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农民实现增收减负(论文文献综述)
刘滨[1](2021)在《约束性放权:地方政府剩余权激励与问责调适》文中研究指明
樊晓民,唐娟莉,陈俊亚[2](2021)在《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和作用——以陕西省为例》文中提出在回顾总结农村税费改革背景及历程的基础上,从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视角,评价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深入探讨其所起的作用和时代意义:理顺了农村分配关系,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保护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村市场活力;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做法,丰富了农村改革实践与探索,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冯欣[3](2021)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文中指出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农业生产的必须要素。面对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和农业用水浪费严重的现状,农业水价改革势在必行。但农业用水提价与农民承载力间的矛盾,制约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开展。因此,进行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出发,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对于推动改革开展、优化水资源配置和破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用加权Topsis法、Micthell评分法、模糊数学模型等研究方法,在分析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特征和问题的基础上,评价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识别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分析了其利益诉求和影响水价的机理,确定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及其分担水价,提出了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划分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阶段,阐明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划分为初始、深入试点、全面推进和分类施策四个阶段,归纳了各阶段特性。分析了改革中制度变迁和机制形成的过程,任务分配和改革进展的空间特征,以及机制落实和节水增效的改革成效。总结了改革创新、多样化的做法和明显的分类特征。(2)构建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根据改革特征和文献研究,确定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文献分析法和加权Topsis法,分别从指导政府决策和客观定量评价两个角度出发,对31省(区)改革进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各省改革进展评价得分在43.332-99.97分之间,呈现南方>北方,东部>西部>中部的区域特征。粮食主产区受改革任务重、难度大、承载力低等因素影响,改革进展普遍偏慢,需要建立改革激励和农业水价分担机制。(3)明确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判定和评价方法,丰富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理论。对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进行定义、识别和分类,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在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诉求和影响农业水价的机理。利用专家咨询法进行利益相关者评价,得分在1.55-7.243,呈现农业用水供给方>农业用水使用方>支援保障方,政府>农户>社会。从利益评价和利益诉求出发,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分担方式,明确了政府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政府、农户在农业水价分担中的主体地位。(4)提出了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评估方法,明确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的评估方法包含定性评估、定量评估、综合分析及修正4个部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定性的利益评价;利用C-D生产函数、单位效益和模糊数学模型等方法,从粮食安全、灌溉效益和生态价值3个角度出发,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进行定量评估;对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从激励地方改革和扶持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目标出发进行修正,最终确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结果显示,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分别在0.302-0.399,0.292-0.472和0.21-0.395;中央、地方和农户承担的农业水价分别在0.011-0.204元/m3,0.010-0.236元/m3,0.009-0.217元/m3;根据2018年粮食播种和灌溉情况,确定当年粮食灌溉共产生水费496.82亿元,其中中央政府172.1亿元,地方政府165.19亿元,农户159.54亿元。(5)建立了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提供了破解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困境的途径。在改革进展、利益相关者和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核心,四个服务”的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对于破解改革困境、推动改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点:(1)提出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进行了评价;(2)提出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判定和评价方法,丰富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理论;(3)提出了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确定方法,确定了各省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张康洁[4](2021)在《产业组织模式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连续增长,农业综合产能快速提升。与此同时,过度依赖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严峻的农业环境和农产品安全问题。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满足消费者的安全农产品需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引导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受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当前农户绿色生产实施程度并不高。产业组织模式作为联结农户与产业组织间关系的利益分享方式,可通过引导、规制等多种途径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影响,有可能成为改善农业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农户如何做出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决策?