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务·零部件·设备(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冒小栋[2](2021)在《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高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高铁经济学主要着眼于研究高铁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高铁经济效应的研究是高铁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内容和组成部分,高铁效应的评价理论、评价体系、评价方法等基本上以定性为主,缺乏一个系统、全面、定量评价高铁效应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的高铁经济效应评价研究是对高铁经济学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对进一步提升中国高铁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基于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从界定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识别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开始,通过设计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构建并实现了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表、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高铁经济国际收支平衡表、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表等核算表的编制和分析。从而全面反映了高铁经济活动的运行数量特点、数量规律,客观评价了高铁经济总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及乘数效应等,论文研究主要结论有:(1)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是全面、系统反映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有效工具。卫星账户用来衡量打破SNA中心框架的现有行业分类或产品分类之后重新组合形成的如高铁经济等特定领域、主题或部门的规模和贡献的数据系统,将卫星账户原理运用到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评价之中正好发挥了卫星账户可以解决行业统计口径不全的问题,全面描述高铁经济的生产过程、资金来源及流向、投入与产出关系、收入分配与使用等相关问题。利用卫星账户原理构建的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可以说是最为理想、系统、全面和有效的分析和评价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工具。(2)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为7个大类,有33个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行业大类相对应的特有产业,分布在43个与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153部门)相对应的部门中。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为“高铁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高铁线路建设及服务”“高铁运输设备”等7个大类,23个中类,60个小类。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目录中有货物21种,服务39种;有22种特征产品、38种关联产品。高铁经济特有产业可以分为“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等共计33个。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布在“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品”“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玻璃及玻璃制品”等43个与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153部门)相对应的部门中。(3)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核算由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核算、高铁经济进出口核算四部分组成。核算表之间的一些平衡项对应着高铁经济总产出、高铁经济增加值、高铁经济最终消费支出、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高铁经济进口额和出口额、高铁经济最终支出、高铁经济就业人数等一些重要经济总量。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是为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提供数据来源,是编制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核算表的基础,按照153产品部门分类的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中间产品矩阵为196?196方阵。(4)2018年高铁经济增加值为2,422.09亿元,占GDP比重为0.26%。收入法计算的高铁经济增加值与生产法计算结果一样,其中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占比分别为58.31%、10.04%、16.72%、14.92%,支出法计算的高铁经济增加值显着大于生产法和收入法。固定资本形成总额4112.09亿元、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18.35亿元、就业人数为1,423,561人。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为276.65亿元,进口额为158.30亿元,进出口差值(净出口)为118.35亿元。(5)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稍高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水平,感应度显着低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水平。43个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系数取值范围为0.3657~1.5255之间,影响力大于1的部门主要来自制造业、建筑业,影响力小于1的部门主要来自服务业,平均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系数为1.0290,稍稍高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产品部门影响力。感应度系数取值范围为0.000~1.1855之间,只有“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互联网和相关服务-G”3个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大于1,其他40个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均小于1,平均高铁经济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为0.4346,显着低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产品部门感应度。(6)高铁经济具有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特点,“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等6个产品部门可作为高铁经济优先发展的产品部门。高铁经济与全社会国民经济相比,中间投入率高出约6个百分点,增加值率低了近6个百分点,单位中间投入创造的增加值低了近14个百分点。从支出法增加值相关比例系数看,高铁经济与全社会国民经济相比差异较大,最终消费率(消费率)低了约3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投资率)高了约40个百分点,净出口率高了近2个百分点。“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互联网和相关服务-G”等6个产品部门作为高铁经济优先发展的产品部门。(7)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总产出15283.22亿元,完全居民收入2285.36亿元,分别为高铁经济总产出的1.95倍,为直接高铁经济劳动者报酬的1.62倍。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产出乘数为2.9553,差距较大。简单产出乘数效应最高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部门,最低的主要是服务业产品部门。“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服务-G”等完全总产出最大的5个部门占全部完全总产出比例高达85.00%。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收入乘数为0.4540,收入乘数效应最高的前10个产品部门全部是服务业产品部门,最低的10个产品部门全部是制造业产品部门。高铁经济43个产品部门I型收入乘数效应呈现出与产出乘数效应相类似、与简单收入乘数效应相反的特点。(8)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就业人数是高铁经济就业人数的3.44倍,占2018年全国就业人数比例为1.35%。高铁经济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就业乘数为0.1150,差异较大,各产品部门就业乘数效应呈现出与产出乘数效应相似的特点。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就业人数为4,897,457人,是高铁经济就业人数1,423,561人的3.44倍,占2018年全国就业人数比例为1.35%。(9)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增加值4985.71亿元,为高铁经济增加值的2.06倍。43个高铁经济产品部门简单增加值乘数均为1,平均I型增加值乘数为3.9099。各产品部门I型增加值乘数差异较大,呈现制造业产品部门高、服务业产品部门低的特征。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增加值为4985.71亿元,是生产法和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的2.06倍,比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多出158.30亿元。
