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方案中激素的撤离——匹兹堡中心长期随访经验（论文文献综述）
鞠慧[1]（2021）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院外睡眠质量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目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一种通过大剂量的放疗、化疗,最大限度地杀伤肿瘤细胞,摧毁受者的造血功能,再将异基因供者正常的造血干细胞植入受者体内的治疗方法。本研究旨在了解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院外的睡眠质量现状;基于压力-睡眠关系理论,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院外睡眠质量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山东省济南市3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35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制一般资料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PSQI）、领悟社会支持量表（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病人健康问卷抑郁模块（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医学应对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Champion 健康信念模型量表（The Champion Health Belief Model Scale,CHBMS）分别评估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及疾病相关资料、睡眠质量、社会支持、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应对方式、健康信念等。采用SPSS26.0进行数据的录入与分析,对资料进行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以及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检验水准为α=0.05,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PSQI总分平均分为（6.00±3.46）,45例（33.3%）患者睡眠质量较差（PSQI总分>7分）。其中,有39例（28.8%）患者主观睡眠质量较差或很差;54例（40.0%）患者存在入睡困难;46例（34.07%）患者每夜实际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53例（29.18%）患者睡眠效率<85%;33例（24.4%）患者存在睡眠障碍;47例（34.8%）患者存在日间功能障碍;19例（14.07%）患者在过去一个月内使用了催眠药物。2.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研究对象间,移植术后患者的睡眠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在单因素分析中,不同移植后时间（F=2.59,P=0.079）、有无移植相关并发症（F=2.50,P=0.086）、有无免疫抑制剂副作用（t=4.60,P=0.034）、伴随症状种类（F=7.85,P=0.001）、疼痛（t=6.38,P=0.013）、胃肠道不适（t=2.93,P=0.089）、乏力（t=14.50,P<0.001）、发热（t=7.16,P=0.008）、咳嗽咳痰（t=6.68,P=0.011）、泌尿系统症状（t=7.62,P=0.007）、皮肤黏膜改变（t=12.14,P=0.001）、抑郁（r=0.576,P<0.001）、焦虑（r=0.501,P<0.001）、MCMQ 中的屈服维度（r=0.314,P<0.001）、健康动力（r-0.215,P<0.05）在睡眠质量上均有显着差异。4.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仅抑郁症状（β=0.250,P<0.001）、焦虑症状（β=0.152,P=0.036）、躯体症状中的皮肤黏膜改变（β=1.469,P=0.006）、泌尿系统症状（β=2.096,P=0.007）与移植后患者的睡眠质量显着相关。结论1.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院外睡眠质量较差。2.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皮肤黏膜改变、泌尿系统症状是影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院外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3.医务工作者和照护者应该关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院外睡眠质量,开展定期随访,评估患者术后身心健康状况,尤其是患者的焦虑、抑郁、皮肤黏膜改变、泌尿系统症状,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干预,以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
