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岛市四方区1995~1999年婴儿死亡监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艳[1](2018)在《青岛地区545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分析与风险信号警示》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对青岛地区545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综合分析,了解这一人群不良反应发生的特点及规律,发现导致儿童ADR的重要因素,开展儿童药品不良反应与药物关联研究,以期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为药监部门药物安全性评价提供依据,保障儿童用药安全。方法:回顾性分析545例儿童ADR报告(市北区与四方区2012年1月1日-2015年12月30日上报的0-14岁儿童ADR报告),采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考察报告来源、上报人员职业;患儿一般情况、患儿的用药情况、ADR临床表现及累及的系统器官、不良反应评价、转归及影响。对报告中不合理用药及说明书儿童用药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使用比例报告比法(PRR)、报告比值比法(ROR)、综合标准法(MHRA)三种方法对545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数据进行信号数据挖掘。结果:1.6岁以下儿童为ADR/ADE高发人群(72.48%);涉及的可疑药品中抗感染药物最多(63.21%);给药方式主要以静脉滴注方式(82.14%),累及系统-器官主要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胃肠系统损害、全身性损害居多,占比分别是54.19%、17.73%、4.76%;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时间多在用药30分钟内(39.63%)。2.新的、严重的ADR/ADE79例(14.50%),严重报告比9.91%;6岁以下儿童为新的和严重的ADR/ADE高发人群(68.36%);给药方式静脉滴注最多(69.62%);涉及的药品种类以抗感染药物、抗肿瘤药、中枢神经系统用药为主,占比分别为:35.44%、18.99%、12.66%;新的和严重的ADR/ADE多发生在3天内(68.35%)。累及系统-器官主要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全身性损害、胃肠系统损害居多,分别占比:22.33%、14.56%、10.68%。合并用药多为1-2种。3.对ADR/ADE报告中不合理用药进行统计:存在不合理用药报告占报告总数的24.03%,不合理用药类型涉及6个方面,以用量用法不适宜最多,占76.47%,不合理用药涉及药物类别分布中抗感染药物不合理应用最多占81.40%;对ADR/ADE报告中涉及药物说明书儿童用药信息缺项进行统计:说明书中儿童应用信息缺项涉及药品77种,占涉及药品总数的51.68%,以抗感染药和中枢神经系统用药品种最多,均为14种,对77种药物说明书儿童用药信息缺项标注信息分类,以无任何儿童用药信息最多。4.三种数据挖掘方法中PRR法检出可疑信号最多30条,通过ROR法、MHRA法检出的可疑信号在PRR法中都能检出;三种检测方法均能检出的可疑信号组合有13条。热毒宁-寒战、热毒宁-发热、脂溶性维生素(Ⅰ)-憋气为说明书未收载的新的可疑风险信号;本研究发表论文后,CFDA修改说明书将检出的脂溶性维生素(Ⅰ)-紫绀和脂溶性维生素(Ⅰ)-潮红两项风险信号增加为不良反应项。结论:1.医护人员应重点监测6岁以下儿童、用药30分钟内的药物不良反应,静脉滴注药物出现ADR比例高,提示临床谨慎应用静脉药物。2.严重的ADR/ADE上报率低,合并用药不容忽视。3.儿童不合理用药和儿童用药信息缺乏是导致儿童ADR发生的重要因素。4.热毒宁-寒战、热毒宁-发热、脂溶性维生素(Ⅰ)-憋气作为可疑风险信号应予以重视;三种方法均可用于儿童ADR信号检测,可综合应用多种的检测方法,以期达到评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的目的。
马晓波[2](2015)在《大沽河河口区氮磷营养盐输移转化行为特性研究》文中认为随着青岛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工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河流排放到胶州湾中,胶州湾水体的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大沽河是汇入胶州湾中流量和含沙量最大、流程最长的河流,是胶州湾重要的氮、磷营养盐输入来源。因此对复杂径流和潮流条件影响下大沽河口的无机氮、磷酸盐迁移转化行为进行深入研究,进而为胶州湾海域的水质改善提供参考依据和技术支持,是一项既有理论研究意义又有实践应用价值的工作。本文采用现场观测资料搜集、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等手段,分析了大沽河和胶州湾的水力学和水质特性。重点建立了径流、潮流耦合作用下的平面二维水动力数学模型,无机氮、磷酸盐输移转化水质数学模型和富营养化水质数学模型,并与现场观测资料进行了验证;通过分析数学模型计算结果,探讨了典型径流、潮流过程和不同排污标准情况下,大沽河口的NH4+、NO2-、NO3-、PO4-3、PN、PP、DN、DP、IN和IP等参数的时空分布特性。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在胶州湾、大沽河口附近径流和潮流特征参数整理的基础上,对胶州湾主要排污单元进行了现状分析。分析了2009年6月-2012年12月11个测站现场观测的水温、盐度、pH、DO、COD、NH4+、NO2-、NO3-(?)PO43-数据,探讨了胶州湾水质参数的分布规律,发现胶州湾东北部海域的COD、NH4+、NO2-、NO3和PO43-数值较大,水体污染较严重。P是胶州湾浮游植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胶州湾东北部富营养化程度较高,西部测站数值相对较小。(2)建立了考虑径流、潮流耦合作用下的平面二维水动力模型和N,P营养盐输移转化的水质模型。水质模型包括DO、NH4+、NO3-、PO43-、叶绿素a等7个主要变量,9个辅助变量和39个常数。通过与典型时期潮位、潮流速、流向和水质参数对比,验证了数学模型的精度和可靠性。(3)分析典型径流条件下的计算结果,发现平水期和丰水期径流条件2小时后,大沽河口DO浓度较低,NH4+、NO3-和PO43-浓度较高。受沿程紊动扩散混掺作用的影响,DO浓度逐渐增加,NH4+、NO3-和PO43-浓度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从影响范围的角度分析,丰水期径流条件下河口附近5.2mg/L以下的DO浓度分布范围增加至平水期的6.3倍左右,1 mg/L以下的NH4+浓度分布范围增加至平水期的7.2倍左右,1 mg/L以下的N03浓度分布范围增加至平水期的5.25倍左右,0.16mg/L以下的PO43-浓度分布范围增加至平水期的5.8倍左右。从水质参数极大区的平面分布来看,由于潮流流向的影响,平水期径流条件下大沽河携带的DO、NH4+、NO3-(?)PO43-进入胶州湾后分布有偏向河口右岸的趋势;丰水期流量的大幅增加,使得径流和潮流的紊动混掺范围和强度有明显增加,导致各水质参数的分布更为均匀,空间梯度减小,大沽河携带的DO、NH4+、NO3和PO43-进入胶州湾后偏河口右侧分布的趋势减弱,基本上呈现以河口纵向主槽为对称轴,两侧对称分布的状态。(4)对一、二类污水水质排放上限条件下,大沽河口附近的水质参数分布状况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表明:大沽河口DO从北向南基本呈现递增的趋势,NH4+、NO3-和PO43-从北向南基本呈现递减趋势。15天后,两种排放条件下的大沽河口附近DO满足一类海水水质标准,NH4+和NO3-、PO43-都为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所以,较短时间内提高排污入海的水质,对大沽河口海域水质的改善影响不大。因此,控制大沽河携带工农业生产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提高其入海水质的标准是未来大沽河口水环境生态改善的重要方向。(5)建立了考虑浮游植物含碳量、浮游植物含氮量、浮游植物含磷量、叶绿素a、浮游动物含碳量、碎屑碳、碎屑氮、碎屑磷、无机氮、无机磷、溶解氧、底栖植被含碳量等12个基本变量的富营养化水质模型。分析计算结果发现:平水期径流条件下,大沽河口PN、PP、IN、IP的浓度较高。随着时间增加,大沽河口PN、PP、DN和DP极大值相应增加;IN和IP极大值变化不大。平面分布上,初始时刻上述参数极大区呈现以河口纵向主槽为对称轴,左右两侧对称分布的状态;随着时间增加,极大区呈现偏向河口右岸的分布趋势。丰水期径流条件下,河口PN、PP、DN、DP、IN和1P浓度影响范围明显增加。随着入海径流的持续增加,PN、PP、DN和DP极大区由河口纵向对称分布逐渐偏向左岸。IN和IP极大区前缘线依次呈现不规则椭圆,凸向胶州湾口方向的弓形,以大沽河口为圆心的半圆形分布的特征;IN和IP极大区平面上初始时刻呈现以河口纵向主槽为对称轴,左右两侧对称分布的状态。较长时间后,IN和IP极大区前缘线呈现出与大沽河口左右侧岸线基本平行,逐渐向胶州湾口推进:IN和IP极大区以河口纵向主槽为对称轴,左右两侧对称分布现象消失。在较短时段内,大沽河携带的IN和IP是影响大沽河口TN和TP的主要因素,大沽河携带的PN,PP,DN和DP对其影响不大。
姜伟[3](2014)在《微博场域中的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基于中国问题的检视》文中提出在社会转型期和公众微博兴起的宏观背景之下,中国政府的形象传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政府该如何应对微博场域内的形象传播危机,这一议题引起了政府与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本研究以政府应对微博场域内形象传播危机中的多重话语实践为切口,尝试结合话语理论与案例分析的方法,分别对政务微博、公职人员微博、媒体微博的话语实践进行检视,探讨政府话语应如何直面公众话语的博弈,进而实现政府形象的良性传播。本文的逻辑起点是媒介技术的革新及微博平台的出现。微博以其平等入驻、便捷发布、裂变式传播等特点,迅速成为公众发布信息、发表言论、释放情绪最活跃的平台。微博的出现之所以对中国政府形象传播造成冲击与影响,乃是因为在政府形象传播系统中“公众”要素的变动。公众借助微博的话语赋权,冲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并形成了公众自主传播的话语场,与政府主导传播的话语场遥相对应。在公众自主传播的话语场中,政府形象传播的传统话语体系已然式微,由此使得公众话语场与政府话语场形成了一种分裂与对抗的态势,公众话语公然博弈政府话语,挑战着政府形象传播的既有规则,为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公众微博的崛起和公众话语的博弈,政府在微博场域中应如何通过推动政府机构、公职人员、媒体三者的微博实践实现话语结构的转型,进而建构并传播自我的良好形象,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论文把话语研究与政府形象传播研究结合起来,依据从文本、话语实践到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路径来深入剖析三种微博的话语转型如何重塑了自我身份和社会关系,进而改善了政府形象。政务微博通过从隐秘话语到公开话语的转型来推进政务公开,建构传播“阳光执政”的政府形象;通过从训示话语到协商话语的转型来与公众沟通协商,建构传播“民主执政”的政府形象。公职人员微博通过个体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微博言说,消解了公众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刻板印象,建构一种新的话语形象,作为政府形象传播的“触点”,公职人员的话语转型对于政府形象传播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媒体入驻微博,部分恢复了媒体的公共性职能,从宣传话语到监督话语的转型,不但重塑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而且在媒体双重职能影响下,政府更有动力探索一条自我形象传播的良性之路。综上,公众借助微博的话语赋权,改变了中国既有的话语权力结构,形成了公众话语与政府话语互相博弈的格局,为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政府创造了转变思维、革新理念、优化结构、规范行为、塑造形象的新契机。政府推动政务微博等工程,使执政的透明性增强,公众参与政治的渠道拓宽,让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的互动更为频繁,这是推进政治民主改革与政府形象传播的新动力。尽管微博只是一个方寸之间的虚拟界面,但通过了解政府微博说什么、怎么说,公众可以从其话语结构中判断政府部门的宗旨、姿态和形象,所以实践本文所探讨的多重话语结构转型,是政府在微博场域中实现良好形象传播的必由之路。当然,政府在微博场域的实践刚刚开始,问题多于成绩,但微博是政府职能转型的练兵场,也是政府形象传播转型的试验田,未来的前景值得我们期待。