关蕾[3](2021)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边经济的贸易体制开始推动,贸易壁垒和投资限制逐步减弱,国际贸易自由化,同时资本要素、劳动要素、技术要素等流动性增强,生产逐渐突破国境。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把设计、研发、销售、售后服务等高增加值环节留在发达国家内部,把生产、加工、组装等低增加值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整个生产呈现“微笑曲线”的形态,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形式也由此形成。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的变化,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理解国际分工及相关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融入国际分工过程,成为全球经济中不能忽略的重要经济体。中国凭借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上具有的优势而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环节,成为许多跨国公司外包制造业务的头号供应商。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了解和定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对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根据WIOD世界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采用WWZ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将制造业出口分解为16部分,从中间品贸易、贸易增加值、垂直专业化三个维度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多维测度,并计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指数进行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国际比较和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对比。再将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重要的解释变量,研究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中间产品进口比重大于出口比重,但中间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中间品进口的速度,中国制造业作为中间产品供应者的角色正在逐步增强,而作为中间产品使用者的角色正在逐渐减弱。(2)国内增加值率显着高于国外增加值率,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中,最终品出口比例最高。中国制造业的后向垂直专业化率高于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参与全球价值链下游环节较多。(3)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低于后向参与度,但是近年来前向参与度上升、后向参与度下降,中国制造业的地位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转向上游。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排在美国、日本之后,印度、墨西哥之前,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稳步上升,甚至于2014年赶超日本。(4)中国低、中技术行业制造业较高技术行业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高。以劳动力和原材料为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地位较高,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较低。(5)资本存量与从业人数比值、国家资本、盈利企业数与企业总数的比值均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行业总产值、全球价值链参与长度度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明显抑制作用。明确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需要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通过政策引导,环境支持,提升创新能力和研发强度,大力培养技术性人才等措施来促进中国制造业改革,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李保元[4](2020)在《M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物流系统仿真与优化研究》文中提出生产物流是生产活动的重要支撑,但生产物流长期以来被企业所忽视,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导致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企业试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内部生产物流管理方面拓展新的利润空间。本文针对M公司以增加生产线的方式,实现扩产增效进程中所出现的物料搬运路径总距离过长、搬运工具利用率低以及路线交叉点过多的问题,展开对生产物流系统的优化研究,以丰富生产物流领域的研究内容,同时为企业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参考。从车间布局设计的角度,在总结对生产物流及物料搬运、车间布局设计以及物流系统仿真相关文献和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对M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物流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基于系统布局设计(SLP)对车间布局规划的结果,采用在搬运系统分析(SHA)中融入集合理论的分析方法以物料分类为基础、物料移动分析为主要内容,对物料暂存区位置进行布置,得出两个初步优化方案。通过Flexsim仿真分析,一方面验证了提出的优化方案能够改善M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物流的现状,另一方面筛选出了最终的优化方案。与原方案相比,在车间布局方面最终优化方案压缩了员工休息区,增设为蒸发器暂存区;调整线端通道3和压缩机暂存区的位置,减少承重柱所占用通道的搬运工具流量;拉近了具有连续性作业功能区之间的距离,并把相关区域增设为冷凝器暂存区。在生产物流方面最终优化方案的总产量相较于原方案提高了8%;相应物料搬运路线总长度缩短了14.4%;搬运工具利用率中的平均等待时间压缩了31.87%,空载运行率降低了48.17%;搬运路线交叉点数量减少了30.21%。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车间布局规划和物料管理分别采用系统化策略、精细化策略的车间生产物流管理建议。
谭秀娟[5](2020)在《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能力逐渐成为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主要驱动力。地方政府通过制定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促进本地科技创新和产业经济的发展,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对于科技创新活跃度和产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反映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源流向扶植产业的方向和聚集的程度。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珠三角九市的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对相关主体的科技创新活跃度和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扩散效应,从而更有利于形成区域协同创新格局,以及共同打造引领全国、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地。本文主要以珠三角九市2014-2018年期间有效执行的230份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为样本数。一方面通过文本量化的方法,从政策的有效执行时间、颁布主体、补贴对象和补贴方式等四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频数统计和量化分析。由于不同的分类维度中存在交叉和重叠,因此形成一个多维度、多序列、多层次的相互关联的网络关系。通过这个网络关系反映出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的颁布情况、补贴政策的作用点、不同城市对科技创新补贴的范围及组合的偏好,以及科技创新补贴方式的合理性等内容。另一方面,以政策文本数量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对产业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活跃度的影响。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冯思远[6](2020)在《V公司中央仓库的可拓系统布置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因经济的持续低迷,所以制造型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变得日益迫切。在供应链管理中,物流设施规划在企业运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针对企业物流设施规划的创新性系统布置设计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主要将可拓创新方法与系统布置设计方法(SLP法)相结合,以V公司中央仓库系统布置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为研究对象,获得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较优策略,并形成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可拓系统布置设计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根据SLP法和EIQ(订单品项、数量和订货次数)分析法得到V公司中央仓库的物流基本数据,并由此得到物流-功能区相互关系和各功能区面积相互关系。结合V公司实际情况对中央仓库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确定矛盾问题。本文主要解决V公司RM(原材料)进仓的不相容问题和设施空间需求的对立问题。2.利用可拓策略生成方法来研究RM进仓流程中的不相容问题。首先建立不相容问题的原问题模型和核问题模型,其次利用关联函数和综合关联函数,建立问题的相容度函数以判断问题的不相容程度,再次利用相关分析与发散分析拓展出解决问题的路径,最后通过可拓变换得到解决不相容问题的多种策略,并利用相容度函数筛选出解决该问题的可拓策略。3.利用转换桥方法来研究总面积不能同时满足功能区和通道区面积需求的对立问题。首先对目标进行蕴含分析,其次对条件实施可拓变换,最后构建连接-分隔式转换桥和分隔-连接式式转换桥来解决对立问题。4.通过排列组合,将不相容问题的可拓策略集与对立问题的可拓策略集组合得到综合策略。确定技术、经济和社会三个层次的衡量指标,根据专业知识和专家意见,确定各级衡量指标的权系数并建立指标的关联函数。利用多级优度评价的方法,得到可拓系统布置设计的较优策略。最后将较优策略进一步细化为V公司中央仓库的可拓系统布置设计方案。5.总结出能够适用于中小型企业的可拓系统布置设计的一般方法与流程。