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培育（论文文献综述）
杜娟[1]（2021）在《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并购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逐步由绿地投资向外资并购为主转变。在外资并购中,无论是对于我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驰名商标均体现出巨大的价值及多元的功能,存在加强乃是特别的保护需求。我国企业引进外资的目的与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目的往往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或是经营管理经验;外国投资者则是希望并购能够进一步帮助其拓展中国市场和销售渠道,或利用中国市场的成本优势拓展产能、延展产品生产线。如何在双方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首先,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是动态的。在早期的外资并购中,由于国内企业对驰名商标潜在价值认识不足,涉及的驰名商标价值未得到公正评估、驰名商标被外方无偿使用、驰名商标受到外方排挤退出市场,以及驰名商标归属权丧失,成为了外资并购中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的主要情形。在经历了早期驰名商标流失的阵痛之后,我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保护自身驰名商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保护更主要集中于企业进行外资并购的准备阶段。在外资并购协议的签订阶段,如何科学设置我方驰名商标保护的有关条款至关重要。此外,在科学有效的并购协议签订之后,一旦外资企业不执行并购协议,合资企业经营运转不佳,最后致使我国驰名商标流失,是近年来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新生情形。其次,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宏观政策层面来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政策对指导我国引进与利用外资、规范与管理外资的产业方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外商投资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第二,无论是我国国内的反垄断法还是有关规制外商投资的立法,均有不足之处。就反垄断法而言,一方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仍待完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商务部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的理由之中,亦未提及避免我国驰名商标流失这一因素。就外资立法而言,《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明确了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十三条涉及在外资并购中的经营者集中问题,第三十五条正式引入了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均是概括性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跟进规则,距离保证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实施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三,就我国目前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而言,存在着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的规制不足。第四,从企业层面来说,在商定并购协议条款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缺乏确立专门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或是附件的意识。同时,我国企业存在未能通过尽职调查识别恶意收购,以及忽视对于己方驰名商标价值评估的情况。而跨国公司则往往通过低估中方商标价值,冷藏、淘汰或是淡化中方企业拥有的驰名商标,以及限制开发和独享的方式,削弱我国企业驰名商标的市场竞争力,致使这些驰名商标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被市场规则淘汰”。如果一份并购协议的条款可能致使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那么至少从知识产权资源保护的视角来看,企业双方的利益未能达到平衡,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的利益处于失衡状态。再次,鉴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表现与成因的复杂性,在解决该问题时需遵循以下导向。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保护自然有其重要性,在外资并购发展中驰名商标不断流失的情形下,更有着紧迫性。然而,这种保护也需有适度性。外资并购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为,企业自身的事务应当由企业自身决定。但是,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不仅关乎我国企业自身利益,还会影响国家产业安全利益,甚至是消费者的利益。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流失,将会致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利益失衡的情形。因此,为了实现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我国企业在进行外资并购时,应当充分调查外国投资者的并购动机,找寻相对公平正义内涵。一方面,利益与公平、正义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对于驰名商标如果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将会有助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在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中,无论是我国的国内法,还是我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都应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最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建议。第一,尽管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控制规则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外资企业合并控制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巴西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在高露洁棕榄收购巴西科里诺斯一案中的审查决定,以及南非竞争法庭在雀巢收购辉瑞一案中的相关裁决,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二,明确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例如,反垄断审查应当明确,外资企业完成外资并购,是否会在获得我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带来负面效应。第三,建立一个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负责维护、再到多部法律和产业政策法规共同作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的整体合力。第四,从外资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仍有细化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外资立法应当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外资立法宜引导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明确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第五,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合作战略上宜有所区别。完善我国已经签署或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条约,加强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行为的规制。第六,我国企业应当科学设置外资并购协议中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完善外资并购协议中关于驰名商标利用和保护的规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正确分析外国投资者选择我国企业作为并购目标的真实目的,理性评价外国投资者;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综合采用多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以求最终确定的评估价值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被评估的驰名商标的真实投资价值。
聂世坤[2]（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周崇阳[3]（2021）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开展的一系列直接投资行为,为中国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带来了可能。但是,现有研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的前因和机制的探讨仍然存在许多欠缺。因此,基于知识溢出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理论,本文试图发展出一个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的综合研究框架,深入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的前因和机制,及其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本研究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数据,本文考察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同群效应,即同群企业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并提炼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两种模仿行为:基于学习的模仿与利润驱动的模仿。并且,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网络放大了这两种模仿行为对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研究。本文利用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相匹配的区域数据,依据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技术水平将东道国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两大类,并且将中国和东道国的技术差距划分为客观技术差距和期望技术差距两类,研究了不同情形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升级的影响研究。