不同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如何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绿色生产如何进一步影响农户收入?深入开展上述问题的研究,可为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和保障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有益借鉴。论文以稻农为研究对象,以湖北、安徽、黑龙江和吉林四省1487户调查数据和多案例资料为基础支撑,以稻农减肥减药的绿色生产行为为研究主题,将绿色生产行为界定为对商品有机肥、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病虫农害绿色防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施药技术的采纳行为,通过建立“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绿色生产行为—收入效应”系统分析框架,探究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机制及其对收入的影响。首先,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探究稻农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决策,并阐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的制度安排对绿色生产作用过程。其次,遵循“绿色生产技术—绿色生产行为”分析思路,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索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采用不同绿色生产技术的作用程度及差异;基于多元处理效应和Ordered Logit模型,引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一步揭示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然后,采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OLS模型、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探究稻农进行绿色生产的收入效应,以及绿色生产采纳度对稻农收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最后,从产业组织角度,采用案例分析,从实践层面剖析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的驱动成效和保障。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为应对水稻生产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挑战,绿色化、精准化和组织化成为水稻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第二,水稻种植面积、参加水稻技术培训次数、信息获取难易程度等交易特征和周围有水稻合作社、周围有稻米加工企业等市场环境是影响稻农选择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的重要因素,且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主要通过事前控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对稻农绿色生产发挥作用。第三,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采纳不同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存在内部差异性;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既可以直接驱动稻农实施绿色生产,还可以通过强化绿色认知实现间接驱动,政府宣传对稻农绿色认知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第四,实施绿色生产会促进稻农增收,在反事实假设下,实施绿色生产的稻农若未实施,其单位面积水稻收入要低9.2%;未实施绿色生产的稻农若实施,单位面积水稻收入要高107.7%;绿色生产采纳度对水稻收入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对低收入稻农的增收效果优于高收入稻农;因此,实施绿色生产不仅能提高稻农收益,还有利于缓解稻农内部收入差距。第五,利益联结、生产过程控制以及外部资源整合是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驱动水稻产业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据此,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引导稻农参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二是创新产业组织模式,促进稻农实施绿色生产;三是多角度提升稻农绿色生产采纳度,全方位助推水稻收入稳步增长;四是破除产业组织与稻农的联结障碍,强化双方合作基础与制度保障。
夏颖[5](2021)在《后脱贫时代粤北地区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减贫脱贫也一直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关注。2020年作为我新时期扶贫的转折点与我国精准扶贫成效考核之际,高职教育精准扶贫也取得了显着进步,研究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则尤为必要。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粤北地区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指标评价模型,了解粤北地区高职院校扶贫绩效的现状与问题,为政府、学校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等决策机关提供高职教育扶贫资源优化配置的意见与参考。通过教育扶贫绩效评价等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以资源配置理论、绩效诊断“3E”理论以及教育收益理论为依托,基于粤北地区五所高职院校为研究样本,探索了粤北地区高职教育资源配置水平、2017-2019年三年来绩效评价变化趋势以及粤北地区总体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成效。此外,为了构建粤北地区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本研究结合了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文本、教育扶贫工作者的访谈以及已有的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0位专家开展的两轮问卷咨询,确定了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的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以及31个三级指标,通过可靠性分析,最终构建了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模型。本研究选取粤北地区的五所高职院校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基于粤北地区五所高职院校在财政资助、社会扶贫、扶贫政策落实的精准扶贫工作上,收集五所高职院校的质量年报、统计公报以及五所院校的《高职教育精准扶贫数据采集表》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得出结论:各院校精准扶贫力度不均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本地人才培养回流度不高、技术服务经济效益有待加强。综上,根据专家咨询问卷与熵值法的数据分析,本研究从四个方面提出绩效提升的优化策略:第一,加强贫困生扶志理念教育;第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第三,加大地方人才的吸引力度;第四,建立双部门管理监督机制。并从加强高职教育扶贫向振兴的角色转变以及有效促进高职教育脱贫与振兴的衔接两部分展开研究展望。
李青[6](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指出