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首次将可拓创新方法与SLP法相互结合,形成一种更加适用于现实条件的新方法。现有SLP法在企业实际使用中会被现实的矛盾问题限制,普适性不强。SLP法在创新性上,受到设计者个体差异的影响,导致创新性不够。可拓创新方法是用形式化、定量化相结合来解决矛盾问题。可拓创新方法与SLP法相结合得到的可拓系统布置设计方法,既有SLP法的严谨性,又有可拓创新方法的创新性。可拓系统布置设计法既丰富了系统布置设计研究的方法,也拓展了可拓创新方法的应用领域。2.本研究获得的可拓系统布置设计方法是从SLP法出发,根据V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矛盾问题。通过研究形式化和定量化相结合的可拓策略生成方法和转换桥方法得到能同时解决系统布置设计中不相容问题和对立问题的综合可拓策略,这个策略具有高效性和针对性。通过V公司的案例分析,也显示了此种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蒋子浩[7](2020)在《风电产业创新政策有效性分析及调整时机识别》文中认为风电是目前我国综合应对增长压力、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长期战略选择。然而,从产业发展现实看,我国风电产业正面临严峻发展瓶颈。为了鼓励风电产业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发展瓶颈进而获得后发优势,我国政府自1994年起连续发布一揽子风电产业创新政策,涉及财税抵免、质量认证、人才培养、公共采购、技术监管等几个方面。随着政府政策的持续加大投入,风电产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壁垒却始终难以突破。那么,如何进一步提升风电产业创新政策有效性和针对性,是提升我国风电产业创新程度和创新质量的关键,也是我国风电产业摆脱国际产业分工中低端环节,加快产业经济从要素驱动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的重要方式,因此亟需从理论破解。本研究在广泛梳理相关理论和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基于134家风电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考量一系列企业创新特征指标将风电企业划分为10类;随后系统梳理和量化我国部委及以上级别部门2006-2017年间发布的235项风电产业创新政策,实证分析风电产业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效果;最后研究了各类产业创新政策效果的时间边界,进而确定了不同创新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旨在为发挥创新政策最佳效能、提高创新政策最大效率及改善风电产业创新绩效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帮助。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产业的视角看,各类产业创新政策力度均对风电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其中经济政策力度贡献最大、规制政策次之、柔性政策最小。(2)各类产业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风电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政策对技术创新型原材料加工企业和技术稳定型风力发电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对技术稳定型零部件制造企业和技术稳定型输变电设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负向影响;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型原材料加工企业、技术创新型零部件制造企业以及技术稳定型风力发电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对技术稳定型输变电设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柔性政策对技术创新型原材料加工企业、技术创新型零部件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型及技术稳定型风力发电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对技术稳定型输变电设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负效应。(3)不同创新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因企业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对技术创新型原材料加工企业而言,经济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为第1期、规制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为第5期、柔性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为第8期;对技术创新型零部件制造企业而言,规制政策和柔性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均为第1期;对技术稳定型零部件制造企业而言,经济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为第1期;对技术稳定型输变电设备制造企业而言,经济政策和规制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均为第1期、柔性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为第2期;对技术创新型风力发电企业而言,经济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为第1期;对技术稳定型风力发电企业而言,经济政策和规制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均为第1期,而柔性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为第1期或应该长期保持稳定。综上而言,各类产业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风电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有所差异,不同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也不尽相同,因此根据企业创新特征,适时制定和调整产业创新政策,鼓励、支持、引导风电企业科学发展,是改善风电企业创新绩效的必要前提,也是我国风电产业发挥技术追赶效应的关键。本研究系统解析了产业创新政策对风电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的时间边界,进而识别了不同创新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期。不仅丰富了现有创新政策相关研究内容,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我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特点和竞争力,同时对于类似从宏观到微观的复杂过程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思路借鉴和理论参考。该论文有图40幅,表32个,参考文献410篇。
张静溶[8](2019)在《A公司D零部件仓库货位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市场对服务器的需求非常旺盛,整个服务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更好更快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就对服务器生产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出了更高的要求。仓库是生产制造企业的物料流动非常频繁的场所,仓库的运作效率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而拣货作业是影响仓库运作效率的关键因素,占整个仓库作业时间的40%,因此,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提高拣货效率是非常必要的。合理的货位分配是提高拣货效率的一项有效措施,所以,本文针对A公司D零部件仓库的货位分配题进行研究。本文以A公司D零部件仓库为背景,对D零部件仓库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部分货架稳定性差、拣货做功多、零部件货损成本高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货位的分配不合理,需要通过对该仓库进行货位优化来解决这些问题,提高仓库运作效率。由此根据D零部件仓库的具体实际情况,设计了合理有效的货位优化方案,首先确定了仓库的存储策略,然后,结合D仓库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先分区再对各个区进行货位优化的两阶段解决思路,综合考虑零部件自身特性和出库性,建立了以成本最低为目标的的货位优化模型,并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最终的货位分配方案,最后对优化后的方案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相对原来的的货位分配方案,优化后的方案效果显着,证明了该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最后,对本次课题做出了总结以及展望。图9幅,表23个,参考文献52篇。
张宏伟[9](2019)在《服务贸易限制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制造业生产流程分散在世界各地,制造业价值链更加依赖于离岸外包服务或服务的国际采购,服务业在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制造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到服务,服务在制造业价值链中起到关键的协调作用。但是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对服务贸易存在限制,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服务贸易限制程度又有所增加,导致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不会得到进一步改善,使得国内制造企业的生产力和出口竞争力无法得到进一步提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介绍了 STRI和RI指标的构建方法,阐述了在全球价值链下服务贸易限制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STRI和RI指标实证研究了对制造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中间品出口没有受到服务贸易限制(STRI)的影响,而资本品出口、消费品出口受到服务贸易限制的显着负面影响。其中,对于资本品出口,录音、铁路运输、建造、电影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法律、保险、建筑设计、海洋运输等服务行业的影响较弱;电视和通讯设备、办公室、会计和计算设备、医疗,精密和光学仪器等行业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对于不同种类的消费品出口,运输服务、广播、电影、保险、会计等对初级品出口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食品,饮料和烟草、基本金属、汽车,拖车和半挂车也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运输服务、金融服务、建造、广播等对半成品出口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基本金属、汽车,拖车和半挂车等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计算机、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建造、分销等对耐用品出口存较强的负面影响,办公室,会计和计算设备、广播,电视和通讯设备、医疗,精密和光学仪器、其他运输设备也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电信、计算机、海洋运输、建造等对非耐用品出口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办公室,会计和计算设备、医疗,精密和光学仪器、广播,电视和通讯设备、其他运输设备也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综上所述,不同服务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均对制造业出口存在负面影响,其中,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电信等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服务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开放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制造业服务化的必要途径,可以满足制造业的改造升级的需求。