王晶[4](2012)在《青岛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地球上非常珍贵的自然资源。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及人口数量的增长,人类社会对土地的需求量也在增大,而土地本身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这样土地供给和需求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两者日益严重的矛盾客观上要求实现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的热点研究问题。城市土地是开展城市建设的空间基础,能够为城市经济人口以及环境的再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就资产效益来说,也是土地资源体系中最高的。城市土地能否实现可持续利用,将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本文研究了青岛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情况。青岛市的土地资源总量较少,人均量更少,人地关系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青岛市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城市化取得快速发展,这产生了较大的土地需求,从而导致土地供需矛盾及其他的各类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本文所研究的课题,对实现青岛市可持续发展非常有利。城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从概念上说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化和具体运用,首先,本文描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在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这个课题上的研究成果,列出了理论和方法背景,然后详细分析了这个课题的的目标和内涵,并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本文首先在空间上分析了青岛市城市土地利用的现状结构和时序演变做了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利用结构的变化规律。之后,利用信息论原理计算得出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分析研究区域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演变情况,得出青岛市城市土地结构的信息熵值的总体趋势,结论表明青岛市的城市发展趋向成熟,土地利用趋向合理本文介绍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个领域的评价原则以及如何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有效性、结构适宜性、规模合理性,社会接受性和生态安全性等五个方面着眼,构造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进行评价。具体研究方法则采用了百分比标准化法、熵权法及线性加权法,最终获得青岛市在1999年-2009年期间土地可持续利用工作的开展水平,综合评价了青岛市这项工作开展情况。针对青岛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探讨了实现可持续利用的一些对策与建议。最后部分,论文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初慧中[5](2012)在《青岛市1996~2011年卫生事业投入调查分析》文中认为卫生事业费指各级政府用于卫生部门所属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预算补助,包括用于卫生部门所属各类医院、疗养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独立门诊部的补助经费;疾病控制与防治防疫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干部培训机构及其他卫生事业机构的事业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补助及其他各项经费。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卫生事业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人民健康保障的福利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政府对发展卫生事业负有重要责任。各级政府要努力增加卫生投入,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筹集发展卫生事业的资金,公民个人也要逐步增加对自身医疗保健的投入”。《决定》还明确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同样要求“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使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对此,国内多个省市卫生事业费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地区“卫生事业费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表明“卫生事业投入与实际需要之间有相当差距”。随着青岛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等,群众对改善医药卫生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给医药卫生工作带来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因此,分析政府卫生事业投入影响因素的现状、趋势和分配结构,探讨医疗服务的产出及效果,研究结果对控制医药费用增长,制定宏观卫生经济政策,做好区域卫生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青岛市经济发展对卫生事业投入的影响程度、财政支出对卫生事业投入的影响程度、卫生事业投入的分配结构分析、医疗服务的产出及效果,为政府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依据。主要目的是了解青岛市卫生事业投入的增长情况、分配情况并做效果评价。研究方法本研究利用青岛市1996-2011年经济发展、卫生事业投入、卫生资源及卫生服务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卫生事业费与GDP、财政支出进行趋势分析、回归分析。对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卫生事业费分配比例及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分析。对卫生资源配置、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工作效率、医院收入和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水平,以及代表居民健康水平的一系列指标进行趋势分析、结构分析和比较分析。资料来源主要有三个部分:现有文献资料;青岛市统计年鉴和青岛市卫生局统计年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研究结果1.青岛市卫生事业投入随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加,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卫生事业投入相应增加0.022个单位;青岛市卫生事业费平均增长率为19.77%,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率为19.24%,卫生事业费对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为1.02(大于1);青岛市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平均比重为2.04%,略高于全国平均比重2.01%。2.在青岛市卫生事业费的分配结构中,医院经费占卫生事业费的比重始终最高,平均在49.52%,超过防治防疫经费、妇幼保健经费和卫生院补助三者之和,但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防治防疫事业费占卫生事业费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明显提高,但从2005年以后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卫生院补助经费占卫生事业费的比重增长趋势明显。3.青岛市每千人口医生数为2.04(比全国高25%),每千人口床位数平均为4.21张(近几年持续增长);平均住院日(特别是综合医院)从13.2天下降到10天,呈下降趋势;病床使用率从62.4%提高到85.4%。4.青岛市医疗收入年均增长率15.27%,药品收入年均增长率17.47%,2005年之前药品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医疗收入,2005年之后两者增长速度基本相同;平均每一门诊人次费用及平均每一住院日费用保持逐年增长。5.青岛市传染病病死率随防治防疫事业投入所占比重的增加而降低,防治防疫事业投入所占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传染病病死率相应降低0.049个单位。孕产妇死亡率一直低于全国监测地区水平,2010年降至0.09%o;婴儿死亡率从1997年的9.94‰降至2011年的3.3‰o,年平均降低7.55%;居民平均期望寿命随卫生事业投入增加而升高,从75.84岁增至80.8岁。结论1.青岛市卫生事业投入随经济发展及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卫生事业费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和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决定》和《意见》的要求;但是卫生投入的政策仍不稳定,尤其是十五期间卫生事业投入力度偏低。2.青岛市卫生事业的分配结构中“重城市、轻农村;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现象依然存在,但是医院经费所占比重和城乡之间比例正在缩小。3.青岛市近几年的卫生服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政策建议1.建立卫生投入长效机制。通过立法、考核、问责等方式,明确各级政府对卫生投入的责任,明确卫生投入与GDP的比例,保证“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提高”。2.提高卫生事业投入分配的针对性和使用效果。①在保证均等化的同时,根据优先原则确定关键目标人群,提高政府卫生事业投入的目标性;②确保基本医保政府补助标准和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应提高;③完善政府对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机制,改变医疗卫生过于集中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倒三角的状况;④增加对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经费,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3.