高云亮[7](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徐衍[8](2021)在《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方向。农村微型企业作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呈现出巨大潜力。然而,伴随着农村微型企业数量增长,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问题凸显,着重表现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能力弱、动力低的现实困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支持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发源地,完善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税费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其现代农业水平高,但地区营商环境差,如何有效助力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已成为东北地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全面振兴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不佳情况下,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现状如何?其“成长困境”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促进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都是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而现有研究中,关于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研究还缺乏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交叉研究范式探究现代农业发展水平高、营商环境不佳情境下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问题。因此,开展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不仅利于各项纾难解困扶持政策落地,还能为农村微型企业家决策提供参考,丰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外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本文按照“基础理论阐述—环境特征刻画—系统实证分析—理论实践探讨”的逻辑方案展开研究。首先,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学理标准和法定标准上阐述微型企业、农村微型企业的内涵,介绍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内涵特征,明确研究基础理论,并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剖析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环境,分析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基本现状,论述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内外部困境,揭示其困境形成根源是企业成长动力不足、地区营商环境不佳、地区体制机制不活。其次,遵循复杂系统理论研究模式,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和改进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机理的“动因—阶段—路径”分析框架,论述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识别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再成长期阈值,归纳得出以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及其合力为动力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路径。再次,从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状态和成长程度双维度出发,阐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维度因素选取理论依据和内在逻辑,构建出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利用东北地区807份微观企业实际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核心因素是有形制度环境、创业机会识别、朋友、情感信任和社会信任。然后,在融合彭罗斯企业资源成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GEM法、Pearson法和变差系数全面筛选并构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Topsis模型开展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后发现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影响要素包括成长资源、成长战略、成长能力三方面,可划分为波动增长、平稳增长、波动下降和平稳下降四种类型。最后,通过借鉴典型国家和东部省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从农村微型企业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提出具体、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史晓玲[9](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欣[10](2020)在《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绿色发展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涵之一。长久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耕地问题,因为其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资源。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和水资源的保护压力日趋增大,传统的过量投入化肥农药来追求高产量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日益脆弱。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在宏观层面上首次提出了耕地休耕这个概念,开展耕地轮作、休耕等相关探索。自此,我国在部分省份逐步开始实施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黑龙江省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全国最大优质粳稻主产区。近年来,土地硬化、酸化以及土地肥力的退化日益严重,导致黑龙江省部分水稻种植地区的土壤质量逐渐下降,为耕地资源的永续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要求,2018年在现有休耕试点区域基础上新增黑龙江省作为水稻休耕试点。因此,黑龙江省实施水稻休耕制度势在必行。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休耕制度生成生态溢价已经是不争的客观现实。休耕生态溢价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制度红利,通过政府实行休耕行动计划,整合政策资源形成集中的休耕活动投入,其生态溢价成果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能够转化为经济剩余。本文运用农业可持续发展、供求均衡发展等理论,阐述了生态溢价决定因素、生成条件以及机理,指出生态溢价是一个生态系统平衡(均衡)状态溢出的生态价值,提出了休耕生态溢价需要设计核算体系以及核算方法,确保生态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匹配关系。其次,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不仅是人与大自然之间冲突缓解的有效途径,也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将休耕生态溢价作为一种博弈结果,显示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和市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水稻休耕生态溢价实现路径的影响与作用。