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及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文化、经济距离对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本文从理论框架、计量模型以及研究视角等方面对已有研究做出了补充和拓展,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同群效应,同群企业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存在重大影响。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网络会放大基于学习的模仿与利润驱动的模仿对对外投资的影响。（2）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着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但是知识溢出效应的强弱取决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客观技术差距和期望技术差距。投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引致的逆向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具有积极而重大的影响,而投向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具有不利的影响。直接投资引起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与国内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客观和期望技术差距。客观技术差距越大、期望技术差距越小,逆向知识溢出的积极作用越显着。（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地的知识溢出效应取决于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文化与经济距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在与中国制度、经济距离更近的一带一路国家更强。文化距离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具体地,中低文化距离时,知识溢出效应随文化距离的增加而加强;高文化距离时,知识溢出效应随文化距离的增加而削弱。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补充了现有文献中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知识溢出效应前因和机制的研究,并且建立了一个综合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框架。本文也为跨国公司管理者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政策制定者引导企业海外投资、提升全球价值链劳动分工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邵冰[4]（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马楚莹[5]（2020）在《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诉求与优化》文中研究表明回顾前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演变历史,抵免制度主要蕴含了三个制度逻辑:设立逻辑是吸引外资;核心逻辑是维护国家税收管辖权,保障税基;例外逻辑是发挥产业导向性。随着中国进入以转换增长动力为目标、以经济下行为特征的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诉求出现了新的变化,引发了关于适用抵免法或是免税法的争议。探究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诉求,从外部挑战来看,以美国为典型的国际属地税制改革趋势削弱了中国税制的竞争力,不利于中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并压抑了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从内部需求来看,一方面企业跨境经营的目标要求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积极减轻企业境外税收负担,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另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价值导向要求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警惕过度对外投资,同时加强对外资尤其是高新技术外资的吸引力。由于抵免法和免税法都有适应或者不适应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征税制度诉求的部分,因此,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征税制度的优化方案是实行混合征税制,在不同领域适用不同制度,共同发挥抵免法和免税法的优势。具体来说,在高新科技领域试点参股免税制度;在其他领域继续坚持和优化限额抵免制度,尤其需要尽快建立综合抵免制度的配套规则。
严婷[6]（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世界经贸投资的深入发展,形成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以及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也是促进未来全球化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各国跨国部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分工地位不同,经济收益难以直接体现,加剧了各国对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是否获益的质疑。有不少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是造成母国制造业萎缩及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也是加剧母国“中产阶级衰落”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而助推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引发了部分国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及产业链的国内化趋势。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收入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上的迅猛提升,涵盖的行业和区位范围与日俱增,存量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9388.70亿美元,增长超50倍,列世界第三位。未来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际贸易环境的紧张趋势,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抓手,对国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2上升到2008年的最大值0.491,2015年的最小值0.462,再上升为2018年的0.468,均超过国际标准的警戒线0.4,仍然属于较高不平等的国家。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有必要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趋势。现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主要聚焦在动机、制约因素及对东道国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国内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工业行业内层面,主要分析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企业员工工资产生影响。鲜少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以及国内愈加重视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现实背景,分别从影响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经验数据与实证分析得到的短期影响以及长期影响趋势是什么?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差异是什么?第三,未来如何引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优化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基于上述的背景和问题,本文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作为指导性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会引起母国要素收入的重新分配。根据“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异质性,拓展“Mincer收入模型”的形式,结合“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模型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本文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表现为通过“生产要素需求创造”与“生产要素需求替代”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产生的间接效应,并且长期影响呈现为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在经验与实证研究中,本文对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跨国、跨行业的投资存量数据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存在性。基于中国2003-2018年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的基尼系数数据检验了两者的因果关系。采用2003-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及“FDI Market”和“Dealogic”数据库12623家中国企业具体项目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别进行了跨时期、分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分东道国投资动机的实证检验。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但是目前缩小的效应仍然小于扩大的效应,即当前阶段仍然处于“倒U型”影响的左端。其中,向量自回归模型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会扩大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脉冲相应函数图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的趋势。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为先扩大后缩小。