加快医药卫生改革,提高医疗服务能力。①通过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诊疗行为,提高医院医疗服务效率;②通过改变付费方式控制卫生经费不合理上涨;③提高部分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使医务人员的技术价值和职业风险得到应有体现,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④拓展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范围,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钱国栋[6](2012)在《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总体框架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基础内容,也是综合解决当前地表水、海洋等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手段。自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以COD减排为约束性指标的“目标总量控制管理”计划以来,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政府责任制,但由于“目标总量控制管理”方式存在减排指标核定方法不科学和监管模式缺乏整体性等固有的缺陷,不仅导致年均减排2%左右的强制目标没有实现,而且部分纳污海域水质改善实际效果不甚理想。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有益经验,我国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迫切需要由现行的“目标总量控制”向“容量总量控制”的转变。一方面,可以采取以精准数值计算的环境容量为科学依据的分配容量为量化管理指标,结果可以细化到具体的行政区责任主体甚至到排污责任主体,同时在管理模式上可以采取“排污链全过程监管模式”以有效提高管理的整体性。但由于陆源污染物“容量总量控制管理”是一个涉及从陆域污染源到纳污海域的多界面、多层次、多节点的全过程连续动态管理,因而不仅需要更加完备科学的“排污链全过程管理”流程,而且也需要更加智能化的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因此,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建立完善适合青岛市实际情况的陆源污染物容量总量控制管理流程,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总体框架,为实现由目标总量控制向容量总量控制的转变提供科学技术支撑。主要研究内容有4个方面:(1)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总量控制管理经验,综合考虑青岛市目前“目标总量控制管理”的实际情况,建立完善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总流程。(2)按照“排污链全过程管理”模式要求,构建总量控制管理总流程中关键功能模块的运行流程,主要包括陆域污染源排放数量核算、总量控制率定量化指标体系、总量控制量化管理模式等。(3)根据总量控制管理总流程要求,设计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总体框架。(4)以Microsoft. NET Framework和ArcGIS Engine为开发平台,以C#为开发语言,在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总体框架中,实现上述关键功能模块的运行。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建立完善了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总流程。以美国总量控制管理流程为基本框架,借鉴欧盟、日本等经验,综合考虑青岛市现行“目标总量控制管理”在数据管理、减排指标行政核定不合理等实际情况,建立完善了青岛市陆源污染物容量总量控制管理流程。该流程以青岛市环保行政部门为综合管理主体,围绕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量化目标,实现管理界域识别、行政区和排污单元鉴别、数据管理、率定量化指标体系、污染负荷判别、总量控制措施优选、总量控制效果评价等管理环节的系统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其中数据管理、率定量化指标体系、污染负荷判别等是流程的关键环节。“数据管理”不仅可以实现相关数据尤其是监测数据的采集、汇总、加工等常规处理,而且应具有数据筛选、互校、整合等预处理功能。其中,行政区和排污单元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是重要核心任务,前者一般可应用直接统计方法,后者既可以应用直接统计方法,也可以应用间接计算方法。计算表明,青岛市各行政区所在的排污管理区排放数量统计结果与排污单元累加统计和计算结果平均相差26.7%,与应用污染物陆海响应数值模型推算结果平均相差47.4%。“率定量化指标体系”是青岛市12区市和12735个排污单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量化管理约束性指标,采取“一主多辅”序列指标构成。这里,“主体指标”是指分配容量,对于行政区是根据目标海域水环境质量要求,以目标海域环境容量为限值,综合考虑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排放强度和污染治理技术等因素优化分配而得到的,对于排污单元是依据各排污单元准入的排放强度与相关规模度量要素如产值、人口等计算得到。“辅助指标”是实现量化管理目标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主要包括经济总量、人口规模、污染物排放强度、污染源结构、工程减排等(非)约束性指标。“污染负荷判别”是根据行政责任主体和污染排放主体超排率%大小确定其总量控制管理等级,一般划分为红、橙、黄、绿和蓝色五个等级,其中可将超排率%=0%作为判别基准,可参照数据序列间差异程度确定等级分级幅度为±25%。分析表明,在青岛市12区市中,只有城阳区超排率%大于25%,需要实行橙色管理,其他区市都小于25%,可实行黄色、绿色或蓝色管理。其中15%的街镇级行政区需要实行红色或橙色管理,主要分布在城阳区、李沧区和莱西市,其余85%需要实行黄色、绿色或蓝色管理。(2)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总体框架设计。根据陆源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总流程的要求,设计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总体框架,不仅要实现陆域污染物容量总量控制的全过程、动态化管理,同时要解决由目标总量控制向容量总量控制转变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不同部门数据的整合和共享、总量控制指标建立和完善、总量控制效果评估和反馈等。这样,综合管理平台在逻辑上采用“三层”架构,中层是由环保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运行操作的“系统运行操作模块”,同时将与总量控制相关的专业数据和一般数据模块汇总生成“数据中心模块”,将资讯产品模块与用户界面分离生成“功能产品模块”,归并为中层。系统运行操作模块除具有用户管理、安全管理等常规功能外,还应具有数据管理、功能产品管理、系统运行管理等专门功能。这样,在中层内可以通过功能产品管理功能从“数据中心模块”中分别调用模型或方法和专业或公共数据,生成各类功能资讯产品;在中层外可以通过系统运行管理功能实现数据中心模块的更新,或实现前层不同用户界面的功能产品模块的调整,等等。(3)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日常管理功能的运行实现。以Windows Server2003为操作运行平台,以SQL Server2005为数据库平台,以Microsoft. NETFramework为系统开发平台,以C#为系统开发语言,将GIS组件与“数据中心模块”中数据库、模型库等进行组件式二次开发集成。初步实现了对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和青岛市胶州湾纳污海域总量控制效果评价功能。总之,本论文研究工作主要是按照“容量总量控制管理”的要求,在建立完善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总流程基础上,设计了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总体框架。论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三层”架构设计中突出强化了“运行操作模块”的功能,并将其作为独立操作界面,以适应青岛市现行环境管理多部门数据综合管理、多用户功能产品扩展等需求,不仅整体上满足从排污单元监测数据采集到总量控制效果综合评估全过程管理要求,而且可以适应由“目标总量控制”向“容量总量控制”转变的需求。同时,论文特色体现在数据管理、率定量化指标体系、污染负荷判别等关键功能流程设计等方面。
孙健平[7](2012)在《2型糖尿病影响因素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影响2型糖尿病发病的因素,探讨糖尿病家族史分别与总体性肥胖、高血压、高脂血症、腰臀比异常的交互作用对2型糖尿病的影响。方法采用1:2匹配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以青岛地区2006年调查时的1426位社区居民作为队列人群。2010年对该队列人群仅进行了血糖的检测,以2010年的血糖检测结果作为病例组的入选依据,病例组106例。按照居住地相同、性别相同、年龄相差(±3)岁的原则,以1:2的比例从该队列中为每例病例匹配两位对照,对照组共212人。用Cox回归拟合配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2型糖尿病发病的因素,运用相加模型分析糖尿病家族史分别与总体性肥胖、高血压、高脂血症、腰臀比异常的交互作用对2型糖尿病的影响。结果12型糖尿病发病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糖尿病家族史(χ2=6.90,P=0.009,OR=2.03,95%CI:1.19~3.46)、06年调查时处于肥胖状态(06肥胖)(χ2=17.4,P<0.001,OR=2.82,95%CI: 1.72~4.62)、40岁时肥胖(肥胖40)(χ2=9.18,P=0.002,OR=3.18,95%CI:1.46~6.94)、最高体重时处于肥胖状态(肥胖max)(χ2=10.9,P=0.001,OR=2.24, 95%CI:1.38~3.63)、腰臀比(WHR)异常(χ2=6.51,P=0.011,OR=1.86,95%CI:1.15~3.02)、高脂饮食(χ2=8.87,P=0.003,OR=2.38,95%CI:1.33~4.24)、高血压(χ2= 6.75,P=0.009,OR=1.93,95%CI:1.17~3.17)、高脂血症(χ2=6.05,P=0.014,OR=1.81, 95%CI:1.12~2.91)等因素与2型糖尿病的发病呈正相关关系;体力活动与2型糖尿病的发病呈负相关关系(χ2=6.14,P=0.046,OR=0.59,95%CI:0.39~0.90)、多因素模型1的结果显示:糖尿病家族史(OR=1.81,P=0.026)、06肥胖(OR=2.58,P=0.005)、高血压(OR=1.35,P=0.012)、高脂血症(OR=1.52,P=0.022)、高脂饮食(OR=3.53,P=0.002)、WHR异常(OR=2.44,P=0.038)等因素与2型糖尿病的发病呈正相关关系,体力活动则与2型糖尿病的发病呈负相关关系(OR=0.57,P=0.031)。多因素模型2的结果显示:糖尿病家族史(OR=1.89,P=0.046)、高血压(OR=1.64,P=0.018)、高脂血症(OR=1.55,P=0.032)、高脂饮食(OR=3.53,P=0.004)、WHR异常(OR=2.69,P=0.017)等因素与2型糖尿病的发病呈正相关关系,体力活动与2型糖尿病的发病呈负相关关系(OR=0.63,P=0.022)。