引入贯序均衡分析框架,展现了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可能出现的完美均衡、适度均衡和持久均衡三种情形。正视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是一种不确定性结果的利益博弈,进入充分的博弈策略空间,考察政府休耕政策激励的公平性与休耕者可靠忠诚的策略博弈行为选择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角度,讨论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激励结构的制度设计以及路径实现、选择和优化。引导利益主体充分博弈是促进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生成的有效路径。再次,为进一步了解休耕现状,采用调查问卷方式,针对土地肥力、农户经济收益、休耕意愿的收购价格等五个方面,构建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对样本进行休耕政策效果实证分析。用归纳总结和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国内外国家和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实现休耕生态溢价路径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了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黑龙江省依靠市场化实行水稻休耕的五常市北大仓水稻科技有限公司,估算了其水稻休耕生态溢价以及分析了市场化实现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最后,提出了深化休耕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生态溢价的对策与建议,即水稻休耕制度实施要注意差异化、政策经济补偿要公开透明化、让农民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博弈主体,把休耕产生生态溢价活动转化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等等。土地休耕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土壤产能的有效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水稻休耕制度为推动我国粮食安全和使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加速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强化农民增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广东农民实现增收减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农民实现增收减负(论文提纲范文)
(2)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和作用——以陕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0 引 言 |
1 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背景和历程 |
1.1 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动因 |
1.2 农村税费改革的历程回顾 |
2 农村税费改革的现实意义 |
2.1 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
2.2 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为农村综合改革提供契机 |
2.3 建立“一事一议”制度,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
2.4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 |
2.5 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
3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 |
3.1 理顺农村分配关系,促进农民的持续增收 |
3.2 保护和解放农村生产力,激发农村市场活力 |
3.3 积累好的经验做法,丰富农村改革实践 |
4 结 语 |
(3)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1.2 研究进展 |
1.2.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1.2.2 农业水价分担 |
1.2.3 农业水价补贴(补偿) |
1.2.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 |
1.2.5 农业水价和灌溉价值计算 |
1.2.6 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名词解释 |
2.1.1 农业水价 |
2.1.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2.1.3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 |
2.1.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 |
2.1.5 农业水价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关系辨析 |
2.2 理论基础 |
2.2.1 准公共物品理论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2.3 社会分工理论 |
2.2.4 效用价值论 |
第三章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程研究 |
3.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历程和制度变迁 |
3.1.1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历程 |
3.1.2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制度变迁 |
3.2 改革任务和进度分析 |
3.2.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 |
3.2.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进度 |
3.2.3 与2019 年相比2020 年改革进程变化趋势 |
3.3 主要任务完成情况 |
3.3.1 农业执行水价对运营维护成本弥补情况 |
3.3.2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落实情况 |
3.3.3 供水计量、定额管理和管护机制配套情况 |
3.4 改革成效 |
3.4.1 节水成效显着 |
3.4.2 灌溉和生产效率提升 |
3.5 改革特点及存在问题 |
3.5.1 改革特征 |
3.5.2 存在问题 |
3.6 小结 |
第四章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研究 |
4.1 指标识别 |
4.1.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特点 |
4.1.2 指标选择原则 |
4.1.3 指标确定依据和初步识别 |
4.2 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指标体系 |
4.2.2 权重确定 |
4.3 以指导政府决策为目标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 |
4.3.1 指标评价标准 |
4.3.2 模型构建 |
4.3.3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政策性评价结果 |
4.3.4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政策性评价区域差异 |
4.4 基于加权Topsis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定量评价 |
4.4.1 模型介绍 |
4.4.2 基于加权Topsis的改革进展评价结果 |
4.4.3 基于加权Topsis的改革进展评价区域性差异 |
4.5 两种评价方式下结果的差异及综合结果 |
4.5.1 两种评价结果差异 |
4.5.2 综合考虑两种方法的综合评价结果 |
4.5.3 综合评价结果的区域性差异 |
4.6 小结 |
第五章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 |
5.1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定义与识别 |
5.1.1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识别 |
