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古代墓志的家族世系文献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王石雨[1]（2021）在《高车历史研究》文中认为高车是中国古代活跃于北方和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其族人擅长制造并使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车子而得名。公元4世纪中后期起,活跃在大漠以北的高车各部开始多见于历史记载。北魏灭亡后,“高车”这一称谓逐渐消失在正史之中。较早记载高车历史的《魏书》不仅为高车设立专传,同时也开创了高车文献史的先河。原本《魏书·高车传》散佚后,《北史·高车传》成为了现存最早、记载最全面的研究高车历史文化的传记。《北史·高车传》等专传与《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等专条共同构成了研究高车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前出史书也多有继承。除基本史料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高车历史情况散见于《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资治通鉴》各卷之中。它们既可对基本史料进行补充,也可以起到修正、勘误之用。依据高车基本史料及主要散见史料,大致可以勾勒出北朝时期高车历史文化的粗略框架。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迁徙至蒙古高原的丁零人同留居当地的匈奴余部交往、杂居,形成了一个以丁零人为主,融合了部分匈奴人的民族。该族自称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又称其为高车。简单的认为高车来源于丁零或匈奴均不够准确。高车社会中,有包括“六种十二姓”在内的诸多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大多分布于漠北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或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他们的形成、发展与北方各族之间的征伐、交流、融合密切相关。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漠北高车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部落制发展阶段,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大联盟,而是各氏族、部落分别由其首领统辖管理,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高车首领的称谓。太和十一年（487）副伏罗部西迁建立高车国后,社会形态向前发展,出现了新的首领称号。在高车的首领称号中,“莫弗”原有“勇猛”之意,本出自东胡系民族,与“莫何去汾”一同自柔然传至高车;“候娄匐勒”是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军事首领。“候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首领,它们均为高车国所创;“部帅”“渠帅”“大人”则是中原史官对于高车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探寻这些称号来历、含义、职掌的过程中,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继承及相互影响。军事方面,高车人不仅借鉴了匈奴的军事制度,还以作战勇猛、善于骑射着称,号为“天下名骑”。无论北魏还是柔然军中,均有一定数量的高车骑兵效力。高车人的经济类型主要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副伏罗部建立的高车国则通过朝贡方式与北魏政权进行物品交换。尽管文献中对于高车文化习俗的记载较为零散,但仍可以对高车的原始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丧葬、音乐舞蹈等有所认识,这些内容也有助于全面了解高车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的民族关系,可知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西域诸国接触频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发展,高车一方面与上述诸民族或政权进行战争,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和亲、出使等方式不断吸纳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技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高车各部实力持续渐强,成为了这一时期大漠南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刘晓恒[2]（2021）在《4至8世纪回纥部落历史研究 ——以突厥回鹘语碑铭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纥部落整体的发展史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回纥部落时期（744年漠北回纥汗国建立之前）、回纥汗国时期（744—840年）和包括了西州回鹘、甘州回鹘、沙洲回鹘等分散政权在内的西回鹘时期（840年之后）。本文则选取4至8世纪作为时间段,内容为研究这段时间回纥部落的发展历史,通过对磨延啜三碑的研究,将时间段划分为第二突厥汗国时期、土拉河鄂尔浑河时期和高车袁纥韦纥时期,由于越靠近744年,史料越丰富详尽,因此采用从后向前推进时间线的行文方法,并在每一章开头给出断代的理由和论证,每章节内以小标题的形势提出各个问题点并加以研究和解答。第一章重点研究突厥重返漠北时与回纥在漠北地区对抗的局势、回纥部落在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情况以及691年之后回纥部落在蒙古高原的迁移历史,同时对741年—744年突厥汗国陷入崩溃之后的漠北局势进行分析,并给出塔里亚特碑的新释读和考证。第二章主要解决这一时期回纥部落统治中心的变迁和回纥早期部落酋长传承脉络问题。第三章整合磨延啜三碑中有关回纥早期历史的部分,主要针对回纥部落在605年时健俟斤带领迁往色楞格河之前的历史情况展开研究,结合汉文史料与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材料,将袁纥—韦纥—回纥部落的部落发展历史以及变迁的地理位置总结成图。第四章为全文的总结,将文中解决的问题重新整理并一一给出解答,最终形成回纥汗国前史的完整体系,解决744年之前回纥部落时期历史模糊不清的问题。