多因素模型3的结果显示:糖尿病家族史(OR=1.93,P=0.036)、肥胖40(OR=2.47,P=0.011)、高血压(OR=1.47,P=0.038)、高脂血症(OR=1.57,P=0.022)、高脂饮食(OR=3.52, P=0.002)、WHR异常(OR=2.67,P=0.02)等因素与2型糖尿病的发病呈正相关关系,体力活动与2型糖尿病的发病呈负相关关系(OR=0.59,P=0.042)。多因素模型4的结果显示:糖尿病家族史(OR=1.84,P=0.025)、肥胖max(OR= 1.56,P=0.039).高血压(OR=1.51,P=0.028)、高脂血症(OR=1.55,P=0.012)、高脂饮食(OR=3.37,P=0.003).WHR异常(OR=2.51,P=0.03)等因素与2型糖尿病的发病呈正相关关系。22型糖尿病发病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调整混杂因素前,糖尿病家族史与06年调查时处于肥胖状态的协同效应指数(s)为1.81,归因交互效应(I(AB))为2.10,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为36.8%,纯因子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AB)%)为44.6%;控制混杂因素后,糖尿病家族史与06年调查时处于肥胖状态的协同效应指数(s)为2.11,归因交互效应(I(AB))为2.42,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为43.2%,纯因子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AB)%)为52.6%。调整混杂因素前,糖尿病家族史与高血压的协同效应指数(s)为2.61,归因交互效应(I(AB))为1.97,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为47.0%,纯因子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AB)%)61.5%;控制混杂因素后,糖尿病家族史与高血压的协同效应指数(s)为2.17,归因交互效应(I(AB))为1.17,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为36.9%,纯因子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AB)%)为53.9%。调整混杂因素前,糖尿病家族史与高脂血症的协同效应指数(s)为2.06,归因交互效应(I(AB))为1.46,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为38.0%,纯因子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AB)%)51.4%;控制混杂因素后,糖尿病家族史与高脂血症的协同效应指数(s)为2.53,归因交互效应(I(AB))为1.59,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为43.9%,纯因子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AB)%)为60.4%。调整混杂因素前,糖尿病家族史与WHR异常的协同效应指数(s)为3.34,归因交互效应(I(AB))为2.48,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为54.6%,纯因子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AB)%)为70.1%;控制混杂因素后,糖尿病家族史与WHR异常的协同效应指数(s)为4.98,归因交互效应(I(AB))为2.70,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为61.6%,纯因子归因交互效应百分比(AP*(AB)%)为79.9%。结论总体性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家族史、高脂血症、高脂饮食、腰臀比异常等因素能增加2型糖尿病发病的危险性;增加体力活动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糖尿病家族史与总体性肥胖、腰臀比异常、高血压、高脂血症同时存在时能增加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故应采取综合性措施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
许德林[8](2011)在《农地非农化调控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必经阶段,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均发生着深刻变化,土地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不断有农用地和耕地改变用途,成为承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建设用地,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一轮经济景气周期,更是使得农地非农化处于一个高速推进的阶段。按照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设计,土地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目的在于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以计划经济思维管理土地的模式尚未完全转变,土地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手段均在不断的完善和推进过程中。在有限的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空间内,如何处理好必需的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与农地保护关系,如何优化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成为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难题。土地市场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是政府在追求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举措。然而,单纯地依靠土地市场是否能够解决农地非农化乃至整个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都是市场与政府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上的取舍和结合问题。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地非农化调控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机制及其结合,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正是基于以上情况,在理论上对农地非农化问题、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及其结合作了有益的探讨,并对青岛市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以来的农地非农化过程的特征与规律、市场机制效力的发挥以及政府管制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首先简要地介绍了问题提出的背景、主要研究内容、主要数据来源,接下来构建了农地非农化问题、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及其结合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研究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然后对国内外有关农地非农化的研究动态进行了综述,并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评述。文章主体部分首先从程序失范、数量失范、价格失范和收益分配失范四个方面对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上述问题可能造成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的双重失灵。由此,一方面从价格机制、供需机制、市场失灵和收益分配四个方面对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单纯市场机制和我国当前体制下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失灵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从管制目标、管制工具、管制失灵和管制优化四个方面对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进行了研究,指出了我国当前体制下农地非农化调控政府管制失灵的必然性,并就加强和改进政府管制提出了优化措施。在对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分别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管制经济学理论对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结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理论框架改良方向;并就现势条件下通过设立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允许省域范围内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易地补划基本农田和易地补充耕地交易市场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进行了探讨,最后对青岛市农地非农化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花样繁多的问题,主要是:以未批先用、非法批地、以租代征、滥用征地权、土地违法处罚不到位等代表的程序失范问题,以数小图大、批少用多、拆分报件为特征的数量失范问题,以压低征地补偿标准、低价出让国有土地、违规减免相关税费为形式的价格失范问题,严重危害农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严重侵害农民合理利益、导致国有土地资产严重流失、加快农地过度非农化,并导致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的双重失灵。(2)现实制度供给下的农地非农化价格形成机制和驱动机制,决定了单纯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发挥对新增建设用地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必然导致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失灵。研究表明,在我国现有土地管理体制下,无论是农地非农化的农转用征收环节和还是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环节,农地非农化价格多数是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标准制定的,仅有招拍挂出让价格可视为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没有形成正常的价格决定机制。通过对农地非农化供给和需求驱动因素的分析,认为农地非农化的需求驱动主要是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推进引起的,农地非农化的供给主要是由经济供给驱动和政绩供给驱动引起的。通过对农地非农化市场失灵的研究,认为无论是在单纯市场机制作用下,还是在现实制度供给的土地市场下,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都存在失灵的可能,这种市场失灵的后果将导致农地的过度非农化。通过对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的研究,认为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朝向各级政府和土地使用者转移,农村集体和农民所占分配呈下降趋势。