总管结石的诊断 |
| 2.1.1 怀疑存在胆总管结石者, 推荐首先进行肝脏生化检测及腹部超声检查, 但结果正常者不可完全排除, 如临床仍高度怀疑可行进一步检查 (C1) |
| 2.1.2 不推荐将CT作为检测胆总管结石的首选方法, 但对疑诊合并恶性肿瘤的患者推荐CT检查 (B1) |
| 2.1.3 推荐MRCP和EUS作为胆总管结石患者的精确检查方法, 可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及所在中心的检查条件具体选择 (B1) |
| 2.1.4 不建议实施单纯诊断性ERCP (C1) |
| 2.1.5 胆管腔内超声 (intra-ductal ultrasonography, IDUS) 检查对ERCP阴性的可疑胆总管结石患者的诊断具有补充意义 (C2) |
| 2.1.6 胆总管结石的诊断流程 |
| 2.2 胆总管结石的治疗 |
| 2.2.1 单纯胆总管结石 |
| 2.2.1. 1 无论有无症状, 胆总管结石都应治疗 (B1) |
| 2.2.1. 2 胆总管结石的治疗方法包括ERCP、腹腔镜手术、开腹手术以及经皮经肝治疗 (A2) |
| 2.2.1. 3 胆总管结石可使用球囊和网篮取石 (A1) |
| 2.2.1. 4 单纯肝外胆管结石且胆囊已经摘除的患者, 如无特殊禁忌一般首先考虑ERCP/EST胆管取石 (C2) |
| 2.2.1. 5 胆管引流可应用于急性胆管炎、胆管穿孔或胆漏、以及防止等待取石的患者出现胆管炎 (B2) |
| 2.2.1. 6 胆总管结石合并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的患者, 需行内镜下胆管引流或取石治疗 (B1) |
| 2.2.2 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 |
| 2.2.2. 1 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的患者可优选ERCP胆管取石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分别取石的方法治疗 (B1) |
| 2.2.2. 2 所有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患者均可行胆囊切除术, 除非存在手术禁忌证 (A1) |
| 2.2.2.3若外科手术风险高, 单纯行括约肌切开后内镜下取石可作为替代手段, 但是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患者, 胆总管结石清除后仍存在胆囊炎和结石脱落的风险 (C2) |
| 2.2.3 处置困难胆管结石的处理意见 |
| 2.2.3. 1 对于处置“困难”结石, EST联合EPLBD可作为EST单独处置的一项替代手段 (B1) |
| 2.2.3. 2 结石直径大于15mm是处置“困难”结石的重要因素, 当结石直径大于15mm时, 取石成功率明显下降, 推荐应用各种碎石技术协助完成取石 (A1) |
| 2.2.3. 3 对于高龄或者存在多种合并症, 不能耐受其他内镜或手术操作的患者, 胆管支架可作为其替代手段 (B1) |
| 2.2.3. 4 因特殊原因内镜下取石无法进行时, 建议短期使用胆管支架保证胆汁引流, 后期再进行内镜检查或手术 (B1) |
| 2.2.3. 5 经口胆道镜作为治疗难治性胆总管结石的一种辅助技术, 可用于括约肌切开术后不易取出的、机械碎石困难的胆总管结石 (B2) |
| 2.2.4 消化道重建术后患者的ERCP取石 |
| 2.2.4. 1 对于消化道重建术后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患者, 首先推荐内镜下治疗 (B1) |
| 2.2.4. 2 对于毕Ⅱ式胃切除术后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患者, 建议使用标准ERCP导管、反式括约肌切开刀等进行胆管插管, 可行EPBD联合或不联合EST (B1) |
| 2.2.4. 3 对于毕Ⅱ式胃切除术后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患者, 推荐侧视镜作为首选, 前视镜作为侧视镜失败病例的备选方案 (B2) |
| 2.2.4. 4 对于Roux-en-Y吻合等解剖结构较复杂需行胆总管取石的患者, 气囊小肠镜辅助的ERCP应作为一线干预方式 (B1) |
| 2.2.4. 5 腹腔镜辅助ERCP在治疗消化道重建术后需行胆总管取石的患者方面有潜在优势, 但目前不作为临床常规治疗手段 (B1) |
| 2.2.5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合并结石 |
| 2.2.5. 1 ERCP可协助诊断先天性胆总管囊肿 (A1) |
| 2.2.5. 2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患者易发生胆管炎 (B1) |
| 2.2.5. 3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合并结石, 一般不建议单纯行EST取石 (A1) |
| 2.2.5. 4 经保守治疗未缓解的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合并胆管炎患者可考虑行ERCP术 (B1) |
| 3 胆管良恶性狭窄的ERCP诊治 |
| 3.1 胆管狭窄的ERCP诊断 |
| 3.1.1 良性和恶性胆管狭窄在临床上一般均以梗阻性黄疸和 (或) 胆管炎为主要表现, 通过血液检验和一线的影像学检查 (如腹部超声、CT、MRI或MRCP等) , 通常可确立诊断。ERCP作为二线的检查手段, 在对于上述检查仍不能确诊或已确诊需要介入治疗时使用, 不建议单纯实施ERCP诊断 (B1) |
| 3.1.2 ERCP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绝大多数良、恶性狭窄通过其特征性表现均能获得诊断 (B1) |
| 3.1.3 ERCP可以获得组织/细胞学证据, 对于恶性胆管狭窄的诊断很重要 (B1) |
| 3.1.4 ERCP下实施经口胆道镜检查有助于鉴别难以确诊的良恶性胆道狭窄 (B1) |
| 3.1.5 IDUS可用于难以确诊的狭窄病变的辅助诊断及恶性肿瘤的分期 (B1) |
| 3.1.6 可疑恶性胆管狭窄采用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术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EUS-FNA) 也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部分患者在ERCP前行EUS或者EUS-FNA有助于疾病的诊断 (B1) |