刘畅[3]（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吴飞[4]（2020）在《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 ——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文中提出回纥于隋唐之际开始见诸史书,是为该部族初兴于漠北的标志。此后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回纥汗国中衰,漠北回纥经历了长达两百年的兴起过程。在导致回纥兴起的诸多原因中,以唐朝对漠北政局的影响,以及唐朝与回纥之间的交往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也最为明显。通过分析这段历史,对于研究回纥史、唐代民族关系史会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尽管传统文献对于漠北回纥历史的记载十分简略,但通过分析史料当中的若干细节,仍然可以有不少新的发现。记载回纥历史的三篇重要文献《唐会要·回纥》《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其史源出自多书。《唐会要·回纥》是王溥在综合唐人《会要》《续会要》相关内容后写成,并没有参考《旧唐书·回纥传》,因此两书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旧唐书·回纥传》的史源比较驳杂,存在前后抵牾之弊,一些错讹误导了后人,但也保存了大量历史细节。《新唐书·回鹘传》是宋朝人对以往回纥史料精心整理后写成,其史料价值不亚于《旧唐书·回纥传》,但也有不如后者的地方。充分辨析回纥基本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往往能得出新的结论。根据文献记载,回纥初兴与其首领菩萨有较大关联。菩萨通过与薛延陀联盟,击溃东突厥汗国,俘获大量人口而使得回纥部落迅速壮大起来。“十姓回纥”联盟有可能形成于这一时期。东突厥汗国灭亡后,漠北诸部均与唐朝建立了贸易联系。通过分析史料可以看出,经济贸易深刻影响了唐朝、薛延陀汗国、漠北铁勒诸部间的三方博弈。漠北政局发展变化与诸部同唐朝的贸易存在深刻的联系。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回纥首领吐迷度试图建立新的漠北政权。但经过与唐朝的一系列较量之后,回纥人的这一企图落空,成为唐朝恭顺的属部。后突厥汗国兴起后,回纥与唐朝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初的羁縻关系变为脱离唐朝控制。天宝初年唐朝曾与回纥一度恢复了羁縻关系。但旋即因为回纥汗国建立,双方变为宗藩关系,安史之乱后又转为“兄弟之国”。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双方又恢复了宗藩关系。通过分析可以知道,文献中关于回纥“十一都督”的记载源于唐德宗广德元年对回纥贵族的册封名单。回纥改名也与对唐贸易有关。唐朝与突厥人、薛延陀人的斗争为回纥壮大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唐高宗后期以后唐朝军事实力衰退也是回纥汗国兴起的重要原因。唐朝与回纥间的贸易则是回纥强盛的经济基础。由于王族内讧,回纥的兴起历程终结于唐德宗贞元年间。通过分析唐朝对回纥兴起过程的影响,可以看出古代中原与蒙古高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联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历史。
李亚辉[5]（2020）在《北宋真定贾氏家族研究》文中认为贾氏家族因贾纬修撰《旧唐书》而得以入仕做官,从此家族开始发迹。到第二代贾琰成为宋太宗的潜邸大臣而倍受宠信,家族进一步壮大。第三代成员贾黄中官至参知政事,家族走向繁荣。第四代成员贾昌朝位列宰相,达到家族的鼎盛,从而正式跻身世家大族的行列。第五代成员贾青、贾炎、贾蕃各有成就亦在仕途上经历挫折,但仍能维系家族繁荣。直到北宋末年,伴随着金兵入侵,家族走向衰落。本文利用相关资料在考证贾氏家族姓氏来源、里籍变迁、家族世系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贾氏家族起家与鼎盛的关键人物贾纬、贾黄中、贾昌朝并对以上三人在政治上的成就以及对当时的影响作出相应论述。北宋中期及宋室南渡后,贾氏家族逐渐衰落,结合其家族代表人物,分析其家族衰落的原因除了与两宋之交社会动乱的大背景有关外,还与荫补、党争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家族整体的婚姻与交游情况作了系统考证,分析其婚姻与交游所具有的的特点。又对其家族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论述,并对其家族着述的存佚情况作了认真考证。纵观真定贾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作为北人的贾氏家族,通过科举以及家族成员个人的努力,逐步迈向世家大族。科举与当时的的政治环境对家族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通过贾氏家族的兴衰荣辱亦可管窥整个宋朝的发展轨迹。
徐成[6]（2020）在《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壬辰战争（1592—1598）是一场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战争,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宣大地区的宣大将士积极地参与了援朝抗倭,尤其是日军第二次侵朝之时,宣大将士的表现尤为亮眼。既往对其东征援朝事迹的研究相对匮乏,存在可以突破之处。除此以外,宣大将士本身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度参与了 16世纪后期的这场东亚大战争,研究宣大北兵援朝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也是东亚史的问题。