此外,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则扩大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交互作用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考虑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异质性影响,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的影响。结果同样显示:总体上,中国各地区对外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并且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扩大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扩大作用具有滞后性。以2008年为分界点,跨时期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随着时间的增长逐渐加强。以对外投资的动机进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分类,对不同东道国投资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当前总体上缩小的影响仍然小于扩大的影响。而对于制度优惠型经济体与资源丰裕类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扩大了中国地区内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行业异质性影响方面,将2003-2017年12623家中国对外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按照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商务部的分类标准进行行业匹配。34个全行业面板数据的GMM方法结果表明:中国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34个细分行业中,有24个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处于扩大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阶段。投资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整体上扩大了国内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影响。并且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明显的缩小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改变母国生产要素的需求和要素报酬,以及通过对母国“生产率效应”及”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同影响机制的影响方向依赖于对外投资行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基于改善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要积极引导从行业与区位布局上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特别是要审慎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外移问题及扩大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负向影响。
李天惠[7]（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胡云莉[8]（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林明灯[9]（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提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李丹[10]（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一项常用路径。2002年,中国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DI）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历经了再一次飞跃。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路径及所展现出的新特点,对逆向技术溢出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分别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的机理、影响因素及其性质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结合逆向技术溢出发生的过程,总结出了逆向技术具有的一些特征,并指出技术的经济外部性是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从理论机制层面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联系,主要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异质性分析与投资模式异质性分析。在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特征实际的基础上,分析了每个发展阶段逆向技术溢出的情况。其次,本文的实证研究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两方面入手,分别基于宏观加总数据和微观企业个体数据构建相应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投资主体异质性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分析。借鉴国际上的经典技术溢出的思想及其相关理论,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构建了本文宏观层面的研究模型,进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外国技术资本溢出之间的关系,检验了2003～2017年以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总体回归结果表明:2003～2017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溢出的研发资本显着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中国总产值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显着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现阶段中国进口贸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技术水平提升意义上的。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作用主要来自技术水平变化意义上的逆向溢出效应。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理区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地区差异,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实证结论有同有异。进一步地,本文在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在不同的行业大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并不相同,对于一些非技术密集行业,并没有显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对于研发密集型的行业,则更容易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区分了投资主体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进行分析。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创新水平上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其次,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实证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已经显现,且在地域、行业、企业所有制方面显示了异质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中国企业应多选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第二,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共同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第三,中国政府应注重人才培养,加大对国内教育的资源与经费投入,以明显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第四,因地制宜实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等。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培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培育（论文提纲范文）
（1）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预期创新与难点 |
| (一)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点、难点 |
| 四、论文框架等内容 |
| 第一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提出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价值巨大且功能多元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经济价值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特殊功能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 |
| (一)早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二)近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第二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影响 |
| 二、国内执法不力及法律规制不足 |
| (一)反垄断执法不力 |
| (二)外商投资法律中相关规制不足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 |
| 四、企业层面原因 |
| (一)并购协议中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设置不足 |
| (二)外资并购中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利益失衡 |
| (三)外国投资者实施商标策略削弱驰名商标市场竞争力 |
| (四)我国企业对驰名商标保护意识不足及保护手段不力 |
| 第三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导向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适度性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利益平衡的实现 |
| 三、外资并购中商标权保护的基本逻辑 |
| (一)并购准备阶段 |
| (二)并购执行阶段 |
| (三)并购整合阶段 |
| 第四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路径 |