黄业宁[2]（2020）在《肝癌肝移植受体无激素免疫抑制方案的评估》文中研究指明背景:作为目前全世界移植数量最多且技术最为成熟的肾脏移植在围手术期已经率先开展高选择性单克隆抗体的无激素术后免疫治疗,但在肝移植领域内,激素可以完全被其他免疫抑制剂取代且接受肝移植的患者中安全有效地使用,很少见报道。目的:通过对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应用无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方案,并评估该方案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总共60例肝癌患者接受肝移植手术,术后对于激素的运用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其中25例采用巴利昔单抗（他克莫司+酚酸酯酶+巴利昔单抗）诱导的无激素免疫抑制方案作为实验组;剩余35例采用激素方案（他克莫司+酚酸酯酶+激素）设置为对照组。对照组中,激素在移植后的首日以后每天减少,并且在移植后一个月停药。分析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间的受体术后恢复情况,观察指标包括排斥反应,感染,肝功能,一年内肿瘤转移或复发和生存情况。结果:实验组一年肿瘤复发与转移率为20%,对照组肿瘤复发与转移率40%,两组患者肿瘤复发率差异有显着性意义（P<0.05）。实验组术后移植受体一年存活92%,而对照组一年存活率83%,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显着性意义（P>0.05）。60例受者共有8例发生排斥反应,其中实验组出现排斥发生率为12%（3/25）,分别发生在术后4d,12d,14d,均为轻度排斥反应,对照组组出现排斥发生率为14%（5/35）,分别发生在移植后11d,27d,30d,33d,40d两组患者排斥反应发生率无显着性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中出现5例证实存在感染,对照组35例患者中出现13例感染,两组感染发生率分别为20%（5/25）、37%（13/35）,两组差异有显着性意义（P<0.05）。术后一周通过FK506（他克莫司）药物浓度检测中在常规组显着高于无激素组（9.07±0.46 ng/ml vs4.59±0.98,P<0.01）。当治疗时间大于一周过后,FK506两组间并无显着性差异（8.72±0.79ng/ml vs 10.65±0.88 ng/ml,8.23土0.42 ng/ml vs 7.39士0.87ng/ml,P>0.05）术后7天、14天、30天及60天两组AST、血清总胆红素分别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术后14天激素组ALT显着高于无激素组（209.42±46.81 U/L vs62.05±11.90 U/L,P<0.05）。移植术后14天和30天,血清谷氨酞转酞酶在两组之间的比较中,常规组显着高于无激素组（239.49±30.22 U/L vs 130.50±26.92 U/L,P<0.05;199.98±32.68 U/L vs 91.83±17.39,P<0.05）。结论:肝移植术采用无激素免疫治疗方案是可行的,并且对于肝癌肝移植患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免激素疗法可以规避因使用激素而带来危害的可能性。减少术后感染和肿瘤复发等并发症的发生,同时不影响移植后患者的排斥反应发生率和1年生存率。肝移植术后无激素免疫抑制方案中与经典的激素相比较可减少大量激素所带来的副作用。
熊豪,丁佑铭[3]（2019）在《肝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危险因素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说明肝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NODAT）是肝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因其发病率高、危害大,严重的影响移植物功能和受者生存质量,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NODAT的危险因素有许多,大致可分为不可调控性危险因素及可调控性危险因素。不可调控性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供肝脂肪变性、肝硬化、糖尿病家族史等;可调控性危险因素包括肥胖、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肝炎病毒感染、巨细胞病毒感染及移植前血糖等。笔者结合近年相关研究报道对NODAT的发生机制及危险因素进行综述。