本文利用正史、金石、谱牒、档案、方志、政书、文集、笔记等材料,佐以田野调查,梳理了两次入援的宣大北兵将领的概况,重点分析了主要参战将领的生平行历,将其历史形象修复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重点研究了宣大将士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具体参与过的战争事迹,如平壤开城之捷、碧蹄馆战役、稷山之战、蔚山之战、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以往针对这些战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积累,但是以往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各方偏重不一,中国学者未尝仔细利用日方史料,日韩学者对明朝史料使用又不尽然充分,对于许多问题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利用明朝、朝鲜、日本方面的各类史料,尤其是回归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尝试厘清这些战争以及宣大将士的作战情况的相关问题。宣大将士驻扎朝鲜期间,与朝鲜当地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部队、民众也有着交往互动,对朝鲜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世朝鲜官方对其亦有一定程度的纪念,并且宣大将士的后裔中有一部分在明清易代后迁居朝鲜,本文尝试分析其后裔在朝鲜的境遇,并与辽东将领李氏后代或其他籍贯将领东迁朝鲜的后代进行对比,分析其待遇差异与成因。而且,宣大北兵将领后裔在国内亦有存留,在其原乡亦繁衍绵瓞,但其与朝鲜的同宗血脉在针对东援祖先的文化与记忆上已发生截然相异的变化。本文比较中朝两国宣大将士后裔之不同,并分析了其成因。由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并发现宣大将士的形象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都逐渐归于落寞。在朝鲜半岛而言,这固然与辽兵、南兵第一次来援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有关系,但更与朝鲜王朝官方在战后对战争文化的回溯与建构的过程中对辽兵和南兵相对更加重视有关。而在中国的宣大将士子孙,由于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抗倭援朝一事整体持否定态度,卫所的裁撤罢改与卫所制度的逐渐解体也使宣大将门失去了赖以维存的根本土壤,其抗倭援朝之功绩亦逐渐泯灭。最终造成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都逐渐遗忘其援朝的来龙去脉。
姚瑜璐[7]（2020）在《从墓志所见姓氏籍贯葬地看北魏孝文帝改革成效》文中提出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孝文帝改革为研究对象,以原始墓志材料为基础,对孝文帝迁洛前后相关人员的志文信息进行统计整理,有针对性从姓氏、籍贯、丧葬地三方面讨论孝文帝改革推行之后的具体成效。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诏“定姓族”。本文在了解孝文帝姓氏改革方面的大体情况之后,重点讨论“帝室十姓”、“勋臣八姓”以及其他内入诸部族的姓氏汉化情况。所依托的材料主要是出土墓志。从胡族对姓氏改革的接受情况来看,孝文帝姓氏改革的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但这种高完成度的持续性却比较短。伴随着迁洛的完成,民众的籍贯情况也进入了北魏统治者的视野中。为打消“代迁户”等群体对旧都平城的眷恋,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强化新都根基,使得汉化政策更有利地推行与发展,孝文帝有计划地开展了对籍贯方面的变革。从胡族和汉族两大群体的籍贯改革情况可以发现,孝文帝此举促使社会逐渐接受地域身份的转变。而从籍贯改革引发的胡汉双方变更家族世系信息的行为来看,社会上出现了崇尚汉文化的风气,胡姓家族开始在家族世系中伪造、攀附汉人祖先。与之相呼应的,汉人士族也逐渐热衷于和胡族拉近关系,胡汉融合由此得以推进。孝文帝汉化改革除了对姓氏、籍贯加以要求和限制,对于南迁代人的葬地也有所安排。鉴于鲜卑与汉人对待丧葬一事的态度不尽相同,本章对两个群体分别展开研究。对于胡人来说,通过孝文帝政令的颁布,强制规定其必须葬于洛阳。因为有国家机器的强力推动,所以他们基本持接受的态度,能够听从朝廷的要求,遵守朝廷对洛阳葬区的规划。但同时也存在继续葬于代北的情形。对于汉人来说,受到葬地改革的影响,采取了死葬洛阳和死葬祖籍的“双墓地”变通措施,不过墓志中看,他们更倾向于祖籍墓地。从胡族和汉族的反映来看,孝文帝在丧葬地方面的改革虽然得以贯彻,但随着政令的放松、下层民众对改革的接受并不彻底,最终造成了民众执行过程中的往复与疏漏。不单单是丧葬地,对于姓氏和籍贯的改革也一样。孝文帝改革是为了在北魏社会推行汉化,从改革的整体实施情况而言,均被很好地执行接受。汉化政策以这些改革措施为媒介,被不断发展与深入。而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往复情况,也说明了汉化并不是一条单线发展道路。汉化并没有完全压过鲜卑化,汉文化与胡族文化相互对抗、相互融合,最后变成一个复杂的多元文化结合体。
吕璐瑶[8]（2020）在《唐代洛阳士人遗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代士人指受过教育、致力于入仕为官的男性。洛阳士人遗言即指葬于洛阳地区的士人的遗言。唐代洛阳士人的遗言内容包括多个方面,其中归葬、改葬类遗言、薄葬类遗言以及价值观类遗言是洛阳士人遗言中具有共性的内容。归葬和改葬遗言显示,士人出于对洛阳悠久历史的向往和优越现实条件的追求,会在徙家洛阳后在此建立新的家族墓园;此后,洛阳作为先茔所在地,让遵奉孝道伦理和家族观念的士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坚持完成归葬。洛阳士人的归葬和改葬遗言体现出其对洛阳的强烈认可,这种认可源于东都洛阳的丰富资源对士人家族“中央化”和身份“官僚化”所起的推动作用。洛阳士人的薄葬遗言显示,在唐代踰礼厚葬盛行的背景下,入殓衣服、棺椁、陪葬品和丧仪等在礼制规定中的权宜之处是士人观念中薄葬的具体体现。洛阳士人的个人观念、盗墓事件的警示作用和经济实力可能会促使士人临终遗言薄葬。面对高额的归葬费用,宦游士人可能会选择遗言薄葬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达成归葬诉求。唐代洛阳士人价值观类遗言包括自我评价、训子以及对墓志做出安排等内容。遗言显示,在生者世界与死后世界中,洛阳唐代士人群体的自我定位在大体迎合“官僚化”趋势的同时,仍具有个人特点,在社会普遍观念与个人之间达成平衡。上述三类遗言体现了唐代洛阳士人群体从家族、家庭再到个人面对“中央化”、“官僚化”趋势之下的社会变迁所做出的回应。唐代洛阳士人的个性遗言是士人经历和身份的体现;士人遗言与其妻子及处士、武人遗言的对比显示出士人身份的独特,完善了我们对唐代洛阳士人遗言的认识。