| 3.1.7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在胆管良恶性狭窄的鉴别诊断中具有潜在价值, 但在临床常规实践中尚未得到公认 (B2) |
| 3.2 胆管狭窄ERCP治疗的常用方法 |
| 3.2.1 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 (ENBD) |
| 3.2.1. 1 ENBD是胆管外引流措施, 能有效降低胆道压力、控制感染和缓解梗阻性黄疸 (B1) |
| 3.2.1. 2 ENBD治疗胆管良恶性狭窄的常见适应证有: |
| 3.2.1. 3 以下情况应慎用ENBD: |
| 3.2.1. 4 ENBD会给部分患者带来咽部不适, 且长期引流可能导致胆汁丢失、水电解质紊乱及营养不良, 因而应作为临时性引流措施, 一般使用不宜超过1个月, 否则应改用其他内引流方式, 少数特殊病例可酌情延长使用时间[138]。 |
| 3.2.2 内镜下胆管内塑料支架引流术 (endoscopicretrograde biliary drainage, ERBD) |
| 3.2.3 自膨式金属胆道支架 (self-expanding metalicstent, SEMS) |
| 3.2.4 ERCP失败之后, 其他治疗方法 |
| 3.2.4. 1 经皮经肝穿刺胆道引流 (PTCD) |
| 3.2.4. 2 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穿刺引流术 (EUS-BD) |
| 3.2.4. 3 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
| 3.3 胆管恶性狭窄的ERCP治疗 |
| 3.3.1 肝门部胆管恶性肿瘤 |
| 3.3.1. 1 伴有急性胆管炎及存在严重瘙痒症和 (或) 邻近肝肾功能衰竭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应使用术前胆道引流, 但可能增加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B2) |
| 3.3.1. 2 进展期BismuthⅢ-Ⅳ型的肝门部胆管癌可采用经皮支架植入、PTCD或EUS-BD (B1) |
| 3.3.1. 3 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姑息性支架置入的目标是通畅引流足够体积的肝脏 (50%或更多) , 不论单侧、双侧或多段支架置入 (B1) |
| 3.3.1. 4 内镜胆道引流治疗晚期肝门部胆管癌应由经验丰富的胆道内镜医师进行, 并提供多学科支持 (C2) |
| 3.3.2 胆总管中下段恶性肿瘤 |
| 3.3.2. 1 可切除的胆总管总下段恶性肿瘤 |
| 3.3.2. 2 不可切除的胆总管中下段恶性肿瘤 |
| 3.4 胆管良性狭窄的ERCP治疗 |
| 3.4.1 胆管良性狭窄最常见的病因是外科术后胆管损伤与慢性炎性狭窄 (B1) |
| 3.4.2 对于内镜可到达十二指肠主乳头的胆管良性狭窄患者, ERCP是首选的介入治疗方法 (B1) |
| 3.4.3 对于多数胆管良性狭窄, ERCP治疗采用气囊或探条扩张狭窄段胆管后置入多根塑料支架 (A1) |
| 3.4.4非肝门部胆管良性狭窄置入全覆膜自膨胀式金属支架与置入多根塑料支架相比, 疗效相似, 但所需的治疗次数更少, 支架所需留置的时间更短 (A1) |
| 3.4.5 ERCP治疗失败后或胃肠改道术后内镜无法到达十二指肠乳头时, 经皮经肝胆道引流、EUS-BD是有效的方法 (B1) |
| 3.4.6 内镜下胆道扩张加支架置入是治疗外科术后胆管狭窄的有效方法 (B1) |
| 3.4.7 ERCP治疗是肝移植术后胆管吻合口狭窄的一线治疗方式, 适当延长支架留置时间可获得更佳的治疗效果 (A1) |
| 3.4.8 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治疗慢性胰腺炎引起的胆总管狭窄可获得较好的缓解率, 但长期疗效尚待进一步研究 (A1) |
| 3.4.9 对有症状且存在大胆管局限性狭窄的PSC患者, 可行ERCP反复扩张治疗或行短期支架置入引流治疗 (B1) |
| 3.4.10对IgG4相关胆管狭窄的患者, 除非出现严重梗阻性黄疸或急性胆管炎, 否则可不必进行ERCP相关内镜干预 (B1) |
| 3.4.1 1 有经验的医师、采用气囊小肠镜辅助ERCP可提高内镜下治疗外科胃肠改道术后胆肠吻合口狭窄的成功率 (A1) |
| 4 胰腺疾病的ERCP诊治 |
| 4.1 急性胆源性胰腺炎 (acute biliary pancreatitis, ABP) |
| 4.1.1 对CT或MRCP未发现结石的胆源性胰腺炎患者, 早期EUS可以筛选出需要ERCP治疗的患者 (C1) |
| 4.1.2 对于单次发作的轻型急性胰腺炎, 不推荐行ERCP (A1) |
| 4.1.3 除非存在胆道感染或梗阻, 轻型ABP应先行保守治疗, 不推荐行急诊ERCP;当ABP恢复后, 存在胆管结石的患者应行ERCP取石术, 有胆囊结石者建议尽早行胆囊切除术 (B1) |
| 4.1.4 ABP患者应根据入院时生化结果和超声结果进行风险分层, 如有持续胆管梗阻风险, 应进行ERCP (C1) |
| 4.1.5 ABP患者行ERCP治疗时术前和术中应识别可能导致取石困难的风险因素, 并据此选择最合适的取石手段。 |
| 4.2 微结石与胆泥 |
| 4.3 胰腺分裂症 (pancreas divisum, PD) |
| 4.3.1 无症状的PD无需治疗, 不建议实施ERCP干预。有症状的PD建议首先选用内镜治疗, 内镜治疗无效或操作失败的病例可考虑手术治疗 (B1) |
| 4.3.2 内镜治疗PD的方法主要是副乳头切开、背侧胰管支架置入或二者联合应用。建议行副乳头切开加支架短期引流;如果背侧胰管存在明显局限性狭窄, 也可实施狭窄段扩张并延长支架治疗时间;如有胰石存在, 可应用各种方法 (包括ESWL) 予以清除。经十二指肠副乳头造影不应仅用于诊断 (B1) |
| 4.3.3 内镜下经副乳头胰管治疗可能增加术后胰腺炎的风险, 应引起重视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吲哚美辛直肠给药或胰管支架) (A1) |
| 4.3.4 对于胰腺分裂伴胰管狭窄患者, 若ERCP引流失败, 可尝试EUS引导穿刺引流 (B1) |
| 4.4 Oddi括约肌功能障碍 (sphincter of Oddi dysfunction, SOD) |