田孟[10](2019)在《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文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额呈现持续较快地增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Gloal Value Chains,GVC)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各国更加认识到制造业的关键作用,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双向挤压”。与此同时,由于不合理的统计方法,中国制造业出口被高估,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摩擦愈来愈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大谈“中国威胁论”。正在重构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使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考验。那么,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地位?中国制造业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如何?是处于控制地位还是处于被控制地位?是否已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威胁?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针对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方法不同,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有的相同、有的相似、有的甚至相反。本文认为,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不但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详实的数据,还应该基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综合全面地考评。不能仅根据出口总量的多少,而应充分考虑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获利情况、在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参与方式,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鉴于此,本文根据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WIOT),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依次递进地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技术含量视角四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所处地位进行系统的刻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基于以上研究思路,论文共包括7章,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已有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对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和梳理。主要包括: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理论、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概念和基本模型。第3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就是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经济学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认识最早也开始于对中间品贸易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本章在跨国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来检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间品进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第二部分是从中间品出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中间品的来源地以及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的目的地进行分析,找出哪些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又流向了哪些国家和地区;同时,对比分析中国作为中间品供应者的作用和作为中间品使用者的作用,是前者大于后者,还是后者大于前者;中国是否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总之,通过中间品的关联分析,对中国制造业与其贸易伙伴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中的地位进行衡量。第4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碎片化”,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问题,仅凭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值已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一国的真实对外贸易情况,需要从增加值的角度来核算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实际获利情况。出口增加值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反映一国出口的获利能力,也能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此,本章在第3章中间品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值的分解,从增加值的视角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出口总值中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其次,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进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进口总值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然后,根据对制造业进口总值和出口总值的分解结果,分别计算海关统计口径下和增加值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净额,找出两种核算口径下净出口的差额,科学地衡量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最后,对影响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第5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在上一章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研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方式及参与程度。通过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来探究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究竟是以哪种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国际比较。第6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及所处的地位,除了要衡量其出口获利能力、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还应该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制造业只有具备了持续的竞争能力,才能具有控制整个价值链的能力,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大环境下,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本章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基于生产工序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以及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并与美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对比。最后,对影响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找出影响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关键因素,为制定政策和对策提供理论依据。第7章:结论与展望。