赵珊珊[9]（2020）在《山东出土北朝墓志书法研究》文中提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其中,北朝时期受墓葬风俗的影响下,墓志逐渐发展演变至成熟。随着清代碑学文化的兴起,墓志书法作为铭石类书迹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山东陆续不断出土诸多北朝墓志,因此成为研究山东北朝书法的一手资料。文章主旨在搜集山东出土北朝墓志数量资料的基础下,结合北朝的山东世家大族的地域因素与墓志、书法演变的发展过程,对出土墓志书法进行风格研究,进一步完善丰富山东出土北朝墓志书法审美价值与意义。分别以四个章节进行阐述,重点围绕山东出土墓志书法,讨论隶书、楷书、隶楷书风格演变与特征。其次,与摩崖、造像记、建康地区书法,通过对书法的结体、运笔、布局等分析、演绎和归纳其艺术面貌。关于北朝后期出现的书法复古风貌,本文试图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书法复古的因素,全面诠释山东出土墓志书法在南北朝书法史的价值与意义。
刘森垚[10]（2018）在《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 ——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文中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既是目前现状、也是历史过程。在华夏主体族群形成的汉朝与华夏中原政权疆域达到极值的唐朝之间的中古时期,其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族群的汇聚与融合正是“多元一体”生成历史上极为关键且鲜明生动的阶段。恰在汉唐之间,涌现出一类较为特殊的历史资料:墓志文献,其在勾勒历史细节、追索历史痕迹方面展现了很高的资料价值。以墓志文献为基本面,以西北边疆为着眼点,重新梳理和观察中古时期诸多族群汇聚与融合的历史、“多元一体”生成与扩张过程中的细节与痕迹,无疑是可行的学术通路。欲达到上述大目标,还需从两个具体且“相对”方面入手:第一,依靠胡族墓志所载之远近祖、卒葬地等信息廓清以尉迟、独孤、郁久闾等为代表的中古西北边疆胡姓的源起、迁徙、分布的流变情况,尤其是他们自身所体现出的胡族意识及其融于华夏认同中的历程。偏重的是胡族内迁场景下的文化性、社会性、自觉性。第二,凭借墓志中记载的涉及中古西北边疆的对外交往、职官设置、军事行动等信息,以点带面梳理中古时期中原政权经略西北边疆的尝试努力和成败细节。更关注的是“胡汉共同体”外扩时的军政性、国家性、进取性。鲜卑是连接草原霸主匈奴和突厥的中介,故先从鲜卑姓氏着手。自孝文帝以来的胡姓改汉姓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北周拓跋氏墓志所见的元魏宗室的改复旧姓,是宇文泰改制整军的举措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弱小的西魏实现了政权的安全和发展。源氏和吐谷浑氏,都是鲜卑大范围西迁的族群,又都因为较强的族群意识而专改他姓,当然最终都于盛唐时融入华夏。尉迟氏与早期鲜卑已有联系,“西方尉迟氏”与于阗尉迟无多大关系。对北朝隋唐尉迟墓志的再考察,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古时期尉迟一族的发展脉络及其身上所体现出的“边疆”元素、华夏认同以及“胡汉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与鲜卑相关但较为疏远的贺兰氏、成氏、彭氏也在其不断发展、迁徙的变化中深深打上了华夏化、中央化的烙印。汉唐间的独孤一族,其族名、氏名历久的延续性说明它本身带有中古中国的“边疆性”。“独孤”经历了由河西休屠到并州屠各,再到塞北独孤的发展之路,直至公元六世纪达到顶峰。以独孤信为代表的中古独孤氏身上具有的“边疆性”似乎正是对隋唐大帝国形成所作历史贡献的必然表现。不断内迁的柔然一族,以郁久闾氏为代表,也是在盛唐时从血缘和文化上一起完成了汉化。粟特安氏与米氏入华后在往复迁徙、汇聚互动中,其与华夏渐融。安氏后裔墓志信息所反映的追认黄帝的姓源拟构、高度的国家认同情怀,无疑是华夏文化包容度、东亚秩序长期有效的体现。北魏对西北边疆的拓展,是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墓志文献中反映的军镇长期设置和元魏宗室的历久镇守,都说明了中央政府对河西、西域等西北边疆的重视。由于内部不稳定等因素,北魏对西北边疆的经略缺乏内在的持续动力。当然,北魏的经略,尤其是西域校尉的设立,也为隋唐时对西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出土的数方墓志文献反映出隋代曾有“安西都护”之设。隋代“安西都护”的出现与隋炀帝、裴矩等人企图“掩吞秦汉”的西域经略有密切的联系,它的设立可能正是为了弥补裴矩离开西域之后此区域的高层权力真空。隋代“安西都护”与此区域内扮演重要角色的粟特人有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为其从幕后推动高昌“义和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墓志文献颇能对唐代西北边疆经略的细节进行考订。墓志所见唐代西北边疆的经略,始自关中西部,历经消灭和吸收边疆地区分散割据势力,最终持续经营西域,盛极一时。后有唐蕃鏊兵而双方未见高下。然而中原生变,陇右空虚,整个唐代的西北边疆经略随即付之东流,最后只能蜷缩回关中地区,其原因之一正是以“安史之乱”为表现的胡汉共同体的破裂。与此相反的是,在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北朝以来融合而成的胡汉共同体恰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总之,墓志所见中古西北胡姓流变及边疆经略,正可从内外两方面窥见中古胡族华夏认同的形成、西北边疆经略的细节,以及胡汉共同体为隋唐帝国形成、唐代极盛疆域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这也是在描述中古时期“多元一体”格局的成长性与稳定性、东亚秩序下边疆的旺盛生命力与整体安全度。借由梳理文献、观察历史而以史为鉴、知古审今,以期为当今的边疆文化安全、周边关系、边疆治理、边疆学的理论构筑提供可参考的信息。
二、试析古代墓志的家族世系文献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古代墓志的家族世系文献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高车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学术创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古代史家对高车历史的探究 |