| 4.4.1 Ⅰ型患者可不必行Oddi括约肌测压 (sphincterof oddi manometry, SOM) , 可直接接受EST治疗;Ⅱ型患者在行EST前可考虑实施SOM。对Oddi括约肌功能紊乱者, 首先进行病史采集、生化及非侵入性的影像学检查, 必要时行ERCP和SOM (B1) |
| 4.4.2 Ⅲ型SOD患者, 不推荐行胆总管或胰管括约肌切开 (A1) |
| 4.4.3 胰型SOD一旦确诊, 建议ERCP下括约肌切开治疗 (B1) |
| 4.5 胰管破裂与胰漏 |
| 4.6 ERCP对慢性胰腺炎的治疗作用 |
| 4.6.1 胰管狭窄 |
| 4.6.2 胰管结石 |
| 4.6.3 胰腺假性囊肿 |
| 4.7 ERCP对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诊治作用 |
| 5 ERCP相关并发症的诊疗 |
| 5.1 ERCP术后胰腺炎 (post-ERCP pancreatitis, PEP) |
| 5.1.1 应充分重视PEP患者的自身相关危险因素, 如SOD、女性、既往急性胰腺炎病史、年轻患者、肝外胆管无扩张者、血清胆红素水平正常者等 (B2) |
| 5.1.2 应充分重视PEP的操作相关危险因素, 如预切开、胰管内注入造影剂、5次或更多次插管操作、胰管乳头括约肌切开术、乳头球囊扩张、胆管残留结石、乳头切除术 (B2) |
| 5.1.3 考虑到PEP的危险因素, 建议术前应充分了解患者既往病史 (B1) |
| 5.1.4 在ERCP操作中为了预防PEP, 应缩短胰管阻塞的时间, 减少造影剂的用量、减少胰管插管次数 (B2) |
| 5.1.5 剧烈腹痛强烈提示发生PEP, 建议应尽快完善检查确诊 (A1) |
| 5.1.6 推荐ERCP术后2~6小时监测胰酶变化 (B1) |
| 5.1.8 临床怀疑PEP时, 建议行CT检查 (B1) |
| 5.1.9 抗菌药物的使用可以降低胰腺脓肿等胰腺感染相关并发症, 可缩短住院时间, 降低病死率。对于轻症胰腺炎患者, 一般不需要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 而对于合并胆道感染的患者, 建议使用抗菌药物 (A1) |
| 5.1.1 0 对于重症胰腺炎患者, 胰腺局部的蛋白酶抑制剂和抗菌药物动脉灌注可以降低感染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尤其是对于48小时内开始治疗的患者更有意义 (B2) |
| 5.1.1 1 急性胰腺炎发生后, 应当及时给予扩容灌注治疗, 预防脱水及休克, 维持尿量在0.5ml/ (kg·h) 。 |
| 5.1.1 2 蛋白酶抑制剂可能会降低PEP发生率, 目前临床上普遍应用, 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C2) |
| 5.1.1 3 NSAIDs对PEP有预防作用。建议在ERCP前或后立即经肛门给予吲哚美辛或双氯芬酸50或100mg (B2) |
| 5.1.1 4 对于生长抑素能否预防PEP的证据不足 (B2) |
| 5.1.1 5 糖皮质激素类药物预防PEP证据不足, 不推荐使用糖皮质激素预防PEP (A2) |
| 5.1.16对于PEP高风险的患者建议行胰管支架置入术。推荐使用5-Fr胰管支架, 若支架发生移位, 需要内镜下拔除 (A2) |
| 5.1.17在胆管深插管时, 导丝辅助插管可以减少PEP发生率 (B2) |
| 5.2 出血 |
| 5.2.1 凝血功能障碍、ERCP术前3天内抗凝治疗会增加出血风险 |
| 5.2.2 使用混合电切模式较单纯电切模式可降低出血风险 (C2) |
| 5.2.3 对于出血风险较高的患者, 推荐应用内镜下乳头括约肌球囊扩张代替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B2) |
| 5.2.4 ERCP操作中发现的出血可使用电凝止血、氩离子凝固术、局部球囊压迫或金属夹夹闭 (A1) |
| 5.2.5 对于胆总管中部及远端的出血或难治性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后出血, 可采用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 (C1) |
| 5.2.6 内镜下难以控制的出血可采用血管介入止血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 (B2) |
| 5.3 穿孔 |
| 5.3.1穿孔一旦发生应迅速处理, 否则将会引起脓毒症和多器官衰竭 (B2) |
| 5.3.2 引起穿孔的高危因素包括:可疑SOD、女性、老龄患者、局部解剖结构改变 (例如内脏转位或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 、困难插管、造影剂黏膜内注射、操作时间过长、括约肌切开及乳头预切开、胆道狭窄的扩张、内镜下大球囊扩张、操作医师经验不足等 (A1) |
| 5.3.3 口服造影剂后的腹部CT检查对于诊断ERCP相关穿孔具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 (B2) |
| 5.3.4 新发腹腔游离气体高度提示存在穿孔, 但气体的多少只与操作中的充气有关, 并不能说明穿孔面积的大小, 也与患者的预后无关 (B2) |
| 5.3.5 建议患者恢复饮食前应行口服造影剂检查, 评估是否闭合 (C2) |
| 5.3.6 在ERCP操作中使用二氧化碳作为气源可减少气胸或气腹的发生 (B1) |
| 5.3.7 对于迟发型穿孔 (ERCP术后6小时以上) 且无明显腹部体征及炎症反应的患者, 可予内科保守治疗 (B2) |
| 5.3.8 对于十二指肠壁穿孔, 可直接行内镜下闭合。可使用金属夹、内镜下缝合器械, 困难时可使用金属夹联合尼龙套圈 (B2) |
| 5.3.9 壶腹周围部穿孔时应立即行内镜下闭合, 可使用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封闭穿孔部位 (B2) |
| 5.3.1 0 在送入导丝的过程中应时刻监测导丝位置, 并在X线引导下送入导丝 (A1) |
| 5.3.1 1 对于金属及塑料支架移位发生穿孔的患者, 无明显腹膜炎征象时可行内镜下支架移除及金属夹封闭术, 若出现腹膜炎及腹膜后积液者, 应及时行外科手术 (B2) |
| 5.4 感染 |
| 5.4.1 急性胆管炎 |
| 5.4.1. 1 肝移植术后及有可能无法进行充分胆汁引流的患者, 应在术前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 (B1) |
| 5.4.1. 2 正确的ERCP操作能够减少术后急性胆管炎的发生 (A1) |