许文犁,郎韧,李先亮,贺强[4]（2019）在《肝移植术后免疫耐受相关研究进展》文中提出肝移植是目前公认的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措施,而如何让移植受者获得免疫耐受状态则是肝移植科医师追求的最终目标。了解最新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经验以及相关基础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免疫耐受,从而为移植受者制定更加妥善的治疗方案。本文综合国际核心期刊报道的内容,从临床免疫耐受的可行性、免疫耐受的诱导和维持、免疫耐受诱导方案的制定及寻找合理的免疫状态的相关监测指标等方面作一综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李姗霓[5]（2018）在《儿童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过去40年里免疫抑制剂使用方案发生了很大变化,足够的免疫抑制剂是维持移植物功能所必须的,但用量要权衡药物副作用的危险因素和潜在的免疫过度。目前仍没有免疫抑制方案和剂量的使用标准[1-3]。一、儿童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特点在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管理上儿童不能单纯按照小体重的成人来对待,和成人相比一些儿童免
叶林森,张英才,赵辉,唐晖,姚嘉,陈云浩,朱曙光,邓宜南,汪国营,张琪,李华,易述红,杨扬[6]（2016）在《肝移植后存活超过5年的受者免疫抑制剂相关并发症的单中心研究》文中认为目的回顾性分析肝移植术后存活超过5年的受者,其免疫抑制方案及并发症的情况。方法对2003年10月至2009年9月肝移植受者进行随访,截至2014年10月31日,存活时间超过5年并且定期随访的受者有118例,回顾性分析所有受者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肾功能、血糖、血尿酸及血脂等,统计免疫抑制方案及受者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在118例受者中,有70例受者使用一种免疫抑制剂,其中单用他克莫司者53例（44.9%）、单用西罗莫司为6例（5.1%）、单用环孢素A者5例（4.2%）、单用吗替麦考酚酯者6例（5.1%）;有46例受者采用2种免疫抑制剂,其中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者27例（22.9%）、采用他克莫司+西罗莫司者10例（8.5%）、采用吗替麦考酚酯+西罗莫司者5例（4.2%）、采用吗替麦考酚酯+环孢素A者4例（3.4%）。另外仍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西罗莫司的三联免疫抑制方案的受者有2例（1.7%）。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者46例（39.0%）,高尿酸血症者51例（43.2%）,高脂血症者45例（38.1%）,肾功能损害者21例（17.8%）,其中术后单用他克莫司组与他克莫司联合用药组相比,前者术后5年内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并且两组间eGFR变化差值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结论肝移植术后远期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他克莫司联合用药比单用他克莫司可更明显地保护肝移植术后肾功能。
黄波[7]（2016）在《肝脏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分析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并针对具体相关的危险因素进行预防及治疗措施的探讨,旨在指导临床降低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发生率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收集2009年1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92例肝移脏植受体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包括基本信息及临床资料,记录精神症状出现的时间,症状及发病后给予的治疗情况。根据病人术后是否发生精神症状将其分为症状组（32例）及对照组（60例）,应用单因素及二元Logistic回归等相关统计学分析方法,分析两组病人的一般情况、术前、术中及术后等相关指标与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以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统计学Logistic回归分析,保留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因素（P<0.05）确定为有意义的危险因素。综合分析肝移植病人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发生、治疗及预后情况。结果:本组病人中有男性病人54例（58.7%,54/92）,女性38例（41.3%,33/92）,年龄3568岁,中位年龄50岁,平均年龄49.9±6.5岁。原发疾病为肝炎后肝硬化56例（60.9%,56/92）,酒精性肝硬化14例（15.2%,14/92）,原发性肝癌22例（23.9%,22/92）。在92例患者中32例有神经精神并发症表现,总发生率为34.8%;其中躁动13例次（40.6%,13/32）,焦虑伴失眠10例次（31.2%,10/32）,幻觉5例次（15.6%,5/32）,视物障碍2例次（6.3%,2/32）,肢体运动障碍2例次（6.3%,2/32）。