| (二)20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三)国外史学家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第一章 高车的文献史料 |
| 第一节 高车基本史料辨析 |
| 一、《魏书·高车传》 |
| 二、《北史·高车传》 |
| 三、《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 |
| 四、《太平御览·四夷部二十二·高车》 |
| 五、《太平寰宇记·四夷二十三·北狄六·高车》 |
| 六、《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高车》 |
| 七、《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九·高车》 |
| 八、《通志·四夷传七·北国下·高车》 |
| 第二节 高车重要散见史料评介 |
| 一、《晋书》中的高车史料 |
| 二、《魏书》《北史》中的散见高车史料 |
| 三、《北齐书》中的高车史料 |
| 四、《资治通鉴》中的高车史料 |
| 第二章 高车的族名与来源 |
| 第一节 高车族名探析 |
| 一、“敕勒”为族自称,也是漠北各族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二、“高车”为族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三、“丁零”是两晋十六国以前的中原政权及南朝对敕勒族的称谓 |
| 第二节 高车来源述论 |
| 一、高车来源诸说 |
| 二、高车来源考察 |
| 第三章 高车的氏族、部落 |
| 第一节 高车“六种”与“十二姓” |
| 一、高车“六种” |
| 二、高车“十二姓” |
| 三、高车“六种”与“十二姓”关系探析 |
| 第二节 高车“六种十二姓”以外的氏族、部落 |
| 一、叱列氏(叱利氏、叱李氏、乜列氏) |
| 二、叱罗氏 |
| 三、豆陈氏 |
| 四、他莫孤氏 |
| 五、屋引氏 |
| 六、蛭氏 |
| 七、解拔氏(斛拔氏、贺拔氏) |
| 八、斛斯氏(斛薛氏) |
| 九、渴侯氏 |
| 十、高车氏、敕勒(力)氏 |
| 第四章 高车的社会、首领称号与军事特点 |
| 第一节 高车的社会状况 |
| 第二节 高车的首领称号 |
| 一、“莫弗”“莫何去汾”是高车人借用东胡系民族语词对其首领的称谓 |
| 二、“候娄匐勒”“候倍”是高车人自身所创的首领称号 |
| 三、“部帅”“渠帅”“大人”是中原史官对高车首领的称谓 |
| 第三节 高车的军事特点 |
| 一、借鉴匈奴的军事制度 |
| 二、号为天下名骑 |
| 三、作战勇猛且团结一心 |
| 第五章 高车的经济类型与文化习俗 |
| 第一节 高车的经济类型 |
| 一、畜牧业是主业 |
| 二、狩猎业是重要的辅助与补充 |
| 三、手工业附属于畜牧、狩猎业 |
| 四、交换贸易以朝贡为主 |
| 第二节 高车的文化习俗 |
| 一、原始信仰 |
| 二、语言文字 |
| 三、婚姻习俗 |
| 四、丧葬习俗 |
| 五、音乐及舞蹈 |
| 第六章 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及西域诸国的关系 |
| 第一节 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一、道武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二、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三、宣武帝及其以后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车与柔然的关系 |
| 一、漠北高车各部与柔然的关系 |
| 二、高车国与柔然的关系 |
| 第三节 高车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
| 一、高车与高昌的关系 |
| 二、高车与鄯善、焉耆、车师的关系 |
| 三、高车与嚈哒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2）4至8世纪回纥部落历史研究 ——以突厥回鹘语碑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突厥回鹘语碑铭与回纥前史研究 |
| 史料及研究成果 |
| 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第二突厥汗国时期(685 年—744 年) |
| 第一节 希内乌苏碑中突厥可汗统治的“整整五十年”时间段判定 |
| 第二节 骨咄禄时期的漠北局势 |
| 一、骨咄禄重返漠北时间考释 |
| 二、突厥统治回纥部落时间小考 |
| 第三节 691 年—741 年“整整五十年”间的漠北回纥部落 |
| 一、突厥碑铭中715—718 年的突厥与乌古斯之战 |
| 二、汉文史料中727 年甘、凉回纥叛乱 |
| 三、第二突厥汗国统治下的乌古斯(铁勒)—回纥小结 |
| 第四节 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的漠北地区 |
| 一、回纥可汗“第二次登位”的准确时间 |
| 二、磨延啜三碑中的回纥部落(741 年—744 年) |
| 三、铁兹碑中“真假可汗”新考 |
| 第二章 土拉河、鄂尔浑河时期(626 年—685 年) |
| 第一节 土拉河、鄂尔浑河时期(626 年—685 年)的推断由来 |
| 第二节 回纥部落统治核心地区的历史变迁 |
| 一、回纥部落统治中心的第一次变迁——薛延陀汗国灭亡(土拉河→鄂尔浑河) |
| 二、回纥部落统治中心的第二次变迁——唐平漠北之战(鄂尔浑河→土拉河) |
| 第三节 希内乌苏碑北面第三行的释读与吐迷度称汗时间考察 |
| 第三章 高车袁纥—韦纥时期(390 年—626 年) |
| 第一节 回纥早期部落的迁移历史(6 世纪) |
| 一、605 年的铁勒叛乱 |
| 二、汉文史料中6 世纪之前的回纥部落 |
| 三、西方视角下5—6 世纪的回纥部落 |
| 四、六世纪的早期回纥部落与“祖先统治八十年”的两种解读 |
| 第二节 回纥早期部落的迁移历史(4—5 世纪) |
| 一、“(?)(回鹘可汗)”“(?)(满足的统治了七十年)”两处辨析 |
| 二、西部高车与“bozoq”部落的迁徙 |
| 第三节 高车袁纥—韦纥时期的部落迁徙史 |
| 第四章 回纥部落时期历史研究总结 |
| 第一节 回纥历史分段研究小结 |
| 一、突厥汗国时期 |
| 二、土拉河、鄂尔浑河时期 |
| 三、高车袁纥—韦纥时期 |
| 第二节 回纥前史总结 |
| 附录 |
| 附录一:回纥部落全史(汉文史料线、突厥史料线) |
| 附录二:回纥大事纪年表 |
| 附录三:回纥部落的历史脉络和发展分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一) 传记的相关概念 |
| (二) 传记的分类 |
| 第一章 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 |
| 第一节 传记的特点 |