| 5.4.2 胆囊炎 |
| 5.4.3 十二指肠镜相关的感染 |
| 5.5 造影剂相关并发症 |
（6）ERCP诊治指南（2018版）（论文提纲范文）
| 1 总论 |
| 1.1 疗效与风险 |
| 1.2 条件与准入 |
| 1.3 术前准备 |
| 1.3.1 知情同意 |
| 1.3.2 凝血功能检查 |
| 1.3.3 预防性抗生素应用 |
| 1.3.4 预防胰腺炎 |
| 1.3.5镇静与监护 |
| 1.3.6 术前建立静脉通道 |
| 1.3.7 术前讨论 |
| 1.4 术后处理 |
| 1.4.1 操作报告以及相应影像资料 |
| 1.4.2恢复与病情观察 |
| 1.4.3 鼻胆管的管理 |
| 1.5 小儿ERCP |
| 1.5.1 小儿不是ERCP的禁忌, 但应严格掌握适应证, 并加强防护 (B1) |
| 1.5.2 小儿应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生操作 (A1) |
| 1.5.3小儿行ERCP应尽量保留括约肌功能 (B1) |
| 1.5.4 小儿ERCP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略高于成人, 最常见的是ERCP术后胰腺炎 (B1) |
| 1.6 妊娠期ERCP |
| 1.6.1 |
| 1.6.2 妊娠期间胆管结石引起胆管炎、胰腺炎等时, 应优选ERCP (B1) |
| 1.6.3 妊娠期ERCP应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生操作, 并尽量推迟至妊娠中后期 (B1) |
| 1.6.4 ERCP期间孕妇应采取平卧位, 以避免操作期间胎盘血流减少, 同时应尽量减少孕妇及胎儿的放射线暴露 (B1) |
| 1.6.5 妊娠是ERCP术后并发症的高危因素之一, 妊娠并发症是ERCP的禁忌证 (B1) |
| 2 胆总管结石的ERCP诊治 |
| 2.1 胆总管结石的诊断 |
| 2.1.1 怀疑存在胆总管结石者推荐首先进行肝脏生化检测及腹部超声检查, 但结果正常者不可完全排除, 如临床仍高度怀疑可行进一步检查 (C1) |
| 2.1.2 不推荐将CT作为检测胆总管结石的首选方法, 但对疑诊合并恶性肿瘤的患者推荐CT检查 (B1) |
| 2.1.3 推荐MRCP和EUS作为胆总管结石患者的精确检查方法, 可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及所在中心的检查条件具体选择 (B1) |
| 2.1.4不建议实施单纯诊断性ERCP (C1) |
| 2.1.5胆管腔内超声对ERCP阴性的可疑胆总管结石患者的诊断具有补充意义 (C2) |
| 2.1.6 胆管结石的诊断流程 |
| 2.2 胆总管结石的治疗 |
| 2.2.1 单纯胆总管结石 |
| 2.2.1. 1 无论有无症状, 胆总管结石都应治疗 (B1) |
| 2.2.1. 2 胆总管结石的治疗方法包括ERCP、腹腔镜手术、开腹手术以及经皮经肝治疗 (A2) |
| 2.2.1. 3 胆总管结石可使用球囊和网篮取石 (A1) |
| 2.2.1. 4 单纯肝外胆管结石且胆囊已经摘除的患者, 如无特殊禁忌一般首先考虑ERCP和 (或) EST胆管取石 (C2) |
| 2.2.1. 5 胆管引流可应用于急性胆管炎患者、胆管穿孔或胆漏以及防止等待取石的患者出现胆管炎 (B2) |
| 2.2.1. 6 胆总管结石合并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的患者, 需行内镜下胆管引流或取石治疗 (B1) |
| 2.2.2 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 |
| 2.2.2. 1 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的患者可优选ERCP胆管取石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分别取石的方法治疗 (B1) |
| 2.2.2. 2 所有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患者均可行胆囊切除术, 除非存在手术禁忌证 (A1) |
| 2.2.2. 3 若外科手术风险高, 单纯行括约肌切开后内镜下取石可作为替代手段, 但是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患者, 胆总管结石清除后仍存在胆囊炎和结石脱落的风险 (C2) |
| 2.2.3 处置困难胆管结石的处理意见 |
| 2.2.3. 1 对于困难结石, EST联合EPLBD可作为EST单独处置的一项替代手段 (B1) |
| 2.2.3. 2 结石直径大于15 mm是处置“困难”结石的重要因素, 当结石直径大于15 mm时, 取石成功率明显下降, 推荐应用各种碎石技术协助完成取石 (A1) |
| 2.2.3. 3 对于高龄或者存在多种合并症, 不能耐受其他内镜或手术操作的患者, 胆管支架可作为其替代手段 (B1) |
| 2.2.3. 4 因特殊原因内镜下取石无法进行时, 建议短期使用胆管支架保证胆汁引流, 后期再进行内镜检查或手术 (B1) |
| 2.2.3. 5 推荐意见 |
| 2.2.4 消化道重建术后患者的ERCP取石 |
| 2.2.4. 1 对于消化道重建术后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患者, 首先推荐内镜下治疗 (B1) |
| 2.2.4. 2 对于毕Ⅱ式胃切除术后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患者, 建议使用标准ERCP导管、反式括约肌切开刀等进行胆管插管, 可行内镜下乳头球囊扩张术 (EPBD) 联合或不联合EST (B1) |
| 2.2.4. 3 对于毕Ⅱ式胃切除术后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患者, 推荐侧视镜作为首选, 前视镜作为侧视镜失败病例的备选方案 (B2 |
| 2.2.4.4对于Roux-en-Y吻合等解剖结构较复杂需行胆总管取石的患者, 气囊小肠镜辅助的ERCP应作为一线干预方式 (B1) |
| 2.2.4. 5 腹腔镜辅助ERCP在治疗消化道重建术后需行胆总管取石的患者方面有潜在优势, 但目前不作为临床常规治疗手段 (B1) |
| 2.2.5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合并结石 |
| 2.2.5. 1 ERCP可协助诊断先天性胆总管囊肿 (A1) |
| 2.2.5. 2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患者易发生胆管炎 (B1) |