有症状组病人平均年龄47.6±5.7岁;男性病人19人（59.4%,19/32）,女性病人13人（40.6%,13/32）;原发性肝癌7例次（21.9%,7/32）、肝炎后肝硬化20例次（62.5%,20/32）、酒精性肝硬化5例次（15.6%,5/32）;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A级5例次（15.6%,5/32）、B级10例次（31.3%,10/32）、C级17例次（53.1%,17/32）;术前合并肝性脑病病史20例（62.5%,20/32）,无肝性脑病病史12（37.5%,12/32）;手术平均时间（7.9±2.2）h,术中平均出血量（5516±2798）ml,平均无肝期（66.3±10.6）min,供肝冷缺血时间（5.2±2.1）h;术后在ICU治疗平均时间（4.5±1.2）d;术后FK506浓度谷值平均16.5±3.7ng/ml;术后并发感染病人18例（59.4%,18/32）,无感染者14例（40.6%,14/32）;存在电解质紊乱病人28例（87.5%,28/32）,无电解质紊乱病人4例（12.5%,4/32）;术后平均白蛋白（31.6±6.1）g/L。对照组病人平均年龄50.2.±6.1岁;男性病人35人（58.3%,35/60）,女性病人25人（41.7%,25/60）;原发性肝癌15例次（25.0%,15/60）、肝炎后肝硬化36例次（60.0%,36/60）、酒精性肝硬化9例次（15.0%,9/60）;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A级17例次（28.3%,17/60）、B级31例次（51.7%,31/60）、C级12例次（20.0%,12/60）;术前合并肝性脑病病史15例（25.0%,15/60）,无肝性脑病病史45（75.0%,45/60）;手术平均时间（7.0±2.1）h,术中平均出血量（4016±2644）ml,平均无肝期（47.8±11.3）min,供肝冷缺血时间（4.9±1.8）h;术后在ICU治疗平均时间（2.6±1.1）d;术后FK506浓度谷值平均9.8±2.9ng/ml;术后并发感染病人24例（40.0%,24/60）,无感染者36例（60.0%,36/60）;存在电解质紊乱病人38例（63.3%,38/60）,无电解质紊乱病人22例（36.7%,22/60）;术后平均白蛋白（32.5±5.6）g/L。单因素分析示两组病人在术前肝功能状态、术前肝性脑病病史、术中出血量、术后ICU治疗时间、术后FK506浓度、术后感染及电解质紊乱的差异具有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有精神症状组和无精神症状组在年龄、性别、手术时间、无肝期、供肝冷缺血时间及术后白蛋白水平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上分别采取了病因治疗和对症处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医护人员与家属密切配合,联合心理科等多学科诊治,通过积极防治,其治疗反应好,未遗留任何不良后果。结论: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术前肝功能水平、肝性脑病、术中出血量、术后ICU治疗时间、术后FK506浓度、术后感染及电解质紊乱是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危险因素,针对上述危险因素,进行规范化的围手术期处理。同时医护人员应该加强识别、积极开展心理辅导,及早给予健康指导,并严密观察等。术前通过详细的评估、宣教及心理疏通等预防措施,术中通过精细的操作、默契的配合减少创伤,术后针对不同病因和及时、有效的处理能改善此类病人的预后。
史瑞,沈中阳[8]（2014）在《肝脏移植中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文中研究说明糖皮质激素是最早应用于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的免疫抑制剂。但随着更有效、更安全的免疫抑制剂逐渐应用到临床,很多移植中心开始探索如何在尽量少地应用激素的情况下完成肝脏移植。钙调蛋白抑制剂（CNI）现已成为免疫抑制方案的核心药物,巴利昔单抗等抗体类药物也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但在肝移植中仍有与激素相关的各种课题有待研究。本文对激素撤除免疫抑制方案、激素与排斥反应、激素与肝癌肝移植、激素与丙型肝炎肝移植、
李洋,陈规划[9]（2014）在《肝癌肝移植免疫抑制治疗中激素的撤离》文中研究说明肝移植开展初期,由于缺乏可供选择的免疫抑制剂,肾上腺皮质激素（激素）在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中占据主导地位,且对提高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不断研发,免疫反应作用机制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激素引发的多种不良反应,如代谢性疾病、感染,以及原发病[原发性肝癌（肝癌）、病毒性肝炎]复发等,国内外众多学者一直在研究相对理想的激素撤离方案。本文就目前肝癌肝移植免疫治疗中激素的撤离方案作一简述。