主要就整篇论文的研究结论做一总结,并说明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概括而言,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从中间品贸易视角来看,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进口以中间品为主,出口则以最终品为主,表现出鲜明的加工贸易特征,说明中国制造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不过,从变化趋势上来看,中间品出口的比重在逐渐上升,最终品出口比重在逐渐下降,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从细分行业看,对进口中间品依赖程度最高的是计算机光电行业,出口中间品最多的也是该行业。我国中间品进口主要来源地(国家或地区,下同)为: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则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台湾。(2)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看,以2009年为转折点,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下降后持续上升”的“V”形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在不断提高;虽然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不断增长的盈利能力表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日益提高。通过对海关统计口径下和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进行测算及对比发现,海关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被远远夸大了,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的净出口额远远小于海关统计口径下的净出口额。对2000-2008年和2009-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2000-2008年,最终品出口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中间品出口则成为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相比于2000-2008年,技术进步对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数量对促进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减弱。(3)从参与方式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目前主要还是以后向参与为主,但前向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后向参与度在不断降低,说明中国正在由后向关联逐渐向前向关联转变。加之进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出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逐渐地从使用中间品的基地向提供中间品的基地转变。(4)从技术含量的视角来看,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均表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说明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在不断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加强,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低端向技术中高端攀升,虽然与美国和日本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明显表现出向美日两国逐渐收敛的趋势。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主要因素是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总体说来,中国制造业无论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还是技术含量视角,均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盈利能力正在提高,参与方式也正在由后向关联向前向关联转变,技术竞争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表现出向价值链中高端不断爬升的趋势。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多角度、多方位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目前学者们多从一个角度或两个角度来研究一国或部门参与GVC分工的程度,再加之使用方法的不同,数据来源的不同,使得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难以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本文从依次递进的四个方面---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以及技术含量视角,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综合评价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得到的结论更为客观、公正和全面。(2)采用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延长了考察期的时间跨度,提高了研究的时效性,能够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新态势。不但可以对比分析入世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而且能够观察中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对外贸易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新态势。通过对此期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程度的研究,可以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所确定的任务和目标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3)不同于其他学者仅侧重于对贸易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本文不但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总值中所包含的国内和国外增加值,而且还测算了制造业进口总值的国外及国内增加值部分。在此基础上,将海关统计口径与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中国制造业的净出口值进行对比。通过分析,一方面可以说明由于存在着“重复”计算,传统海关贸易统计数字夸大了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不再是双边的,而是多边的,除贸易双方之外,还有许多间接的受益者。(4)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变动和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相对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及其他统计分析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技术具有其独到的优势:首先,结构分解技术非常适宜考察行业之间的联系;其次,它可以对两个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对比分析,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特点,能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进行检验;最后,相比于其他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更便于考察各经济变量之间联系的阶段性特点。当然,论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数据的局限性。一是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世界投入产出表只有43个国家(地区),并未包含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二是社会经济帐户(SEAs)中缺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数据,因此在测算出口产品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出口总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的精确性,不过对更为重要的国内技术含量并未有影响。三是在测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时我们采用的是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指标,虽然劳动生产率指标明显优于前期学者们所使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但是理想的指标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或者选择其他更加科学的指标。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无法测算各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2)未对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价格缩减。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投入产出表存在行向平衡和列向平衡关系,进行价格缩减没有统一的适当的价格指数,如果对不同行业产品采用不同的价格指数,则会影响到投入产出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平衡关系。二是由于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分析和趋势分析,故虽未进行价格缩减,但对研究和测算结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偏差。
二、服务·零部件·设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服务·零部件·设备(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致谢 |
(2)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高铁效应及分类研究现状 |
1.2.2 宏观经济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1.2.3 中观经济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1.2.4 微观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1.2.5 卫星账户研究有关现状 |
1.2.6 研究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高铁与高铁经济 |
2.1.2 高铁经济效应与高铁经济宏观效应 |
2.1.3 卫星账户与高铁经济卫星账户 |
2.2 国民账户与卫星账户相关理论 |
2.2.1 国民账户基本理论 |
2.2.2 卫星账户理论 |
2.3 投入产出表的一般原理 |