| 2.2.5. 3 |
| 2.2.5. 4 经保守治疗未缓解的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合并胆管炎患者可考虑行ERCP术 (B1) |
| 3 胆管良恶性狭窄的ERCP诊治 |
| 3.1 胆管狭窄的ERCP诊断 |
| 3.1.1 |
| 3.1.2ERCP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绝大多数良、恶性狭窄通过其特征性表现均能获得诊断 (B1) |
| 3.1.3 ERCP可以获得组织和 (或) 细胞学证据, 对于恶性胆管狭窄的诊断很重要 (B1) |
| 3.1.4 ERCP下实施经口胆管镜检查, 有助于鉴别难以确诊的良恶性胆管狭窄 (B1) |
| 3.1.5 IDUS可用于难以确诊的狭窄病变的辅助诊断及恶性肿瘤的分期 (B1) |
| 3.1.6 可疑恶性胆管狭窄采用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术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EUS-FNA) 也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部分患者在ERCP前行EUS或者EUS-FNA有助于疾病的诊断 (B1) |
| 3.1.7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在胆管良恶性狭窄的鉴别诊断中具有潜在价值, 但在临床常规实践中尚未得到公认 (B2) |
| 3.2 胆管狭窄ERCP治疗的常用方法 |
| 3.2.1 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 (Endoscopic nasobiliary drainage, ENBD) |
| 3.2.1. 1 ENBD是胆管外引流措施, 能有效降低胆管压力、控制感染和缓解梗阻性黄疸 (B1) |
| 3.2.1. 2 ENBD治疗胆管良恶性狭窄的常见适应证 |
| 3.2.1. 3 以下情况应慎用ENBD |
| 3.2.2 胆管内塑料支架引流术 |
| 3.2.3 自膨式金属胆管支架 (Self-expanding metalic stent, SEMS) |
| 3.2.4 ERCP失败之后, 其他治疗方法 |
| 3.2.4. 1 |
| 3.2.4. 2 超声内镜引导下胆管穿刺引流术 (EUS-BD) |
| 3.2.4. 3 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endoscopic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
| 3.3 胆管恶性狭窄ERCP治疗 |
| 3.3.1 肝门部胆管恶性肿瘤 |
| 3.3.1. 1 伴有急性胆管炎及存在严重瘙痒症和 (或) 临近肝肾功能衰竭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应使用术前胆管引流, 但可能增加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B2) |
| 3.3.1. 2 进展期BismuthⅢ~Ⅳ型的肝门部胆管癌可采用经皮支架植入、PTCD或EUS-BD (B1) |
| 3.3.1. 3 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姑息性支架置入的目标是通畅引流足够体积的肝脏 (50%或更多) , 不论单侧, 双侧或多段支架置入 (B1) |
| 3.3.1. 4 内镜胆管引流治疗晚期肝门部胆管癌应由经验丰富的胆管内镜医师进行, 并提供多学科支持 (C2) |
| 3.3.2 胆总管中下段恶性肿瘤 |
| 3.3.2. 1 可切除的胆总管总下段恶性肿瘤 |
| 3.3.2. 2 不可切除的胆总管中下段恶性肿瘤 |
| 3.4 胆管良性狭窄ERCP治疗 |
| 3.4.1 胆管良性狭窄最常见的病因是外科术后胆管损伤与慢性炎性狭窄 (B1) |
| 3.4.2 对于内镜可到达十二指肠主乳头的胆管良性狭窄患者, ERCP是首选的介入治疗方法 (B1) |
| 3.4.3 对于多数胆管良性狭窄, ERCP治疗采用气囊或探条扩张狭窄段胆管后置入多根塑料支架 (A1) |
| 3.4.4 非肝门部胆管良性狭窄置入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与置入多根塑料支架相比疗效相似, 但所需的治疗次数更少, 支架所需留置的时间更短 (A1) |
| 3.4.5 ERCP治疗失败后或胃肠改道术后内镜无法到达十二指肠乳头时, 经皮经肝胆管引流、EUS-BD是有效的方法 (B1) |
| 3.4.6 内镜下胆管扩张加支架置入是治疗外科术后胆管狭窄的有效方法 (B1) |
| 3.4.7 ERCP治疗是肝移植术后胆管吻合口狭窄的一线治疗方式, 适当延长支架留置时间可获得更佳的治疗效果 (A1) |
| 3.4.8 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治疗慢性胰腺炎引起的胆总管狭窄可获得较好的缓解率, 但长期疗效尚待进一步研究 (A1) |
| 3.4.9 对有症状且存在大胆管局限性狭窄的PSC患者, 可行ERCP反复扩张治疗或行短期支架置入引流治疗 (B1) |
| 3.4.1 0 对IgG4相关胆管狭窄的患者, 除非出现严重梗阻性黄疸或急性胆管炎, 否则可不必进行ERCP相关内镜干预 (B1) |
| 3.4.1 1 有经验的医师, 气囊小肠镜辅助ERCP使内镜下治疗外科胃肠改道术后胆肠吻合口狭窄具有较高的成功率 (A1) |
| 4 胰腺疾病的ERCP诊治 |
| 4.1 急性胆源性胰腺炎 (ABP) |
| 4.1.1 对CT或MRCP未发现结石的胆源性胰腺炎患者, 早期EUS可以筛选出需要ERCP治疗的患者 (C1) |
| 4.1.2 对于单次发作的轻型急性胰腺炎, 不推荐行ERCP (A1) |
| 4.1.3 除非存在胆管感染或梗阻, 轻型ABP应先行保守治疗, 不推荐行急诊ERCP;当ABP恢复后, 存在胆管结石的患者应行ERCP取石术, 有胆囊结石者建议尽早行胆囊切除术 (B1) |
| 4.1.4 ABP患者应根据入院时生化结果和超声结果保守治疗, 不推荐行急诊ERCP;当ABP恢复后, 存在胆管结石的患者应行ERCP取石术, 有胆囊结石者建议尽早行胆囊切除术 (B1) |
| 4.1.5 ABP患者行ERCP治疗时术前和术中应识别可能导致取石困难的风险因素, 并据此选择最合适的取石手段。 |
| 4.2 微结石与胆泥 |