5.1.2 Mitchell评分法 |
5.1.3 基于Mitchell评分法的利益相关者确定 |
5.1.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分类 |
5.2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分析 |
5.2.1 利益关系 |
5.2.2 利益诉求 |
5.2.3 利益相关者影响农业水价的机理 |
5.3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专家评价 |
5.3.1 指标体系 |
5.3.2 专家评分结果处理方法 |
5.3.3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专家评价结果 |
5.3.4 科研学者与实践工作者评价结果的差异 |
5.4 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的合理分担 |
5.4.1 分担主体识别 |
5.4.2 利益相关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分担责任 |
5.4.3 政府部门的分担方式 |
5.4.4 用水农户及相关组织的分担方式 |
5.4.5 社会机构的分担方式 |
5.5 小结 |
第六章 基于定量方法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6.1 基于灌溉效益的农户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6.1.1 基于模糊数学模型的农业灌溉水资源价值 |
6.1.2 粮食作物单位水产出与农业单位水产出的关系 |
6.1.3 基于C-D生产函数的灌溉效益分摊系数 |
6.1.4 基于灌溉效益的农户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6.2 政府内部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6.2.1 评价体系构建 |
6.2.2 基于粮食安全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评估 |
6.2.3 基于水资源灌溉效益的政府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6.2.4 基于生态价值的政府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6.2.5 地方及中央政府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6.3 基于定量方法的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研究 |
6.3.1 基于定量评价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
6.3.2 基于运行维护成本各方分担的农业水价 |
6.3.3 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及局限性分析 |
6.4 小结 |
第七章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份额确定和机制建设研究 |
7.1 基于“定性+定量”综合评估的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研究 |
7.1.1 “定性+定量”综合评估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7.1.2 基于运行维护成本各方承担的农业水价 |
7.1.3 农户分担的水价与当前执行水价之间的关系 |
7.1.4 基于“定量+定性”综合评估的各方水费承担额度 |
7.1.5 综合评价结果的区域性特征 |
7.2 基于激励和扶持机制的农业水价合理分担份额修正 |
7.2.1 标准确定 |
7.2.2 修正后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
7.2.3 修正后各方承担的农业水价 |
7.2.4 修正后粮食灌溉水费分担情况 |
7.2.5 修正后分担结果的区域性特征 |
7.3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 |
7.3.1 合理定价机制 |
7.3.2 政策倾斜机制 |
7.3.3 农户参与机制 |
7.3.4 社会参与机制 |
7.3.5 保障机制 |
7.4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4)产业组织模式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农业绿色发展是适应生产端和消费端变化的客观要求 |
1.1.2 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节本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 |
1.1.3 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农业绿色发展 |
1.1.4 合理的产业组织模式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1 绿色生产行为研究 |
1.3.2 产业组织模式与绿色生产行为 |
1.3.3 绿色生产行为、产业组织模式与收入 |
1.3.4 文献述评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5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
1.5.1 数据来源 |
1.5.2 样本情况 |
1.6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概念界定 |
2.1.1 稻农 |
2.1.2 产业组织模式 |
2.1.3 绿色生产技术 |
2.1.4 绿色生产行为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2.2.2 产业组织理论 |
2.2.3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
2.2.4 农业绿色发展理论 |
2.3 分析框架 |
2.3.1 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解构的总体逻辑 |
2.3.2 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解构过程 |
2.3.3 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框架的建构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水稻产业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及新趋势 |
3.1 水稻产业发展现状 |
3.1.1 种植情况 |
3.1.2 化肥农药投入情况 |
3.1.3 成本收益情况 |
3.1.4 产业组织发展情况 |
3.2 水稻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3.2.1 水稻生产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凸显 |
3.2.2 新型技术推广服务能力有限,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率较低 |
3.2.3 产业组织发展良莠不齐,农户组织化参与度较低 |
3.2.4 受粮价“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农户增收乏力 |
3.3 水稻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
3.3.1 绿色化 |
3.3.2 精准化 |
3.3.3 组织化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稻农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及其制度安排 |
4.1 稻农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
4.1.1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4.1.2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4.1.3 研究方法 |
4.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1.5 稳健性检验 |
4.1.6 结论与启示 |
4.2 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的制度安排分析 |
4.2.1 事前控制 |
4.2.2 过程控制 |
4.2.3 结果控制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 |
5.1 产业组织模式对不同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 |
5.1.1 理论分析框架 |