2.3.1 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及平衡关系 |
2.3.2 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假定及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
2.3.3 投入产出系数及模型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识别及分类 |
3.1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生产范围的界定 |
3.1.1 SNA2008 的生产范围 |
3.1.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 |
3.2 高铁经济产业链与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分类 |
3.2.1 高铁经济产业链 |
3.2.2 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分类中有关高铁经济产业链的分类 |
3.3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 |
3.3.1 高铁经济产品的划分与分类 |
3.3.2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原则和路径 |
3.3.3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与行业小类 |
3.4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及特有产业分类 |
3.4.1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类 |
3.4.2 高铁经济特有产业分类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及核算框架的确定 |
4.1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的确定 |
4.1.1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作用机理分析 |
4.1.2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的确定 |
4.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框架构建 |
4.2.1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框架构建思路 |
4.2.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体系的基本框架 |
4.3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核算 |
4.3.1 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 |
4.3.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 |
4.3.3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核算 |
4.3.4 高铁经济进出口核算 |
4.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扩展核算 |
4.4.1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的作用 |
4.4.2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的范畴 |
4.4.3 常用的就业统计指标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表式 |
5.1 高铁经济相关产品部门分类 |
5.1.1 基于153 产品部门投入产出表分类 |
5.1.2 基于42 产品部门投入产出表 |
5.1.3 其他产品部门分类 |
5.2 高铁经济增加值表 |
5.2.1 生产法与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表 |
5.2.2 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表与增加值总表 |
5.3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5.3.1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 |
5.3.2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5.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核算表 |
5.4.1 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 |
5.4.2 高铁经济国际收支平衡表 |
5.4.3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表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表测算及分析 |
6.1 高铁经济比例的确定 |
6.1.1 高铁经济比例计算的理想方法 |
6.1.2 高铁经济比例计算的实际方法 |
6.1.3 产品部门高铁经济比例测算结果 |
6.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的建立及结果 |
6.2.1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建立方法 |
6.2.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结果 |
6.3 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6.3.1 生产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6.3.2 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6.3.3 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6.3.4 高铁经济增加值总表测算及分析 |
6.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总量指标测算 |
6.4.1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测算 |
6.4.2 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测算 |
6.4.3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总量测算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高铁经济产业关联及乘数效应测算与分析 |
7.1 高铁经济的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
7.1.1 后向联系(拉动作用)分析 |
7.1.2 前向联系(推动作用)分析 |
7.1.3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和感应度综合分析 |
7.2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乘数效应分析 |
7.2.1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产出乘数效应分析 |
7.2.2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收入乘数效应分析 |
7.2.3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就业乘数效应分析 |
7.2.4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增加值乘数效应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理论研究主要结论 |
8.1.2 实证研究主要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成果 |
致谢 |
(3)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投入产出法 |
1.4.3 回归分析法 |
1.5 创新点 |
1.5.1 研究内容的创新 |
1.5.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研究 |
2.1.2 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指标研究 |
2.1.3 制造业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
2.1.4 研究综述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全球价值链内涵发展 |
2.2.2 全球价值链分析维度 |
2.2.3 全球价值链分工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方法 |
3.1 总出口的全球价值链分解 |
3.2 垂直专业化率 |
3.3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 |
3.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3.3.2 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指数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分析 |
4.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4.1.1 多区域世界投入产出表 |
4.1.2 制造业分类 |
4.2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多维测度 |
4.2.1 中间品贸易维度 |
4.2.2 贸易增加值维度 |
4.2.3 垂直专业化维度 |
4.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指数 |
4.3.1 参与度分析 |
4.3.2 参与地位指数对比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制造业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
5.1 变量选择 |
5.1.1 制造业地位影响因素理论研究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5.2 模型设定 |
5.3 平稳性检验 |
5.4 协整检验 |
5.5 回归结果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国家层面 |
6.2.2 企业层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国家制造业出口的WWZ分解 |
附录B 细分制造业出口的WWZ分解 |
附录C 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国家分解 |
致谢 |
(4)M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物流系统仿真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生产物流优化研究现状 |
1.2.2 生产车间布局研究现状 |
1.2.3 生产物流系统仿真研究现状 |
1.2.4 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 |
1.3.2 创新点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理论综述 |
2.1 生产物流及物料搬运 |