| 4.3胰腺分裂症 (pancreas divisum, PD) |
| 4.3.1 |
| 4.3.2 |
| 4.3.3 |
| 4.3.4 |
| 4.4 Oddi括约肌功能障碍 (Sphincter of Oddi Dysfunction, SOD) |
| 4.4.1 |
| 4.4.2 |
| 4.4.3 |
| 4.5 胰管破裂与胰漏 |
| 4.6 ERCP对慢性胰腺炎的治疗作用 |
| 4.6.1 胰管狭窄 |
| 4.6.2 胰管结石 |
| 4.6.3 胰腺假性囊肿 |
| 4.7 ERCP对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诊治作用 |
| 5 ERCP相关并发症的诊疗 |
| 5.1 ERCP术后胰腺炎 (post-ERCP Pancreatitis, PEP) |
| 5.1.1 应充分重视PEP的患者自身相关危险因素如SOD、女性、既往急性胰腺炎病史、年轻患者、肝外胆管无扩张者、血清胆红素水平正常者等 (B2) |
| 5.1.2 应充分重视PEP的操作相关危险因素, 如预切开、胰管内注入造影剂、5次或更多的插管操作、胰管乳头括约肌切开术、乳头球囊扩张、胆管残留结石、乳头切除术 (B2) |
| 5.1.3 |
| 5.1.4 |
| 5.1.5 |
| 5.1.6 |
| 5.1.7 降钙素原 (PCT) 是评估PEP严重程度的有效指标, 但是不建议作为常规检查 |
| 5.1.8 临床怀疑PEP时, 建议行CT检查 (B1) |
| 5.1.9 抗生素的使用可以降低胰腺脓肿等胰腺感染相关并发症, 可缩短住院时间, 降低病死率。 |
| 5.1.1 0 |
| 5.1.1 1 |
| 5.1.1 2 |
| 5.1.1 3 NSAIDs对于PEP有预防作用。 |
| 5.1.1 4 |
| 5.1.1 5 |
| 5.1.1 6对于PEP高风险的患者建议行胰管支架置入术 |
| 5.1.1 7 在胆管深插管时, 导丝辅助插管可以减少PEP发生率 (B2) |
| 5.2 出血 |
| 5.2.1 凝血功能障碍、ERCP术前3 d内使用抗凝治疗会增加出血风险 |
| 5.2.2使用混合电切模式较单纯电切模式出血风险降低 (C2) |
| 5.2.3对于出血风险较高的患者, 推荐应用内镜下乳头括约肌球囊扩张代替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B2) |
| 5.2.4. ERCP操作中发现的出血可使用电凝止血、氩离子凝固术、局部球囊压迫或金属夹夹闭 (A1) |
| 5.2.5 对于胆总管中部及远端的出血或难治性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后出血, 可采用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 (C1) |
| 5.2.6 内镜下难以控制的出血可采用血管介入止血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 (B2) |
| 5.3 穿孔 |
| 5.3.1 穿孔一旦发生应迅速处理, 否则将会引起脓毒症和多器官衰竭 (B2) |
| 5.3.2 引起穿孔的高危因素 |
| 5.3.3口服造影剂后的腹部CT检查对于诊断ERCP相关穿孔具有较高敏感度和特异度 (B2) |
| 5.3.4 新发腹腔游离气体高度提示存在穿孔, 但气体的多少只与操作中的充气有关, 并不能说明穿孔面积的大小, 也与患者的预后无关 (B2) |
| 5.3.5 建议患者恢复饮食前应行口服造影剂检查评估是否闭合 (C2) |
| 5.3.6 在ERCP操作中使用CO2作为气源可减少气胸或气腹的发生 (B1) |
| 5.3.7 对于迟发型穿孔 (ERCP术后6 h以上) 且无明显腹部体征及炎症反应的患者, 可予内科保守治疗 (B2) |
| 5.3.8 对于十二指肠壁穿孔, 可直接行内镜下闭合。可使用金属夹、内镜下缝合器械, 困难时可使用金属夹联合尼龙套圈 (B2) |
| 5.3.9 壶腹周围部穿孔时应立即行内镜下闭合, 可使用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封闭穿孔部位 (B2) |
| 5.3.1 0 在送入导丝的过程中应时刻监测导丝位置, 并在X线引导下送入导丝 (A1) |
| 5.3.1 1 对于金属及塑料支架移位发生穿孔的患者, 无明显腹膜炎征象时可行内镜下支架移除及金属夹封闭术, 若出现腹膜炎及腹膜后积液者应及时行外科手术 (B2) |
| 5.4 感染 |
| 5.4.1 急性胆管炎 |
| 5.4.1. 1 肝移植术后及有可能无法进行充分胆汁引流的病人, 应在ERCP术前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 (B1) |
| 5.4.1. 2 正确的ERCP操作技术能够减少术后急性胆管炎的发生 (A1) |
| 5.4.2 胆囊炎 |
| 5.4.3 十二指肠镜相关的感染 |
| 5.5 造影剂相关并发症 |
（7）相同容量的宫颈扩张单腔球囊与COOK宫颈扩张双腔球囊在足月妊娠引产中的临床疗效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引产对象和引产方法 |
| 2.1、引产对象 |
| 2.2、引产方法 |
| 2.3、观察指标 |
| 2.4、注意事项 |
| 2.5、统计学方法 |
| 结果 |
| 分析与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促宫颈成熟引产的治疗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妊娠期需氧菌性阴道炎与妊娠结局及母婴B族链球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一、妊娠期需氧菌性阴道炎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
| 1.1 对象与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方法 |
| 1.1.3 诊断标准 |
| 1.1.4 治疗方法 |
| 1.1.5 治愈标准 |
| 1.1.6 随访 |
| 1.1.7 统计学方法 |
| 1.2 结果 |
| 1.2.1 不同孕期AV的临床症状 |
| 1.2.2 不同孕期AV孕妇阴道菌群的流行特征 |
| 1.2.3 不同孕期AV与正常孕妇妊娠结局的比较 |
| 1.2.4 治疗后的AV和未治疗的AV妊娠结局 |
| 1.3 讨论 |
| 1.3.1 妊娠期阴道菌群的变化 |
| 1.3.2 需氧菌性阴道炎(AV) |
| 1.3.3 妊娠期AV阴道菌群分析 |
| 1.3.4 妊娠期AV对母婴的危害 |