(3)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理论上可以弥补单纯市场机制的不足,但是政府管制目标的异化可能助推农地过度非农化进程。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的主要工具是价格管制和规划管制,分别对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土地供应方式、相关费用、数量规模、地类结构和空间布局进行管制,从而农地非农化进程控制在既定的规模和空间内。但在现实情况下,地方政府在推进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为提高用地批准速度、增加农转用面积、压低补偿标准和出让标准,往往集体发生诸多失范行为,导致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失灵。政府管制失灵的直接原因是法律上先天不足、管理上体制不顺,根本原因是分税制改革以来的逐步形成的中央、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等。就加强和改进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而言,需要从价格管制、规划管制、计划管制和政府管制四个方面进行优化。(4)在当前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单纯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均不能解决农地非农化调控问题,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应有作用。就管制经济学而言,存在二者结合的理论基础,对农地非农化调控理论具有改良意义。在现势条件下,有必要设立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在不改变现有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前提下,引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易地补划基本农田和易地补充耕地交易市场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市场,既确保省域范围内建设用地总量、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有量的政府管制目标的实现,又通过市场机制重新跨区分配用地空间和用地指标,走出传统土地用途管制必然面临的“平等与效率”的两难,使得不同地区在农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可以找到各自的平衡点。(5)通过对青岛市农地非农化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具有显着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从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和农转用审批数据可以看出,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实施以来,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呈现明显的先缓慢启动、后加速上升然后逐步回落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对土地要素的需求变化。在地域空间上,市区农地非农化总量约占县级市总量的一半,但市区比重逐年提高,县级市比重逐年下降。尤其是2006年以来,中心城区所占比重快速提高,县级市所占比重回落明显,市区及中心城区农地非农化呈现急剧加速状态。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1997-2006年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具有典型的EKC特征,三产/二产比在2001年达到峰值后逐渐回落,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尽管2007-2008年不再具备以上特征,但农地非农化和产业结构均朝着土地利用更加集约、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的方向发展。②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已经超越经济增长对土地要素的需求,已经出现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倾向。通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知,建设用地增量对经济二三产业增加值贡献率远低于固定资产投入量。青岛作为山东半岛中心城市,2008年城市GDP排名第9位,在前9名中仅低于长三角城市的上海、苏州和无锡,但其农地非农化弹性系数仅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的平均水平。因此,应该正确估算和评价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夸大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慎重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合理把握农地非农化的规模与节奏,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通过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可知,影响青岛市1997-2008年农地非农化的因素依次是固定资产投资、GDP总量、城镇化水平和总人口,这与这些指标的年均增长率排序一致。但应该注意到两点:一是上述主要指标与当年建设用地增加关联度普遍不高,最高的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也仅0.6133,可初步认为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可能已经脱离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拉动轨迹;二是上述主要指标之间差距普遍较小,极差仅0.0718,可初步认为青岛市农地非农化是上述因素相互、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主导性不明显。现实存在的大量批而未供和供而未用土地以及相对较低的集约用地水平也证实了这一点。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能对青岛市农地非农化过程起到应有管制作用。从青岛市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来看,主要规划控制约束指标均被远远突破,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空间布局上,都未能对农地非农化形成有效的约束和制约,导致以计划代规划现象较为普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较为频繁。除少量市域外易地代保外,基本农田数量虽未减少,但位置调整较大,基本农田质量总体有所下降。此外,青岛市第二轮土地规划实施期间,市级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存度逐年上升;第三轮规划修编过程中发生了面积和金额较大的市域内农地发展权交易;多目标规划预测显示青岛市第三轮土地规划实施难度巨大。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文章为我国、青岛市以及同等类型城市加强和改进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包括:设立并确认农地发展权,做到管制与市场有机结合;促进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发挥价格机制基础性作用;建立征地补偿长效机制,合理分配农地非农化收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政绩考核与评价体系;深入推进分税制改革,破除地方土地财政依赖;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内涵,规范地方政府行使征地权;强化规划计划约束机制,严控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减少对新增用地刚性需求。
李建新[9](2011)在《青岛民俗馆建设项目评估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建设项目评估方法并密切结合青岛民俗馆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评估该建设项目建设的可行性,旨在得出全面合理的评估结论。本文为民俗类的类似项目的评估提供直接的指导和借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运用定性分析方法,首先对青岛民俗馆项目建设方案进行评估,分析了建设条件,提出馆址选择与建设工程方案,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方案;再者对项目运行环境进行评估,重点分析项目地理经济环境、项目市场需求环境以及内部环境。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项目财务进行评估,分别就投资估算、财务评价与经济效益评价进行分析。预测青岛市民俗文化博物馆项目在建设期间和运营过程中所需总投资费用,并根据工程的实施进度计划和资金来源情况制定项目在建设期内的用款方案。通过财务评价可知,年总成本费用为123.19万元,项目年营业收入为288.0万元,项目建成后年营业税金及附加为9.59万元,年缴纳所得税38.8万元,税后利润为122.8万元。通过经济效益评价分析可知,本项目全部投资的税前、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均超过了12%的社会平均收益率,显示项目的盈利性尚可。最后对项目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评估。通过盈亏平衡分析可知,项目达产后第一年盈亏平衡点38.82%。就项目经营业收入、建设投资为变动因素对财务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等指标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通过分析可得,项目对营业收入较敏感。
孙翰[10](2011)在《民国时期青岛地区海洋自然灾害及其赈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青岛地区的海洋自然灾害较为频繁,当时影响青岛地区比较严重的海洋自然灾害主要有:风暴潮、海上大风及其引起的灾害性海浪、海雾以及海冰等,这些灾害严重威胁着青岛地区沿岸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同时也对青岛地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强烈的破坏作用。本文详细论述民国时期青岛地区海洋自然灾害的灾种、灾情及其对当时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的破坏作用,同时研究民国时期青岛政府及民间社会针对灾害所采取的各种赈救行动,力图呈现当时的真实情况,使人们对发生在民国时期的海洋自然灾害及其赈救行动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通过对民国时期青岛地区海洋自然灾害的致灾情况、青岛当局以及民间力量针对各种海洋自然灾害所采取的赈救行动进行详细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赈灾行动的经验及教训,以为其后赈灾行动的借鉴。