黄俊海[10]（2014）在《符合Milan标准肝细胞癌患者行肝移植和肝切除术预后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rcinoma,PLC）是常见肿瘤之一并严重影响中国人的健康问题。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混合型肝癌（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等不同病理类型。其中原发性肝细胞癌占原发性恶性肝脏肿瘤的80%-90%[1,2]。中国和亚洲导致肝细胞癌的主要原因是慢性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而西方国家导致肝细胞癌的主要原因是慢性丙肝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和酒精性肝硬化。全世界范围内每年约69万余人死于肝癌,且逐年增长,肝细胞癌位居肿瘤相关性死亡的第三位[3,4]。中国的肝癌患者占全世界肝癌病例的55%。随着对肝癌基础研究的深入和临床治疗探索和经验的不断积累,目前治疗肝癌的有效方式众多,需根据患者自身状况、肿瘤分期、合并的肝脏基础疾病合理选择,目前,以手术治疗为核心的综合治疗仍然是原发性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唯一希望,其他非手术治疗包括肝动脉化疗栓塞、经皮射频消融、微波消融、无水酒精注射、放射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全身化疗和中医药治疗。随着外科技术的提高和新型手术器械的发明,肝脏已无绝对手术禁区,目前肝癌根治性切除术仍是治疗肝癌的首选治疗方式[4,5]。而对于小肝癌的外科治疗,大多学者主张在根治性切除的前提下尽量以不规则切除为主,尽量保留正常肝脏组织,既减少手术创伤,又能最大限度减少术后肝功能衰竭发生。遗憾的是,肝癌进展迅速预后较差,肝细胞癌患者如已明确诊断但未经治疗,生存时间平均为6个月。大多数肝癌患者在确诊时往往已经进展为中晚期肝癌,即使肝癌体积较小,但因合并严重肝脏组织硬化,肝脏储备功能严重不足,使得根治性切除受到极大限制。尽管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结果证实了小肝癌行射频消融术能达到肝癌根治切除的远期效果,且并发症和副作用相对较少,但从心理接受程度上,大多患者倾向于肝癌切除术。另一原因是可能需行多次射频消融术。对于无合并肝硬化的小肝细胞癌,行部分肝脏切除术的效果是肯定的,无肝硬化肝脏能耐受70%-75%的肝脏切除术。合并肝硬化的肝癌病人行肝癌切除术后累积复发率高,远期生存结果差。即使实施了肿瘤根治性切除[6],由于肝癌多中心起源的特性或原发性肝内转移,Fomer等报导仍然有大于50%以上的病人出现术后的复发和转移[7],严重影响了手术切除的疗效。而且在我国,接近90%肝细胞癌患者合并有乙肝和或丙肝病毒感染和肝硬化背景[8],而慢性肝炎或肝硬化又是引起肝癌发生的极其重要的临床危险因素,病人如已证实出现肝硬化,则每年肝细胞癌的发病率为3%～10%。肝切除术虽然移除了肿瘤,但并不能防止肿瘤复发以及解决肝硬化门脉高压症及其带来的相关并发症。1963年,肝移植之父Starzl开展世界上第一例原位肝移植术以来,经过50余年的不断探索、发展和进步,新型抗排斥药物的问世,当代肝移植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从围手术期管理,都已取得巨大的进步,肝移植在各种终末期肝病的治疗中的地位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公认。肝癌是肝移植的主要适应证之一特别是小肝癌或早期肝癌。尽管肝移植可能是治疗肝癌的众多方法中最有效和最彻底的,由于优缺点都显而易见,因此学术界仍存在许多争议。早期肝移植由于没有合适的标准,移植后的远期效果很差。由于病人术后早期出现复发,人们一度对肝移植治疗肝癌丧失信心。复发通常在术后2年内,且常见的复发部位是移植肝,其原因可能是手术前已经有微小病灶的转移。1996年Mazzaferro提出肝癌行肝移植的Milan标准,具体内容为：①单一结节直径≤5cm；②多结节≤3个,每个直径≤cm；③无大血管浸润及肝外转移。符合Milan标准的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术后4年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5%和92%,不符合米兰标准者分别为50%和59%。这些结果证实对小肝细胞癌病人在术前进行严格选择后,生存率几乎等于非恶性疾病进行移植后的生存率。Milan标准为全世界各移植中心所验证和认可,取得良好的远期治疗效果,成为肝癌肝移植的金标准。随着全世界各移植中心对肝癌肝移植纳入标准的不断的探索,很多学者认为Milan标准可能过于严格,有文献报道此标准会使27%-49%的肝细胞癌患者丧失肝移植的治疗机会[9]。世界各移植中心不断探索肝癌行肝移植的纳入标准并认为应适当放宽Milan标准并提出符合本国的肝癌肝移植纳入标准,如Yao等提出的UCSF标准,获得与Milan标准同样的结果[5,10,11],具体内容为：①单一肿瘤≤6.5cm；②多肿瘤≤3个,每个直径≤4.5cm,累计肿瘤直径≤8cm；③无大血管浸润及肝外转移。UCSF标准让更多肝癌患者纳入移植标准,但缺点是未考虑到肿瘤生物学行为等重要预后因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中心郑树森院士结合大量肝癌肝移植的基础和不断积累临床经验,提出符合我国肝癌肝移植纳入标准的“杭州标准”,具体内容为：①肿瘤没有大血管侵犯和肝外转移；②所有肿瘤结节直径之和≤8cm；或所有肿瘤结节直径之和大于8cm,但是满足术前AFP水平<400ug/L且组织学分级为高、中分化。符合“杭州标准”的肝癌患者肝移植后1年生存率超过90%,5年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分别达到为78.3%和69.7%,获得良好的远期效果[12]。这些结果与符合Milan标准的结果无明显差异[13,14]。杭州标准超越了米兰标准,并在考虑了影响预后的多个危险因素的基础上安全地扩大了Milan标准,使更多的肝癌患者能接受肝移植。杭州标准不仅考虑了肿瘤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将肿瘤的生物行为学特点作为肝癌能否行肝移植的依据,是肝脏移植的可靠适应症。对于小肝癌的治疗选择,目前仍存在着许多争议。