| 1.4 小结 |
| 1.5 附图 |
| 二、母婴感染B族链球菌血清型及基因型分析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试验材料 |
| 2.1.2 方法 |
| 2.2 结果 |
| 2.2.1 7 种常用抗生素对GBS的敏感性 |
| 2.2.2 抗血清效价的测定结果 |
| 2.2.3 母婴GBS血清分型 |
| 2.2.4 母婴配对GBS菌株血清型一致性分析情况 |
| 2.2.5 RAPD反应条件的优化和引物筛选结果 |
| 2.2.6 RAPD反应的可重复性 |
| 2.2.7 多态性分析 |
| 2.2.8 相似系数、遗传距离以及亲缘关系树状图生成 |
| 2.3 讨论 |
| 2.3.1 GBS耐药性 |
| 2.3.2 GBS血清型 |
| 2.3.3 RAPD与GBS基因型 |
| 2.4 小结 |
| 全文结论 |
| 论文创新点 |
| 第一部分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综述 |
| 综述(一) |
| 综述(二) |
| 综述(一)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门诊不合理应用抗生素处方152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不合理应用情况分析 |
| 3.1 适应证掌握不严 |
| 3.1.1 无指征用药 |
| 3.1.2 选用药物不当 |
| 3.1.3预防用药不当 |
| 3.2 联合用药不当 |
| 3.2.1 抑菌药与杀菌药联用 |
| 3.2.2 相同作用机制药物联用 |
| 3.2.3 毒性相同或相近药物联用 |
| 3.3 给药方法不当 |
| 3.3.1 给药方式不合理 |
| 3.3.2 用药剂量过大 |
| 3.3.3 用药疗程过长 |
| 3.4 忽视药物不良反应 |
| 4 结论 |
（10）国内外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方法 |
| 2.2 资料来源 |
| 3 美国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研究 |
| 3.1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及其形成 |
| 3.1.1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
| 3.1.2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的形成 |
| 3.2 兽药休药期及形成 |
| 3.2.1 兽药休药期 |
| 3.2.2 兽药休药期的形成 |
| 3.3 残留检测技术现状及其相关规定 |
| 3.4 残留检测机构及其管理 |
| 3.4.1 残留检测机构 |
| 3.4.2 管理 |
| 3.5 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
| 3.5.1 法律法规 |
| 3.5.2 管理机构 |
| 3.5.3 相关政策 |
| 3.5.4 安全标准 |
| 4 欧盟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研究 |
| 4.1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及其形成 |
| 4.1.1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
| 4.1.2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的形成 |
| 4.2 兽药休药期及其形成 |
| 4.2.1 兽药休药期 |
| 4.2.2 兽药休药期的形成 |
| 4.3 残留检测技术现状及有关规定 |
| 4.3.1 残留检测技术现状 |
| 4.3.2 有关规定 |
| 4.4 残留检测机构及其管理 |
| 4.4.1 欧盟残留检测机构 |
| 4.4.2 管理 |
| 4.5 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
| 4.5.1 法律法规 |
| 4.5.2 管理机构 |
| 4.5.3 相关政策 |
| 4.5.4 安全标准 |
| 5 加拿大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研究 |
| 5.1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及其形成 |
| 5.1.1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
| 5.1.2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的形成 |
| 5.2 残留检测技术现状及其有关规定 |
| 5.2.1 残留检测技术现状 |
| 5.2.2 有关规定 |
| 5.3 残留检测机构及其管理 |
| 5.3.1 残留检测机构 |
| 5.3.2 管理 |
| 5.4 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
| 5.4.1 法律法规 |
| 5.4.2 管理机构 |
| 5.4.3 相关政策 |
| 5.4.5 安全标准 |
| 6 我国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研究 |
| 6.1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及其形成 |
| 6.1.1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
| 6.1.2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的形成 |
| 6.2 兽药休药期及其形成 |
| 6.2.1 兽药休药期 |
| 6.2.2 兽药休药期的形成 |
| 6.3 残留检测技术现状及相关规定 |
| 6.3.1 残留检测技术现状 |
| 6.3.2 相关规定 |
| 6.4 残留检测机构及其管理 |
| 6.4.1 残留检测机构 |
| 6.4.2 管理 |
| 6.5 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
| 6.5.1 法律法规 |
| 6.5.2 管理机构 |
| 6.5.3 相关政策 |
| 6.5.4 安全标准 |