二、青岛市四方区1995~1999年婴儿死亡监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岛市四方区1995~1999年婴儿死亡监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青岛地区545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分析与风险信号警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部分 儿童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描述统计分析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3 分析工具 |
2 结果 |
2.1 儿童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基本情况描述统计 |
2.2 儿童新的、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统计 |
3 讨论 |
第二部分 药物风险信号检测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3 分析工具 |
1.4 数据的预处理 |
2 结果 |
2.1 PRR法检测结果 |
2.2 ROR法检测结果 |
2.3 MHRA法检测结果 |
2.4 三种方法检出的交叉重叠信号 |
3 讨论 |
第三部分 导致药品不良反应/事件药物因素分析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3 分析工具 |
2 结果 |
2.1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儿童不合理用药统计 |
2.2 说明书儿童用药信息缺项统计 |
3 讨论 |
3.1 ADR/ADE报告中不合理用药问题突出 |
3.2 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缺失分析 |
3.3 具体药物的ADR/ADE风险警示 |
第四部分 减少儿童ADR发生,完善儿童ADR监测的措施与建议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
综述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缩略词表(附录) |
致谢 |
(2)大沽河河口区氮磷营养盐输移转化行为特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大沽河流域现状 |
1.2.1 地理位置 |
1.2.2 水系 |
1.2.3 地质地貌 |
1.2.4 气候 |
1.2.5 水文 |
1.2.6 农业非点源污染源 |
1.3 河口海岸水动力模拟研究进展 |
1.4 河口海岸水质模拟研究进展 |
1.4.1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4.2 胶州湾水质研究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2 胶州湾水域水文水质现状与分析 |
2.1 胶州湾水文特征 |
2.1.1 风浪 |
2.1.2 潮汐 |
2.1.3 潮流 |
2.1.4 余流 |
2.2 大沽河水文水质特性 |
2.2.1 水文测站分布情况 |
2.2.2 流域洪水特性 |
2.2.3 大沽河入海口潮位分析 |
2.2.4 南村水文站洪峰流量分析 |
2.2.5 大沽河干流沿河各断面洪峰过程的确定 |
2.2.6 枯水期设计洪峰流量计算 |
2.2.7 大沽河水质现状 |
2.3 胶州湾氮磷营养盐分布 |
2.3.1 胶州湾的水环境压力 |
2.3.2 胶州湾主要污染源与分析 |
2.3.3 主要排污单元排污现状调查 |
2.3.4 胶州湾水质参数分布 |
2.4 小结 |
3 大沽河口径流与潮流耦合平面二维数学模型 |
3.1 平面二维水动力学数学模型 |
3.1.1 控制方程及参数设置 |
3.1.2 离散方法和边界条件 |
3.1.3 网格划分及地形资料 |
3.2 平面二维水动力模型验证 |
3.2.1 潮位验证 |
3.2.2 流速验证 |
3.2.3 流向验证 |
3.3 不同径流条件下典型测站的潮流场计算与分析 |
3.4 小结 |
4 大沽河口氮磷营养盐输移转化平面二维数学模型 |
4.1 平面二维水质数学模型 |
4.1.1 控制方程 |
4.1.2 源项设置 |
4.2 平面二维水质模型验证 |
4.3 典型径流与排放标准条件下大沽河口水质计算与分析 |
4.3.1 典型径流条件下大沽河口水质参数计算与分析 |
4.3.2 典型排污条件下大沽河口水质参数计算与分析 |
4.4 小结 |
5 大沽河口水体富营养化平面二维数学模型 |
5.1 富营养化水质模型框架 |
5.2 富营养化水质模型控制方程 |
5.3 富营养化水质模型生态参数取值 |
5.4 富营养化水质模型验证 |
5.5 典型径流条件下大沽河口PN,PP,IN,IP等参数计算与分析 |
5.5.1 平水期流量 |
5.5.2 丰水期流量 |
5.6 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主要创新点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发表(含录用)的学术论文 |
(3)微博场域中的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基于中国问题的检视(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点 |
目录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理论与研究综述 |
1.2.1 概念界定 |
1.2.2 理论阐述 |
1.2.3 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内容框架 |
2 政府形象传播的历史与逻辑 |
2.1 言说与认同:政府形象传播的话语路径及目标 |
2.1.1 从行为到言说:政府形象传播的话语路径 |
2.1.2 从权力到权威:政府形象传播的终极目标 |
2.2 技术与制度:政府形象传播的双重逻辑 |
2.2.1 传播媒介:政府形象传播的技术逻辑 |
2.2.2 传媒规制:政府形象传播的制度逻辑 |
2.3 解构与建构: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形象传播 |
2.3.1 管制型政府:政府形象传播的现状及其问题 |
2.3.2 服务型政府:政府形象的现代建构及其困境 |
2.3.3 社会风险源:政府形象传播的中国问题 |
3 公众微博冲击下的政府形象传播危机 |
3.1 公众微博与话语权力格局的重构 |
3.1.1 微博使用与公众话语的自我赋权 |
3.1.2 公众微博崛起与政府话语权的式微 |
3.2 两个话语场:政府形象传播中的话语博弈 |
3.2.1 传统话语场:政府主导型的话语传播方式 |
3.2.2 微博话语场:公众自主型的话语传播方式 |
3.3 微博场域中政府形象传播的话语转型 |
3.3.1 微博治理:规范微博话语场的运行规则 |
3.3.2 话语转型:直面公众话语博弈的必然选择 |
4 政务微博的话语实践与政府形象传播 |
4.1 政务微博与政府的虚拟社会管理 |
4.1.1 政务微博:概念界定与发展现状 |
4.1.2 政务微博与政府的虚拟社会管理 |
4.2 从“隐秘”到“公开”:“阳光执政”的政府形象 |
4.2.1 “隐秘”话语:“暗箱政治”的话语规则 |
4.2.2 “公开”话语:政务微博的话语传播策略 |
4.3 从“训示”到“协商”:“民主执政”的政府形象 |
4.3.1 “训示”话语:自上而下的训导指示 |
4.3.2 “协商”话语:平起平坐的交流沟通 |
5 公职人员微博的话语实践与政府形象传播 |
5.1 公职人员微博与政府形象传播 |
5.1.1 公职人员微博:概念界定与发展现状 |
5.1.2 “触点”效应:公职人员的话语形象 |
5.2 从“职业”话语到“个体”话语:公职人员“刻板印象”的消解 |
5.2.1 “职业”话语与公职人员的话语形象 |
5.2.2 “个人”话语与公职人员“刻板印象”的消解 |
5.3 从“官方”话语到“公民”话语:公职人员新形象的建构 |
5.3.1 “官方”话语与公职人员的传统话语形象 |
5.3.2 “公民”话语与公职人员的新型话语形象 |
6 媒体微博的话语实践与政府形象传播 |
6.1 媒体微博与媒体的公共性 |
6.1.1 媒体微博:概念界定与发展现状 |
6.1.2 媒体公共性的缺失及其话语转型 |
6.2 微博新闻:从“宣传”话语到“监督”话语 |
6.2.1 “宣传”话语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 |
6.2.2 “监督”话语与媒体微博的新闻报道 |
6.3 微博评论:从“表态”话语到“批评”话语 |
6.3.1 “表态”话语与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 |
6.3.2 “批评”话语与媒体微博的新闻评论 |
7 结论与讨论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青岛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
1.2.1 国外研究情况概述 |
1.2.2 国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概述 |
1.3.2 研究方法概述 |
1.4 技术路线 |
1.5 数据来源 |
1.6 论文创新点 |
2 可持续利用的基础理论 |
2.1 理论概述 |
2.2 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概念 |
2.2.1 城市土地概念及研究范围 |
2.2.2 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理念的内涵 |
2.2.3 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目标 |
2.2.4 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因素 |
2.3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
2.4 生态经济平衡理论 |
2.5 环境承载力理论研究 |
2.6 区位理论 |
3 青岛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现状分析 |
3.1 青岛市简介 |
3.1.1 青岛市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
3.1.2 青岛市自然条件 |
3.1.3 青岛市社会经济状况 |
3.2 青岛市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及其演变情况 |
3.2.1 土地利用现状简要介绍 |
3.2.2 青岛市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时序演变分析 |
3.3 分析利用结构的的合理性 |
3.3.1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中的信息熵及意义 |
3.3.2 青岛市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 |
4 青岛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 |
4.1 评价目标 |
4.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
4.2.1 指标体系概述 |
4.2.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
4.2.3 青岛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组成结构 |
4.3 1999年-2009年青岛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的状态值 |
4.4 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5 评价指标需要实现标准化 |
4.5.1 对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开展评价的标准 |
4.5.2 1999年-2009年青岛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
4.6 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4.6.1 评价模型 |
4.6.2 青岛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 |
4.7 阻碍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一些因素 |
5 青岛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建议与对策 |
5.1 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 |
5.1.1 加大城市土地置换制度的执行,最大化的利用城市土地 |