5.1.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5.1.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5.1.4 模型构建 |
5.1.5 实证分析 |
5.2 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
5.2.1 理论分析框架 |
5.2.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5.2.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5.2.4 研究方法 |
5.2.5 实证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绿色生产行为的收入效应分析 |
6.1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6.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6.3 研究方法 |
6.3.1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
6.3.2 OLS回归模型 |
6.3.3 无条件分位数回归 |
6.4 结果及分析 |
6.4.1 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收入效应 |
6.4.2 绿色生产对稻农收入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6.4.3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产业组织模式对绿色生产的驱动机制:基于案例分析 |
7.1 探讨的关键问题 |
7.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
7.2.1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
7.2.2 案例选择的依据 |
7.3 案例概况与分析 |
7.3.1 案例概况 |
7.3.2 案例分析: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驱动成效 |
7.4 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驱动成效的保障 |
7.4.1 注重与稻农的利益联结 |
7.4.2 注重对稻农生产过程的控制 |
7.4.3 注重整合外部资源强化产业组织模式稳定性 |
7.5 基于多案例分析的实证研究结果再检视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引导稻农参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 |
8.2.2 创新产业组织模式,促进稻农实施绿色生产 |
8.2.3 多角度提升稻农绿色生产采纳度,全方位助推水稻收入稳步增长 |
8.2.4 破除产业组织与稻农的联结障碍,强化双方合作基础与制度保障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水稻种植户绿色生产与产业组织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 |
(5)后脱贫时代粤北地区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后脱贫时代 |
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
三、扶贫绩效评价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思路及难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重难点 |
第二章 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德尔菲法 |
三、熵值法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资源配置理论 |
二、绩效诊断“3E”理论 |
三、教育收益理论 |
第三章 粤北地区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
第一节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选取准备 |
一、指标选取的目标 |
二、指标选取的思路 |
三、指标选取的原则 |
四、指标选取的依据 |
第二节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构成 |
一、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一级指标的提取 |
二、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二级指标的提取 |
三、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三级指标的提取 |
第三节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专家验证 |
一、咨询专家与专家问卷的确定 |
二、第一轮专家调查过程分析与修订 |
三、第二轮专家调查过程分析与修订 |
四、专家咨询结构的可靠性分析 |
第四节 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确定与阐释 |
一、指标体系的确定 |
二、指标体系的阐释 |
第四章 粤北地区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粤北地区高职教育扶贫概况 |
一、财政经费资助情况 |
二、社会扶贫基本情况 |
三、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
第二节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第三节 熵值法进行绩效评价指标数据处理与分析 |
一、熵值法进行绩效评价指标的数据处理 |
二、熵值法进行绩效评价结果的测算分析 |
第四节 粤北地区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问题与对策 |
一、扶贫绩效评价问题 |
二、优化扶贫绩效对策 |
第五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不足 |
一、指标选取具有一定主观性 |
二、部分理论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作用 |
三、广东省高职院校教育扶贫采集不全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一、加强高职教育扶贫向振兴的角色转变 |
二、有效促进高职教育脱贫与振兴的衔接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教育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参考(1) |
附录二 教育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参考(2) |
附录三 教育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参考(3) |
附录四 教育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参考(4) |
附录五 教育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参考(5) |
附录六 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构建咨询(第一轮专家咨询) |
附录七 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构建咨询(第二轮专家咨询) |
附录八 绩效评价指标原始数据 |
附录九 绩效评价指标无量纲化数据 |
附录十 关于开展高等职业院校精准扶贫数据采集和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7)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1.1 选题缘起 |
1.1.1 选题缘由 |
1.1.2 问题意识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3.1.1 样本选择 |
3.1.2 现实表现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8)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研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点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微型企业 |
2.1.2 农村微型企业 |
2.1.3 企业成长 |
2.1.4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 |
2.2 理论基础 |
2.2.1 企业成长理论 |
2.2.2 生命周期理论 |