| 一、域外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一)美国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欧盟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三)其他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反垄断法和外资立法层面 |
| (一)反垄断立法的完善与执法的加强 |
| (二)外商投资立法的完善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的再平衡 |
| 四、企业层面 |
| (一)外资并购协议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科学设置 |
| (二)我国企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 |
| (三)我国企业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知识溢出理论 |
| 2.1.2 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2.1.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知识溢出相关研究 |
| 2.2.2 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与知识溢出相关研究 |
| 2.2.3 全球价值链中的知识溢出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对外直接投资同群效应研究 |
| 3.1 理论与假设 |
| 3.1.1 OFDI中的同群效应 |
| 3.1.2 政策不确定性 |
| 3.1.3 出口网络 |
| 3.2 实证研究设计 |
| 3.2.1 数据 |
| 3.2.2 变量 |
| 3.2.3 方法 |
| 3.3 实证结果 |
| 3.4 稳健性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
| 4.1 理论与假设 |
| 4.1.1 OFDI与逆向知识溢出 |
| 4.1.2 技术差距的影响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 |
| 4.2.2 变量 |
| 4.2.3 模型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客观技术差距 |
| 4.3.2 期望技术差距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技术升级 |
| 5.1 理论与假设 |
| 5.1.1 “一带一路”倡议 |
| 5.1.2 对外直接投资与知识溢出 |
| 5.1.3 距离与FDI知识溢出效应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和变量 |
| 5.2.2 方法 |
| 5.3 实证研究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项目经历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诉求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前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内容与逻辑 |
| 第一节 境外所得征税制度的一般理论 |
| 第二节 前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内容 |
| 一、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演进 |
| 二、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内容 |
| 第三节 前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逻辑 |
| 一、创立逻辑:吸引外资 |
| 二、核心逻辑:维护国家税收管辖权,保障税基 |
| 三、特殊逻辑:发挥产业导向性 |
| 第二章 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诉求 |
| 第一节 攻关期国际属地税制改革趋势引发的外部挑战 |
| 一、以美国为典型的属地税制国际改革趋向 |
| 二、美国属地税制改革的动因分析 |
| 三、美国属地税制改革对中国抵免税制的挑战 |
| 第二节 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内部需求 |
| 一、攻关期中国企业跨境经营的税制诉求 |
| 二、攻关期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税制诉求 |
| 第三节 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诉求的竞合分析 |
| 一、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诉求的一致性 |
| 二、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诉求的矛盾性 |
| 第三章 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优化 |
| 第一节 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制度的调整 |
| 一、优化抵免程序的部分内容 |
| 二、优化抵免实体的重要内容 |
| 第二节 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优化方案 |
| 一、抵免法与攻关期税制诉求的适应情况 |
| 二、免税法与攻关期税制诉求的适应情况 |
| 三、攻关期中国抵免税制的优化方案:实行混合征税制 |
| 第三节 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优化路径 |
| 一、实行参股免税制度:试点高新技术企业 |
| 二、其他领域继续坚持并优化限额抵免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及评价 |
| 2.1 基本概念界定与测算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收入分配差距的内涵与度量 |
| 2.1.3 收入分配差距指标体系的选取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收入分配的理论综述 |
| 2.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3 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
| 2.2.4 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规律 |
| 2.2.5 理论评述 |
| 2.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综述 |
| 2.3.1 生产要素流动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2 行业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3 区位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 |
| 3.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效应 |
| 3.1.1 生产扩张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创造效应” |
| 3.1.2 产业外移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替代效应” |
| 3.1.3 生产要素需求变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 3.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间接效应 |
| 3.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 |
| 3.2.2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
| 3.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理论模型 |
| 3.3.1 罗默两部门模型与要素投入结构 |
| 3.3.2 特定要素模型与要素收入变化 |
| 3.3.3 明瑟收入模型与模仿和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事实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 |
| 4.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4.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 |
| 4.2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2.1 中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 |
| 4.2.2 中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3 中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4 中国与其他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效应的存在性分析 |
| 5.1.1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灰色关联度 |
| 5.1.2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比较 |
| 5.2 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体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
| 5.2.1 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模型构建 |
| 5.2.2 向量自回归模型与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误差修正模型与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6.1 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1.1 动态面板实证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3 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跨时期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 东道国区位异质性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2.1 分投资动机的东道国分类 |
| 6.2.2 实证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7.1 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数据比较 |
| 7.2 行业异质性外直接投资影响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7.2.1 分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 |
| 7.2.2 面板模型设计 |
| 7.2.3 数据处理与计量方法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 二、国家利益 |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 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基本论点 |
| 二、政策启示 |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 |
| (三)国家利益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与OFDI |