尽管大量研究认为肝移植对于符合Milan标准肝细胞癌或早期肝癌,尤其是合并肝硬化及肝功能差的患者,是最佳的选择。肝移植去除了肿瘤主体、镜下微小肿瘤病灶及硬化的肝组织,植入功能良好正常的肝脏。回顾性研究发现早期肝癌肝移植术远期疗效优于肝移植术。因为早期肝癌肝移植相对于肝癌切除术,有较低的肿瘤复发率,甚至有可能达到长期无瘤生存。入选标准的不科学的扩大会使更多人能够有机会行肝移植术,但同时也带来了术后更高的肿瘤复发率。术前的降期治疗可使超出Milan标准的肝癌患者到达移植标准。尽管现在采用边缘供体、活体供体、减体积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术、多米诺肝移植等方式来扩大供体来源,但是仍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甚至有人建议Child-Pugh A级的早期肝细胞癌者可先行肝切除术,待癌肿复发或肝功能失代偿后再行肝移植术,即“补救性肝移植（salvage liver transplantation,SLT）。当前紧缺的供肝资源极大限制了肝癌肝移植的开展,而且患者在等待供肝过程中,肿瘤仍然不断进展以至于有可能超过了Milan标准,甚至延误治疗时机。对于无肝硬化或虽然存在肝硬化但肝脏储备功能良好的小肝癌,肝癌切除是合适的。行肝癌根治切除术有许多明显优点：手术较移植简单,大多数医院能够实施肝癌切除术,手术成功率较高,风险较低,无需等待供肝而耽误治疗,费用较低,易为患者和家属接受。研究目的：一,评价本院符合Milan标准肝细胞癌患者行肝移植术或肝切除术后的价值和远期疗效,以进一步指导以后供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使更多肝癌患者受益。二,评价引起术后肿瘤复发的危险因素,以期更好的预防术后肿瘤复发。研究材料和方法：本研究收集了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88例符合Milan标准肝细胞癌患者行肝移植或肝切除术的临床资料,其中肝移植患者33例,肝癌切除患者55例,术后通过长期随访,了解患者生存和复发情况,比较两种治疗方法的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对围手术期的12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和Cox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术后肿瘤复发和转移的危险因素。结果：移植组患者1、3、5年生存率与切除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移植组患者1、3、5年无瘤生存率优于切除组（P<0.05）；肝移植组肿瘤复发率明显低于肝切除组（P<0.05）；单因素分析提示年龄、治疗方式、肿瘤直径、手术持续时间、术中出血、镜下微血管癌栓、肿瘤病理分化程度与肿瘤复发有关。多因素分析提示性别、肿瘤大小、肿瘤病理分化程度、镜下微血管癌栓是影响无瘤生存率的重要预后因素。结论：1.在本院中,符合Milan的肝细胞癌患者行肝移植或肝癌根治切除术后,肝移植患者比肝癌根治切除患者能获得更长的无瘤生存时间。2.肿瘤直径越大、有镜下血管癌栓、肿瘤病理分化程度低的男性患者术后更容易发生肿瘤复发和转移。
二、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方案中激素的撤离——匹兹堡中心长期随访经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方案中激素的撤离——匹兹堡中心长期随访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1）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院外睡眠质量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
| 1.2 睡眠 |
| 1.3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睡眠质量 |
| 1.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睡眠质量的相关因素 |
| 1.5 研究目的 |
| 1.6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综述: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睡眠质量研究现状 |
| 2.1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概述 |
| 2.2 睡眠概述 |
| 2.3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睡眠质量现状 |
| 第三章 资料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抽样方法 |
| 3.1.2 纳入标准 |
| 3.1.3 排除标准 |
| 3.1.4 样本量计算 |
| 3.2 研究工具 |
| 3.2.1 一般资料问卷 |
| 3.2.2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
| 3.2.3 领悟社会支持置表（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
| 3.2.4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模块（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 |