2.1.1 生产物流 |
2.1.2 物料搬运 |
2.2 系统布置设计及搬运系统分析 |
2.2.1 系统布置设计 |
2.2.2 搬运系统分析 |
2.3 集合理论 |
2.3.1 集合的相关概念 |
2.3.2 集合的表示方法与运算 |
2.4 物流系统仿真 |
2.4.1 物流系统仿真的步骤 |
2.4.2 Flexsim仿真软件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M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物流系统现状分析 |
3.1 M公司概述 |
3.1.1 M公司简介 |
3.1.2 M公司总装车间概况 |
3.2 M公司总装车间布局现状 |
3.2.1 M公司总装车间整体布局 |
3.2.2 M公司总装车间各功能区布局 |
3.3 M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物流现状 |
3.3.1 总装车间生产工艺流程 |
3.3.2 总装车间生产物流流程 |
3.3.3 总装车间生产物流搬运路径 |
3.3.4 总装车间生产物流设备 |
3.4 M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物流存在的问题分析 |
3.4.1 生产物料搬运路线总距离过长 |
3.4.2 搬运工具利用率低 |
3.4.3 搬运路线交叉点过多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基于车间布局规划的生产物流系统优化方案设计 |
4.1 基于SLP的车间布局规划 |
4.1.1 作业区域划分与面积需求分析 |
4.1.2 作业区域间关系分析 |
4.1.3 车间布局规划方案的确定 |
4.2 生产物流系统优化方案设计 |
4.2.1 物料分类 |
4.2.2 物料移动分析 |
4.2.3 物料暂存区布置设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Flexsim的生产物流系统仿真分析 |
5.1 生产物流系统仿真模型的构建 |
5.1.1 建立仿真模型的目标 |
5.1.2 仿真模型构建 |
5.1.3 模型参数设置 |
5.1.4 运行仿真模型及结果输出 |
5.2 仿真结果分析 |
5.2.1 产品数量分析 |
5.2.2 物料搬运距离分析 |
5.2.3 搬运设备利用率分析 |
5.2.4 搬运路线交叉点分析 |
5.3 优化方案确定 |
5.3.1 综合分析 |
5.3.2 最终方案与原方案对比分析 |
5.3.3 车间生产物流管理对策建议 |
5.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5)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2 科创补贴政策促进珠三角九市科创及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
2.1 科创补贴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 |
2.2 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
2.3 科技创新补贴和政府投资基金之间的关系 |
2.4 本章小结 |
3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
3.1 样本的选择 |
3.2 分析维度的确定 |
3.3 定义分析单元与编码 |
3.4 信度与效度评估 |
3.5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频数统计和量化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4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 |
4.1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比例结构失衡 |
4.2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
4.3 项目补助方式有待改进 |
4.4 区域创新系统开放度有待提升 |
4.5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亟须强化 |
4.6 本章小结 |
5 科创补贴政策对珠三角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
5.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5.2 模型选择 |
5.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4 实证分析 |
5.5 主要结论 |
6 对策建议 |
6.1 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持力度 |
6.2 加强创新平台的有效建设 |
6.3 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机制 |
6.4 提高创新系统的开放性 |
6.5 提升科技创新补贴资金效能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致谢词 |
(6)V公司中央仓库的可拓系统布置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本文主要内容及结构安排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础知识概述 |
2.1 SLP概述 |
2.1.1 SLP基本原理 |
2.1.2 SLP具体实施步骤 |
2.2 可拓创新方法概述 |
2.2.1 解决不相容问题的可拓策略生成方法 |
2.2.2 解决对立问题的转换桥方法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V公司中央仓库基本情况及矛盾问题建模 |
3.1 V公司中央仓库简介 |
3.1.1 V公司中央仓库基本情况 |
3.1.2 V公司中央仓库的要素分析 |
3.1.3 V公司中央仓库的功能区划分及之间的相互关系 |
3.2 V公司中央仓库的不相容问题概述与建模 |
3.2.1 中央仓库RM进货量情况分析 |
3.2.2 不相容问题的确定与建模 |
3.3 V公司中央仓库的对立问题概述与建模 |
3.3.1 中央仓库的总面积和设施空间需求分析 |
3.3.2 对立问题的确定与建模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V公司中央仓库系统布置矛盾问题分析与变换 |
4.1 不相容问题的拓展分析与可拓变换 |
4.1.1 不相容问题的条件的拓展分析 |
4.1.2 实施可拓变换获得解决不相容问题的多种可拓策略 |
4.2 对立问题分析与转换桥的构造 |
4.2.1 对立问题的目标的蕴含分析 |
4.2.2 构造转换桥并获得多种可拓策略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V公司中央仓库系统布置可拓策略选优 |
5.1 综合可拓策略的确定与评价选优 |
5.2 V公司可拓系统布置的具体方案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可拓系统布置设计的一般方法与流程 |
6.1 一般方法 |
6.2 一般流程 |
6.3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7)风电产业创新政策有效性分析及调整时机识别(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标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2 文献综述 |
2.3 研究述评 |
2.4 政策作用路径分析 |
3 风电产业创新政策梳理与变量选择 |
3.1 风电企业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3.2 风电产业创新政策梳理 |
3.3 变量定义与测度 |
3.4 本章小结 |
4 风电产业创新政策有效性分析 |
4.1 回归模型构建 |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 风电产业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风电产业创新政策调整时机识别 |
5.1 VAR模型构建 |
5.2 风电产业创新政策调整时机识别 |
5.3 本章小结 |
6 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6.1 异质性分析 |
6.2 稳健性检验 |
6.3 内生性检验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A公司D零部件仓库货位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单目标货位优化模型研究 |
1.2.2 多目标货位优化模型研究 |
1.2.3 零部件仓库货位优化模型研究 |
1.2.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2 理论基础 |
2.1 货位优化相关理论 |
2.1.1 货位优化的概念 |
2.1.2 货位优化的原则 |
2.1.3 货物存储策略 |
2.2 货位优化基本模型 |
2.2.1 问题描述及假设条件 |
2.2.2 参数及变量设置 |
2.2.3 基本模型构建 |
2.3 遗传算法相关理论 |
2.3.1 遗传算法的基本原理及优点 |
2.3.2 遗传算法操作步骤 |
2.4 本章小结 |
3 A公司D零部件仓库运作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A公司D零部件仓库概况 |
3.2 D仓库零部件相关特性 |
3.2.1 零部件自身特性分析 |
3.2.2 零部件出库特性分析 |
3.3 A公司D零部件仓库运作现状 |
3.3.1 D仓库存储设施设备及布局现状 |
3.3.2 D仓库存储策略及货位分配现状 |
3.3.3 D仓库零部件出库拣货流程及拣货做功 |
3.3.4 D仓库零部件货损情况 |
3.4 A公司D零部件仓库运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3.4.1 部分货架稳定性差 |
3.4.2 拣货做功多 |
3.4.3 零部件货损成本高 |
3.5 本章小结 |
4 A公司D零部件仓库货位优化方案设计 |
4.1 D仓库零部件存储策略的选择 |
4.2 D仓库货架分区方案设计 |
4.2.1 分区标准的制定 |
4.2.2 各个区域面积的确定 |
4.2.3 仓库分区方案的制定 |
4.2.4 分区方案的选择 |
4.3 常温区货位优化模型的构建 |
4.3.1 常温区货位优化模型构建思路 |
4.3.2 问题描述 |
4.3.3 模型假设及参数设置 |
4.3.4 目标函数 |
4.3.5 约束条件 |
4.4 温控区货位优化模型的构建 |
4.5 本章小结 |
5 A公司D零部件仓库货位优化模型求解及效果分析 |
5.1 算法设计 |
5.2 模型求解 |
5.2.1 数据准备 |
5.2.2 求解结果 |
5.3 优化效果分析 |
5.3.1 货架稳定性优化效果分析 |
5.3.2 拣货做功优化效果分析 |
5.3.3 零部件货损成本优化效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总结与展望 |
6.1 总结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服务贸易限制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 |
1.2.2 服务贸易限制的影响 |
1.2.3 服务贸易限制对制造业的影响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论文结构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之处 |
1.4.3 不足之处 |
第2章 服务贸易限制的概述 |
2.1 服务贸易限制的来源 |
2.2 服务贸易限制的影响分析 |
2.2.1 外国直接投资准入限制 |
2.2.2 专业服务的资格认证 |
第3章 服务贸易限制对制造业影响的理论分析 |
3.1 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 |
3.2 服务贸易限制对制造业影响机制的说明 |
3.3 相关模型介绍 |
3.3.1 偏好假设 |
3.3.2 生产假设 |
3.3.3 结论 |