2.2.3 耗散结构理论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现状分析 |
3.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环境分析 |
3.1.1 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
3.1.2 东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3.2 东北地区微型企业成长现状分析 |
3.2.1 微型企业数量与占比 |
3.2.2 微型企业的就业人数 |
3.2.3 微型企业行业与增值 |
3.2.4 微型企业运行的状态 |
3.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困境 |
3.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内部困境 |
3.3.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外部困境 |
3.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困境的原因 |
3.4.1 企业成长动力不足 |
3.4.2 地区营商环境不佳 |
3.4.3 区域体制机制不活 |
3.5 本章小结 |
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机理分析 |
4.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机理框架构建 |
4.2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分析 |
4.2.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来源 |
4.2.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模型 |
4.2.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解析 |
4.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阶段分析 |
4.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阶段划分 |
4.3.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阶段特征 |
4.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路径分析 |
4.4.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资源禀赋路径 |
4.4.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制度变迁路径 |
4.4.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4.4.4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三元合力路径 |
4.5 本章小结 |
5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分析 |
5.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5.1.1 行为态度 |
5.1.2 主观规范 |
5.1.3 感知行为控制 |
5.1.4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5.2 样本来源与变量选择 |
5.2.1 样本来源 |
5.2.2 样本特征 |
5.2.3 变量选择 |
5.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交叉分析 |
5.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水平分析 |
5.3.2 企业行为态度与企业成长 |
5.3.3 企业主观规范与企业成长 |
5.3.4 企业感知行为控制与企业成长 |
5.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5.4.1 实证模型 |
5.4.2 模型检验 |
5.4.3 估计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 |
6.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理论分析 |
6.1.1 成长资源 |
6.1.2 成长能力 |
6.1.3 成长战略 |
6.1.4 成长性评价理论模型 |
6.2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指标选择 |
6.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初选 |
6.2.3 评价指标关键性筛选 |
6.2.4 评价指标相关性筛选 |
6.2.5 评价指标代表性筛选 |
6.2.6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
6.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模型构建 |
6.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思路 |
6.3.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方法 |
6.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实证评价 |
6.4.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指标权重 |
6.4.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水平分析 |
6.4.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分类分析 |
6.4.4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共性问题 |
6.4.5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差异解析 |
6.5 本章小结 |
7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 |
7.1 国外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7.1.1 美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7.1.2 日本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7.1.3 德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7.2 国内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7.2.1 上海市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7.2.2 江苏省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7.2.3 浙江省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7.3 国内外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对东北地区的启示 |
7.4 本章小结 |
8 促进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政策建议 |
8.1 农村微型企业政策建议 |
8.1.1 夯实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资源 |
8.1.2 提高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能力 |
8.1.3 实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战略 |
8.1.4 搭建农村微型企业社会信任 |
8.2 制度建设政策建议 |
8.2.1 推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长效政策 |
8.2.2 优化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有形环境 |
8.2.3 完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无形环境 |
8.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调查问卷 |
附录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专家打分表 |