| 7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 |
| 7.1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简介 |
| 7.1.1 肯定列表制度的背景 |
| 7.1.2 肯定列表制度的法律依据 |
| 7.1.3 肯定列表制度的措施内容 |
| 8 国际组织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作用 |
| 8.1 世界卫生组织(WHO) |
| 8.1.1 简介 |
| 8.1.2 WHO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 |
| 8.1.3 WHO全球食品安全战略 |
| 8.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
| 8.2.1 简介 |
| 8.2.2 组织机构 |
| 8.2.3 粮农组织的工作重点 |
| 8.2.4 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安全相关管理 |
| 8.3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
| 8.3.1 CAC的历史、机构与职责 |
| 8.3.2 CAC章程 |
| 8.3.3 有关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标准和准则 |
| 8.4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
| 8.4.1 OIE简介 |
| 8.4.2 主要目标 |
| 8.4.3 动物源食品安全相关工作 |
| 8.5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 |
| 8.5.1 简介 |
| 8.5.2 JECFA安全性评价概况 |
| 8.5.3 兽药残留风险评估 |
| 9 讨论 |
| 9.1 国内外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比较分析 |
| 9.1.1 关于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及其形成 |
| 9.1.2 关于兽药休药期及其形成 |
| 9.1.3 关于残留检测技术现状及其规定 |
| 9.1.4 关于残留检测机构及其管理 |
| 9.1.5 关于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
| 9.2 关于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及其限量标准 |
| 9.2.1 对检测结果判断方法问题 |
| 9.2.2 平均值问题 |
| 9.2.3 残留限量标准 |
| 9.3 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 |
| 9.4 完善我国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的建议 |
| 9.4.1 加强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建设 |
| 9.4.2 加强休药期标准建设 |
| 9.4.3 制订及完善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 |
| 9.4.5 加强国家级部级省级兽药残留检测机构的管理 |
| 9.4.6 完善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
| 9.4.7 建立避免兽药残留的数据库提高兽药残留监控效率 |
| 9.4.8 兽药残留的舆论监督与宣传教育 |
| 10 结语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美国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
| 附录2 美国兽药休药期 |
| 附录3 欧盟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
| 附录4 英国兽药休药期 |
| 附录5 加拿大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
| 附录6 我国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
| 附录7 我国兽药休药期 |
| 附录8 个人简介 |
| 附录9 答辩主要问题的回答与论文修改 |
四、抗菌药物在孕妇和乳妇中的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昆明市售禽蛋中抗菌药物残留的检测及膳食暴露风险评估[D]. 王睿. 昆明医科大学, 2021
- [2]三氯卡班毒性效应的代谢分子机制研究[D]. 董满园.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2020(02)
- [3]中国ERCP指南（2018版）[J]. 李鹏,王拥军,王文海.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2018(11)
- [4]中国ERCP指南（2018版）[J]. 李鹏,王拥军,王文海. 中华内科杂志, 2018(11)
- [5]中国ERCP指南（2018版）[J]. 李鹏,王拥军,王文海. 中国医刊, 2018(11)
- [6]ERCP诊治指南（2018版）[J]. 李鹏,王拥军,王文海.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8(11)
- [7]相同容量的宫颈扩张单腔球囊与COOK宫颈扩张双腔球囊在足月妊娠引产中的临床疗效比较[D]. 王玉妹. 苏州大学, 2016(01)
- [8]妊娠期需氧菌性阴道炎与妊娠结局及母婴B族链球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D]. 朱艳宾. 天津医科大学, 2013(01)
- [9]门诊不合理应用抗生素处方152张分析[J]. 丁爱茹. 中国乡村医药, 2009(07)
- [10]国内外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研究[D]. 秦占国. 华中农业大学, 2009(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