| 一、“当理切事”——记实性 |
| 二、明道——意旨性 |
| 三、艺术性 |
| 第二节 传记的发展脉络 |
| 一、先秦: 传记因素的萌芽时期 |
| 二、两汉: 史传的定型时期 |
| 三、魏晋南北朝:传记繁荣期的先声 |
| 四、唐代: 各体传记创作迎来繁荣期 |
| 五、宋元: 各体传记文继续发展并出现了新因素 |
| 六、明代: 传记文的新扬,市民传记兴起 |
| 七、清代: 传记文的再次繁荣 |
| 第二章 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 |
| 第一节 桐城三祖对传记文的认识 |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创作观念 |
| 一、合乎体例 |
| 二、选材与剪裁原则 |
| 三、笔法和行文要求 |
| 第三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分类及其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官吏形象 |
| 第二节 文人名士形象 |
| 第三节 市民形象 |
| 第四节 女性形象 |
| 一、对封建贞烈思想的超越 |
| 二、对礼教遵从的一面 |
| 第四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记实性与意旨性兼具 |
| 一、记实性 |
| 二、意旨性 |
| 第二节 史才 |
| 一、细节传神,白描手法 |
| 二、以文运事,合理想象 |
| 三、寓情于文,含蓄蕴藉 |
| 第三节 下语用字追求“雅洁” |
| 一、陈言务去,挖掘语言的表现力 |
| 二、简洁严谨的文风 |
| 第四节 文无定法 |
| 一、墓志铭、墓表、行状——主观色彩的加入与行文格式的突破 |
| 二、传、逸事——形式的创新 |
| 三、寿序——叙议结合 |
| 四、哀辞——主观感受的传达 |
| 第五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对不居史职的文人创作传记文的看法 |
| 第二节 思想内容上的不同侧重 |
| 一、方、刘、姚的思想基础比较——对“道”的认识 |
| 二、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
| 三、对中下层人的看法 |
| 第三节 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
| 一、语言 |
| 二、结构 |
| 三、风格 |
| 第六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承上情况 |
| 第一节 从文体学角度看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的接受 |
| 一、文体观——以“义法”说为核心 |
| 二、体貌特征——叙事干预的运用 |
| 三、语体特征 |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为文技法的学习 |
| 一、内容和意旨明确 |
| 二、追求阳刚之风 |
| 三、其他创作技法的承继 |
| 第三节 桐城三祖平凡人物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接受 |
| 一、“尚简” |
| 二、细节传神 |
| 三、日常题材中见深意 |
| 余论: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 ——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意义及研究思路 |
|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成果概述 |
| 三、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涉及漠北回纥兴起历程及回、唐关系史事的基本史料的简介与辨析 |
| 第一节 汉文史籍中涉及漠北回纥兴起历史的专条 |
| 一、《通典·回纥》 |
| 二、从《旧唐书·回纥传》看《唐会要·回纥》内容的形成 |
| 三、《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中的回纥专条 |
| 第二节 《旧唐书·回纥传》史料价值及其史源分析 |
| 一、抄自《隋书·铁勒传》 |
| 二、抄自苏冕《会要》 |
| 三、抄自其他史书 |
| 第三节 《新唐书·回鹘传》与《旧传》的对比 |
| 第四节 汉文史料中其他相关散见史料 |
| 一、《册府元龟》中的散见回纥史料 |
| 二、《资治通鉴》相关散见史料的价值 |
| 三、其他值得注意的汉文史料 |
| 第二章 隋唐之际回纥的初兴 |
| 第一节 菩萨与回纥崛起 |
| 一、菩萨的家族世系、继位的背景与时间 |
| 二、菩萨与薛延陀结盟 |
| 三、菩萨与十姓回纥联盟 |
| 第二节 回纥等部与唐朝、薛延陀汗国的三角关系 |
| 一、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唐朝、薛延陀汗国与漠北诸部间的微妙态势 |
| 二、贞观十三年后的唐朝、薛延陀及回纥等部间的博弈 |
| 三、回纥与唐朝初期的交往 |
| 第三章 唐朝羁縻漠北各族时期回纥部的历史发展—以回纥首领政治活动为线索 |
| 第一节 吐迷度时代回纥与唐朝的关系 |
| 一、吐迷度在漠北历史地位的变化 |
| 二、吐迷度之死以及此后回纥与唐朝关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回纥逐步脱离唐朝的羁縻统治 |
| 一、回纥南迁及其历史背景 |
| 二、药罗葛氏护输北返 |
| 三、漠北回纥与唐朝由羁縻关系转变为宗藩关系 |
| 四、简析唐朝丧失对漠北回纥羁縻统治 |
| 第四章 安史之乱后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中的几个问题 |
| 第一节 回纥“十一都督”考辩 |
| 一、“内九族”“外九部”之说商兑 |
| 二、关于中原史料中“九姓”“十一都督”记载的史源探讨 |
| 三、从“胡禄都督”看广德元年受封的回纥汗国都督数量 |
| 四、“十一都督”说形成过程刍议 |
| 第二节 回纥改名回鹘原因新探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关于“回纥”字义与绢马贸易 |
| 三、关于《旧传》出现元和四年回纥改名记载原因之蠡测 |
| 第三节 从“群胡辅以强”看回、唐贸易对于回纥汗国兴盛的重要性 |
| 第四节 漠北回纥兴起历程的终结 |
| 结语——回纥兴起的更广阔时空背景 |
| 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今人着作 |
| 三、相关论文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5）北宋真定贾氏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宋代家族史的研究现状 |