第4章 服务贸易限制指标的构建 |
4.1 STRI指标的构建 |
4.1.1 基本的评分结构 |
4.1.2 五个政策领域的评分标准 |
4.1.3 加权计算 |
4.2 RI指标的构建 |
4.2.1 权重的决定 |
4.2.2 投入产出与服务贸易限制程度的对应关系 |
第5章 服务贸易限制的国际比较分析 |
5.1 STRI分行业的国际比较分析 |
5.1.1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专业服务的限制程度比较 |
5.1.2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电信服务的限制程度比较 |
5.1.3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邮政服务的限制程度比较 |
5.1.4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航空运输服务的限制程度比较 |
5.1.5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分销服务的限制程度比较 |
5.1.6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金融服务的限制程度比较 |
5.1.7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计算机服务的限制程度比较 |
5.1.8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建造服务的限制程度比较 |
5.1.9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视听服务的限制程度比较 |
5.2 RI指标的国际比较分析 |
5.2.1 RI综合指数分析 |
5.2.2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RI国际比较分析 |
第6章 实证分析 |
6.1 模型介绍及方法介绍 |
6.2 数据来源 |
6.3 STRI实证结果分析 |
6.3.1 STRI对资本品出口的实证结果分析 |
6.3.2 STRI对中间品出口的实证结果分析 |
6.3.3 STRI对消费品出口的实证结果分析 |
6.4 RI实证结果分析 |
6.4.1 RI对资本品出口的实证结果分析 |
6.4.2 RI对中间品出口的实证结果分析 |
6.4.3 RI对消费品出口的实证结果分析 |
第7章 结论和建议 |
7.1 结论 |
7.2 建议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关于垂直专业化的研究 |
1.3.2 关于贸易增加值的研究 |
1.3.3 关于GVC地位指数和GVC参与度的研究 |
1.3.4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品技术含量的研究 |
1.4 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 |
2.1.2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出口和进口 |
2.1.3 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2.2.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来源和定义 |
2.2.2 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驱动理论 |
2.2.3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理论 |
2.3 产业关联与世界投入产出表 |
2.3.1 产业关联的相关概念 |
2.3.2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 |
2.3.3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指标 |
2.3.4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优点 |
第3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 |
3.1 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3.1.1 制造业整体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3.1.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3.1.3 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3.1.4 小结 |
3.2 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3.2.1 制造业整体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3.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3.2.3 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3.2.4 小结 |
3.3 本章结论 |
第4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 |
4.1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4.1.1 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的理论进展 |
4.1.2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4.2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4.2.1 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4.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4.2.3 小结 |
4.3 中国制造业进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4.3.1 制造业整体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4.3.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4.3.3 小结 |
4.4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对比分析 |
4.4.1 海关统计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4.4.2 贸易增加值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4.4.3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进出口差额的对比分析 |
4.4.4 小结 |
4.5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4.5.1 结构分解分析(SDA)概述 |
4.5.2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4.5.3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4.5.4 小结 |
4.6 本章结论 |
第5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 |
5.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5.1.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种类及涵义 |
5.1.2 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5.2 中国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5.2.1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5.2.2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5.2.3 小结 |
5.3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5.3.1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5.3.2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5.3.3 小结 |
5.4 本章结论 |
第6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 |
6.1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方法 |
6.1.1 出口产品包含的总技术含量 |
6.1.2 出口产品包含的国内技术含量 |
6.1.3 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 |
6.2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及分析 |
6.2.1 制造业整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6.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6.2.3 小结 |
6.3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6.3.1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6.3.2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6.3.3 小结 |
6.4 本章结论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
7.1.1 主要结论 |
7.1.2 政策含义 |
7.2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
7.2.1 研究局限及不足之处 |
7.2.2 未来研究方向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四、服务·零部件·设备(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D]. 冒小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关蕾.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4]M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物流系统仿真与优化研究[D]. 李保元. 河北工程大学, 2020(04)
- [5]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D]. 谭秀娟. 暨南大学, 2020(05)
- [6]V公司中央仓库的可拓系统布置设计研究[D]. 冯思远. 广东工业大学, 2020(02)
- [7]风电产业创新政策有效性分析及调整时机识别[D]. 蒋子浩.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8]A公司D零部件仓库货位优化研究[D]. 张静溶.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9]服务贸易限制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D]. 张宏伟.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10]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D]. 田孟.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