5.1.2 加大旧城改造,加大城市空间 |
5.1.3 统筹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 |
5.2 改善城市土地生态环境 |
5.2.1 有效监控城市土地污染 |
5.2.2 提高城区绿化率,加大种植力度 |
5.3 完善与优化城市土地利用市场机制 |
5.3.1 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
5.3.2 完善政府干预机制,发挥资源配置功能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5)青岛市1996~2011年卫生事业投入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CONTENT |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资料与方法 |
结果与分析 |
讨论 |
结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 |
学位论文评阅答辩情况表 |
(6)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总体框架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文献综述 |
1.1 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模式 |
1.1.1 美国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 |
1.1.2 日本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 |
1.1.3 欧盟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 |
1.2 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辅助支持系统研究 |
1.2.1 水环境管理辅助支持系统简介 |
1.2.2 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辅助支持系统架构设计研究 |
1.2.3 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辅助支持系统应用情况 |
1.3 我国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现状 |
1.3.1 我国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模式 |
1.3.2 我国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辅助支持系统应用情况 |
1.4 研究目的及内容 |
1.4.1 我国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1.4.2 研究目的 |
1.4.3 研究内容 |
2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总流程及关键功能环节构建 |
2.1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总流程构建 |
2.1.1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需求分析 |
2.1.2 总体概念设计思路 |
2.1.3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总流程框架 |
2.2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流程 |
2.2.1 数据管理 |
2.2.2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流程 |
2.2.3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结果校验 |
2.3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率定量化指标体系构建 |
2.3.1 “容量总量管理”模式的量化指标体系构成 |
2.3.2 青岛市 12 区市“容量总量管理”的量化指标体系构建 |
2.3.3 青岛市排污单元“容量总量管理”的量化指标体系构建 |
2.4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容量总量管理”等级判别模式 |
2.4.1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容量总量管理”等级判别基准 |
2.4.2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容量总量管理”等级判别流程 |
2.4.3 青岛市 12 区市“容量总量管理”等级判别结果 |
2.5 青岛市纳污海域总量控制效果评价流程构建 |
2.6 小结 |
3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总体框架设计 |
3.1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总体框架设计 |
3.1.1 需求分析与设计思路 |
3.1.2 设计原则 |
3.1.3 “三层”架构的必要性分析 |
3.1.4 总体框架设计 |
3.2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后层设计 |
3.2.1 技术支撑模块功能和构成 |
3.2.2 技术支撑模块运行 |
3.3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中层设计 |
3.3.1 中层构成 |
3.3.2 数据中心模块 |
3.3.3 运行操作模块 |
3.3.4 功能产品模块 |
3.4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前层设计 |
3.4.1 管理部门模块 |
3.4.2 排污责任主体模块 |
3.4.3 行政责任主体模块 |
3.4.4 公众模块 |
3.5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功能设计 |
3.6 青岛市胶州湾纳污海域总量控制效果评价功能设计 |
3.7 小结 |
4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日常管理功能的运行实现 |
4.1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的开发平台 |
4.2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功能运行图示 |
4.3 青岛市胶州湾纳污海域总量控制效果评价功能运行图示 |
4.4 小结 |
5 主要结论与创新点 |
5.1 主要结论 |
5.2 创新点和特色 |
参考文献 |
附录Ⅰ 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地表水监测站位设置 |
附录Ⅱ 青岛市 12 区市陆源污染物入污水处理厂对应关系 |
附录Ⅲ 青岛市 12 区市与直排企业对应关系 |
附录Ⅳ 青岛市 12 区市排污单元数量及规模度量要素组成 |
附录Ⅴ 青岛市排污单元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方法 |
附录Ⅵ 青岛市排污单元污染物排放数量核算相关参数 |
附录Ⅶ 2007 年青岛市镇街级行政区污染物排放数量结果 |
附录Ⅷ 胶州湾各排污管理区污染物排放数量数值模型推算方法 |
附录Ⅸ 黄海青岛陆扰海域环境容量计算 |
附录Ⅹ 青岛市镇街级行政区污染物分配容量计算方法 |
附录Ⅺ 2007 年青岛市镇街级行政区地区生产总值 |
附录Ⅻ 2007 年青岛市镇街级行政区污染物分配容量结果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2型糖尿病影响因素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内容 |
1.3 主要指标的定义 |
1.4 质量控制 |
1.5 统计学处理方法 |
第二章 结果 |
2.1 基本特征 |
2.2 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
2.3 2型糖尿病发病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 |
第三章 讨论 |
3.1 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
3.2 2型糖尿病发病的影响因素 |
3.3 交互作用 |
3.4 建议及对策 |
第四章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8)农地非农化调控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内容和数据来源 |
1.2.1 研究内容 |
1.2.2 |
1.2.3 数据来源 |
1.3 理论分析框架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4.1 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回顾 |
2.1 农地非农化动因研究 |
2.2 农地非农化过程研究 |
2.3 农地非农化问题研究 |
2.4 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研究 |
2.4.1 农地非农化价格机制研究 |
2.4.2 农地非农化供求机制研究 |
2.4.3 农地非农化驱动机制研究 |
2.4.4 农地非农化内在成因研究 |
2.4.5 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研究 |
2.4.6 农地非农化效率程度研究 |
2.5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研究 |
2.5.1 农地非农化政府干预研究 |
2.5.2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研究 |
2.5.3 城市土地的政府管制研究 |
2.5.4 农地非农化管制绩效研究 |
2.5.5 农地非农化规划约束研究 |
2.6 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研究 |
2.7 简要的评述 |
第3章 农地非农化及其问题 |
3.1 农地非农化概念 |
3.1.1 农地非农化概念 |
3.1.2 农地非农化阶段 |
3.1.3 农地非农化过程 |
3.2 农地非农化存在问题 |
3.2.1 农地非农化程序失范问题 |
3.2.2 农地非农化数量失范问题 |
3.2.3 农地非农化价格失范问题 |
3.2.4 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问题 |
3.3 农地非农化问题危害 |
3.3.1 危害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
3.3.2 严重侵害农民合理利益 |
3.3.3 导致国有土地资产流失 |
3.3.4 造成农地过度非农化 |
3.3.5 有损政府形象和信誉 |
3.3.6 导致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 |
第4章 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 |
4.1 农地非农化的价格机制 |
4.1.1 理想状态下的价格机制 |
4.1.2 现实条件下的价格机制 |
4.2 农地非农化的供需机制 |
4.2.1 农地非农化的需求驱动 |
4.2.2 农地非农化的供给驱动 |
4.3 农地非农化的市场失灵 |
4.3.1 单纯市场机制导致的失灵 |
4.3.2 现实制度供给导致的失灵 |
4.3.3 市场失灵可能导致的后果 |
4.4 农地非农化的收益分配 |
4.4.1 农地非农化收益来源 |
4.4.2 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主体 |
4.4.3 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关系 |
第5章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 |
5.1 政府管制基本理论 |
5.1.1 政府管制的产生 |
5.1.2 政府管制的理论 |
5.1.3 政府管制的目标 |
5.1.4 政府管制的原则 |
5.1.5 政府管制的分类 |
5.1.6 政府管制的手段 |