| (二)真定贾氏家族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真定贾氏家族概况 |
| 第一节 真定贾氏的源流 |
| 第二节 真定贾氏的迁徙 |
| 第三节 真定贾氏的世系 |
| 第二章:真定贾氏家族的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真定贾氏的发迹 |
| 第二节 真定贾氏的崛起 |
| 第三节 真定贾氏的鼎盛 |
| 第四节 真定贾氏的延续 |
| 第三章:真定贾氏家族的婚姻与交游 |
| 第一节 真定贾氏的婚姻网络 |
| 第二节 真定贾氏的交游关系 |
| 第四章:真定贾氏家族的家风与着述 |
| 第一节 真定贾氏家族的家风 |
| 第二节 真定贾氏家族的着述 |
| 第五章:真定贾氏家族的衰落 |
| 第一节 真定贾氏在南宋的情况 |
| 第二节 真定贾氏的衰落过程 |
| 第三节 真定贾氏的衰落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真定贾氏家族部分成员墓志拓片 |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两次入援的宣大将士 |
| 第一节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周弘谟、任自强、高策、宋大斌诸将考 |
| 附: 史儒考 |
| 第二节 “丁酉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一 统帅与诸将领简况 |
| 二 闻名疆场“四鞑将”:解生、颇贵、摆赛、杨登山 |
| 附: 牛伯英、柴登科考 |
| 第三节 宣大将领的来源与族属探赜——兼谈明代的“蕃将”现象与特色 |
| 第二章 宣大将士援朝战史考析 |
| 第一节 宣大将士在壬辰战争中的表现与评价 |
| 一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二 “丁酉再乱”中的宣大将士 |
| 第二节 宣大将士作战的特点与成因简析 |
| 第三章 壬辰战后宣大将士后裔与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战后留在朝鲜的宣大将士后裔及其文化传承问题 |
| 第二节 留居雁北与塞上的宣大将领家族个案分析 |
| 第三节 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形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从墓志所见姓氏籍贯葬地看北魏孝文帝改革成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对象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孝文帝改革研究 |
| (二)北魏墓志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北魏墓志所见孝文帝姓氏改革完成情况 |
| 第一节 孝文帝定姓族 |
| 第二节 墓志所见胡姓之汉化 |
| 一、“帝室十姓” |
| 二、“勋臣八姓” |
| 三、其他鲜卑姓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北魏墓志所见孝文帝籍贯改革完成情况 |
| 第一节 北魏谱牒概述 |
| 第二节 “河南洛阳人”——“代迁户”籍贯改变 |
| 一、胡人籍贯书写 |
| 二、胡人世系记载 |
| 第三节 北魏汉人籍贯与家族世系 |
| 一、汉人籍贯书写 |
| 二、汉人世系记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北魏墓志所见孝文帝丧葬地改革完成情况 |
| 第一节 北魏迁洛前后的丧葬之制 |
| 一、北魏前期的丧葬制度 |
| 二、迁洛后北魏丧葬制度 |
| 第二节 旧都与新都 |
| 一、“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以洛阳为中心的墓葬分布 |
| 二、葬于旧都——归葬地为平城的墓葬情况 |
| 第三节 汉人士族葬地情况 |
| 一、弘农杨氏 |
| 二、陇西李氏、上谷寇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北魏墓志载乡邑、世次、卒日、葬日、卒地、葬地表 |
| 致谢 |
（8）唐代洛阳士人遗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目标与研究资料、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唐代洛阳士人归葬、改葬类遗言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士人归葬遗言研究 |
| 一、洛阳士人归葬遗言概况 |
| 二、唐代洛阳士人归葬遗言与其归葬原因 |
| 三、归葬遗言写入墓志的目的 |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士人改葬遗言研究 |
| 一、洛阳士人改葬遗言概况 |
| 二、遗言所见唐代士人改葬洛阳的原因 |
| 三、关于国子祭酒致仕杨宁家族改葬洛阳的个案考察 |
| 第三节 洛阳的重要意义与故乡的“转移” |
| 一、洛阳之于士人的重要意义 |
| 二、后“中央化”时代的士人归葬 |
| 第二章 唐代洛阳士人薄葬类遗言研究 |
| 第一节 洛阳士人薄葬遗言概况 |
| 第二节 从遗言看洛阳士人眼中的薄葬 |
| 一、对入殓衣服的要求 |
| 二、对棺椁的要求 |
| 三、对陪葬冥器的要求 |
| 四、对丧仪的要求 |
| 第三节 洛阳士人遗言薄葬的原因 |
| 一、个人性格习惯与效仿先贤 |
| 二、盗墓对洛阳士人丧葬观念的影响 |
| 三、经济能力不济 |
| 第四节 个人与家族之间:洛阳士人的薄葬遗言与归葬 |
| 一、归葬对薄葬的影响 |
| 二、宦游、归葬与遗言薄葬 |
| 第三章 唐代洛阳士人价值观类遗言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士人自我评价、训子类遗言研究 |
| 一、洛阳士人自我评价、训子类遗言概况 |
| 二、洛阳士人自我评价、训子类遗言内容研究 |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士人墓志事宜遗言研究 |
| 一、指定墓志撰写人遗言研究 |
| 二、洛阳士人自为墓志铭研究 |
| 第三节 洛阳士人在生死两界中的自我定位 |
| 一、向生:“士人”的自我定位与期许 |
| 二、向死:黄泉路上的“名片”制作 |
| 第四章 唐代洛阳士人遗言的特征 |
| 第一节 洛阳士人个性遗言研究 |
| 一、孝道观念与年轻士人遗言 |
| 二、安史之乱与士人遗言 |
| 三、其他个性士人遗言 |
| 第二节 洛阳士人遗言对比研究 |
| 一、洛阳士人夫妻遗言 |
| 二、洛阳士人遗言与处士遗言 |