| 3.2.5 广泛性焦虑量表（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 |
| 3.2.6 医学应对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 MCMQ) |
| 3.2.7 Champion健康信念模型量表（The Champion Health Belief ModelScale, CHBMS) |
| 3.3 调查过程 |
| 3.4 质量控制 |
| 3.5 伦理考虑 |
| 3.6 统计分析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 4.1 问卷完成情况 |
| 4.2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
| 4.3 睡眠质量的描述性分析 |
| 4.4 影响睡眠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
| 4.5 影响睡眠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
| 第五章 讨论 |
| 5.1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院外睡眠质量较差 |
| 5.2 焦虑和抑郁症状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 |
| 5.3 伴随躯体症状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 |
| 5.3.1 皮肤黏膜改变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 |
| 5.3.2 泌尿系统症状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 |
| 5.4 小结 |
| 5.5 创新性与局限性 |
| 5.5.1 创新性 |
| 5.5.2 局限性 |
| 第六章结论 |
| 附录 |
| 附录1 一般资料问卷 |
| 附录2 PSSS |
| 附录3 PHQ-9 |
| 附录4 GAD-7 |
| 附录5 MCMQ |
| 附录6 PSQI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肝癌肝移植受体无激素免疫抑制方案的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对象和方法 |
| 1.1 设计 |
| 1.2 对象 |
| 1.3 病例纳入标准 |
| 1.4 感染及排斥的诊断标准 |
| 1.5 方法 |
| 1.6 主要观察指标 |
| 1.7 统计学分析 |
| 2.结果 |
|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
| 2.2 基线资料比较 |
| 2.3 两组患者肿瘤复发率及生存率观察 |
| 2.4 患者排斥反应发生率 |
| 2.5 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 |
| 2.6 术后他克莫司(FK506)血药浓度 |
| 2.7 肝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肝移植术后无激素免疫抑制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3）肝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危险因素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定义和诊断标准 |
| 2 流行病学 |
| 3 危险因素 |
| 3.1 不可调控性危险因素 |
| 3.1.1 年龄 |
| 3.1.2性别 |
| 3.1.3供肝脂肪变性 |
| 3.1.4 肝硬化 |
| 3.1.5 糖尿病家族史 |
| 3.1.6 其他因素 |
| 3.2 可调控性危险因素 |
| 3.2.1 肥胖 |
| 3.2.2 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s, CNIs) |
| 3.2.3 糖皮质激素 |
| 3.2.4 肝炎病毒的感染 |
| 3.2.5 巨细胞病毒感染 |
| 3.2.6 移植前血糖 |
| 4 危害及防治 |
| 5 小结 |
（4）肝移植术后免疫耐受相关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临床免疫耐受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
| 2 免疫耐受的诱导和维持需要多个免疫细胞亚群参与 |
| 2.1 肝窦内皮细胞 |
| 2.2 枯否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 |
| 2.3 肝星状细胞及髓源性抑制细胞 |
| 2.4 树突状细胞 |
| 2.5 调节性T细胞 |
| 3 免疫耐受的相关诱导方案需要个体化制定 |
| 4 寻找合理免疫状态的相关监测指标是诱导移植后免疫耐受过程的保障 |
| 5 结语 |
（7）肝脏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一）前言 |
| （二）资料和方法 |
| 1.临床资料 |
| 2.诊断依据 |
| 3.采集资料 |
| 4.统计学方法 |
| （三）结果 |
| 1.术后神经精神系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
| 2.病人一般情况及术前资料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