| 二、OFDI的分类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一、经济学视野 |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 |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政经互动的一般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
| 一、OFDI与母国经济 |
| 二、OFDI与经济全球化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 |
| 一、OFDI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二、OFDI与地缘政治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与外交策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一、平稳安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OFDI |
| 二、政治冲突对OFDI产生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日本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从国家利益角度回顾日本OFDI的历史变迁 |
| 一、经济效益优先,OFDI促进日本复苏为经济大国 |
| 二、谋求政治大国,外交战略转型与对外投资调整:OFDI的停滞和调整阶段(1991-1999) |
| 三、OFDI新时期:OFDI的新衰退和恢复发展阶段(2000-至今) |
| 第二节 日本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 “美日同盟”与日本OFDI |
| 二、中日关系曲折中的OFDI波动 |
| 三、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投资 |
| 四、重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东南亚直接投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中国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OFDI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OFDI的规模发展 |
| 二、中国OFDI主要行业现状 |
| 三、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 |
| 四、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 |
| 二、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中国OFDI |
| 三、外交活动影响中国OFDI |
| 四、国际政治环境与OFDI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OFDI格局的政治考量 |
| 一、投资周边:通过经济外交,稳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安全 |
| 二、投资欧美:强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投资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当前中国OFDI面临的新挑战 |
| 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阻碍增多 |
| 二、多边投资框架仍未有效建立 |
| 三、OFDI回报率逐年下降 |
| 四、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OFDI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背景及战略意义 |
| 一、产生背景 |
| 二、战略意义 |
| 三、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现状 |
| 一、“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发展与现状 |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外交 |
| 第三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外交的重要支撑 |
| 一、亚投行成立背景 |
| 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投资外交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以OFDI带动经济外交,进而促进全面外交,服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 (二)围绕外交总体布局,主动完善经济外交,促进OFDI,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溢出与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2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干中学”与技术的溢出 |
| 2.2.2 知识的外部性 |
| 2.2.3 人力资本溢出 |
| 2.3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1 微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2 中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3 宏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的相关文献 |
| 2.4.1 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文献综述 |
| 2.4.2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的文献综述 |
| 2.4.3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4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模型及变量选取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3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
| 3.1 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过程 |
| 3.1.1 技术在海外的溢出过程 |
| 3.1.2 技术的逆向转移过程 |
| 3.1.3 技术在投资母国国家层面的溢出过程 |
| 3.2 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
| 3.2.1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企业层面 |
| 3.2.2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产业层面 |
| 3.2.3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国家层面 |
| 3.3 逆向技术溢出的特征分析 |
| 3.3.1 逆向技术溢出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相关性 |
| 3.3.2 逆向技术溢出的不确定性 |
| 3.3.3 逆向技术溢出的外部性 |
| 3.4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分析——母国视角与东道国视角 |
| 3.4.1 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方面的因素 |
| 3.4.2 对外投资东道国的择取条件 |
| 3.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及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1 不同投资主体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2 不同投资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特征分析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 |
| 4.1.2 调整发展阶段 |
| 4.1.3 高速发展阶段 |
| 4.1.4 稳健发展阶段 |
| 4.2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征 |
| 4.2.1 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海外投资案例大幅增加 |
| 4.2.2 “一带一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
| 4.2.3 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占比不断提升 |
| 4.2.4 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宏观数据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1.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模型构建 |
| 5.1.2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构建 |
| 5.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2.1 样本的选取 |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项情况 |
| 5.3.1 2002～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环比变化情况 |
| 5.3.2 2002～2017年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5.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总体分析 |
| 5.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实证分析 |
| 5.5.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企业数据 |
| 6.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2.1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3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析 |
| 6.4.2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培育（论文参考文献）
- [1]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D]. 杜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
- [3]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D]. 周崇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6)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5]攻关期中国企业境外所得抵免税制的诉求与优化[D]. 马楚莹.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D]. 严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8]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9]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李丹.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