附录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企业打分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个人简历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9)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研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2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2.1 概念界定 |
2.1.1 耕地休耕制度 |
2.1.2 经济补偿 |
2.1.3 生态溢价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2.2.4 供求均衡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现状及效果分析 |
3.1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现状 |
3.2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政策效果分析 |
3.2.1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构建 |
3.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生成机理分析 |
4.1 生态溢价的生成条件 |
4.1.1 生态溢价的决定性因素 |
4.1.2 生态溢价的生成条件 |
4.2 生态溢价的生成机理分析 |
4.2.1 市场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4.2.2 生态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4.2.3 再生产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4.3 生态溢价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
4.3.1 生态资本账户与休耕负债表 |
4.3.2 生态溢价的收益来源和成本追加 |
4.3.3 基于市场供求平衡关系下的生态溢价成本收益对应关系 |
4.4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4.4.1 黑龙江省水稻供给侧生态溢价分析 |
4.4.2 黑龙江省水稻需求侧生态溢价分析 |
4.4.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估算 |
4.5 本章小结 |
5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分析 |
5.1 利益主体博弈的基础理论 |
5.1.1 局中人的博弈策略 |
5.1.2 效用函数优化原理 |
5.1.3 结果不确定性应对的主观概率分布 |
5.2 利益主体策略型博弈均衡的路径情景分析 |
5.2.1 序贯均衡在休耕制度生态溢价路径选择中的政策涵义 |
5.2.2 完美均衡路径情景 |
5.2.3 适度均衡路径情景 |
5.2.4 持久均衡路径情景 |
5.3 利益主体策略型博弈优化路径的合作选择 |
5.3.1 国家主导的激励兼容规则制定 |
5.3.2 市场选择的委托人知情化机制设计 |
5.3.3 利益主体温和的讨价还价 |
5.4 诸多利益主体博弈释放生态溢价的激励机制优化 |
5.5 利益主体博弈均衡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分析 |
5.5.1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实现 |
5.5.2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选择 |
5.5.3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优化 |
5.6 本章小结 |
6 国内外休耕生态溢价实现路径的借鉴与启示 |
6.1 国内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6.1.1 生态脆弱区强制性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6.1.2 粮食主产区自觉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6.1.3 一般地区市场化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6.1.4 中国台湾地区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6.2 国外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6.2.1 吸收法治化 |
6.2.2 引入利益补偿激励化 |
6.2.3 强化市场识别机制化 |
6.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启示 |
6.3.1 确定激励政策与技术支持互动的实现路径 |
6.3.2 选择合理休耕规模的实现路径 |
6.3.3 引导试点地区农户参与的实现路径 |
6.3.4 寻求经济补偿为激励的实现路径 |
6.3.5 强化市场化运作的实现路径 |
6.4 本章小结 |
7 五常市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案例分析 |
7.1 案例研究的对象选择 |
7.2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7.2.1 设计分享机制保障实现生态溢价 |
7.2.2 突出过程补偿释放生态溢价 |
7.2.3 显示识别功能显现生态溢价 |
7.2.4 强化市场化交易增值生成生态溢价 |
7.3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估算 |
7.3.1 基于高端价格角度的比较分析 |
7.3.2 基于补偿角度的比较分析 |
7.4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路径优化分析 |
7.4.1 品牌战略支撑的生态溢价路径 |
7.4.2 高端市场交换的生态溢价路径 |
7.5 本章小结 |
8 水稻休耕实现生态溢价的对策建议 |
8.1 实行差异化休耕制度安排 |
8.1.1 生态脆弱区休耕强调法治化 |
8.1.2 粮食主产区休耕满足粮食安全产能减量化 |
8.1.3 一般地区休耕体现市场驱动化 |
8.2 制定透明公平的经济补偿政策 |
8.2.1 强调政策普惠性 |
8.2.2 体现政策兑现公平性 |
8.3 完善休耕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 |
8.3.1 明确休耕生态农产品市场定位 |
8.3.2 确定休耕农产品的生态价值 |
8.3.3 建立生态品牌的可追溯制度 |
8.4 完善以休耕农户为利益主体的配套机制 |
8.4.1 规范休耕土地流转 |
8.4.2 完善休耕政策法规设计 |
8.4.3 保障休耕技术的支持 |
8.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行为的调査问卷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附件 |
四、广东农民实现增收减负(论文参考文献)
- [1]约束性放权:地方政府剩余权激励与问责调适[D]. 刘滨. 吉林大学, 2021
- [2]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和作用——以陕西省为例[J]. 樊晓民,唐娟莉,陈俊亚.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3]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D]. 冯欣.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4]产业组织模式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D]. 张康洁.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5]后脱贫时代粤北地区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研究[D]. 夏颖.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1(12)
- [6]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7]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8]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D]. 徐衍.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9]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10]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D]. 李欣.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