| 3.两组病人术中资料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
| 4.两组病人术后临床资料资料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
| 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 （四）讨论 |
| 1.术前肝性脑病和肝功能水平与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关系 |
| 2.术中出血量与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关系 |
| 3.ICU治疗时间与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关系 |
| 4.FK506浓度与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关系 |
| 5.感染、电解质紊乱与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关系 |
| 6.受体心理因素与肝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的关系 |
| 7.其他. |
| （五）结论 |
| （六）参考文献 |
| 综述 肝脏移植术后精神并发症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肝脏移植中糖皮质激素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1 糖皮质激素与免疫抑制方案 |
| 2 糖皮质激素与排斥反应 |
| 3 糖皮质激素与肝癌肝移植 |
| 4 糖皮质激素与丙型肝炎肝移植 |
| 5 糖皮质激素与自身免疫性肝炎肝移植 |
| 6 糖皮质激素与儿童肝移植受者的生长发育 |
| 7 结语 |
（9）肝癌肝移植免疫抑制治疗中激素的撤离（论文提纲范文）
| 1 激素应用的变化 |
| 2 激素增加肿瘤复发风险 |
| 3 激素撤离的优势 |
| 4 激素撤离的安全性 |
| 5 激素撤离的免疫抑制方案选择 |
| 6 小结 |
（10）符合Milan标准肝细胞癌患者行肝移植和肝切除术预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资料和方法 |
| 第一节 临床资料 |
| 第二节 统计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一节 两种手术方式生存率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两种手术方式无瘤生存率和复发率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肿瘤复发转移的机制 |
| 第四节 影响无瘤生存率的临床因素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六章 肝移植术或肝切除术后肿瘤复发的预防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肝移植术后迟发性腹腔出血1例病例报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方案中激素的撤离——匹兹堡中心长期随访经验（论文参考文献）
- [1]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院外睡眠质量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D]. 鞠慧. 山东大学, 2021(09)
- [2]肝癌肝移植受体无激素免疫抑制方案的评估[D]. 黄业宁. 海南医学院, 2020(01)
- [3]肝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危险因素研究进展[J]. 熊豪,丁佑铭.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2019(07)
- [4]肝移植术后免疫耐受相关研究进展[J]. 许文犁,郎韧,李先亮,贺强. 器官移植, 2019(03)
- [5]儿童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J]. 李姗霓. 国际移植与血液净化杂志, 2018(03)
- [6]肝移植后存活超过5年的受者免疫抑制剂相关并发症的单中心研究[J]. 叶林森,张英才,赵辉,唐晖,姚嘉,陈云浩,朱曙光,邓宜南,汪国营,张琪,李华,易述红,杨扬.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16(07)
- [7]肝脏移植术后神经精神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D]. 黄波. 大连医科大学, 2016(06)
- [8]肝脏移植中糖皮质激素的应用[J]. 史瑞,沈中阳.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14(04)
- [9]肝癌肝移植免疫抑制治疗中激素的撤离[J]. 李洋,陈规划. 器官移植, 2014(03)
- [10]符合Milan标准肝细胞癌患者行肝移植和肝切除术预后分析[D]. 黄俊海. 南方医科大学, 2014(12)
标签：激素论文; 肝癌论文; 免疫抑制论文; 活体肝移植论文; 肝癌晚期治疗方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