| 三、洛阳士人遗言与武人遗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山东出土北朝墓志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山东出土北朝墓志概况 |
| 第一节 北方士族与北朝社会文化环境 |
| 第二节 墓志的演变与北朝墓志 |
| 第三节 山东出土北朝墓志的发展与分布 |
| 第二章 山东出土北朝墓志书法风格与特征 |
| 第一节 北朝隶书墓志书法 |
| 第二节 北朝楷书墓志书法 |
| 第三节 北朝隶楷书墓志书法 |
| 第三章 山东出土北朝墓志书法与其他魏碑书法比较 |
| 第一节 山东北朝墓志与摩崖刻经 |
| 第二节 山东北朝墓志与造像记 |
| 第三节 山东北朝墓志与建康地区墓志比较 |
| 第四章 山东出土北朝墓志书法的价值及意义 |
| 第一节 山东出土北朝墓志的文献价值 |
| 第二节 山东出土北朝墓志的艺术价值 |
| 第三节 墓志书法与复古现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 附录 |
（10）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 ——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视角与视阈 |
| (一) 文献·文本·文献学 |
| (二) 边疆·经略·西北部 |
| (三) 胡人·姓氏·墓志铭 |
| (四) 安全·认同·中古期 |
| 三、综述与反思 |
| (一) 有关中古胡族碑志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二) 有关中古胡族姓氏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三) 有关中古胡族认同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四) 有关中古西北经略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四、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拓跋近支的姓氏流变与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拓跋氏 |
| 一、北周的“拓跋墓志” |
| 二、墓志所见北周拓跋的来源与分布 |
| 三、改易胡姓与政权安全 |
| 第二节 源氏 |
| 一、源氏墓志及其郡望流变 |
| 二、源氏支脉与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吐谷浑氏 |
| 一、《吐谷浑玑墓志》相关问题 |
| 二、吐谷浑墓志及其地域认同 |
| 第四节 尉迟氏 |
| 一、大非川与“西方”尉迟 |
| 二、中古尉迟氏墓志考述 |
| 三、余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鲜卑旁系的迁徙、嬗变与融合 |
| 第一节 贺兰氏 |
| 一、贺兰墓志 |
| 二、迁徙与分布 |
| 第二节 成氏与彭氏 |
| 一、成氏墓志 |
| 二、彭氏墓志 |
| 第三节 独孤氏 |
| 一、独孤信一支世系 |
| 二、从屠各到独孤 |
| 三、休屠与屠各 |
| 四、余论 |
| 小结 |
| 第三章 内迁柔然、粟特的祖先认同与迁徙分布 |
| 第一节 茹氏 |
| 一、“茹”与“如”之辨析 |
| 二、茹氏墓志及其迁徙 |
| 第二节 郁久闾氏 |
| 一、郁久闾氏与齐鲁地区 |
| 二、《闾子璨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
| 第三节 安氏 |
| 一、《安威墓志》及其相关问题考略 |
| 二、中古粟特安氏之动向与认同 |
| 三、余论 |
| 第四节 米氏 |
| 一、《米仁庆墓志》《米钦道墓志》相关问题 |
| 二、粟特米氏迁徙与认同 |
| 小结 |
| 第四章 北魏隋代西北边疆的进取与经营 |
| 第一节 胡族墓志所见北魏西北边疆的经略 |
| 一、《沮渠封戴墓表》与北魏平定凉州 |
| 二、《鄯乾墓志》与北魏进军西域 |
| 三、《鄯月光墓志》《于仙姬墓志》相关问题 |
| 四、元魏宗室墓志与北魏西戎校尉 |
| 第二节 胡族墓志所见隋代西北边疆的经略 |
| 一、安西都护的设置背景 |
| 二、安西都护与初期公务 |
| 三、安西都护与义和政变 |
| 四、余论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前期西北边疆的经略与拓展 |
| 第一节 胡汉墓志所见唐代降服河右的进展 |
| 一、平定陇右: 以《陈察墓志》《史索岩墓志》为切入点 |
| 二、镇抚河西: 以《杨恭仁墓志》《牛进达墓志》为切入点 |
| 第二节 胡汉墓志所见唐代挺进西域的历程 |
| 一、攻占高昌: 以《侯仁恺墓志》为切入点 |
| 二、《元武寿墓志》《康子相墓志》相关问题 |
| 三、拓展西域: 以《阿史那忠墓志》《曹钦墓志》为切入点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试析古代墓志的家族世系文献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车历史研究[D]. 王石雨.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4至8世纪回纥部落历史研究 ——以突厥回鹘语碑铭为中心[D]. 刘晓恒. 兰州大学, 2021(02)
- [3]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4]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 ——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D]. 吴飞.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北宋真定贾氏家族研究[D]. 李亚辉. 河北大学, 2020(08)
- [6]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D]. 徐成. 山东大学, 2020(09)
- [7]从墓志所见姓氏籍贯葬地看北魏孝文帝改革成效[D]. 姚瑜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8]唐代洛阳士人遗言研究[D]. 吕璐瑶. 兰州大学, 2020(01)
- [9]山东出土北朝墓志书法研究[D]. 赵珊珊. 上海大学, 2020(04)
- [10]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 ——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D]. 刘森垚.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