5.2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的主要目标 |
5.2.1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理想目标 |
5.2.2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现实目标 |
5.3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的主要工具 |
5.3.1 农地非农化价格管制 |
5.3.2 农地非农化规划管制 |
5.4 农地非农化管制失灵的成因分析 |
5.4.1 直接接原因 |
5.4.2 根本原因 |
5.5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优化 |
5.5.1 价格管制优化 |
5.5.2 规划管制优化 |
5.5.3 计划管制优化 |
5.5.4 政府管制优化 |
第6章 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结合 |
6.1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关系 |
6.2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边界 |
6.3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理论框架改良 |
6.3.1 内生性政策调控 |
6.3.2 外生性政策调控 |
6.4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现势可行选择 |
6.4.1 设立农地发展权及其必要性 |
6.4.2 农地发展权交易的概念 |
6.4.3 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形成 |
6.4.4 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内容 |
6.4.5 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意义和作用 |
第7章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实证研究 |
7.1 青岛市土地利用状况 |
7.1.1 青岛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情况 |
7.1.2 1996年现状情况 |
7.1.3 2010年规划情况 |
7.1.4 2008年现状情况 |
7.1.5 土地利用现状变化 |
7.2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农地非农化过程 |
7.2.1 青岛市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 |
7.2.2 青岛市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农地非农化过程 |
7.2.3 青岛市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农地非农化特征 |
7.3 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过程 |
7.3.1 市区与县级市农地非农化比较 |
7.3.2 县级市与中心城区农地非农化比较 |
7.4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的需求驱动 |
7.4.1 人口增长驱动 |
7.4.2 经济增长驱动 |
7.4.3 城市化发展驱动 |
7.4.4 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7.5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绩效 |
7.5.1 农地非农化的经济效益评价 |
7.5.2 对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基本判断 |
7.6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 |
7.6.1 农地非农化收益的形式 |
7.6.2 青岛市农转用环节相关费用研究 |
7.6.3 青岛市土地出让金收支情况 |
7.7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中政府行为——崂山案例 |
7.7.1 案例概述 |
7.7.2 处理情况 |
7.7.3 案件思考 |
7.7.4 遗留问题 |
7.8 青岛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 |
7.8.1 青岛市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 |
7.8.2 青岛市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 |
7.8.3 青岛市第三轮土地规划农地发展权交易情况 |
7.9 基于规划约束的青岛市土地利用结构预测 |
7.9.1 多目标规划的基本原理 |
7.9.2 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选择 |
7.9.3 模型运算及方案优选 |
第8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设立并确认农地发展权,做到管制与市场有机结合 |
8.2.2 促进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发挥价格机制基础性作用 |
8.2.3 建立征地补偿长效机制,合理分配农地非农化收益 |
8.2.4 深化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政绩考核与评价体系 |
8.2.5 深入推进分税制度改革,破除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 |
8.2.6 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内涵,规范地方政府行使征地权 |
8.2.7 强化规划计划约束机制,严控建设用地供应总规模 |
8.2.8 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减少对新增用地刚性需求 |
参考文献 |
发表文章 |
致谢 |
(9)青岛民俗馆建设项目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0 引言 |
0.1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
0.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0.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0.3.2 研究方法 |
0.4 论文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1 建设项目评估的一般理论 |
1.1 项目综合评估的定性方法 |
1.2 项目生命周期理论 |
1.2.1 项目生命周期 |
1.2.2 项目生命周期四阶段理论 |
1.2.3 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概念 |
1.2.4 项目生命周期的特征 |
1.2.5 项目生命周期的模式 |
1.2.6 项目生命周期与项目评估的关系 |
1.3 本章小结 |
2 青岛民俗馆建设项目概况与建设方案 |
2.1 项目建设背景 |
2.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
2.3 馆址选择与建设条件 |
2.4 建设工程方案 |
2.4.1 项目概况 |
2.4.2 项目装饰改造方案 |
2.4.3 项目实施计划安排 |
2.4.4 项目施工方案 |
2.4.5 民俗博物馆布展方案 |
2.5 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方案 |
2.5.1 空调施工方案 |
2.5.2 消防工程施工方案 |
2.6 项目建设方案评估结论 |
3 项目运行环境评估 |
3.1 项目地理经济环境分析 |
3.2 项目市场需求环境分析 |
3.3 项目内部环境分析 |
3.4 项目运行环境评估结论 |
4 项目财务评估 |
4.1 投资估算 |
4.1.1 估算范围 |
4.1.2 估算依据 |
4.1.3 投资估算 |
4.1.4 资金筹措与使用计划 |
4.2 财务评价与经济效益评价 |
4.2.1 经济评价依据 |
4.2.2 财务评价的基础数据 |
4.2.3 成本分析 |
4.2.4 营业收入、税金及利润 |
4.2.5 现金流量分析 |
4.2.6 财务评价结论与建议 |
5 项目不确定性分析 |
5.1 盈亏平衡分析 |
5.2 敏感性分析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攻读工程硕士期间所发表的文章 |
(10)民国时期青岛地区海洋自然灾害及其赈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0. 前言 |
0.1 选题来源 |
0.2 研究综述 |
1. 海洋自然灾害概述 |
1.1 风暴潮灾害 |
1.2 海上大风及其引起的灾害性海浪 |
1.3 海雾灾害 |
1.4 海冰灾害 |
1.5 海啸灾害 |
2. 民国时期青岛地区海洋自然灾害 |
2.1 风暴潮灾害 |
2.1.1 民国时期青岛地区风暴潮灾害 |
2.1.2 1939 年特大风暴潮灾 |
2.2 海上大风及其引起的灾害性海浪 |
2.2.1 灾害性海浪对海上航行船只的危害 |
2.2.2 灾害性海浪对海岸及陆上建筑的危害 |
2.3 海雾灾害 |
2.4 海冰灾害 |
3. 民国时期青岛当局的防灾减灾工作 |
3.1 民国时期青岛当局的防灾措施 |
3.1.1 赈灾理念 |
3.1.2 立法设置 |
3.1.3 组织设置 |
3.1.4 海岸防灾工程建设 |
3.1.5 气象预警体系 |
3.2 民国时期青岛当局的减灾措施 |
3.2.1 募捐 |
3.2.2 赈济 |
3.2.3 蠲缓 |
3.2.4 灾后防疫 |
4. 民国时期青岛民间力量在赈灾中的作用 |
4.1 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 |
4.1.1 募捐 |
4.1.2 施棺收埋 |
4.1.3 施粥、施茶水 |
4.2 旅青同乡会馆 |
4.3 青岛商会 |
5. 结语 |
1. 加强全民防灾意识教育 |
2. 加快建立灾害预警应急体系 |
3. 救灾社会化是赈灾行动的必然走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历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青岛市四方区1995~1999年婴儿死亡监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青岛地区545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分析与风险信号警示[D]. 刘艳. 青岛大学, 2018(03)
- [2]大沽河河口区氮磷营养盐输移转化行为特性研究[D]. 马晓波. 中国海洋大学, 2015(12)
- [3]微博场域中的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基于中国问题的检视[D]. 姜伟. 武汉大学, 2014(01)
- [4]青岛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D]. 王晶. 中国海洋大学, 2012(08)
- [5]青岛市1996~2011年卫生事业投入调查分析[D]. 初慧中. 山东大学, 2012(05)
- [6]青岛市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总体框架设计研究[D]. 钱国栋. 中国海洋大学, 2012(01)
- [7]2型糖尿病影响因素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D]. 孙健平. 青岛大学, 2012(08)
- [8]农地非农化调控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D]. 许德林.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9]青岛民俗馆建设项目评估研究[D]. 李建新. 中国海洋大学, 2011(04)
- [10]民国时期青岛地区海洋自然灾害及其赈救研究[D]. 孙翰. 中国海洋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